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平台官方宣传称，用户只需存入黄金、邮寄旧金，就能按克重兑换指定金饰，全程免除工费，仅收取每克约1元的损耗费。极低的参与门槛，诱人的福利政策，瞬间抓住了蔡琳的目光。“我观察了将近一年才下手。”

2025年12月，48岁的卜令齐收到了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检察院的1份“不起诉决定书”和2份“起诉书”。通过阅读这3份法律文件，他才知道在亲生妹妹卜念花失踪的13年半里，曾经被父母疼爱、成绩优异的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在被“收留”的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里，张某国和张某林两名村民涉嫌强奸卜念花共7次，有2次村民实施性侵时，卜念花的“丈夫”张世军也在场，其中一次醉酒睡觉，另一次仅对性侵者“斥责”。检察机关已对上述两名村民以强奸罪提起了公诉，案件于2025年12月29日开庭审理，截至发稿时尚未宣判。卜令齐告诉凤凰网，2024年11月意外通过寻亲直播间的志愿者找回妹妹时，感觉到“惊喜”，“那会儿妹妹认不出我，我带不走，可是看见她还活着，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他还曾在直播间里说：“我对他（张世军）要求并不高，只要对我妹妹好，对两个孩子好就可以了，我们会尽可能对他进行最大的帮助。”但如今，知道真相的他只剩下愤怒：“妹妹被另外两个村民侵犯，张世军为什么不作为？他有把妹妹当作‘妻子’来看待吗？”2024年11月，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家中消失13年半的女硕士卜念花“现身”在大约160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失踪前，她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被找到后，已育有一双儿女，孩子生父是山西省和顺县青城镇土岭村村民张世军，但二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该事件迅速引发舆论关注。网友指出事件包裹的众多疑点：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怎样从城市家庭流落到农村被“收留”，并且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与“收留者”育有二子，其中是否涉及拐卖、强奸等犯罪行为？2024年12月10日，和顺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的警情通报表明：“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和顺县公安局曾以张世军涉嫌强奸罪、拐卖儿童罪，于2025年3月3日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受理过程中，因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曾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对于张世军是否涉嫌强奸、拐卖儿童，检方认为：“张世军与卜念花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主观上是为了和卜念花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见面后两三个月，双方逐渐熟悉之后，此后张世军一直照顾卜念花日常起居、熟悉了解她的生活习惯及喜恶，双方处于稳定的同居生活状态。此外，张世军因生活困难将子女送养他人属于民间送养。上述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对于检察院“不予起诉”的决定，卜令齐愤怒地表示“不太认可”：“如果说是考虑到孩子（因亲生父亲入罪而受到影响），我们可以理解，但对我妹妹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置疑的，不能只字不提。”卜令齐表示，他想知道妹妹究竟是如何从城市家中流落到农村，他曾询问过公安和检方，“都解释不了”。他向凤凰网回忆走失前后妹妹卜念花的模样，以及接下来的诉求，以下是他的讲述：看到不起诉决定书的那一刻，我非常气愤。有两个村民当着张世军的面屡次侵犯妹妹，张世军应该受到处罚却不被起诉——这是我的预料之外。妹妹和张世军有两个孩子，如果说是考虑到孩子（因亲生父亲入罪而受到影响），我们可以理解，但对我妹妹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置疑的，不能只字不提，所以对于不起诉张世军的决定，我们不太认可。张世军家的说法是“收留”了妹妹，那么，面对妹妹被另外两个村民侵犯，张世军为什么不作为？他有把妹妹当作“妻子”来看待吗？有一回，张世军和其中一个村民在家中喝酒，张世军喝醉了躺在炕上睡觉，这期间那个村民性侵了妹妹。张世军只是喝醉了，不是醉死了，他还能睡得着吗？这让我们女方亲属怎样想？而且，这两个人对妹妹的侵犯不止一次，分别是四次和三次，有一次发生在隔壁房间，张世军就只是斥责了几句（起诉书中表述：张某林于2024年8、9月份的一天见张世军家院门敞开，以为张世军不在家，进入后见卜念花在三间北房床上看电视，张某林将卜念花推倒在床上并与卜念花发生性关系，被张世军从隔壁房中出来看到并斥责后离开）。你把人留在家里，视为“妻子”，就不带这样糟蹋的。这些情况，拿到起诉书后我们才了解。2025年1月，张世军被逮捕的时候，我知道不止他一个人被捕，但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直到2025年12月15日，社区通知我去领文件，分别是关于张世军的不起诉决定书和另两名村民的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盖章时间是2025年10月24日，起诉书的时间落款是2025年8月11日。2025年12月29日，两名村民涉嫌强奸妹妹的案子开庭审理。庭审是非公开的，我只能在接待室等候，当天没有宣判。我的代理律师参与了庭审，他是我专门找的异地律师。他从法庭出来后，脸色不太好，只告诉我“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别的就没多说了。我们和张世军一家没有联系方式，三观不同，交流不了。我寻思着，开完庭以后，张世军一方得有相应赔偿进展，或者最起码有句话，但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光一个不起诉就完事了？妹妹1979年出生，比我小两岁，父母就我们两个孩子。我和妹妹小学和初中都在工厂的子弟学校读书，基本都是我骑自行车载着她一起去学校。那时候，一家人住在榆次区城中村的平房里，父亲是厂里工人，母亲干点零活，妹妹性格安静，爱学习，成绩好，大家都宠爱她。从我这里知道了妹妹在张世军家的遭遇，我父亲哭了，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哭。妹妹高中在太原市的重点中学上的，中考时她的成绩是区里的前几名。在家里，妹妹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功课、看书、听音乐，很少跟着我们同龄人出去玩。妹妹小时候常扎辫子，到了学业繁重的中学，她剪了短发。意外在中考时出现，妹妹一直处于紧张的学习状态中，第一年考试的时候，她进考场迟到了，卷子也没答完，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有点抑郁倾向，不和人说话、瞌睡多，然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第二年她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刚确诊那会儿还算轻微，吃点药不影响正常生活和上学。因为妹妹这个病，母亲在太原租房陪读，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昭苏的雪整整下了两日。1月16日是贺娇龙公开送别的日子。昭苏县城的第二殡仪馆内，她的灵堂就设在这里，黑白色遗照摆在中央。照片里，她留着利落短发，目光明亮，一如许多人对她的印象——活力、有灵气、眼里有光。47岁的她，生于昭苏，中专毕业后又回到这里，并从一名小小的乡计生干部，一路做到乡长、副县长。当地人无人不认识她，许多牧民手机里存着她的电话号码。尽管后来她成为被全国关注的“网红官员”，被调任伊犁州文旅局，人们仍爱叫她“贺县长”。天还没亮，当地群众、外地深夜赶来的吊唁者，早已聚集在殡仪馆门口，有人通宵未归。车流从殡仪馆门口一直排到远处，人们踩在雪地里，马蹄声混在悲戚的人群中——众多哈萨克族群众骑马结伴而来，送别这位汉族干部。这在多民族聚居的昭苏，并不多见。按照原计划，这一天贺娇龙本该出现在“品味新疆”年会的现场。但这个由她一手推动、汇聚了众多农人和土产的聚会日，最终成了她的悼念日。五天前的15时许，因工作需要，贺娇龙在新疆博乐市进行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头部严重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1月14日深夜23时12分，官方宣布，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贺娇龙不幸离世。送别现场，贺娇龙的团队伙伴哭得泣不成声。贺娇龙年迈的母亲说，过去几年，女儿一直活在聚光灯下，现在，就让她静静地离开吧。但人们不愿离去。殡仪馆门口，源源不断送来悼念的鲜花、花圈堆积着。短短两日，昭苏当地的鲜花几近售罄。“我感觉她没走，好像就在我们身边。”送别仪式后，雪地里，一个专程从180公里外的伊宁市区赶来的市民说。悲伤传递到了昭苏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1月17日，贺娇龙下葬当晚，距离昭苏县90多公里的天山乡（现称“胡松图喀尔逊乡”），一家小餐馆里，乡民们仍在谈论着这位曾经在此工作过的领导。十九年前，2007年起，29岁的贺娇龙被调任这里，担任过乡党委副书记，三年后，升任乡党委书记。从昭苏沿G577国道，经过两个多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天山乡。一位从外地嫁到当地的大姐记得，十多年前，路还没修好，几十人挤着大巴，四五个小时，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山，大巴地上都挤满人才能来到这里。皑皑雪山上，遍布松林，40年长一米。年轻的贺娇龙像这些植物一样，以长久的耐力，和近一万多名农民共同度过了她人生的六年。当时她平均每个月只洗一次澡，宿舍四面透风，冬天就裹着羽绒服入睡。她曾这样形容30岁的自己：“横冲直撞，力气大得很，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全力去做。”对于天山的基层干部而言，骑马是一项基本技能。也是在这里，贺娇龙开始时常骑马，深入偏远的牧区。一位天山乡的乡民说，“她是在这里长起来的”，所以“她见不得农民吃苦”。1979年，贺娇龙出生在昭苏县黑水村，父母是边疆知青。在兄弟姐妹四个人中，作为长女，贺娇龙很小就学会了做饭。中专毕业之后，贺娇龙的父亲已过世。为了减轻母亲负担，供养弟弟妹妹，她到宾馆当了几个月服务员，补贴家用。有人推测，这使得长女贺娇龙拥有超出旁人的责任感。乡民回忆，十多年前，这里的土路上堆满牛羊的粪便，垃圾满地。贺娇龙来了，捡垃圾、抓环保。几乎人人都在街上见过贺娇龙，她摆了垃圾桶在街道上，带头和干部们一起捡。可还是有人把垃圾往垃圾桶外倒，她过去纠正，村民把她骂得很凶，说我扔垃圾咋了？你管得着？贺娇龙也生气：“我今天就要管这个垃圾，我要管到底。”但没有一个人说贺娇龙脾气差，相反，他们觉得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又瘦弱的女干部性格随和，好相处，“没有官架子”。她来到天山乡几年后，小卖部老板娘才知道，原来这个常来店里买东西的年轻女性是这里的一把手。当时，年轻的贺娇龙留着齐肩短发，穿便装，爱跟村民聊天，所以，老板娘“一直把她当顾客”。提起贺娇龙，47岁的农民乌木图吸了一口香烟，赞许地点点头，又垂下眼睛，摇摇头。“不会再有这样的领导了。”他说。这种评价，在这几日拜访过的很多人口中几近相似，甚至有人说，“她是唯一的”。乌木图和贺娇龙几乎同龄，贺娇龙调来做乡党委副书记时，乌木图家是实打实的贫困户——女儿残疾，有听说障碍，媳妇也是重病。回到家里，他看到哪个都难受，于是开始酗酒。贺娇龙来到天山乡，给包括乌木图在内的低保户发米、发油和补助。这天，餐馆老板娘读六年级的残疾女儿身上，还穿着贺娇龙近年组织捐赠的衣服。“贺书记走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收到。”“贺书记不是送礼就可以的，她公正，就看实际情况。”一位服装店老板娘说，她店里的一位顾客，丈夫车祸离世，孙子脑瘫。在此之前，始终没能拿到国家补贴。贺娇龙来了，很快就办上了低保。贺娇龙在天山乡的六年里，冬天，乌木图的家没买过物资。为了帮助贫困户，她给许多人家每家送了一头牛，希望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而不是靠补贴度日。乌木图家也收到了牛，可他偷偷把牛卖掉了换钱。一个白天，贺娇龙在路上发现了喝到断片的乌木图。她骂他，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这样下去，你害的不是一个人。你最好努力，要加油，你能干起来的。那天之后，乌木图不再喝酒。“她救了我全家，”他说，“她比男人还强大。”多年以后，说起这些，年近五十的乌木图险些哭出来。几乎在所有人的印象中，贺娇龙爱说爱笑，性格直爽，“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事不对，就会直接说”，这是跟贺娇龙打过交道的天弓奶酪厂长最深刻的印象。天弓奶酪厂位于距离昭苏县城60公里的察汗乌苏乡霍图沟村。2026年1月16日，周五下午4点多，工人们正陆陆续续打卡上班，远方的烟囱冒着袅袅白烟。20名工人，一多半是女性，全是村民。门卫今年63岁，每月可以拿到两到三千的工资。这是贺娇龙带火的第一批企业之一。这家小小的村企，在被贺娇龙找到之前，由3个农民组建，大家多数种地、养牛。2020年之前，厂子里只有10个左右工人，产的奶疙瘩没什么人知道，最难的时候，“一天一百多块的煤钱都掏不出来”。2020年5月，疫情使得伊犁地区农产品严重滞销、旅游业断崖式下滑，昭苏作为五类艰苦地区县，农牧民收入承压。伊犁州党委下发文件，启动“县领导+主播+产品”直播带货活动，要求各县市选派一名县领导牵头，搭建农商直供平台，直播作为任务被安排下来。一次，贺娇龙把几家本地小厂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奶酪厂厂长回忆，过去他只远远看到过调研的贺娇龙，真正第一次交流起来，“非常干练的一个人，有啥说啥，没什么官话”。当时没人懂直播，有人之前凑钱在快手上投过广告，没什么水花。有人提议再凑钱请专业团队，但没人接话——大家都拿不出钱了。很难溯源当时她究竟是主动请缨还是被迫迎战，但时任昭苏县副县长的贺娇龙，决定自己来。熟悉她的人如此感觉，“每一条路都是人走出来，你不走就没有路。她是这种性格”。最初几场直播看的人不多，转机在几个月后的11月，贺娇龙红衣怒马的短视频火了——那条视频如今播放量达约6亿次，累计近900万转发，点赞25.8万，单一视频平台的粉丝短时间内从50万暴涨至140万，她成了人们熟知的“马背上的贺局长”。那年12月，在爆火后的首场直播中，贺娇龙向网友们推荐了天弓奶疙瘩。后来又一场直播，奶酪卖掉了8000单——粗略估计3200公斤，相当于过去几个月的产量。工厂从一班五六个人扩到两班二十多人，产量从一天几十公斤涨到三百公斤。本地蜂蜜、粉条、菜籽油也跟着卖了出去。“没有贺局长，我们的产品出不来。”天弓奶酪厂厂长说，他的头垂下去，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地说。对于成为全网粉丝超千万的网红，贺娇龙一开始是意外的。但她重申了自己的定位：“我的目的不是成为网红，而是实实在在地需要流量转化，推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天弓奶酪被人们熟知之后，贺娇龙再次给厂长建议：你们自己开个账号，收入就是你们自己的。于是天弓的账号很快建起来，贺娇龙时常用自己的账号来到直播间，给奶酪厂引流。贺娇龙盘活的当地经济不止工厂，因为那条红衣策马的视频，第二年，昭苏全年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5%。许多游客直言以前从来没有听闻过这个“天马之乡”，也“压根不知道昭苏在哪儿”。赵昆是个媒体人，认识贺娇龙十年左右。第一次见面，贺娇龙刚从天山乡调任到县委不久，分管旅游。为了宣传天马节，赵昆见到了贺娇龙，那时“没什么大级别的人物，但去年，连吴京、成龙都去了。”当时，是贺娇龙陪着的。2020年，网友莫非关注了贺娇龙，第二年就和朋友来新疆自驾。途经伊犁，莫非在抖音上发了私信给贺娇龙，问她昭苏要玩哪些地方？“当时想的试试，没指望贺局回复”，但他没想到，贺娇龙不仅回复了，还耐心地告诉介绍了特色项目和走哪条路。“那会儿贺局的账号还不是商业账号，私信没有客服回复。一个局长亲自回私信，这真的是老百姓的局长。”莫非说。那时候赵昆就发现，这位女官员细心、眼里有别人，来的时候是夏天，她把行程、防暑细节安排得妥当。往后近十年，几乎每一年的年节，赵昆都会收到贺娇龙寄来的土特产，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其他。贺娇龙曾说过：“我想这样高热度的网路流量关注，未来将是我们昭苏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吸引更多游客、投资商、采购商等等来昭苏。”现实也如她所想——在凤凰网对昭苏县的探访中，县城一家饭店老板表示，这位副县长带火了一座城：疫情之前半年，自己贷款开了饭店，半年后，疫情来了，赔出去几百万；而贺娇龙视频爆火的两年之后，他还清了负债。与千万量级流量相应的，是贺娇龙愈发忙碌和高强度的宣发工作。赵昆感觉，她时时刻刻都在工作。有时发给她的信息，隔天才能收到回复。“要么在直播，要么参加活动。”贺娇龙每次来北京，他们只能在活动上匆匆见过。“一会儿看她在上海，一会儿又去了深圳。”过去五年，贺娇龙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直播间、拍摄现场和各种会议之间。即便在碎片时间里，她也在回复留言或思考引流方案。“我的日常就是，居无定所，一地鸡毛。回家成了我的诗和远方。”2024年秋天，在江苏参加活动时，贺娇龙这样说。据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的下属在社交媒体中描述，贺娇龙一年要出差300多天，为了不耽误平时的工作，她全年无休，利用周末节假日拍视频和直播，发着高烧也不肯耽误工作，一条视频要反复打磨几十上百遍，“她总说，‘别卖惨，谁的工作都辛苦’”。骑马拍摄，是贺娇龙日常推广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她并非天生热爱这项运动——早年在天山乡骑马去乡里走访，她回来后就曾感慨，骑一天马，要把屁股颠烂。事实上，对于自己的骑马技术，贺娇龙有相对清晰的判断。她抖音置顶的视频，自称是“二流骑手”。2026年1月中旬，在昭苏县一景区内，一名46岁的蒙古族女骑手对凤凰网表示，尽管自己专业练习马术六年，但从去年开始，她不再表演马术，转做讲解员，因为“年纪大了，状态和年轻的时候没法比”。然而，离开天山乡多年后，在那条爆火视频让“红衣怒马”成为公众认知里贺娇龙最鲜明的标签以来，年近47岁的她仍需要在不同地点、不同季节、穿着不同的衣服、手持不同的农产品，在镜头面前不断上马、下马。走红的五年中，骑马视频几乎占据了贺娇龙抖音号的四分之一。但她鲜有主动提及的是：自己曾多次坠马，有三次较为严重。据公开信息，2021年6月，贺娇龙在昭苏天马文化园拍摄时坠马；同年7月，拍摄“天马浴河”宣传片时她坠马摔入河中，头部撞击河床、身体受软组织损伤，并险些被马群踩踏；2022年也因骑马造成三根肋骨断裂、胸腔积液，因忙于工作拖延数月后才就医……在摄影博主@航拍V发布的视频中，一次骑马前，贺娇龙蹲着给小女孩穿装备，叮嘱女孩：“下次你骑马的时候，别人让你骑马，你说我没有戴头盔，不穿护甲我不骑，听到了吗？”然而到了自己身上，为了更“英姿飒爽”的宣传效果，贺娇龙时常进行高危操作：几乎都不戴头盔，有时涉入齐腰的河里，还时常为了手持农产品宣传，选择单手甚至脱缰骑马。她曾对媒体表示，有时需要把马拉到悬崖边拍视频，她的弟弟为此很紧张，一度发消息到家庭微信群里说：“为了县里的工作不要命了，说了也不听。”身边的人劝过贺娇龙，一个女人，一个领导，没必要这么拼命，非要骑马。像当年在乡里捡垃圾一样，贺娇龙干脆地回复对方：“我就要干到底。”在杨昆眼里，贺娇龙的状态似乎从一而终：“很少听到她说累，永远是精干的样子。”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2025年10月在北京，“依然是活力无限”。带着这种活力，几年中，贺娇龙从昭苏走到伊犁，再从伊犁走到全疆甚至全国。两年前，她受邀来到位于南疆的喀什地区巴楚县，分享如何通过电商助农。90后@支边李团长（下文称李团长）

近日，“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一组人名，频繁出现在多个地方的行政处罚公示、政府采购公告等公开信息中。尤其是当这种反常现象发生在行政机关身上时，反映出一系列行政法上的制度性问题。

“妈妈，什么是那达慕大会？”9月的一天，四年级的儿子在抄写老师批改后的作文时，向张琳问起这个他从来没听过的词。一周前，语文老师布置了本学期的第一篇作文：“推荐一个好地方”。儿子决定写他暑假去的大草原，握着铅笔在书桌前花费2个小时后，最终写出了一篇自认为满意的作文交上去。这一天，儿子收到了老师“批改”后的作文——说是批改，但没有任何批改意见，只是一篇打印在A4纸上的、在原文基础上“精修”后的范文。拿到这样的“批改”，儿子在妈妈面前难掩失落。他精心设计的排比句开头，被老师改成了“我去过许多地方，但最难忘的还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文中凭空多出来一段描写“那达慕大会”的场景，还设计了一段他和“弟弟”的对话——但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那达慕大会”，压根儿也没有“弟弟”。身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北京家长，张琳一眼就看出来，这份批改后的作文其实是AI（人工智能，下同）的作品：辞藻堆砌，用词用句不像小学生，捏造场景和故事。她能想象到那张A4纸背后的真实工作流程：老师拍照把学生作文扫描到AI批改平台，平台自动识别手写内容后，生成一份AI批改后的“范文”；老师未做任何点评或圈画，直接将这份范文打印在A4纸上发回给学生。页面的上方还写着：XX学校，XX指导老师——她猜测这是用区教委推行到学校的一款AI批改软件修改的，因此批改后的成品会连带老师姓名和学校作为固定格式一起输出。张琳有些气愤，忍不住问：既然老师用AI改作文，是不是意味着学生可以用AI写作文？两千公里之外，广东河源，一所村小学里的语文老师邱婷在班里做了一次调查，她想知道：班上有多少个同学用过AI写作文？当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全班40个学生陷入沉默。邱婷紧接着补充说，老师不会批评你们的，放心举手。1个，2个，3个……最终，邱婷惊讶地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陆陆续续举起了手。

曾经作为中国城市化象征的高层住宅楼，正在集体老化。随之而来的，是愈发频发的安全事故：电梯发生故障后坠落或冲顶，外墙脱落砸死居民或外卖员，高层消防救援受限导致火势持续蔓延……不久前，一篇文章甚至将老化后的高层住宅楼形容为威胁生命安全的“高层凶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最新的《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2019年），中国高层住宅楼是指建筑层数在1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65人死亡，其中1名是消防员，70人受伤，另有300人失联。这场灾难被媒体称为“香港60年以来最严重大火”。香港消防处于11月26日14时51分接到火警报告，消防队即刻出发扑救，火势迅速蔓延，现场指挥官员在下午3时2分将火警升为三级，起火后3小时9分钟火警升至五级大火，仅次于最高等级灾难级。香港警方表示，下午近3时接到路人报案，指大厦的外墙棚架起火。截至发稿，起火原因尚不明确，警方已以涉嫌误杀拘捕3名负责维修起火建筑的工程公司人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发表声明，成立项目小组，就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可能涉及贪污展开全面调查。大火发生后，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网友发起住户求助的共享表格，有市民设立寻人互助平台，提供物资和信息。香港在大埔一带已启用

