政治局常委们的处长生涯朱镕基之子又说大实话：经济增长只有一驾马车精彩！朱镕基召开民主生活会实录李克强喊话地方政府负责人：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李克强人生路上的7个引路人李克强回忆读博生涯

（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七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李诚、龚祥瑞、马石江、季羡林、王照华、萧灼基、厉以宁……国学大师李诚的得意弟子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著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时，全国所有的学校已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也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古典文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开读书目录。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李克强也离家到农村插队。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艰苦的劳动生活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他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并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恢复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比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也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其实，做学生工作，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学生时，李克强就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李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必须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铛铛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终身难忘“马、季”两师当时，李克强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的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1979年暑假，北京大学学生干部在北戴河参加活动，左二为李克强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他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鸡群，显得“另类”。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不过，李克强本人似乎并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列席了团十一大。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很快，“希望工程”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强亲自督办的。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有人说，李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著。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李克强得到全面历练的“50后”稳健务实1998年6月，李克强调往中原，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接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时年44岁。李克强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2002年，又出任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12月底，中央宣布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于是，他拥有一份丰富而完整的履历――从北大法律系求学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并进入共青团系统，再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地方大员，仕途可谓“平顺”。对李克强来说，由中央到地方，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不仅完善了履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挑战前接受全面的历练，可以帮助他更有信心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200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李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李克强告别辽宁进入北京中南海，去为整个中国谋略施政。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李克强等4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是副总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其他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李克强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很明显，他是中国政治领军人物之一。出身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李克强，也成为近年涌现出的人文社科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也正好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念的转向相契合。2003年8月8日，李克强任河南省委书记时与河南新乡农民聊天。

李克强（后排右一）和北大老师同学合影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参加会议的态度很认真，不论大会小会，他总是准时参加，而且正襟危坐。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忆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显然是不愿意让看似零散的时间闲置。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执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之见；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不注重所谓的体面与尊严，是北大的许多先生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由这种精神修养成为一种性情，就有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风范。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不严，相反，正基于此，先生要求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要懂得知识的分量，所求的应是真才实学，而不应是其他，或是虚幻的光环之类。李克强（后排中）和湖北村民合影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北大能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执教已属幸事。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向学生讲授知识，而且和学生们一起去用心体会真知的含义。从而使这座古老的学府可以保持其动人的风采。作为一座学府，可珍贵之处并不在于外在的华美，甚至不在于对知识财富的占有，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一种可以永久延续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会因知识更替而中断，因为它具有超越的价值，具有再造知识财富的能力。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并非是自然界独有的道理，海之所以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去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聪明才智，能不创造出辉煌吗？北大的百年史是辉煌的，又是时生波澜的。但总有许多北大的先生们既置身其中，始终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又不失学者的心态，潜心探索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未知。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座古老学府的精神与血脉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