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谭主了解到，此次行动历时30.5小时，巡航总里程413海里，到达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的范围内，最南端已经到达了台湾浅滩，巡航覆盖面积，比往年范围更广。｜｜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这次行动增强了海事管理机构对台湾海峡的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此前，涉海部门已经在金门附近海域实现了常态化执法巡查，现在这样的“常态化”已经进一步延伸。什么是对台湾海峡的管控能力？可以从执行这次任务的船只细节来看。大连海洋大学法学教研室副主任邢政告诉谭主：海事部门主要履行海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航海保障、船舶的检验登记等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能，还会承担水上搜救以及相关组织协调、海上船舶事故调查等工作。执行这次任务的三艘公务船，分别是“海巡06”“海巡0802”“东海救115”。｜｜“海巡06”“海巡06”谭主此前曾详细介绍过，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也是目前台湾海峡体量最大、性能最优的公务船艇。“海巡06”“海巡0802”搭载了最先进的监测设备，能够做到全天候、全方位的观察、监测、搜索、取证。具备强大的“陆海空天”一体化数据交互、通信协调和联动指挥能力。｜｜“海巡0802”这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能够实时收集和分析海上状况的现代化移动指挥中枢。参与此次巡航执法任务的，还有一艘远洋救助船——“东海救115”。之所以被冠以“远洋”，是因为它的续航力达10000海里，几乎能够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东海救115”可起降救助直升机“东海救115”能够顶着12级台风出海，完全能够适应台湾海峡全域常年受大雾、台风、寒潮叠加影响的复杂海况。作为我国东海上救助能力最强的“排头兵”，“东海救115”现在已经参与过109次救援，救助过700多人，挽回财产损失50多亿元。从船只配备可以发现，不管是监管执法，还是应急救援，海事部门在台湾海峡都已经完全具备了全面管理的硬实力。为什么增强对台湾海峡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至关重要？这就要说到这次航行线路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此次巡航执法行动的范围，覆盖到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的地方，最南端已经到达了台湾浅滩。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台湾海峡内部船舶流量大，航行线路十分密集。以本次巡航的起点平潭为例，作为两岸往来的重要港区，今年上半年，港区外贸进出口货物达26.73万吨，同比增长了57.47%。而这还只是台湾海峡船舶流量的一小部分。整个福建沿海地区，2023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7.5亿吨。其中，跻身吞吐量全球前30的港口，就有两个。这些船，绝大部分需要经过台湾海峡。除了连接东西两岸，台湾海峡还有诸多南北向航路。由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的航线错综复杂，海峡中至少形成了五大航路交叉点。而大型船舶的航线，大多位于海峡中部，离岸较远。在这些交叉点水域，船舶发生碰撞的风险大，格外需要交通秩序的管理。｜｜台湾海峡部分航路示意这些航线，很多都是客货到达台湾的必经之路。数据显示，位于台湾岛西侧和北侧海岸的高雄港、台中港和基隆港承载了台湾地区八成以上的货物吞吐量，其中光高雄港就占了接近一半的比重。从图上可以看到，要到达台湾岛西岸，大多数船只都需要穿过台湾海峡中部海域。因此，保障船只在台湾海峡中部海域的航行安全，对于保障台湾本岛人员、经贸和物资通道畅通，极为重要。专业人士告诉谭主：为了对台湾海峡进行更加精准、高效、全面地管理，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大数据系统。可以对过往台湾海峡的船只进行大数据实时监测、分析。这些信息具体包括：船名、船号、航速、吨位，以及航行状况等。来自台湾地区的船只同样也在监测分析的范围内。｜｜台湾海峡航行船舶实时分布情况（绿点代表正在台湾海峡航行的船只）而海事、海警、海监以及渔政等涉海部门都可以共享数据，这些数据也会进一步成为海上巡航执法活动的重要考量和指标。

6月25日，福建海警位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谭主从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等开源信息观察到，此前，中国海警的执法巡查行动是以固定路线、固定编队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一次，中国海警在沿着固定路线巡查完毕后，还以单舰或两两分群的形式，采取新模式进行了执法。从今年2月18日首次在厦金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以来，中国海警已经在金门附近海域执法4个多月。这段时间里，为适应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海警的行动，也在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如何理解这种新模式？首先，是执法范围的扩大。回顾中国海警这四个多月的执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海警的执法范围，经历了“点-线-面”的过程。前两个月，中国海警选择的执法方式，是在台当局划定的“禁止、限制水域”内圈定几个点，并派遣一支海警舰艇编队沿着这些点开展执法巡查。换句话说，在一开始，中国海警进行执法巡查的目的，是戳破台当局的叙事，彰显金门附近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这一事实。4-5月，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的次数不断增加，几条执法航迹线，基本覆盖了大小金门两岛南方和东方的多处海域。而这一次，在采取新模式后，我们的执法范围，由线及面——由于路线不固定，海警船的执法航迹线，组成了一片片执法巡查区。这也意味着，我们对金门附近海域的掌控力，进一步提升。新的执法模式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执法向着“全天候”转变。由于执法路线不确定，这就使得中国海警在某一区域出现的时间也变得不确定起来。也就是说，中国海警船有可能在任意时间出现在金门附近海域的任意区域。专业人士告诉谭主，路线和时间上的自由，意味着中国海警能保障执法连续，且随时随地相应采取措施。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要在金门附近海域寻衅滋事的人来说，他们在这片海域，没有什么“钻空子”的可能。中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陈相秒表示，金门岛位于近海，气候、水文等条件相对容易掌握，中国海警完全具备在这里开展全天候执法巡查行动的条件。有岛内媒体在报道中就提到，这一次，海警在早上5点就开始了执法行动。谭主了解到，我们一直有对金门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海峡的气象数据、水文数据进行监测。这些数据，也为海警执法巡查行动提供着支撑。新的执法模式带来的第三个变化，是执法强度的进一步提升。陈相秒表示，以海警舰艇编队的规模开展执法行动，展现的是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专项执法维权行动”的姿态。而新的执法模式，标志着执法行动转向常规化和日常化，这表明中国海警完全确立了对金门附近海域的实际控制权和执法权。这也意味着，台当局所谓的“海巡署”再也不敢在金门附近海域轻举妄动。台湾问题专家刘匡宇表示，厦门与金门之间的交流本就密切，无论是从法律的条文上来看，还是从对相关海域的执法权和实际控制权的实践上来看，厦金两地之间都已经实现了深度融合，距离完全的统一只差临门一脚。金门附近海域的海上执法模式，同样可以作为推动“一国两制”事业的一个成功范本，为未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提供一个可选方案。但有人，妄图在这过程中“使绊子”。这几天，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系列价值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无人机计划。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海警海上执法情况的专业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金门都是台当局试图对抗大陆的第一线。因此，基本可以确定，这些从美国买来的无人机，会有一部分被布置到金门岛。几乎在同一时间，《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正式落地。这一《意见》，既适用于金门附近海域，也适用于整个台湾海峡和台湾本岛。我们的动作，无疑是对“倚外谋独”和“以武谋独”念头的敲打。这也意味着，不管是在金门附近水域，还是在其他事务上，台当局“兴风作浪”的空间，都在被不断压缩。这临门一脚，越来越近。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6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裁披露，拟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谭主了解到，在欧盟发布初裁披露之后，中国业界非常不满，强烈呼吁相关部门采取对欧反制措施。据业内人士透露，中方内部正在推进提高大排量汽油车进口暂定关税的相关程序。除此之外，今年初，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据熟悉白兰地反倾销调查案的业内专家透露，该案初裁结果预计将于8月底前公布。针对欧方表态，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何理解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反制措施？谭主找到了参与应对这次调查的中方人员，以及律师和经贸专家，并和他们聊了聊。中国产业界的“坚决反对”有明确、足够的法理依据。回顾欧方的这场所谓调查，从调查发起，到中间的调查过程，再到初裁披露，各个环节都透露出一个词：不合理。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来说。先说发起。这次反补贴调查，是由欧委会主动发起，而非欧盟相关产业主动申诉。相关产业发起和欧委会发起，区别在哪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是这次调查的行业抗辩方，孙晓红作为该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表示，反补贴调查基本都是由产业界申请发起。这是因为，只有产业界才会最直接感受到某国竞争力强劲的产品可能对自身产业造成威胁，从担心自身利益受损的角度出发，提出调查需求，发起有实质性支撑的调查。而欧委会发起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欧委会主观判断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有威胁”。孙晓红表示，历史上，欧委会几乎没有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先例。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用了三个词来形容这次调查——缺乏公正性、客观性及透明度。首先，是抽样的不公正。欧委会抽取的三家企业，是上汽、吉利和比亚迪。为什么抽取这三家，欧委会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郝洁表示，为达到预设目标，构造并夸大所谓“补贴”项目，欧盟委员会罔顾世贸组织规则，摒弃出口量最大代表性标准，在抽样中排除了出口量靠前的欧美企业，只选择中国本土企业，抽样标准不合规、过程不透明、结果不公正。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大概在8%左右，这三家企业占的比例只会更少。欧委会嘴里的“威胁”从何而来，我们也不得而知。而面对这样的“威胁”，欧委会要求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提供的调查信息，异常苛刻。3家被抽样的中国企业有超过200家关联企业被要求提交问卷，并答复了超过100份补充问卷，配合欧委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实地核查。无论是时间还是调查样本量，在孙晓红的印象中都是历史少见的。从发布的初裁披露来看，欧委会对3家中国车企征收的税率从17.4%到38.1%不等，差距之大，欧委会尚未给出解释。孙晓红告诉谭主，中国企业反映欧方在调查中，要求他们提供电池的配方。据他了解，欧委会要求中国企业提供的信息中，有很多都是涉及企业隐私、商业机密、核心技术等信息或数据。这些都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欧盟电动汽车竞争不过中国电动汽车，欧委会就想用抢的方式来获取吗？孙晓红表示，更加不透明不合理的是，欧盟还采用自己收集的数据来补充那些他们拿不到的数据，至于这些数据是否客观真实，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面对中方的抗辩，欧委会也从未进行实质性回应。孙晓红表示，在多轮调查及听证会期间，中方的立场与关切，从未被欧委会考虑，他们似乎并不看重交流，注意力始终全部放在完成调查上，做完自己想做的。面对这样的调查，中方也用一句话做了形容：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是制造并升级贸易摩擦，是以“维护公平竞争”为名行“破坏公平竞争”之实，是最大的“不公平”。面对这样的行径，中方当然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制。事实上，这也不是中方第一次面对来自欧洲的反补贴调查。根据专业机构梳理，自2010年欧盟对华发起第一起反补贴调查开始，到目前，欧方对华发起了十多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中国光伏制造企业主要以出口为主，当时，欧洲是中国光伏企业主要的出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在初裁中计划对中国征收47.6%的关税，无疑是想把中国光伏产业拒之门外。消息发布后，中欧开展了多轮政府间谈判。最终，欧盟终止了自己征收关税的行动。中国政府会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欧方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企业也会发出维护自身权益的声音。据业内人士透露，中方内部正在推进提高大排量汽油车进口暂定关税的相关程序。前不久，中国汽车业内人士已经在呼吁提高大排量汽车进口暂定关税，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大排量汽车，指的是发动机排量大于2.5升的汽油车。中国乘联会专门进行了计算，当下，欧洲每年出口到中国的2.5升排量以上的乘用车总金额已经达到了180亿美元。这个数字，高于中国2023年出口到欧洲电动汽车的金额。如果中方提高临时关税税率，宝马、奔驰等欧洲品牌将最先受到冲击，这也意味着，欧洲对华汽车出口将遭受打击。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专家崔凡告诉谭主，业界呼吁，中方将大排量汽车的进口关税增加到25%，中方如果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是在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范围内提高的，也是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除了汽车产业之外，谭主了解到，中方预计将于8月底公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反倾销调查初裁。去年，中国酒业协会代表国内白兰地产业正式向商务部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商务部于今年1月进行立案调查。中国市场对欧洲白兰地产业有多重要，一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海关数据显示，欧洲白兰地在全球其他市场销量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成为了支撑其销量的关键。去年1-9月，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白兰地同比增长超过五分之一。崔凡表示，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都是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成员，还可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开展诉辩，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处理问题。也就是说，从欧盟公布初裁结果，到作出终裁，这中间，中国可以运用的工具和手段，还有很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专家张茉楠刚结束访欧行程。她告诉谭主，她此行也和德国、比利时等国的政府官员谈到了有关反补贴的问题。据她观察，欧洲国家更担心对华征收关税后，中国的反制措施。张茉楠表示，当前只是初裁披露，到7月4日开始征收临时关税，这之间还有一个预留期，留给中国企业和欧盟成员国提出异议。如果多数欧盟国家反对，这些关税将不能实施。现在，离作出裁定还有一段时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也意味着，欧方还有着重回正确轨道的机会。什么是正确轨道，欧方内部，并不是不清楚。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欧委会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匈牙利、瑞典等国家，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了反对。这些国家，恰恰是欧盟内部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合作走在前列的国家。什么是符合这些国家利益的做法，从德国车企宝马集团的董事长齐普策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齐普策表示，加征关税将会阻碍欧洲车企的发展，同时也会损害欧洲自身利益。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引发连锁反应——以关税回应关税，以孤立取代合作。欧洲车企之所以对欧盟委员会加征关税的决定顾虑重重，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嘉指出，近年来，宝马、大众、佛吉亚等欧盟企业持续加码在华新能源汽车业务，获得电池、智能化等关键技术。宁德时代、蔚来、比亚迪等中国企业也在德国、匈牙利建厂，助力欧盟电动汽车产业竞争力提升。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发挥比较优势，各国才能获得更好发展。中欧汽车产业虽有竞争，更有合作。合作之下的双赢，不只体现在汽车行业——与中国加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还有利于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的绿色转型。根据欧洲运输与环境协会数据，2023年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中有19.5%（约30万辆）产自中国，按照每辆电动汽车每年可减碳约1.66吨估算，相当于每年减碳49.8万吨。欧盟一直自诩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不仅将阻碍其汽车产业转型步伐，也将损毁其绿色转型“先行者”的形象。事实上，就连欧洲媒体自己都在说，欧盟一边要求消费者转向电动汽车，一边却又试图阻止性价比高的电动汽车的供应，此举荒谬可笑。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欧汽车产业高度互补，双方合作有基础、有空间、有前景。中国积极支持各国汽车公平竞争，维护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但如果欧盟罔顾自身产业界呼吁、基本市场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执意对中国电动汽车强加关税，破坏中欧汽车产业合作基础，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利。是选择双赢还是选择损人不利己，欧盟，还有思考的时间。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最近几天，有一条关于欧洲的消息值得关注：根据德国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原本计划在6月5日公布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现在，这个决定要被推迟了。欧洲向着共赢的方向往前一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根据欧洲媒体披露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之所以推迟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是为了避开6月6日至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原因真的这么简单吗？我们可以从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形势说起。欧洲议会选举后的重要议程，是选出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国研院欧洲所副所长金玲告诉谭主，根据她对欧盟的观察，对于现任主席冯德莱恩的连任，欧盟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包括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等重要的欧洲政治人物都曾表示，欧盟不需要另一个冯德莱恩。｜｜林德纳（资料图）在不久前批评冯德莱恩，没有利用她的任期来加强欧洲经济当前对冯德莱恩的质疑，很大程度集中在她滥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冯德莱恩凭借手中的权力，推动了欧盟自主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一般来说，这样的反补贴调查会先由欧盟企业或相关产业协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投诉，欧盟委员会再确认产业界的投诉是否属实。这是因为，反补贴调查主要针对本土企业遭受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情况，如果企业自己最有“痛感”，当然会急于寻找解决这种情况的方式。但这次的情况不同。此次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欧盟委员会主动发起的，宣布调查的正是冯德莱恩。而对于这次的调查，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甚至还表达了诧异，称“发起调查的消息令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意外”。毕竟，欧盟委员会在这类调查上的历史并不光彩。谭主此前提到过，在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往往会给中国企业设置非常高的举证门槛，迫使中国企业放弃抗辩。熟悉欧盟贸易法的律师也表示，欧盟委员会在这类调查中，还会采取非常政治化的方式。对华加征关税本来就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而欧盟委员会的人事调整也给这项议程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最近，冯德莱恩本人也有了变化。冯德莱恩最近在不断强调“加征关税”的两个限定条件：对华加征的关税，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不能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无节制地扩大。此外，加征关税前也一定要先核实中国的补贴，关税水平要与欧洲企业的受损害程度相对应。要知道，在冯德莱恩刚刚提出反补贴调查时，欧盟甚至出现了“不害怕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说法。到今天，对欧盟态度的评价，已经软化成了“欧盟寻求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给中国新能源汽车设置一些障碍”。这些变化背后，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更能看出端倪。谭主分地区集纳了过去一年外媒关于“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报道，发现美国和欧洲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错峰：去年9月，欧盟宣布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带出了加征关税的话题。今年5月，美国突然宣布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再次炒热了这个话题。欧洲首先提出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设想，但一年过去，美国却跑在了前面，率先落地新的关税措施。这期间还有一个细节是，欧盟推迟对华加征关税，紧接在美国宣布对华加征100%的关税后，相隔仅10多天。作为美国的盟友，欧盟为何没有选择紧跟美国的脚步？同样是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美国和欧盟的具体考虑却不尽相同。这从一个细节中可以管窥：加税幅度。欧洲的相关智库指出，预计征收的关税幅度将是20%——这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出现这样的差距，背后对应的事实是，美欧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开展合作的紧密程度，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相较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只占出口总量的1.08%，出口到欧洲的比例则高达近40%。如果说白宫对华加征新关税是“一拳挥在空气里”，那欧盟加征新关税，却在实实在在地影响中欧之间的贸易——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中，有很大一部分本来就是欧洲车企在中国生产，再出口到欧洲。对华加征关税，伤害的将是中欧共同利益。关注美欧之间的这些不同，有一点值得深入挖掘：美欧加征关税的出发点如何不一样？谭主定位到了欧洲媒体中，专门关注欧盟的两家媒体，欧盟媒体（Euractiv）和“政客”新闻网欧洲版（POLITICO

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一场企业和专家座谈会。这是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这场会讲了哪些内容，传递了哪些信号？这场座谈会聚焦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点出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谈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如何理解这句话？可以注意一个时间节点。这场座谈会，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开的。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这一次，同样也不例外——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发展不停，就要将改革进行到底。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告诉谭主，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现在，我们讲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会的9位发言代表的发言内容中，包括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发展风险投资、用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治理体系、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推动香港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明胜是座谈会的发言代表之一。国家电投是我国第一家拥有全部电源品种的能源发电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实际上，去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审议通过《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指导意见》。会议当中也强调了，要科学合理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路径。显然，这些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这些系统性的工作该如何做？在这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坚决破除”“着力破解”，这几个词背后，体现着改革再进一步的决心。这个“进一步”，是改革清单的“进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了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当前，在这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我们要继续改革，更新改革的清单。这个“进一步”，也是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此前，全面深化改革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进行的。而现在，我们已经迈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一定会有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要推动新的改革。推动改革，绝非易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方向。这一方向就是，改革，到底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改革，需要回应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是座谈会上发言的三位专家之一，他主要关注促进城乡融合领域的改革。2018年时，黄汉权就曾带队前往湖北恩施，开展城乡融合的专题调研。此后，他又就这一问题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谭主了解到，在这次的座谈会上，黄汉权依旧提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他提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就业，要把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数据显示，到2023年末，我国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进程，但与此同时，城乡在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在城乡融合问题上，做好一处，就会提升成百上千万人的幸福感。而这，正是改革的意义所在。民众关心的议题，同样也是下一步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改？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给出了方法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董煜告诉谭主，当前，经济改革最迫切的事，莫过于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是否就等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就拿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天考察的日照港来说，日照港曾定下打造现代化港口的目标，但摆在日照港面前的，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情况：日照港是按照“顺岸式”布置的，即码头的前沿线与自然岸线大体平行，但国际上的现代化自动化码头，都采用的是集装箱与海岸线垂直式布置。也就是说，日照港如果要“升级”为现代化大港，需要新建码头，这样的投资规模，并不是日照港能够承受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日照港的研发团队选择的不是新建港口，而是对传统码头进行升级改造。这其中，涉及到600余项清单问题、上百个关键点，研发团队就一个个地进行攻关。事实上，传统码头升级改造，是山东几大港口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刚开始没经验，想到欧洲的自动化码头参观，人家都不让下车拍照。这样的经历，更加坚定了这些港口人改造升级的决心。最终，日照港建成了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码头。而山东省，也将此前省内的“一群港”，整合发展成了“港口群”。对于山东省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传统的港口进行升级改造，这是山东自己的探索之路。而其他省份，也在因地制宜，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找到自己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式。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挑战，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不停，改革，也不会停。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国事访问，恰逢中俄建交75周年的历史节点，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以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的会谈中，谭主注意到“权宜之计”这个词重复出现了两次。在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说的：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对于中俄关系，美西方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两国在各自面临战略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中俄的这句话，是对这种论调最直接的回应。这句话背后，传递了怎样的信号？不少人都注意到，此次访华，普京总统带来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有网友还将其概括为“搬家式访华”。谭主了解到，这次有多位副总理陪同普京访华，分别负责经济、社会、能源、资源开发和旅游文化等。代表团成员还有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及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等。此外，俄方还派出了大型贸易代表团，成员包括10多个州区领导人及重要公司负责人等。为何会带来这么多人的代表团？中方的一句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真正为双方的发展振兴相互提供助力。中俄贸易，是理解这句话的一个重要视角。5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中俄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元首还定下了到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目标。元首引领，一步一个台阶地推进双边关系的提升，这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层重要逻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芹告诉谭主，制定这样的目标，显示着两国领导人对于两国经贸关系的信心，以及夯实两国关系的坚定信念。要知道，2018年，中俄的贸易额刚刚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在这之前，俄罗斯经济曾一度陷入困境，这也导致中俄贸易额出现大幅下滑，下滑幅度甚至达到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俄元首为何还定下2000亿美元的目标？如果说这个数字是个结果，那中俄关系埋下了怎样的种子，给了两国元首这样的信心？谭主搜集了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流的新闻稿，并对其中与“合作”共现的词语进行了全量分析。谭主发现，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一带一路”“能源”“高铁”“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和“本币互换”等词，开始频繁出现。这一组词对应的，恰恰是中俄经贸在面对波折时寻找的解决方案。对于俄罗斯而言，当时，俄罗斯经济特别依赖能源出口，尤其是2014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能源需求疲软，这也让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俄罗斯，亟需新的投资和建设，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恰恰为全球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提供了一个支点。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开始更为主动地推动经济转型，改变过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这跟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很强的互补。从中俄元首交流内容的关键词中，也能看出这种变化的趋势：元首引领之下，中俄贸易，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从结构上来看，尽管能源在中俄贸易中仍起到重要作用，但相关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在上升。另外，纺织品、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俄贸易中的占比则在逐步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中俄贸易受到的外部环境挑战，一直都没间断。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当年，普京总统访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就特别提到，“当今世界冲突高发，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建设性协作空间压缩，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并且，中俄还共同表示，

2024年4月26日晚，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向媒体吹风。杨涛表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4月24日至26日访华。这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保持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加强国际事务协调的一部分。布林肯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于4月26日下午礼节性会见，高屋建瓴地就中美关系阐明权威立场，提出指导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四个“应该”是中美建交45周年的重要启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习近平主席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福祸相依，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为实现共赢、多赢凝聚最大共识。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应该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这四个“为”是中美两国应当作出的表率。习近平主席表示，过去几个月，双方团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旧金山愿景”，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是中方对今年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考虑。中方愿意合作，但合作应该是双向的。我们不怕竞争，但竞争应该是共同进步，而不是零和博弈。中方坚持不结盟，美方也不要搞“小圈子”。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要针对对方，不要反对对方，不要损害对方。习近平主席的这些重要论述为中方处理和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最新指引。同日，王毅外长会谈，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就战略认知、台湾、经贸科技、南海、美“印太战略”等涉及中方核心关切的重大问题表明立场。王小洪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会见，就中美禁毒执法合作交换意见。2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就上海同美国的交流合作交换意见。有关会见会谈是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杨涛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旧金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擘画了“旧金山愿景”。中方在会见会谈中强调，这是两国元首交给双方的任务，双方应该不折不扣加以落实。拜登总统多次重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止中国科技进步，一个发展、成功的中国对世界是好事。此次访问中，美方再次重申了这些表态。对此，中方还是那个态度，美方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战略认知，也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还是做对手，是中美关系的根子问题，也是双方每次都要谈的议题，这次也不例外。中方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是一个14亿多人口迈向现代化的大国，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国争霸逻辑、冷战零和思维都不是中国的DNA，也不是中国的行为方式。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第一颗纽扣”扣好了，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如果美国总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对手，中美关系就只会麻烦不断，问题丛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美讨论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原因是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中方强调，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该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经贸科技问题的核心是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这一权利不可剥夺。中方指出，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层出不穷。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遏制围堵，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中方明确要求美方停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虚假叙事，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制裁，停止加征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301关税。亚太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希望美方作出正确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在亚太实现良性互动，放弃搞排斥对方的小圈子，不要胁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停止部署陆基中导，停止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停止破坏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杨涛表示，访问期间，双方在全面交换意见基础上，形成五点共识。第一，双方同意继续按照两国元首指引，努力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双方肯定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快落实两国元首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第二，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继续发挥已经恢复和新建的外交、经济、金融、商务等领域磋商机制作用。继续开展两军交往。进一步推进中美禁毒、气变、人工智能合作。第三，双方宣布将举行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海洋事务磋商；继续开展中美领事磋商。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将举行高官会。美方欢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访美。第四，双方将采取措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办好5月在中国西安举行的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第五，双方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协商，双方特使加强沟通。杨涛回答了记者提问。关于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杨涛表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领域的优势不是中国政府补贴的产物，而是全球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充分竞争的结果。中国优质新能源产品为各国加快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缓解通胀压力作出了重要贡献。美方所谓“产能过剩”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是美国搞保护主义、打压中国发展的又一例证。恐怕“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而是美国的焦虑。如果说到非市场行为和不公平竞争，美方这两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削减通胀法》不仅对补贴明码标价，而且充斥排他性、歧视性条款，这是市场行为吗？美方还以各种借口非法制裁1500多家中国实体和个人，这是公平竞争吗？关于南海问题，杨涛表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具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始终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任何国家不能妄图以非法裁决挑战中国的合法权益。造成仁爱礁当前局势的原因一清二楚，菲律宾先是违背承诺，拒不拖走非法“坐滩”军舰，长达25年，后又一再违背其同中方达成的“君子协定”、内部谅解，肆意侵权挑衅，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菲方做法严重违反中国同东盟国家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五条规定。近期南海局势升温，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美方动辄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美方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就应该停止煽风点火、挑动对抗。中方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关于涉港、涉疆、涉藏、人权问题，杨涛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美方应该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不要抹黑污蔑。涉疆、涉藏问题都是中国内政，美方不要指手画脚，更不要以人权为借口横加干涉。关于乌克兰问题，杨涛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没有做任何拱火浇油和趁机渔利的事情。中方的立场坦坦荡荡，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劝和促谈、政治解决。我们在国际上行事是有原则的，该我们担的义务，一分也不会少，但我们不会背锅，更不会为别人的行为买单。美方应该停止抹黑施压，停止对中国企业滥施单边制裁。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4月2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开启任内的第二次访华行程。谭主了解到，今年年初，美方就提出访华意愿，美国想来，但沟通，更看重的是行动。可以看到，在这次访华前，美方仍在通过知情人士放风和媒体炒作某一议题的方式，来给自己制造谈判的“筹码”。但想要靠这样的“筹码”施压，能奏效吗？据外媒报道，布林肯这次要接过耶伦的话筒，接着谈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对于这一议题，耶伦访华期间曾给出这样的理由：中国的产能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需求，也超过了全球市场的承受能力。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大量低价出口，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和工人造成伤害。耶伦的这个说法，连一些美国经济分析人士都表示难以理解，这些人认为，耶伦的言论违背了200多年来西方标榜的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检索美媒同时提及“中国”“产能过剩”的报道，从数量变化中，可以看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话题，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美媒持续拿“产能过剩论”做文章，到底都在说些什么？