2025年8月的一个夜晚，福建省福州市。一对母子在一条绿道上骑电动车兜风。两旁茂密树木掩映下，非机动车道路面光线昏暗，每隔几米就有拦路石墩，却没有任何提示牌和反光警示条。他们重重撞上石墩，母亲的嘴缝了15针，儿子锁骨骨折、下半身受伤。这位母亲找到龚灿宁，曝光了这一问题。龚灿宁是一名普通的福州市民，今年36岁，有一个短视频账号，持续关注福州市政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在他发布这对母子的视频后不到两天，石墩就被当地路政部门移走，数日后，路政部门工作人员还向这家人登门致歉。这不是龚灿宁的视频第一次受到政府部门关注。2023年7月起，他开始聚焦城市的“顽疾”，比如哪条街的路面不平、哪条路上少了井盖，这些视频常常点赞过万、评论上千，更重要的是，他反映的问题中，最快的一两个小时内就得到了整改。网友们因此称龚灿宁为“当代侠士”“多管局局长”。凤凰网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全国多个城市涌现了像龚灿宁一样爱管闲事的“局长”。其中最有名气的要数深圳“卷尺哥”，他今年39岁，本职是送货员。2023年3月以来，他累计发布了一千余条曝光深圳市政建设隐患的短视频，视频中他戴着头盔，身着白衬衫，脚踏皮凉鞋，腰间别着小包，手执一把卷尺，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测量高出路面的井盖、不符合无障碍标准的高台阶等，对各类市政公共设施“挑刺”。无一例外，视频里的问题都被政府部门迅速整改、解决。在深圳“卷尺哥”之后，福州龚灿宁、邯郸“随拍哥”（本名张强）、宁德“看福见”（本名谢友舜）、包头“拔钉小哥”等类似账号也陆续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大量关注，并被网友们叫做当地的“卷尺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各地涌现的“卷尺哥”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展现出城市高效治理的新路径。凤凰网联系了这些爱“挑刺”的普通市民，也找到了和他们对接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双方讲述了这种社交媒体上新型的对话形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11月13日，龚灿宁的电话响起。来电者是福州市政工作人员，向他确认半小时前反映的井盖缺失问题的细节。前一晚8点，刚下班、还没吃晚饭的龚灿宁冒着小雨骑电动车回家，路上看到两个黑洞洞的排水井，本该在上面的雨水箅子不见踪影，只剩下看不见底的深坑。他马上停下，从车里拿了两根警示柱固定在水井旁边，提醒路过的人小心。遇到这种较为严重的路面隐患，龚灿宁通常都会先搭一个简单的警示装置，他说，“如果直接走掉会很担心出事故，晚上都睡不好”。为此，他的电动车里长期放着警示带、反光条、反光锥、锤子等用具。第二天，他又打了12345反映情况。当晚，他发视频记录这次经历，提到“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11月16日，龚灿宁回到现场，发现两个井盖都已修复。他表示，在视频中反映过的一些相对易处理的问题，比如井盖缺失、路面有坑洼或有遗留的钢筋头，通常在一到两天内就能解决。政府的快速反馈是龚灿宁持续“挑刺”的动力。2023年7月，他路过福州一所大学，发现校门口人行道上的一个电力井缺失井盖，四周也没有围挡。在他向12345反映后，不到一天，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就装好了井盖。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了这件事，获得大量关注，“感觉自己做的事有意义，才想继续做这个主题”。这一做就是两年多。福州市12345热线中心工作人员赵辉和龚灿宁相识于2024年9月。当时龚灿宁的发布了一条窨井盖缺失视频，引起市领导的关注，赵辉和同事着手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后很快修复，还一并解决了附近路面坑洼、路灯歪斜等问题。赵辉告诉凤凰网，对于群众指出问题的声音，福州市政府各部门的一个共识是，先核实、排查，看是否真实、有无道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及时跟进整改的不只是福州市政，其他的“卷尺哥”们——邯郸“随拍哥”张强拍过600多条视频，其中提到的问题90%以上都得到了修缮；宁德的谢友舜反映过的问题，最快的三小时内就被解决，最长的不超过一周；深圳“卷尺哥”也拍过多条市政设施整改前后的对比视频。对此，深圳“卷尺哥”曾在视频里调侃：“不知道是不是哪位领导派人老盯着我账号。”龚灿宁账号的评论区里也有网友开玩笑说：“粉丝里含官量很高。”赵辉就关注了龚灿宁的账号，看到手机上弹出更新提醒，他常会点进去看一看。从12345等政务热线到短视频，民间监督的渠道正在变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对凤凰网表示，政务热线等渠道是相对封闭的一对一沟通，缺少公开发声的舆论压力，诉求人可能担心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而通过社交媒体公开问题，则可以得到深有同感的人声援，由此形成的网络舆情有利于推动相关问题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解决。谢友舜曾在视频中记录过一条多年积水路段，过去三四年里，周边居民多次打12345反映，但一直没得到处理。他的视频发出后，相关部门很快着手修缮，五天后谢友舜再到现场，看到新的排水沟已经建成，附近路面也已清扫干净。马亮认为，民众其实都是愿意参与到城市治理中的，也能从中受益，但部分市民不愿意或不敢提出问题，一是不清楚反映问题的具体渠道，二是很多人有过反馈后石沉大海的经历，久而久之失去了积极性，三是一些市民担心“挑刺”会让自己显得很奇怪。政府应简化反映渠道，“像点外卖一样，一键直达”，并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面，“秒整改”也反映了政府治理方式的变化。2025年10月，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周剑明称，从去年开始，深圳探索“未诉先办”，从互联网线索切入，每天监测超过40个主流网络平台，建立起“线索发现-内容核实-主动立案-跟踪督办”的机制。如今，和市政部门的沟通逐渐成为龚灿宁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局等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他的微信列表里。他常常主动向赵辉求助。2025年10月下旬，他反馈了一处自来水爆管问题，第二天上午赵辉就召集市自来水公司、镇政府和小区业主代表到现场进行了抢修。“我答应他，遇到问题跟我说，我尽力帮忙协调。”赵辉说道。2025年6月开始，张强也和多位邯郸市政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对一的联系，现在他发现道路隐患，往往第一反应不是拍一条视频，而是打开微信，直接拍照发给相应部门负责人。“解决问题比发视频更重要。”他说。让龚灿宁尤为感慨的是，除了单点处理他反映的问题，福州市政府还会对类似问题进行系统性整改。比如他在视频里多次提到的挡车柱导致市民受伤的问题。2025年夏天，福州市市政和交通部门联合起来，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两个月的时间里拆了超过1600根妨碍交通的挡车柱，之后仍在陆续排查和拆除。7月中旬，市政部门还邀请龚灿宁参与了一次事关挡车柱拆除进展的座谈会，面对福州城乡建总、城市规划院和相关施工单位，他分享了挡车柱伤人的诸多实例。在马亮看来，几位“卷尺哥”与当地政府的良性互动形成了“双向奔赴”，“他们看似是在‘为难’乃至‘刁难’，实则是为政府管理和服务贡献无数双眼睛、无数双手和无数颗大脑”。如今，“卷尺哥”们还带动了更多热心市民。龚灿宁告诉凤凰网，他建了一个名为“社会热心人士”的微信群，目前汇聚了大约三十名网友，经常在群里反馈线索。群成员的年纪和职业各异，有17岁的高中生，也有宝妈、国企职工、私营企业老板，还有退休老人，但都“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更好”。龚灿宁的评论区和私信每天也有少则五六条、多则几十甚至上百条线索涌进来，触角延伸至福州每一个路口、每一条街道。针对严重且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他会实地探访并拍视频，其余问题也都会建议提供线索的市民及时向12345反馈。面对不断增长的关注度，“卷尺哥”们也有烦恼。龚灿宁坦言，他的日常情绪常常随流量高低起伏，“我需要涨粉，需要流量，这样才能推动更大的事”，但他不愿意用“充满情绪和冲突”的内容换取热度，而是希望吸引“理性的、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粉丝”，这是他认为公共监督类视频真正需要的。“博眼球和做实事之间有杆秤，得想清楚哪个更重要。”他说。最近，龚灿宁时常想起今年8月赵辉和他的一次面对面长谈。在那两个多小时里，赵辉向这位他形容为“有信念又有行动力”的年轻人提了三点建议：第一，注意措辞，语气温和柔性一些，不要过于渲染负面和对立情绪；第二，把问题地点说得再细一点，在哪个路口、附近是第几号电线杆，便于后续整改。接着赵辉补充建议：“做自媒体，要独立，要保护好自己，也要想想变现方式。”所谓“独立”，赵辉认为“一是对关注者要独立，二是对被指出问题的相关单位要独立”。这不容易做到。龚灿宁曾在视频里指出某所学校门口有涉黄小广告，派出所打电话劝他删掉视频，龚灿宁拒绝了——“这个事情应该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我不想轻易屈服。”几天后，他发现视频被平台以“涉黄”为由删除。保持“独立”，也意味着直面隐藏在暗处的恶意。龚灿宁数次收到过辱骂他和他家人的私信。评论区里也时常出现不友善的声音，他担心家人看到难过，隐藏或删掉了视频。谢友舜遭遇过更直接的冲突。有一回，他反映了一条路段存在人行道被卡车长期占据的问题，镇政府联合交警、市政等部门赶到整顿时责令附近施工人员也把建筑材料挪走，对方迁怒于谢友舜，冲过来劈头盖脸骂了他好一阵。实际上，正是因为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谢友舜的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拍短视频，但后来看到视频帮当地市民实在地解决了很多问题，家人的态度才逐渐软化。“卷尺哥”们执著于挑刺，与他们自己亲历“血的教训”有关。今年35岁的邯郸“随拍哥”张强的家人就曾是道路隐患的受害者：2022年，他57岁的母亲在骑车时被路上一个大约二十公分宽的坑绊倒，继而骨折。正是因为自己母亲的这次受伤经历，他开始对道路设施多加留心。宁德的谢友舜尤其关注井盖问题，也是因为他的一位朋友曾因井盖塌陷受伤。这些遭遇同样也在其他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在龚灿宁收到的线索里，市民因市政设施问题受伤的案例屡见不鲜，轻则擦伤划伤，重则骨折乃至被截肢。本职工作是道路施工员的张强对凤凰网总结，井盖缺失、塌陷以及角铁裸露是各类公共设施隐患中尤为危险的。毕业于交通工程专业、目前经营着一家工程企业的龚灿宁补充，路面破损、护栏反接、道板砖松动翘起，也是导致市民受伤的常见情形。种种公共设施的隐患背后，在龚灿宁看来，存在着各市政部门之间责任划分不够明确的问题。比如井盖因其类型不同，主管部门可能涉及水务、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当井盖缺失或破损，每个部门都觉得其他部门会介入维修，“最后就没人去处理了”。龚灿宁认为，还有一些问题的出现并非是设计不合理，“而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在发展，城市的人口构成和交通环境一直在变化”。他以道板砖松动问题为例解释：近年来快递和外卖行业发展迅猛，城市里的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多，实际的交通量远超当初设计时的预期承载量，长此以往，道板砖就容易翘起。张强则指出，路面塌陷很多时候是老旧管道破损断裂、长期渗水冲刷路基导致的。站在市政单位的角度，赵辉向凤凰网表示，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日常维护、精细化管理之间脱节了，基础设施管理养护人手也不足，“基层做事效率低、推诿扯皮，和资源配置有很大关系”。“一个大城市的毛细血管这么多，市政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又有限。咱们普通老百姓发现了，督促他们及时去处理，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张强说。他话音一转：“如果你不管我不管，有坑都当作没有看见，光等着政府部门去发现，可能等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事故已经发生了。”“卷尺哥”们对于挑出城市建设的“小毛病”有很大的热情，但他们自己也有生活中的难题需要处理。这两年，龚灿宁的主业工程行业日益不好做，他的收入显著缩水，很多账款收不回来。成为“卷尺哥”又占据了他大量精力，更尴尬的是，“挑刺”视频还让工程行业内一些有合作关系的上游企业心生顾虑。“跟我合作的项目，肯定被很多人盯着，”龚灿宁无奈道，“别人会想，你到处监督别人，你自己的工程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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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办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名曰“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横向经费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主要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机构付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纵向经费”相对。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在7月前完成。对他所在的文学院的教师们来说，为企业或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这笔科研到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年轻教师都在观望。一个月过去，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2%，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听到院长如是“提点”老师们：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院长在会上说，横向经费是硬性要求，学校给文学院下达了702万到账的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申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远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她一遍遍强调，当她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她会有多么难受。她觉得同志们没看清形势：“要么走账，要么走人……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会上，一位教师提出困惑，“一个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院长开始暗示老师们自掏腰包，“设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压力就不大了”。她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今年暑假，院长正准备装修已经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个装修公司，和对方说好，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她拟的题目是——“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然后用

广东佛山乃至全广东，正在经历一场紧迫的防疫战争：与蚊子决一死战。FT中文网将这样的决心称为自新冠疫情以来“前所未有的力度”。准确地说，这场疫病的名字叫基孔肯雅热。一位医疗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人们对其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糟糕的中文名（一些网友干脆叫它“肯德基热”）。基孔肯雅热以蚊子为媒介传播病毒，健康人中招后，会出现高烧、皮疹、关节剧烈疼痛等症状。世卫组织在今年7月发出警告，基孔肯雅热病毒正在全球多地扩散，已有119个国家报告病例，约550万人面临感染风险。这种病毒又被称为“关节毁灭者”，约三成患者会出现长期关节僵硬和不适，“后遗症”将持续数月。自7月8日，顺德区乐从镇腾冲社区报告了首例基孔肯雅热病例以来，佛山的确诊人数在7月下旬急剧攀升，目前累计超7000例。8月9日，在佛山举行的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领导表示，叠加汛期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蚊媒活动频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这场2025年的疫情真正引起人们讨论的，源于一些似曾相识的细节：7月29日深夜，佛山市政府启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乐从镇迅速发布通知，7月29日至31日，开展基孔肯雅热病毒免费核酸筛查工作，共开设19个社区卫生站（由于引发广泛关注，该通知很快从官方公众号上“下架”）。7月29日、31日，福建福州、泉州两地开始提醒，外地返回人员进行14天自我健康监测。8月1日起，佛山市所有零售药店开始发挥哨点预警功能，执行重点管控药品实名登记制度，包括人们熟悉的布洛芬、连花清瘟胶囊等47种药物。8月2日，国家疾控局局长赴佛山指导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工作……与之同时，两则社会新闻也倍受关注。其一是，7月28日，佛山一网友反映，居委会以查积水防基孔肯雅病毒的名义，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破门而入，换了房门锁芯。另一则是，8月7日，湛江一位母亲称，凌晨上夜班时，两个独自在家的孩子被当地村委会等人员上门抽血。截至目前，佛山的防疫工作还没有结束。8月7日，佛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覆盖，无死角，全民齐动员”。8月9日前后，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湛江也汇入这场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里。一场轰轰烈烈的防蚊、灭蚊运动在南粤大地全面铺开了。◎

河南白马寺方丈印乐法师履职少林新掌门的这一周，不少网友晒出了过去造访白马寺时和释印乐的合影。照片里的印乐法师瘦高个，总是笑眯眯很谦恭的样子。但熟识他的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魏德东半开玩笑地说，印乐往后可能“笑不出来”，因为“接任少林寺烦恼太多了”。谈及释印乐给自己的印象，魏德东用“质朴”“低调”来形容，这与许多见过他的人们给出的评价相似：比如美国汉学家、《禅的行囊》一书的作者比尔·波特就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凤凰网，印乐“没有架子”“是个好人”；另一些在白马寺时时偶遇印乐的网友们把他称为“普通庄稼汉”、“农民伯伯”；而曾长期跟随印乐的佛教徒净心则认为，印乐严格遵循清规戒律、强调佛教传统和寺院清静，是一位“大师父”、“大和尚”（对高僧的尊称）。这样一位低调的僧人，正在经历出家生涯的一道巨大考验：接手处在舆论风暴中的少林寺。◎

一名女性在生活中能遇到的无数暗箭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偷拍，绝对位列其中。尤其是当这些私密的影像来自你的同事、亲属，甚至是自己的伴侣、丈夫的时候。类似的噩梦，正在

“私力制裁”；一旦滥用就可能放大人性的幽暗，可能对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等价值造成冲击。

7月28日，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项政策的出台让国人迫不及待，一个月前财政部还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在“抓紧建立”、“加快推进”；一个月后，政策发布当晚，满足条件的家长就已涌入发放补贴的小程序，把领钱入口挤到瘫痪。广东省政府办事官方小程序“粤省事”就显示，“当前使用人数较多，可尝试重新进入或稍后再试”。社交媒体上，新一轮关于生育补贴的讨论再次抵达高峰，其中最直接的灵魂追问莫过于“给多少生育补贴，你才愿意生孩子？”凤凰网一项超过8万人投票的民调显示，50%的投票者认为，当每年生育补贴超过1万元时才愿意生孩子，23%的投票者认为，“给多少都不生”。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23年已经登上微博热议，当时网友对于补贴金额过少的辣评是，“给你5元购物券你愿意买法拉利吗”。现在这条评论又回归成了新的生育补贴帖子下的高赞评论，有网友算了一笔账，3600元平均到12个月，每月补贴300元，但如今一罐婴儿奶粉动辄卖到200-400元，言下之意，对于养孩子的家庭而言国家补贴恐是杯水车薪。但反对者排队反驳这种观点：“有总比没有强”，“不要可以不领”。尽管多数人认为补贴金额与心目中“愿生孩子”的数目相距甚远，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却是中央政府每年千亿元真金白银的财政投入。财新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最大规模“投资于人”的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补贴力度，学者则建议，地方应该以国家补贴为基础进一步探索，“总体来说不太可能做减法”。事实上，在全国性生育补贴政策前，各地已经为了鼓励生育使尽浑身解数，举措主要聚焦于“鼓励已有一胎的家庭多生孩子”，包括但不限于给二胎、三胎阶梯式发钱、补贴购房。此外，烘托婚育氛围、严打阻碍婚姻的“天价彩礼”，也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回溯最早的鼓励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7月，也即中国鼓励生育“三孩政策”出台的那个月，四川攀枝花就开始补贴二、三孩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补贴直至孩子3岁，每孩共计补贴1.8万元。当年的媒体报道此事时，也特地用上了惊叹号：“全国首个！”

张晓玲是北京一名执业律师。她43岁，自认是一个兢兢业业、关注身体健康的中年人。她所在的北京律协每年为律师们购买体检服务，从2013年起，张晓玲年年不落地在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国宾”）体检，她称从未被告知有患癌风险。张晓玲一直对自己稳定的健康状况很满意，“人家说你这个年龄身体很好了，我就认为自己很好了”。直到2024年10月，她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击溃：她在三甲医院确诊肾癌，几个月后，又被确诊为肾癌骨转移，已是骨癌晚期。医生告诉她，她的腰椎骨被肿瘤腐蚀最严重的地方，薄得“像纸一样”，“有一点外力就会断”，随时有生命危险。奔波于多家诊疗机构的张晓玲听到医生说，癌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张晓玲顿时产生一丝念头，问题已经有些年头了？她回想过去10年，一直坚持在爱康国宾体检，2023年的套餐覆盖全身120项指标，在门店的销售价约1000元左右，算是相对高端的档位。她说，爱康国宾从未告知她有患癌风险。她的套餐里还包括“癌胚抗原定量”（CEA）项目（这是一种检测血液里“肿瘤标志物”含量的项目，在商业体检中心和三甲医院体检套餐中很常见），检查结果也在正常区间。一个常年体检“正常”的健康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诊断出肾癌和骨转移，是否错过了及时发现病灶的窗口期？在经过长达157天的治疗后，张晓玲目前病情稳定。今年7月14日，她公开发声，认为爱康国宾等医疗机构的误检、漏检，像一把钝刀，切断了她早期治疗的可能。随后的17日、18日，爱康国宾两次发布声明，表示“已完成对张女士的历年体检报告与档案的核查，并聘请外部专家协助进行数据分析和评估，确认爱康对张女士的肾脏检查不存在瑕疵……进一步确认爱康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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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村委会在广汇集团大楼里，在沂南县的第二天下午，我走进去，希望深入了解村委会实行分房的动机和过程。但一位广汇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不需要宣传，一切以官方说法为主”。◎

6月初，一个脱口秀综艺的录制现场，当所有选手都在安静候场时，在镜头没有扫到的角落里，只有一个人在选手席位上坐定不过五分钟就开始骚动，一会儿起身坐在地上，一会儿摇头晃脑地练习即将上台讲的段子。他是小奇，26岁，东北人，中专毕业。妈妈把一个“奇”字放进他的名字里，希望他“出奇冒泡”，意思是成功且独特，“劲儿劲儿的”。据他说，他的奶奶曾经掐指一算，给他改过两次名字，一个叫梁桐彬，一个是梁芷铭——“一听就是个硕士”。他不喜欢。从前的中专生小奇，如今站在脱口秀舞台上讲中专生的段子。这一天，正是这些中专生的梗，让他在第一场就接近满票过关。“全国有40%的人是中专生，都忽略掉了，可能因为生活中不叫中专生，叫‘师傅’。”“网上都说中专生愚昧……我回老家问我同学……他说，中专生鱼妹，是哪个平台的主播呀？”“学历越高越容易焦虑……我朋友都已经是硕士了，还天天说，哎呀我是水硕，我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你知道我们虽然是中专，天天想的是什么吗？做帝王，我斗苍天，夺得了皇位已成仙……”当然，小奇不只会调侃，他也会严肃。他总结自己以中专生的身份讲段子的目的，是把这个不被人看见的群体放进所有人的视野里。“上中专明明是个大概率事件，但大家对中专生的印象是模糊的，甚至是没有刻板印象的，忽略掉你，不带你玩”，他说，“而我从小最怕别人不带我玩。”在这场综艺首秀之前，小奇已经讲了5年的线下脱口秀，有了自己的专场“奇观”，拿到过单立人喜剧大赛的全国冠军。他说写段子就是要把苦难“捋清楚”，比如破碎的家庭和成长环境，还有从东北小城来到大城市后见识的阶层差异。他对喜剧的理解在一次一次咀嚼成长苦难的过程中更新。现在，坐在我的对面，他说：“喜剧是献祭我的痛苦，然后我得到了笑、肯定和钱。”以下是他的讲述：前两天我才听了个七七八八，父母两边“口供”对一下，才知道小时候爸妈的关系。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已经是夜不归宿，外面有人儿，然后在小卖店里赊账，我妈还得还钱。我妈本来说，都这样了就别要这孩子（我）了，但她不忍心，还是要了。我爸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尤其还不喜欢我妈，爱屋及乌的反义词是对母子都没感情了。那时候他也不给我妈抚养费，妈妈养我就比较费劲，租房坐月子，和我姥姥一块儿带我。我3岁，爸妈就离婚了，1岁到3岁是我姥跟我妈带，4岁到7岁是我爸带的。就像我段子里说的那样——我的段子里说的几乎都是真的，有些会夸张——二十年前，我4岁到7岁的时候，我爸带着我一边卖西瓜一边卖光碟，很多碟有色情情节。我们家只有一个房间，冬天贼冷，他没有办法只能当着我面验片。好几次他把我赶出去让我在门外待着，我在外面哐哐砸门，说让我进去。所以我脑子里有很多这种画面，早教成了黄片。开玩笑的。但确实小时候是在色情和暴力（指武校）当中成长的。后来我在学校真的会开黄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还当作乐事跟人分享。同学就都觉得我很恶心。我爸看我多动，带不动，我就被送到武校学武术，是寄宿的。武术学校要强行消耗我们的精力，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十秒钟内要穿好衣服到操场集合，走廊上有个老师在倒数十秒，10，9，8……然后开始训练，完了之后就去吃饭，上课。晚上再训练，压压腿、放放松以后，自己收拾收拾，洗洗衣服，就睡觉了。这个武校给我们高强度但是挺快乐的环境，都是特别爱动的孩子。后来印象很深刻，武校有个老师因为犯罪被抓起来了，好像涉及强奸6个未成年人，最大的只有16岁，怀孕了，被家长发现了（据媒体报道，阜新市海州区一武术学校教练三年强奸7名女学生，猥亵4人，被害人中最小8岁，最大14岁，后被告人郝某某被判执行死刑）。我脑子还模糊记得一个画面，有个女孩儿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两个老吵架，她告诉这个老师我欺负她，老师让我在原地罚站，让女孩进屋和他聊一聊。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意识到，等到十七八岁突然想起这个画面，才觉得肯定不是正经聊天儿，我脑子“嗡”地一下，后怕。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开始意识到像老师这样的权威角色也挺脆弱的，我一直以为老师是神，后来警察来把他抓了。事情发生以后武校也不存在了，让学生把学校的训练器材都分走，学校改名，抹掉了这段历史，再查也只能查到犯罪分子的名字了。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真开心，因为觉得要回家了。我奶给我接回来了，9岁到14岁都是她带，她把我很多性格掰过来了，如果不是她，我可能现在在混社会。奶奶一直在告诉我是非对错，告诉我做人要刻苦，要努力挣钱，活着不容易之类的。她告诉我要孝顺，说你知道吗，奶奶六十多岁了，从那走到这就是为了省坐车的五毛钱，是为了你，你要学会节俭。她教我怎么照顾自己的生活，教我出门要让别人尊重，你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家里来人，说话的时候要懂事、要有礼貌。这些都是爸妈没有告诉我的，他们都很忙，我爸经常很晚回来，小时候我总在麻将馆，或者我妈的理发店。我记忆里所有跟我妈对话的画面，都是她手里有一颗头，要不我手里有一颗头。奶奶还抓过我学习，陪我写作业，但她可能岁数也大了，扛不动。而且我爷爷还特别省电，不愿意开灯，一到天黑就说“先别学了”，只要我奶一说咱就学到这儿吧，我爷爷就“啪”把灯关了，他在家管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看着这几个电灯开关。7到10岁武校放假，我已经会自己一个人从市里回县城的家了。这样的生活让我不太在乎漂泊、危险。◎

“杀猪盘”已经不再只是从甜言蜜语到骗钱跑路的老套路。如今它出现了新变种，被称作“坦白盘”——在建立起情感关系之后，盘哥会主动“坦白”：我身在东南亚某个诈骗园区，被迫做电信诈骗，虽然我骗别人的钱，但对你是真感情。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更高明的“盘中盘”，真假难辨，却打动了不少深陷“杀猪盘恋情”的受害者。有的人反而陷得更深，甘愿花钱帮对方“赎身”、逃跑。而在社交平台上，受害者讨论最多的问题，不是“如何要回被骗的钱”“如何让诈骗犯绳之以法”，甚至不是“如何走出被骗的伤痛”，而是“盘哥有没有对我动过真心”。这两个月以来，我找到了三位“杀猪盘”受害者。她们的经历告诉我，比起被“恋人”骗走几十万，她们更痛苦的是如何面对这段“失恋”。这是“杀猪盘”不同于其他诈骗犯罪的残酷一面：即使受害者认清骗局、感受愤怒，那段“恋情”所带来的情感连接，不会随之消失。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忍心用“骗子”两个字称呼那个人。我还找到了两位“盘哥”。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东南亚电诈园区里扮演着“真心爱人”。其中一位盘哥年仅18岁，却十分老练，假身份、假故事、假情绪价值，娴熟地为比他大几十岁的女性编织一场又一场浪漫幻觉。一旦她不愿意充钱“被宰”，他会用超出年龄的杀伐果断立即拉黑，投身下一段“恋情”。而在远离故土、孤独血腥的电诈园区里，在良心和自我麻痹的拉扯中，在日复一日努力赚取巨额赎身金时，他也会对其中一名受害者念念不忘，因为他从中获取过片刻温暖。另一位盘哥告诉一位受害者，他每天和不同的女人“谈恋爱”，有时候连他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条生产“爱情”的电诈流水线上，爱与骗的界限时而模糊。金钱、犯罪、复杂的人性纠葛在以下现实中展开。“杀猪盘”受害者“竹子”提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会怀疑这个人是假的吗？竹子是中国台湾人。她的LINE头像是一张笑得很灿烂的照片，短发，干净利落，穿着浅色开衫。朋友说那张照片看起来只有40岁，竹子听完很开心，“其实真实年龄至少要往上加十几岁”。去年五月，她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位男性，对方自称也来自台湾地区。至于他的大陆口音，他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父亲年轻时从大陆去台湾工作，认识了来自台湾桃源的母亲。他出生后，考虑到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父亲又带着他回到了老家长沙，一直生活到他22岁。他称自己48岁，比竹子年轻一点，在香港上班。他时常发来香港的街景照、冰室的午餐照。竹子去过香港很多次，“那些都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我根本没有怀疑这个人是假的。”在相处的大半年里，他们两三天通一次电话，每次至少半小时，最长的一次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热衷于分享一切生活细节：他说他的小名叫“石头”，家里超生，有人来查时，他就藏到田埂里；他说离异后他一个人带女儿，小姑娘牙齿不齐，叫她戴牙套也不去，竹子还帮他出主意。有一天，他察觉到竹子心情不好，主动关心她怎么了，竹子在电话里哭了一个多小时。挂断电话后，他发来一条信息：听到你哭，我真的好难过，我才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他曾在电话里向竹子表白，竹子以年龄差为由拒绝了。他没有纠缠，也没有离开。一个月后，竹子收到一封很长的书信。他写道，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久，但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联结。在信里，他计划着回台湾要做的事，而在每一个计划中，他都提到希望竹子能和他一起。他说，如果你能接受我，我会感到无比荣幸；如果不能，我也会默默地陪伴你。竹子读后非常感动，在她的成长中，从来没有人和她这么温柔地讲“真心话”。这一次，竹子没有再拒绝他，默认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直到竹子发现自己被骗的那一天。竹子想不明白，电诈集团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先制造一场恋爱，再骗走她35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7万元）——这么少的钱？

