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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年前，四川中西学堂诞生于巴蜀大地，承文翁之教，聚群贤英才，历经两次三川合流，四川大学仍然朝气蓬勃，每年培养万余优秀人才。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不忘初心，在《巴蜀全书》的资料基础上，首次系统整理文翁之相关文献九十多种。涉及正史、蜀地地方志、各类碑记、艺文志、家谱，分别记载有文翁倡教之举、化蜀之功、文翁石室以及文氏宗脉流传等。文翁，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深受蜀地民众拥戴，是巴蜀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2020年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有关文翁的史料和目类虽广，但记载多杂，未成一体系。本书本书分为“文翁化蜀”、“文翁石室馆记碑记”、“文翁传说”、“咏诗纪念”、“文翁与文氏”五部分，能为学界关于文翁、蜀学发展脉络以及四川文教历史之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出版説明文翁（公元前一八七年——前一一〇年），名黨，字無黨，或云字翁仲（一説仲翁），廬江郡舒縣（今安徽舒城縣）人。“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漢書•循吏傳》）西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承李冰遺風，興修水利，改善經濟，廣立學官，實施教化。時“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之舉，使得蜀地風氣大化，轉“好文雅”。蜀地因而文教大盛，聞名于世，史稱“文翁化蜀”。文翁深受蜀郡百姓愛戴，逝世之後，蜀郡“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文翁少時好學，曾于長安習經學，“通《春秋》”，以察舉爲循吏，于景帝末年被任命爲蜀郡太守。所謂“循吏”，初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史記•循吏傳序》亦謂循吏爲“奉職循理”之官員。與之相對的則爲“酷吏”。酷吏常以嚴刑峻法震懾百姓，使民畏懼，其弊在“民免而無恥”；循吏則更重法理統一，在“奉法”的基礎上“循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以仁愛德政補充法令之不足，使民衆“有恥且格”，達到治民的效果。秦法細密嚴苛，善用酷吏治世，文教不興。秦末大亂，世道不治。是以西漢建立初期，以黄老“無爲而治”代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文景時期，社會安定，經濟富足，逐漸開始發展文教，循吏以奉職循法、重視教化而受到重用。及至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詔令“舉賢良文學之士”，並于冬十月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漢書•武帝本紀》）的賢良，獨尊儒術；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又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重視治經之學，倡儒家之“以德化民”。文翁歷景帝、武帝兩朝，既通《春秋》一經，又受武帝尊儒崇經之影響，爲蜀守時重視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教化蜀人。其時蜀郡“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文翁爲變革蜀地蠻夷之風，遣小吏詣京師從博士學，並節省郡守的財務用度，置辦刀布蜀物贈予博士，助蜀士求學。蜀士學成還蜀後，擢爲官吏。又于成都開“石室學宫”，此爲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學。學宫招下轄各縣子弟爲學生，並除其更徭。其後又在蜀郡普遍設學，有教無類。生員學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循吏傳》）漢初選官多由察舉、徵辟、門蔭或“以貲爲郎”之途，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始詔令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以學爲官之風遂行。文翁在蜀郡辦學並擇優授官之舉，貫徹了武帝之詔令，蜀地有才之士争相为学，积极入仕。由此，元朔五年“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將文翁辦學經驗推廣至全國，改變了巴蜀乃至全國各地郡官的出仕和吏治方式。關于文翁的記載首見于《漢書》的《地理志》和《循吏列傳》二篇，班固列文翁于《循吏傳》之開篇。其下《後漢書》至《清史稿》各朝史書、《華陽國志》《四川通志》《新修成都府志》等西南和蜀地地方志、各類碑記、藝文志、家譜等，分别記載有文翁倡教之舉、化蜀之功、文翁石室以及文氏宗脈流傳等。史料和目類雖廣，但記載多雜，未成一體系。編者多年從事于兹，輯得文翁之相關文獻九十餘種，次第整理成册，編爲“文翁化蜀”“文翁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