当地时间4月11日，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首次举行了所谓的三边峰会。美国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峰会达成的多项举措，是为了针对中国，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近一段时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的小动作一直没有停过，去了美国，菲律宾的表态都变得“硬气”起来：一边是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矢口否认上届政府同中方达成的“君子协定”，另一边，菲律宾政府通过媒体放风，称希望能够在峰会期间达成1000亿美元的对菲投资协议。想把自己“卖”到1000亿的天价，甘愿成为美国手下“工具”的菲律宾，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价值？峰会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如钢铁般坚定”。拜登口中的承诺，指的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近一个月以来，美国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到这一条约。在美方不厌其烦地重申对菲律宾“钢铁般的防务承诺”时，谭主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这份签署于1951年8月的文件，对于可能触发共同防御的“武装攻击”，是这样认定的：但纵观这几次美方高层的对菲防务承诺，美方都会专门进行补充说明。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菲提到这一条约时，美国国务院官网是这样写的：“……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飞机（包括海岸警卫队）的武装攻击……”这一次，拜登重申防务承诺时，白宫官网是这样写的：“……该条约延伸到在太平洋（包括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其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可以看出，表述内容中，除了认定条约中的“太平洋”包括南海，美方还特别强调，承诺同样适用于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攻击。这一改变，发生在去年5月。当时，美菲在原有条约基础上，新签署了一版长达6页的具体防务准则，菲海警也被写入其内。这是2023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滋事的时间线，可以看到，在防务准则更新后，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滋事的频次骤增。暨南大学南海舆情实验室副主任林恺铖也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他表示，菲律宾上届政府中，负责管理南海问题的是外交部门，而等到小马科斯上台后，海警就取代了外交部门，成了菲律宾政府中处理南海事务最前沿的部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谭主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2023年1月，刚刚上任半年多的小马科斯访华，中菲同意重启南海油气开发谈判。菲律宾最大的天然气田即将枯竭，而南海油气资源丰富，菲律宾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同中国合作开发油气资源，这对于菲律宾来说，是一件好事。｜｜马兰帕亚气田但就在小马科斯回国几天后，菲律宾最高法院下达裁定，认定小马科斯政府不得同中国展开共同勘探。中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陈相秒向谭主表示，尽管中菲越曾经就共同勘探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达成过协议，但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势力一直以“损害国家主权”的理由阻止相关协议的履行和续签。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中方对于油气资源合作开发持开放态度，但菲律宾的部分政客秉持着零和博弈的思维，认为同中国合作，等于公开承认了中国的主权。这些菲律宾政客，看似是在维护国家主权，但这样的行径，不仅歪曲了历史，也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与立场，打破了地区的平衡与稳定。菲律宾国内这样的声音，被美国注意到了。美国战略学界曾提出一个概念——灰色地带。它的大概意思是，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抗时，要采取一种具有侵略性，但又不至于引起战争的姿态或手段。美国政府希望将这种政策用在南海，菲律宾，就是现成的“工具”。而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在“灰色地带”同中国对抗，就是要寻找一种介于军事冲突与外交磋商之间的手段。这个抓手，就是海警。于是，在小马科斯上台后，美国对菲律宾海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就在菲律宾最高法院作出菲不得与中国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裁定后不久，当所谓南海主权问题成了菲律宾国内政治的焦点议题时，菲律宾海警被推到了台前。2023年2月6日，菲律宾海警开始炒作所谓的“中国海警在仁爱礁用激光照射菲方船只”一事。这件事，也成为了小马科斯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转向的起点。这样的情形，自然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为了让菲律宾更有“底气”，也就有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新防务准则的签署。自认为有了“护身符”的菲律宾，也在这一文件签署后，变得更为激进。在签署当月，小马科斯政府就开始让掌管政府“钱袋子”的菲律宾预算与管理部官员兼任菲律宾海警部门的职务，想办法提升海警的预算。第二个月，小马科斯政府又更换了国防部长，新任防长曾多次撰文表示支持“南海仲裁案”的所谓“仲裁结果”，并表示“寻求与美国达成军事合作协议以对抗外来侵略”是其任上的主要目标。此外，他还公开宣称与美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具有合法性。不久后，小马科斯政府又更换了海警司令，由对华强硬派担任。只是，菲律宾政府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美国的承诺，有多可信？军事专家张军社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认为，美国反复重申所谓的“钢铁般承诺”，是为了鼓动菲律宾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希望看到的是菲律宾在南海牵制中国的精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也一直极力避免的选项。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菲律宾真的要求美国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仍然可以选择诸如声援菲律宾，对所谓“冲突事件”进行调查，派出飞机和舰艇到南海地区巡逻，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情报等能够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的“行动”。不久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给条约的启用提了个明确的条件：一旦菲方人员死亡，菲方可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很明显，美国就是希望菲律宾人流血，制造同中国的摩擦。按理说，话说到这，美国将菲律宾当做“工具”的心思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但谭主注意到，菲律宾最近的一些动向，透露出其些许真的想通过流血来验证条约到底能不能启用的心思。菲律宾军方宣称，要推行“海上民兵”计划，要通过“武装渔民”的方式，让这些渔民学会在南海岛礁“保卫国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其目的一看便知。谭主了解到，菲律宾海警会通过送柴油的方式，引诱、鼓励菲律宾渔民参与菲方的侵权行动。一方面，这能策应菲律宾海警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普通民众受伤或是出现意外后，更能坐实中国“欺负”菲律宾的叙事。这对于想要挑事的菲律宾政府而言，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但问题是，这无疑会让菲律宾民众处于危险的境地。但菲律宾政府并不考虑这些，不仅如此，菲律宾政府还表示，将允许枪支爱好者注册并拥有7.62毫米口径半自动步枪。按照菲律宾政府的说法，这将有助于菲律宾抵御中国的“侵略”。武装后的渔民，也会给菲律宾政府更多浑水摸鱼、制造摩擦的机会。菲方的种种行径，无疑是将整个南海地区的局势引向更加容易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搭上菲律宾民众的安危，去验证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菲律宾政府，可以说是毫无理智可言。只是，无论菲律宾如何上蹿下跳，就算菲律宾把美国拉下场，也改变不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前不久，英国国际法专家安东尼·卡蒂出版了一本名为《南海的历史与主权》的著作。这本书详尽地梳理分析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对南海诸岛所有权的档案。作者认为从习惯国际法角度来看，英国和法国都在法律上确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持立场是合理公正的。而菲律宾急于证明自己在美国围堵中国战略中的价值，所采取的那些行动，只会让自己成为跳梁小丑。事实上，当下菲律宾在南海做的这些事情，美国当年不是没有干过。2015年，美国将南海定为“灰色地带”后，开始高调宣扬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来展示自己的“透明”

财政部4月3日发布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美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将于4月4日至9日访华。这是耶伦9个月后再度访华，她也将成为拜登政府任内两次访华的内阁官员。要想不虚此行，美方先要想清楚几个问题。耶伦，为什么能成为2024年最先访华的拜登政府内阁官员？中美经贸领域沟通交流机制的新变化，是一个关键的观察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表示，去年成立的中美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是在当下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机制，耶伦作为部长的财政部是这两个机制的美方牵头机构。过去半年，耶伦所带领的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协调对华经贸关系方面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中美经济、金融工作组从去年10月第一次会议至今，保持着每1至2个月就沟通一次的高频率交流，体现着双方为改善关系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所作的努力。随着新的工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其协调的领域，也自然开始牵涉到过去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范围。中美经济、金融两个工作组在过去半年分别成功举行了三次对话，中美之间可谈的事情，开始变得更多且更细致：以经济工作组为例。最初，工作组谈的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到了第三次对话时，工作组谈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这个机制在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干扰的杂音也不能忽视。其中的一些声音，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荒谬。比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就要求美国民众想象，如果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被“武器化”会发生什么。但这种“假设”完全是出于虚构，没有经过任何验证。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就表达了对此的批评：美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指控，这些行为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而这样所谓的指控，广泛地存在于拜登政府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一面中。表面上看，拜登政府执政三年以来，试图营造美国经济因对华强硬而“受益”的印象，但深入去看拜登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否达成，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比如，拜登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按照拜登政府的说法，打压中国企业，能让美国的那些老工业区，从中国手中“抢回”工作岗位。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分地区具体看美国制造业恢复的情况，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老工业区，今年2月工厂就业人数仍比五年前减少了39000人。这些现象，其实应该给美国政府更多的警示。这个机制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拜登政府应该好好想想。谭主注意到，双边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是此前中美经济工作组提到的高频词。这两个词中有一个重合的领域，中美双方一直在交流——推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上一次耶伦访华时，中美双方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当时，耶伦表示，中美气候融资合作至关重要。回国后，耶伦又表示，要推动美国加强同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而这一次访华前，外媒报道称，气候变化问题依旧是耶伦要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后，就将气候问题视为外交事务的优先事项，强调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与之对应，美国财政部也很快制定了为期4年的部门战略规划，将应对气候挑战确立为五大财政战略目标之一。但美国政府的表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应对气候变化和中美绿色产业合作息息相关。拿新能源汽车来说，2021年8月，美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要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50%。两年后，2023年，这个数字仅为7.6%——距离目标相差甚远。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看看美国是怎么“完成”目标的。《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出的法案，它被称为“美国气候政策的转折点”，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而这个法案，有诸多条款在明确针对中国。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条款中规定，从中国进口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无法获得法案中减税免税的政策优惠。将中国排挤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想法，昭然若揭。但问题是，在新能源领域中断和中国的合作，真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吗？不久前，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了美国2024年的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目标，在公布目标时，美国能源信息署还特别提到，要实现今年的目标，难度极大。之所以不好完成，是因为美国居高不下的制造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23年，美国光伏组件的制造成本比中国高30%。尽管美国采取了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这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举措，但这并不能改变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到2028年，这一差异可能扩大到100%。另一组数据同样能说明问题：2023年，中国风电机组装机成本创历史新低，较2022年下降45%，仅为美国同等成本的五分之一。美国官员宣称，政府采取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能源成本”。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忽视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些行为，也在进一步延缓美国达成气候目标的进度。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是，随着美国新能源行业不断发展，美国将在电网系统等基础设施领域面临重大挑战。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有些电网基础设施已服役50年或更久，很多电网基础设施亟需替换。而为数不多能满足美国替换需求的国家，是中国。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加强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都是美国应该做的。气候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危机，而美国为了提升自身在新能源领域的所谓领导力，就想打压中国的新能源行业，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是一种伤害，这也是在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而这，也是本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很多问题上的缩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2024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计为2.9%，而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需要中美在绿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的角度，中美合作，都理所应当。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今年3月，对美国波音公司来说，是个多事的月份：3月4日到11日，短短一周时间，波音飞机就发生了四起安全事故，分别是发动机起火、轮胎掉落、降落后滑出跑道以及液压油泄漏。｜｜拉塔姆航空一架波音客机发生故障，造成约50人受伤发生安全事故的机型不同，出现问题的零部件也不同，这些细节足以说明，这些事故背后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从以安全著称到如今事故频发，波音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波音的坠落呢？今年年初，一架波音737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成为最受关注的热词。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而后，他又多次提及、阐释新质生产力。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再到眼下，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这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厘清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而想要正确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读懂三个“不”。最近，新能源汽车、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技术以及生命科学等近十个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受到广泛关注。这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包含重大颠覆性的核心技术。那这是否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只能靠一个个产业单点的突破来实现？要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行业——汽车说起。去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升至全球第一，并且，速度令人惊叹——2021、2022年连续迈上200万辆、300万辆台阶，2023年更是跨越两个百万级台阶，达到522.1

菲律宾在南海，又有小动作：3月5日，菲律宾违背自身承诺，刻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一艘菲海警船无视中方一再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船。而菲此次行动的随行人员中，藏着一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第二天，CNN不仅发布了一段画面，称记者目睹了中国与菲律宾的“大规模对抗”，还刊发了一篇这名记者的特稿，描述自己面对中国的包围，在“寡不敌众”的菲律宾船上是种什么样的体验。相关报道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很快就收获了多次转发，谭主借助相关检测算法发现，转发中，有62个疑似为社交机器人的账号。很明显，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行动。从最初表态称中国“欺负”自己，到开始发布一些精心剪辑的画面，再到邀请“外援”CNN上船，甚至还动用了社交机器人，菲律宾的“卖惨”手段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娴熟。这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去年开始，菲律宾频繁在南海搅局，并炒作中国在利用军事优势“欺凌”菲律宾。这其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准将杰伊·塔里埃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杰伊·塔里埃拉是在2005年加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2022年底，他晋升为准将，成为菲律宾军警史上最年轻的将级军官。谭主翻看了杰伊·塔里埃拉此前的言论发现，“预算”是他频繁提及的关键词：｜｜2019年，杰伊·塔里埃拉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国家预算限制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现代化；｜｜2020年，杰伊·塔里埃拉表示，菲律宾的军费一直偏向于陆军，而菲律宾海军面临着和陆军的资源竞争，如果不对海军进行扶持，那它永远无法独立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202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2日凌晨，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及周边地区发动海陆空全方位打击，目前造成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人。在这之前，以色列曾公布了自己对拉法军事打击的计划，这一计划遭到了中东多个国家的集体谴责。与谴责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参议院正在推动一项法案的通过，而法案其中一项内容，是对以色列提供141亿美元军事援助。在中东国家呼吁控制局势升级时，美国人还在火上浇油。除了持续不断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外，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还对中东地区进行了报复性空袭，接连轰炸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使得中东地区局势更加动荡。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出来表示，伊拉克不是敌对国家之间进行清算的舞台。美国报复，别国遭殃。空袭发生后，谭主也注意到了不少人有类似的困惑：为什么美国要轰炸叙利亚和伊拉克？印象中，美国一直在持续轰炸这几个国家，为什么10多年过去了，轰炸还是没有停止？｜｜处于中东地区核心位置的叙利亚，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直动荡不断空袭，成了观察美国在中东地区行动的一个视角。透过空袭，我们也更能看清中东的局势，以及当下，美国在中东的处境。当地时间1月28日，约旦东北部的小型美国后勤基地“22号塔”遭无人机袭击。这并不是近期美军中东基地第一次受袭，事实上，这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后，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基地，遭受了160多次袭击。但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士兵死亡。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小事。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还没有美军因敌对行动而丧生，上一次有美军在海外丧生，还是在2021年的8月，当时，有13名美国士兵死于袭击。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这些。此前，美军遇袭的基地，基本都处于公开或者半公开状态，而这次遇袭的基地，位于约旦境内。按照外媒的说法，这是一个“秘密基地”。并且，根据美方初步的调查报告，无人机袭击基地时，有一架美军无人机正要返回基地，所以基地的人以为这是自己的无人机，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就说明，对方掌握相关情报，才能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对美军发起袭击。这让美国又惊又怒。袭击发生后，拜登专门见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1月31日，美国情报部门称，这场袭击是由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的，那为什么要轰炸叙利亚和伊拉克？厘清这里边的关系，就能对当前的局势有所了解。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了快速打击伊拉克政府，美国及其盟友投放了2万多枚炸弹，这不仅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也给伊拉克平民带来了极大的伤亡。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个武装组织成立，其中就有被美军认定参与了约旦基地袭击的“真主党旅”。“真主党旅”认为，中东各国的紧张局势是美西方国家造成的，希望摆脱美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从历史来看，“真主党旅”的说法不无道理。打开地图我们就能看到，部分中东国家彼此间的边境线都很笔直，就像一条条直线。一战还没打完，西方殖民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瓜分中东地区，他们拿出笔，在地图上划线，这些线就是日后不少国家的国境线，这种完全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方式，也让中东国家在原有宗教矛盾基础上，又多了类似于领土这样的现实利益冲突。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真主党旅”这样的势力一直都抱着仇视的态度。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他们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为什么打击的是反政府武装？从一个数据中，我们能看出端倪：根据披露，美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叙利亚培养、支持了80多个反政府武装。2014年，美国更是把这种支持摆在了明面上——当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多国横行，美国以打击恐怖组织为由，宣布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装备和训练支持。反恐本是应有之义，但美国只对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其用意不言而喻。当时，“真主党旅”也参与到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在同时任伊拉克总理会晤期间曾承诺，到2021年年底，伊拉克境内将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的美军。但美军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将“作战部队”变成了“军事顾问”。目前，美军在伊拉克还有2500名军事人员，分别部署在阿萨德空军基地、巴拉德空军基地和埃尔比勒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战机、无人机和特种部队仍能在伊拉克境内活动，执行军事打击任务。于是，这些基地，也成了武装组织重点攻击的对象。除了这三个基地，还有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坦夫基地。｜｜坦夫基地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像钉子般插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三国边境美军以“反恐”的名义修建了这一基地，从图上就能看到，它切断了一条高速公路，而这条路是连接叙利亚大马士革与伊拉克巴格达的高速公路，让往返于两国的武装势力只能通过沙漠转移。而美军从叙利亚偷取的石油，也由这一基地转运至伊拉克。｜｜在叙利亚偷石油的美军2020年，美国暗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后，“真主党旅”和其他武装组织开始联合起来。那为什么这几个武装组织在苏莱曼尼被暗杀之后，愿意联合起来呢？长期研究中东的牛新春总结了中东各方势力的诉求，他表示，当前，以伊朗为首的“抵抗阵线”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是中东地区最大、最根本的一对矛盾。新一轮的巴以冲突，激化了这种矛盾。在美国的干预下，加沙地区迟迟不能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加沙地区民众的处境，原本就很不乐观。以色列在加沙地区修建了横跨65公里，高6米的围墙，用以围困哈马斯。任何想要越过围墙的行为，都会被射杀。整个加沙地区，就是一座“围城”，只有少许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能够通过边境地带，运往加沙。据统计，加沙地区80%的人口依靠国际援助度日。这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后，持续的交火阻碍了救援行动，根据联合国估计，加沙200多万人缺少基本物资，情况非常严峻。陷入危机的，不只是加沙地区。巴以冲突延宕，暗杀和爆炸事件接连发生，地区局势甚至有失控的风险。不仅如此，中东整体安全形势恶化，也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活动机会——“伊斯兰国”趁机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眼看着中东地区又有被拖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开始意识到，需要解决问题——美国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袒。最先行动的，是胡塞武装。他们开始袭击红海水域的美国船只，并声称只有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他们才会停止这种袭击。｜｜红海北经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是海上的“咽喉要道”中东其他地区的非国家武装组织同样也加入了这轮反美的行动中。这也就出现了开头我们看到的那一幕，这轮巴以冲突开始后，美军的军事基地，遭到了160多次攻击。2月7日，美国突然暗杀“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也激化了局势。当前，美国在伊拉克长期保留2500名驻军，在叙利亚驻扎着1000左右的美国士兵，在约旦派驻各种名目武装人员约3000人，在中东其它国家也有美军人员零星分布。只要美国仍然不支持巴以停火，这些美国基地，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以“反恐”和“民主自由”为名，在中东掀起多场战争。但美国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动荡与灾难。直至今日，美国仍然不情愿离开这些国家，有数据表明，美军在中东地区，至少还有30多个军事基地。

1月11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此次通话，是在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去年11月，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两国商务部部长就在旧金山举行了会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通话的新闻稿中提到这样一个词——两国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去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中美双方同意在两国商务部之间建立多层级沟通渠道。在这次沟通中，王文涛重点就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双方还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何重点谈的是这四件事？通话中先提到的，是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的问题。“第三方”是谁？就在通话当天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针对美方直接介入、干扰荷兰企业对华出口光刻机问题作出回应。就在这个月初，美媒报道，应美国政府要求，阿斯麦取消部分原本已经定下的、向中国销售的订单。这样说，是要渲染阿斯麦对美国言听计从，十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但阿斯麦对中国的实际交付，并非如美媒想要引导的那样。阿斯麦去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中国大陆客户预付购买光刻机所积压订单已基本交付。事实上，阿斯麦早在出口限制风险来临之前，就已经开始加速向中国交付。去年11月，中国从荷兰进口的光刻机按价值计算同比上升1050%，它们几乎全部来自阿斯麦。正是有了这样的应对措施，在美媒渲染“阿斯麦取消中国订单”时，阿斯麦在官方通告中，说的是突然撤销的出口许可证或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限制，不会对其2023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而阿斯麦能够有所预警，是因为这场博弈还要再往前，追溯到去年10月。当时，美国宣布新的管制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阿斯麦的光刻机产品如果含有任何美国部件，美国就有权限制其出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周密一直在追踪中美经贸领域的动向，他告诉谭主，一方面，美国资本在参股、股权上对阿斯麦有着直接且显著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一些半导体的技术联盟，在技术标准的授权使用上，也约束着荷兰的光刻机。这导致，虽然阿斯麦坚定地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面对美国的压力，有时却也不得不选择低头。美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压、遏制中国，意图延缓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而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方，对中荷企业间的正常贸易横加干扰，中荷双方都不会乐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少见地直接公开点名美国施压干扰。除了光刻机，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又有扩大的迹象，中方这次提出的第二个关切，美国即将开展的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就是典型。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在今年1月启动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调查。成熟制程芯片主要指的是28nm及以上的芯片，区别于美国以前主要关注的先进制程。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023-2027年，全球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与先进制程的产能比重约为7:3，也就是说，成熟制程是大头。而在成熟制程的产能分布上，中国大陆的占比为29%，中国台湾占比为49%，美国占比为6%。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大陆的占比将会持续上升。对于中国这部分的优势，美国正在提高注意，并且展开了深入的调研。不久前，美国商务部发布美国微电子产业基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对194家在美国设计、制造或分销半导体器件的公司进行了调研，它们覆盖了美国半导体公司的95%。通过调研这些企业，美国商务部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过去几年，中国大力投入生产成熟制程芯片，对美国公司形成竞争压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最近几年要发展芯片制造，进行得并不顺利。美国商务部在谈这份报告时，关联的另一份文件，就很能说明问题——2022年8月签署生效的《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当时，《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吸引到了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和德州仪器等多家公司，它们公布将在美国建立新的芯片制造厂的计划，来争夺法案将分配的巨大金额。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商务部收到了来自42个州的半导体公司的460份意向书。但真正的拨款，姗姗来迟。直到2023年12月，美国商务部才宣布了第一笔拨款。这笔拨款仅仅涉及3500万美元，并且是分配给了一家军火商，来制造F-15、F-35战斗机等需要的芯片。这就可以解释，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为什么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英特尔的俄亥俄厂等新制造厂工期一拖再拖。美国已有30多年没有新建大型芯片制造厂，在配套、劳动力等方面有很大欠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商务部宣布了要对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展开调查。发展自己不行，那就打压“对手”。所谓调查，无非就是要给限制更多的中国芯片企业制造“依据”。这种调查的虚伪性，从上面说到的这份美国微电子产业基础评估报告中，就可见一二。谭主仔细看了这份100多页的报告全文，发现了一些美国政府没有予以重视的细节：很多企业并不支持对中国施加限制。有74家企业就表示，因为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得它们丢失了交易机会。这是因为，原本这些公司会花时间和金钱来确保交易的合规，但面对美国政府越来越严苛、复杂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公司只能选择直接取消交易。问题是，从过去5年来看，对于这些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来说，中国是其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在这几年都超过了美国本土市场。而对于美国政府过去制裁中国企业的一些理由——中国“胁迫”这些企业分享技术、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受限”等情况，这些公司也都给出了和美国政府相反的结论。全球产供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美国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查，给自己找些借口，人为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将经贸问题工具化、武器化。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链上下游，涉及电信、汽车等多个体量庞大的关键产业，美国的行径，无疑会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新的风险。也正因如此，在遇到这样的重要问题时，中美商务部长及时沟通，中方表达了严正关切。事实上，按照美国此前一贯的操作，在所谓调查后，美国就会发起新一轮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这次沟通中，中方也就美方制裁打压中国企业表达严正关切。不久前，美国商务部更新了“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规则”的三项内容，对2022年10月的版本进行修改，强化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将多家中国实体增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于这种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切入口。过去几年间，中国的一些头部科技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从2018年的14.1%持续上涨至2022年的25.1%，是世界上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这并不是单一现象。有一项对被美制裁的240家中国企业的调研发现，制裁冲击反而倒逼中国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形成网络性的应对措施。具体来说，对被制裁的企业的社交网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平均每个被制裁的企业将关联1.8个供应链关系企业，0.4个研发合作关系企业，0.6个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企业以及0.46个投资关系企业。也就是说，被制裁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联关系除供应链关系外，还有技术合作与技术顾问关系。稠密的科技合作网络，可以形成一种“抱团取暖”的社区。社区中的企业，如果可以互相协同解决问题，就有希望分散被美国制裁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技术制裁的掣肘，同时也是倒逼中国企业走向自立自强的机遇。至于美国的歇斯底里，是其对华战略出了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善这种情况，就需要从美国对华战略的症结着手。这次会谈，双方还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最近一个月的中美交流，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安全问题的讨论尤其频密：｜｜1月8日至9日，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举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助理防长帮办共同主持。｜｜1月10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应约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视频通话。｜｜1月1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芬纳。这些部门，都和美国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有关。比如上面提到的，美国《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首先分配给国防领域，至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是直接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土安全部，则是主管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相关专家告诉谭主，谈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主要侧重对中美管控分歧的目标达成一致。对于美国不断寻找借口，来实施各种对华限制措施，双方会探讨一些基本的管理模式，明确限制的范围在哪里，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美经贸层近期第二次提到，就中美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能继续聊，这本身就是信号。过去几年，随着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消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止跌企稳，中美经贸层加强交流，到今天，中美经贸层的交流开始对双方的核心矛盾展开频繁探讨。很显然，未来中美关系还需要双方继续努力，相向而行。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红海危机，最近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红海这个地方，有着全球最繁忙的贸易线路之一。近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区域打击“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多家国际航运企业陆续宣布暂停在红海航行。对此，当地时间18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宣布，已组建一支多国海上联军，部署大量海军威慑胡塞武装，为红海过境的船只护航。尴尬的是，就在美国宣布行动后一天，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将继续暂停所有途经红海的航线。此后，又有多家国际航运企业决定绕开红海。｜｜马士基将船只从红海改道至非洲在红海航行安全形势日益紧张的节骨眼上，美国愿意站出来为了大家的安全护航，按理说是解燃眉之急，然而积极反馈寥寥，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来看看，航行安全问题对谁来说最迫切。上一次这条航线出现问题，是2021年3月，长约400米、宽约59米的巨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上搁浅，导致苏伊士运河双向航行中断了六天之久。｜｜“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当时，据德国保险企业安联集团估算，苏伊士运河堵塞每周造成全球贸易损失额在6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之间，还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很大影响。最近两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等影响，全球供应链本就在脆弱复苏当中。红海航线再遭变故，正在让风险继续加大，欧洲首当其冲。现在，一艘经苏伊士运河的船如果绕道好望角，预计要增加7000公里以上的航程，航行时间大概多出7-10天，仅油费就会增加十几到几十万美元。油费，只是最显性的影响，有数据表明，当下的危机使得船只在水上花费的时间延长，预计将消耗全球船队运力的20%，且空箱返回也会延误，从而加剧供应链困境。全球前五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中，有四家都是欧洲企业，这四家航运巨头包括地中海航运、马士基、达飞轮船以及赫伯罗特，目前都已经选择绕道好望角，承担起更高成本。往深层次看，欧洲遭受的风险不止于此。不少欧洲媒体最近都在探讨一个问题，欧洲未来的通胀会不会更加严重。之所以讨论通胀，是因为从亚洲到欧洲，最短的航线就是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关乎着亚欧海运贸易的命脉，每天，中东有数百万桶石油，要经过这里，而主要去向，就是欧洲。中东地区出口到西欧的石油，70%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苏伊士运河附近水域往来货船繁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护航商船这件事，无论欧洲国家还是中东国家，需求应该都很迫切，也应该最支持美国的联合护航行动，但现实却很讽刺。根据美国公布的名单，参与这一护航行动的，包含十个国家：美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其中，没有一个中东大国。要知道，此前在护航行动初步拟定之时，美方官员早早就放出消息称，像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埃及这样的美国中东盟友很有可能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美国号称为“解决”中东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中东国家却不捧场。对于其中的原因，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告诉谭主：中东国家不参与美国海上联军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加沙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然后才引起了胡塞武装的出手干预。所以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大都不愿意支持以色列，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愿意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如果参与到护航行动，就是在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实际上是在维护以色列的交战状态。显然，阿拉伯国家没有人支持战火继续在中东蔓延。实际上，除了阿拉伯国家之外，行动名单里，欧洲国家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就在美国公布名单后不久，西班牙国防部就称，该国不会参与护航行动。同一天，荷兰国防部长也表示，荷兰将只提供2名参谋人员，是否能够长期提供军舰还要再考虑。有类似表态的国家，还包括加拿大和挪威，他们将分别派出3名和10名参谋军官，参与到护航行动中。再加上目前在红海地区并没有部署任何武装力量的意大利，这些国家投入护航行动的力量和意愿与他们迫切的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欧洲国家不积极参与护航相呼应的，是近来一些欧洲国家对待巴以问题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就在这个月初，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改变态度称，德国政府希望以色列调整其军事战略，以更好地防止巴勒斯坦平民遭受痛苦。再往前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公开反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关于巴以冲突的言论。更有超过800名欧盟职员联名致信冯德莱恩，批评其过度支持以色列。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开始调整姿态。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牛新春告诉谭主，美国目前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需要为进一步支持以色列寻找更多的依据、更多的理由。美国在红海的护航正是基于这个新的理由。当全球供应链因为航道出现问题，美国正好可以借此推动欧洲乃至更多国家支持以色列，支持美国。正因如此，美国在红海的护航不是为了谁的安全，不过是在装装样子，本质上，还是为了在中东问题上服务自己的政治利益。这场红海危机，是巴以冲突的外溢表现之一。作为当事方之一的也门胡塞武装，早在一开始就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要求加沙地带当地民众得到所急需的药品和食物。在11月份，以色列政府曾经和哈马斯达成过一次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前后持续了七天。同时，每天也有约200辆载满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从沟通埃及与加沙地区的拉法口岸过境进入加沙。在那几天，红海地区是相对稳定的。直到双方重新开战后，红海地区的局势才开始不断升温。可以说，巴以之间的停火，会自然带动红海冲突的平息。但美国恰恰是在巴以问题上煽风点火最突出的那一个。11月份，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决议，要求人道主义暂停。但到了12月9日，美国政府再次批准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价值约1.1亿美元的1.4万发坦克炮弹。在这前一天，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行使了一票否决权，使得阿联酋提出的加沙人道主义停火决议草案以13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结果未能通过。｜｜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决议草案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发现，口口声声说要推动地区和平的美国，表面上似乎想要通过护航为红海危机降温灭火，而在另一边，却又在导致红海危机的根本问题——停火止战上火上浇油，其本质就是龙王卖伞，终无晴日。美国，只不过是借着红海护航名义，为自己介入中东局势找到新的平台。毕竟，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上，美国和以色列自绝于国际社会大多数的行为已经让国际社会看透了，现在，美国需要重新给自己“扯虎皮”。欧洲和中东国家的迫切现实需要和最后行动的巨大反差，就是对此的抵制。美国的护航不是为了解决危机，而是为了让危机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两天，联合国相关负责人警告，红海航线的中断将给全球航运带来风险和危机。美国为了自己在地区的利益，甚至不惜绑架全世界的利益，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年末，是研判经济形势的关键时期，筹划未来的关键节点。形势形势，既要看形，更要看势，“形”是当前，“势”是长远，“势”要看理念如何转化为行动、蓝图如何转变为现实。中国经济，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很多机会窗口，往前进一步，抓住了、干对了，就能事半功倍。站在年末回头看，在2023这样变乱交织的一年，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靠的，就是主动作为。只有做到“进”，才能以进促稳，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行稳，致远。过去这一年，在很多关键性的领域，蜕变，正在发生：｜｜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今年，中国创新指数连升3名，成为唯一进入前10的发展中国家。｜｜当世界开放指数来到2008年以来的第二低之际，中国的开放指数从2012年的0.7107跃升至0.7517，提高了5.7%。｜｜百胜、苹果等行业巨头，今年前三季度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指标都创下新纪录，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称，全球化工生产都在下降，只有中国除外。这样的蜕变，正对冲着外部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谭主收集了今年以来11400篇外媒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对这些报道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每个⽉外媒唱衰中国经济的点各不相同：几乎任何短期波动的指标都是他们唱衰的依据。现实是，很多指标，在短期波动后，已经逐步趋于稳定：｜｜最近，世贸组织下调2023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但11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在经合组织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的同时，不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却在上升。实际上，一些指标的短期波动在所难免，要看到哪些领域发生质的变化，才能看清中国经济的大势。过去一年，能源转型，以及能源转型对整体经济转型的推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样本。要知道，人类的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能源转型和变革的历史。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驱动了人类过去的工业化，并使得数十个国家先后实现了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了2022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2%的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投资却创历史新高，达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9%，较2019年增长70%——能源转型，意味着经济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能源的绿色转型，很多人的一个固有观念是，这是一个需要以百年计的长远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仍然十分依赖传统能源，那么如何才能兼顾转型和发展？对此，先发国家的经验却无法解答。这是因为，它们采取的绿色转型方式是，先等高消耗的传统产业发展充分了，再发展绿色产业。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今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其中到今年上半年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约4.7亿千瓦，成为中国装机规模第二大的电源。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正在选择用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发展。2012年至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超过36%，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却连年保持世界第一，同样，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已经找到了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含绿量”十足，“含金量”同样十足。这几天，美国经济学家凯瑟琳·弗洛因德正在上海访问，她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十多年，十分了解中国经济，在和谭主聊起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时，她提到，放眼世界，中国在一些领域走在了前面，最近的一个亮点就和绿色转型相关。目前，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动车以及回收利用项目等领域投资规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投资总额的近一半，是能源转型方面的最大投资国。这样的投资带来的，是新的技术红利。用这些红利再去迭代传统产能，这样就可以形成正向的循环。中国环境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总量接近全球60%，是全球布局环境技术创新最积极的国家。与之对应的，由绿色发展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已超过13%。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酝酿出了更多新的动能。以进促稳，就是要通过一整套工作思维和路径的调整，实现问题的“最优解”。中国寻找“最优解”的方式，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协同”。因为，协同，意味着各领域积累的优势，得到融合，并带来发展的乘数效应。中国各个省份，资源禀赋和优势各有不同。而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协同喷薄而出的动力，正在推动这些省份，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可以看看这一南一北两个省份——广东和内蒙古，今年前三季度，前者依旧是GDP总量排名全国第一的省份，而后者，是今年前三季度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处于前列的省份。让领先者保持优势，让后来者缩小差距，这股动能，是如何从图景，变成了现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内蒙古。以工业立省的内蒙古，工业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41.7%，在这其中，能源工业占比又特别大，能源工业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近四成。很多人想象不到，2015年，煤炭占其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还高达82.9%的内蒙古，如今，新能源发电量已经全国第一，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风力发电量已经超过千亿度，风力发电量年均增长14.5％，太阳能发电量年均增长73.3%，新能源电力，成为了全省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的后劲儿之所以如此充足，