安宁发现，来哈萨克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她今年30岁，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读一年制硕士。不久前，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中文KTV和一家蜜雪冰城。安宁打算去蜜雪冰城买点喝的，但走进店里一看，“里面乌泱泱的全是中国学生”，大家都在说中文。恍惚间，她似乎回到了中国某家万达商场的四五层。“中亚留学，现在刚刚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读博士的陈可说。2019年，还在读本科的她到乌兹别克斯坦一所大学交换一年，当时中国留学生极少。但六年后的今天，她在当地中国人的微信群里发现，留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都位于中亚，被国人称为“斯坦国”（“斯坦”意为“土地”、“国家”）。如今，这些斯坦国正在成为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留学新选择。以最吃香的哈萨克斯坦为例。据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数据，2024年，该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超3.1万，创近五年最高纪录。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翻倍，从2020年的977人增至2024年的2089人。留学中介也捕捉到这个新市场。张齐智的公司今年新设了一项业务——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所大学在中国招生。他所在公司位于北京，此前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国大学在世界各地招收学生，如今他们开始反向操作。张齐智估计，今年可以给这所大学招来十几个中国学生。学校对他表示，如果能招到二三十个中国学生，就可以为他们专门开班。对“睁眼就是竞争、闭眼就是焦虑”的中国学生来说，斯坦国并非留学的主流选择。但一些奔赴斯坦国的国人说，他们追求的是“炸裂的性价比”。许小雯今年30岁，家在山东，得了一场重病后，她想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就停薪留职出来读书。她就职的公司与部分中亚国家有合作，便选择到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

不久前凤凰网发布了文章《全国超25家休学中心，接不住2800万抑郁青少年》，记录了那些休学、厌学的青少年的故事。在文章的评论区，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打一顿不能解决就多打几顿”，“禁掉手机就好了”，“所谓的抑郁，绝大多数是想不劳而获，逃避困难，坐享其成”。另一种认为，厌学、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不该是孩子的错。不同的观点让我们意识到，对处于社会压力链条最末端的孩子，人们仍有太多误解和偏见。厌学、抑郁的孩子究竟在承受着什么？为何情势愈演愈烈？凤凰网找到曾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中心工作过的心理咨询师李蔚，她有13年的从业经验，超过3000小时的个案辅导中，50%以上的来访者是青少年及其家庭，基本都是因为学习困难——“不到休学不会来的，孩子不上学了家长才重视。”李蔚不认为是孩子有病。在她看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家长生病，孩子吃药。校园环境也是原因：中小学越来越安静了，课间孩子不能跑跳打闹，都得在座位上写作业；只开1/4的教室窗户、走廊上围起的铁栅栏、怕学生猝死而停掉的体育课，让学校变得越来越安全，但也像一个牢笼。疫情期间长达三年断续的居家学习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李蔚说，当整个社会都变窄了，很多孩子已经丧失了交朋友的能力。面对林林总总的变化和压力，很多孩子发出过求救的信号，厌学只是其中之一。在咨询室，李蔚见过更多：有的孩子神情呆滞，有的一哭一个小时，还有的拉起常年裹着的长袖，露出密密麻麻几十道刀片留下的划痕。如何帮帮这些孩子？李蔚建议从吃饭、睡觉、运动这三件最没有门槛的事开始调整，但若是想要真正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根在家庭。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常常伴随着痛心和无力，但李蔚欣慰地发现，孩子们改变的速度比成年人更快。她看着许多孩子如枯木逢春般慢慢恢复活力，过程艰难，但带来希望。以下是李蔚对凤凰网的讲述。女孩A，上初一，数学只能考十几分。她非常瘦小，脸色惨白惨白的，就像个纸片人，整个人都是木的。我让她玩沙盘，她站着一动不动。我让她坐，她就直溜溜地坐下去。我摸她的手，是冰冷的。女孩B，读初三，长期请假不想上学。她在学校的社会关系很糟糕，没有朋友，和老师的关系也很紧张——体育课上老师让她快点跑，她马上顶回去，“你嫌我慢，就别让我跑”，习惯性地挑衅和攻击。还有些重度抑郁的孩子，即使被父母打骂得非常厉害，仍然选择不上学，哪里都不想去，就在家呆着。这些都是孩子严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从孩子厌学的表象一层一层聊下去，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有问题的爹或妈。女孩A长期在语言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她爸是个爆脾气，对女儿的评价是“什么都慢”，写作业慢，走路慢，吃饭也慢，哪儿哪儿都是问题，每天催她、训她。来咨询的前一天晚上，女孩写作业到11点半也没完成，又被一顿骂。我看了她爸拿来厚厚一摞医院检查单，惊呆了，诊断说明女孩发育迟缓，脑静脉血管流速减缓，已经严重躯体化了。我们说生物遇到危险有三种自然的反应：逃跑、战斗、木僵化。这孩子没有逃跑的能力，没有战斗的意识，只能僵在原地。很多脑成像实验都发现，长期遭受语言暴力的孩子，在被攻击的时刻大脑是宕机的。有的家长说小孩越骂越傻——孩子是真的被骂傻了。她爸听懵了，“我就是被从小揍到大的，怎么孩子就受不了了？”我说，每个人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不同。你皮实，扛揍，但你女儿内向，敏感，就像小兔子，每天被你们收拾，吃不好睡不好，胆都给吓破了。她整个身心的状态就停在某一个时段，不再前进了。女孩B则是有一个极其偏执的妈妈。那天她和爸妈还有弟弟一起来咨询，我们在咨询室聊了不到五分钟，她妈在旁边会议室爆炸一样地开始发火。起因是来的路上已经迟到了，她爸轻微超速，她妈从“你不在乎我们的生命”说到不遵守交通法规、违背社会公德，越说越激动，她爸开始还在辩解，她妈更生气了，最后下结论，“这个家没法过了”，放话要离婚，两个孩子都不要了。两口子根本没人在乎俩孩子怎么想。女孩出来看到这一幕，很平静，“我都习惯了，他们没有哪天不吵架的”。她弟弟在旁边被吓得瑟瑟发抖。女孩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学到的沟通方式都是互相对抗和攻击，你说她怎么可能和老师同学关系好？过分焦虑的父母我也见过很多。有个北京的家庭，爸妈都是清华本科毕业的科研工作者，儿子还有一年高考，想学音乐，他爸妈听了要疯了：你想啥？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出搞艺术这种不靠谱的？做科研才是我们家族的使命。他们其实是担心托不了底，怕孩子以后养活不了他自己。爸妈坚决反对，孩子也杠上了，学不上了，一家三口闹得不亦乐乎。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这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像自己一样，即使跟孩子沟通，也无法理解孩子的想法。我们总说孩子厌学、抑郁，其实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家长生病，孩子吃药。实际上，我不认为是孩子有病。当一个孩子承受不了外界环境的伤害和刺激，他给自己造一个壳，躲在里面，这反而说明他是聪明的，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在等着有一天遇到一个愿意倾听他、理解他的人，把壳敲开，带着他出来。现在的中小学越来越安静了。课间孩子不能跑不能闹，都得在座位上写作业。我去做讲座，几百个学生坐在台下，负责组织纪律的老师上来就猛训一顿，说他们大声喧哗了，秩序不好了，认为他们的行为给学校丢脸了。再看这些学生，笔不带，本不带，空着两只手就来了。怎么光抓表面上的安静和秩序，不抓点实质性的东西？学校也变得越来越安全了。个别的极端案例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影响，比如全国有一个学生跑步猝死了，会导致好多学校取消长跑了。说到底这是一个责任如何划分、谁来承担的问题。谁都觉得承担不起，而越是感觉承担不起，越是不愿意去承担，问题就越来越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有年我到西南地区一所中学做讲座，问学生他们的困扰是什么。有个孩子马上举手说，最大的困扰就是班里太闷了，因为教室窗户只能开1/4——学校怕他们跳楼。孩子说，我们被闷得想跳楼了。还有些南方的学校，原本走廊是露天的，有学生跳楼之后，围上了一圈铁栅栏。家长总说孩子不想上学，其实他们不是对学习本身不感兴趣。孩子们每天呆在一个巨大的铁笼子里，那得是一种什么感受？谁会喜欢在这种环境里学习呢？更何况他们还要从早学到晚，校内学完校外学。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虽然学校减负了，实际上孩子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北京来找我的家庭很多都是海淀的。有个名校毕业的妈妈，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数学学到了三年级，英语已经是初一的水平了，妈妈还觉得不够，每天让孩子疯狂学习。正发育的儿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会有各种躯体化的行为反应，比如抽动、眨眼、啃手指头。还有来咨询的重点高中的孩子说，他同学放学之后要坐在教室里发好久的呆，不愿意回家，因为一回家他妈就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接着学习，他实在学不下去了，但他妈说，只要不死你就得继续学。我经常问家长，孩子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是靠死记硬背课本、翻来覆去地做题吗？真正能驱动他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兴趣。

崔灿是一名年轻律师，他有一个1100多人的社群，里面都是离职后被“竞业”困住的打工人，以程序员居多。这几年，竞业限制类案件一再引发舆论关注，有95后“小镇做题家”跳槽后背上百万量级的违约金，陷入重度抑郁，也有拌黄瓜的冷菜厨师中招，被餐厅启动竞业禁止协议——在崔灿看来，这种原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商业秘密而采取的法律手段，如今呈滥用化趋势，数量一路攀升，因为公司方“起诉没有成本，赢了就能得到上百万违约金”。他甚至听到一位公司法务说，其部门因为启动的竞业协议足够多，“创收还不错”。这海量的竞业类案件中，又隐约存在着底层打工人和高层管理者的“双轨制”：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熊晖等人曾对“无讼案例数据库”中2015-2019年的556份判决书进行研究并发现，在以“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身份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中，77%是基层员工，包括保安、保洁、前台等；与此同时，“有的高管反而不会受到竞业限制”，崔灿表示，因为他们人脉广、能量大，新公司也会保护他们。现实中，私家侦探也深度参与到这部职场“谍战片”里，不惜伪装成外卖员，一路跟踪、偷拍。那些已经去竞对公司上班的打工人，为了防止被前公司发现违约，戴口罩、帽子上下班是最基本的，有的人不惜搬家、改名、换手机号，有的坚决不在新公司点外卖、不下楼买咖啡，甚至不参与任何公司集体活动，也不发朋友圈。即便谨慎至此，有人依然被前公司聘请的侦探从1200人大合照里找茬一般地发现了米粒大小的头像。在崔灿看来，公司的商业秘密、员工的劳动自由，是竞业限制制度里的两重相互冲突的价值。“如果以牺牲劳动自由为代价保护商业秘密，我不觉得这是正确的，完全可以有其他方式保护商业秘密。”更重要的是，在相关诉讼中，公司方只要证明劳动者的确入职了竞对公司，无论是否泄漏商业秘密，都算违反竞业协议。为此，去年从团队独立之后，作为专职律师的崔灿旗帜鲜明地只接劳动者一方的竞业限制案，他认为“劳动者是弱势一方，更需要帮助”。他曾遇到过一个因为一审被判了百万违约金，失去人生方向的年轻人。那个男孩说，如果案子二审依然维持原判，他就回老家，当老赖，彻底躺平了。崔灿说：“这才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以下是崔灿对凤凰网的讲述。我的客户大多是95后，最年轻的2001年出生。有个客户跟我说，他的理想是造最好的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也有很多是小镇做题家，家里条件不好，一个劲地读书、考试，毕业后进了大厂、大公司。工作只有一两年，你说他们能攒几个钱？突然一下，因为一个竞业协议，他们债台高筑，好像整个人生崩塌了。还有的客户，举全家之力还违约金。比如其中一位客户是程序员，1998年出生。他家是低保户，读高中时，他妈妈就去世了。他爸爸也患病在家，没有经济能力。他的大学是靠助学贷款读完的。直到2022年，他通过校招入职了一家互联网企业，他能赚钱了，家里才摘掉低保户的帽子。去年他跳槽了，被前公司以违反竞业协议为由索赔近百万。他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爸解释，在一个光鲜亮丽的公司工作两年，结果要赔钱。竞业限制制度目前在中国呈泛滥的趋势，相关案件在最近五年攀升，直到2024年“爆炸”。以前，每年公开的案例才几十个，现在有的一家公司一年的案子就有上百个。尤其是互联网、新能源、智能驾驶、医药研发、制造行业，就城市和区域说，北上广深以及东南部地区最多。一次，我去一家大公司处理案件，我代表劳动者这一方和公司律师谈和解。刚坐下，对方律师从电脑里调出一个Excel表，划到编号104号，找到我代理的案子。表格的每一栏写着诉讼金额和最终获得的款项，104号还只是整张表的中间位置。这种表格我只会在业务部门的财务报表里面看到。对方律师私下透露，今年法务部的创收还不错。我当时惊了，法务部和创收这俩词能联系在一起？竞业协议滥用的第一个表现是全员竞业。法律规定的是“两高一密”，即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才应当适用竞业限制。“两高”人员的身份很容易证明，但是“负有保密义务”群体被无限扩大化了。在我接触的劳动者里，90%是基层员工。前段时间，我和上海、杭州的法官聊天，他们都说这两年竞业限制的案子非常多，有的起诉的是行政人员、司机、保洁。我处理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在一家教辅机构教钢琴，每个月三四千工资，结果离职后公司启动了竞业协议，要求赔偿几十万。去年，南京的一个冷菜厨师，是拌黄瓜的，也被启动了竞业禁止协议。他原来工作的餐饮公司要求他赔偿违约金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他只是一个拌黄瓜、毛豆的厨师，不足以证明他接触用人单位的保密信息，餐饮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在工作期间获取了菜品的制作技术秘密，公司被判败诉了。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评选“2024年度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有一个网络投票环节。我一看，那么多案子里，竟然有“冷菜厨师”案。我就在我的社群“反竞业限制联盟”里说，兄弟姐妹们得投起来。社群里几乎都是被发起竞业限制的普通人，大多是程序员，已经1100多人。大家纷纷投票，把这个案子投“出道”了。最后它真的入选了“2024年度十大案件”。更荒谬的情况是，有些高管反而不会受到竞业限制。因为他们的人脉广，圈子级别高，也因为他们可能掌握了公司的黑料，大家不想闹得太难看。新公司也会保护他们，帮忙支付违约金，甚至是律师费。毕竟一家企业挖来一位高管，可能需要他/她负责搭建部门，对接资源。和他/她能给公司带来的利益相比，付点违约金算什么？反而是一些低级别的员工，跳槽被起诉只能自己扛着，新公司不会给任何帮助。滥用的第二个表现是公司约定的补偿金很少，违约金却越来越高。前几年，劳动者所支付的违约金是以企业补偿金为基数来计算的。补偿金的意思是，劳动者离职后，受竞业限制牺牲了部分就业自由，企业要对此补偿。比如，你离职后，企业一共支付给你5万元补偿金，假如你违反了竞业协议，你所支付的违约金是补偿金的2倍、3倍。后来，违约金却变成了以年薪为基数计算，不管企业补偿了多少，一旦你违约了，你就赔2、3倍年薪，还有5倍、10倍年薪。我之前接过一起案子，算下来，这个人给公司的违约金是补偿金的199.5倍。还有一家公司给当事人的补偿金在前两个月每月只有300块，之后每月支付1000块。这个人违约后，要赔公司80万。300元补偿金.vs.80万违约金，是我遇到的最离谱的情况。法律没有规定违约金的赔付上限，所以企业约定多少都不算违法。刚开始，企业还会受到道德约束，慢慢地水涨船高，反正别的公司的违约金比我高。在公开案例中，最高的违约金是赔偿10倍年薪，且得到了法院支持。现在，竞业限制的关注度高了，天价违约金的案子少了。目前，法院一般会支持两倍年薪以内的违约金。公司会请侦探来调查取证，证明员工入职竞对公司，违反了协议。很多侦探以前是“抓小三”的离婚侦探，那行太危险了，抓着容易被打。做竞业限制的性价比高，抓着一个报酬更高。而且，被拍的劳动者大多是体面人，即便知道自己被跟踪，也不会把侦探怎么样。有的劳动者害怕被上一家公司发现，天天戴口罩、戴帽子上班；有的搬家了，甚至在异地线上办公；有的使用化名，有的社保和个税挂靠在第三方公司。侦探们无孔不入。他们知道劳动者新家的地址，知道他们什么时间去新公司。我有90%的客户遇到过跟踪、偷拍。有的侦探的跟踪能力很一般，他以为自己没被发现，其实已经被发现了。但你知道自己被跟踪，依然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有的公司就是打明牌，告诉你，我在盯着你。有位客户一直知道有人在跟踪自己，在小区见过那个人好几次。有天，我客户打车去一个地方，快到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就在那蹲守。我客户觉得很恐怖，他怎么知道我要在哪儿下车？另一个客户离职不到一周，就听前同事说公司请侦探去调查你了，然后，就发现私家车底盘已经被装上了GPS定位仪。公司方提供的偷拍视频，有的跟谍战片一样。我的一位女客户走到写字楼门口，发现后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的在拍她，她迅速跑进楼梯口。那个长达2分53秒、摇摇晃晃的视频里，女生一直在前面跑，持手机的人在后面追，楼梯间就他们两个人。那栋大楼有很多家公司，这段视频甚至证明不了她在哪一层办公，但对方还是作为证据提交了。另一位1998年出生的女客户，在看到对方提供的证据后，才知道自己被一个男性持续跟拍了好几天。她回想某个画面，意识到偷拍她的人伪装成外卖员跟着她进了电梯，那个人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在外卖柜前打电话。还有一个客户的新公司已经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结果，公司拍了一张1200人的大合照，侦探从这张照片里找到了他。公司方提供的核心证据是，证明这个人入职了竞对公司。公司不需要证明这个员工真的泄露了商业秘密，因为竞业限制和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不一样，你只要入职了竞对公司，就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现在，大家入职时几乎都要签竞业协议、保密协议，不签就没法入职。至于法院是否会采纳侦探取得的证据，要看是否涉及到个人隐私。如果是劳动者出入竞对公司大门的视频录像，即使是偷拍，法院也会认定是有效证据，因为是在公开场合。如果是在劳动者家里安装了监控，或者，劳动者在竞对公司开会时，有“内鬼”悄悄录音（这种行为更糟，这是在鼓励告密），这就侵犯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公司的商业秘密，这类证据涉嫌违法，不会被采纳。竞业限制案件属于劳动争议，意味着必须在用人单位所在地起诉。我去某大公司所属的A市法院，明显感觉到公司方律师就跟“回家”一样。不是说他们有利益勾结，而是公司方跟法官很熟悉，他们了解法官的风格、法院的构造。我能做的是通过公开信息、庭审录像去了解法官，看看他过往是怎么判的。如果是风格强硬的法官，那我在庭上只说重点，点到为止；如果是喜欢律师多解释的，我就多准备点内容。对于地方而言，一个市、一个区可能就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肯定希望企业活下来，劳动者毫无疑问是弱势方。法庭上的打法，总结来说是两类：坚决抵抗和投降主义。如果公司提供的证据很确凿，视频里就是你入职了竞对公司，那我们就向法官、仲裁员“投降”，承认我确实入职竞对公司了，但是我认为违约金太高了，请求减免。有时候法官也会帮忙调解，你看人家都承认了，节省了大家的时间，违约金再降一降。但是，只要有一丝打赢的可能，就坚决打下去。比如对方的证据有重大瑕疵，存在拍摄合法性问题、无法提供证据原件、竞业协议不合理，等等。我的一位客户曾经是A公司程序员，离职后，他入职了B公司。他非常诚实地向A司汇报这件事。B司和A司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一开始，A司也不认为这算违约，一直在按期发放补偿金，过了四个多月，我的客户突然收到法院传票。A司说，B司依然涉及竞业限制，因为B司是互联网大厂C的关联公司，而大厂C在A司的竞业名单里。当事人要赔偿A司5倍年薪，400多万。我客户非常震惊，因为大厂C的关联公司几乎涉及各行各业，而且他很真诚地汇报了自己的去向。于是，我们查阅了相关公司的所有上市公告，中文版、英文版，还梳理了大厂C的所有关联公司，列成了一张表格。我们最后提交了9组20多项证据，上千页。在庭上，我把B、C公司是怎么成立的，什么时候合并的，什么时候分开的，按照一定的逻辑完成论述。我的重点是，B不是C的关联公司。我感觉仲裁员都听入神了。目前，这个案子还在等结果，我的客户也在B司正常工作。我有时候觉得，有的公司其实知道自己有败诉的风险，但是起诉没有成本，赢了就能得到上百万违约金。但这一纸传票，快把普通人的精神压垮了。如果在仲裁阶段就能和解，一般需要几个月，进入一审可能要一年。很多劳动者不希望一直打下去，很折磨人，那种不确定性一直刺激着他们。你别看他们年薪七八十万很高，如果真赔付上百万，一个家庭可能就赔个底儿掉，因为税后收入没有那么高，并且在大城市往往还背着巨额的房贷。我也会跟当事人聊他们的经历，恨不得从出生聊起。因为一个人的家庭情况、成长背景很重要，比如出生在农村，家里几代务农，读书时勤工俭学，或者是父母身体不好等等，都属于谈判的特殊情况。有一个女孩的妈妈得了严重的心脏疾病，手术费用要20万，她爸还欠了很多钱，甚至把她妈妈的医疗保险都停了。这个女孩的违约金是2倍年薪，如果她的钱用来赔偿公司，她妈妈就没钱治病。我就给公司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说这个案子打赢打输，对我个人没有好处，但她真的是特殊情况，大家应该考量一下。后来，这个案子就以特别低的金额和解了。和解完，女孩在电话那头大哭。有一个男生非常可惜。他从西北的山村考出来，985高校本硕毕业，入职了某互联网公司。离职后，他被要求赔两倍年薪违约金，100来万。他因此重度抑郁，在新公司的工作状态特别差，经常情绪不稳定，爆哭。我每次和他说话都小心翼翼，生怕刺激他。他的案子还在二审审理中。他说如果真执行，他就回老家，当老赖，躺平。我听完很心痛，我觉得这才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我目前接触过的竞业限制案子有100多起，进入诉讼阶段对簿公堂的有几十起。这类案子不见得必须进入诉讼阶段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会帮当事人和公司谈一谈，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有时候，双方在法庭上狠狠打了一场，反而有概率再谈判，以打促和。因为有的公司觉得自己必胜，调解很没有诚意。如果能打一场诉讼，让公司方发现他们的证据有重大瑕疵，论述思路有问题，我们这一方不好欺负，对方的态度反而会软下来。我在2021年开始接触竞业限制领域。不过，我当时所在的律师团队是为公司服务的，有很多大公司、上市公司的客户。为公司做事时，我有时候会感到很痛苦。开会时，侦探说，今天跟着谁了，怎么取证了，拍到什么了；公司某个人说，谁谁答应赔偿了，一群人在欢呼。我理解大家，案件赢了当然值得庆祝。但是我反而感到有些难受，每个人离职都可能会被起诉，这让我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身为律师，我绝对不可能批评我的客户。每个法学生在大学期间都会学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律师的天职是在合法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其次才是自身的价值追求。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些难受。在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时，我参加过一个叫“法律诊所”的学生社团，是做法律援助的。我进的是劳动组，帮助对象是底层劳动者，货车司机、在按摩店打工的。他们遇到了欠薪、工伤等劳动纠纷，找我们帮他们免费维权。我们经常去社区摆摊，提供法律咨询，很多大爷、大妈过来询问。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说话颠三倒四，逻辑感不强。毕竟谁遇到纠纷，都会慌张、无助，需要心理安慰。但是，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劳动者是弱势一方，更需要帮助。我记得一进社团墙上就挂着一幅字，上面是我们原副校长徐静村教授写的“所有人的正义”。去年我离开团队决定单干。当时我不知道我能拓展什么业务，不妨试试竞业限制领域，但这次，我旗帜鲜明地只接劳动者这一方。大约有十几家公司找过我（代理），我说很感谢你们的认可，但是确实没办法合作。我本来就是因为内心有愧才选择独立的，假如劳动者发现我同时也做企业端，他们肯定不会信任我，或者说我不会信任我自己。大多数律所更愿意做企业端，因为客源稳定，能付更多的钱。另外，每家律所都存在一个制度，叫“律所内部的利冲制度”，如果某家公司是律所某个律师的客户，那律所再帮助劳动者对抗这家公司的话，就会造成同事之间干仗，形成利益冲突。我有律师朋友、同学接企业的案子，或者在企业法务部工作。我们私下也会见面。他们有的感受很复杂，他负责调查的离职对象是自己的前同事，甚至是朋友。当然，这是工作，和私人道德无关。我也理解人在屋檐下（的状态）。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同行，接触更多的是企业管理层，他们会认为公司方发动竞业限制是正义的，因为有的企业确实面临优秀人才的流失问题，乃至影响了公司的稳定。只是，我更多接触的是打工人，我选择站在劳动者的立场。这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人总是要有立场的。当然，公司有时候也是正确的。如果一家公司研究某个产品很多年，竞争对手想“摘桃子”，把高层、骨干全挖走了，那公司就瘫痪了。我接手的5%案子里公司方确实有道理，比如掌握公司核心秘密的高管去了竞对公司；剩下95%，我认为公司方没有道理。竞业限制是舶来品，在英美法系里存在几百年了。中国加入WTO后，引进了竞业限制制度，本质是保护知识产权，让公司可以放心大胆地培养员工，不至于被员工窃取商业秘密。2008年，竞业限制第一次被规定在《劳动合同法》里。而《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条显示，该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竞业限制制度非常矛盾，它存在两个冲突的价值，一个是公司的商业秘密，一个是员工的劳动自由。如果以牺牲劳动自由为代价保护商业秘密，我不觉得这是正确的，完全可以有其他方式保护商业秘密。在我看来，竞业限制有一种不论员工到底有没有泄密，只要你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你就要赔钱（的问题）。但是，要证明一个员工泄密、给公司造成损失，太难了。现在很多国家、地区都在限制或者废除竞业限制，比如美国加州。他们鼓励人才流动，鼓励竞争，所以加州才有硅谷的诞生。一些国家完善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举证，比如侵权、反不正当竞争。当其他法律法规可以保护公司的创新和商业秘密时，自然会压制竞业限制制度。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最需要改正的是规定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上限，不能企业想怎么约定就怎么约定。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竞业限制领域非常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审判的温度体现在法官是否看重细节，是否关心具体的人。有的法官判决时会考虑到当事人是勤工俭学，入职公司才几个月，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等等。也有法官认为签约了竞业协议就该履行，我作为律师解释再多，但他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没办法了。我曾经听一位仲裁员说，你都年薪四五十万了，赔100万的压力没那么大。我觉得这有些傲慢，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换位思考。我们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也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我认为应当权责相一致，劳动者得到了多少，什么职级，在此基础上赔多少违约金才合适。如果底层员工不应该赔，法院就应该加大审查力度，或者出具相关的司法解释。否则，竞业限制滥用的代价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在承担。作者

