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图为197年12月18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下文为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胡乔木：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下午4时，在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可容纳400余人。正面的墙上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条字幅，一边是“自力更生”，一边是“艰苦奋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灯，后方是4根高大的圆柱。与会者报到后，分别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分组名单。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党的全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依照惯例，此前需要召开工作会议。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翻遍《邓小平年谱》，没有找到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但却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路线的改变。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大转变。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陈云：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他回忆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在陈云发言之后，各路人马都站出来了，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然而，很不正常的是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各路实力派都站出来力挺陈云——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宗福先：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版报纸的下方，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在厂领导的安排下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那部推动历史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30年后，当记者们蜂拥而至采访宗福先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部戏不属于我，甚至不属于我们。”话剧《于无声处》把过去的那段特殊岁月描绘的十分黑暗，让人看了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和愤懑。话剧之所以叫《于无声处》，恰恰是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作为自己话剧的名字，这是1934年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暗夜里写下的诗句。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主办方甚至不敢把戏对公众开放，只是邀请了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来观戏。接下来，一场接一场，一连演了40多场。话剧从小剧场搬到大剧院，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难求。《文汇报》很快发表了长篇通讯，题目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身在北京的新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看到《文汇报》的文章后，立刻飞赴上海，专门观看演出。又过了三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复之也来到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同时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宣传这个戏，《文汇报》还破天荒地用三天时间连载了剧本。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还亲自到演播厅里来看戏。此时，在舞台上，“天安门事件”已经得到平反，但在京西宾馆，双方势力还处于拉锯、胶着状态。1978年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即刻进京演出的调演令。宗福先后来转述马达的回忆：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马达，时任《文汇报》总编辑。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首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首演仪式，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等领导，以及文化界要人周扬、曹禺、林默涵、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刘白羽、李伯钊等出席。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11月19日，剧组专门在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把与会人员的情绪和会场的氛围烘托得十分微妙。胡耀邦：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他还讲了“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怀骨灰要放入八宝山。但紧接着，华国锋说：“这条消息就不登报了。”他也谈到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应该揭发；然后他又谈了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问题的处理意见。很显然，这与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华国锋同志的民主作风。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在家里，他兴奋异常，第一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会场上的华国锋叶剑英：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代表们的发言继续向纵深拓展。胡绩伟：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们不同意，但至今没有公开批评。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对“两个凡是”的提法。金明：“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秦基伟：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陈鹤桥：真理标准问题，不仅《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于光远回忆说：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左思右想，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说：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曾任卫生部部长）等事情。江一真发言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胡绩伟还特别就《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2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吴冷西来电指责《实》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往毛主席身上泼脏水，是别有用心。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实践派”都在等待邓小平的最后意见。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三、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资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3个人，一个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在11月27日晚上，邓小平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是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邓小平：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胡乔木就作为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人为他准备了一份讲稿，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准备。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从中也可看出，会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说服中央委员会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会议的最低目标。但是到了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既然陈云开炮，各路大佬们都纷纷响应，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大约过了28年，于光远有一天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贵的手稿，竟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于光远激动万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手稿复印件他回忆说：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叶剑英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要求再修改发言稿，以呼应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力群为此写到凌晨3点，以至来不及送印，叶剑英只好以那个稿子在大会上宣读。图为出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叶剑英元帅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过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下起了大雪。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这个会议，根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深远意义已经显现并将继续昭示于世。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涟漪，越过46年的岁月，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引人深思·····（原载中国青年报，作者王伟群，本号略改）关注新青年8341↓↓↓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