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听到一个词——大环境。大概的语境是，现在大环境不太好。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预计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速是3.0%，2024年是2.9%，都远低于3.8%的历史平均水平。有外媒就炒作说，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不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中国经济自然要崩溃，中国经济不好又会继续恶化全球经济。真实情况又当如何呢？中国用行动回答了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大环境的问题。谈经济，首先要有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波浪和曲折，对应的，是我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需求走弱，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国际环境变化对我不利影响加大，一些领域风险隐患逐步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守住了安全，也实现了安全之上的发展。在今年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稳住经济，并不容易。谭主了解到，中国100多个主要经济指标，有80%回升到三年前，甚至大大超出之前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1.3%，超过很多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第三季度，德国GDP环比下降0.1%，法国环比增长0.1%。面对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难能可贵，面对给全球经济增长1/3左右的贡献率，一些外媒却把中国塑造成了世界经济的“破坏因素”。今年以来，外媒在关注中国经济时，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勾连中国经济与大环境的关系。谭主用大数据工具进行统计发现，1月至9月，外媒使用“世界”“全球的”“国际的”这三个词的频次在逐步增加。我们当然在和国际的大环境互动，但外媒构建的互动，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全球需求减弱，这会“拖累”中国的出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反过来又会“拖累”大环境，“拖累”其他国家。但实际上，我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把这种恶性循环阻断，变成良性的互动和反馈。｜｜2022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30万标箱，连续13年全球第一把目光拉远，今年1月至10月，中国的出口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对欧盟，同比增长39.3%｜｜对东盟，同比增长49.7%｜｜对美国，同比增长19.1%｜｜对印度，同比增长57.1%｜｜对韩国，同比增长35.6%｜｜对日本，同比增长11.3%不同于外媒的唱衰，中国同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的联系几乎都在加密。真正能够与“拖累”大环境对应上的一组数据是：美国研究机构提出了一个“全球贸易壁垒指数”。在2023年，非关税壁垒，也就是各种进出口管制措施、政府歧视性政策等较高的国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且这个水平相较于2019年在抬升。｜｜位于英国伦敦的华为5G创新体验中心其实，越是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越要关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自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是怎么发展的，可以从上面出口同比增长显著的国家印度说起。中国出口到印度的主要产品，首先是机电产品。其中，液晶显示模组、微处理器、集成电路等增幅靠前的几种产品，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位于产业链的中游。这样的特点，对应着中印越电子协会今年在东南亚考察时发现的一个现象：中国的一些低端制造虽然有外溢现象，但它们多以装配组装为主，符合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生产这些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企业或独角兽基本都留在国内。｜｜中企在柬埔寨总装机容量最大发电项目建成投产以产业链为一个中心视角，回望最近几年中国对内的产业建设，会发现，早在2020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系统关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未来的长期变化，并且不断强调“补链、强链、延链”的理念。｜｜上海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市场竞争力越来越确定，同样也能从一个细节中得到印证。从2019年到现在，中国出口增量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相较于2019年，民营企业在出口总值中的占比从51.3%提升到了62.9%。正是在自身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加密了与外部连接的通路，国际循环水平不断提升。｜｜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一家电子元器件厂根据《人才、创新与产业链韧性报告（2023）》，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链韧性中位列第二。排名，代表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位置，这种位置也与中国的全球贡献相呼应：中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纵然有惊涛骇浪，我们依然抵御住了风浪，稳住了。客观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回避，也不易被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个月却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4%，较今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4个百分点。既然大环境不好，中国做了什么？二十大报告中，在讲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时，提到了一个词，“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前缀从十九大报告中的“提高”变成了二十大报告里的“着力提高”。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一种能力。一般来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两大路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其中，技术进步的提升相对较大。｜｜被视为中国外贸风向标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只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西方国家引领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但为什么美西方的技术创新没有转化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动西方国家的新一轮增长？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给出了一种解释：美国现有科技创新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帮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这与我们现在广泛观察到的，美国经济的症结，是一致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1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13%，美国为11%，德国为19%，日本为20%。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7.4%。这其中，有不少来自于传统产业的增长：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在不少人的理解中，传统产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空间，甚至有人将其等同于“落后产业”，这种增长，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福建晋江，是一个观察的样本。这几天，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论坛在晋江举行。作为一个县级市，晋江拥有超9万家民营企业和51家上市公司。而晋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靠的是“笨办法”——面对脱实向虚“挣快钱”的诱惑，晋江的企业在市场竞争最激烈的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坚守。事实上，传统行业并不是不能增长，而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技术积累，在很多细分垂类做到极致，才会产生“质”的变化和飞跃。晋江的坚守，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很多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了“黑灯工厂”和“全智能化运转”。｜｜今年4月晋江市成立产业数字化服务协作联盟这样的坚守，也铸造了晋江的核心竞争力。这背后，也蕴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谓的传统行业，内核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当传统行业不再传统，会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动能。就在这几天，一些外媒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后发现，绿色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正在产生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新需求，这些需求过去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等传统行业。｜｜运送动力电池系统的运输车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会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带来空间，恰好，中国的这些发展空间，就是在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发掘出来的。过去一年，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一个特点是，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总是保持增长，并且始终大幅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传动系统供应商康迈尔一般来说，制造业相关的领域中，能源、通讯和出行方式是定义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因素，就好比化石能源的使用、无线通讯和现代交通工具区别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制造业、能源、通讯、出行，这几个词摆在一起，谭主最先想到的，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展区要知道，新能源汽车从一个不被看好的产业，向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转变，也就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很多人知道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可能有人不知道，2022年全球对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环境不好，我们还经历了转型、产业升级的阵痛，遭受了美西方国家使用不正当贸易手段的打压，但中国，就这么过来了。｜｜链博会上的特斯拉展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施工队”值得注意。这一年，宏观政策，在持续发力：｜｜今年年初，政府部门就延续优化了一批阶段性宏观政策，包括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上调部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上半年，又推出了一批针对性强的新举措，聚焦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三季度，我们又谋划实施一批服务实体经济的储备政策。在一系列“组合拳”的引领之下，实体经济愈发成为我国发展的本钱。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正在让我们的“本钱”愈加沉甸甸。每个经济体都无法逃离大环境，但我们可以做的是改变自己，通过更高质量的发展寻找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在向内积极变化的过程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的积极变化，也正在一步步改变国际发展的大环境。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尽管大环境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没有被大环境改变，而是先驾驭住了形势。面向未来，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中国如何持续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首届链博会上的一个细节，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个问题的窗口：在链博会的欢迎晚宴上，谭主见到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5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代表或政府代表，其中美欧企业占国际参展商的36%，美国企业参展数量最多。｜｜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听信所谓的“脱钩断链”，没有选择“回流”，没有实行所谓的“近岸外包”？谭主跟这次来华参展的美国企业聊起这个话题，他们的答案是，过去几年，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供应链的本土化，但本土化的成本，使他们还是回到了中国。｜｜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与美国嘉吉公司代表们在链博会晚宴上交谈表面看，外资企业在意的是成本，究其根本，是中国供给能力背后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更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投资未来。｜｜首届链博会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美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三十次非正式会议。眼下，中美关系仍处于止跌企稳的关键十字路口，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再次赴美，更传递出看待中美关系的历史定力。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国既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面对破坏性力量，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确定性和底线是什么？习近平主席身体力行，给出了答案。01

应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邀请，1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启程前往旧金山，对美国进行访问。此行，是在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共识——巴厘岛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两国财金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今年9月，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半个月前，中美经济工作组和中美金融工作组相继举行第一次会议。此次访美，有利于加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玉渊谭天了解到，此行赴美，中方要求美方必须重视中方关切，这是此次交流的前提。这些关切，需要美方高度重视，并拿出实际行动作出回应。在中美双方都官宣此次访问行程的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美国财长耶伦自己写的文章，她在文章中透露了部分在7月访华时的表态：我在北京之行期间向中国解释，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基于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为了让美国获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或是打压其他国家。作为财长，耶伦负责制定与经济、财政等有关的政策并提出建议，这其中也包括对华经济政策。相同的话，耶伦在4月就说过。当时，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提到，美国无意损害中国经济发展，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针对性的行动，纯粹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场演讲的主题是“美中经济关系”，它也被美媒称为“拜登政府就对华立场最全面的阐述之一”，被视为拜登政府最新的对华经济政策。而它的实际主旨，直白一点地说，就是安全第一、经济第二。事实上，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对华经济政策的术语一直在变化，从“脱钩”到“再挂钩”再到“竞争”，从“小院高墙”到“去风险”再到“友岸外包”，背后不变的，是其所谓的“安全”叙事。对于美方的表态，中方的态度也很明确。7月，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在北京会见耶伦时就提到：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7月在北京，中方就已经点明了美方的小心思。在中美经济交往中，美国长期泛化、滥用“国家安全”，其背后，是美国的霸权思维还在作祟。中国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却一直将中国视为威胁自身地位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严重偏差，这也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华经济政策出现了偏差。值得一提的是，耶伦在这次的文章中特别做了反思，称“我们不应该沉溺于与中国的竞争，以至于被竞争所定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长期关注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据她观察，拜登政府的确在反思对华政策，尤其是经贸领域对华政策的错误，这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但美国对华的遏制打压，以及这背后根本性的对华竞争思维并没有彻底扭转。现在只能说，有一些向好的迹象。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还是“友岸外包”，其实质都是一个词，“脱钩断链”。“供应链”也是美方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以来，在外媒的报道中，平均每个月都会有90多篇关于耶伦谈论“中国”与“供应链”。如此煞费苦心，成效几何？今年8月，《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拜登的中国战略不起作用》的报道，其中提到，尽管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脱钩断链”的措施，以减少所谓的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依然完好无损”。这篇报道中提到这样一组数据：2018年，美国从“低成本”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66%左右来自中国，到2022年，这一数据变成了刚过50%，美国将其中的订单转移到了印度、东南亚国家等。从数据来看，美国的政策取得了“效果”。但报道也提到，数据变化背后的真相是，美国将这些订单从中国转给其他国家的同时，接受美国订单的国家又在将生产转给中国。《经济学人》提到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商务部就发现，4家位于东南亚的太阳能供应商，只是将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做了微小的改动，然后就出口到美国。这样，可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这种情形还发生在其他领域——墨西哥是在美国“脱钩断链”政策中“受益”的国家，大量的汽车制造工厂迁往墨西哥，以享受美国减免关税的待遇。但《经济学人》报道中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国对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出口翻了一番。美国实施“脱钩断链”政策的“初衷”，是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外，进而迟滞甚至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它的实际结果，是加深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美国政策适得其反的原因很简单：市场机制是一个良性机制，它能为消费方找到成本最优的供应商，这是市场规律，美国无法强行改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与地位。美国需要明白，搞“脱钩断链”，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过去半年的中美经贸高层交流中，中方还频繁提及一个关切，那就是美国的半导体政策。上个月，美国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又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要理解这些政策，可以参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的一句话：随着技术的进步，美国会不断更新半导体出口管制的规则，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而问题就在于，需要管制的“新技术”包含哪些，什么是“先进半导体”，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认定标准，这就留出了随意追加、随意限制的空间。所以，出现了一个滑稽的迹象是，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围追的对象，其实反而变成了美国公司：此前，为了绕过美国的对华出口禁令，英伟达在A100、H100两款芯片的基础上只做了简单的调整，推出特供中国市场的A800和H800芯片。随后，美国更新出口管制的规则，将矛头对准美国公司的这类应对方法。不久前，美国政府在一封信中告诉英伟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销售高端芯片的新出口限制立即生效。这远远早于原定于11月中旬生效的出口管制新规，英伟达50亿美元对华人工智能芯片订单或被迫取消。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芯片企业加大与中国的联系。最近几天，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上，美国芯片企业美光首次出席，表示美光未来将继续扎根中国，投资中国，回馈中国社会。美光还表示，已经签约参加下一届进博会，期待2024再次相会。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半导体行业需要中国。一意孤行的美国政府，还要无视美国企业的利益到什么时候？在对耶伦的社交媒体及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后，谭主发现，“公平”也是耶伦在谈论中国相关话题时频繁提及的一个词。公平，要对中国商品一视同仁。过去几个月，中美经贸高层的交流中，中方也多次提出对301关税问题的严正关切。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是中国在美投资企业。前不久，美国阿肯色州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某些外国公司收购或持有该州的土地。根据这一法律，阿肯色州要求该州一家中资企业出售其拥有的土地和资产。这家企业被中国公司收购前，已经在当地深耕数十年。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到2021年底，在外国投资人持有的土地中，中国占不到1%。除了这种“1%的针对”以外，美国还以不透明、不公正的行政手段对中国企业在美融资、运营施加全方位限制。美方迄今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想要同中方合作，美国也需要给这份清单“瘦瘦身”。今年8月底，也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美媒突然释放消息称，雷蒙多表示中国已经变得“无法投资”。报道里说的是，有美国企业向雷蒙多反映了这一情况，而雷蒙多将这番话转述给了美国媒体。说这话时，雷蒙多正在北京去往上海的高铁上，抵达上海后，她参加了上海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于是，在看到这一报道后，谭主第一时间找到了上海美国商会的负责人。上海美国商会有3000多个会员，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商会，对方表示，没有听到有美企说中国“无法投资”的声音。“无法投资”还是持续看好，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证明。前不久，中国贸促会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700家左右受访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满意度总体较高，八成以上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在“满意”以上。现实面前，美国仍没有放弃抹黑中国营商环境的意图。不久前，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发布分析师报告，称中国存在数据风险等问题。但这份所谓的报告中，使用的都是“或许”“可能”“似乎”等不确定表达，援引的都是不具权威性的声明。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无法改变中国依然是全球投资“热土”的事实。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中国，吸引力有多大，一个数据足以说明：今年1至9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7814家，同比增长32.4%。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会释放更多的发展红利。是分享红利还是凭空捏造、错失机遇，美国需要好好考虑。中美经贸领域的高层会晤，也多次提及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当前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债务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共同应对的前提，是中美双方承担好各自的责任。当前，世界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研究表明，60%的低收入国家和至少25%的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高的债务困境风险。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成因复杂，相关各方应各尽其责、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中方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缓债总额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最大。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在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贡献的缓债额度高达63%。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没有放弃营造中国给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的叙事。美国，需要拿出行动与担当，中美才能携手共同应对挑战。只有这样，中美才能稳定市场预期，为投资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只需三步添加“星标”，第一时间收到新内容推送，不错过精彩内容！

10月25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相比于习近平主席今年会见的前几位美国客人，纽森有些特殊。他是疫情发生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州长。而对这次访华，加州方面也格外重视，将其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如何理解这个“机会”，可以从习近平主席的几句话里找到答案。01

10月1日，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在德国召开。这是时隔四年，中德再度举行高级别财金对话。对话会后，中德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双方在财金领域达成了25项合作共识，既有框架性和方向性的合作原则，也有非常具体务实的合作事项。这些成果不局限于双多边层面，还涉及改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等方面。从2015年的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到今天，中德间的高级别财金对话合作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无论是对中德两个大国，还是欧洲来说，这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连美国媒体都评价称，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体，中德的决定无疑将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理解其中的深意，可以看三个细节。如约谭主注意到，这次高级别财金对话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法兰克福，是见证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的一个注脚。此前，首轮中德政府磋商期间，双方宣布在中国人民银行驻法兰克福代表处内设立外汇交易室。随后，中德在法兰克福建立了欧元区内首个人民币结算中心。这个中心落地法兰克福，不仅因为这里是欧元区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经济体对使用人民币结算并保值的需求非常强烈。对于加强联系与对话，中德有着共识。去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特别提到：中德应该相互尊重，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对话协商，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德国总理朔尔茨，是疫情发生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欧洲领导人。他访华时，还带上了由12家德国大型企业高管组成的经济代表团。出发前，朔尔茨专门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今年6月，中德举行第七轮政府磋商，双方共有外交、经贸、工业、财金、司法、交通、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发展等22个部门的负责人，分别举行了对口磋商。对于美欧一些炒作对华“去风险”的杂音，中方用中国人“坐大众汽车没觉得有风险，用西门子做CT也没觉得不安全”的故事，让“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的道理，赢得了共鸣。随后，朔尔茨也表示，充满活力的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再次强调，德方无意同中国经济“脱钩”，两国都希望从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受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此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正是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的重要成果。中德再进一步，水到渠成。谭主注意到，这次对话，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2024年，中国财政部将与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在北京举办中德财政合作对话论坛，从法兰克福到北京，中德财金合作串点成线，届时将有中德双方的政商界重磅人士参加。务实中德政府层面沟通互动越发密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中德企业找到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德国国内有部分声音劝德企扩大对华投资时要慎重考虑，但汽车、化工、电器等领域的德国企业仍将增加对华投资，投资金额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最近一段时间，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发起所谓的“反补贴”调查，中德电动汽车合作却“逆势而上”。德国大众汽车近期宣布，向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投资7亿美元，共同开发和生产电动汽车。其首席执行官说，公司将加大在中国的投资，特别是因为大众汽车需要中国技术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曾任德国财政部长，牵头过此前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的朔尔茨，很清楚这样的潜力，与一些“反补贴调查”的论调保持了距离。朔尔茨表示，“赞成全球竞争的经济模式”，并警告不要采取“保护主义方式”。实际上，权威机构预测，德国经济今年有萎缩0.6%的可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谭主，这是德国经济20年来面临的最严峻状况。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力争更富弹性的复苏。中德进一步加强合作，契合了双方当下发展中的关切。顺势面向未来，中德合作的前景，正变得更加显著。中德不仅可以成为彼此的机遇，更是中欧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器。这次中德达成的具体合作成果中，也可以看出，中德还在着眼全球和未来。尤其是在推动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理念上，双方又相互靠近了一步。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由于美国控制了超过15%的投票权，从而有了一票否决的能力。但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联合声明中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双方支持IMF按时完成第16次份额总检查，以确保份额在IMF资源中的首要地位，并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即在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成员份额方面作出了积极表述。这是德国首次就这个问题，作出积极表态。实际上，中德一直都共同倡导支持多边主义，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正是多边主义的题中之义，毕竟过去20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不仅如此，双方达成共识，支持德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和相关金融服务，欢迎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德国经营主体积极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元遭遇重创，欧洲各国央行只能跟进美国经济政策，为美国决策承受代价。现在，一个更加多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对于欧元并非挑战，而是一个变得稳定和自主的机会。而要实现这样的愿景，中国无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直言：“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全球政治角色，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2024年，中德还将在北京见面。林德纳已经表示，明年将访华，举行新一轮对话，并将访问亚投行。中德打开的这扇相知的窗口，可以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中欧与世界。

正值佳节，一轮明月照家国，除了小家的团圆，总会想起一个地方——台湾。最近一个月，台湾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9月以来，“发展”一词在台湾地区网络平台的热度不断上升，现在已经超过“战争”，这是民进党当局过去几年执政期间都不曾有过的趋势。随着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临近，台湾民众产生了一定的焦虑：“七缺八涨”等问题愈演愈烈，柴米油盐怎么办？基础设施投了那么多年，却几乎没有变化，长远发展怎么办？除了台积电，台湾的下一个创新点在哪里？台湾同胞前途命运的大方向很明确，那就是一定要和平发展，但怎么和平发展？眼下，来到了十字路口。9月初，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首次以民进党参选人身份正式召开记者会，阐明了所谓“实现和平发展”的路径：备战才有办法避战，避战才有办法和平发展。这也是民进党当局正在遵循的发展路径：把军备与发展捆绑，优先军备，再说发展。民进党当局不久前通过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就很能说明问题。各项支出中，防务支出继续保持增长，经济发展支出却是所有领域中跌幅最大的。随着防务支出增长，民进党当局与美国的军事勾连也有新动向。美国提供给台湾武器的新方式值得注意。

刚刚，财政部发布消息。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两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在谭主看来，中美成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是水到渠成。背后，是两国财金团队对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的持续推动和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时，明确指出：同意两国财金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从今年6月开始，美国官员开始密集访华，“沟通”均是其中的关键词。7月6日至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访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耶伦财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及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彼此关心的经济领域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加强沟通”四个字，成为中美双方在消息稿中反复强调的关键词。会谈结束后，中方财政部在通报耶伦访华情况时特别提到，后续保持中美经济领域的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交流。美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耶伦也直言，预计此行将有助于与中国新经济团队建立一个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这也就有了中美经济领域的两个工作组。具体来看这两个工作组的机制安排。“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两个工作组都由副部长级官员牵头，可以更好推动中美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在中美经济、金融领域的相关问题上，需要协调的方面很多，存在分歧的问题也有不少，谈起来、谈下去也不是易事。例如，美方对华单边打压制裁措施一直没有停下，两个工作组的建立也是搭建起一个平台，中方可就此持续进行交涉斗争。双方坐下来，谈起来，显然不只有利于中美，也有益于世界。眼下，世界经济的疫后复苏和持续增长不容乐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过去20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8%，但预计未来十年的增长速度在2.8%左右。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坐下来，谈起来，加强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协调，稳定全球市场信心和预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回看今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访华和多边场合都在表达，中美不合作会带来巨大风险，都希望中美合作给世界带来希望。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中美经济领域工作组的建立，提供了相通的平台，创造了共进的契机。

近期，台湾地区媒体《联合报》爆料，一份被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要求台湾防务部门新建P4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研发生物战剂。生物战剂是指将致命细菌或病原体改造后，用以投入战场发动生物战的生物武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研发生物战剂、发动生物战的典型代表。消息一出，台当局立刻出面灭火，而其“辟谣”的理由，却是“被披露文件表述不正规”，比如“坦克”应该是“战车”，“各军总部”应该是“各军司令部”。可这些所谓的“不正规表述”都出现在文件中与生物实验室无关的段落。另外，谭主简单查了查，这些“表述”均在台当局发布的文件中出现过，其“辟谣”可谓不堪一击。台当局为何避重就轻？他们在试图隐藏什么？P4实验室，主要用于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病原体，包括天花病毒、埃博拉病毒等。但P4实验室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民用还是军用。民用可以研发疫苗，但军用就有被用来发展生物战的威胁。我们熟悉的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内就有P4实验室。而台湾地区的第一座P4实验室也受军方控制，它隶属于台湾“军医局预医所”，受台湾所谓“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指挥，地处深山，由台军重兵把守，没有门牌。尽管此前这家实验室被披露出在简介上写明“生物战剂研发”的目标，但因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许多台湾民众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高风险的生物实验室，台湾已经秘密修建了2座。要知道，P4实验室不是说建就建，成本造价、营运费用都相当高昂。根据建造面积的不同，造价少则可能数百万美元，多则高达几千万美元，比如德特里克堡P4实验室。这远远超出了“预医所”所在的“军医局”每年稳定在250万美元左右的一般科学研究预算，但台湾却仍在加大对P4实验室的扩建。2021年10月，“预医所”宣布规划新建一座P4实验室。而如今，台媒又曝出美国要台湾新建P4实验室。台湾的底气从哪里来？我们再翻了翻之前的台湾“军医局”预算表，发现正好在2021年，这项预算突然高出正常水平。而也是在同一年的3月，美军设置在“印太地区”的陆军第18医疗司令部和台湾“军医局”局长举行了一场会议。接着，2021年年底美国国会提出《美台公共卫生保护法案》，要求在位于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内建立传染病监控中心，对台湾相关病毒研究进行监测与指挥。这个监控中心由于设在“美国在台协会”而拥有“外交特权”，不受台湾公权力管束。根据台媒爆料的美国要求台湾扩建P4实验室的“秘密会议”召开时间，谭主通过对比卫星图发现，这个时间点后，“预医所”内确实有动土扩建痕迹。美国给台湾带来了多大的威胁？谭主拿到了一张台湾生物实验室名单，包含部分已知的生物安全二级至四级实验室。把这些实验室一一在地图上标记出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密集分布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各大台湾市区中。这也意味着，台湾人口最多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生物研究网，存放着各种各样的病毒。这也是台湾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的事实。不仅如此，这些生物实验室还紧密围绕在台湾所谓“作战区”周围，将他们的位置连起来之后，可以发现，其多数都在靠近大陆一侧。台湾的监管能力却难以跟上这样的扩张速度与规模，台科研部门负责人曾公开承认，台湾缺乏实验过程监督，并且对生物实验室管理不善。台湾的公共安全处于极大的不确定当中。所以，台湾自以为能通过倚靠美国而耀武扬威，但是真正被牺牲的，到底是谁？