一个超过240人、名为“休学机构考察”的群聊里，汇聚着奔波在全国各地、只求为自家休学的孩子觅得一个理想去处的家长们。发言通常以家长（绝大多数是妈妈）介绍孩子情况开启：年龄跨度从13岁到19岁，初中生居多；男女比例大致相仿；有的孩子休学过不止一次；孩子的种种表现中，“不想出门、没有社交”，“在家黑白颠倒、整天玩手机”，“对父母不信任，说不到一起”，是许多家长共同的困扰。入群前，很多家庭都尝试过心理咨询与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等。焦虑从字里行间溢出来。“天天上火，口腔溃疡都没好过，熬吧”，一位高中休学两次的19岁女孩的妈妈说。求“药”心切的家长将目光投向了休学机构。据凤凰网不完全统计，目前面向休厌学青少年的社区/基地在全国至少有25个，在与“躺平”文化紧密绑定的大理分布最多，其余散落于有大量“海淀妈妈”的北京、科技之城杭州，还有近年来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成都等地。不同休学机构的特色各异。有的主张“完全接纳”，以“躺平”“摆烂”“休学搭子互助”为特色；有的主打自然疗愈，让孩子们在依山傍水的环境里诵经、劳作、读书；还有的休学中心综合心理咨询和趣味活动，戏剧、塔罗牌、cosplay甚至是王者荣耀都会出现在课表里。差异里也有共性：在休学机构，通常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没有一定要上的课，也没有老师和学生之间泾渭分明的权力关系。休学机构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背后，是青少年群体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蔓延开来的休学现象。《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超过2800万人，占比达30.28%。另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接受调研的1232个孩子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家庭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学次数为1.71次，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前述报告还指出，与其它治疗方式相比，改变生活方式（如运动、调整饮食作息等），是最多家长认为治疗效果好且稳定的选择。休学机构的涌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一个理想的休学机构，应该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孩子们需要什么？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与传统教育体系偏离、脱轨，他们被复杂的情绪缠绕。有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都能坚持，我却不行”；有羞耻感，“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认出来，我怕他们笑我”；也有迷茫，“不上学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他们想要认识有类似处境的同龄人，渴望不安全感被抚平，也期待在精神上得到引导。凤凰网联系上6所休学中心，也和7位尝试过休学机构的青少年或孩子家长聊了聊。在花样繁多的休学机构之中，焦灼的家长和艰难疗愈自己的孩子们，能找到心中的应许之地吗？5月的一个周六，几个家庭聚在北京六环外的一栋二层小楼。当日是一家休学机构的开放日，穿着邓布利多COS服的创办者在台上介绍着心灵陪伴、博雅教育、项目式学习等理念，直到一句“游戏也是教育的载体，王者荣耀也可以是课程”，让台下的陈丽敏微蹙起眉。今年42岁的陈丽敏是一名初中老师，她循规蹈矩的生活在这个春天被骤然改变：读初一的儿子晓哲从不想写作业、和同学有矛盾，逐渐发展为在学校总喘不上气、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最后她只能给孩子办了休学。三个月以来，陈丽敏“四处找方法”，中药吃了，心理咨询做了，收效甚微后她在网上搜索起休学机构。于是这天，顶着漫天飞絮，她带着13岁的儿子一早从河北保定驱车来到北京。面对接待他们的老师，她的第一句话是，“他老玩游戏，眼（睛）疼”。到了家长交流环节，陈丽敏按捺不住疑问：“还要让孩子打游戏吗？孩子在游戏里出不来怎么办？”儿子晓哲这时插话进来：“其实我不是爱玩游戏。白天我妈上班去了，我妹上学去了，我爸不上班（晓哲休学后，爸爸请长假在家陪他），也整天躺在家里玩手机，我有什么意思？”陈丽敏苦涩地点点头。谈到游戏，在场的另一位16岁的北京男孩嘉辰也有话说——客观来讲，他无疑是一个游戏少年：休学两年半以来，他常常在原神、和平精英等游戏编织的虚幻世界里酣战到深夜两三点，直到眼花背疼才停下，还为一款游戏充过十几万元——“我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乐都可以在游戏里找到，如果没有游戏，我早就无聊到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两年半的休学时长让嘉辰爸爸已然有历尽千帆之感，“我现在觉得游戏是救孩子命的东西”。休学、厌学的青少年常常同时被贴有网瘾少年的标签，一些孩子被父母强行送进“戒网瘾学校”，被关禁闭，被体罚，被殴打。而在大部分休学机构，孩子们能得到充分的手机自由、游戏自由。“如果你认为通宵打游戏、有网瘾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残废，请不要断然扔掉游戏这根拐杖，否则瘸子很难活。我们要在生活中构建他真实的乐趣、社交和意义感，把瘸腿治好了，拐杖自然就不用了。”在大理和成都运营着面向休厌学青少年营地的陶乐茜说。对于游戏，陶乐茜认为堵不如疏。有个14岁女孩被爸爸形容为“打游戏打得昏天暗地”，来到营地后，陶乐茜为她设计了一个“游戏陪练”的职位，有两个要求：一，带营地其他小伙伴一起打游戏；二，给她爸爸讲解一款游戏，“如果你做到这两点，你不仅可以随便打游戏，我还给你发工资”。女孩很开心自己的领导力被看到了，和父亲的关系也在借助游戏的互动中转好。◎

拿到哈佛大学offer、原计划今年9月入读的丁鸥，在赴美签证这关，被卡住了。“上周还有几个过的，这周全给的AP。”近半个月前，她来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申请材料——这原本应该是一趟丝滑的旅程，但签证官见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收走了她的护照、递回一张AP单据（Administrative

在一堂性教育课上，老师苏艳雯问一个孩子，如果我用某某东西交换，让你脱裤子可以吗？孩子拒绝了。苏艳雯又问，那用糖果交换呢？孩子立刻起身要脱裤子。苏艳雯没想到糖果的诱惑力那么强，她和同事不敢再在课堂上提“脱裤子”。她改问学生，如果我用糖果交换，摸一下你好不好？一个孩子没说话，起身，转过去，撅起屁股。“我们跟家长讲，不要用条件交换的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坏人也会跟孩子交换条件。”说这些时，苏艳雯坐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附近的咖啡店里。她短头发，戴眼镜，穿着蓝色短袖，面前放着一台合起来的笔记本电脑。苏艳雯是广州少年宫的性教育专家讲师，学生是心智障碍孩子，包括孤独症、唐氏综合征、罕见病等，这几年还来了不少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2010年，苏艳雯在大学毕业后从事心智障碍性教育，今年是第15年。15年里，她陪伴心智障碍小孩，也陪伴家长——大部分心智障碍小孩遇到性问题时家长的反应是“紧张无措”，以至于孩子正常的需求被一再忽视、压抑甚至阻拦。比如自慰，心智障碍者很难想出瞒过父母的方式，他们一辈子活在家长眼皮下。在一些家庭，只要孩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待得有点久，家长就会故意敲门，让孩子走出房间。苏艳雯的工作是帮助孩子和家人正视他们的性与爱需求。许多心智障碍孩子难以界定公共空间和隐私空间，也难以区分“表达喜欢”和“性骚扰”。当他们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心仪对象，可能会对他/她一直笑，或者尾随——可能被误认为“色狼”“故意骚扰”。苏艳雯会通过反复训练，帮他们区分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和交往边界。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但心智障碍孩子一定要“确定”。他们会机械记忆规则，却难以灵活应用于现实生活。比如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孩，每次来教室都向苏艳雯热情问好，有一天课后，苏艳雯看到他在马路对面，向他挥手，男孩“像看到鬼一样”跑掉了——没人教过他在大街上看到老师要怎么回应。显然，只依靠机械记忆和刻板行为很难“谈甜甜的恋爱”。苏艳雯的教学中也包含让孩子学会拒绝、接纳拒绝。苏艳雯希望性教育课程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减少他们在公共场域中不恰当行为的可能（比如脱裤子、自慰），以及当发生相关问题时，他们能做什么（比如寻找洗手间等隐私场所，求助于家长）。因此，比起一般孩子性教育课程更偏向理论（讲生理变化的原理），心智障碍孩子性教育课程更偏向实践：学习基本技能。比如月经课程，一般学校会教女性身体结构，月经周期的原理和健康的应对心态，但心智障碍的课堂上主要教一件事：如何使用卫生巾。孤独症教育工作者吴良生曾参与训练一位孤独症女孩学习使用卫生巾。尽管做了大量前期训练，女孩依然不知道要主动使用，也不知道该何时更换。甚至在更换卫生巾5分钟后，就把它撕下来，拿在手里玩。去年，一位母亲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她描述女儿是重度孤独症，完全不能自理。女孩来月经后，弄得手上、床上、衣服、家具上都是。这位母亲只能让女儿全天穿安睡裤，也许因为不舒服，女孩不停地用手抓私处，指甲缝里的血用软刷子都刷不干净。这位母亲询问网友，能否切除女儿的子宫。自闭症癫痫孩子的母亲、博主马女士在今年3月写道，一位女性朋友、也是一位母亲，建议她带女儿做绝育手术，甚至摘除子宫。理由是，担心女孩长大后遭受性侵而怀孕。课堂上，苏艳雯会带领孩子们通过情景模拟反复练习。她首先展示卫生巾，请他们触摸质感，一步步演示如何拆封，如何使用，如何把用过的卫生巾包起来，丢进垃圾桶，以及如果弄脏了裤子怎么办，还有很重要的，不要害怕经血。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好几个月和大量的耐心。还有的孩子无法教会，家长只能到点去学校帮孩子换卫生巾。成长时期已经如此艰难，那么长大后呢？《大西洋月刊》曾报道那些成年的孤独症人士，发现他们会经历世界性难题“福利断崖”：成年后，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资助、同理心和关注将断崖式锐减，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永远是下一个特殊孩子。正如美国自闭症研究者Paul

“中国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美国鸡爪吗？没有美味的鸡爪，你能扛几天？”一个月前的4月9日，特朗普宣布对全世界征收“对等关税”的第7天，美国网友Luis在小红书上发布了一篇帖子。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鸡爪进口国和消费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最主要的猪副产品（猪内脏、猪头、猪蹄等）买家。而美国多年来都向中国出口鸡爪与猪副产品。“关税战”一来，Luis的帖子也一下火了，评论超过800条。有网友调侃了美国近期因禽流感而来的“蛋荒”：“不用担心，现在你们连鸡蛋都没了，拿什么来养鸡卖？”也有网友搬出排行榜说话：“我们这里的鸡爪子多数是巴西的。”——2024年，巴西是中国最大的鸡爪进口国，美国排在第四位。中美网友们在评论区的激烈嘴仗所映射的现实是，在这个不平静的4月，鸡爪与猪副产品，也成了备受关注的一大中美贸易焦点。“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加过关税，最后这些关税都是美国厂商承担的。”中国肉类冻品进口商许娟说，和多年前“完蛋了”的感觉相比，这一次，她的心里波澜不惊：她相信不吃鸡爪的美国人，仍然会为翻倍的关税买单。5月12日，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大幅降低双边关税。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波折，美国的鸡爪和猪肚还能顺利重回中国市场吗？在中美对峙的一个多月里，中国肉类冻品进出口商严俊亏了不少。此前，他的一货柜美国鸡爪没有通过中国海关查验，理由是“感官不符”。美国工厂告诉他，不如运回美国再重新发到中国，损失无非来回运费，1万美元左右。严俊接受了。在他为鸡爪办理退港手续时，关税战降临了。一货柜鸡爪的价格为约8万美元，严俊公司的利润在3%-5%之间。美国4月2日第一波对中国征收的“对等关税”是20%，中国4月4日的反制是加征34%关税——这意味着严俊亏定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但局势一再水涨船高，美国开始加征第二波关税，接着中国又开始反制……几轮下来，严俊要面对超过140%的关税，他进退维谷——如果把货退回美国再发回中国吧，赔得更多；请中国海关直接销毁吧，不但货没了，还得支付处理费。“我们是受害者，很无辜。”严俊说。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他身上。他听说，两个礼拜里，深圳盐田港有不下50柜货物遇到了类似情况。大家最后只能顶着巨亏，把这些货运到越南、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销售。美国进口货物占严俊进口量的20%-30%，他那些主要做美国进口的同行更惨，直接100%断货。心痛损失的同时，严俊又觉得解气：“没想到中国这么硬，我们也希望中国这样去干。”他安慰自己，“那钱赔了就赔了”。据卓创资讯数据，2024年，中国进口了近45万吨冻鸡爪，美国占了十分之一。此次被卷入关税大战的除了鸡爪，还有猪副产品——中国是美国猪副产品的主要买家。2024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了价值11亿美元的猪肉，其中猪副产品的占比超过了80%。许娟所在的肉类进口公司就从美国进口鸡爪和猪副产品。在特朗普的首任任期里，她已经感受过一次加征关税带来的冲击。原本，猪副产品的关税是12%。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同日，中国宣布，对同样规模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这意味着猪副产品的关税涨到了37%。“事情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所有人措手不及。”许娟说，看到新闻，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她紧急联系美国厂家，精算成本，调整合同单价，然后双方重新签署了一份合同。但许娟公司并没有损失——她会“倒推”，也就是根据中国市场的售价，扣掉所有运费、港口报关费、增值税、关税，留下自己的利润点，再给美国厂家一个报价。那次，她成功地大大压低了报价，相当于“最后这些关税都是美国厂商承担的”。许娟说，就自己所知，美国猪、鸡、牛产品都是如此，“中国的进口商没有承担过关税”。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肉类生产厂商，成为了美国发起的关税大战的受害者。许娟发现，在2018年中国反制后，美国肉类生产厂商的很多产品无法再出口到中国，“很多厂倒闭了”。那些无法出口的副产品，往往只能被做成宠物食品销售，价格大打折扣。“现在中国的美国鸡爪还有库存，消耗完起码要3-4个月，可能到9月才能看得出来鸡爪会紧缺到什么程度。”许娟说，就自己所知，部分美国厂商已经在想法转战中美洲市场。英国作家扶霞被称为“最懂中餐的西方人”，她喜欢兔头、猪脑花在内的各种“重口味”中国美食。在《鱼翅与花椒》一书中，她生动描述过“典型的英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啃鸡爪”的场景：“那鸡爪看着跟人手几乎一般无二：瘦瘦的手腕、突出的骨节，但是皮很紧，是鳞片状的，还有又尖又长的趾甲。老太太把这东西一点点塞进嘴里，啃咬起来。”这种感受，在欧美国家比较普遍。“欧美人不怎么吃鸡爪，觉得没肉、不好啃。”严俊说，10年前他到德国去收鸡爪，德国厂家告诉他，我不收你钱，但你也别收我钱——厂家以前都是付费让卫生部门把鸡爪销毁的。做外贸生意，也像做一场食物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欧美之外，严俊发现，中东国家也不吃鸡爪，吃的是鸡胸肉。对比之下，“中国在全世界的鸡爪消费量是最大的”。而中国人对鸡胸肉不怎么热衷，所以他也会将中国的鸡胸肉出口到海外。严俊还专门调查过中国人吃鸡爪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有点心酸——“以前穷，人多，没东西吃。”他觉得这跟重庆火锅的起源一样，因为贫穷，当地船工用便宜的毛肚、黄喉、百叶和辣椒花椒煮一大锅解饿驱寒，后来这道美食流行了起来。但如今鸡爪的身价陡增——“因为中国人爱吃，现在全世界的鸡爪都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严俊表示，现在美国、巴西、阿根廷、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都对中国出口鸡爪。最新加入的鸡爪供应商是乌兹别克斯坦，去年4月，第一批40吨乌兹别克斯坦鸡爪从新疆入境，进入了广州、成都等地。不同国家的鸡爪价格不一：俄罗斯鸡爪售价往往是4000美元一吨，泰国是5000美元，而美国规格较多，从3000多美元到6000多美元一吨的都有。严俊计算过，如果一吨鸡爪是4000美元，折合下来一个30克的鸡爪成本相当于人民币1块钱，一斤的成本不到20元；但经过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和零售商，等到了街头小吃摊这样的餐饮链条末端，一斤网红柠檬鸡爪的价格可能达到70-80元。严俊表示，随着中国餐饮的出海，欧美这些年多了很多中式火锅店、饭店，中国大厨会把鸡爪卤好并脱骨，给老外尝试，“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竟然这么好吃”。加上当地华人的带动，这两年来，愿意吃鸡爪的欧美人士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他们所消耗鸡爪的比例仍然极小。“牛肉美国还能出口到全世界，但在鸡爪子这块儿，美国工厂对于中国市场是特别依赖的，它们找不到替代客户。”严俊说。与鸡爪情况类似的，还有猪蹄、猪大肠、猪肚等猪副产品。严俊是个敏锐的商人，他表示，市场上猪副产品的价格早就超过了猪肉价格，“五花肉不贵，但是猪手猪脚贵，猪大肠贵，猪肚贵”。许娟表示，行情好的时候，美国的优质猪蹄可以卖到2.7-2.9万人民币一吨，猪腰1.6万人民币一吨，猪心1.3万人民币一吨，“都是可以卖上价格的”。这一个多月里，少了中国内地这个大买主，严俊听说，美国的肉类工厂“能往中国香港卖一点算一点，但都是杯水车薪”。“中国对于猪耳的需求也很大。而在猪口条这部分，除了中国之外，美国很难有比较好的市场。”许娟说。2025年5月8日，《日经亚洲评论》称，因关税造成对华出口减少，美国来自每头猪的收益将减少8-10美元，每年减少10亿美元。5月10日，据美国《福布斯》巴西版报道，美国向中国出口鸡爪，一磅（0.45公斤）能赚0.8-1美元；如果鸡爪在美国卖给动物饲料公司，售价会下降90%，一磅可能只能卖到0.05-0.1美元。“它们本可以在中国市场实现其价值，如今变成了泡影。”该报道称。严俊和许娟都认为，盲目加征关税反而会助推美国内部通胀：美国把猪副产品卖给中国，分摊了成本，所以在美国，五花肉可以只卖5美元一公斤。但如果猪副产品卖不出去，五花肉就得涨价，一公斤可能就要卖7美元。“鸡爪子出得多，杀的鸡就多，养的鸡就多，豆粕、玉米饲料就用得多。”严俊表示，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产业链，现在多方利益受损，美国肉类加工厂商跟他抱怨自己的屠宰量减少了很多，什么都在涨价，“他们一直在骂特朗普”。另一方面，中国进口商开始放弃美国，转向其他国家进货。严俊回忆，4月加税消息一出，鸡爪和猪副产品的价格都涨了10%，但一周后就恢复了正常——“其他国家的货进来了，尤其是巴西和俄罗斯的货”。之前许娟听说美国猪肚是国内某知名连锁火锅品牌猪肚鸡火锅锅底的主要原料，“卖得很开”。但现在，她发现大家开始尝试用加拿大、荷兰的猪肚替代美国猪肚了。农牧大国阿根廷的替代品也即将行路中国了——今年3月，中国解除了两年前因禽流感对该国禽类的进口禁令，阿根廷鸡肉即将重返中国市场，当地猪副产品也将进入中国。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还包括西班牙。严俊和许娟都注意到，4月2日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不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访问了中国，中国和西班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中的一条就是进一步扩大西班牙猪肉出口，而西班牙猪肚也有望对华出口。“从我们冻品这个小行业来说，贸易战对中国影响不大，但对美国影响是挺大的。”严俊说。尽管不具备不可替代性，但美国产品并非没有优点。许娟以鸡爪为例。在冻品行业，鸡爪会被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柄鸡脚，一类是不带柄的凤爪。“美国的凤爪主要以大取胜。”她说，美国凤爪一只重量可以达到50克，还是煮熟的；对比之下，巴西的凤爪一只重量达到40克已经是A级了，还是生的，煮了要缩水15%。对一个烧烤摊主来说，一根烤串上串一个美国大凤爪，给人的感官效果要远好于一根烤串上有两个巴西小凤爪，“你到北方吃烧烤，串小了，就是不招人喜欢”。许娟觉得，如果没有了美国大凤爪，中国的烧烤摊可能会“比较痛苦”。美国和巴西的鸡产品还有一个优点：工厂规模化生产，从养殖到屠宰、分割、冷链运输一条龙，非常标准化。对比之下，“俄罗斯人生性豪放”，工厂规模化程度不高，可能去收其他家的产品贴牌，她就收到过一些有质量问题的，“没有办法处理”。但进口生意人最想规避的，还是政治风险。5月12日，中美发布了联合声明，但此前的余波未息。“现在大家都暂时不用美国产品了。”严俊说。

在为期两天、马拉松式的中美经贸高层会谈结束后，北京时间5月12日15点，双方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方取消了共计91%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91%的反制关税；双方还将在接下来的90天里，暂时免收24%的加征关税。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随后，人民币汇率、港股尾盘大涨，今天A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经济学家张智威向媒体表示：“好得超出我预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认为，大幅降税后，中国输美商品的平均税率约为30%，许多贸易仍可进行。一个月前的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全球关税战，持续刷新历史时刻。截至会谈前，美国对中国加征了至少145%的关税；作为反制措施，中国对美征收125%的关税。我们曾在第一时间对话了六位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其中五位是家族企业的“厂二代”，一位80后，三位90后，一位00后。最后一位是在2008年——全球化浪潮最热时——创办外贸公司的老贸易人，过去17年里，他公司的几次重大转向都和特朗普有关。这一个月里，他们每个人的生意都因为大洋彼岸那位总统先生鸡犬不宁。调整价格已经不在考虑范围。有人抱着“找准有利时间点把工厂打包出售”的想法，有人感叹生不逢时，“我父亲是完整吃到时代红利的一代，而我们上来当头一棒。”浮沉不定的情绪终于在5月12日下午（暂时）落定。这一个月，让每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人重新理解“今天”在历史中的位置：过去三十年逐步形成的国际贸易秩序走到了拐点，合作或是脱钩，它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5月12日下午3点刚过，山东贸易人张东阳在第一时间将中美会谈结果的新闻转发到朋友圈。接着，他点了一根雪茄。一个月以来，这是他最如释重负的时刻。考虑到美国接下来有90天的24%关税暂停期，张东阳希望抓住这个窗口期。他和同事立即通知国内供应商：抓紧生产，安排发货。在上海做服饰配件外贸生意的台湾人袁皓天也迅速联系了货代公司，确认细节。按照谈判结果，此后90天，他和美国客户所要承担的关税是“基础关税加30%加征关税”。“一口气能降到30%，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电话里，袁皓天的声音非常愉悦。与此同时，有美国客户驻中国分公司的人员主动联络他，希望提供最新的产品报价，并确定交货期。袁皓天说，现在全世界最忙碌的是货代公司，因为全部需要重新报价。他判断，随着接下来出货量瞬间增多，原定出一个柜子（指集装箱）的可能增加到三五个柜子，短期内中美航线运费或许会有一波涨幅。昨天，联合声明一经发布，多家欧洲航运物流公司的股价上涨。3月底，发出美国客户的最后一批货后，袁皓天公司的美国订单全部暂停了（占比30%）。他们有一位合作30年的老客户，每年下100多万美元的单子。他的货已经生产得差不多了，此前也暂停了后续出货。一个月前，袁皓天还在感叹，最差的情况是，运不出去的货烂在自己手里。袁皓天是此次对话中唯一经历2018年贸易战的“厂二代”。特朗普曾在2018年到2019年的14个月里，连续对中国产品增收关税。上一次，袁皓天公司的产品被美国加征了10%-25%不等的关税。解决方案是，买卖双方各自承担一部分，余下加在消费者身上。以帽子为例，“消费者可能（多支付）几毛到一块美金，一般消费者不会有感知。”袁皓天说。事实上，4月2日，美国对华加征34%关税时，袁皓天、张东阳都和美国客户商量，新增的关税成本由双方分担，中美生意还能继续做。直到事态一路失控，特朗普宣布对华关税飙升至145%，人们已经不再计算125%和145%之间的关税差值。用江苏某服装厂“厂二代”陈宇的话来形容，究竟是125%、145%，甚至是1450%，没什么区别——它们都属于破天荒的范畴，生意已经没得做了。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即便关税税率没有保持在高位，降至50%左右，依然会对中国众多企业造成严重伤害。”4月上旬起，中美外贸人们无法做出任何决策性行动。“暂停”、“观望”、“等等看”，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表达中。美国订单要么暂停生产或出货，要么直接取消。柬埔寨某服装厂“厂二代”小馨听国内同行说，有工厂停工了，给工人们放了长假。陈宇说：“服装的利润率到手也就6-8%，这是服装行业的共识。你只要加超过10%的税，服装行业就是结束。”张东阳的一位美国客户是特朗普的拥趸，他支持特朗普的禁毒和移民政策。去年美国大选时，这位认为拜登政府昏聩无能的美国白人向特朗普投出了宝贵一票。过去一个月，这位客户为总统的任性焦头烂额，他向张东阳抱怨，“太离谱了。”陈宇收到十几封狠狠吐槽特朗普的美国客户邮件。他第一次遇到美国客户在正式的书面商业邮件里使用脏话，比如他曾收到的这封信里，客户说自己“fucking

