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社科大师”，同时还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研究现代翻译史，不该漏了施先生。施先生的文学翻译起步虽然比他的好友戴望舒晚，但他在1927年夏天就翻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次年，他又开始对英美意象派诗和法国象征派诗产生浓厚兴趣，尝试翻译，但他自认法文不好，法文诗不敢从原作直译。施先生最早出版的译著就是《蓓尔达·迦兰夫人》，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局初版，书名却被出版社改作“非常庸俗”（施先生语）的《多情的寡妇》。尽管如此，施先生是向国人引进显尼志勒的先行者，却是肯定的。四个月后，他翻译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选》又由上海光华书局推出。施先生把薄伽丘译为濮卡屈，自己则署名柳安。这应该是《十日谈》这部世界名著较早的中译选本。施先生的文学翻译生涯就这样通过薄伽丘和显尼志勒两位大作家正式揭开了序幕。人们早已熟悉施先生的一个生动的比喻，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喻为开了四扇窗，即东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南窗新文学创作，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以及北窗金石碑帖研究，每扇窗都开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那么，四窗的说法到底起于何时？日前从友人处得知，施先生1945年1月3日在赣南《正气日报·文艺专刊》“新年特刊”上发表《岁首文学展望》一文，开头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