不久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在出席一场安全论坛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美国重建在华情报网络已经取得进展。其口出狂言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用行动进行了回应。今天，国家安全部公开近期破获的一起美国中情局间谍案。这起案件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这名间谍原本是军工集团工作人员，被公派出国留学；｜｜出国期间，其被美国中情局盯上，对方与其建立密切关系后，亮明身份要求其成为间谍，承诺给付巨额报酬并为其全家办理赴美移民；｜｜此人同意成为间谍，并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这名间谍学成回国后，继续为美国提供情报。这个案例中提到的美国中情局，就属于我们常说的境外势力。那眼下的境外势力究竟还有谁，渗透手段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防范？谭主找到了相关专业人士，他们给出了一些线索。作为境外势力的典型代表，美国中情局一直在开展渗透中国的行动。特别是这两年，美国中情局还专门成立了两个中心，“中国任务中心”和“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中国任务中心”是美国中情局唯一一个针对单一国家设立的任务中心。“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则负责帮助美国间谍精进谍报技术，美国中情局特别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空间的应用，美国中情局随后任命的首席技术官，就来自硅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我们搞渗透有数字化的趋势。这在另一个部门也可以验证。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影响力与认知管理办公室。在公开披露的材料里，可以发现，这个机构会通过数字化分析结果影响别国战略决策。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境外势力的内涵和外延，早已经发生变化。谭主找到了李伟，他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他告诉谭主，一般来说，境外势力包括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东突、港独、台独、藏独等势力，反华媒体和部分境外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境外敌对势力会伪装成境外商业机构。谭主搜集了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公布的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典型案例，制作了下面这张图。境外势力能影响我们身边人，原因在于，普通人的活动空间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得到了极大延伸，而境外势力很擅长在社交媒体空间埋线。有些今天冒出来的事，可能是几年前埋下的种子。国家安全机关前段时间公开的典型案例中，就有这样一个与社交媒体有关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从2020年以来，先以介绍国外日常生活为幌子，吸引了众多粉丝。在此之后，这些账号开始夹带私货，频繁以造谣、诽谤的方式，发布抹黑我们国家形象的内容，甚至煽动教唆他人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在社交媒体，这些操纵手段已经超越了传统上集中化的“和平演变”路径，而呈现出多点开花、快速迭代、全平台联动的特点，潜移默化地通过信息操纵来影响我们的认知。兰德公司的研究明确说，以前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实现的某些目标，现在可以用网络空间的工具达成。李伟提到，不论披着什么样的皮，美西方对中国的整个渗透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和相关国家的总体对华战略保持一致。这些国家的国家战略指向哪里，它的情报机构就会相应调整重心。这种调整，也正对应着认知的争夺。谭主梳理了2019年至今危害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根据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可以发现一些聚集的话题领域。具体我们从图中的第一个集群，军事议题说起。围绕军事议题，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盯上我们重要武器装备研发的专家，搜集我们研制尖端武器的情况。他们还收买普通人观测我们的军港，指使其搜集军舰信息。除了这样“硬碰硬”，情报搜集也在转向更不易被察觉的方向。就拿图上的第二个集群来说，其中涉及的海洋数据也与搜集军事情报有关。一批可疑的外籍人员曾以“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为名，找上大连的一家普通养殖个体户。他们名义上是免费帮助养殖户监测水质，实际上，这些人用这样的幌子同时监测非开放海域的潮汐、海流等重要敏感数据。这些数据将为外国潜艇秘密潜入我国领海附近提供导航。除了这些传统的“物理攻坚”，还存在认知领域的争夺。它的主要手法有两个，一个是多部门精准配合协调一致，另一个是针对不同议题精心设计。我们对过去三个月涉我军的话题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关键词，将搜索范围限定为海外，得到了近2万条数据。可以发现，在高频话题中，美西方构建中国军事威胁的话题数量与中国军事援助的话题数量比例是8：1。其中，除了美国国际媒体署下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反华媒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甚至编造我军谣言的触角更向外延伸，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各个部门。这种协调一致性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歪曲中国形象，并且要将这种形象传递给两类人：一类是除中美之外的国家，把中国描述成他们害怕的样子，制造外部矛盾。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谭主在现场看到美国防长主动与中国防长握手，装出一副想跟中国交流的样子。但转头他就在会上说，中国在对亚洲国家制造军事威胁，并让反华媒体大肆配合炒作。第二类就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建构与中国民众不同认知的形象，来制造内部矛盾。实际上，这种认知争夺不只是出现在军事领域。从图上第三个集群可以看出，它在社会领域也相当胶着。相关专业人士和谭主提到了境外反华媒体的一个常用手段：专门对中文和英文版本的报道做不同设计，定制化地引导认知。还有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在十条中性的推送中，穿插一条误导性的推送。大家的认知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影响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赵辉指出，根据他的观察研究，近几年境外反华媒体和外国间谍更加注重对社会领域的渗透和破坏。他们利用我们的社会矛盾、热点问题、重大事件，挑起社会冲突，制造群体的分裂。可以看出，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和境外反华媒体等多个机构正在军事、社会各个领域协同，对中国发起一场“攻心”的战争。而在上图之外，还有一个话题，这两年也开始成为认知争夺的焦点，那就是经济。围绕这个议题，美西方协调一致的认知引导手法也已经露出马脚。今年美国财长访华前，谭主发布了一个围绕美国“知情人士”的数据视频，其中唯一一个持续被美国“知情人士”拿来炒作的就是经济议题，它几乎每月都会出现，其中大多数都是围绕芯片和科技领域制裁的话题。这些“知情人士”中，有一部分透露了单位，其中密集出现的单位就有五个——国会、国防部、白宫、联邦调查局

基辛格的这次访华，让美国政客酸了。跟前面几位访华的美国官员相比，基辛格这位“民间人士”在中国，受到了很高的礼遇。20日会见的现场，很多细节都让谭主印象深刻。特别是习近平主席讲出的那句“中美关系永远和基辛格这个名字是连在一起的”，格外令人感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真挚地表达对这位美国前国务卿的友谊，这是中国人的情怀和格局，更是在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做注解。什么样的选择，才值得被历史和时间铭记？中方通过与基辛格的会见，讲了三点，值得美国认真听听。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不会忘记你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透过基辛格，中国传递的第一个信号，是得看懂中国人的“朋友之道”。不会忘记老朋友，渗透在基辛格访华的每一个细节里。这次，中方特别把会见的地点，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52年前，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就是在这里首次见到了中国领导人。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也是基辛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百岁的基辛格对于这样的安排，专门表达了感谢。这样的精心和周到，还贯穿在基辛格访问的全程。|

全球刚刚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六月，气候议题以科学家们最不希望的方式再次闯入大众视野。作为最典型的全球问题，日益严峻的气候议题是对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发出的拷问。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气候”一词的含义也更多元。政治气候的讨论度与自然气候都很“热”；“大气候”与“小气候”之辩层出不穷。中美气候合作的“小气候”与中美关系的“大气候”密切相关。五十多年前，小球推动大球转，中美关系得以破冰；如今，“小气候”能够调节中美政治的“大气候”吗？带着疑问，谭主找到了关注变局、研判趋势的张宇燕，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在谈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原则时，气候问题治理是他提及最多的例子。张宇燕告诉谭主，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的互动与叠加，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世界各国必须持续协调，共同解决。关于气候问题，张宇燕说：首先是离开悬崖，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以下是张宇燕的讲述：气候可以有多种分类，比如自然的气候和政治的气候。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值得探讨。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之间的互动，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理解这个互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段论”，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每个时段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自然气候是长时段的变量，大国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属于典型的中时段变量，中美博弈复杂加剧则是短时段影响国际格局的基础性变量。如今，这三个时段的变量正叠加在一起，成为当今时代面临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的关键源泉。在长时段尺度下，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恒量”、至少是一个超级慢变量，而现如今却已成为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且直接的变量。从供应链韧性角度来看，随着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自然灾害多发增加了供应链受阻甚至断裂的可能性。同时，极端气候通常还会导致粮食减产，进而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主要焦虑的议题之一。引发气候变化的主因是温室气体排放，因而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排放国的美国和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鉴于综合国力的日趋接近，中美两国间博弈的性质发生变化，博弈领域、维度和复杂性都在扩展、升级和加大。在这个过程中，气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问题，更是中美政治“大气候”内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相互交织地走到了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中美之间，气候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给许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其中也包括中美两国。从趋势上看，极端气候将愈演愈烈是大概率事件，世界各国对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合作抱有的期望也不断提升。无论从全人类利益还是自身利益考虑，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坐下来面对面地商讨解决之道。在这里，自然气候从某种意义上扮演了缓解政治气候压力的角色，成为调节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其实在自然气候问题上，特别是在节能减排或能源转型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在光伏产业和储能电池方面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规模效率不断提高。美国在氢能源技术开发等领域全球领先，最近美国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实现让原子核聚变中产生的能量超过了该过程消耗的能量。两国在技术开发或者专业化生产等方面扩大和深化合作，不仅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人类都会带来莫大的好处。气候治理表现为一套国际规则体系。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气候治理的中性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现实情况是国际规则体系往往显现出非中性特征，主要特征是同一规则下各国的损益情况各不相同。在大国竞争时代，国际规则体系很容易被“武器化”，被霸权国家拿来作为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近年来，在面临极端气候、生态破坏的严峻问题时，美国常常试图将气候、环境治理与实现国家政治目的挂钩，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换句话说，在自然气候中掺兑浓烈的政治气候要素。2021年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成立后，它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重要议题，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幌子，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形成隐性壁垒。据估计，由于能源转型，到2040年人类对锂的需求将是2020年的40倍以上，对石墨的需求将是25倍，对钴的需求将是21倍。这势必引起各国尤其是利益攸关国家对相关资源开采、加工及供应的主导权之争。谁能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搞排他性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小院高墙”？在减排承诺方面，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淡化发展阶段差异，过度地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碳预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如果从存量角度来看，在大气中现有的2.5万亿吨温室气体中，美国的排放量超过5000亿吨，而中国只有2800多亿吨。欧洲工业化起步更早，排放规模存量和美国差不多。从公平的角度看，增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必须统筹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减排“成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把碳密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自己国家的排放自然就少了。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对特别脆弱国家进行补贴。这是历史性一步，但细节存疑：资金来源何处？总体规模多大？谁受益？如何定义“特别脆弱国家”？要知道，时至今日，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也远未兑现。此外，发达国家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就是俗称的“碳关税”，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双重打击。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到欧美国家的碳密集产品的竞争力因调节税而受到损害。其次，发达国家所收的碳税主要用于发达国家自身，进而拉大南北差距。难怪有些评论家将其称为“新绿色殖民主义”。这也是多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今年人类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极端气候的厉害。据世界气象组织和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最新数据，2023年7月（到7月3日的数据），全球平均气温首次突破17摄氏度。在热浪不断来袭的同时，山火、干旱、洪水等都在以更大规模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致辞振聋发聩：“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要么是‘气候团结协定’，要么是‘集体自杀协定’。”古特雷斯秘书长特别指出，气候问题主要不是天然灾难，而是人类行为的后果。矛盾论讲凡事都有两面性，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和生态环境极速恶化正将人类逼近悬崖，这反过来也使气候变化成为时代主题之一，也成为了某些陈旧的多边体系开始瓦解、令一些全球治理新构想不断涌现的原因。对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类而言，眼下最紧迫、最优先的战略是离开悬崖。这是我们的时代任务，其余的可以等待。然后我们需要进行漫长的反思，在这段时期内，通过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走向美好的未来。人类首先需要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就建设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四项原则达成共识，尤为关键。｜｜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约束一国的规则和制度必须同时约束所有国家；｜｜自愿服从原则指的是约束性规则事先必须征得被约束国的同意；｜｜权责平衡原则是指规则规定的权利与责任必须统筹安排和互惠补偿；｜｜可操作性优先原则强调的是切实解决问题，而且要有健全的反馈与改进机制。调整产出或财富指标体系也可成为遏止气候变化和生态恶化的途径之一。目前，人类生存品质依旧与GDP密切关联。但事实上，气候与环境的很多问题，都和人类单纯追求GDP增长息息相关。十几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与GDP相反，包容性财富指数（IWI）并不侧重短期货币价值，而是将一国财富置于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三大资本存量上。其中，自然资本包括化石燃料、矿物、森林、农业用地、渔业等。显而易见，包容性财富指数（IWI）更加契合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作为全球气候大国，中国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少积极的努力。今天，围绕发展和安全等世界重大议题，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均融入了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不仅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更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国家交往之道。尽管目前人类所做的一切对抑制不断扩大的气候治理赤字而言还远远不够，但可喜的是，今天人类就气候变化治理正在做出持续努力。

5月25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日，王文涛又在底特律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看消息稿，交流内容相比以往有明显变化。注意这句话：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交流的内容，直接点明了，一个是“经贸关切”，一个是“合作事项”。其中，“经贸关切”的内容说得格外细致，两场会见加起来有七项。中美经贸交流，未来要谈什么，怎么谈？答案就在如何处理“关切”和“合作”的关系上。今年以来，美方经贸团队一直传出希望访华的消息。中方这次赴美参加多边峰会，顺势回应了美方的交流需要。中美商务部长正式会见，这还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显而易见，中美之间，最近的交流在变多。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了吗？中方先谈并且重点谈解决关切，再谈合作。这就是态度，也是中美经贸交流重要的一条方法论。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一边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而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底色就是打压遏制。所以，美对华经贸政策成了两次会见的首要关切。在会见雷蒙多时，中方还谈了三点具体关切：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在会见戴琪时，中方也具体谈了三点：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总结下来，美国已经给中美经贸关系上了三把“锁”。第一把“锁”，是关税。这一点美财政部长耶伦也批评过。第二把“锁”，是出口管制。到今天，美国已经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其中，半导体是重点。第三把“锁”，是建立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妄图把中国排除在外。对于一边想与中国谈，一边又打压遏制的行径，美方自知理亏，最近也开始在说辞上掩饰。不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谈对华贸易时，沙利文第一次提到了“去风险化”这个词，还说美国不是要跟中国“脱钩断链”。曾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黄靖很熟悉美国的话语体系。在他看来，沙利文所说的，不是政策，只是表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有了三把“锁”还不够，美国最近又在酝酿对华投资限令。所谓“去风险化”，只是“脱钩断链”的伪装，说法变了，但换汤不换药。这也是为什么中美经贸交流的前提都是先谈解决关切。美国想交流，可以。但建设性的态度，是美国自己先解决对华关系上的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用长期稳定的声音和中国对话。美国最爱讲市场原则和公平竞争，什么叫公平竞争？在王文涛开启美国之行前，他刚在上海跟美资企业交流。这次交流讨论的，是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如何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这，叫公平竞争。当美国的门越关越小，中国开放的门却越开越大。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明确中美经贸交流的第二条方法论。中美之间不回避问题，也不因噎废食，才能有效推动双方的现实合作。中美经贸合作，不会因问题存在而消失。今年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3.1%，这是问题。但中美贸易额依然达到1615.88亿美元，美国还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是合作的现实。前几天，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履新，谭主就跟他的老友吴心伯探讨过相关话题。他表示，中美商界加强交流的需求格外强烈。去年11月，吴心伯一行曾访问美国。此访的组织者就是美国保险业巨头，97岁高龄的莫里斯·格林伯格。格林伯格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改善美中关系，现在这样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美国著名投资人芒格也有类似表态。最近，99岁的他连用3个“愚蠢”，形容美国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的行为。他说出这话时，正值美国放出对华投资限制的风声。为什么这个尚未出台的新政策，尤显“愚蠢”？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最新统计，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累计直接总投资⾦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制造业的投资占了将近一半。美国原计划在G7前后出台的对华投资限令，涉及半导体，还有新兴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限令最终没有落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内部有不同意见，吵了一年多。特别是沙利文的团队和财政部，财政部认为应该减少美国自己的损失。最初提交的版本，包含了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五个领域的限制，而最新的版本有可能缩小成三类。更多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商界。在商言商，谁疼谁知道。如果像沙利文代表的国安团队所希望的那样，强制审核美国对华投资，需要较长时间，资本的投资效率无疑会受到影响。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作为当下新兴的科技产业，正是美资投资中国的关键领域。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报告，2015年到2021年，美国投资者向251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投资了402亿美元，占所有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筹集资金的37%。市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人工智能投资项目趋之如骛，是因为它们的回报率很高。面对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多的限制，总会有一些人觉得交流无用，觉得谈合作还有什么用。谭主看来正好相反，经贸，恰恰是中美可以紧密合作的领域。中美经贸的合作网络已经在彼此间紧密交织，同样也在全球范围内交织。别忘了，中美这次会见的背景，是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一次王文涛见戴琪，也是在APEC的会议期间。两次会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谈了区域和多边议题。这也对应着中美经贸交流的第三条方法论：要始终带着全球的关切谈合作。美国一系列对华贸易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但它的行动路线，却妄图裹挟全球。按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的话说，美国要打造的是“平行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中国之外，重建一条产业链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等，目的都是如此。这对全球来说，不是幸事。回到这些政策的原点，美国的首要目的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个目标实现了吗？美国智库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17到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依然以制成品为主，虽然其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2%下降到了17%，但这种下降并没有减少美国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2022年，美国制成品总支出中进口占据了34%。二十年前，这个数据还是23%。占据中国原本份额的，是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只不过，这些国家的制成品背后，还是中国提供的零部件和材料。以越南为例，美国原本从中国进口计算机配件、电信设备等制成品，现在变成了越南。但随着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多，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同步增长——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所副所长周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制成品贸易，美国的最佳选择是中国，转向越南制造增加了美国的成本：一个是运输成本，另一个是采购成本。”美国正在承受扰乱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的代价，这一点，美国自己也一点不避讳，甚至称所谓国家安全要优先于经济利益。其实，摆在中美面前的问题很简单。在一些美国人眼中，站在山顶的美国不能允许中国上山，为此，美国愿意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甚至不敢承认，中美之间巨大的现实利益，也事关着两国人民利益。他们对华的强硬，掩盖着不敢正视现实的怯懦。今天正好是基辛格的百岁生日，他的经历，恰恰是对中美关系最好的注解：第一，无论环境多复杂，中美之间都可以交流。第二，中美可以正和，可以双赢。中美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点，中美的未来，仍需要思考这样的启示。

5月23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抵美履新。在纽约机场，谢锋与在场的中外媒体及各界人士交流互动。讲话全文中，“交流”二字，两次出现，格外值得注意。最近几年，美国总是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说一套做一套，这不禁让人好奇，中美之间到底该如何交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谭主找到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他与谢锋大使相识多年，也是我国研究中美关系的重要学者，多年来一直和美国各界人士保持着密切交往。就中美关系与他谈谭。谭主：谢锋大使赴美上任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已空缺将近5个月，为何空缺如此之久，中方此时派遣大使赴美上任释放了什么信号？吴心伯：谢锋大使本有可能更早上任，但之前无人飞艇事件和蔡英文窜美事件，导致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冰冻状态，推迟了谢锋大使上任。近期，美国做出了一些改变。在中国的坚定斗争之下，美国不再炒作无人飞艇事件。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主任来访的时候就跟我讲过，无人飞艇事件翻页了。这是中国斗争的结果。在经贸领域，最近美国的一些官员都公开讲，我们不寻求跟中国“脱钩”，而主要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要去风险化。另外，拜登政府一直在酝酿推动的对华投资审查可能在缩小审查的范围。由此，美方对改善中美经贸关系释放了一些信号。接下来，我们要看美国的行动，我们要看美国人的诚意到底有多少。谭主：您跟谢锋大使相识多年，并长期从事美国研究。您觉得当前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会是什么？吴心伯：当下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位波动的状态。一方面，两国关系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断制造问题，导致中美关系持续出现摩擦和冲突，这是当下中美关系的现状。这背后是两个转折。第一个是美国国家本身的转折，今天的美国跟过去的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民粹主义，越来越民族主义，美国不再自信开放，不再推动自由贸易，相反越来越多关注自己的利益，搞美国优先，搞保护主义。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的转折，在美国强调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风险，前所未有。我们都处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上，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比如说上个星期我见到美国的来访者，现在他们非常迷茫和担心，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有点看不懂了，他们很愿意跟我们交流探讨。在美国眼中，现在中美竞争大幕已经拉开，这种情况下，我们跟美国讨论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还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如果竞争不可避免，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就是很有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工作、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怎么样管理中美关系，怎么来敲定中美博弈的一个边界。人与人之间需要边界感，国与国之间也需要边界感。现在中美关系再遇寒冰，那至少要把它管理好，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减少和避免冲突，特别是重大冲突。谭主：今年以来，多位美国人士出现在中国高校和智库，开展民间交流，但在官方层面，中美外交高层最近几个月只有一次线下会晤，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别？吴心伯：官方的外交主要受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拜登执政以后，他把重点放在拉拢盟友伙伴来对付中国，所以并没有把跟中国开展对话沟通作为一个对华外交的重点。而且在华盛顿流行的看法就是此前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了，甚至“接触”都成为一个坏的词，大家都不敢去提它了。相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社会之间的交往，商界之间的交往，有很强的需求，比如说两国的经贸利益。近几年，即使在疫情期间，双方也有大量商界人士要保持往来。今年初，我在北京碰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他也三年没来了，在北京这几天，他非常兴奋，到处看，到处拍照片，然后发回美国给他们看，北京跟他在美国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只有你到这边来你才知道中国不是美国媒体写的那样。大家也都非常希望能够推动人文交流，包括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班。现在美国人过来都抱怨机票太贵，这很大程度上是美方的问题。之前中美之间每个星期大概有几百架次航班，现在一个星期才二十几个航班，不仅少，而且贵。北京原来是有直飞华盛顿的航班的，现在没了，上海飞纽约的航班也不是每天都有。谭主：当前，中美之间的交流氛围相比以往发生了剧变。您最早是在1994年前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通过您的经历来看，为什么现在美国对华交流沟通的观念出现了变化？吴心伯：当年，我会到美国国会去旁听听证会，到智库里面去参加各种讨论，里面会有很多前政要，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还有前国防部长这些人，我可以近距离听他们探讨问题。我去听智库讨论的时候基辛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待问题，是从本质上去看的，不像一些美国人喜欢讲意识形态差异那些表面的事情，他能够抓住国家关系的实质。最不容易的一点，基辛格确实有长远的观点，他能够从长远的角度看待美国中国的关系，甚至从世界发展大的背景来看待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今天的美国变了。现在美国整个的对华气氛，特别是媒体上的气氛，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这是因为现在对华政策成为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工具，美国对华气氛就在政客竞相打对华牌的过程中失控了。当下的美国政客缺少战略眼光、长远眼光，对华态度更多是美国现阶段的一个政治需要。我们经常讲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长远眼光，但很多美国政客都没有长远眼光。谭主：谢锋大使与美国智库等各界都有过频密交流。您一直也是中美民间交流的积极推动者，这些民间交流对帮助美方改善认知中国的方式有何助益？吴心伯：我们发起过一个“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两国青年外交官提供交流平台，培养对话的习惯，增进相互了解。现在我们正在筹备今年的对话。这个活动从2007年开始举办，也得到了谢锋大使的支持，他当时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公使，到2019年活动已经举办了12届，双方参加的外交官有几百人。2019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用登山比喻中美关系，原来我们攀登的是平原上的一个小小丘陵，有矛盾，但是大家觉得这个矛盾不是太大的问题。到了2019年，我们就开始感觉到这山一下子变得又高又陡了，突然就一下子冒出来一座大山，堵住了去路。今年，我们再登山，就感觉登山的同时面临的风险更大了，登山过程中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事故。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交流就越重要。2019年之后，“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有三年没办，所以这次大家其实还是很期待。以前是一年美国一年中国，那么因为中间停了三年，所以我们希望今年最好能够办两场，上半年在美国，下半年在中国。在中国，我们还像以前一样，一方面在室内开会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在户外的考察交流。比如之前到地方去，当地就介绍了我们脱贫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如何帮助贫困户增收，如何发展农村产业和旅游，还带他们去到农户家里参观。这些实地的考察会让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丰富多元。

最近，美国五角大楼“泄密门”事件，仍在不断发酵。此前，无论是阿桑奇，还是斯诺登，都曾曝出美国利用网络窃密、监控盟友的黑料。大家都知道美国斑斑劣迹，也对它通过网络窃密有所提防，为何许多国家还逃不开美国的监听监控？谭主拿到了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与360公司最新披露的报告。这份报告，揭开了现实版“黑客帝国”离我们有多近。这次报告披露的主角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从披露的信息看，CIA在网络上开展的破坏行动，做法非常隐蔽，甚至可以说没有下限。先来看看CIA的内部架构图。

4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助力。我赞赏泽连斯基总统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大力协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要着眼未来，坚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习近平指出，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我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中方还在此基础上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也不会拱火浇油，更不干趁机牟利的事。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核战争没有赢家。对待核问题，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共同管控好危机。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增加，应该抓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希望各方从乌克兰危机中深刻反思，通过对话，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久安之道。中方将坚持劝和促谈，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中方已向乌方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泽连斯基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赞赏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成功应对各种挑战，持续向前发展。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乌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开展全面合作，开启乌中关系的新篇章，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泽连斯基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在蔡英文开启其窜美行程之际，谭主说过这样一句话：台湾地区民众终将认清蔡英文当局“卖台求荣”的真实面目。这趟窜美行程下来，结果如何？我们从雅虎新闻台湾、脸书、推特、批踢踢实业坊收集了很多岛内网民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发现，这通乱窜，让岛内更清醒了。