2025年4月15日中午，中俄边境城市黑河，市中心的华富商场——俄罗斯人在黑河最爱逛的购物中心——俄罗斯萨哈林州居民尤丽亚张开嘴，向我展示自己“新鲜出炉”的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几小时前，她刚在黑河一家民营医院完成了“3D二氧化皓全瓷牙修复手术”。“我原来的牙齿很吓人。”尤丽亚展示手机里的术前牙齿照片。“我的牙因为缺钙坏了，有很多蛀牙，补了很多次。”这次跨国就医之旅，尤丽亚说，“我最开心的是收获了漂亮（的牙齿）。我想漂漂亮亮地去上班。”在中俄边境，如黑河、绥芬河等城市，以看牙和中医保健为主的医疗旅游正在“圈粉”大量俄罗斯人。其中，“中医粉丝”们喜爱推拿、针灸、拔罐，也服用中药方剂；牙科患者们则来自俄罗斯全境，比如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以及更远的莫斯科、诺夫哥罗德等地，后两地到黑河的陆路距离分别为7430和7500公里，即使不眠不休24小时驾驶，也要开上4天半才能到达。这不远万里的驱动力或与俄罗斯人的消费降级有关。俄乌战争以来，卢布大幅贬值。2024年俄罗斯GDP虽上涨4.1%，但据报道近年俄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国防开支”。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通胀率将达到9.3%。对比之下，到中国做中医保健，价格比俄罗斯低一半，而牙科手术花费只有俄国国内三分之一左右，一次可以省下好几万元。对如今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笔钱并不是小数。另一方面，中俄关系持续深化，“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两国签证申请简化，航线网络扩展，航班数量增加，目前中俄每周至少有170个航班，2024年俄中旅客流量达到278万人次，其中俄航运载近83万人次，是2023年的三倍。这一切都让俄罗斯人前往中国的医疗之旅越来越便利。在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下简称布市）隔江相望的黑河，跨境医疗热还在持续升温。黑河与布市最近距离仅有700米。4月中旬，中俄界河的黑龙江仍未解冻，眺望对岸，布市建筑清晰可见，高层楼房不多。◎

这个黄金周，不少游客薅上了政府机关食堂的羊毛——据凤凰网统计，五一期间，北京门头沟、重庆荣昌、湖北赤壁、浙江衢州、安徽黄山徽州区和黟县宏村镇、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甘肃敦煌等地超过10家政府食堂对社会开放，推出了价格相当实惠的便民餐：标准配置是10元的四菜一汤，单份菜价可以低至3元……“觉得政府特别地亲民。”当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政府食堂体验了一次人均20元的自助后，游客徐静说。对比之下，附近的一家网红餐馆，人均消费是80元。实惠价格，还有或多或少的探秘心态，是游客们到政府机关食堂打卡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五一宣布“宠粉”的政府机关食堂，俨然成为了外地游客眼中一景。据媒体报道，荣昌区政府食堂在5月3日到达了游客最高峰，接待了17000人次，是平时的20倍。食堂一天可以消耗1500斤猪肉、280盆米饭，因为平均每天要砍800多只卤鹅，有的厨师手都砍起泡了。抖音上，一条有关荣昌区政府食堂的短视频，点赞量是34.7万，评论数达到了3.8万。“没想到，五一假期最火的竟然是荣昌机关食堂。”有网友如是评论。5月1日当天早晨，浙江宁波游客李佳佳和朋友坐旅游大巴抵达安徽黄山黟县的宏村，这是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村落，留存着大量明清建筑。安顿下来后，她们给自己规划的第一个景点，便是镇政府食堂。李佳佳是4月下旬决定到宏村过五一的。此后，她做攻略时无意中看见黟县政府公众号“黟县发布”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宏村宠客继续上分”。里面提及，五一期间，宏村镇政府食堂对游客开放，提供暖心套餐，“五菜一汤，只需十元，每日不重样”，此外只需5元就能加购当地网红美食毛豆腐。“去了就去感受一下吧。”出发的前夜，李佳佳对朋友说。◎

凌晨，那个昵称叫阿波的年轻人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推荐栏里，这次他cosplay的是《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对段小楼说的一段台词：“师哥，你忘记我们是怎么唱红的了……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直播间给了他脸部特写，他长得浓眉大眼，台词字正腔圆，戏结束后眼眶还是红的。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学过表演，他说是的，是2024年深圳大学戏剧影视表演系的本科生，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所以才决定在直播间做娱乐主播“过渡一下”，靠打赏赚点零花钱，刚才的片段是他在学校时常常练习的一幕戏。紧接着他又说：“姐姐，我再给你来一段音乐剧好吗？反正播间里没有别人。”戏瘾过后，这位原名杨海波的主播讲起去年毕业以后找工作的经历——他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演员工作，连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更多的是在沉浸式剧场里做NPC，或者在直播间里唱唱跳跳。杨海波停顿了一下又说，给演员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了。演员的处境确实变得越来越艰难。2024年底电影媒体时光网用“市场低迷”“投资者入局谨慎”来描述大环境备受挑战。戏龄15年的演员尤钲渲翻看朋友圈发现，2024年开始，周围的导演、制片就好像“一下子失踪了一样”，“一下子不找你（拍戏）了”。他发现这些老熟人们陆续转行，“副导演去做滑雪私教，剧组的广告经纪去干黄牛卖演唱会门票，还有的卖起农产品……”具体到演员，则是“片酬大幅缩减”“无戏可拍”的境地，新人或者不出名的演员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2025年4月18日，曾经在几部小众国产电视剧中出镜的女演员黄鹿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刚才跟我经纪人聊天，她说现在北京待着的演员基本上都没有活干，可以面试的剧组特别少，我已经一年都没有去见组了，整整一年。”2025年4月14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许鹏发视频称已退圈回老家，接替80多岁的爷爷赶集摆摊，视频迅速冲上热搜……“艺考学表演开始，我们其实都是有演员梦的。”杨海波语气轻快地说道，但现在，这个刚毕业的表演系学生，正被愈发严酷的行情挤出演艺圈。在成都念表演系的大三学生叶诗涵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念书这几年，她前后加了十来个“零工群”，以便海淘工作机会。其中7个是学长学姐给免费拉的，还有3个是她在写真店老板那里花钱买来的，每个群价格2-3元——那个老板也认识一些制片和经纪人，会时不时发布各种拍摄需求。“非中戏、北电、上戏毕业的学生，如果要做演员，就要接受长期打零工的状态。”从业十年的演员经纪人赵俊峰告诉我。杨海波学校也有不少零工群，做平面模特、拍广告宣传片是招工的主要内容。他的一些师哥师姐因此成了品牌方联系学生的“经纪人”，还能赚上一笔，“比如品牌方拍摄项目，说今天要找十个人，预算每个人给1000块，对接人拿走400块，同学拿到600块……有人一个月就可以赚3万块”。但群里不少机会不是“拍戏”而是“做戏”：比如帮社交平台账号拍摄短视频内容。“抖音很多个人账号下面发布的短视频都有剧本，请表演系的学生演，像那些假情侣、街头采访视频都是。”杨海波说，这些视频拍摄一条一天能挣800-1500元，每天只拍2-4小时，而且规定同样的角色内容在180天内不能为其他公司拍摄，大学四年他总共在这件事上挣了大约10万元，“不过这样的零工通告在疫情后越来越少了，很多公司为了省钱干脆开始找自己公司的员工拍，反正不难。”或者招募“职业充场人”，一些品牌会在群里发布通告，只要到场，每人可以拿到100块钱一天的报酬；还有为相亲节目招募男嘉宾演员的，他说，“有节目是一个人给3000块，但是你一定要长得帅。上去以后你的资料都是他们给你编的。”感觉零工群里的需求日益离谱，杨海波特地翻出招聘软件找过演员的工作，信息栏里有一家公司写“招演员”，视频面试也聊得很愉快，对方对他的表演系学习经历很感兴趣，可实际到了公司地址一看——“是中国人寿，招的是保险销售”。他回想起该工作岗位的招聘要求，“要亲和力强，身高达到一米八，男主角必须口才好、随机应变能力强”，他觉得这事更离谱了。叶诗涵觉得零工群里的工作机会“看起来铺天盖地”，但真能被“砸中”的概率却很小，她是那种“想到就要去做”的性格，常常是一个月投递了几百次个人资料，也收不回一次剧组回复。她已经习惯了“石沉大海”的普遍状况，但这天，她迎来了一次例外。这是一部现代剧，要试女三号。对方发布的通告包含了剧本类型、拍摄时间、薪资、所需演员情况等内容，这和其他通告没什么差别。录制试戏视频的时候，叶诗涵把相机对准自己，努力想象着剧本中的场景、搭档的表情、动作、语言，却始终难以进入状态，最终只发了一条自己并不满意的视频过去。没想到，没过几分钟（试戏视频时长都没到），对方回复道：就是你了。叶诗涵先是激动，而后疑惑起来。她又反复看了几遍通告，发现没有说明拍摄地点。追问之下，对方答复说在陕西省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县城，随后立即开始催促她买火车票进组。她没敢再继续沟通：万一是把我骗去搞传销呢？——三年前，四川音乐学院表演系就曾有女学生被骗去川西拍摄，结果陷入传销组织，被关了一个多月。类似的通告叶诗涵后来还遇过几次，当她看见2025年初演员王星被艺人经纪骗至缅甸电诈园，以及2月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专业学生龙莉莎因短剧招募演员而被骗入传销窝点两则骗局时，并不觉得奇怪，“很多人都说，演员没被骗只是因为没有遇到为你量身定做的骗局”。好在，叶诗涵无意间在写真店拍摄的一组照片被老板选作样片挂在店外展示，她顺水推舟，把这件事包装成“为企业拍摄广告”写进个人履历里，刚一开学就成功接到了一条饮品类平面模特拍摄邀约，没有剧情设计，对演技也没有要求。拍摄当天，叶诗涵来到摄影棚，花两三个小时做造型，按照对方的要求摆动作、展示商品。“1小时100块，太轻松了”。有了这次拍摄经历之后，叶诗涵投递平面模特工作变得顺利了一些，常常会有经纪人前来邀约。两三次拍摄后，她望着摄影师手中的照相机镜头时，心中好失落，平面模特好像只看中脸蛋和身材，“这和我学的毫无关联，我想演戏”。在演员经纪人赵俊峰看来，想达成“演员梦”有硬性条件，签经纪公司这条出路，只适用于1%的表演系学生，诞生在北影、中戏这些最好的学校里。但近几年1%的状况也没有那么理想了。尤钲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2025年初刚杀青了一部戏，戏里有刚从中戏、北电毕业的年轻演员，他觉得他们“形象气质都特别好，放在3年前甚至5年前，一毕业就能当偶像剧男一号，一定会被大公司签掉，但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事实上开设表演系的国内知名院校正在不断缩招，上海戏剧学院招生人数从2018年的70人下降到了2025年的54人，下降比例高达20%；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人数也从2022年以来下降了6%；中央戏剧学院2025招生简章中也取消了偶剧和动作表演专业，表演系招生总人数从2024年的85人进一步缩到68人。不稳定的大环境是从2020年开始的，到了2023年，境况急转直下。尤钲渲2020年上半年没接到过一部戏，“好不容易那年6月接到一部戏，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又起来”。他有记账的习惯，他看了看自己的账本，直到2023年1月，包括广告在内一年平均拍5个戏，“命运还还挺眷顾我的，一年还能挣个十五二十万”，“可是从那以后，突然就没戏了”。那段时间，甚至后来大红大紫的年轻演员蒋奇明也在困局里。当时他发过一条“在线求职”的微博，姿态摆得很低：“本人（蒋奇明）本职工作是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虚岁二十八，疫情期间赋闲在家，没有额外收入，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愿意接纳入世以来只干过演员工作的‘社会人’……”2024年，尤钲渲发现市面上演员的工作类型开始改变，从剧集、电影变成了中央6台的数字电影，或是一些小成本的院线电影，以及地方文旅投资的宣传片，“电视台的电视剧只剩下了红色革命题材”。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开始研究拍摄微短剧，那年他接了两部微短剧，都饰演的是反派一号，合作的演员是《甄嬛传》里演温太医和沈眉庄的演员，以及尹正和郭晓婷。尽管尤钲渲身边的导演、制片人朋友都劝他：不要去拍竖屏，会毁了你。但他决心顺势而为。“竖屏短剧已经占据了影视市场的半壁江山，时代变了，就像当年网大起来的样子，”尤钲渲感叹，“是你活的类型不对了。”演艺圈有一个通识是，只有演了长剧、电影才叫“演戏”。这些表演系的学生告诉我，“老师说不要演短剧”，“如果你做了短剧的话，在行业里边儿就不可能再让你去演话剧或者是演电影”。2022年毕业的周琪在上学时，就听老师谈起过演艺行业内的“鄙视链”：演技水平、播出平台以及作品的艺术性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鄙视链的排序，短剧只需要靠剪辑来推进剧情，演员的表演能力几乎不做要求，处于鄙视链最底端。但在无戏可拍的情况下，短剧变成了包括尤钲渲这样的老演员和更多表演系毕业生迫于生计的选择。“我身边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就能靠短剧养活自己。”周琪说。已经拍了半年短剧的叶诗涵说自己并不是不想演长剧，只是现阶段能接触到的只有短剧。在零工群找不到靠谱的工作，她决定主动出击，利用暑假去横店：“我觉得演短剧并不丢人……”到横店之前，她打印了厚厚一大摞个人资料。剧组会在横店剧组组讯公众号发布演员通告信息，她把剧组地址都导入地图，按照距离远近排列出最便捷的路线，然后依次前往，每天就像发广告传单一样发自己的资料。剧组都在酒店驻扎。叶诗涵敲开第一个剧组的房门，两三个工作人员坐在一张简易小桌前。她递上自己的材料后，对方随意翻了翻，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询问她是否毕业，她如实回答后，对方说：“要是有合适的，我联系你哈。”叶诗涵觉得这可能意味着自己大概率被淘汰了。两个月时间她几乎都是汗津津的，奔波在一个又一个剧组投递材料。她算了算真正进组拍摄的时间，只有10来天，工钱日结，挣来的很快又全部花在了其余40多天的跑组路费、吃饭、住宿上。她不确定追梦拍戏的这段时间，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横店没有地铁，为节省时间她基本打车出行。一天跑8个组，车费就得80元，加上吃饭和住宿，每天200元就这么花出去了。在剧组休息的间隙，她还要抓紧录新的试戏视频——她感觉自己对时间和金钱都失去了概念。但真正能劝退这些00后表演系学生的，是在短剧拍摄现场工作人员的性骚扰。有一次，叶诗涵的拍摄要穿抹胸礼服。现场制片人看到她后，目不转睛，手也不自觉摸了上去。叶诗涵大声呵斥道：“你干什么，有病！”顿时吸引了全剧组的目光。当时戏已经拍了一半，剧组不好换人，制片人只能作罢了。后来，她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写真时，这名制片人还会评论“这小腰真细，这腿真细”，叶诗涵觉得一阵恶心，把他屏蔽了。2024年李婉晴从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学院刚毕业，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结识一位短剧制片人。对方看过她的资料后，让她尽快进组饰演恶毒女二。直到开拍前一天对方才发来剧本，里面有床戏，她截图问对方尺度，得到的回复是：片子要上正规平台，尺度不会太大。进组定妆时，导演走到李婉晴跟前看着她的服装，边说衣服不够收腰，边上手使劲抓她的腰。李婉晴尴尬往后退了一步，可导演又把她拉回去，说：“你这样不行，要把这个收一下。”为了赚钱，李婉晴只能忍耐。剧本上的床戏如制片人所说用借位拍摄，但李婉晴仍能从导演眼中看到不满。床戏这一场拍了好多条才通过，拍完那天，导演面对在场所有人说道：“这剧拍得哪儿哪儿都挺好，就是这床戏拍得不好。”李婉晴是那种特别温和的人，受了委屈也会一忍再忍。但那天散场后，她在化妆间忍不住大哭一场，发誓再也不接这类拍摄。而这次拍摄的片酬，好几个月后都没到账。这些朝不保夕的“零工”感受是短剧从业者遇到的普遍情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

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和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末梢”——基层——产生连接。在农村是乡镇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延伸到最末一级还包括村委会和居委会。基层让宏观政策落地，让国家机器变得具体、有温度，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千头万绪、无休无止的工作之一。假如一个社区有500户（按中国户均2.62人计算），该社区约有1310位居民。在中国，低于1000户只能设立5人居委会，意味着由5名基层工作人员（在社工和“网格员”帮助下）全权负责服务1310人。服务内容致广大、尽精微，包括但不限于：公共事务管理（维护水电、道路，管理辖区环境卫生等）、经济发展（协助辖区失业人员再就业，管理辖区商户等）、基础民生服务（管理社区养老中心、卫生站等），还有矛盾化解、应急管理、风险防控、数据收集、民意反馈……做不完的工作，逐级加码的考核，还有严苛的刚性问责制让基层人不堪重负。压力聚沙成塔，促使“基层减负”连续多年进入中央一号文件。2025年2月23日，“基层减负”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单独列项。国家领导人在地方考察时反复强调，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我们记录了7位一线基层人员的减负之旅。他们都很年轻，各有所长所好，如今又都将生命献给了文件和会议，在无尽的日程表中把自己养成了“任务消除游戏”的王者——王瑶，大学毕业后曾在时尚公司工作，染一头红发。去年考上贵州某乡镇基层，染回黑发。李安然，与读博梦校失之交臂后，进入河南某市基层，负责宣传工作。她最近的苦恼是讨厌越来越“和稀泥”的自己。何宗明，计算机专业本科，有机会和同学一样去大城市上班，考虑到是家中独子，考回福建某乡镇基层。陈卓，广东某乡镇基层人员，一线执法时一丝不苟，但他的朋友圈风格抽象，有很多网络梗图。高凌，江苏某市基层人员，爱漂亮，游戏和网文爱好者。张灿，陕西某乡镇基层人员。工作三年来，她感到希望破灭并“自洽了”。在网络上，她是籍籍无名的“momo”。黄嘉，辽宁某市社区负责残障工作。她在父母的建议下进入这个岗位，她是三级残疾。现在，他们七位在各自负责的条线上共同迎来了新的工作：减负。贵州某乡镇基层新人王瑶工作一段之后，明白了一条规律：如果领导不在办公室，那就是去开会了；如果开会了，领导不在，那就是去开别的会了。毕竟领导有限（就那么一两位），会很多，每个会又都很重要。领导出席意味着对工作重视。于是本来能线上参加的会，“上面”也会召集乡镇的人去县里参会。王瑶算了算，在她单位“各工作版块负责人除了每周要开两个常规大会以外，还要再开两三个会”。林辉煌常年在乡镇做基层调研，他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调研中他发现，有的村书记半天就得赶几趟会，动线如机器人履行程序。他也去参加了几次会议，印象很深的是“一些眼神麻木的面孔”：基层干部一进会场就被搞得“六神无主，像个木头人”。另一项基本工作是写材料（官方总结为“文山会海现象”）。在基层，保留好材料、照片是规定动作，更专业的说法是“留痕”。林辉煌曾问一位村干部，你们明明人手不够、工作量又大，为什么每次入户还要两个人一起？村干部说，必须有人拍照，否则工作就白搞了，总不能我跟农户玩自拍吧？曾在陕西某地社区工作的张灿说，基层人员拍照不是为了宣传或炫耀，只是不得不完成的指标，“拿出入户照片才能说明你的工作确实做了”。有一天，王瑶的同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王瑶问她找什么。同事说，上面要追责，得翻一个十年前的文件。“就是一张纸，但要在五个文件柜里找到它。”留痕最实际的功能是应付检查和规避责任。“我留痕了，（证明）我做了这些事情，如果再出什么问题，你就不能怪我。”林辉煌说。市里的情况也一样。张灿说：“（上面）隔段时间就会下来督查，什么森林防火、平安建设、防汛都需要方案，有领导小组、会议记录、照片、各种台账，导致大部分时间都在造内容。”去年12月第一个周六，河南某地基层人员李安然在家休息。她瘦高个，扎马尾，讲话不急不慢。9点10分，她接到主任的电话，交待她撰写一份材料，“越快越好”。接下来的4小时，李安然接打了22个电话、3个微信通话，还有上百条对接信息。“同样的材料，好几个地方都要，而且前段时间明明报过一次了，变个名目又要报一次，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看了没有。”李安然说。有时候，不同上级让交的材料内容一样，只是格式不同；有时候，格式一样，内容略有差别。江苏某地网格员高凌也提到，他们一个月内收到四个不同部门针对临街商铺的工作任务，诸如“小场所安全系统录入”“油烟管道检查”等，他们去商户店里重复查了四遍，填了四份表。面对不合理的安排，李安然总是用沉默表达态度。“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她说。如果面露难色，领导会鼓励她，“要配合单位工作，这是团结的象征”。另一个晚上，为申报某项荣誉，李安然和同事加班整理材料。临近收尾，李安然站在打印机前，看着它吞吞吐吐。打印了几百页后，机器发出一声噪音，卡纸了。“我那会儿还有一种庆幸，这打印机也知道给自己放会儿假了。”基层人的年底是没有休息的。从十一月到元旦，王瑶每周都会收到“检查”“备检”的工作通知。有一阵连着来了三项检查，王瑶和同事不得不连续加班四周。家在县城的同事也不回去了。直到其中一项检查临时取消，王瑶终于休息了一天。林辉煌能理解王瑶的状态，基层迎检就像学生备考，“平时工作再好，迎检不过关，等于白搞、瞎搞”。还有镇长跟他说，自己检查前睡不好，整天琢磨这事。凡有检查，就有排名。更确切地说，每一项可以量化的工作都有排名——乡镇在县里排名，街道在区里排名，县/区在市里排名，市在省里排名。排名末尾，可能会被问责、被通报、扣工资，失去评优资格，也可能影响一把手晋升。迎检的关键在于亮出可供检查的材料。王瑶单位推行过无纸化办公。“每个月的台账只需要存电子档，确实节约了不少时间（和纸张）。”王瑶说。然而年终检查要求提交纸质资料。那几天部门所有人都在加班打印，跟小学生补作业一样。检查完了，这些材料被送进碎纸机。原因首先是档案室和他们部门的十几台文件柜塞满了，文件已经摞在外面（“再给我们10间档案室也不够”）；其次因为明年再检查时，要求就变了，“每一年装订格式、封面都不一样”，留着也没用。除了备好材料，还有很多方式迎接检查，比如检查前的周末，乡镇或街道社区出门扫大街。村干部下去除草、赶鸭子，帮村民把鸡抱进笼子里（家禽乱跑是扣分项，有的地方扣0.5分；检查结束，村民再把鸡鸭放出来）。“谁来检查就挂谁的牌子”，意思是哪个上级来验收，就挂相应的牌子应对，有的地方为此制作了“双面牌”，正面是“xx会议室”，反面是“xx讲堂”。“有的牌子太多一直挂到食堂，有的在办公室门口设置空栏不断换牌子……”2024年9月，人民网评论文章《减过重担子，先摘多余牌子》写道。离开社区后，张灿考上陕西某乡镇基层。她的其中一项工作叫“耕地复种”，目的是解决耕地撂荒问题。任务安排到乡镇，每位基层干部盯一块地，每天汇报复耕进度，进度慢的会被通报。由于村里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了，迎检时干部们会雇人种地。张灿和同事每天从镇里赶到村里，再从村里赶到田里监工。雇工不喜欢成天被人盯着、催着，恼了就发牢骚，撂挑子。眼看检查节点逼近，张灿和同事亲自上手挖地种庄稼。还有种情况是“内卷”。福建乡镇基层人员何宗明说，他们那儿推出了一个方便小微企业融资的线上平台。“大家都觉得本意是好的，企业能通过那个平台更快地融资。”只是，当“注册平台”变成一项考核指标之后，情况变了。为了争先（也可能是怕掉队），有的村干部自己注册，数据涨挺快。然后其他村不得不跟着造假。林辉煌介绍，鉴于基层已经能较好地应对公开检查，后来又发展出暗访。暗访没有明确时间通知，也许明天来，也许明天不来。偶有风声走漏，说某月某日，一个多大年纪、穿什么颜色衣服的人“下来”。“那几天风声鹤唳，紧张兮兮的。”李安然说。大学毕业后，王瑶先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染一头红发。后来考回基层，发色也变回黑的。她声音轻快，讲话伶俐。王瑶很喜欢去村里开群众会，尤其是宣传惠民政策的时候，她感觉真的在为村民做实事。参加工作不久后，有次去组里，一位村民叫她的名字，跟她打招呼。王瑶很感动。那时候，王瑶对基层工作还没什么经验，总担心错过各类通知。尤其下班后，洗完澡出来，手机屏幕上一溜的“收到”，“生怕自己忘交什么东西了”。谈话中，我问她是否需要暂停去扫一眼工作群，王瑶说没关系，她已经摸索出一套方法，下班后在6点半、9点半、睡前和起床后各过一遍工作群，上班第一件事规划好待办事项。就像网上那些“时间管理达人”描述的那样：从容、高效、自律。可依然有超出王瑶能力的情况。比如值班，她每次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竖着耳朵——“上级给我们打查岗电话，我们要在铃声响三声之内接通。”她同事就是在厕所里听见座机响了，急匆匆赶回去，没接到。“第二天上面就通报了，被我们领导批评了。”查岗电话是为了监督基层人员坚守岗位。出发点是好的，王瑶说。但她不清楚为何到了下面，加码为“铃响三声接通”。另一项为难的工作是“摸查问题”。在他们那儿，三四位基层干部负责一组村民，共约200户，每周下去了解情况，看看大家是否有困难、矛盾纠纷或者排查安全隐患。这工作最好的结果是“没有问题”，说明村里安居乐业、和和气气。可如果连续几周上报“没问题”，领导会认为你的工作不努力：“真的没有问题吗？”“你有一户户走访吗？”“是不是排查不仔细？”在基层工作十年的李安然对此有心得体会。她的宝贵经验是：“如果领导希望你上报x件问题，只能比x多，但又不能多太多。”以及，无关痛痒的问题也算问题——如果问题太痛太痒，上报之后化解不了，那就成了你的工作不够努力。“上面是要一个结果，你把这个结果给到，就是交差了。”疫情第二年，辽宁某市基层人员黄嘉和领导一同在居民楼栋口站岗。领导对她说，基层复杂在人情世故上。意思是要充分摸清楚人情、人际关系。如果辖区有两家长期不合，那入户调解也没法忽然间化敌为友，得到领导满意的结果。于是，在一些网格员的工作总结中，摸排工作从“摸问题”进化成了“摸家底”，要求“早发现、早化解、不遗漏”。广东乡镇基层人员陈卓说。2022年之后，多地社区开展了一户一表“地毯式”摸排，入户登记居民的个人信息、教育、就业、婚姻、财产、健康、心理、社会关系情况等等。此外，有的地方还开展了经济普查入户登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摸排，“三低三少、四无、五失”人员重点排查工作——其中，“三低三少”指低收入、低学历、低素质，缺少关爱、缺少技能、缺少机会的人员；“四无”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无房产等固定资产的人员；“五失”指的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精神失常的人员。“（上面让）把问题矛盾化解在基层”，每位对话者都对我强调。江苏网格员高凌负责每月走访50户社区居民，上报5个“高质量事件”。“单看任务没有一点问题。”她说。但再看一下具体要求：这50户一不能是租户，二必须见到本人，三必须有开门照片，四一个季度内不能重复走访。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一条事件入选市里的典型案例库，半年内必须把网格内1000户走访全覆盖。“任务设定者完全不了解基层情况。”高凌说。“出发点是好的”“任务本身没有问题”，每一位和我聊过的基层人员总是先这么表示。只是他们接到的任务已和初始状态不同，经手的每一级都会仔细体会任务要求，并根据体会给下级下发指令——通常是收紧和强化——最终，迭代数轮、逐级接力到最后一个人时，有时已堪比好莱坞电影里的“Mission

