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致的利己主义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流行这么一段警醒人心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在斯大林之后,苏共从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慢慢蜕化成了一个以个人利益为轴心来吸纳各种所谓精英的全民党,苏共开始精英化,开始贵族化。共产主义更多的只是出现在书本上;在苏共官员的脑子当中,他们信奉的其实是精英主义。什么是精英主义呢?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精英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服务于人民、建设这个国家,而是这些自封为精英的人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机器天然地、理所应当地围绕着他们转,他们的利益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所在。这群精英在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物质上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纷纷选择了下跪。比如,勃列日涅夫访美时曾经到过一片中产阶级的社区,看到这里的独门独院,每家门口都停着一两辆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以为这是美国高官的住宅区,当知道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家之后惊讶的目瞪口呆。他不顾苏联的国力,觉得自己在苏联国内住的200多平米的豪华公寓楼,显得配不上他的身份,开始有怨言了。更让苏联精英们动摇的是,当时苏联的工程师、公司集团老总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最多不过两三倍而已;而同时期美国企业高管拿到的薪酬往往是普通员工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一经对比,苏联的精英阶层沦为了物质的奴隶,开始向往西方的贫富差距,因为,搞资本主义,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家致富。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苏共官员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心理上,都已经倒向了他们口中的帝国主义国家。2苏联的教育在为谁服务?苏联的教育,问题很大。勃列日涅夫说:“专业干部是王道,学历文凭是标准。”许多材料证明,只要一进了名校,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于是乎,大量的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的毕业生们纷纷从政,快速成长为苏共的重要领导干部。而能考上名校的都是些什么家庭的子女呢?“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依然强调:“不管什么人,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补课,也没有参加各种奥林匹克获奖加分的可能,又没有关系走后门。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以新西伯利亚地区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这就是苏修所说的“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长此以往,精英治国,不出问题才怪?3藐视人民群众的唯上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信“精英治国”,迷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就来看看苏联的“精英治国”——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领导干部们的一年都干些什么呢?1/3的时间负责招商引资,也就是和企业家打成一片;1/3的时间负责向上级部门“讨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