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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文章《全球化已死,持有消费股》,有读者留言,美国式全球化正在死亡,中国式全球化正在路上,所以才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主张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美国式全球化和中国式全球化,最大差别在哪里?我认为,在于态度。美国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倡导的全球化看似公平,暗藏霸道。做生意同时,还要充满使命感和自豪感地不断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希望把全世界都变成和自己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唯我正确,和我不一样的,全错。这种骨子里的傲慢,怎么可能给其他国家带去真正的独立、自由、平等,又如何让人家心悦诚服?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的方式,本就违背了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本身。即,手段和目的背离。中国式全球化,是只做生意,无问西东。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谋求改变任何国家的制度,支持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甚至不同信仰的国家,开展平等、相互尊重的交流互鉴。这让我想到《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正好映衬这一变化。以下为原文摘录——1、天下大势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如果用不同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混合而成的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更愿意骑在马上。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这就是伊斯兰。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可见,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三大代表。总体上说,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2、历史谜团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也叫“两河文明”。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印度河)、克里特(爱琴海)、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前途则未可限量。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因为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因为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甚至混血;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甚至整容。但,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不但老早就有,且基本不变。家国一体,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文化心理,要么始终如一,要么万变不离其宗。3、伊斯兰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阿拉伯帝国被蒙古灭亡后,伊斯兰文明并没有因此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因为信仰。是这样吗?可能是。所有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使者。正是这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但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已属不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做到了,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唯一。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犹太人的文明,也几乎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世界。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是的,本义。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中华帝国收缩内敛,印度佛教远走他乡,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是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火炬,承担起联接东西方的责任,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4、西方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也因信仰吗?否。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现代西方文明中,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自由。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具体某种宗教信仰,而是信仰的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为什么?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后被重新发现的。一般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建立并实行呢?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死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价值。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但,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则大错特错。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从心理学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从文明史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得别人自己来做,这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在穆斯林看来,真主的至仁至慈不也理应放之四海而皆准吗?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那叫什么?共同价值。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理想和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七千年文明史中,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可谓“共同追求,各自实现”。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5、中华达成人类共识,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有点难。为什么难?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重要吗?非常重要。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要有信仰?从根本上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真神”和“最后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最容易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西方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然而我们没有。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之所相信,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就连老子的道,周易的易,也一样。所以《周易》和《老子》,可以用来搞政治、办企业、买房子、炒股票。难道上帝或安拉也管这些?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原命题与逆否命题等价)。信不信,只看灵不灵。所以汉民族的“信”,从来就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太上老君,甚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被一视同仁请进神龛行礼如仪,只不过得各司其职。考大学,拜文昌;生孩子,求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这,也好意思叫“信仰”?只能叫“崇拜”。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其他民族由宗教和信仰来发生和维系的,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靠什么?方式。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涵盖诸多方面,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最后这条,也许至关重要。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都靠血缘和泛血缘维系。这叫“以人为本”。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不会有宗教和信仰,且不需要宗教和信仰。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6、关键时刻文明是液态的,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格格不入,如何是好?退让?那我的还能叫使命和信仰吗?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还有利益驱动。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现存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可见,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辛亥革命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显然,倒退没有出路,唯一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还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PS:不断有人问《易中天中华史》买哪个版本好,全套刚出版才一年,也就浙江文艺出版社这一个版本,没得选。全套24本,正版书打完折也要大几百,不便宜,不怕伤眼睛,电脑上看免费的电子版,或去喜马拉雅、微信听书等APP听书。实在想看纸质版,又不想花大几百,可以上拼多多上买那啥,质量也不错,才一百多,比如下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