正在窜美的蔡英文前脚刚从危地马拉离开，就收到了“坏消息”：危地马拉可能也要和台当局说“不”了。说“也”字，是蔡英文窜美前，洪都拉斯刚和台当局“断交”，这还没回来，危地马拉也快亮红灯了。｜｜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洛杉矶会面这个结论，来自谭主在危地马拉的朋友。他们身处危地马拉各界，有政界、商界，还有的就是普通民众。他们的看法都是：坚持一个中国是大势所趋。谭主建议，民进党当局可以考虑把所谓外事部门给撤了，毕竟，也没什么工作要干了。危地马拉各界具体说了什么，可以一起看看。就在这个月初，也就是蔡英文当局“访问”危地马拉后，危地马拉左翼党派举行了竞选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危地马拉大选总统候选人阿米尔卡·波普、副总统候选人莫妮卡·恩里克斯都在场。围绕台湾地区问题，他们接受了总台CGTN的独家采访，阿米尔卡·波普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危地马拉与中国台湾的关系已在该国引发内部矛盾。中国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政府不应支持中国台湾。政府应为民众和国家经济发展考虑，选择正确的外交方向。｜｜蔡英文当局，显然已经不受危地马拉各界待见。对应地，整个出访过程，也是笑料百出。蔡英文落地危地马拉后，场面比落地纽约时不到五米的红毯，“热闹”了一点——多了一点音乐。｜｜在欢迎仪式上，蔡英文走得比危地马拉总统快，差点错过仪仗队，被危地马拉总统一把拉回而这场欢迎仪式，也不是按照所谓的“外交”礼仪惯例进行的。在奏乐的环节，危地马拉并非是先奏台湾地区的歌曲，而是先奏了自己国家的国歌。长期研究外交礼宾礼仪的外交学院副教授周加李告诉谭主，按照国际惯例，在欢迎仪式上，要先演奏对方的歌，然后再演奏东道国的国歌，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尊重和友好，这个礼仪特别重要。当然，话说回来，蔡英文当局本来也没资格讨论什么外交礼仪。在去下榻酒店的路上，从这位老伯的手势来看，沿街民众对蔡英文的到来，实在谈不上欢迎。当晚的“国宴”，蔡英文吃得很塞牙。当着蔡英文的面，危地马拉总统贾马太说了一句大实话：“不久前，有一位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跟我说，你看台湾地区的‘邦交国’越来越少了。”最近一个与台当局“断交”的国家洪都拉斯，就位于拉丁美洲，而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邻国。而再上一个和台当局“断交”的国家，尼加拉瓜，也是拉美国家。这种趋势，用危地马拉温纳克政治运动成员卡洛斯·巴里恩托斯的话来说：｜｜政府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在限制自己，在限制与世界重要的大国之一建立关系。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危地马拉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是不合理的。｜｜中美洲有六个西班牙语系国家，其中现在与中国建交的有五个，分别是：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当前中美洲西语系六兄弟，只有危地马拉还没和中国建交，这根“独苗”，台当局早就很紧张。根据台当局外事部门官员透露，危地马拉近年来不断向中国释放加强合作的信息，在北京举行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就让台当局一度睡不着觉。｜｜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眼下，就在蔡英文到危地马拉之时，有记者围绕“危地马拉将派一位高级别外交官来华”提问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中方的回应是：“我们希望危地马拉认清大势，早日作出正确选择。”讽刺的是，即便是美国，都觉得台当局“断交”潮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蔡英文当局，现在正在窜美途中，西方媒体却专挑这个时候提供了一个爆料：美国官员越来越觉得，下一个与台当局“断交”、改与中国建交的可能还会来自拉美国家。根据多位美国官员以及数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提供的爆料，他们认为在遏阻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转而投向中国一事上，拜登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而这也解释了洪都拉斯不久前弃台之后美国为何默不作声。无论西方媒体是有心还是无意，蔡当局的有心无力肯定是遮不住了。这种遮不住也在谭主和危地马拉当地人的沟通中得到了印证。危地马拉当地民众丹尼尔·帕斯夸尔·埃尔南德斯很疑惑：｜｜当前危地马拉和台当局保持关系还有什么重要的？危地马拉与台当局的关系甚至都不是公开的，这是基于金钱的关系，而不是基于两方人民的关系。这对危地马拉的发展没有意义。｜｜住在危地马拉市的28岁设计师格里塔·芬特斯每个月都会收到3000美元的补助，而这正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个共计39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显而易见，台当局把危地马拉这个“邦交国”留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花费大量资金。这一点，台当局自己是承认的。洪都拉斯与台当局“断交”之后，有“断交部长”之称的台当局所谓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称，“断交”的原因是对方“需索无度”。可这，除了自曝奉行“金援外交”政策之外，也揭穿了自己对国际潮流的无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曾誓言要让“洪都拉斯不再贫穷”——拉美国家，重视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对于危地马拉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来说，与台湾的贸易额小到能忽略不计。危地马拉民众卡洛斯·巴里恩托斯说：｜｜危地马拉包括商界人士在内的许多人都期待与中国建立关系，即便现在尚未建立关系，也阻挡不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当前危地马拉就有许多货物来自中国。｜｜危地马拉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自2019年1月起，中国就已经成为危地马拉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危地马拉从中国进口最多的，是电子器械和元件。仅这一项，金额就达到了1970万美元。危地马拉系统工程师路易斯·帕斯在和谭主交流的过程中，赞扬了中国品牌展现出的技术优势。除了贸易，危地马拉民众还期待着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让自己的国家在技术、科学、文化上获得更多的发展。很多人都跟谭主分享，他们看到了非洲在中国的帮助下，得到长足发展的景象。他们希望拉丁美洲，也会有这样的变化。他们毫不怀疑，与中国建交，有可能让这个农业国家获得工业化的机会。尽快与中国建交，是危地马拉各界的心声，也是不可逆的潮流。中危商会主席佩德罗·巴尔诺亚分享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的历史告诉所有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妄图分裂中国不会有好下场。｜｜就在危地马拉最近频繁释放与台当局“断交”的信号之时，蔡英文当局紧急辟谣，拿出的话术，是危地马拉是忠实“友邦”，双方关系极为密切友好。可笑的是，类似话术，曾用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诸多国家身上。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在蔡英文当局任职期间，与台当局“断交”。距离下一次“断交”还要多久？蔡英文怕是睡不着觉，也不敢去想。

硅谷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还在发酵。3月10日，这家美国排名第16的银行倒下之后，有不少银行都在惴惴不安地祈祷，下一个倒下的不要是自己。这样的不安并非空穴来风。硅谷银行倒闭后，事件中一位硅谷初创公司的CEO，跟谭主说起自己经历整个过程的震惊：很难想象这样一家根基牢固且行业渗透率很深的银行，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就倒闭了。然而，紧随其后，美国签名银行也因为“系统性风险”被关闭。其他美国银行的情况也不太妙，第一共和银行开盘跌67%，创纪录最大跌幅，西太平洋合众银行盘初触发熔断，美国阿莱恩斯西部银行直接停牌。｜｜硅谷银行(SVB)总部于2023年3月10日关闭我们常说，如果房间里发现了一只蟑螂，一定不只有一只蟑螂。尽管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美联储很快就出手了，但现在，情况依旧不乐观。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硅谷银行的时候不断提到美联储、通胀、美债危机，在美国历史中，这些问题都不是第一次出现，最终似乎也都化险为夷了。但事实是，风险一旦出现，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会被掩盖，转移。而今天的这场危机，正在让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无处遁形。这场危机的祸根，从何而来？大家都知道，2020年以来，美国为了应对抗疫失败造成的经济下滑“直升机式撒钱“，美联储大概印了5万亿美元抛向市场。然而，由于经济活动遭到疫情重创，市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需求，陡然增多的货币，很多就被存进了银行。从2020年末到2021年，硅谷银行存款从1020亿美元，上升到了1892亿美元。硅谷银行便用这些存款，大量购置了低利率的美国国债和MBS债券。由于国债是一种长期投资，钱投进去，到期之后才能收回本息，但客户却随时都可能来银行提款，这就给银行埋下了流动性隐患的“雷”。尽管如此，对于硅谷银行而言，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由于市场资金需求的疲软，这些短期存款无法被贷出，又不能空置在帐户上，国债已经是一种相对稳健的投资选择了。而且，一般情况下客户不太可能同时发起提款，所以，原本只要硅谷银行有足够的现金维持每日正常的提款需求，就可以正常经营下去。但是“雷”的隐患，却被美联储引爆了。2022年，为了抑制量化宽松带来的高通胀，美联储开始了暴力加息的进程，这带来了两个直接影响：首先是，硅谷银行手中的美债价格，随着利率的上调而暴跌，账面出现了“浮亏”。而高利率导致融资难度增加，使企业纷纷提取存款。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更要命的是，看到利率在短期内迅速升高，许多人把长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以当前的高利率再次存入银行，追求短期逐利。于是，硅谷银行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手头的现金不足以满足客户的提款需求，硅谷银行不得不提前抛售持有的美债。这一下，“浮亏”就变成了真亏。｜｜2023年3月13日，客户在倒闭的硅谷银行外排队试图取回资金抛售之后，引来了更大恐慌。来取钱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时间3月9日，提现转移申请总额就高达420亿美元，这远超硅谷银行能承受的极限。如此挤兑，只能宣布倒闭。如此回看，无论是硅谷银行购买美债，还是存款客户“取长存短”，都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联储的暴力加息，它像催化剂一样，让这些行为产生了不可控的剧烈影响。一方面，美国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们透露，从小型放款机构转移资金的要求已应接不暇，由于怀疑一些中小银行存在跟硅谷银行相似的流动性危机，美国出现了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存款流动。在金融系统是否可信这件事上，美国民众已经在用实际行动进行投票了。与民众取不回钱的担忧相比，金融系统的信任危机也许是让美联储更加挠头的问题。毕竟，金融业本身就是以信任为基础的行业，摧毁信任很容易，但修复起来则很难。其实，美联储放水和加息，一直是美国收割全球的常规操作，过去大多是让别的国家来买单，没想这一次收割到了自己的头上，才引起了美国国内如此的恐慌和震动。与美国国内的惊讶和束手无策相比，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这种收割，早就开始有了防范和应对。从美国2022年进入加息进程以来，美联储每一次大幅加息后，都会紧跟着美国国债被抛售的情况。尤其是进入2022年下半年，全球抛售美债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一般来说，遇到各国抛售美债时，美联储会通过购买与抛售美债的方式，调节美债市场流动性。最近十几年来，美债不断打破上限的约束，美国通过印钱、发债，再通过发债还债的操作，已经自我循环成了无限膨胀的危险。在此过程中也并非没发生过美债被抛售的情况，但是美联储都可以通过自己回购来兜底。但现在，美联储的兜底措施不灵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冲击远未结束。3月14日，美国公布最新CPI数据，2月CPI同比上涨6%，核心CPI指数为5.5%，相比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依然高出太多。｜｜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也就是说，为了抑制顽固的通胀，美联储很大概率还会维持加息。这意味着，各国抛售美债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内部的银行挤兑风险将进一步上升，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也会进一步抛售美债。美债成为了“烫手的山芋”，而美联储为了维持缩表，却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危机出现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缺乏兜住底线的措施，往往会击穿预期。作为一种用美元计价的资产，当美债在国际和国内被如此抛售，美联储又无法接手，长此以往，就可能引发美元信用危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杞人忧天。但到底是不是杞人忧天，关键要看美国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兜底的短期措施失效时，从长期来看，是否具备控制美债规模的能力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实际上，美国也曾短暂出现过国债规模缩减。得益于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革命性崛起，1998年，美国实现了60年代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美国政府杠杆率随之下降，美国国债的供给量开始收缩。然而，财政平衡和债务规模的稳定，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此后，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产业“空心化”加剧，美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整体放缓，金融业规模却不断膨胀。当美国经济自身无法找到新的价值创造点，美国的经济增速早已无法赶上美国国债膨胀的速度，随后，美国再也没能控制住国债规模。经济学者陈经给谭主讲述了一种未来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各国不会再继续信任作为一种美元资产的美债，就会进一步间接削弱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和国际交易体系中的比重。日债和日元，就是典型的前车之鉴。美债泡沫的破灭，已经浮现了征兆，而加息带来短期内利率快速上涨，只是让这个问题更加暴露。这，或许才是连环“爆雷”背后，更令美国忧心的事情。

最近，谭主发布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追踪报道。注意到他，是因为前不久在联合国安理会“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破坏事件的会议上，麦戈文公开作证，炸毁北溪管道，就是美国所为。此言一出，激起哗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他的身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情报分析师。谭主给麦戈文发出交流邀请之后，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交流中，谭主问了个问题，调查记者西摩·赫什爆料称美国炸了“北溪”管道，CIA却矢口否认，怎么看这个反差？麦戈文毫不犹豫地称：中情局的发言人并没有很好的信誉度。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谭主发现，曝光美国谎言的情报界内部人员，并不只有麦戈文一个，他来自一个叫做“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的私人小组，他们自发聚在一起，共同在做的，就是揭露美国的谎言。撒谎者，竟然先从“自己人”这里“破防”了？从麦戈文和这个小组成员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决裂中，我们可以一起发现美国信用崩塌的真相。深挖“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这个小组，谭主发现，里面的几十位情报官员覆盖了美国情报网络的许多重要节点。核心成员麦戈文来自CIA，在他还在CIA任职时，递交给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就是他负责的——要知道，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简报。除了麦戈文，这个小组也囊括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以及军事部门的前军官等等。他们为什么集体站出来撕开美国的谎言？故事还要从2003年2月5日说起。那一天，“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发表了他们成立之后的第一篇备忘录，警告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出于错误的原因”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也就在同一天，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晃着一管白色粉末，称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伊拉克有这样的生物化学武器。换句话说，从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造势开始，美国情报界就站了出来，指责美国政府撒谎。根据公开资料，从那时开始到2020年，“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已经提交了70篇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谭主对这70篇备忘录做了分析，发现数量最多的就是揭露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等各类问题的，共有17篇。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成了这些情报官员揭开美国谎言的起点和重点？深入挖掘这些备忘录的信息，再结合越来越多公开的机密文件，可以发现，伊拉克战争，正是一个美式谎言的集合体。因为，如果要用谎言摧毁一个国家，这背后需要的，是一个又一个相互交织的庞大“制谎”系统。第一个被改造成“制谎”机器的系统就是美国情报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谎言，想必大家都很了解。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再拿出来说说：事实上，最初，2001年，美国情报界自己也不认为，伊拉克拥有所谓的生物化学武器。｜｜2003年，伊拉克，一名美国士兵在守卫着一处地下储存掩体，这里只存放了常规武器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志，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仍然在国情咨文中言之凿凿地渲染伊拉克的“威胁”。为了让情报机构“就范”，时任美国副总统命令下属将原始情报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还在五角大楼内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的替代品。有人，选择了妥协。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麦戈文忆及此事时说：“中央情报局分析员被迫制造情报以服务于战争，这在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很难相信，我在分析局的许多前同事愿意参与这种骗局，但他们确实做了。”后来麦戈文还披露，那些“顺从主人意见”“听从主人命令”的中情局官员就能得到晋升优势。只不过，配合撒谎者的下场是什么？伊拉克战争，已经有过启示。多年后，当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有了败露的迹象后，美国政府没有想过道歉，而是倒打一耙，把错误的罪责全部推给情报机构，称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力才导致了美军出兵伊拉克。实际上，为了掩盖掉“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的曝光，美国当时可花了不小功夫，来操弄美国的主流认知。2002年初，正当美国在制定入侵伊拉克的行动计划时，普通美国群众却与政府唱起了反调——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攻击一个无法证明与“9·11”事件有直接联系的国家。为了使入侵行动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步步为营，将舆论改造成了谎言机器的另一环。谭主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美国政府为了赢得民意，通过媒体制造的一个“拯救女兵林奇”的故事。除了这个，一份被曝光的机密文件，展现了美国撒谎者的本性。｜｜电影《拯救杰西卡·林奇》剧照根据美国国防部一份8000多页的邮件以及其他文字记录档案，五角大楼当时招募了超过75名退役军人为政府入侵伊拉克站台。入选的军人大都与五角大楼存在着利益关系，例如其中有一位叫马金尼斯的评论员，是在五角大楼的一家军事承包商工作。这些人，会说什么，可想而知。通过让这些人不断地上电视节目，美国政府用他们的口，硬生生地把谎言放大成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的共同认识。就连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也一再将这些军事评论家称为“舆论力量的加速器”，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向数百万美国人传递政府出兵伊拉克的“正义”。情报机构提供弹药，媒体协同放大传播，用谎言培养仇恨，让仇恨成为新的“真相”，这还不是撒谎者的全貌。依附于造谎机器的利益，也远不止这些。伊拉克战争，由一个编造的谎言开启，随后，越来越多的谎言顺着这个口子，开始蔓延。这一谎言链条，还有更多人在接力，美国的能源利益集团，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原油价格的风向标，北海布伦特原油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的期货合约价格，纷纷大涨。高油价，至少有60%是极少数金融巨头联手操纵能源期货市场的结果。之所以能够如此操作，一家美国企业早早就埋好了引线——安然公司在战争爆发前就花费巨额资金游说国会议员，来推动立法放松衍生品监管措施。这也意味着，美国金融机构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原油期货的交易中来，换句话说，他们操纵油价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当整个系统都在“制谎”，这个系统里的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谎言，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会一个一个被拆穿。回看整个伊拉克战争，从情报机构、军方、媒体到商业机构，无一不是谎言链条的一部分，但谎言最终还是会被链条上的人起底，揭穿。最近，美国的谎言记录就又增加了一条。就在3月1日，美国情报部门承认，对一些国家的诬蔑是不成立的。最近几年，不少美国驻外使领馆人员自称出现听力下降、头晕头疼、恶心、乏力等症状，这被当时的美国政府渲染成敌对国使用某种“秘密武器”所致，来维持住美国外交人员对敌对国的敌意。这些症状，确确实实发生了，看起来是某种疾病所致，实际原因是什么？医学专家后来通过医学检查报告和最终数据证实，所谓“哈瓦那综合征”，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病。在美国政府不断暗示敌对国使用某种“秘密武器”下，使领馆人员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是否也被感染。这样的心理暗示，是导致这些症状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谎言机器的惯性，就是这样，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但当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态势，也就开始变化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说伊拉克战争美国欺骗了全世界二十年。今天，我们又是怎么看待美国的呢？谭主通过大数据手段获取了2021年至今所有关于美国失信的媒体数据，提取国家实体后通过编码梳理，发现：从2021年至今，平均每隔26天，就有国家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信任，“信任危机”的产生更是涉及到军事、外交、能源、网络安全、关税等多个领域。当然，撒谎的人，永远不愿脱下皇帝的新衣。曾在美国政府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庆四告诉谭主，对于这些揭露真相的人，美国政府留有一招，是早早准备了一顶又一顶“阴谋论”的帽子，谁提这些事，就给谁扣上。麦戈文就一直处在一个需要被“严密监视”的人员名单里，给出的理由是他存在“政治激进主义，主要是反战”。在2011年，麦戈文被逮捕并且面临一个长达7个月的调查。2018年，麦戈文出席新一任CIA局长的确认听证会，却遭到国会山警察的虐待，被关押了一夜。好巧不巧，最近几年，“理智的资深情报专家”出现了被质疑“搞阴谋论”的丑闻——还记得爆料“北溪”事件线索的记者赫什吗？现在，美国给他贴的标签，也是“搞阴谋论”。只不过，美国政府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失信不会因为打压揭谎者而解决，只会先让自己神经过度紧绷。当人们不得不以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周围所有人的行为动机时，美国的社会环境，甚至就此退化成了阴谋论盛行的有毒土壤。不久前，一架载有5名环境顾问的飞机在前往俄亥俄州的路上坠毁。很快，这件事就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谭主注意到，热度最高的一条帖子，用的词，是环境顾问“被杀”。联想俄亥俄州最近的环境灾难，看起来似乎疑点重重，但也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架飞机原本的目的地并不是列车事故的发生地东巴勒斯坦。但为何美国民众的第一反应会是，美国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调查人员来掩盖真相，这才是美国政府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矜伪不长，盖虚不久。随着谎言的茧壳被一层层剥开，美国人与全世界开始看清，美国为了战争这样突破国际社会底线的目的，是如何瞒天过海的；为了打压别国，又是如何连自己的外交官也诓骗的。这样的国家，信用何在？下场如何？没有人比美国更知道美国是如何撒谎骗人的。连自己人都开始质疑，这无疑会加速所谓美国信用的迷失与崩塌。

当地时间17日，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正式开幕。这是各国高层决策者和学者探讨国际重大安全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今年，有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会议。其中，为了显示对“安全”的重视，美国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副总统带领着数十名代表出席，其中还包括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这支代表团能否充分“代表”美国谈论安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近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在蔓延，却是事实。当地时间2月16日，美国又有一辆运载有毒化学品的列车，发生了脱轨事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前的脱轨事件，还在质疑声中无法善后收尾。就在这个当口，又发生的枪击案件，使得拜登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不得不承认美国有太多社区被枪支暴力摧毁。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深入这些安全事故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更加值得注意的深层问题，一些职能部门的走样行为，透露出美国的安全观，已经脱靶。从这两天依旧很受关注的“气球”说起，美国转移安全问题焦点的做法，一再被狠狠打脸。多名美国官员终于承认，此前被击落的“气球”可能是意外飞入美国空域。此外，白宫也承认，随后击落的另外3枚，“很可能属于商业或研究机构”。至此，美国自导自演的这出闹剧，以一地鸡毛收场。一开始就高调要求彻查“间谍气球”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可以说是白忙活了一场。这样的“敬业”精神，如果用在其他方面，也许早就有了突破。尤其是美国的顽疾，枪击问题。FBI难辞其咎。FBI对全美的枪击案进行监测和提前干预——控制枪击案，主要得靠预防。根据对2000年至2021年活跃枪击案的统计，有57.5%的案件，在警察赶到现场前就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靠事后处置，基本来不及。2月13日刚刚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枪击案，枪手打死3人，打伤5人。案件发生之前，嫌疑人就已经表现出了暴力倾向：他曾经威胁过另外两所学校，并且还有非法持枪的历史，甚至因此被逮捕过。案件并非没有预兆。如果早些采取措施，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但一直到了2月16日，案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才出现了FBI开始介入调查的消息。事实上，FBI曾系统性地无视事前线索，导致枪击案的前期防线垮塌。2018年的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就很典型，这起案件最终造成了17名学生和教职工丧生，17人受伤的结果，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在案件发生前，FBI曾两次收到过线索。这些线索讲得已经十分具体：凶手的熟人提供了凶手的个人信息、恐怖言论、异常的心理状态和购买枪支的行为等等。诡异的是，当时，FBI的电话接线员将信息整合，报告至上级，最终被认定为“没有价值”。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失误？一组数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当时，FBI中心有142名文职人员负责这类线索，这142个离美国民众最近的“触角”，却存在着经验不足、工作重量不重质等等硬伤：这些人很多都没有执法经验，在8周的培训后就匆匆上岗，他们拿着甚至远低于当地收入中位数的工资，却又面临着庞大的工作量。可以看出，FBI事实上是在基于最低管理成本处置国内安全问题。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已经这般捉襟见肘，FBI却还把有限的精力投向外部安全诉求。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FBI涉及中国的调查激增13倍。两年多前，FBI局长亲口承认，现在平均每10小时就要启动一起与中国有关的调查。这也造就了今天的闹剧，顾不上枪击案的FBI，却一头扎入调查无害的“气球”。当所谓的外部威胁越来越多地侵占美国所谓“国家安全”的叙事，民众的安全底线就会被一再地压低。2023年开年到现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数量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到2月13日，美国已经发生了67起大型枪击案，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平均每天至少要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案。在此期间，FBI饱受诟病，甚至被称为美国枪击案的间接推手。美国安全观的扭曲同样暴露在另外一起安全事件中。2月3日，俄亥俄州一列运载有毒化学品的列车脱轨并着火，久久不能确定下来的污染范围和程度，最终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忧。谭主联合大数据机构做了分析，推特话题#Ohio下的19701条推特，看具体议题，多在聚焦引燃有毒化学品后的风险，其中“环境安全”及“居民人身安全”的安全焦虑占比56%。热搜背后反映的，是与民众体感截然相反的政府表态：只是燃烧后的气味有些令人不愉快而已，一点都不危险。危不危险，数据可以很快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公开了监测的指标和数据。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告诉谭主，数据的指标维度主要分为几大块：｜｜一是针对氯乙烯的残留和燃烧；｜｜二是一氧化碳，这是在测试燃烧的充分程度。这次现场出现大量黑烟，就是燃烧不充分的表现；｜｜另外还测试了一些其他车厢里的化学品。总体来说，这次的测试都是一些关注度比较高、测试也比较简单的化学品，对有可能产生的、但含量相对较小的副产物，报告中全都没有体现。化工安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宋湘玲就指出了燃烧可能产生的剧毒副产物：二噁英和光气，其中二噁英的毒性是砒霜的900倍。这个指标，并不在检测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选择燃烧本来就是迫于爆炸风险的下下策，在这个基础上，现在的监测也截取了部分指标，草草了事。当地政府也竟是参考这些指标，宣布了民众可以回家的决定。与FBI处理枪击案线索的本质相似，美国政府关注的，只是快速脱身，早早结束工作。至于灾难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承受怎样的风险，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谭主找到了一位俄州的当地人，跟她进行了交流：这次灾害，她觉得很震惊，没想到离自己这么近，想想会有点后怕，看到周围不少人也有担心，就点外卖屯了一些水。灾后十天里，当地相关部门和学校没有发布任何通知或采取保护措施。相应地，在社交媒体这几天最热的帖子中，就有很多类似的质问：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FEMA）到哪儿去了？从职责上，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负责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全流程。特别是在灾中和灾后，应该承担起协调救援、提供救济，包括提供援助资金的工作。现在，已经有近1000人联名要求州长宣布联邦紧急状态，来获取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更多援助。为什么这次灾难没有引起联邦层面的有力行动？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本身的设置，就能说明一些问题。目前，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已并入美国国土安全部，不再是成立之初的独立部门，这次调整是关键转折。国土安全部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目的，是保护美国本土的安全。因为在安全职责上有所重叠，一年后，历史更悠久的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被并入国土安全部。通过合并精简，看似提高了效率，但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另一项职责——灾难应急响应，被大大削减了。打击恐怖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当所谓的“安全”成为美国制度运行的最高优先级，美国民众的不安感反倒增加了。合并后的第一年，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就计划把部分联邦紧急措施署的办公室缩小到原来的十五分之一。预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并入后，国会削减了用于一些灾害的资金，有不少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核心计划，都遭到了取消。对于这样的变动，后果是惨痛的。就在两年后，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对于这样一场夺去了上千条生命，导致数十万人背井离乡，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的灾难，本该承担灾情救援工作的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这时已经基本失去了反应能力。当时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的负责人甚至犯下过这样的错误：因为不知道新奥尔良的会议中心安置了数千名撤离人员，没有准备足够的食物，造成救援受阻。今天的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面临的困境依旧如此。一方面，对于拨款救助俄亥俄州类似的事故，特别是在要不要花更多钱在环境问题的救济上，国会中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称美国已经突破了债务上限。另一面，F-22战斗机打下一枚无害“气球”的花费，就有40万美元了。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当美国在国际上四处“伸手”去解决所谓的“安全”问题，美国人真正的安全，反倒成为了美国决策与管理的盲点。留下了一座座不被关心的“空城”，又有什么价值呢？

