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初夏时节，独坐书房，心潮翻腾，为什么一个历时267年的大帝国那么经不起风浪？自问自答，无遮无拦，只求自己信服。录下要点，公诸同好。（一）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问：百年前的辛亥，够热闹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的黄花岗烈士的壮举以后，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不愧为历史大转折。袁：胜利者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性，喜欢夸大自己的功绩。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书写的历史，水分太多，不足凭信。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当然值得敬佩；为反对专制制度献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历史进程看，辛亥革命，黄花岗起义，作用都被夸大了。应该如实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该刊主编杜亚泉用高劳的笔名发表的《革命战争记》，对刚刚发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较全面：“当时下有鼓吹革命之党人，而上复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宪其名，专制其实；商路则收归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代表则递解回籍；内阁则专任亲贵。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灾，饥民遍地；天时人事，相逼而来。宜乎广州之变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继于后。……殆武汉事发，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翘然高举于禹域之内矣！”（高劳：《革命战争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至于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据一些学者研究，所谓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规模不大的军事袭击，一共用去57.98万元（当时它的财务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币计算）。其中黄花岗起义从1910年10月12日开始筹备，历时7个月，所用资金连善后费用2万元，共达23万元，占十次革命总费用的40%。（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第252～253页，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这次起义，参加者170人，殉难86人。人数仅次于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战死百余人，被捕14人）；但这次死难的烈士很多是留学生和同盟会的中坚。而就后果来看，这个事件对清政府和社会的震动都不大。两广总督张鸣岐接连洋洋得意向朝廷报告：“此股乱匪歼灭殆尽，城内外商民始终均未受扰，地方一律安谧”；“粤垣乱党一律肃清，人心大定，佛山、顺德股匪均已击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不宜简单地说黄花岗起义催生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第一道是认识关。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的三条路径吧：“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杆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该行立宪政体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简明扼要，切实可行。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宪法大纲》，《光绪朝东华录》总597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版。）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第二关，看行动。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个省的谘议局成立（新疆省延期开办），同时开议，尽管仍是咨询性的机构，但它是选举产生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开端。翌年9月23日，钦选、民选议员各98人的全国性的资政院正式成立。民选议员是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产生的。这些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省以下要成立议事会。这方面也有不少进展。第三关，关键时刻的行动。渐进的改革当然重要。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关键时刻要敢于飞跃。这个时光的决策往往决定政权的生死存亡。政治体制改革聚焦在两个主要环节上：官制改革，组建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取代原有的很不完备和运转不灵的腐朽官僚机构。2.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建立议会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官制改革从1906年开始，就讨论得很热闹，大家翘首以望。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的信心。十天后（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等于一盆冷水泼下来！看看历史背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凸显。按照清朝体制，各部设满汉尚书各一员。1906年11月6日宣布实行新官制，11个部的尚书，实际是汉族4人，蒙古1人，满族6人。满汉比例为六比四。而历时五年，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满汉比例变为八比四，不进反退！对于这样的倒行逆施，民间团体和社会精英们竭力设法挽救，希望朝廷回心转意。“辛亥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五月，谘议局联合会复上书请愿，以内阁宜实负责任，总理宜不任懿亲，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呈由都察院代奏，不报。……六月，饬改订资政院院章。是月，谘议局联合会复请另行组织内阁，朝旨以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斥之。”（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东方杂志》第九卷七号。）两次上书被斥为越权。政权开放，拓宽公民参政的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500万满族继续霸占政权，意味着四亿汉族参政路径非常狭窄。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落空了，特别是稳健的社会精英——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绝望了，迫使他们走上与革命力量携手共进的道路，中国从此多事矣！问：难怪武昌起义与半年前的黄花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国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社会精英——知识阶层和士绅早就被激怒了。知识阶层和士绅企盼政治体制改革，集中表现在1910年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的各地请开国会运动。1910年在各省谘议局代表先后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后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联合会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1月16日，第一次请愿。6月16日第二次请愿，由不同团体分别递交了十份请愿书，签名人数高达三十万人。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请愿进入高潮，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为代表送行。而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羲、湖广总督瑞澂联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之意见；并于10月25日由15位督抚、将军联名上奏，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1911年）开设国会。其他督抚也纷纷上奏理出同样的要求。10月3日正式开会的资政院，也于10月22日议决上奏，请速开国会。在朝野各方结合的巨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于11月4日下诏宣布着手组织内阁、编订宪法，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在清政府看来，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与立宪派的要求只差两年。但这个短短的时间差，却要了大清帝国的命。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不准继续请愿，并命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同时禁止报刊刊登有关消息，禁止发表评论。可是，这并没有吓到各地群众。从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东北和直隶为中心兴起第四次请愿运动，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冲在前面的是奉天（辽宁）的学生，12月4日，5000余学生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总督锡良哭诉：“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两万余人大请愿，一位报纸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总督锡良代奏，与会群众在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国会万岁”的同时，也哭声震地，令锡良也感动落泪，答应代奏的要求。这几次请愿运动说明什么？1、救亡呼唤启蒙。这个时期要求民主、立宪的呼声如此强烈，直接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列强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韩合邦”，把韩国吞下去了；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订立密约划分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另一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的腐朽已暴露无遗，救国的途径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当时的士绅、商人、学生、市民的政治认识已经达到十分难得的高度。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启蒙的进展，知识阶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舆论的最强音。从请开国会运动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达到的思想高度：除了继续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国会外，还要求开放党禁，并着手组织政党；要求参与宪法的制定；要求年内成立新内阁；要求各地继续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启迪民智。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并且积极行动。有些人提出“国会不开，各省谘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原定募集的赎回外债基金和支持建设海军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清政府虽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基本态度则是坚决镇压。先是不准上访，把上访者赶出北京。1910年12月23日的圣旨指示：“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二是公开恐吓和压制：“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清末筹备立宪史料》下册第652～653页。）三是秘密逮捕。清政府下令侦查请愿领导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直隶总督即于1911年1月7日下令逮捕直隶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第二天又玩弄指鹿为马的手法，密电朝廷诬指温世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应发配新疆，严加管束！9日，清廷立予批准。（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329～330页。）四是一意孤行，把权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强硬镇压下，群众请愿短暂沉寂；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头告终。清政府志得意满，甘冒天下大不韪，十天后便宣布组成“责任内阁”——皇族内阁。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他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由信息垄断者转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仍然视之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激发了汉族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满族统治者统治260多年，仍然没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们实行满蒙贵族处处优先的制度带来的恶果。统治型政府拒绝转型，又加重了汉族各界厌弃满族统治者的情绪。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那是对朝廷绝望的谘议局与革命党人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各省联手，成立“大汉军政府”。武昌起义后，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开宗明义就说：“满洲以东胡贱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余孽以为宗主，是亦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武汉军政府通告各省文》，《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261页，国史馆1996年台北版。）大部分省份发表的文告大同小异；华夷之辨的气息非常浓烈。这是辛亥革命思想基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建立了汉族为主的政权后，早已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汉族，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除少数几个地方外，避免了民族冲突。与民意背道而驰，清政府自己点燃了革命导火索。（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

1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2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3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忍不住的“关怀”》，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4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独唱团的绝唱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电影《华丽的假期》剧照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电影《1987》剧照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电影《华丽的假期》剧照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电影《华丽的假期》中的主角女护士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电影《辩护人》剧照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百万市民为青年学生李韩烈举行国葬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1987年光州事件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观念从何而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