当地时间3月28日下午，缅甸发生7.9级大地震，震中为缅甸中部城市实皆。一千多公里之外，在曼谷湄南河边一栋40多层高楼的第36层，中国旅游从业者李璐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晃得我站不起来，能听到阳台咯吱咯吱的声音，很恐怖。”李璐一把抱起自己的博美小狗冲下楼，楼道也有剧烈摇晃，她只能一手紧扶楼梯。到了楼下，她看到平时慢悠悠的泰国人都紧张起来了，还有很多人茫然地站在马路上，有人突然撒腿开始跑，其他人就本能地跟着跑。到BTS轻轨站，轻轨也停运了。从楼上逃下来几小时后，李璐发现自己的腿出问题了，她走了一百米左右，摔倒了三四次。去医院检查，医生判断她是肌肉痉挛。当晚，她住在了医院，病房在9层。第二天中午，她回到36层住处取证件和换洗衣服。那一刻，她头一回感觉——“36层特别高”。事实上这个楼层在曼谷高楼中并不算鹤立鸡群，这场地震中，还有住在61层的中国住户由于电梯停运，铆足劲逃到楼下，也是“脚都废了”。李璐住的是一个中国朋友在曼谷买的豪宅，足足400多平米。朋友不在泰国，房子长期空置，以友情价租给了她。李璐自己也在曼谷买了套30平米的一室一厅公寓，位于13层，租给了一个泰国人，月租8000泰铢，相当于人民币17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计价）。此次地震后，朋友的豪宅只有一个房间的门背后有裂痕，但李璐的小公寓受到了较大影响，看到房客拍来的照片显示，房间墙体开裂了四五处，李璐感觉心在滴血。缅甸地震的发生是在周五，到了周一，泰国房地产股大跌，专注公寓开发的房产商股票遭遇抛售。金融人士分析，这正是因为地震对曼谷地区的许多公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TikTok电商从业者徐雯在曼谷租住在一栋50多层公寓的17层，房东是泰国人。地震发生后，这栋公寓不再允许任何人进入。到晚上，公寓通知住户可以上去取东西。回到自己住的17层，徐雯发现楼道的天花板已经局部下塌，自己房间出现了一道横断式的裂痕，拉通了天花板和墙壁。拿了一些日用品，她赶紧逃下楼，辗转后住进了朋友的别墅。她后来得知，自己所住公寓的三个楼层受损最严重，其中就包括17层。“现在物业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清空。”直到现在，这栋公寓还不允许人入住。还有的中国房东地震时不在泰国，比如人在北京的陈晓婷。3月28日下午，一个在泰国工作的亲戚告诉她，地震了，“整个曼谷都在震”，不久亲戚发来一条视频，显示曼谷某高层公寓剧烈晃动，顶楼泳池的水如飞瀑般倾泻而下。陈晓婷先是一懵，接下来的反应是：“我那个房子完了。”她的房子位于27层。房子由中介管理，她没有房客的联系方式，只知道那是一个中国来的广东人。中介告诉她，租客在地震当天就逃回了国，并没有留下进门的电子密码。所以直到现在，除了听说停车楼层破损严重，陈晓婷还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到底怎样了。地震时，已入籍美国的罗娟也不在泰国。她曾豪掷曼谷的两个楼盘，买下七八套房子，其中新公寓受损比老公寓严重，不但墙体开裂，卫生间的瓷砖也掉落一地。光是视频就看得她心有余悸。罗娟小时候在唐山生活过几年。唐山大地震后余震不断，她记得上课的时候，教室的灯有时突然开始晃动，花盆掉到地上，等晃动停下来，大家继续上课，“我们都习惯了”。但她压根没想到曼谷这座河流边的“天使之城“，会被千里之外的地震殃及，“这太意外了”。近十五年来，在泰国买房的外国人中，中国大陆买家逐渐坐稳了第一名的交椅。根据泰国住房银行房地产信息中心数据，2024年，外国人公寓所有权转让数量为14753套，其中中国大陆买家就占了5670套，排名第一，第二名是缅甸买家，数量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曼谷房地产市场的观察者许智说，从2010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到泰国买房的中国人多了起来，接替俄罗斯人，成为泰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大海外买家。何伟文在2014年来到泰国，成为一个给中国人卖房的大中介，见证和助推了国人赴泰国买房的热潮。他会特意强调：对比国内一线城市，泰国公寓性价比更高，设计更漂亮，配套更完善（有免费健身房、泳池，物业服务好）。罗娟承认，自己2016年在曼谷买下第一套公寓时，就是被上述卖点所打动的。她在北京北三环有一套房，最高时涨到了十多万一平米，房子颇为老旧，电梯时好时坏，楼道里贴满小广告，物业服务更是无从谈起。而曼谷那个公寓位置相当于北京的国贸，楼盘是全新的，一共4栋楼，每栋30多层，每栋都配备了一个游泳池，“4栋楼就有4个游泳池”，还有健身房、阅览室，大堂气派敞亮，单价才不到2万一平，还没有公摊面积。“北京这种房价重灾区过去的，一看就觉得太好了，就迷了心智了。”她说。这里的公寓都是一室一厅，40平米只要70万人民币，她买了两套打通，全家旅居下来，一住就是八年。在何伟文印象中，2017年到2019年，是中国人赴泰买房热的高峰期。“当时的中国人有钱到什么程度？50万一套的房子，直接用微信给你全款转账，有人一买就是十几二十几套。”他接待的中国客人，主要来自北京、深圳和哈尔滨，其中“北京的特别多”。一个重要背景是那些年北京越来越紧缩的楼市限购令。王幼幼就是那时到曼谷买下自己人生中第一套房子的。2018年，她在北京一家做在线教育的互联网大厂工作，和男友一起攒了18万，但因缴纳社保不够5年，她无法在北京买房——何况即使要买，这笔钱也不够。在曼谷，她找到开发商，用这18万存款当定金，在一套总高40层的公寓里买下了第11层的一居，不到30平米，每平米2万多。在中国买家涌入后，泰国公寓的价格一路飙升。何伟文记得，芭提雅的同一套公寓，他从8000元一平米卖到了快2万。曼谷的公寓，他从1.5-2万一平米卖到了4万，甚至5-6万。他记得，当时他能拿到的曼谷房子提成是房款的10-15%，而中国往往是0.3%-1%，“泰国是中国的10倍以上，太爽了”。这样的房价，已经和泰国人的收入严重脱节。何伟文说，曼谷普通白领的月工资一般相当于人民币4000-5000元，“不到每平米房价的四分之一，这太不合理了”。而泰国真正的有钱人住的都是大别墅，只会买公寓来出租。“曼谷的大开发商多为潮汕裔。”何伟文说，在这种情况下，曼谷公寓市场局部开启了一种内循环模式：房子是华裔或者披一张泰国皮的中国开发商在建，由泰国华人或中国中介卖给中国人，再租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只有外国人才能支付公寓昂贵的房租。“泰国公寓的租售比确实不错。”何伟文说，这是打动中国买房人的关键之一。罗娟买房时计算过，曼谷一套40平米70万元的公寓

“你想搭建一个怎样的智能体？”“在‘智能体设定’中设置一条敏感词过滤规则。”“测试你的智能体。看看设定的规则有没有被触发？如果不能，怎么优化？”智能体，说的是AI时代的数字化大脑。2025年初春的一个周五，在上海浦东一所公立小学的五年级课堂上，老师以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黑话”，抛出一个个问题和指令。讲台下40名十岁上下的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茫然——这已经是他们系统学习人工智能课程的第二年——他们熟练地操作着面前的Pad，条分缕析地对其他同学分享自己设计的智能体的优劣，自然地说出“大模型”“数据训练”“人机交互”等一连串名词。这些2010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也被称作“AI原住民”。在他们成长的世代，人工智能技术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进化：2016、2017年，李世石、柯洁相继被AlphaGo击败；2020年，GPT-3发布；2022年底，以ChatGPT的横空出世为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此后，AI大模型涌现，今年年初惊艳四方的DeepSeek就是其中一例。AI之于这一代人，如同互联网之于95后。从小浸泡在关于AI的海量信息中，“AI原住民”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有时甚至令成年人惊叹。上海教龄13年的小学信息科技老师李晶说，很多学生都能对AI的发展史说得头头是道。一家从事人工智能教育的公司CEO也告诉凤凰网，在小学试课时，有学生问他，“未来AI是不是会取代人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也曾在受访时提到，“AI的掌握水平，一定是孩子比老师高，这一代孩子才是AI世界的原住民，孩子的学习能力远超大人”。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与日俱增。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推出：自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以来，2018年、2019年和2022年，相关教育部门陆续发文，进一步界定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的教学目标。但直到那时，针对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具体该教什么、又应如何教，国内教育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这个任务交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江波的手上。2022年从春天到冬天，他作为执笔人撰写了《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南》。在他的设想中，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应涵盖概念与历史、应用与技术、感知与数据、方法与实现、伦理与社会五个主题，并以最后两个主题为核心。这是一套面向全国的学习体系，以普及为根本目标，“城市的能上，乡村的也能上”；江波强调，课程不以量化的分数为考核依据，“如果又变成考试，变成刷题，不是我们的初衷”。这是一个和AI赛跑的过程。到了2023年夏天，江波主编一套贯穿小初高的系列读本时，重新审视一年前制定的课程指南，发现存在明显的陈旧之处——那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已经出现。在他看来，为匹配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学习资源“至少要每年更新一次”，但现实中难以实现。普及人工智能教育的难点远不止如此。为编写读本，江波走访了江浙沪、山东、河南、广东、海南等地的三十余所中小学。在和一线教师交流及实地试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实践层面的诸多障碍——师资匮乏是首要问题。根据《2022人工智能教育蓝皮书》，受访的15080名使用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师中，只有30.23%的老师在高等教育期间接受过人工智能相关培训。因为老师不具备相关学科背景、也缺乏从头学习人工智能知识的时间精力及动力，名为“人工智能课”、实质上却是传统的信息技术课、编程课或机器人课的情况屡见不鲜。毕业于教育信息技术专业、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六年的信息科技教师杨金朋告诉凤凰网，“老师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配套设备的不足是另一桎梏。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中国小学、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数字终端数分别为14.9台、21.0台；作为对比，在日本，2023年时一人一台电脑终端的目标在小学和中学已分别实现98.7%和98.4%。“不能对中小学的软硬件条件过于乐观。”江波向凤凰网感慨。走访期间他也目睹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在上海，有的班级已经可以实现上课时两人一台平板电脑，但在不少欠发达地区，机房和台式电脑都还是奢侈品。与此同时，关于人工智能对青少年注意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的争议也不绝于耳。一方面，江波建议家长在孩子使用人工智能时做好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他也在想，人工智能被妖魔化，“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是停留在以前的思维，把这个对象当作外来的、非生活必需的，甚至是有害的”。202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要求“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AI教育”。两个月后，中国的DeepSeek问世。对于向孩子们普及跑得飞快的人工智能的教学任务，江波认为“挑战很大”，“教育的转型往往是缓慢的、保守的”。以下是2025年3月中旬，凤凰网和江波的对话：▐

3月22日下午4点，在郊区一个山吧和朋友聚会时，80后艺术品商人颜波感觉身体有些不妙——他开始频频打喷嚏，流鼻涕，鼻涕里甚至有血。伴随着眼睛刺痒，大脑发懵，他像意识到春天来临一样意识到：自己的过敏就要爆发了。颜波过敏三年了，第一年过敏时他去医院检测，得知自己的过敏原是植物圆柏的花粉。春暖花开的北方是万物的盛典，于颜波却是一场劫难。今年为了躲花粉，他几乎不太出门，在家紧闭门窗，24小时开启空气净化器，还一直吃抗组胺的过敏药度日。但22号这天，他“舍命陪君子”，戴着口罩、备好药和朋友们去了当地郊区的一个湖泊，结果湖边种着不少柏树……发现中招后，颜波摸出随身携带的抗过敏药，但吃完后，他觉得“压不住了”。当天晚上，因为过敏，颜波辗转难眠。好在他是生意人，第二天不用打卡上班，凌晨2点，他摸出手机，订了一张当天下午5点去三亚的机票。这是他第一次去三亚，也是他第一次去外地躲过敏，“跟旅行不一样，你是被迫离开的”。他想过回内蒙老家躲躲，但老家那几天有沙尘暴。到三亚的时候是晚上。当地气温20多度，海风里带着咸味，空气质量优。下飞机后，颜波摘掉了口罩，感觉发懵的“脑雾感”逐渐消失，整个人慢慢变得通透。几天前，他看过网上流传的圆柏散粉视频，“像沙尘暴一样”，看得他浑身发痒。而在从三亚的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当看到车窗外掠过的椰子树时，他感到妥妥的安全感——“没人说椰子树会过敏，对吧？”他入住的酒店位于三亚湾，进门后，他多日以来第一次打开了窗户，“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能开窗”。这天晚上，自称“过敏难民”的他，在酒店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一口气睡了7个小时，没有中途醒来。对不少北方的过敏难民们来说，就近跑到天津、承德、张家口、北戴河等地躲过敏，是更加方便实惠的选择。3月20日是一个周四，那天，设计师李铮正因为过敏濒临崩溃。他从2021年开始过敏，过敏原测出来也是圆柏花粉。3月20日那天圆柏花粉传播到达高峰期，他出现的症状与颜波类似：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奇痒，“百爪挠脸，真的想把眼珠子抠出来，打喷嚏感觉最后出来的都是血腥味”。过敏5年来，他觉得今年自己的症状是最严重的。“设计这个工作，确实是很难走开的。但实在太难受，我受不了了。”他赶紧处理完手头工作，跟老板请了一天假，然后驱车直奔2个小时车程外的天津。一周之前的那个周末，他刚开车去天津躲了一次圆柏花粉。当时李铮的过敏症状还算轻，车开到天津边界时，他感觉眼睛已经不太痒了。在天津，他逛了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走在老房子旁，他呼吸通畅，不打喷嚏，不流泪，“感觉活过来了”。但这周再到天津，他的症状并没有快速缓解。他在酒店洗了一个澡，出门走了几小时，这才稍微好了一些。有人甚至躲出了国——卞玉全家就去了新加坡。这个三月，卞玉和丈夫都过敏了。上幼儿园的女儿看着父母在家红着眼打喷嚏，然后在困了的时候揉揉眼，说自己也过敏了，卞玉哭笑不得。幸运的是，卞玉丈夫的公司正好需要人去新加坡办事。丈夫行程确定后，工作相对自由的卞玉请了两周无薪假，也给女儿请了两周假，准备一同前往。但在出发前的3月20日，卞玉还是没扛住，去医院看了急诊。当时除了打喷嚏、鼻塞、呼吸困难外，她还因过敏引发了心悸。她做了心电图和血常规检查，医生安排她吸了一小时氧，开了抗过敏药氯雷他定。医生告诉她，最近过敏的人挺多的，“都是花粉过敏”。卞玉在家休息了一天，过敏症状反反复复。在乘机去新加坡前的两个小时，她又开始严重过敏，眼睛发痒，狂打喷嚏。“再忍几个小时就好。”她对自己说。3月24日早晨，卞玉一家三口到了新加坡。当地气温20多度，有微风，空气湿度较大。卞玉说，因为体质原因，到新加坡后，自己和丈夫的过敏症状并未立即消失，是很缓慢地一点点消失的。还有一些资深躲过敏人士未雨绸缪，在症状出现前就选择了离开，比如季节性过敏患者王丽娟。王丽娟是80后，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媒体运营公司，同时还在兼职做占卜师——这两个工作基本都可以远程办公。她有过敏性鼻炎，逃离过敏的历史已经有三四年。王丽娟很清楚自己的过敏进程：过敏前，鼻子干到冒火和生疼。一段时间后开始打喷嚏。再之后眼睛开始剧烈瘙痒。之后喷嚏越打越猛，直打到流鼻血。所以每到春天，一感觉到鼻子干，她就会像候鸟一样出门躲避。她去过上海、广州、深圳、惠州、青岛、杭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一般会在外面住上一个月，等过敏季结束才回北方。这个3月，她去了杭州——在那边，她正好有个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考试。考完后她搬进了灵隐寺山脚下的一个民宿，210元一天。民宿有一个小院，她每天在周边蹓跶一圈，回来后就在小院喝咖啡，吃饭，感觉很惬意。接下来，她还会去重庆看望朋友。“过敏的时候，你的身体很紧张，很重，”她说，“出来不过敏了，感觉状态很轻盈，心情也好了。”梅英最近看新闻才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竟然种了400多万株柏树，这也是当地花粉的主要来源。“我会恨圆柏。在街上看到，我会想，就是你，害得我这么难受。”梅英说。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最近因为父亲生病，她两次往返山东老家与现居地。在老家，她发现自己的过敏竟然慢慢好转，“幸福感很强”。从2018年过敏至今，今年是她第一次在过敏季没那么难受。很多过敏难民到外地后，还是会本能地有圆柏阴影，会特地去看当地植物里有没有圆柏。3月22日这个周六，轻度过敏的媒体人张依莲到承德过周末。承德的气温较低，草木还未回春，她发现避暑山庄的常绿树以松树居多，外八庙附近则有不少柏树。因为天气原因，柏树还没散粉，而她的眼睛确实也不怎么痒了。一天之前的周五晚上，90后许静文也坐高铁到天津躲圆柏花粉。周六，她探望了一个居住在天津的好友。周日，她在酒店的投影仪上看了一场球赛，中午返程。许静文本科学的是林业相关专业，在天津街头，她仔细观察行道树，发现圆柏非常少——另一面就是天津街头绿色不多，“挺秃的”。她本来想去参观周恩来邓颖超故居，但在网上一查，发现纪念馆往往会种很多圆柏，于是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许静文的过敏史最早要追溯到2013年读高三时。当年3月，她第一次出现了持续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校医院误诊她是感冒，吃感冒药后，她一直没有好转，症状到了4月底才消失。第二年，一位医生长辈提及她应该是过敏了，在网上搜索后，许静文发现氯雷他定可以抗过敏，于是买了吃，“立竿见影就好了”。许静文本科读的是一所全国知名的林业大学，她记得，上植物学课的时候，老师会特意提及法国梧桐，说这种树曾经在南京被大量种植，但在导致了一些过敏问题后，现在南京已经不再新种了。“他即使说到这儿，都没有提到圆柏。”许静文说，除了上植物学课，他们还会上植物学实践课，到山区辨认植物。当时大家都觉得圆柏就是一种普通树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她读书的那个地区大学密布，很多大学的校园里都种了不少圆柏。许静文很喜欢逛公园，在她家附近，几乎所有公园也都种着圆柏。“那时大家对于圆柏的致敏性都没有概念。”她说。本科毕业后，许静文在加拿大求学6年，在此期间没有出现过过敏。毕业归来，她的过敏又开始了。今年她去医院找医生开了单子，做了过敏原检测——初次过敏十多年后，她终于发现，自己的一个主要过敏原就是圆柏花粉。在临床上，过敏原检测结果分6级，她的检测结果是2级，属于中度过敏。“我觉得我已经很难熬了，其他等级更高的人肯定更难熬。”她说。她不敢再去公园遛弯了。她感觉自己是一个行走的圆柏花粉探测仪，单位宿舍附近一个公园有很多圆柏，下班后走路锻炼，她越靠近这个公园，过敏症状就越严重。在许静文看来，今年圆柏花粉过敏问题之所以成为热议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先低温、后迅速高温的天气特别适合圆柏散粉，加上北方春天气候干燥，空气中的花粉浓度瞬间增高，“过敏的人多了很多，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今年的春天来得早，过敏期提前了。”李铮说。3月初的一天，他开始打喷嚏，当时他还纳闷，这才几号，怎么就开始了，“以前我印象中，3月中旬才开始（过敏）。”张依莲的同事中也有不少过敏的，春天公司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抗过敏。一个和她关系要好的同事症状严重，两人会讨论该买什么护目镜、什么口罩，用什么药。另一个同事告诉她，自己过敏后想挂一家知名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号，实在挂不到，只好换了另一家。远在杭州的兼职占卜师王丽娟也感受到了过敏患者的增多——在线上，来占卜的客户有时会问她健康相关的问题，今年好几个客户跑来问她：“你说我是为什么过敏？是对花粉过敏，还是对粉尘过敏？”她建议他们直接去医院抽血化验，不要占卜，“你还是要尊重医学”。医生往往会给患者开抗过敏药，但在许静文看来，抗过敏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她表示，市面上有三种流行的抗过敏药，分别是氯雷他定、依巴斯汀和盐酸西替利嗪。因为体质问题，后两者对她无效，而在服用氯雷他定多年后，她的身体出现了耐药性——以前她一天吃一片氯雷他定就可以正常生活，但现在，她吃完一片氯雷他定只能维持3小时。一些过敏患者会去打抗过敏针奥马珠单抗，但许静文有些犹豫——这种针并不便宜，1200元一针，只有中重度哮喘、荨麻疹患者等少数情况能走医保。她也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自己打奥马珠单抗五六年后感觉效果递减，她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对这种针产生耐药性，“如果那样，我以后怎么办？”更让许静文感慨的，是网友围绕圆柏去留的争吵。这种争吵已经不再是就事论事。有人觉得过敏的人是矫情，还有人上升到了地域歧视的程度，要过敏的外地人“滚回去”。此时，她会在留言区表明态度：“我是本地的，我也过敏。”但争吵还是在继续。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到，人类的悲喜有时或许并不相通。在三亚的一天，颜波是这样度过的：白天炒股，有艺术品买卖生意时打打电话，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出去转转，吃点东西，晚上回酒店休息。“艺术品买卖要见人，在外面还是有影响。”他表示。但考虑到过敏问题，这一切都可以忍受。“如果不能给到让我感动的钱，我是不会回去的。”他对朋友说。他准备在海南待到4月15日，下一站是海口。卞玉全家也准备在国外待两个星期：新加坡一个星期，马来西亚一个星期。她算了一下，到那时，这波过敏应该过去了。如果还没过去，她也有预案——利用周末去周边地区躲躲，张家口的崇礼、天津滨海新区和济南都在她考虑之列。“过敏太痛苦了，花时间、精力、金钱出来躲一躲是值得的。”她说。周末出行的过敏难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到了工作日，他们还是得返回原地。去天津躲过敏的那个周日中午，许静文回了家。爸爸开车去高铁站接她，上车后，她迅速戴上护目镜和口罩，没出现过敏症状。但当被爸爸从家送到单位宿舍时，她下车忘记戴口罩，在户外走了50米，她打了好几个喷嚏。过敏症状又出现了。在天津第二次躲过敏回来几天后，李铮在半夜因过敏症状醒来。他爬起床洗脸，希望让自己舒服一点。尽管家里门窗紧闭，但他发现很难完全隔绝花粉的入侵——他家楼下就有一棵高大的柏树。不过，他发现，短暂脱离致敏环境，对自己仍然是有很大好处的——从天津回来后的头两天，他的症状都不太明显，到第三天才开始严重，这时，再熬两天又到周末了，他又可以去外地了。无论如何，他觉得，自己已经比不能走的人幸运了。去杭州的前一天，王丽娟见了一个正在过敏的朋友。后者刚去医院看完过敏，一直在揉眼睛，“感觉已经是比较崩溃的状态了”。但因为工作原因，这个朋友没法暂时离开。现在人在老家的梅英，有时会逗出不了远门的闺蜜们：“我出来躲了，你们还在煎熬。”她和这几个闺蜜约好了，如果明年春天大家走得掉，就抱团去一个城市躲过敏。许静文说，自己闺蜜的一位同事已经带儿子回老家发展了。那个男孩过敏严重，出现了哮喘迹象，“每年都这样的话，引发哮喘会危及生命”。当然，逃离未必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一些不走运的过敏难民发现，自己到了外地也没能躲掉。上个周末，宝妈陈晨一家三口去了南戴河，在海边吹着海风时，她感觉自己的过敏症状好了很多。但当晚回到酒店，那种熟悉的痒痛感又出现了。次日凌晨4点，她被痒醒了。后来她发现，酒店马路对面就有两颗圆柏，刚开始散粉。不过，过敏难民们最近听说了一个好消息：政府已经开始全面整治圆柏花粉的问题。有的地方开始对圆柏洒水，有的地方开始对圆柏剪叶，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雄株替换方案。“希望明年不要做难民了。”许静文说。文中李铮、梅英、许静文、卞玉、张依莲、颜波为化名作者