｜｜玉渊谭天原创漫画《美式滤镜》最近，紧张焦虑的氛围在美国酝酿蔓延。继使用先进战机武力袭击一个民用无人飞艇之后，美国白宫又宣布，一架美国战斗机击落了一个漂浮在阿拉斯加上空的“不明物体”。说辞，都是“维护主权”。美国战机在空中耀武扬威的同时，约1万公里外的叙利亚震区上方仿佛是真空区域，来往的飞机纷纷绕开，略过叙利亚空域。由于美国制裁，叙利亚的救援被极大延误，生命窗口期正在缩小。当然，美国还是有自己的说辞——为了它眼中的“人道主义”。比作恶多端更令人不齿的，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穷凶极恶。在美国眼里，类似的这些行动，概括为了一句话：“民主国家”在变得更强。所谓的“变强”，难道就是霸权、霸凌和霸道吗？透过下面这几件事，我们揭示出所谓“美式民主”的真相。围绕“气球”，美国还在没完没了。2月9日，美国又放出“新料”，声称中方通过“气球”对全球五大洲40多国进行监视。“监视”一词脱口而出，不由分说，美国霸道的嘴脸一览无遗。但就在当天，美国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这背后的一个逻辑疏漏，被记者瞬间抓住：如果不是美国自己在监视别人，怎么会知道其他国家上空有气球？这个追问如果属实，美方为何不早点告知盟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遮遮掩掩的态度背后，是美国自己早已经伸向全球的黑手。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斯诺登曾曝光过美国的全球情报网络：涉及上百个节点，密密麻麻，全球覆盖，而这，还只是十年前的布局。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不断用情报网络丰富自己操弄议题的“工具箱”。谭主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深挖美国的“情报树”是怎么样盘根错节的。在美国的情报网络中，甚至还分出了三六九等，情报网里也有“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不可谓不荒唐。｜｜基于“五眼联盟”的美国“情报树”美国利用在情报网中的“老大”地位，靠着信息差，恐吓、摆布、左右身边的人，这是典型的“黑吃黑”。他们的行为可谓是毫无底线。在2012年到2014年间，美国甚至监听了包括默克尔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更令人咂舌的是，他们甚至形成了一项“行规”：因为监听本国国民是违法行为，所以美国和情报网里的许多国家约定，如果有需要，可以互相“帮忙”监听对方国家的民众。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中，美国监听德、法等欧洲多国民众的行为就被公之于众。在这样“黑吃黑”的情报机制中，又有多少信息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谭主刚刚也和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有过一次交流，他表示，他在情报界认识很多人，这其中没有人认同所谓的“气球”事件。这是一小群新保守主义者在制造证据，并谎称中国在监控美国。摆脱恶的霸道控制，第一步就是认清其手段。对于看清美国陷阱，不甘于被操弄的国家来说，还面临着美国的其他手段。叙利亚就是最典型的国家之一。在叙利亚地震后，传出的为数不多的消息里，一对年幼的姐弟被压在石板下的照片，让全世界的心都揪了起来。照片上，能看出来姐姐在石板掉落之后，还挡在弟弟身前，令人动容，也唤醒了悲苦之中的一线希望。但残酷之处，也在这里。就像一位叙利亚当地民众与谭主分享的感受：两天后看到这个女孩还活着，很感动，但也很悲伤，是一种复杂的感受。因为这一点点生的希望，在叙利亚，太难了。这是2月9日地震国家区域的飞机航线图。在密集的国际救援的往来航班中间，叙利亚，是唯一的一块空白区域。原因是，由于担心美国的制裁，很多国家的国际救援飞机不敢降落在叙利亚的机场。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后，美国政府以行政令和法律形式追加一系列制裁措施，对叙利亚的制裁，成为了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执行得“最全面的对外制裁项目”之一。什么叫做“最全面”？首先，美国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叙利亚接入SWIFT系统，几乎断绝了叙利亚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和商业运输公司，无法顺利降落叙利亚机场。根据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歧视委员会的分析，在美国的制裁下，要给叙利亚援助和救济，首先需要确保这些措施遵循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导——这造成了大量不必要、也不人道的延误。美国还冻结叙利亚政府和相关人员在美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叙方交易或在叙投资，并且禁止进口叙利亚石油，可谓直接掐断了叙利亚经济的命脉。然而，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面对美国制裁阻碍对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的质疑，只用了两个字，“讽刺”。“放血式”的制裁对于震中的叙利亚，到底意味着怎样的绝境？谭主联系到了总台在叙利亚震区一线的报道员。他表示，美国制裁目前给叙利亚的震后救援造成了大量严重的困难。最突出的，就是石油和柴油的短缺。今年1月，刚刚开年，叙利亚政府没能获取任何一点石油的供给。地震发生后，叙利亚政府只能将之前用于取暖的柴油，重新分配到用于救援的重型车辆上，但这个过程花了6个小时。要知道，地震发生后，6个小时，还在挽救生命的黄金窗口期内。但即便如此，由于石油和柴油的短缺，这些用于救援的重型汽车，几乎只能是一次性地进行救援作业。此外，由于连年的战乱和制裁，叙利亚的医护人员有70%都已流亡到了海外。医疗救治所需的药品、化学疗法，也都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无法运抵震中，连一片止疼药，都很紧缺。这，就是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口中的“讽刺”。叙利亚的一个孩子尚且知道用再脆弱不过的幼小躯体，拼尽全力地保全另一个生命，美国这个号称强大的国家，却一边付之一笑表演着“无辜”，一边漫不经心地，继续用残酷的制裁，摧毁这里每一寸生的希望。这，是没有人性的霸凌。不过，美国当地时间2月9日，事情发生了转机。美国忽然宣布暂时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为期180天。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了吗？稍微向前回溯一下，我们发现了叙利亚交通部当地时间9日的一条消息，叙利亚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机场已经接收到40架飞机运送的地震援助物资。在叙利亚当地网站上，记录着这些率先突破美国制裁，将救援物资送抵叙利亚的航班的来源：中国、伊朗、阿联酋、委内瑞拉、利比亚、印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面对美国的制裁，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畏惧，在生命重于泰山的共识下，各国都在奋力前行，打开新的一些航路，把救灾物资及时运送进去。而中国援叙的首批物资，是最早一批到达叙利亚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总台报道员传来的新进展是，叙利亚当地时间2月9日，在美国放开对叙制裁之前，率先突围的中国人道主义物资，包括食品和叙利亚最急需的燃料，已经运抵叙利亚，并开始了分发。正因如此，在美国制裁“横亘”在叙利亚机场降落路线之时，在叙利亚人眼中，中国是唯一能把他们从美国的非人道制裁中拯救出来的国家，并且高度赞赏中国的做法。叙利亚人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感情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仅是出于中国在此次地震救援中，无视美国制裁挺身而出。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同样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叙利亚的决议中，多次投下了否决票，堵住了美国通过联合国决议粗暴干涉叙内政、摧垮叙利亚的妄想。叙利亚蒙受的苦难，甚至哀鸿遍野四个字的形容，都难企及。但叙利亚人，在这样的霸凌之下，仍然顽强地生活着，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止恶、制恶，虽然一时消灭不了恶，但如果每一次都有人挺身而出，这一次是40架救援飞机的突围迫使美国暂时放开制裁限制，下一次就还有更多可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乱源，制造了太多的恶，陷入叙利亚一样困苦绝境的国家绝不在少数。一面是制裁。从2000年到2021年，美国对外制裁增加933%。仅特朗普政府就实施了3900多项制裁，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美国已对近40个国家实施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一面是战争。美国建国240多年，超过93%的年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侵略》一书揭露，在联合国承认的190多个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没与美国打过仗或受其军事干预。历史更加充分地说明，美国的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美国的霸凌，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全世界与美国相处时，都同样适用。看清恶并行动，就是不能让这种霸道和霸凌成为主流。美国觉得，只要谎言重复多了，真相就会被埋没、被淡忘。2月8日，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在沉寂多年后，站了出来。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就惊动了世界：“北溪”天然气管道是在美国的指挥下遭到破坏的。对于赫什的曝光，整个西方主流世界，出奇一致地站在了对立面：美国的情报机构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反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显得含糊其辞。就连与民主党站在绝对对立面的福克斯新闻也当没事发生。谭主将这件事，与最近热炒的“气球”事件，在西方媒体平台上的点击量进行了对比。讽刺的是，美西方世界对这件涉及民生，影响地缘政治的爆炸性新闻的关注，甚至不如一艘民用无人飞艇。美西方今天的沉默不语，与“北溪”天然气管道刚刚爆炸时，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谭主将去年9月26日“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后，美西方媒体涉及“北溪”的所有报道进行大数据搜集整理，图中数据折线的前后落差之大，令人咂舌。美西方当前对所谓事实的谨慎态度，与当时恨不能把捕风捉影当作实锤、永远将俄罗斯钉在舆论耻辱柱上的反应也截然不同。之所以这样做，根本目的，是要“绑架”其他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美国的论断。而至于美国暗地里的勾当，美国当然不会让人知晓。恶霸也是这样。一般来说，恶霸小团体的行动都是悄悄进行的，如果被发现了，就栽赃嫁祸给别人。这样的“黑历史”，美国有太多太多：196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矢口否认，“猪湾事件”是“从美国领土发起的”。现实呢？“猪湾事件”正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试图推翻古巴政府的行动。结果，这项行动在72小时内被古巴武装力量击溃，美国颜面尽失；1971年，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五角大楼文件的曝光，但内部爆料人埃尔斯伯格还是想办法把几千份文件泄露给媒体，揭露美国政府误导民众支持战争，最终导致越南战争惨烈结束的事实。对于前科累累的美国来说，如今以“纯属捏造”回击指控，谁信？不过是恶人先告状在前，又想息事宁人在后，这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这个世界不是谁先发声、谁声音大，谁就代表正义。更不要说美国自己根本代表的就不是大多数的声音：在刚刚过去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中，美国对65%的决议都投出了反对票，对10%的决议投出弃权票。看议题，美国的真面目会暴露得更清晰。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根据不同议题，会分属不同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委员会下的投票，美国投的全是反对票和弃权票——第四委员会负责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这本是最应当推动的议题之一。是美国带着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想法，把自己放在了世界大势和历史正确的对立面。但美国的声音不等于世界的声音，美国的态度也不代表人类的普遍态度。有研究表明，从联合国成立之初，一直到2019年，多数国家与美国投票的相似度仅有25%左右。超过50%的，只有寥寥十余个。恶人从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但世界不能因此噤声。世界各国的力量总和并不弱。赞成、反对、弃权都是一种强烈态度，这就是国际斗争。就在赫什爆料前几天，奥地利当地媒体曾发布了一则民意调查：究竟是谁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结果显示，认为美国是罪魁祸首的占比达到89.82%，而此前美国塑造的“凶手”俄罗斯（3.86%）得票甚至低于乌克兰（6.32%）。今天，人们的认知正在逐渐走出美国过去数十年慢慢铺陈下的圈套。2月9日，斯诺登在其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赫什的报道链接，并连发多条推文质疑美国官方的否认，进一步唤醒人们对真相的反思。在斯诺登推文的评论区，网友提到了“水门事件”“伊朗门”等美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想起了病毒溯源、现代奴隶制等最新“杰作”。雁过留痕，美国有需要交代清楚的一长串清单。风过有声，世界需要斗争的，也不仅一时一事。

｜｜玉渊谭天原创漫画最近，谭主观察到，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防疫政策调整。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共识在增多。恰是此时，一些“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唯恐天下不乱。这些声音，总是特别会“挑时候”，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实，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指手画脚之时，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疫情”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应用大数据，我们呈现三个切面。第一个当口，是2020年4月，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向左滑动查看完整图表我们不免好奇，这样的时刻，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发现，“口罩”是一个焦点。毕竟疫情初期，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分析关键词，得到了这样一张图：可以看到，关于“口罩”的报道中，“中国”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一词之外，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市场许可”。2020年4月11日，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公示，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获得了紧急授权，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为了得到口罩，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特殊待遇”。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举动，不可谓不讽刺。打开国门之前，美国对中国口罩，是完全相反的态度：2020年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换句话说，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关键是，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当做制造“政治病毒”的武器。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美国媒体对“口罩”的报道，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公众情绪”“人权”“封城”……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关联上“民主自由”。中国民众戴口罩，就是不“自由”、没“人权”。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美国政府不断渲染“口罩无用论”，美国媒体，也将“戴口罩”炒作为“东亚病夫”。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口罩之战”写过文章，做过分享，他提过，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而是靠所谓“自由”、“人权”。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事实是，病毒不分国界，不看制度，数据不会骗人。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结果发现，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不支持带口罩国家，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8倍。事实上，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全球都是如此。而美国政府，却将疫情“恶毒化运作”，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对是否“戴口罩”犹豫不决时，暴发初期的疫情，几乎失控。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1月底至2月初，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但在2月底至3月初，短短3周时间里，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到4月，美国的死亡病例数，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请求”。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授权。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再看一下这张图：｜｜向左滑动查看完整图表可以看到，2020年末到2021年初，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在疫情“最黑暗”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他就任的第二天，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当时，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这份战略基于科学，而非政治。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科学抗疫”的形象，来区别于上届政府，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开源信息，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科学”成色：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这些结果会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种种原因，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巨大的难度，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就是靠着这样“拼凑”起来的数据，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美国政府，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变异的毒株，在美国肆虐。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病毒变种的“变动期”——当时，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但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没有流调能力，在面对新的毒株时，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那时的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卖力”的时刻。｜｜数据来源：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只能在抹黑与“甩锅”上费尽心思。谭主之前做过不少“溯源美国”的报道，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大家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美国政府，嘴上谈的都是科学，但实际上，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一会儿又在说“担忧”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看起来，美国在讲科学。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可以看出，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而美国，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未免有些太讽刺了。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结果，就是如此。最近，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每当这种时候，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公布“新十条”之际，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攻击中国的机会。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可以看到，除了病毒变种之外，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提通胀，提供应链，换句话说，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在一篇报道中，美媒就提到，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讽刺的是，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美国，说的也是这一套。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不确定性”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还是通胀、供应链、投资、贸易。对比来看，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可以看出，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找其他议题做陪衬。围绕经济议题“打冷枪”，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上一个阶段，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现在，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孤立”中国。说来说去，不管中国怎么做，在美国政客的嘴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但事实呢？去年1到10月，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过去三年，中国稳链保供，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美国呢？肆意发起单边制裁，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去年，美国激进加息，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今年刚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一直逆世界而动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甩来的“锅”，中国，不接。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美国全面放开时，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这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4岁，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这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这又怎么解释？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组数据——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99.4%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98.7%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89.8%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10.2%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经济伤害论”叙事显然站不住脚。最近几天，新毒株XBB1.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美国，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还想推动盟友，但忙活了一圈，适得其反。正像欧洲航空协会（A4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ACI

过去3年，当我们谈论疫情的同时，有一个话题始终绕不开：经济。没有人想感染病毒，问题是，病毒突起，不得不防。而疫情防控使得一些社会经济活动暂停，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影响。两难之间只能不断找寻政策最佳发力点。过去3年，中国经济不容易，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容易，有不同的困惑与担忧也自然难免。从这三个维度出发，能看清明年的经济形势。不少人都说，大环境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同样，中国经济，也受制于大环境。2022年，全球经济怎么样？｜｜通胀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增长处于自1970年衰退后复苏以来的最严重下滑；｜｜全球消费者信心下降幅度远超前几次全球经济衰退前的降幅。即便已经如此，但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出警告，很多人将在2023年感受到经济衰退。言下之意，2022年，只是经济衰退的边缘，2023年，有可能才是经济衰退的开始。全球更严峻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中国出口行业，已经感受到了寒气。最新的数据显示，11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8.7%。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出口“一枝独秀”，对整个经济大盘起到了非常难得的支撑作用。但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出口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隐忧。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会直接体现在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上。但实际上，回过头看过去，中国一路发展过来，周围的大环境本就不都是顺风顺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报告将人均GDP下降的程度视为衡量世界经济衰退的指标，这是2008年以来世界人均GDP的走势图：可以发现，2008年后，世界经济有过三次明显的衰退期。最近的一次，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也正在亲身经历着。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此次疫情引发的衰退，还没有超过此前两次衰退的程度。2008年，世界各国平均通胀率上升至10年来的新高。世界GDP增长率也从2007年的4.5%变成了2009年的-1.3%。更重要的是，这场由美国引发、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让中国人明白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2014年的衰退，同样严重——2014年到2016年，世界GDP增长率出现下滑：｜｜2014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2015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2016年世界GDP增长率为2.8%。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稳住了自己的节奏，可以看一组数据：2013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这期间，中国人均GDP从6000多美元上升至超过12000美元，世界排名提升了几十名。大环境时有波动，但是我们都闯过来了，而且是以可控的较小代价。让我们来算笔账，会更加直观：2013年，全球GDP总量为77.61万亿美元，2021年，全球GDP总量为96.1万亿美元。近10年间，全球GDP总量增长了18.49万亿美元。这18.49万亿美元中，中国增长了8.16万亿美元，占比44%。其实，一路走来，我们周遭的惊涛骇浪从未缺席过。中国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化危机为机遇。但风险与挑战，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贸易战一开始，和今天一样，不少人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担忧，极个别人甚至说出“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论调。此后，美国政府鼓吹“脱钩”“断链”，在各个层面围堵中国。现在，四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清楚：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增，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由2018年的6335.2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7556.45亿美元。中国与美国发展差距不断缩小，GDP总量差值由2018年的6.69万亿美元，缩小到2021年的5.26万亿美元。就在不久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报告，裁定2018年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定。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战，我们不仅赢于力，更赢于理。所以，无论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性的问题，还是由某些国家想要发起的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都经历过，现在回头看，我们让很多人的唱衰不断破产。眼下，大家对于困难的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复苏的疑问更多，也很正常——环境势必对我们有影响。但环境，并不决定我们的去留，行动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还记不记得这张图：这是2020年，中国经济的折线图。这样的反弹，我们刚刚经历过。在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美国投行摩根大通上调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上调原因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大门已经打开。与此同时，高盛、普华永道等机构都表示了对2023年中国经济的看好。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传递出的信号也更加强烈。这两天，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给出了更加明确的判断：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可能会总体回升，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的轨迹。当然，过去的经验模板无法原封不动地套用到现在。特别是我们在谈论中国经济预期这样宏大的话题时，对一些现实正在发生的具体问题同样要给出答案，看中国经济，同样要关照当下。比如说，前不久的快递运力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少人就发出疑问，快递都送不了，中国经济真的能复苏么？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运力不足的问题就得到了缓解。原因很简单，快递运力不足，只是人手不够，是“没米下锅”，运力调度也只是技术问题，而基础设施等硬件的那个“锅”，我们一直在提前布局不断完善。随着运力补充，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困扰大家。快递小哥的背后，连接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智慧物流等。这些词，除了体现在“江浙沪包邮”的日常生活，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的格局。｜｜你可能想不到，每当你点一次外卖，会牵动至少106个产业问题快速解决是过去5年、10年、甚至十几年间，这些技术在中国不同的区域落地生根的结果。幅员辽阔的中国给这些技术提供了相当丰富和充足的应用场景，使得它们能够以全球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速度不断地运行、升级、优化。这反映的是中国发展的纵深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变化，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放开节奏是梯次的、渐进的。也就是说，供应链的韧性能够让我们高效调动积累的资源去解决一些焦点问题，只要拉开节奏和间隙，这样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将使得我们更快地走向复苏。这是中国供应链的韧性，这种韧性，也在给中国产业复苏，提供很强的支撑力。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了多个省份包机出海的事情。江苏有一家企业去了南非。在南非，这家企业考察了当地的矿山、仓库和港口，最终做出了积极布局南非市场的决定，签署了订单。企业出海拓展市场，肯定要解决要素跨越物理空间移动的问题，基础设施的联通和供应链就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家企业在多年前就考察过南非市场。显然，那时候深入南非的时机还没有那么成熟，尤其是基础设施的联通今非昔比——这家企业参观的南非德班港，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参与改造的项目。过去这些年，有很多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仅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与中国企业的交往过程中，彼此加深了解，拓展了双方的发展空间。企业，在拓展着各自的半径。半径的延伸，就是新的机会。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在“新十条”发布后，有至少23个省市出台了支持企业境外拓展市场的政策。要看到，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并没有改变，一个强大的供应网络一直都在，当产业活力亟待重新激发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将迸发出强大的动力。几天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2023年的经济发展定调。会议闭幕后，很多解读和分析纷纷出炉，讨论明年中国经济“怎么干”的问题。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扩大国内需求。因为五项重点工作任务，第一项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同时提到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很多人看到后感到不理解，现在疫情的高峰还没到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消费。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可行吗？靠刺激消费来扩大国内需求，靠谱吗？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全国疫情防控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少人一下子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在焦虑和迷茫之中，对疫情三年，生发了新的困惑。针对这些问题，不少人给出自己的判断，众说纷纭。然而，在着急下结论之前，不妨先思考一下这个逻辑：一个人吃饭，当吃第三碗饭吃饱时，能说前两碗饭没有用，只吃第三碗饭就能饱吗？看待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疫情的发展不是片段式的、跳跃式的，我们的防控也一直是持续的、系统的。我们注意到了大家对于疫情三年的三个问题，也对这三个问题，做了回答。回望过去，我们用艰苦卓绝的三年，换回了三个“窗口期”：｜｜德尔塔病毒转为奥密克戎、毒性持续下降的宝贵窗口期；｜｜对症药物研发特别是中成药大量推出的宝贵窗口期；｜｜全民广泛接种疫苗的宝贵窗口期。三年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Alpha（阿尔法）、Beta（贝塔）、Gamma（伽玛）、Delta（德尔塔）、Omicron（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轮番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2020年9月，英国首次发现阿尔法变异毒株，此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阿尔法毒株席卷英国。阿尔法毒株的遗传因子中有23个突变，这也导致其传播性极高。有研究表明，它的传播性比之前的毒株要高43%至90%。很快，阿尔法毒株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挤占其他新冠变异毒株的传播空间。从最初被发现到第二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阿尔法毒株就占据了全球变异毒株感染数的67%。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感染阿尔法毒株的死亡人数是此前毒株的1.64倍。2021年1月至3月，这是英国死亡人数上升最快的时段之一，平均每个月约1.7万人死亡。几乎同一时间，新冠病毒又变异出了比Alpha（阿尔法）毒株更狡猾的Beta（贝塔）毒株。相比于其他毒株，贝塔毒株更善于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追踪，并且，毒性更高。研究人员发现，贝塔毒株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出约50%，病例住院率和死亡风险都更高。随后，更为棘手的Gamma（伽玛）变异毒株出现了。当时，全球各国都在争分夺秒地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以抵抗病毒。而对伽玛毒株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伽玛毒株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它可以降低疫苗的效力。在科学家还没有对阿尔法、贝塔、伽玛毒株有更多了解时，毒性最高的Delta（德尔塔）出现了。2021年后半年，德尔塔毒株席卷美国，美国日增病例数一度突破10万，每日新冠死亡病例超过千人。这几种毒株，在2021年不断地冲击着全球抗疫防线，也带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约为3500000。但很多中国人，对这些变异毒株的感知，并不强烈。因为，2021年，中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为2。病毒不断变异，传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做到的？答案，是中国能迅速找到感染源，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链。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就一直在提“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句话的前提，是必须找到病毒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这，并非易事。为了方便大家在全国范围内流动，2020年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共同推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为全国16亿手机用户提供14天内所到地市信息的查询服务。从那时开始，这个系统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查询数据，为大家的出行安全添一份保障。上线应用以来，“通信行程卡”累计提供查询服务超890亿次，最高单日查询量近4亿次，满足了人员出行、复工复产和各地疫情防控需要。也正因为有这样呵护百姓安全的诚意和努力，在上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020年11月9日，上海疾控中心通报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当时距离上海上一次通报新增本土病例过去了133天。然而，不论是居住地、工作场所、确诊前14天行动区域所涉8000多人，还是其工作场所的采集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就在线索中断之际，11月10日第二名关联病例的出现，帮流调组锁定了一只具备导致病毒境外输入条件的航空集装器。但此时，这只航空集装器已随飞机飞离上海，无法直接采样。于是，流调人员通过物流数据信息的检索和摸排，发现了之前放置这个航空集装器的北美物流公司，再将北美流行毒株与之对比，就明确了上海这起疫情的源头和传染路径。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流调组通过大数据行程追踪等手段，在24小时内就完成了第一个病例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轨迹的排摸，迅速阻断了传播风险，同时赢得了3天内确定最终传染源的时间窗口。尽管我们已经努力做到这种程度，但2021年底出现的Omicron（奥密克戎），又给中国防疫带来新的挑战。｜｜在美国，当奥密克戎成为主要毒株三周后，美国单日新增近150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英国，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后，单是新年第一周，就新增了122.7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奥密克戎毒株刚出现时，密切关注疫情的前哈佛医学院专家伍卫琳博士对奥密克戎做了科学的计算：根据早期研究，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比德尔塔高出4.2倍，而德尔塔又要比新冠原始毒株高出1260倍，也就是说，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有可能是原始毒株的千倍之快。面对如此高的传染性，核酸和扫码，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不少人都说这是疫情三年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只有奥密克戎出现后，才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当时，国外都在宣传“奥密克戎是流感”，但中国并没有调整抗疫的政策。为什么？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2021年年底，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3533.2万剂次；｜｜到2022年12月12日，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达到345024.4万剂次。而在新接种的这61491.2万剂次中，很多，都是老人和小孩。中国，在为14亿多人民接种疫苗，争取时间。一直到现在，当我们更加了解奥密克戎的致病率、重症率，当我们对症药物研发特别是中成药大量推出后，当我们全民广泛接种疫苗后，我们才调整了防疫政策。这，就是中国抗疫的三年。中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抗疫道路。其实，在面临每一轮新的变种毒株冲击时，总伴随着“病毒毒性已经下降”“感染后不会有太大危险”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选择，决定放开其实对决策者而言是负担和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但选择把对老百姓可能产生的风险防控住，这需要何等的担当与勇气！我们承受不起西方“以人为代价”的代价，我们更不愿承受那样的代价。选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一项选择将要影响上千万甚至是亿万人时，做出选择需要千钧之力，我们千钧之力的底气，也是和西方不同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四个字：人民至上。不少人都提到，过去整整三年，疫情在全国似乎此起彼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挖掘，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自2020年1月10日以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为0的天数，有250天。在全球平均每秒有7个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背景下，我们有250天的新增病例数，是零。封控，并不是过去三年的关键词。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封控，保住了人，同样，也就保住了生产力。三年，是再出发的新起点。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如何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未来经济工作怎么开展？有四个“敢”字：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敢”字背后，是转型的魄力与担当。很多行业的人都在说，如果不是疫情，还意识不到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早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但坦白讲，在疫情前，我们的行动还不够。因为转型，意味着阵痛。疫情三年，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的中国，凝聚了这样的共识。2021年，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占GDP比重为39.8%。现在98%的数字经济产业园都是建立于2018年及之后，2018年到2021年，新设立的产业园，分别是9家、24家、63家、79家。与2016年至2018年三年相比，2019年至2021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增长多了1万亿元。可以说，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加速和稳定作用，愈发凸显。分地区看，GDP总量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过50%。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破解危局，推动了技术的变革，这种变革又在以想象不到的力量，拓展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速加快2.4个百分点。不得不承认，当危机出现，我们才能更快地找到认知的坐标系，更快地看清什么才最能代表未来。疫情这三年，我们加速向数字时代转型，我们要更高质量的发展。转型，当然会有阵痛。当这种阵痛夹杂着疫情带来的不便，让中国人绷紧了弦，咬紧了牙关。但隐忍过后，便是迸发。疫情三年，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更加急迫。最近，敢为人先的消息特别多。各省、各地区，包机飞全球的消息此起彼伏。有意思的是，最早我们以为是浙江省敢为天下先，先包机出国，后来发现，早在10月底，广东拓展海外市场的团队就已经出发。结果，再细到地级市会发现，浙江宁波自7月以来就“包机”先行，率先开通疫情后全国首趟以拓展市场为目的的涉外商务往返包机。一些省份更是由省领导率队奔赴境外招商，成疫情以来首次。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上百家企业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前往日本、德国、法国、印尼、阿联酋、马来西亚、匈牙利、新加坡等多国，找寻发展的新机遇。争先恐后，争的是勃勃生机。看到这些，很难不觉得振奋，我们的发展愿望依然热烈，我们对美好的向往仍旧迫切。疫情这三年，外部环境绝非风平浪静，我们的国家始终在大国互动的激流险滩中寻找希望。三年过去，曾经气势汹汹与中国对抗的世界第一大国，没有得到多少便宜，不得不平视中国。疫情这三年，中国在急风骤雨中构筑起全球的“朋友圈”，面向发展中国家召开了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开展了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这是这个国家在疫情三年间，用胸怀与作为，赢来的战略主动。而主动带来的机遇，必然会惠及每一个人。因为这份主动，是14亿多众志成城的中国人，共同搏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回望，每一个我就是眼下正在追寻的结论的一部分，一些事情回头怎么看、现在怎么想、将来怎么办，很大程度取决于现在的每一个我。当“我”乘14亿多的数量，再出发的力量，谁还会怀疑？

近日，美国又搬出了“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报告的主题词之一，是“核武器”。报告中，还臆测了中国的核弹数量。12月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美方这份报告发表谈话。谭克非表示，美国在报告中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指手画脚、妄加揣测，实际上最应该深刻检讨反思自身核政策。就在不久前，美国空军表示，计划在澳大利亚部署6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此前，美国还要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用核武器“武装”澳大利亚。美国急着打破该地区的稳定，到底作“核”打算？前不久，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美英澳三国妄图“洗白”自身核扩散的行径。经过激烈斗争，中国同其他国家一道，挫败了美英澳三国的图谋。谭主找到了核心当事人——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大使。从他亲口讲述现场交锋的经历入手，谭主看清了美国的真正图谋。｜｜王群大使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王群大使告诉谭主，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是国际社会在核问题上公认的原则。全球核平衡是避免全球核冲突和威胁的一个公认前提。而美国，不止一次想要打破这种平衡。64年前，美英签署《共同防御协定》，该协议允许美国向英国提供核武器以及一个完整的核潜艇推进装置。而如此“大方”的美国，打的是什么算盘？这件事，要从二战结束后讲起。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后，美苏进入微妙的“核平衡”状态——美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将对方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成了双方不成文的默契。1957年，苏联研制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科技上的落后增加了美国对霸权的焦虑心态，美国亟需一种方式弥补与苏联在竞争力上的差距。核武器，成为手段之一。当时，苏联拥有射程更远的洲际导弹，而为了扩大自己在核武器上的优势，美国除了加紧研制自己的洲际导弹之外，还需要将核武器部署到离苏联更近的地方，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美国看向了欧洲，英国，成为目标。英国，对核武器有“需求”——彼时英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开始下降，英国政府将核武器视为维持大国地位的象征。但向第三国转让核武器，无疑会打破冷战下的核平衡，引发美苏两个阵营的军备竞赛，核大战的风险也会加剧。这一做法，就连美国国内，都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美国政府以英国“已经在核武器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由开脱——英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美国的分享只是“锦上添花”。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第二年，美英正式签署《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核技术，而英国需要做的，是允许美国在英国部署弹道导弹。这一部署在英国的弹道导弹，实行的是“双钥匙”制度——听起来，是美英双方共同协商导弹发射，英国同样也有决策权。但实际上，英国有的是控制发射导弹步骤的钥匙，而核弹头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说白了，英国拿的是“枪的外壳”，而美国掌握的是“子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意图才真正浮出水面——美国直接向英国转让成熟的技术，英国本国相关的研究自然也会中断，未来，英国不仅没有“子弹”，甚至连造“枪”的能力也会渐渐消失。换句话说，英国的核能力，受制于美国。而一旦有任何紧张局势需要发挥核威慑力时，英国也只能听从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用直接输出整套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英国的控制。这，还只是美国的第一步棋——美国更大的图谋，在欧洲。和英国签署协议两年后，1960年，美国又提出了“多边核力量”计划。套路都一样：先是提供5艘装有核导弹的潜艇，为北约建立核武器库。随后，就将北约国家全部纳入北约核体系之下。表面上，这支核力量由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控制和指挥，但实际上美国才手握决定性“钥匙”。就这样，美国在欧洲开启了核扩散进程，不仅增强了自己的核优势，还将欧洲纳入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核大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世界。这样惊险的情形让国际社会感到后怕，为了把核冲突的危险锁在“笼子”里，1968年，59个国家共同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堵住了美国通过核扩散控制其他国家的途径。这一条约，也重新构建了全球的核平衡，核不扩散，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了全球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而亚太地区能够安心发展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亚太地区长期保持了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其中就包括处于核平衡的状态。但想要介入亚太地区局势，增强对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美国，需要再次打破这种核平衡。这一次，美国选择是南太平洋地区，这一块是“核空白”地区，只要美国对其中任意一个国家进行核扩散，就会让核平衡的天平迅速倾斜。而澳大利亚，成了美国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这一次，美国选择拿出的，是核潜艇。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告诉谭主，美国希望盟友能够替美国承担一部分防御责任或是威慑作用，其中日本在反潜方面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日本主要负责反潜，而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让美国决定增强其水下威慑能力。彼时的澳大利亚，也正在升级自己的潜艇部队。谭主在《别了，莫里森！》中分析过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的东西两侧，是广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这种“不安全感”，也让澳大利亚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海上军事实力。潜艇，澳大利亚也希望选择性能最好的。最终，澳大利亚政府在德国、日本、法国等多个潜艇竞投对象中，权衡利弊，选择了法国由核动力潜艇改版的常规动力潜艇。而美国，看到了澳大利亚的这种心态。为了进一步刺激澳大利亚对性能更好的核潜艇产生“需求”，美国强行将中国“拉进”这一区域，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2019年，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就是一个明确信号。其中就提到，中国正在“重组”太平洋地区的秩序，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正在减少，这会让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失衡”。报告一出，澳大利亚的焦虑肉眼可见地增加，随即就开始寻求安全庇护。没过多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就进驻了澳大利亚。与此同时，美国各大智库与媒体频频释放出租借核潜艇给澳大利亚，以帮助澳大利亚应对威胁的说辞。2020年，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中国军力报告》。报告中，满篇都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部队”“未来10年核弹头数量将增加一倍”的描述。那一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在伦敦参加军事会议之时，向英国海军上将拉达金释放了想要美英帮忙建造核潜艇的信号。刚刚正式脱欧的英国，也正想尽办法和美国靠拢。两国一拍即合，找上了美国。这正中美国下怀，也成了AUKUS的雏型。2020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了由国防部长和外长参加的“2+2”会谈，提出构建一项新的“绝密防御合作框架”。同月，美国立刻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进驻的澳大利亚达尔文市资助建立了一个军用燃料储备设施。核潜艇是“饵”，澳大利亚主动上钩，美国“溜鱼”时也更加自如。此后，美国一直对转让核潜艇技术这件事没有明确的答复。时间在流逝，被拿捏的澳大利亚，自然也愈发着急。美国，提出了新的条件：对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海军斯特林基地进行升级改造，用于停靠美国的核潜艇。到了这，美国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国核潜艇基地的目的，也浮出水面。事实上，早在2011年，美国海军就提出要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国海军的基地。也一直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同意转让核潜艇技术的首肯，这才姗姗来迟。但不同于冷战时期，此时，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核平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对核扩散行为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为了摆脱束缚，美国打着“合作”的幌子，构建自己的“核叙事”。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期间，美国妄图将自己非法核扩散行径包装成合法、无害的行为。但这一图谋，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戳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提道，美英拟向澳大利亚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可用来制造多达64到80枚核武器。无论美英澳三国如何包装，这都是彻头彻尾的核扩散行为。美国所谓的“合作”，不过是一场由美国主谋，英国盲从，最终让澳大利亚充当美国维护霸权“马前卒”的骗局。正如不久前中方提到的，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有的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有的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共同诉求。而美国，不仅是将澳大利亚当做棋子，更希望用澳大利亚，不断试探国际社会对核扩散的反应与底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驰江告诉谭主，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也能够拥有了核潜艇这样的战略武器，对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其他条约缔约国，特别是无核武器国家如果要效仿澳大利亚，势必会打开“潘多拉魔盒”。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国防部的正面回应还是在联合国当面拆穿美国图谋，中国不仅不怕美国的“核讹诈”，而且还要让国际社会看清它的阴谋。不久前，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中德两国共同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回国后，朔尔茨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他写道，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这句话点出的正是某些国家的思维桎梏，当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打压和遏制，最终能够如愿以偿么？可以来看看中国对于发展核武器的这段表述：发展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请美国理解一下这句话里的中国底气和智慧，再掂量一下自己的选择。

不久之前，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来到中国。老挝，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不只是老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访华，其中一半是亚洲国家，还有不少是中国的近邻。为什么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动如此频繁？这不是巧合。在中国与越南、巴基斯坦、蒙古国、老挝的会谈中，“合作”“发展”都提了不下十次。随着密集行程走进大家关注视野的，还有很多亚洲国家经济的亮点，这其中蕴含着机遇的方向。在今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不少亚洲国家展示出了韧性，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根据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最高的主要经济体将来自亚洲。而刚刚来华的几个亚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不算大，但今年的经济增长也都有亮点：今年第三季度，越南经济增速高达13.7%，蒙古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3.7%，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这也难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更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在日益黯淡的全球经济中，亚洲是一个相对的亮点。这个黯淡，说的是全球有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陷入经济衰退。亚洲创造出这样的发展机遇，不容易。当前能阻滞亚洲复苏的问题实际不少：冲突和紧张的地缘形势，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同时显现，扭曲国际准则的脱钩断链论。但亚洲仍能率先复苏，是因为亚洲身处于一个能守住机遇且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在今年出现更为复杂的国际安全博弈的情况下，发展还能否成为共识，这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成为了一个问号，但亚洲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却很坚定，始终抓住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消化了“地区争议”这一次要矛盾，一切问题不说迎刃而解，至少不会跑偏。｜｜受俄乌冲突影响，法国奥尔良一家玻璃器皿厂暂停运营，装配线上空无一人就在各国访问中国期间，美国副总统又跑到了东南亚，美国还派出军舰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想在亚洲内掀起风浪。亚洲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不假，但南海问题也是看待亚洲国家发展共识的试金石。就在不久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之际，各方将“继续保持自我克制”，其中就包括来华访问的越南和老挝。当其他地区在安全利益上纠缠不清之际，大部分亚洲国家选择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共识，守护稳定的发展环境。哪怕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的中亚地区，这样的共识也成为一种默契。有两个亚洲国家在同时加入上合组织时，曾有过一个表态，不会将两国70多年来久久未决的边境争端带进上合组织。｜｜今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结果就是，把安全逻辑凌驾于发展逻辑之上的欧元区国家，有约一半预计会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相反，抓住地区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亚洲，则继续成为了世界经济难得的星光。西方国家把安全的逻辑凌驾于发展的逻辑，这不稀奇，从几十年前他们就在这么做，更是没少在亚洲地区施展，这也是让很多亚洲国家能够形成共识的一个很大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发生地区争端最少的区域之一，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与之对应的，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过去20年间，在三大全球经济板块中，亚太板块占全球GDP的比重从约27%上升到了37%。美国则从30.5%下降到了24.1%，欧盟从26.5%下降到了17.9%。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在此番越南和老挝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相比总共提了5次的“安全”，“发展”这个词提了33次。以发展为引，以安全为基，找寻机遇的方向就不会走偏。机遇，来自亚洲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亚洲奇迹”也正是由此应运而生。“奇迹”的难得之处就在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安全问题的冲击下，仍能保持韧性和活力。机遇从哪里来？那些今年来访亚洲的域外国家很能说明问题。最近，许多其他大洲的国家都在向亚洲寻求合作。最突出的，当属法国，今年不仅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还用多种语言发推文称要“共同建设”这个地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法国的诉求，也很直接，联合亚太地区应对供应链中断——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这让谭主想到了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的一句话：西方不习惯向他人学习。但一年来从应对危机到解决危机，事实已经证明欧洲需要向亚洲学习，因为亚洲具备从危机中快速恢复以及不断发现新机遇的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观察的一个关键坐标。在当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和欧洲之时，只有亚洲，经济总体增长依然保持积极。危机后的10年里，亚洲市场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发展，2018年亚洲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二。但一个重要变化是，亚洲制造大国制造的商品也正更多地在当地被消费，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降低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亚洲的心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形容，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亚洲自贸协定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全球自贸协定的一半。亚洲近60%的贸易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其相互联系正在越来越密。当前，作为欧洲的主要制成品供货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之下的全世界供应链问题，亚洲也只是有波动但无大碍。最直观的就是看交货时间。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泰国的交货速度比全球平均水平要快。｜｜2022年11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突破2万列这背后是扎实的经济结构，以及转型升级中，不断释放的新增长动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在最初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站稳脚跟后，开始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这一目标转型。过去20年间，低技术制成品在亚洲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东亚和东南亚出口最多的行业已经囊括了电信、化工、机械和电器、汽车等行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和越南正是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跻身全球最成功新兴经济体。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都会用西式的逻辑反问，现在，越南出口额已经开始超过中国主要出口中心深圳，未来不会逐步取代中国制造的地位吗？实际情况是，亚洲的发展逻辑不是非此即彼那一套。越南不仅不是取代中国，反而跟中国联系越来越密。就拿越南出口较多的两类产品，电子产品及配件和机械制造来说，越南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从中韩进口的生产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换句话说，越南出口越多，从中国进口就要越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并且不断加大对越南投资。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总额在对越投资的103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增至第四，仅次于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回望亚洲一路的发展历程，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不断挖潜机遇，并没有按照一种标准，走模式化的道路，反而是在走出各自道路的过程中，自主性越来越坚定。发展模式没有标准答案。反观一些主动或者被动选择所谓普世模式的国家，现在的发展机遇又有多大？亚洲已经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对这句话，也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就具体国家来看，当前，GDP排名世界前20的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国家，只占到了5个。从发展程度来看，仅G7国家就占到了世界GDP的40%，发达国家依旧占到了世界GDP的56%——亚洲，仍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简言之，亚洲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并不高。我们常说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代表的是潜力，也是差距。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板，经济发展也是如此，而亚洲经济薄弱的短板在最不发达国家身上。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全球46个最不发达国家当中，有9个在亚洲。刚刚来华访问的老挝，就是其中之一。老挝人口只有700多万，经济总量大约200亿美元，规模和中国的一个地级市相当。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仍然挖掘出了一条通向机遇的通道。今年，老挝的一项经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都称得上亮眼。｜｜老挝南部城市街头一角谭主根据IMF最新世界经济数据整理了一份过去10年各国货物出口变化量平均值，发现，老挝冲到了前五十。作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家，老挝被崇山峻岭围绕，交通运输极其不发达，却在世界出口贸易的榜单上跻身前列，巨大的反差背后，正是一次补齐短板的“逆袭”。变化，出现在过去一年，老挝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变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就是去年正式建成通车的中老铁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国际铁路。在此之前，老挝境内的铁路总里程是4公里。｜｜“澜沧号”动车组列车通过隧道内的中老边界线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中老铁路开通仅一年，货运量就突破1000万吨。巨大的增长空间带来的是，老挝极有可能在2026年从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显示，从长远来看，老挝的总收入增长将高达

11月18日晚，商务部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11月18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之后，双方对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和多边、区域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看到这则消息，谭主的第一感受是，两国经济团队最近的对话接二连三，很频密。在此之前，央行刚宣布了行长易纲与美国财长耶伦举行的会见。当天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和其率领的美企业代表团的消息也对外释放。频密，本身就是信号。这些会见的契机，消息里说得很明确了，正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共识。中美双方经济团队如此快速高效地面对面沟通，近几年来看，并不多见。这其中，当然有两国经济团队共同参加多边会议的便利条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告诉谭主：在中美两国都完成了国内的一些重大政治议程之后，中美关系存在一个企稳的机会窗口，两国需要合作的动力空间也就更大了一些。“交流”的修饰词也在传递变化。可以对比看看戴琪自2021年3月17日正式上任以来，与中方的三次交流：｜｜第一次交流，在2021年5月27日，是“坦诚、务实、建设性”的；｜｜第二次交流，在2021年10月9日，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第三次交流，也就是最近这次，是“坦诚、专业、建设性”的。坦诚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目标没有变，只有“务实”这个词，变成了“专业”。什么叫“专业”？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告诉谭主：“专业”就是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不要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去污名化或者是扭曲实际的经贸行动。大家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根据我们已有的国际规则来处理当前的分歧，去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观点，美国企业界其实也很认同。谭主跟刚刚与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会见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聊过多次。最近一次交流，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国家安全泛化到原来不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敏感的行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科技制裁还是双向投资限制，无一不是把意识形态凌驾于经济问题之上。让专业的事情回归专业，这个道理，不难懂。不过，为什么现在美方开始意识到了“专业”的重要？算算时间，中美经贸摩擦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这四年风风雨雨，变化实在太多。但无论是一开始加征关税，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还是到现在地区冲突引发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重危机，始终不变的，是中美贸易剪不断的关系。看一组数据：｜｜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8.3%；｜｜2021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28.7%；｜｜今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5.1%，达到6398.3亿美元。再看看艾伦率领的企业代表团的动作，也能说明问题：嘉吉，今年连续几个月持续宣布增加对华投资。埃克森美孚，在中国投资的广州重大石化项目开工，成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这些数据和行动反映的，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停止经贸活动的不现实。下一步，就是在不能“脱钩”的宏观认识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这也是理解本次通话“专业”所在的另一个线索，空间。可以看看戴琪三次与中方交流的内容变化：｜｜2021年5月，双方第一次交流的具体内容，提到了发展双边贸易；｜｜2021年10月，第二次交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主题基本是围绕中美经贸关系；｜｜这次就不一样了，消息稿说得很具体，中美不仅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还讨论了多边和区域经贸问题。中美经贸层讨论维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外展示得正越来越明显。讨论中美经贸问题，着眼点还有区域和全球。区域很好理解。本次会见，是在APEC期间。亚太是个什么地方？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梁明告诉谭主：中美同处亚太区域，都与亚太国家贸易往来密切，但美国提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对抗中国，中美不会不聊聊如何协调区域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本来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跑偏的“印太经济框架”，自然难以如愿。“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日韩，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东盟十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仅占东盟十国与中国贸易额的43.7%。这么来看，专业，不应该是不计成本放大分歧，而应该是寻找区域的共同利益。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告诉谭主：包含中美在内的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在电子、机电、汽车、新能源等很多产业的产业链上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不久前，美国宣布“豁免”东南亚四国的光伏组件关税。表面上，这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在这个区域内，光伏产业链的上下游已经形成了互补的分工协作，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这条链条上环环相扣，不是外力能轻易拆解的。强化新能源转型的美国，更是依赖于这一供应链的充分供给。这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区域连线成网的底色所在。再放眼到全球，屠新泉还分享了一个细节：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结束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中美之间的合作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场会，正是中国商务部率领的团队赴日内瓦参加的。会议持续了6天，达成了世贸组织过去9年内的首份多边协定。并且，围绕全球最紧迫的粮食危机，也形成了两份重要文件。这些用专业和理性促成的合作成果，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回过头来看，中美谈到现在，从战略上讲，双方的原则彼此都已经很清楚了。而从战术上讲，一些核心经贸问题的分歧肯定会越来越专业化，双方聊得越专业，也意味着越在深入沟通，切切实实去真正解决问题。把分歧从意识形态对立的战略层面落实到具体务实的战术层面，这是好事，更是智慧。

频繁更换首相，并没有改善英国的混乱局面。11日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2%，与此同时，创纪录的通胀数据引发了英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罢工潮——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大学职员、医护人员，都在罢工。面对英国民众降低通胀、降低能源价格等诸多诉求，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却在其上任后的首次正式采访中表示：英国民众不能指望政府解决所有问题。面对苏纳克这样的表态，曾在5届英国政府都有任职的英国前首相顾问杰夫·摩根告诉谭主，英国领导层对英国当下的局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因如此，英国“失去”了好几年。他从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其最新观察，给谭主分享了他对英国发展模式的反思。从约翰·梅杰到鲍里斯·约翰逊，我在其中5届政府中都有任职，这也让我见证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因此，我对危机与治理有不少感受可以分享。2002年，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英国内阁办公室设立了首相战略部。我是这个团队的第一位负责人，这也让我可以常年与国家治理战略打交道。我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整个世界都处在需要同时面对多重危机的状态。我们从货币价值的变化看起，它能反映出许多不同的危机。经济基本面不健康就是其中之一。当前，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很多人的收入已经有15年没有增加了。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以及地区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又对英国产生巨大冲击，英国的通货膨胀数据居高不下。其二，许多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同样进退两难。通胀不能放任不管，但加息会让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状态。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希望能够快速遏制通胀，但这很困难，所以英镑下跌成为了事实。｜｜英格兰银行短期来看，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英国人的个人收入和英国人对国家长期财政状况的信心都在大幅下降。明年，随着长期低利率的时期的结束和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情况会更加恶化。与此同时，英国还在同步增加税收，而削减基础设施建设、国民医疗等领域公共开支的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好几年。所以毫无疑问，英国会面临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不过，通胀和加息的苦恼不仅仅存在于英国。我们可以看到欧元也在下跌。这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元的强势。过去二三十年，美元一直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给美国提供了各种所谓的“自由”和选择，这是英国或欧洲等国家所没有的。于是，在相对利率的衬托下，英镑和欧元的下跌，身不由己。从中长期来看，危机还远不止这些。我认为我们还会看到上述显性结果的第二阶和第三阶效应——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停滞后，还会催化政治的变革和不稳定，比如英国的脱欧公投，而这又会作用于英国经济，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近日，英国民众在英国议会前呼吁重返欧盟脱欧切断了英国与主要欧洲贸易伙伴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英国大幅削减了公共开支，已经对整体需求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影响。需求减少，生产力就会跟着动力不足，英国的平均生产力已经超过十年无增长了，而失去欧洲市场，意味着又一次打击。我最近观察到，当前西方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未来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现在过得更糟糕，这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糟糕的经济状况和英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当前，英国经济的构成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零售业、酒店服务、工商管理和金融业等等。2021年，服务业为英国经济贡献了1.7万亿英镑的增加值总额（GVA），占英国GVA的80%。英国金融业具有相对优势，但英国脱欧后，许多金融机构也相继退出英国市场。｜｜英国金融城而在一些前沿的关键行业领域，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基因组学、金融服务和法律知识行业等，英国也仍然保有一定实力并具备发展潜能。如果要我在过去10至15年英国的公共支出削减政策中找到一个闪光点，我认为是英国尽可能维系了科研投入。但现在，在这些领域，英国也开始出现投入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需要英国在教育、投资模式和基础设施等领域采取正确的长期决策和更具战略性的措施。但很显然，英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服务于整体生产力的战略。更令人担忧的是，英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频繁更换首相，这必然是不好的现象。由于英国政府的治理不善，几届政府都无法解决民众的核心关切，英国已经失去了相当多的时间。有人认为英国的停滞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的“去工业化”进程开始的。我是“去工业化”后的一代，在我的观察中，当时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大规模减少，这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英国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但英国“去工业化”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起，世界经济动荡就已经接近尾声，宏观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教育、国民医疗、研发、基础设施成为经济投入的重点。｜｜英国开启“去工业化”进程后，大量生产工厂被废弃就我的从政经历来看，从1990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尽管增长缓慢，但还是在两场经济危机中保持住了每年约2.5%的增速。从2002年起，作为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内阁中首相战略部的负责人，我知道在布莱尔眼中，好的政府必须要能对短期压力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也需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团队的职责就是各个政府部门一起深入国家治理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针对关键优先事项向英国首相提供深入的战略建议和政策分析，进而制定中长期战略。我们还广泛关注并学习本国政府以外的其他观点。当时，我经常性定期访问中国。我认为，在2008年之前，这一时期的英国经历了200年来最佳的增长期。但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执政后，将该部门的职能转移到了内阁办公室的其他部门。我和卡梅伦是朋友，但也必须指出，这一转移让政府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环。我认为任何政府良好运行的关键，除了拥有综合能力之外，还需要有远见。因此，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要如何在面临严峻危机的情况下，也能有能力规划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我研究过许多国家后，我发现，“去工业化”的阵痛不是英国现在止步不前最核心的问题。英国的停滞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建立正确的治理和政策框架来应对21世纪的发展新挑战。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指出，中国一直是先驱者。就拿经济增长与碳减排来说，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的关键目标之一，不过中国很早就在政策中嵌入对碳减排等事物的关注。我也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和国家部门进行过关于循环经济的交流。中国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对太阳能和风能进行了大量投资，真正体现了中国对减少碳排放的关注。中国的系统性思维，西方很缺乏——反观英国，英国经济部门的很多人还没有理解，经济必须既要从社会角度考虑，也要从生态角度考虑。英国经济决策者的思维仍然停留在20世纪，而不是21世纪。这导致了许多错误层出不穷，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从我近期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的结果来看，诸如美国、英国这些老牌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确实显得相当落后与缺乏远见，西方政府已经止步不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时常在想，如果突然出现真正的全球大冲击，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大国是否能够开展合作。要知道，上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从美国开始的。它始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的大规模过度扩张。高峰时，美国大多数企业利润的40%都被投在了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金融业成为掠夺者，从自身经济结构的其他部分中吸取价值，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大量超额支出，把自己推向非常危险的风险中，然后，又任由这样的风险蔓延到世界各地。｜｜2008年金融危机时，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工作的交易员不可置信地看着当天的数据走势当时，我正就职于英国政府，我知道英国是最早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需要政府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来处理这个问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英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但还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经济崩溃。我们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隐藏在冲击背后——全球合作体系比15年前要脆弱得多。让我担心的是，美国等国家在试图以竞争的方式单独解决问题。这可能会产生新的贸易壁垒，以及对资金流动产生新的限制，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螺旋式下降。｜｜美国对外设置的高关税壁垒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港口货物集装箱堆积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受到影响。要知道，英国在经过十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后，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律都被打破了，没有人清楚我们的系统该如何运作去应对新的冲击。如果此时的英国再陷入一个充满长期地缘政治紧张、冲突和制裁的时期，经济后果将会更加严重。而英国真正需要的，始终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未来。谭主曾写过，英国之乱折射出的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治理能力的问题，还有西方发展模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作为曾参与英国政策制定的人之一，杰夫·摩根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反思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缺乏系统性思维、缺乏整体战略、决策者思维止步不前。是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可能会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分水岭。正如谭主在文章中所写，英国之乱，恐怕是西方乱局的先兆而已。

近日，国际组织再发警告，全球粮食危机，仍在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定的48个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大多数。在非洲，有超过3亿的民众正在面临饥饿。不过，就在非洲粮食告急之时，世界玉米产量最多的美国，却正在把玉米——这种非洲人急需的主粮作物大量“烧”掉。光是去年，美国“烧”掉的玉米就超过1亿吨。“烧玉米”背后，是美国难解的另一场危机，高油价。8月，美国汽油指数较同期上涨了25.6%，继续助推美国通胀在40年来最高水平上居高不下。“烧玉米”，就是为了生产成本相对便宜的乙醇，添加到汽油中，降低国内高企的汽油价格。今年6月1日至9月15日，美国的加油站已经在销售一种含15%乙醇的汽油混合物，美国“烧玉米”的市场需求再度受到刺激。然而，人还吃不饱的情况下，美国却把用来吃的玉米“烧”掉，用加剧粮食危机去解决能源危机，美国的方法真的奏效么？混合15%乙醇的汽油，专业说法叫E15汽油。美国开始售卖这种汽油，还要从拜登今年4月份的一次行程说起。｜｜当地时间4月12日，拜登在爱荷华州燃料乙醇工厂发表演讲今年4月12日，拜登去了爱荷华州的一家乙醇生产厂参观。很快，美国环境保护署就宣布，将在夏季临时允许E15汽油的销售。这样，就能利用产量充足的玉米加工成乙醇，加入汽油中混合使用，降低成本，来平抑油价，帮美国人节省开支。看起来，是个“完美”方案。然而，白宫内部的高级幕僚却被曝对此举深感无奈。到底是良方，还是无奈之举？可以具体算算账。与使用100%汽油相比，添加15%乙醇的车辆，每加仑行驶里程通常会减少4%到5%，而乙醇汽油对汽车的高腐蚀性，也使美国消费者望而却步。因此，美国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并不看好乙醇汽油的市场，一直对于在汽油中添加乙醇的要求非常抵触，并屡屡向拜登政府施压阻挠。｜｜E15汽油不过，即便这些石油公司乐意生产E15汽油，就能降低油价了吗？按照白宫的说法，每加仑E15汽油可以替一个美国家庭节省10美分。如果按照今年美国汽油价格峰值的每加仑5.02美元来计算，10美分，也仅在汽油价格上降低了2%。而这一点降价的惠及面又非常狭窄。目前，美国能供应E15汽油的加油站仅占1.5%。由于基础设施极度缺乏，E15汽油很难在短时间内扩大终端规模，产生显著的替代效果。不管怎么看，通过“烧玉米”来平抑油价，似乎都是一个鸡肋的选择，但美国刚刚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却依然给了乙醇生产大量的激励政策，颇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架势。事实上，一遇到能源危机，美国就想到“烧玉米”，这不是第一次了。最开始，美国选择“烧玉米”来调节能源市场，并非偶然事件。这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能源危机说起。国际原油价格受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影响，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当时的美国还没有进行页岩革命，国内石油产量有限，大量依赖进口，国际油价的上涨毫无缓冲地直接冲击美国国内，让美国感受到能源外部依赖的痛感，加大能源自主性迫在眉睫。就在这时，美国政府收到了粮食巨头ADM公司提供的一份“完美方案”——通过在石油中添加乙醇，来减少石油的需求量，从而减少对外国的能源依赖。不过，一个卖粮食的企业，怎么突然替美国政府操心起了能源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跟ADM公司当时面临的经营压力有关。70年代的能源危机期间，美国用了大量粮食换取低价石油，导致缺粮的恐慌在国内蔓延。美国政府便推动立法，刺激农产品扩产。美国玉米的种植面积，也开始迅速扩大。然而，玉米扩产，对于ADM公司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有更多的玉米可卖，但产量过多，卖不上价，利润空间实则是遭到了压缩。为了提高利润率，ADM公司还在用玉米生产一种添加到汽水中的糖浆，并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但糖浆的销售，季节性变化很大。一到冬天，汽水销售放缓，糖浆滞销，ADM公司的营收压力巨大。为了节省成本，这种糖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副产品——乙醇，成了ADM公司新的“财富密码”。很快，迫切为乙醇寻找销路的ADM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急于寻求替代能源的美国政府。要让乙醇真正成为解决美国能源依赖问题的“完美”选择，ADM公司还下了不少“功夫”。政策的风向标作用是最好的背书。于是，暗地里，巨额的政治献金被送到了美国白宫、农业部和国会的每一位关键决策者手中。其中一位号称“乙醇议员”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多尔，与ADM公司联合，从1978年开始，推动了十几项促进乙醇的生产和税收减免的法案。而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编制的文件，在1987-88年的选举中，ADM公司的捐款清单更是长达七页。ADM公司后来还成为了老布什总统竞选连任的最大资金来源。｜｜ADM公司总裁安德烈亚斯贿赂政府的一番运作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共为混合乙醇的汽油提供了超过46亿美元的免税额，而美国75%的乙醇都是由ADM公司生产的。1989年，用于加工乙醇的玉米需求量不断增长，使美国玉米价格每蒲式耳上涨了15至20美分。但这恰恰就是ADM公司和美国政客所乐见的结果。对美国政客来说，对乙醇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在美国总统大选之路上，面临的第一场投票，是在美国最大的玉米种植州和乙醇生产州，爱荷华州。为了率先博得优势，爱荷华州的玉米乙醇生产者的利润，是谁都不敢怠慢的。对于ADM公司而言，有了乙醇这柄杠杆，就相当于在玉米的工业用途和食用之间制造了天然的需求竞争，从而能够始终掌握对玉米价格的控制。就这样，玉米乙醇，靠着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逐渐发展壮大。美国“烧玉米”的火刚刚煽起来，很快就遇到了一轮新的能源危机。进入2000年后，国际油价再次上涨，美国的能源焦虑再起。新一轮的能源危机本应是检验玉米乙醇能否解决危机的试金石，但是在政治惯性的作用下，变成了掩耳盗铃式的推手。2001年，深受石油将会用尽困扰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刚一上台就成立了国家能源工作组。小布什也没有忘记长期给予自己家族“支持”的ADM公司，上任不久，他就任命了一个名叫查克·康纳尔的人作为“总统农业、贸易和食品援助特别助理”。而这个人的身份是ADM公司掩护机构美国玉米加工协会的主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玉米乙醇的支持政策越来越密集地出台。｜｜2002年的《农业法》中第一次出现了能源标题；｜｜2005年，美国制定了可再生燃料标准；｜｜2007年，美国又进一步扩大了可再生燃料标准计划的规模。政策支持下，美国乙醇产量一路攀升，2006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燃料乙醇生产国。“烧玉米”的粮商和乙醇企业获得巨额利润，美国政客收割了更多的选票和捐款。然而，这些企业和美国政客口中的那个关于“烧玉米”将带来的美好世界，却开始逐渐败露。虽然乙醇的产量大幅增长，但是和石油的需求量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原本为应对能源危机而“烧”的玉米，不仅没有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反而还成为了酿造更大危机的祸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石油价格再度达到历史高峰。在此期间，玉米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给谭主解释了其中的联系：当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桶时，用玉米生产乙醇就会变得有利可图。石油价格越高，乙醇需求量就越大，相对便宜的玉米乙醇的市场就越大。当能源危机发生时，乙醇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似乎已经不重要。只要把乙醇的概念炒起来，再利用好此前出台的扶持政策，用玉米加工乙醇就有极大的图利空间。玉米的需求量激增带动了粮食价格上涨。这对于一些粮食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仇焕广通过测算发现，2008年前后的粮食危机期间，粮食价格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涨幅，都是由生物燃料对粮食的需求拉动的。高昂的粮食价格引发的危机，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酿造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生活困境。而现在，新一轮的危机又在上演。今年三月，美国农业部原本预测，2022年美国玉米种植面积将同比下降4%。然而，6月份的数据却显示，美国农民种植玉米的面积实际上仍在增长。与之相对的是今年4到5月份，美国玉米乙醇高于2020年和2021年同期水平的连续扩产。就在美国玉米乙醇的机器再次隆隆运转时，国际谷物理事会数据则显示，到