在尼泊尔著名旅游城市博卡拉的一天，25岁的陈曦是这样度过的：清晨，听着鸟叫声自然醒。她租的房子距波光粼粼的费瓦湖步行十几分钟，位于别墅区，一室一厅，月租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计价），天气晴好时可以远眺雪山。中午，陈曦自己做饭吃。下午，她去附近的一家甜点咖啡店上烘焙课，课程每天满满当当的4小时——在北京一家烘焙学校，这门课程学20天的报价是8800元，但在博卡拉，她一个月只花了1300元。陈曦在深圳的两家互联网大厂工作过，被裁一个月后，于2025年1月来了尼泊尔。她把自己安排得异常充实：头两个月，她前后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三家英语培训学校学英语，还上了一门咖啡课。她天天跟尼泊尔同学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吃饭和游玩。她会去他们家做客，他们给她做尼餐，她给他们做中餐。她还被带去参加他们亲戚的婚礼。这样的生活是她此前没有想象过的。尼泊尔位列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人均GDP1400美元，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在以前，来这里的中国人主要是游客、生意人和来找新娘的单身汉，现在，像她这样的新一波生力军涌来了——来上培训班的中国学生。陈曦建了一个尼泊尔生活学习群，里面有100来个中国人，“很多人都是来学英语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民前往不发达的邻国上培训课，刚到尼泊尔上培训班归来不久的90后演员纪向宁说，“这件事很后现代”。这些来尼泊尔的中国学生中，有陈曦这样被裁的大厂人，也有裸辞的“职场牛马”，有想深度感受南亚的文化从业者，还有带孩子来跨国补习的妈妈……当习惯了内卷的他们来到这个以佛系闻名的国度，在与尼泊尔本地人的长期相处中，除了感受到培训班极致的性价比，他们还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陈曦在博卡拉的烘焙课有5个同学，只有她一个是中国人，其他都是尼泊尔人，“含中量”并不算高。但在培训产业发达的加德满都，90后李艺文感叹道，“我们教室已经被中国人占领了”。她所在的这家音乐学校是一排平房，有5间教室，“如果一个教室有7个学生，起码4个是中国人”。上课时，教室门有时会被推开，先探进来一颗光头，那是带新学生认路的尼泊尔前台大叔。接着，他的背后往往就会冒出一张李艺文熟悉的东方面孔——又来了一个中国学生。这时，正在上课的老师往往会停下来，用尽自己仅会的中文努力向新人打招呼：“你好吗？”“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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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7日，00后医学生张静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住酒店防偷拍教程”——她和男友在河南洛阳周边旅游时，在入住的酒店式公寓里，用一根10米长的绳子、一块家具防尘布和几个夹子，成本合计20元，在床上搭起了一个简易帐篷。帐篷两侧没有门帘，张静文反复确认过，一侧衣柜是木头平面，没有藏针孔摄像头的地方，另一侧是窗帘，也算安全，他们甚至扒拉了正对着床脚的一盆吊兰，尽管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他们还是把它挪走了。于是，在这个40多平米的公寓房间里，这块将近10平米的硕大的驼色防尘布，几乎幕天席地地罩住了睡眠区域。“布我买的大了点，不过安全感满满了”，她对自己的“作品”颇有成就感。“我是做事情考虑比较多的性格，做啥我都会很担心。”张静文表示。自从2024年9月石家庄民宿“偷拍”事件传开后，她通过新闻知道了“偷拍产业链”的存在——在Telegram群组和暗网上，酒店房间变成一个巨大的真人秀场，只要付费，暗处的眼睛就可能收看全国各种酒店直播；这些内容还可能被保存下来，作为付费内容再次售卖。“花20块钱就可以搞定偷拍，不然我们的一个视频可能要被卖2000块钱”，她跟男友开玩笑说。2023年6月，新周刊调查部分社群和网站视频后发现，被偷拍者的对象中，三分之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亲密行为，还有三分之一是单独出现的女性。2024年10月1日，大二女生王楠一个人在珠海旅游，同样对入住的酒店房间进行了“障眼法”处理。她用一块毛玻璃似的防尘膜把电视严严实实包了起来——膜是网购来的，8块6就能买20米，还是拍2发3。她本来用它在寒暑假盖宿舍家具，这次旅行，她特地带来防窥。“贴上这个就算是4k画质也不带怕的，”王楠特地开启了手机录像模式验收成果，结果让她很满意，“视频确实是模糊的，看不清我自己长啥样。”王楠说，此前她从未想过防偷拍这件事，直到一年前，她近距离感受到他人被偷拍后全方位的“社死”。当时她还在读大一，她一位大学同学告诉她，自己高中同学和其男友在酒店被偷拍，视频已经在他们高中同学群里传开了。这位大学同学一边感慨着“可怕”，一边把这个视频分享给王楠，视频里甚至特别标注了哪个城市的哪家酒店。王楠惊住了。“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伤害盖过了一切，它会影响你的情感、身体、工作、人际关系，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个毛细血管。”一位被偷拍的受害者曾对南方人物周刊如此讲述自己的痛苦。“这样的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无法接受的。”王楠说。很快，张静文的“防偷拍教程”在社交媒体上火了。截至2025年2月22日，这条网帖已经集齐了2.8万个点赞和4千多条评论。跟帖网友们在评论区里热络地聊起来。有人夸她搭帐篷一举想法新颖，做法便捷；有人出招帮她规避厕所偷窥问题——洗澡之前先放热水，等水蒸气弥漫，这样洗手间的摄像头就拍不清（也有网友倡议说可以戴奥特曼的头套洗澡）；还有人起哄说，“合法夫妻怕什么，拍就拍呗”；“等熟人刷到你俩就开心了”，立即有人回怼道。“酒店偷拍”消息的传开，如此深刻地唤起了大众的存在主义危机，在张静文和王楠的“障眼法”之外，各种民间“反偷拍攻略”百花齐放。周可是严选酒店派，从2024年10月7日至今，她陆续发出倡议：“外出去住国宾馆和疗养院”，“安全级很高”，“绝无偷拍”。◎

追求“出片”正在将普通旅行变得危险甚至致命。据《每日电讯报》，截至2024年底，全球已有480人死于在危险场景中自拍。英国皇家事故预防协会

今年春节，24岁的赵蓉没睡过一个懒觉，更没出门玩过。当同龄人的新年愿望围绕着工作、爱情、见到偶像时，赵蓉只希望“妈妈还在”。她的母亲是胰腺肿瘤患者，赵蓉全职照护母亲已经有一年半了。你或许已听过很多作为“三明治”一代的中年照护者的艰辛，但你是否能想象，当照护重担落到一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身上，意味着什么？许辰17岁时便知道了：六点起床，简单洗漱后给肺癌脑转移的奶奶煮粥，翻身，擦身子，换尿布，换干净衣服，晾晒被子，所有都忙完已是一小时后，他匆忙赶去学校；下午五点半放学，回家给自己弄点吃的，给奶奶喂饭，喂水，再赶回学校上晚修；晚上十点回到家，放下书包，给奶奶喂水，翻身，擦身子，换尿布，陪奶奶说说话；十一点，他终于坐到了书桌前，强打起精神学习一两个小时，但更多时候，他太累了，只能倒头就睡。周末他则要花上一整个白天给奶奶按摩、洗澡，还要争分夺秒补补平时落下的高二功课。这样的日子，许辰过了三个月。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他从小跟着奶奶爷爷长大。高二时，他先送走了爷爷，不久后奶奶也瘫痪在床，从此他的生活被上学和照护分割。三个月后，奶奶去世。17岁那年广东的秋天，在他的记忆里很冷。类似的无措和压力也笼罩着江西女孩彭佳的21岁。她读大四时，母亲确诊肠癌。看着一下子慌了神、一夜之间长出好几根白发的父亲和刚九岁、对周遭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妹妹，她意识到，“第一次需要我站出来担起家里责任的时候到了”。还有些年轻人，刚离开校园，就过上了以照护家人为唯一重心的生活。赵蓉和李珊都是在22岁那年暑假得知了母亲病重的噩耗。那时，她们刚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接到了一通来自老家的电话。自此，二十岁出头的人生骤然转向。我们和七位年轻的照护者聊了聊。他们成为照护者时，最小的在读高中，最大的刚大学毕业。他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也有人捱过了作为照护者的日子（这意味着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离去）。谈起这个过程，他们坦言，那是另一个世界，缺乏希望，与世隔绝。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从孩子到照护者的一夜长大，是在漫长人生刚开启时就要承担另一个人（且是至亲之人）命运的责任和压力，也是街坊邻居对于“一个年轻人天天在家不上班”的指指点点，还有看着自己正无可挽回地和同龄人渐行渐远的灰败。

蛇年春节，河北秦皇岛人高琪来到日本的青森县旅行，抵达时积雪铺天盖地。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标记为人少景美的“神仙小城”。但她意外发现，除去服务人员之外，酒店洗衣房、楼下便利店、公交车站排队的全是中国人，在公共场所最频繁听到的语言除了日语就是中文，连雪地里滑倒的人们最高频发出的都是，“哎呦哎哟”。“这里是青森吗？不会是鹤岗吧。”这位95后调侃道。冬季雪景承载了蛇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的巨大热情，日本富士电视台把以白雪著称的北海道评为受中国人追捧的春节旅行目的地，热情还蔓延到了日本东北部的其他区域，青森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歧阜、山形、福岛等小众目的地也人气暴涨，和东京、大阪、京都等日本旅游经典线路一样，挤满了中国游客。春节长假只是中国人对日本旅游热情复苏的一个切面。2025年1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称，访日游客正在支撑日本经济，其中“中国大陆客贡献最大”，过去一整年中国人在日本总共花掉了大约812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2024年每一秒钟就有中国人在日本消费2574元人民币。另据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数据，2024全年日本接待了3687万人次海外游客，刷新历史纪录。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比2023年增加187.9%。加上中国台湾、香港游客在内，中国游客已重新坐回访日海外游客第一大群体的交椅。1月底，高琪夫妻从青森前往北海道函馆，去了能看见猴子泡温泉的函馆热带植物园。植物园上午9点30分开门，大批中国人已经排队等着了。园内音响反复用中日双语播放介绍猴子为什么泡温泉的科普，人行路桥上站满了围观猴子的中国游客。植物园园长铃木一郎受访时表示，连续几天看到这么多游客，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2月6日13时25分，蛇年大年初九，中国电影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票房超过57.754亿元，正式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票房总冠军，累计观影人次达到1.19亿。猫眼、灯塔等专业票房预测平台更是一再上调对《哪吒2》的票房预期：从60多亿到80多亿，截至2025年2月7日12时，其预估票房已经突破百亿，高达108.53亿。“今年，哪吒就是我的财神爷。”2月5日，山东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发了一条带图朋友圈，图中，她在《哪吒2》海报前放上香炉，点香敬拜。她表示，受《哪吒2》热带动，今年1到2月，自己的影城或可完成去年全年票房的三分之一。她此前听说，因为市场不景气，一些影城本来准备在今年春节档挣把钱后就关门——现在她再也没听到关门的事情了，“这个市场一下子被盘活了，大家增加了对电影的信心”。◎

2025年1月中旬起，随着美国国会对国际版抖音TikTok的禁令生效日（1月19日）临近，大量自称“TikTok难民”的外国用户被迫离开互联网社交故乡，向他乡迁移。为抗议政府以对中国的数据泄露风险作为封禁理由，他们选择的“线上移民”目的地是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据路透社报道，仅13和14两日，小红书新增外国用户超过70万。1月15日，小红书在87个国家和地区登顶App

2025年1月11日凌晨3点56分，随着泰国曼谷前往上海的FM840航班落地，演员王星发出微博：“此时此刻，我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是2025年第一个因为被骗到缅甸电诈园而出名的人，也可能是近年来最快从那类“恐怖谷”成功脱逃的人之一：从1月3日在缅泰边境失踪，到1月5日女友嘉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再到1月7日泰国警方确认已找到失联中国演员王星，时间仅仅不到4天。当王星获救的消息传来，一个消沉多时的微信群沸腾了。这是一个400多人的互助群，群员大都说自己是缅甸电诈失踪者的家属。家属之一的戴女士说：“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亲人也）能救回来。”随后，戴女士发起了一个在线文档开始收集“全国亲朋被骗缅甸概况（缅北+缅东）”，并将之命名“星星回家计划”。她在行动由来里写道，“演员星星获救的消息大快人心的同时，也给予全国众多湮灭在角落中、具有同样遭遇的家属一丝丝希望”。一位家属也在表格中写道，希望和“星星一样的孩子”得到解救。王星刚获救时，这个文档里只有174条信息，一周以来，这张名单不断膨胀，截至1月12日晚，这份文档已经登记了1564条求救信息。尽管序号略有重复——焦虑的人们难免反复求助，但这个数字远不是缅甸受困华人的全部。他们的位置也很难真的用“缅北”和“缅东”区分，人们时常流转在不同园区被“卖猪仔”，具体的位置不明。这些时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的表述，呈现了这些受困者遭遇的冰山一角。媒体人“瓦叔”读完这份文档后形容：“这也许是我近几年以来读过毛骨悚然的纪实”。计算传播方向学者郭璟璇对该文档做了数据分析（注：分析时仅有1141条登记信息），其中的被困者绝大多数为男性，占比94.22%，女性为4.21%（剩余为性别信息缺失）；就文档显示，超过80%的人于2024年被困（913人），而就在王星火速获救的同一时间，2025年1月，仍有39人陆续被困（缅北表格里序号为551的一个24岁年轻人，甚至宛若平行宇宙的王星——他坐了1月6号晚上11点的飞机飞到曼谷，7号下午1点多给女朋友发过信息后失联）；在对“进展诉求”一栏的1141条信息进行词频分析后，“联系”一词赫然醒目，共被提及794次。和“救”字相关的词组（如“救救”、“解救”、“求救”）出现了344次。表格里的高频词还有“报平安”，49次；“以泪洗面”，36次。我们试着和8位被困者家属对话。他们都已报警，其中5起经确认已立案。当提及能否使用实名时，家属们斟酌许久：一旦家人报警求救的事被“公司的人”发现，等待这些被困者的将是毒打、断手断脚，甚至死亡。为保护被困亲人的安危，这些家属选择以化名出现，并希望起一个既不被电诈公司识破，又能让被困家人一眼看明白的名字——他们想让被困的人知道，“你在被家人挂念着”。李霞的弟弟是“缅东”表格里受困的第27号。他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快30岁那年还没娶上媳妇。“弟弟说要多挣钱买房子找老婆”，就有朋友给他介绍海外工作，说工资一万多。如今他被骗到缅甸快四年了，还被不同电诈公司倒卖过七八次。嘉乐刚结婚满一年，老婆小可怀孕37周。去年夏天那阵，福建总是下雨，工地没活了。9月初，当着外卖骑手的嘉乐，开始和一位“江西朋友”谈生意，看能不能做点小买卖。国庆节的10月2号早晨5点多，嘉乐穿着短袖、短裤出门，说是去趟江西当天就回，但那天他没回家。3号凌晨1点，他在QQ上给小可报平安，说他在云南西双版纳，“等我回家，宝宝的奶粉钱和咱们开销就都有了”。实际上，第二天他就被骗到了缅甸北部的佤邦，成为“缅北”表格里的54号受骗者。“瓦叔”在复盘档案基本数据时认为，这些失踪者里有相当一部分被提及背债、事业失败、找不到工作，“似乎刻画出了一个中年失意者的形象”。——李霞的弟弟和嘉乐无疑符合这样的肖像，还有受困缅北的733号，32岁，“因为妈妈尿毒症后期，想给妈妈好点的治疗条件”；缅北799号，“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行动不便的老母亲”……这些家庭的“顶梁柱”们迫切需要翻身改变现状，于是，“重重压力之下听信朋友说让他去那边高薪工作半个月就能回来”（缅北83号），或者涉入灰色地带，去“背货”。海外高薪工作，这是诱骗最常见的手段之一——高薪一词在表格中出现了105次。王星弟弟聘请的泰国文华律师事务所也告诉我们，“高薪招聘”一直是缅甸电诈诱骗人员的重要手段，一般是称提供国内同等岗位2-3倍的薪水。另一类“高收入”的赚钱机会则是从事违法“灰产”，比如做“背包客”，即从境外走私物品（如黄金、抗癌药物、手表等奢侈品）到境内，一次报酬高达数万元。境外电诈团伙编造这类铤而走险的赚钱方式，招募人员，并顺理成章地要求他们“保密”，再骗至境外从事电诈。一个叫杨绍武的年轻人失踪后，哥哥李绍文根据他的快手账号关注列表，发现了几个讨论“捞偏门”的主播。李绍文在直播间联系对方，佯装赌博欠了很多钱。对方便邀请他去西双版纳做“背包客”。“他说你不要赌，你要对家人好一点，他一本正经地说了很多我愿意听的话。”李绍文回忆道，然后，对方不断催他尽快订机票出发，还嫌他磨唧。李绍文报警后得知，弟弟的手机信号显示他在缅甸佤邦。如今弟弟成了缅北30号，失踪时17岁，还未成年。按郭璟璇对受困者的年龄肖像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85岁，出现次数最高的年龄是22岁，一个涉世未深又渴望远方的年纪。“瓦叔”撰文表示，比那些中年失意者更让他难过的，“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认为其中许多人的出境动机是单纯想为家中贴补家用、或者为生病的家人筹钱，但社会经验不多、倔强又善良的他们，却成为了骗子们的猎物：缅北557，20岁，“网上认识的人告诉他在西双版那可以多挣点工资”，“孩子年纪太小了，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缅北841，19岁，刚毕业的大学生；缅北857，18岁，至今生死不明；缅东255，20岁，一共9个同学被骗到缅甸，早就报警立案，至今没有消息；缅北209也是在18岁失踪，被骗时未成年，于2024年8月15日抵达缅甸邦康后失联。期间他给家里打过一次视频电话，那时，屏幕上的他已被剃成和王星一样的光头，面色憔悴，但没有发出任何求助的信号。在描述被诱骗过程时，至少2位受困者家属提到与王星失踪路径的相似性：缅北634，33岁，失踪于2024年8月10日，“我弟弟与王星星的路线基本一致，飞泰国然后汽车拉到湄索边界再坐船到缅甸”；缅北629，27岁，“我弟弟于11月18日在泰国湄索失踪，同演员王星星失踪地址一致”。突然有天，这个很少说普通话的重庆人用一条语气怪异的微信语音向朋友报平安，之后再无音讯。但这些和王星有着相似开局的人，结局往往大相径庭，如缅北920号，22岁，“出曼谷机场后被人劫走，直接到达湄索，在泰缅边境失联”，“湄索警方没进展，大使馆没办法”。文档“进展诉求”一栏中，“泰国”一词的出现次数（435次）甚至超过了缅甸（424次），很大程度上说明在“缅甸”成为高危目的地后，“泰国”已经被诈骗分子当作一个更安全的包装说辞和拐骗中转站。与之相应地，“旅游”一词的出现次数为37次。缅东254号登记，家人“6月12号办签证去泰国旅游，跟朋友一起去，失联至今”；缅北174、缅东43、缅东59均提到，亲人受邀去云南旅游后失联。值得注意的还有“妙瓦底”（180次）一词，它的频次甚至超过了“缅北”（78次）。2025年1月10日，中国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截至2024年底，临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已被全部铲除，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在公安的强力打击震慑下，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和损失大幅下降。不过，新闻发言人坦言，“当前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其中之一的复杂性就在于，境外仍存在大量电诈园区。如今，缅泰边境的妙瓦底便是这类新兴电诈园的乐土之一。在缅语中，妙瓦底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意思是“绿色宝石之地”。妙瓦底现由多支武装势力共同管辖，而电诈园区通常会向武装势力寻求庇护。它与泰国边境湄索隔着一条边界河，2024年8月，缅北634号曾经在被骗子带着坐船过河时发现被骗，选择跳河，结果被“救上来打了一顿”。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谢玲曾发论文表示，在2020-2021已破获的122个电诈窝点里，多数位于缅北，少数在缅南的妙瓦底，“形成了南北两大诈骗窝点集中的热点区域”。而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对凤凰卫视表示，2024年妙瓦迪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的地价和房价较2023年翻了三倍——“因为诈骗活动需要园区，需要租房子，需要买地。”也就是说，妙瓦底正在极速发展，诈骗活动日益猖獗。在重拳下四散逃逸的同时，电诈园也在“魔高一丈”地全面升级。在“星星回家计划”文档里，在2024年被骗的受困者超过80%，数量多达913人，其中10月是一年最高峰，有178人失踪。公安部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犯罪形势严峻的另一重复杂性则在于，诈骗手法正在加速翻新，为不同年龄、职业、学历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受骗群体广泛——缅北