这几天，历经波折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因为被蓄意破坏又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焦点问题之一，是其中的利害关系。“北溪”爆炸，卖方俄罗斯称修复天然气管道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买方欧洲的天然气再次迎来一波涨价。相比之下，赢家，在大把数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直白表示，当前形势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在这个关口，美国正在大幅增产，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等能源——欧洲天然气市场，越发依赖美国了。得益于欧洲这个大买家需求激增，今年上半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实际上，拜登和他之前的两任美国总统，无一不向欧洲推销自己的天然气。“北溪”，也一直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美国厌恶“北溪”，绝不仅仅是因为牵扯美欧能源贸易。能源影响的，是现代工业，更是现代货币信用体系。从这个角度，再来回看“北溪”的历史沉浮，背后，始终有一场美国参与的暗战。直接联通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管道自1995年就提出了设想。其代表的，不仅是亚欧大陆内部，更是世界能源格局的重要一环。｜｜“北溪-1”管道俄欧的能源互通连冷战都未能阻挡，因为双方无论在各个维度，互补性都很强：供需上，俄罗斯拥有世界约21%的天然气储量，世界约5%的石油储量，对应的，欧洲储量占比仅有1.7%和0.7%，生活和工业发展却又需要大量的油气。石油的运输相对便捷，欧洲满足石油需求的选择比较多元——既可以从俄罗斯获取，也可以从较远的中东获得。但是天然气远距离海运运输的成本较高，管道运输既快捷、又便宜，加之俄罗斯和欧洲在地理位置上相邻。所以，冷战结束后，俄欧加大了天然气贸易。1995年，修建一条穿越波罗的海，直接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的想法正在酝酿。这条管道，就是“北溪”。最初，在“北溪”管道提出设想并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似乎并没有对这一项目表示出过高的关注：一方面，“北溪”管道一改此前在陆地修建天然气管道的方案，要从波罗的海海底穿过。改道，会让此前的过境国损失大笔过境费，势必会引发不满。这一方案能否在欧洲通过，还尚未可知。结果，也正是如此。从1995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里，“北溪”管道项目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当时美国在能源领域关注的重点，不是天然气，而是石油。自从1965年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超过煤炭后，石油就一直稳居第一能源来源的地位，成为支撑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除此之外，石油对美国，还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告诉谭主，能源格局的调整，不只是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国通过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备，将美元与石油挂钩，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油国以美元来计价和结算原油贸易，最终形成了“石油美元”的格局，这一格局继续支撑了美元霸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石油事关美元体系的维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石油自然格外上心。就在“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还在扯皮阶段，2001年5月，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工作组得出结论，美国不可能通过增加国内石油产量来确保能源安全，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地的海湾地区是美国根本利益的所在，是美国对外政策应优先关注的焦点。这一小组由时任美国副总统牵头，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等美国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都在其中，他们的话语权可见一斑。自此，美国加大了对中东、中亚、北非等石油产地的控制。一方面，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增加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在北非、中亚等地区搞政治渗透。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干的另一件事，更坚定了美国控制石油的决心。｜｜德国法兰克福的欧元雕塑2002年2月28日，欧元正式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货币，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同年，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为四分之一左右。研究表明，也是在那前后，以欧元计价的债券发行额超过美元。这表明，大量的国际投资和投机资本转向欧元市场，国际投资者对欧元的兴趣超过美元。种种数据都表明，欧元对美元的地位产生了实质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想要维系美元的地位，就更要抓住全球能源消费的核心——石油，进一步巩固美元在石油交易中的地位。当时，相比于一根天然气管道，美国更在乎的，是石油。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采取行动阻断欧元的上升势头。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驱使资本涌入美国避险的同时，又一次加强了对石油的控制。｜｜美军“黑鹰”及“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准备增援伊拉克前线美国政府对“北溪”管道态度的转变，发生在2009年。那一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哥本哈根协议》，各国达成减排的共识，能源消费市场上，各国对于天然气的需求开始上升。这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件好事。美元已经绑定了石油，再绑定上天然气，那美元的地位只会更加牢固。也正是那一年，在页岩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和美国控制石油的逻辑不同的是，这次美国要控制的不是产地，而是消费市场。美国需要给国内的天然气找到潜在的买家，通过占据目标市场，达到不可替代的地位，来巩固美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操控权。冷战后，随着俄罗斯加大油气出口量，世界形成了一个新的能源格局：中亚、中东、北非这些传统的油气产地，再加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些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区，构成了世界的“能源心脏”。而世界能源消费市场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大陆，这些地方紧邻“能源心脏”；｜｜一块是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离“能源心脏”较远。曾在世界能源理事会任职的能源专家告诉谭主，整个亚欧大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循环的能源体系。“北溪-1”，正是这个内循环能源体系的一个重要动脉。“北溪-1”于2010年启动建设，2011年，在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四国领导人的见证下，“北溪-1”正式投入使用。“北溪-1”管道在正常情况下向德国和欧洲国家每年提供约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欧洲尝到了甜头，“北溪-2”工程紧接着在2012年就开始规划，新管道将会把对德国的输气量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正虎视眈眈地为国内天然气寻找下家。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天然气的出口，主要有三条航线：｜｜南美航线｜｜太平洋航线｜｜大西洋航线南美航线运输距离最短，但南美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对天然气需求有限，根本无法承接美国激增的产量；太平洋航线的买家经济发展迅速，需求旺盛，但这条航线约10000千米——距离太长，更何况，太平洋航线上的买家完全可以选择更近的俄罗斯或是中东。算来算去，只有太平洋航线距离一半的大西洋航线，最为适合。更何况，欧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能源转型不断加速，对天然气的需求也会持续上升，怎么看都是承接美国产能的不二选择。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只剩一个——“北溪”天然气管道。只有“北溪”管道出问题，欧洲才不得不舍近求远，买性价比更低的美国天然气。在“北溪-2”项目开始推进后，美国先是以“北溪”天然气管道损害乌克兰利益为由，呼吁欧洲停止“北溪”项目；随后，美国又开始鼓吹欧洲“能源安全”，警告欧洲能源进口要多元化，“北溪”项目会让欧洲能源的安全被俄罗斯掌控。在说完这些话后，美国人还会再加一句：天然气，美国也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在与欧盟领导人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可以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拜登在当副总统期间也曾呼吁，欧洲需要多种天然气来源，而不只是“北溪-2”管道。拜登还补充道，所有欧盟国家现在都可以根据需要获得美国的天然气。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当着欧洲国家的面说，“如果你们要能源，只需来个电话。”他甚至承诺，只需15分钟便可以签署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但无论美国再怎么推销，这笔账，欧洲人还是算得明白的——美国页岩气生产技术要求较高，导致其成本显著高于常规生产方式，约是俄罗斯生产成本的2到3倍。买美国天然气，无疑是在当“冤大头”。而研究表明，“北溪-2”可以带来的改变有：｜｜欧洲进口天然气价格将下跌13%，每年为欧洲消费者节省79亿欧元；｜｜来自27个国家的1000多家公司将承担“北溪-2”管道钢铁、建筑、管道铺设、物流等供应与服务，预计项目的总体效益将超过99亿欧元；｜｜项目将创造近60000个工作岗位，并在未来5年内为各国增加47亿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小沁告诉谭主，“北溪-2”项目框架下，俄欧双方的互动将从能源扩展至投资、技术等多个方面——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加强了欧洲工业的竞争力，而俄罗斯获得了来自欧盟的投资与技术，可以促进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北溪”项目每进展一天，美国就焦虑一分，它在俄欧之间横插一脚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种焦虑终于在2018年爆发。2018年，成了美国对“北溪”管道态度彻底发生转变的转折点。那一年，美国自1957年以来，首次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送往墨西哥的天然气量加大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成因。这一转变也意味着，美国能源行业正积极寻求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美国页岩气钻井现场事实上，就在这一转变前不久，美国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提到，美国将首次成为能源主导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是美国未来几十年繁荣、安全和强大的基础。能源的利用必须有需求方，美国国内需求基本已经饱和，打开欧洲市场，刻不容缓。也正是在那一年，“北溪-2”管道开始铺设。它自然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在多次警告欧洲无果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对参与“北溪-2”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接连修订、颁布多部法案，矛头直指“北溪-2”。要知道，这时候“北溪-2”的管道建设已经完成了95%，马上就要通气试运行。“北溪-2”的相关方最终还是顶住了制裁的压力，尽管工期有所延误，但管道，终究还是建成了。就在此时，美国又开始在俄乌问题上拱火，并以此为由不断施压要求暂停“北溪-2”。在美国的“不懈努力”之下，2月22日，俄乌冲突升级前夕，德国宣布暂停“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认证程序。随后，美国推动欧洲发起对俄罗斯的多轮制裁，则让这个空间越变越小。现在，“北溪”管道发生爆炸，则将欧洲彻底推向了深渊。曾在世界能源理事会任职的能源专家告诉谭主，“北溪”管道爆炸，带来的不仅是需要较长维修时间、管道难以重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爆炸破坏这种事情，只要有人做了，大家都可以做。如此反复，这样一条跨区域的天然气管道，会让区域内冲突不断发生，甚至引发全球性冲突。现在，俄罗斯与欧洲各国已经就“北溪”管道爆炸问题互相指责，互相猜忌，维系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美国天然气行业，终于得偿所愿，乘机而入。根据欧盟统计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天然气消费量相较去年降幅为10.43%。但与此同时，欧洲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数量却在激增。今年前9个月，欧洲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达3669吨，这个数额已经接近2021年全年的2倍。美国的图谋，不只是这些。事实上，2018年，推动美国对“北溪”管道态度转变的原因，还有一个：俄罗斯启动了“去美元化”的进程。2016年，俄罗斯央行行长将“去美元化”作为俄罗斯央行的年度任务之一。2018年，这位行长更是在俄罗斯杜马会议上，具体提出了俄罗斯“去美元化”的逻辑和三种方式。也就是在那一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天气转凉，欧洲人感受的寒意可能前所未有：为期3天的检修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由于多处设备故障，“北溪-1”天然气管道不再按期恢复供气。8月31日，“北溪-1”天然气管道开始进行检修，再次停止供气。在俄气公司刚宣布停气的消息后，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近一周，涨幅近40%。每当“北溪-1”天然气管道的流量减少，都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出现跳涨的转折点：6月16日起，“北溪-1”供气量减至40%，15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24%；7月27日起，“北溪-1”供气量减至20%，25日、26日，欧洲天然气价格都上涨了至少10%。“北溪-1”的阀门开关挑动着欧洲的神经。更何况，这次停气更加迫近即将到来的冬季，一种危机开始在欧洲酝酿。寒冬将至，欧洲的危机不只是缺气这么简单。欧洲是否能够平稳过冬，欧盟的天然气储备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数据显示，8月30日，欧盟天然气储备率已经达到80.4%，并且正在按照往年正常的储备速度推进。这意味着，欧盟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当下这一阶段的储气目标。欧盟提出今年的储气目标，也是在俄乌冲突升级、欧洲天然气价格第一轮暴涨后。当时，欧盟的天然气储备率，只有40%不到，并且一度出现了减少的趋势。在评估了冬季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的风险后，欧盟通过协议要求，今年11月1日前，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储备率，至少要达到总容量的80%。过去半成天然气都从俄罗斯进口的德国，现在的储备率也已经达到了84%，天然气市场运营商欧洲贸易中心的执行董事最近还预计，德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天然气短缺，德国人在这个冬天不会挨冻。不过风险依旧存在——区域性的短缺不能被排除。放到欧盟层面更是这样。虽然看总体欧盟是达标的，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储气却一直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置顶了欧盟天然气储备率达标80%的消息，照片上从左至右依次是：拉脱维亚总理、爱沙尼亚总理、丹麦首相、芬兰总理、立陶宛总统、冯德莱恩。由于俄罗斯供气减少，欧盟国家必须寻找替代。俄乌冲突升级后，欧盟成员国开始在欧洲大陆之外四处奔走，购买天然气：｜｜4月，意大利频频派出高官前往非洲寻找天然气供应源，至少与3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5月，紧随意大利的是德国，德国总理朔尔茨开启了他的首次非洲行，接连访问三国；｜｜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了去年关系还在恶化的阿尔及利亚，双方开始协商，将阿尔及利亚供给法国的天然气量提高50%；｜｜......而当欧盟国家同时开始分头行动时，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问题，而会引发蝴蝶效应。这和粮食危机是一个道理，如果粮食减产20%，粮价不会只涨20%，而是会无限高——谁都担心自己成为那个吃不上粮食的人，哄抢之下，粮价会不断上涨。这也直接反映在了天然气的交易价格上。现在，就拿满载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来说，从美国出口的，成本是6000万美元/艘，但最终卖到欧洲的成交价格高达2.75亿美元/艘。与此同时，素有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之称的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在8月突破了300欧元/兆瓦时，是去年同期的7倍，更是比能源危机前的平均价格高出了10倍以上。｜｜3月拜登前往欧洲参加北约特别峰会、G7首脑峰会和欧盟峰会，承诺要向欧洲出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并且被抬高的还不只是能源本身的价格。由于液化天然气运输紧俏，只要有空船，会被马上订走。液化天然气运费价格评估机构的数据显示，光算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租金，价格就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租赁价格高涨，连带着造船的订单都已经爆满，韩国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生产国，这里的造船厂在2027年前已没有余力承接新订单。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新建船只的费用都涨了26%左右。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上下链条，全都进入了相互抬价的局面。要知道，这些多出来的成本，可都得由买方，欧盟国家自己来承担。欧盟内部没有达成统一出价、统一收购的默契，就会把全球天然气市场的杠杆“撬”到欧洲市场。｜｜英国发起了“冻结利润，而非人民”的抗议既然在“开源”问题上欧盟各国“各自为战”，无法协调统一，欧盟决定想办法从“节流”上进行干预。1个多月前，欧盟提出过一项新的政治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要保障欧盟的能源供应安全，在未来8个月的时间里，欧盟成员国需要根据自愿，在过去5年平均消费量的基础上，将天然气需求减少15%。而节约下来的天然气富余量，可供各国间的调剂补充。不过，在见识过欧盟各国不惜代价“囤气”之后，这种人人自危的苗头让欧盟不得不在“自愿”后加了半句：若届时出现天然气供应短缺等情况，欧盟将采取强制措施减少天然气需求。据欧盟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担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会扭曲欧盟的统一市场。怕什么来什么，欧盟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混乱。而“强制”这个词，也引发了欧盟成员国的极大反对，有的国家直接质疑，欧盟有“越权”之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经济专家董一凡告诉谭主，根据欧盟的运行机制，在没有各国授权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单方面出台一个政策，然后要求其他国家强制执行，是不符合欧盟法律的。站在欧盟的立场上，协议的初衷是要让欧盟各国以尽可能小的集体让步，来守住欧盟能源安全的底线。但站在欧盟成员国的立场上，欧盟出台的政策，其实并不能和自己的国情相匹配——各个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对某些国家来说，并不算危机。西班牙的天然气来源，就不依赖俄罗斯的管道。西班牙副首相兼生态转型大臣就表示，不愿意为了非西班牙的问题，来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而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中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达到了80%，节流15%，根本解决不了匈牙利的能源危机。匈牙利外长就直言批评，“这是不合理、无意义、无法实施和有害的建议。”欧盟委员会，里外都不讨好。但危机面前，欧盟委员会总要体现自己的作用，这也正是欧盟不惜越界，也要提出这条政策的原因。｜｜敲定协议最终版本的会议前，西班牙代表与德国代表进行了点对点的交流两周后，15%的节流协议得以通过。但最终的版本，是这样的：出现供应短缺时，成员国要减少天然气需求的15%。同时，针对不同成员国的特殊情况，为提高协议执行的有效性，欧盟对部分成员国予以部分或全部义务的豁免。｜｜岛国爱尔兰、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与欧盟天然气网并不连接，即便是省下天然气，也无法给别的国家用，节流义务可以完全豁免；｜｜紧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没有正式从俄罗斯电网转到欧盟电网，强行限气可能导致供电直接中断，它们的义务也可以豁免。｜｜天然气储备率超出指标，或能源结构严重依赖天然气、过去1年天然气消费增长幅度较大的国家，也可以获得义务豁免。这一条可以囊括的国家就很多了，捷克、丹麦、波兰、保加利亚、希腊、斯洛伐克等国，都在其列。｜｜......算下来，欧盟一共27个成员国，可以受到特殊照顾的国家，加起来要占到一半左右。政策是推出了，却是个严重缩水的版本。从不同视角来评估这项缩水后的协议：｜｜对于欧盟整体来说，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按照协议执行，这项协议就没有意义，不只是预设的目标无法达成，而是在危机面前，一旦有人选择脱离集体而自保，则会让集体陷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恶性循环中；｜｜对于任一欧盟成员国来说，完全寄希望于其他26个成员国能够在危机面前做出步调一致的牺牲，最终所要承担的风险和代价是不可估量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欧盟做出的决策无论是从欧盟整体出发，还是从具体各个国家出发都是没有益处的。可以说，欧盟共同决策的妥协机制，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在每个人都贪图个体最优解时，原本大家还可以达成次优解，事实上只能达成最次解。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欧盟发展的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告诉谭主，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盟，各个成员国在一步步进行更多的连接，来达到“抱团取暖”的目的。成员国选择加入欧盟，本身就是想用一体化的力量来补足各个成员国单一力量的天然薄弱。这也是欧盟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欧盟，决策的底层逻辑，是向上取舍——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着眼，向前发展，用统一的市场补足成员国各国体量不足的问题。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对于各个成员国来说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赢：一方面可以扩大各个成员国的政治影响，尤其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另一方面，可以将本国的资源、工业等潜力投入更大的统一市场。当时的欧洲，有着被战争蚕食消耗后的现实窘迫，想要重回国际政治舞台的一极，相互依靠、取长补短自然成为了欧洲的必要选择。｜｜1950年，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右）接待来访的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左），战后法德和解，就煤钢生产及储备达成一致，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基础在欧洲大陆重燃战火的刺激下，欧盟成员国早已摒弃了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初衷，他们不敢把“底牌”交给集体组织，而纷纷从底线思维出发，各自为政地试图寻找着对自己来说的“最优解”。而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欧盟的共同政策只能着眼于怎么样止损，而不是让成员国变得更好，也就是说欧盟的共同政策取的不是各个成员国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而是最大公约数。欧盟国家在二战之后通过一体化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在危机面前被一下击碎，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努力在欧洲大陆“经营”，通过利益的亲疏远近对欧洲不同的国家区别对待，欧盟与美国的互动过程中，各个成员国的取向有差异，也会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意志对外。欧盟成员国各自与美国的亲疏不同，就让美国找到了空子，将楔子打入欧盟国家间的信任基础。殷鉴不远，当“北溪-1”天然气管道无法供气时，欧盟国家是否会想起此前已经关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是怎样被美国拿捏来分裂欧盟的。要知道，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基本没有出现麻烦。根据美国的说法，“北溪-2”会威胁欧洲能源安全。美国以此为由，多次鼓动一些欧盟成员国去反对“北溪-2”的建设。在这样的挑拨下，一个能源合作的项目，最终成了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这只是美国介入欧盟的一个缩影。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各种圈子将欧洲国家进一步分割离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方面宣布“北溪-1”管道不会按期恢复的同一天，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刚刚宣布，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而跟在石油之后的，是欧盟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天然气也设定价格上限。俄罗斯对此回应，一旦欧盟作出这样的决定，俄罗斯将不会再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不知道那些还在为天然气奔忙的欧盟国家看到这两则消息后，是什么感想？比起能源的短缺，今天的欧盟付出的代价更大——集体决策的失灵。冬天将至，比起能源的短缺，欧洲一体化的退步才是更大的危机。

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监管机构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这是个多赢的结果——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投资者有利，对上市公司有利，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消息公布前后，中概股连续普涨。对于这一协议，中方公布的消息中有这样一句描述：这标志着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为解决审计监管合作这一共同关切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理解“重要一步”，可以从这份协议带来的几个确定性说起。中方发布新闻稿的时间，是8月26日晚8点左右。谭主了解到，合作协议是在新闻稿发布前半个小时内签署的。知情人士告诉谭主，这份协议，是中美十多年谈判的结果。回望这段谈判历程，第一个关键节点，是2013年。2013年5月7日，中美双方签署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开展中美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为了这份备忘录，中美双方铺垫许久。备忘录签署的3年前，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也多次表达同中国证监会合作的意向。中证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宏胜告诉谭主，赴美上市的公司，需要符合上市地的监管规定，但这些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都在中国境内，美方必须通过同中方监管部门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合作交流，这是国际上的惯例。为了促成备忘录的签署，中美召开了一场审计监督研讨会。随后，中方组织PCAOB对中方就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检查的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审计监管合作直接作用的对象，是会计师事务所，而非企业。潘宏胜告诉谭主，按照证券活动的惯例，企业相关信息的确认和外部审计是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的，它对企业信息的专业性、准确性、真实性负有第一责任，所以，从监管要求上讲，尽管企业是相关信息的第一提供者，但会计师事务所，才是直接承担监管责任的。监管机构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确保其依法依规履行了“守门人”的职责，可以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质量，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这样的考量下，中美双方依照国际惯例，签署备忘录，开展合作。第二个关键节点，是2016年后。2016年到2017年，中美双方对一家在PCAOB注册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试点检查，中方团队对PCAOB进行了协助。美国法律要求，审计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PCAOB注册，接受PCAOB的检查。如果不能接受检查，或检查不过关，就会丧失审计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资格。这也会导致中概股公司无法找到对其年报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从而因无法出具经审计的年度报告而面临退市的风险。此次试点检查，给中美双方审计监管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未能从根本上形成双方接受、可持续的合作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跃文告诉谭主，美方要求直接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掌握的审计底稿实施检查和调查，这不符合我国的监管合作原则。近几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逼迫中概股退市，中美审计监管合作有被政治化的趋势，PCAOB在美国内部也面临一些政治压力。但中美监管部门还是以专业、理性的态度，持续沟通，这才有了此次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达成。最终的合作框架，符合双方法规和监管要求。协议达成后，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从试点变成了日常——审计监管工作更加系统完整。从开始合作，到试点，再到常态化，中美双方监管部门按照国际惯例持续沟通，不断给审计监管工作合作进程以确定性。这份历经十多年谈判达成的合作协议，上来就强调的，是对等互利原则。对等互利，首先体现在约束力上。协议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告诉谭主，对等体现在监管对象上——中国监管机构要对自身监管范围内的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监管，同样，美国PCAOB也要对服务在美上市中概股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其审计监管职责。当下，有不少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出于对美国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美方监管机构可以对中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使得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日常化，这给会计师事务所、企业和投资者更多的确定性。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融入一个更加明确的审计监管环境，也能降低企业的风险，更早被成熟市场接纳，被海外投资者接纳。这是互利的选择。目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有280多家，总市值超万亿美元。郭雳告诉谭主，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企业跨境融资的需求是现实的，中介机构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也就更加需要中美双方推动会计师事务所提升执业质量，为市场增加确定性和化解问题的信心。对等互利，还体现在协作的方式上。双方将提前就检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字和资料。检查和调查活动，需要中方参与和协助才能进行，正是对中国法律法规的尊重。对等互利，给中美审计监管的程序，增加了确定性。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监管，必然涉及到审计工作底稿。郭雳告诉谭主，审计工作底稿所涉及的信息安全关切，也是中美跨境审计监管的焦点问题。从工作底稿本身来看。审计工作底稿是事务所开展审计过程中，对其制定的审计计划、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以及得出的审计结论等所作的“工作记录”。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工作底稿并不涉及太多敏感信息。到2020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向多家境外监管机构提供了23家境外上市公司相关审计工作底稿，其中包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PCAOB提供的14家。这些行动，回击了某些不实言论。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实质是，审计工作底稿这类信息应通过监管合作渠道来交换，并符合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从企业视角来看。无论企业上市与否，在哪里上市，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近年来，围绕信息安全，我国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通过；2021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中方主动作为，从源头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从监管部门来看。监管部门一直在推进修改一些配套政策法律法规，为跨境监管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就《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要求：企业要明确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程序，避免不必要的涉密或敏感信息进入审计工作底稿，对确因审计需要进入底稿的涉密敏感信息依法依规做好全流程的记录和履行必要的程序。此次合作协议，对于审计监管合作中可能涉及敏感信息的处理和使用作出了明确约定，针对个人信息等特定数据设置了专门的处理程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资本市场研究室主任张跃文告诉谭主，中方对相关信息安全规则和操作指引进行完善以后，才与美方就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和审计底稿的调阅达成协议，体现了我国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在法治轨道上，通过协商谈判来妥善处理工作底稿问题，是中方完善信息安全法规制度的又一次实践。中美双方对于审计底稿相关内容的共识更加明确，同样增加了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确定性。此次合作协议达成，对中概股意义重大。到今年7月底，已经有159家中概股先后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列入“预摘牌名单”。这一名单，源于2020年12月美国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案要求，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其证券禁止在美交易。美国政府声称，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但这个法案，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中国证监会曾对中概股退市问题做出过回应：列入清单的公司是否在未来两年真正退市，最终取决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的进展与结果。如今，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签署，如果后续合作可以满足各自监管需求，则有望解决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从而避免自美被动退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告诉谭主，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中概股风波发酵升温以来取得的首个突破性进展，是解决困扰中概股由来已久监管风险的第一步。合作协议的签署至少为接下来中美双方监管开展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表明中美监管合作依然是大方向，具有积极的信号意义。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上市公司有利。美股市场一直是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创新型中资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2010年以来，赴美上市的中概股首发募资金额764亿美元，为这些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投资者有利。今年以来，在“预摘牌”风险的影响下，摩根大通、景林资产等多家机构还是选择增持中概股，这不仅是对中概股投资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中国资产长期看好的信心。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表明，中美双方的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证券监管政治化，而是用相对理性、专业的方式，处理中美在审计监管中的问题。当然，合作协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后续具体合作过程中，在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协调中美双方要求的一致性上，仍可能存在变数。美方能否推动国会和政府支持此监管合作协议，为协议执行提供便利，还需要对协议有开放与合作态度，积极行动。回顾这份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国，站在了更高的维度去思考这一问题——既考虑了中概股的利益，同样也为很多国际企业来中国上市，作了制度安排。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更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2019年到2021年，外资累计净流入A股市场8874亿——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潮平两岸阔，这份协议，只是一步。不确定的世界，需要的是开门，而非关门。

他就像一个大半学期都不及格的学生，通过熬通宵的方式，在早上6点卡点把期末论文塞到教授办公室的门缝。他虽然拿不到A，但老师也不会给他F。这是美国“政客”新闻网站，对美国总统最新的评价。赶在这个月，拜登接连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就在8月25日，拜登还签署了一项旨在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行政命令。目前，拜登任上签署的法案数量，已经超过了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的法案数量。这些法案，被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成为美国政治体系良好运转的标榜，被一些人奉为治理国家和解决问题的圭臬。但问题是，这些法案，真的有用吗？从这几个维度，能看清美国法案的“真正面目”。谭主利用大数据手段统计后发现，到8月23日，本届国会议员已经提交了21693个提案，平均每天提出36.3个，是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看似前所未有的立法热情，只是徒有其表：21693个提案中，有15882个提案——近73.2%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甚至都没有被讨论过。点击查看提案详细数据美国的立法流程冗长复杂，一个提案必须要在议员的任期内走完全部流程，否则即便是“临门一脚”，也会变成废纸一张。而这15882件提案，从一开始就是废纸一张。曾经做过美国众议员立法助理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告诉谭主，这73.2%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或者极富争议性因而无法获得两院审议通过的提案。谭主注意到，2021年2月18日，一名民主党众议员就提交了一份给州内山峰改名字的提案。信强告诉谭主，类似于这样的提案占这么高的比重，足见美国提案质量下降之严重。要知道，当下，美国深陷几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危机之中。政治层面，前总统被“抄家”，打破美国过去200多年的政治默契，创下两党“斗争之最”；经济层面，美国通胀高企，石油等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推高“物价之最”；社会层面，种族主义等毒瘤加剧美国社会撕裂，面对恶化的安全环境，更多美国人只能选择武装自己，完成购枪身份背景审查的人刷新“历史之最”。危机也带来了行动，让议员们提案的数量猛增，但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些提案，真的解决问题吗？有一个观察的视角耐人寻味。今年的第一、二季度，苹果、亚马逊、英特尔等公司的游说支出先后创下新高——提案多了，企业的游说支出多了，议员们得到的利益，也变多了。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去年开始，卢比奥提了892个提案，涉及能源、医疗等多个行业。营造兢兢业业的表象，像冲KPI一样地发起提案，为的是实打实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