姚璐是一名80后风光摄影师。她曾花四年时间，独自前往几乎所有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路，姚璐看到了和新闻里被纱袍遮盖、被动荡弥漫的不一样的中东。比如伊朗，姚璐发现那儿的人最有叛逆精神，他们在严格的宗教管制下悄咪咪过着五彩缤纷的“秘密生活”。人们把头发染成绿的、粉的、蓝的，在夜里开派对，女人换上短裙，浓妆艳抹，尽管当地禁止饮酒，他们却偷偷酿酒。在巴勒斯坦，姚璐目睹了全长750公里、高达8米的“巴以隔离墙”。这堵刺眼的灰色混凝土墙将土地一分为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在墙上涂鸦，有人用英文写下“做鹰嘴豆泥，而不是建隔离墙”，还有一个圆圈里写着中文的“拆”字。在土耳其，一位父亲听说姚璐生活的上海都是男人做饭，不可置信地阻止她继续讲下去，以免他的妻女罢工……有趣的细节只是中东的面相之一，沉重的话题也存在于姚璐的观察中。确切地说，她是带着两个好奇前往中东的。好奇之一是，在动荡环境下，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维持日常？他们的人生如何被时代左右？姚璐说，中东是观察动荡时代里个体命运起伏最合适的地域。其二是性别问题。姚璐常年在国内独自徒步、扎营、摄影，常被问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你还没结婚？而她此行前往的中东国家，比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约旦等，均位列“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里的倒数。她想知道长袍头巾之下的中东女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性别？2016年7月，姚璐坐上了飞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航班。她以“沙发客”的身份旅行，这是一种基于故事分享、文化交流的免费住宿方式。在挑选沙发主时，她尽可能选择那些关心社会和性别议题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在中东国家可能是少数派。此后四年间，她陆续住进了31位陌生人的家。在和他们的朝夕相处和漫长的行走观察下，姚璐眼里的中东逐渐鲜活丰满起来。她将一路见闻写成了一本书，《看不见的中东》。时至今日，姚璐依旧关心中东。2023年10月以来，巴以冲突不断，黎以、伊以局势升级，叙利亚政局突变……与宏大叙事相对应的，是姚璐当地朋友的人生变迁——疫情爆发后，一位叙利亚舞者朋友失业了，她说人们的收入斩半，她一度想来中国寻找机会；还有两位叙利亚朋友移民到荷兰，却发现外来者的身份让他们难以融入……“战乱了这么多年，其实没有换来一个更好的结果。普通人在宏观之下是很悲哀的，渺小的个体只能随波逐流，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生与死。”姚璐说。以下是她对凤凰网的讲述。我印象最深的中东国家是伊拉克。哪怕是现在战乱不断的叙利亚，在2011年内战前，也曾是备受西方游客青睐的旅游地，但那时我上网搜索伊拉克的旅游信息，几乎一片空白，没什么游客去过。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此后40年间，伊拉克一直处在动荡之下。我在伊拉克的一个月非常丰富，每一天都像是放大了。连接巴格达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之一。作为军事用品的补给通道，这段25公里的路程频遭汽车炸弹、人体炸弹、枪击扫射等袭击。第一位伊拉克沙发主艾哈迈德开车带我驶过这里时，紧张得一言不发。街上的大部分汽车都破了相，不是玻璃被子弹打穿过，就是被撞得凹凸不平。直到我们驶离公路，他才舒了一口气：“我们安全了。”在首都巴格达，我每天出门几乎都看不见女人，街上的男女比例是100：1。我在其他国家没有见过如此极端的情况。伊拉克女人不能一个人外出，必须有男性家属陪同。艾哈迈德带我逛夜市时，还特地带了一把手枪，塞上子弹。我在他的陪伴下披着长发穿梭在街上，如同走秀。人们纷纷礼貌地询问我能不能合影，还有小摊主送上免费果汁。我还参加了一场伊拉克婚礼，新娘在国外留过学，希望我能给她拍照。可我一拿出相机，其他女人不乐意了。伊拉克人认为，女性拍照是一种不检点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样一个女人被性骚扰，就是她咎由自取。家庭照片里也没有女人，好像家里不存在“她”。最后，只能新娘允许我才拍，别人不允许我就不拍。艾哈迈德有两个妹妹。这对小姐妹见到我很兴奋，眼睛亮亮的。我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个活的外国女人。她们特意准备了一段英文自我介绍，像背课文一样背给我听。两个女孩脸红红的，不敢直视我，妹妹还时不时扭头看看姐姐，寻找鼓励。我在中东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样羞涩的神情。一位巴勒斯坦沙发主的妹妹一开始也不敢和我讲话，常常一边剥蒜，一边用余光偷偷看我一眼。熟络之后，小姐妹终于敢和我聊天了。和大多数伊拉克女孩一样，不上课的时候，她们就在家里干家务、做饭。伊拉克女人很关注外貌，出门前一定从头到脚打扮一番，描很粗的眉毛，化夸张的眼线和眼影，嘴唇也化得很厚。姐妹之间互相化妆，还互相点评。小姐妹问我，中国女人化妆吗。当得知不是所有女人都化妆，包括我，她们不敢相信。阿拉伯人天生是卷发，很毛糙，汗毛也很密。女孩们非常迷恋顺滑的直发。小姐妹像痴汉一样，摸摸我的头发。还有叙利亚女孩来房间找我聊天，忽然关上门，锁好，轻声问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汗毛？有一天，艾哈迈德一家计划出去玩。小姐妹从起床就开始捯饬，等所有妆容、服饰、饰品、零食一一准备好了，已经是晚上6点。然后，她们进入最后一道着装流程——换上长袍、戴上头巾。于是精心打扮10个小时的漂亮衣服、漂亮项链、拉直的头发、剃过汗毛的光滑皮肤，都被遮了起来。在艾哈迈德家的厕所里，我困惑了很久。里面没有卫生纸和垃圾桶，只有一个塑料细口水壶——阿拉伯人不用手纸，而是便后直接用水壶里的水和左手手指清洗。我只能用自带的卫生纸，清洁后装进袋子里，再趁没人注意，扔到附近常用的垃圾桶里。为此，我四处搜集塑料袋，努力观察一家人的行为规律。直到两年后，我才鼓起勇气问另一位伊拉克沙发主玛瓦达：女性生理期怎么办？她大笑着解释，她们也用卫生巾，但会收在袋子里，免得被男性亲属看到。她很无奈她们的社会至今还有月经羞耻。玛瓦达是一位22岁的单身女性。在童婚泛滥成灾的伊拉克，她已经被归入“晚婚”的行列。她的父母用开放、自由的教育方式养大她，供她在伊拉克读大学（当地人大多认为供女孩上大学没有用，毕业后还是去做家庭主妇），允许她独自外出，这种“散养”式教育一度受到亲戚指责。玛瓦达不仅不介意我们合照，还敢在Instagram上分享。她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职业规划，在心仪公司的面试里，她一路闯到最后一关。但老板最终选了一个能力和履历都不如她的男性。玛瓦达曾经伤心地跟母亲说，你们让我有了广阔的视野和远大的志向，可是到头来，自己的人生空间竟然这么小。中东人总会问我，外面是什么样？唯有伊拉克女人提问时的状态不一样——她们很谨慎，好像既好奇，又害怕知道。在一个连女人拍照权利都没有的国度，她们离不开，也很难改变。我甚至想，如果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做个井底之蛙，是不是会更幸福一点？和伊拉克截然不同，伊朗是我感觉最有活力的中东国家，人们充满批判精神。飞机落地首都德黑兰前，机舱里的女性——2/3是当地人，1/3是世界各地的游客——齐刷刷地扎起头发，戴上头巾。伊朗不要求穿黑袍、戴黑头巾，衣服能包裹住臀部、不紧身就可以。我准备了两件长度到膝盖的宽松衣服和一条花色头巾，因为在我看到的中东国家，头巾必须遮住所有头发。我也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缕头发塞进头巾，打了一个紧紧的结。当我走进德黑兰地铁的女性车厢，里面的伊朗女人都睁大眼睛打量我。一位姑娘笑着告诉我，不用把头发捂得这么严实。我这才发现，车厢里的年轻女性穿着修身的牛仔裤，搭配各式皮鞋，五颜六色的头巾敷衍地搭在头顶，前额刘海大片露在外面。我简直像一个缠满绷带的怪人。当然，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看见一位鼻子上贴着厚厚纱布的伊朗女人，那是因为她刚做完鼻部整形手术——不是垫高，而是削低——鼻梁过高的鹰钩鼻是伊朗人的噩梦，他们更欣赏矮鼻梁，也许审美都是越稀有越好看。贴着纱布的鼻子是另一重炫耀的资本，这表示她负担得起高昂的手术费用。明面上，伊朗检查穿着和行为的宗教警察遍地（说实话，我区分不出来哪个是宗教警察，他们和正常警察着装差不多），人们不得不遵守规范。暗地里，伊朗人却过着“秘密生活”。女人们在派对上穿短裙、浓妆艳抹；人们偷偷恋爱，在夜幕下的山顶上谨慎地依偎；饮酒被禁止，有人就自己酿酒，或者去地下渠道买酒。在街上，很多伊朗人主动用英语跟我对话——会英语的人在中东是少数，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问我对中东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有小伙子绘声绘色地跟我聊他多年前第一次摸到iPhone4的感受，像是触电一般，并形容他手里的杂牌手机是块石器时代的板砖。尽管伊朗已经是我所见识的最有反抗精神的中东国家，骨子里依然是个性别极度不平等的国家。我在伊朗认识的第一个沙发主，她家里三代女性的地位一代不如一代。外祖母年轻时，也就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女人们穿着日常、性感的服装上街，自由地进出电影院，开派对，在政坛和商界有一席之地。这家女主人小时候也经历了开放时代的余晖，后来伊朗社会发生巨变，女性地位随之一落千丈。等到了外孙女辈，出门就得戴头巾，穿长衣、长裤、长袍了。如今，伊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不到1/5。为女性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教师、服务员等晋升空间有限的工作，许多女硕士很难找到与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一位女沙发主是英语专业硕士，只能去初中教英语。她丈夫建议她辞职，因为家里不差那点钱。她低着头对我说，她一路读到硕士，除了生孩子、做家务、伺丈夫外，难道不能做点自己的事吗？另一位沙发主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果断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她的女儿18岁，热爱音乐。伊朗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音乐，对女性演奏和唱歌的管控更为严格。这个小姑娘曾在街头拉小提琴，被警察抓走。她妈妈去警察局捞她，装模作样地批评了她一番，回到家，又夸她做得非常好。后来，女孩改变了策略。她和朋友去乐器展，以试琴为借口，借机演奏。万一被逮个正着，也有理由。她们对高压环境的反抗很机灵、很可爱，一边反抗，一边快乐、健康地生活，不是我们惯常认为的苦大仇深。可能她的一生都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反抗，到老了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果。出发前我设想过，假如在中东看到战争残骸，我会是什么感受。我可能会很悲痛，产生怜悯心。事实上，那一刻我没有任何情感。2018年冬，我抵达叙利亚，当时战况尚且平稳。天不亮，卖馕和面包的铺子前就排了很长的队伍。经历了内战，许多叙利亚人似乎产生了心理创伤，喜欢囤一些食物。一位沙发主家的料理台上摆着几十个装满水的塑料大瓶，内战破坏了供水系统，虽然当时恢复了正常，可一周只有一天的自来水是干净的，其他时候水里有很多杂质。在叙利亚霍姆斯的一个清晨，我出门散步。天空蓝得透彻，五层楼高的椰枣树树干笔直。街上没有什么人，店铺也还没营业，一切和往常一样。走了三条街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地，我眼前出现了一整片战争废墟。楼房只剩下一半楼体骨架，剩下的一半被夷为平地，东倒西歪，面目全非。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空的。待了大概10分钟，来了一辆警车。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看了我的签证，就把我带回宾馆了。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没有情感。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战争废墟，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情感去应对。普通叙利亚人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常常被动荡的时局搅黄：原本准备留学的一笔钱贬值了，眼看着朋友向自己走来时被炸成了碎片，在国外找工作被特殊对待……当地适龄男青年必须服兵役，服役时间原本是一年半，内战爆发后就没个准了。一个叙利亚人告诉我，他朋友已经在军队待了八年。不服役就出国留学或工作的话，就不能再回叙利亚了。不想加入战争绞肉机的男青年，只能一直念书，读书、休学，考研究生，继续读书、休学。所以经历过战争的人，最清楚和平的难得。我读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书里描述了工业革命后，看起来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却无法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我看了很多历史书后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和平时期反而是不多见的。不过，我遇到的大部分叙利亚人不怎么谈论战争，即便提起，也是轻描淡写。隔壁的街道在巷战，他们依然能坦然地喝咖啡，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待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你可以看作是乐观，也可以看作是麻木，或者冷漠。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这样生活。就像我在伊拉克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生活总要继续”。艾哈迈德的妹妹告诉我，伊拉克战争时，巴格达经常发生爆炸。那时她还小，有次她问爸爸那些声音是什么。她爸爸说，是有人在过生日。2004年，他们的爸爸在一场街头爆炸中身亡。但比起倾诉战争的残酷，艾哈迈德更喜欢向我展示他从威尼斯买回来的面具。一天，艾哈迈德带我参加朋友聚会。不远处突然传来一记爆炸声，所有人都缩了一下肩膀。原来是烟花。尽管伊拉克不禁烟花，但这种声音曾意味着袭击和死亡。这时，有人喃喃自语：“我都忘了爆炸声还可能是烟花了。”

“复杂的市场准入规则使得药物的供应不可持续，特别是在罕见病治疗方面。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没有促使‘唯铭赞’进入医保报销体系，我们决定不再续签该产品的进口药品注册证”。

当172公分、55公斤、26岁的前建筑公司职员秋雨走进江苏镇江一家小型直播公会直播间时，她穿着一件紧身圆领长袖，领口到锁骨。这是她在一家头部直播平台作为“颜值主播”开播的第一天，公会运营告诉她，“26岁”恐怕不行，因为“大哥”们（平台愿意持续打赏的观众）喜欢更年轻的，这件衣服也不行，“太臃肿”，要换掉。“所以在直播间我只能说自己22岁，我的几个同事是单身妈妈，她们会说自己是98年、96年的，比实际年龄小5岁。”2024年12月，秋雨坐在用做主播半年挣到的蔚来汽车里对我说。第二天她换了一件圆领紧身短袖，领口在锁骨附近，运营还是不满意。“他先说衣服颜色不好看，然后让我去看公会里别的女主播是怎么穿的。”秋雨说，直播间的门都是打开的，她一一走过，每一间都是吊带或者超低胸紧身T恤，“领口过低，就往露出乳沟的地方垫一张餐巾纸”。后来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听说，垫餐巾纸一是为逃过平台审核（衣领太低可能被判定为违反平台规则），二是能让观众的目光聚焦在餐巾纸所在的地方，引发遐想。秋雨说，公会不会特地说明着装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新世界的规则需要她自己揣摩），只会在合同里列出打赏的钱怎么分：五成归平台，两成归公会，三成归主播。主播每周工作6天，每天播6小时，底薪5000块。“没有门槛，（入职前）唯一一个需求就是加你微信看看你朋友圈的照片（长得）别太离谱。”秋雨说。2022年11月，苏州大学博士生潘莹入职当地一家只有2名运营的小型公会，成为一名秀场主播。这一个月是她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重要部分。访谈过超过20名秀场女主播、11家公会运营后，她告诉我，女主播们真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公会运营会帮每个女孩调好属于自己的美颜滤镜。“前面运营本来都不想要，然后我说我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成都一家公会的24岁男运营知山对自己的调滤镜技术十分自信，向我展示一个来应聘女孩调前调后的对比照。他把这组照片发了朋友圈，配文“你们现在还相信抖音有美女吗？”知山告诉我，调滤镜的运营“基本都是男生”，因为“男人才了解男人”。他管理超过10名直播平台娱乐主播，全公会有1000名左右在线主播。潘莹说，这行里金主“大哥”多、打赏金额高的女主播被视作标杆，所有人都得向她们看齐。公会运营会要求旗下主播“多看多学”，女主播们会复制“标杆”的穿着打扮、动作姿态、语言形式。久而久之，女孩们的形象统一成了一种模板，“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向我描述一个新人用来学习的“典范”视频，“（那位标杆主播）胸部非常夸张，每天晚上不停地跳热舞，声音非常夹子”。还有一些更细节的知识点，比如潘莹的同事小雪“学习”到在镜头前穿有破洞（而不是全新的）的黑色丝袜更受“大哥”欢迎，“可能（男性）会幻想把丝袜撕掉”。入职没到一周，公会运营第三次暗示秋雨着装“不对劲”。她被带到另一个直播间，要求现场向这里的同事们学习穿衣。这里身着吊带和“护士服”的性感女孩们指出，秋雨的紧身T恤“太老土了”，解决方法很简单，去购物网站搜“主播上镜服”。“（她们说）二三十块钱一件，不贵，（让我）买几件来回穿。”秋雨说。秋雨按女孩们给的关键词搜索，大胸细腰的模特图（其中一些衣领开到胸部以下）填满了屏幕，商品名都带有“纯欲”“性感”字眼。搜索一次后，购物网站开始自动向她推送情趣内衣、“水手服”“护士服”和“性感丝袜”，搜索框建议她检索“娱乐主播服装有心机”——算法似乎比秋雨更懂她需要穿什么，她一口气下单了近三十件畅销上镜服，包括“包臀紧身裙”“护士服”“紧身旗袍”等等，“吊带抹胸居多”，“（全都）勒得特别紧”。换上新衣服，其他女主播开始夸她“好看”“上镜”，运营也再没有让她去“学习”了。“我意识到这一天还是来了，本来想能推迟一天是一天。”秋雨说。运营负责包装主播，首先是灯光、滤镜、衣着，然后是表情、动作、语言。穿着过关后，运营告诉秋雨，短视频也是很重要的个人形象展示环节，被称为“流量入口”：如果观众喜欢短视频，就更可能点进直播间，才会有后续打赏行为。他建议秋雨，从下往上拍自己的大腿，然后让腿上的肉抖起来，因为“大哥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秋雨不想拍这些视频，为了让账号上有内容发布，她会下载那些购物网站推送的情趣内衣照片，用修图软件把模特的脸换成自己的交差。“公会说几点发（短视频）就几点发，让我们拍什么风格我们就得拍什么风格，天天发，粉丝涨得也挺快的。”主播颖儿在接受潘莹访谈时说。潘莹没拍，她在网上下载那些“更撩的”视频，通过AI换脸生成自己的短视频。“二十多岁的女孩们往往还没经历社会历练，很容易被公会的思路影响。”32岁的主播洺瑜告诉我。她2017年入行，见多了年轻女孩想挣快钱，结果往往三个月都坚持不了。在她看来，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干一行——这行只适合现实主义者，或者说，那些承担着“房贷怎么办，车贷怎么办，家庭开支怎么办”的人。疫情时期，洺瑜全家人“连米都拿不到”，她靠一个月25000元的打赏交上了电费、买到了菜。“外面风大雨大，只要你有电，你有网，你就能开播。”洺瑜说。秋雨的公会规格很小，只有十多个直播单间（多数时间坐不满主播）和3名运营，但全职HR就有3人，负责不停地招女主播。这些小公会的HR们成了各大app上唯一对秋雨“主动出击”的招聘人员。和同事们熟悉后，秋雨发现和直播间中表现出的轻松甚至轻佻相反，女主播们的线下生活一个比一个沉重。有人是因为老公欠了巨款要帮着还钱，有人是单亲妈妈要独自养家（这位单亲妈妈提到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曾突然闯进直播间，吓得她慌忙说了句“有点事”就下播了）。一次聚餐时，同事“十五”边说着家里的情况边放声大哭，她丈夫因为涉赌入狱，为了不连累她要跟她离婚，但她决定不离，做主播养活四岁的孩子，等待丈夫出狱的那天。前“厂妹”颖儿告诉潘莹，她的男朋友退伍回来后很穷，没有工作，她自己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只能做餐厅服务员或厂妹，她不想再吃苦，所以一直在做女主播，换了好几个平台。和颖儿一样，潘莹接触的多数主播出身“厂妹”，她们公会所在城市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疫情后许多女工加入直播公会，暂时缓解了就业焦虑。“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在昆山、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直播小镇’。”潘莹在论文中总结道，这些“涌现”和传统制造业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潘莹入职的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管理层由4人组成：老板，过去职业是挖掘机包工头；老板娘，曾是“酷狗”平台女主播，老板是她过去直播时的榜一大哥；运营张凯，曾是KTV领班，和老板是老乡；运营周涛，曾是快递公司货车司机，后来跟着老板开挖掘机，他有一家老小，开车卖力，困得受不了会喝风油精提神。截至2023年9月，M公会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仅留存20名，流动性极大。主播洺瑜说，“圈外人感觉公会很神秘，其实都是草台班子，公会招运营没有什么要求……即便是王牌运营，出门在外，身份也是靠自己给的。”公会强调与主播之间是“命运共同体”关系。潘莹做主播期间，经常听到老板娘和运营说“我们是自家人”。女主播们几乎都是前“厂妹”，没地方住，公会提供宿舍，没有直播设备、空间和衣服，公会提供设施完备的直播间。“那些疫情后原来在江浙沪一带电子厂的厂妹们像浮萍一样飘着，直到进入公会，就像获得了暂时的安身之处。”潘莹说。大家产生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钱一起挣的江湖义气。公会在一栋写字楼3层，那层只有这一家公司，晚8点女主播们上播时走廊漆黑，门口公会招牌亮得耀眼。招牌下是一处佛龛，供奉着财神爷，香火不断，烟味飘散到二楼直播间。潘莹对小型公会的“江湖气”印象深刻，公会不止为女主播们提供庇护和便利，也通过严格的考勤制度、罚款措施和言语羞辱等手段进行“洗脑式管控”。研究者们认为，主播在直播间与观众互动，出售直播间里能售卖的一切，包括氛围、外貌、才艺、社交能力，与观众建立关系，典型的关系是介于朋友与恋人间的“暧昧关系”，因此被称为“暧昧经济”。洺瑜会提醒女主播们明确自己和观众之间是“买卖”而不是“情感”，实际工作中，两者的边界很模糊——和演员表演一样，长期的情感劳动可能演变成情感本身。颖儿告诉潘莹，直播平台那么多，女主播那么多，但她的大哥就愿意一直停留在她的直播间里刷礼物，这种“就愿意”意味着“产生了感情”。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学术界分析时，倾向于将主播和观众的关系视作赛博世界的“虚拟亲密关系”，而在业界，公会老板和运营们不仅不这么想问题，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阻止女主播们这么想。颖儿和潘莹的老板娘（嫁给了“榜一大哥”的前女主播）像日常喷消毒剂一样对女孩们进行浪漫爱和负罪感消杀教育：“直播就是坑蒙拐骗、捞偏财，你把大哥（的钱）骗到手就完事儿了，不要有那么多思想包袱，理所应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老板娘本人身体力行，与老板一言不合就吵架，甚至会在办公室大打出手。面对崩溃员工她也会出手相助，比如替一名叫小艺的主播哄了一晚上的大哥。她希望小艺早日理解，去掉包袱后这件事是多么简单，“哄大哥就像哄小孩儿”。总体上，管理者都希望主播们变身“无情的圈票（挣打赏）机器”。运营曾责备颖儿“这个大哥明明可以薅出来票，你为什么就是不再薅一点”，颖儿的理由是大哥刷礼物刷到没钱生活了（有大哥月工资5000元，每月打赏颖儿4000元）；大哥在微信上向颖儿借钱，颖儿转账过去，被运营发现斥责，颖儿回答，“骗一次两次可以，骗多了良心过不去”。因为内心愧疚借钱给“破产大哥”很可能是女主播们的普遍行为，除了颖儿，秋雨和洺瑜也向我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做秀场主播第一天，潘莹就在后台收到了二十多条性骚扰信息，包括要求微信小窗视频裸聊，“约约哥哥每个月给你上1万”，“约约秒当（线下发生关系后立即给女主播当大哥打赏）”，“约吗我很温柔的”，以及更多不适合在文章中出现的下流语句。发送骚扰信息后，一些男性观众还会在直播间注意潘莹是否脸红，并追加发送“你是不是脸红了，出来和我约一次就放开了”。女主播们普遍对这种用户表现出“蔑视”，潘莹说，“我们需要宣泄，每天会私下骂今天有哪些傻x发了这样的信息”，但“情绪不能流露在直播间或和用户聊天过程中，每次作出反应都要先衡量这些男性是否还有打赏自己的可能性”。在直播间，追求打赏永远是第一位。为了刺激大哥持续打赏，女主播下播后也不能休息，需要在微信上一对一随时回复那些打赏到一定数额的男性观众，聊天过程会被公会监控。潘莹所在公会里，运营每天收走女主播们的手机，查阅聊天记录，这种隐私侵犯行为被称为“精细化运营”。收到骚扰信息那天，运营对潘莹进行了“一对一辅导”，教她如何应对：“这种信息现在看来没什么，你可以回复他‘谢谢哥哥支持’‘下次要再来直播间刷（礼物）哦’。”性骚扰内容被他人看到，一开始让潘莹特别尴尬，很快她发现运营通过监控和分析，可以让女主播们对性骚扰信息“脱敏”，从而与公会目标达成一致：“一切为了打赏，不用在意这些小细节”。“脱敏”完成后，运营告诉她，应对性骚扰正确方式就是“把话题引向‘打赏’”。他们教女主播们识别哪些男观众更可能打赏：如果在直播间的观看时长很长，但在主播“连麦PK”时“一票不上”（指没有任何打赏行为），那“明摆着是耍嘴炮的”；如果等级是“公爵”（酷狗平台上打赏超过5万元），那（收到性骚扰信息后）就要选择继续“维护”，比如回复“谢谢哥哥支持”“感谢哥哥的守护”。秋雨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运营给出了明确的话术模版。比如应对“约吗，一晚上多少钱”，正确回复是“我觉得这样太快了，我们还要彼此了解一下”。颖儿始终没能彻底融入系统，选择离开M公会。她告诉潘莹，公会一天到晚“不要脸才能吃饱饭”的教育快把她搞抑郁了。在潘莹看来，这是一种双向筛选的过程——那些冲破“性心理防线”的女主播们会留下并更好地为公会工作，她们会将上述过程视为“主播职业素养”，从而在直播中表现得更“放得开”。公会规定了女主播与“大哥”相处的三定律：第一，禁止私下与大哥见面；第二，不要相信大哥画的饼——他们只有约你这一个目的；第三，一定要做“拿捏的”一方而不是“被拿捏的”一方。具体来说，要拿捏的是大哥的心理活动，顺着他但不给他真的回报。技术上，“顺着他但又不给真的回报”并不容易实现。潘莹回忆，一次女主播橙子的大哥急了，威胁不见面就不再刷钱。为了稳住大哥，老板娘要求橙子在微信视频聊天中“给甜头”，“稍微露一下、裸一下，要哄着”。秋雨的运营会拿过她的手机，替她回复那些棘手信息。“我打字喜欢打空格，不喜欢打逗号，运营都会注意，尽量不穿帮。”秋雨说。2023年上半年，一位大哥向秋雨表达“刷不动（礼物）了”，提出发展线下关系，秋雨心态矛盾，不知如何回复。她的劳动本来就是花费大量时间回复私信（提供情绪价值），大哥不再刷钱还想维持关系，如果同意了秋雨感到对不起自己，但让大哥真的超出自身能力刷礼物，秋雨又感到对不起大哥。运营拿过她的手机，职业回复：“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喊一句“我爱中国”，曾是一些外国博主走红网络的秘诀，前两年，“伏拉夫”等外籍网红凭借这一招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由于这一赛道过于拥挤，供应过量且重复，逐渐遭到中国网友们的厌弃。如今，这些尝过甜头的博主们将外宾表演爱国的流量生意引入到经济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受到当地网民热捧。

11月末的一个周五，夜晚10点过后，广州市中心的天河南一路上，算命摊位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打破了“华南地区第一商圈”的时尚与秩序。沿街每隔约5米就能见到一位算命先生，有的身穿道袍、留白色胡须，有的席地而坐、摆弄着塔罗牌，有的拿着运势竹签，面前支棱着写有“面相、算卦、姻缘、财运”的塑料牌。周边茶饮店店员们告诉我，算命摊位“今年（2024年）开始变得特别多”，小红书上最早一篇关于天河南一路“算命一条街”的帖子是2024年3月发布的，这片繁华街区正被一种强大的“玄学磁场”笼罩，成为社交媒体上热议的广州城市新图景——俊男靓女从路尽头的地铁站里涌出，一部分快速流向路旁连成片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内，他们在一个月前就布置好了的圣诞树前拍照，在奢侈品店门口大排长龙，兑换化妆品小样；另一部分钻进对面的网红老街区，在装修精致的买手店或酒吧前抽带爆珠的香烟、点两杯鸡尾酒，然后隔着玻璃窗看小店里的布偶猫；到了傍晚，年轻人们回到天河南一路，人声鼎沸之下，向算命先生们低语，交出自己的心事。来算命的年轻人们各怀忧愁。一名摆摊的塔罗师告诉我，付费询问爱情和事业的顾客比例“五五开”，在他的摊位，1小时内4组顾客付费问的都是“明年工作怎么样？能涨工资吗？”“会涨，”塔罗师看了看牌又看了看顾客，补充道，“可能就涨个一两百。”“你别考研了，考研没用！”另一头，我正看着一名道士握着女孩的手“解读天命”，一旁的两位“同行”开始争先恐后地招呼我去看相：“你鼻子生得太靓了！”“买一次送两次！”我有点尴尬，本想加快步伐经过，但又实在好奇：这样的消费形态是如何打破传统玄学文化和现代化商圈之间的“次元壁”的。实际上，“算命一条街”近几年来正在多个城市慢慢形成新规模，例如深圳坂田北旧货市场附近、广州大学城附近商圈、山东临沂解放路步行街，长沙的太平老街都有这种景象。于是我决定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在天河南一路上进行体验式观察，试图搞清楚商圈里的“算命一条街”是如何诞生的。“如果要‘做法’，那就要让你妈来我的‘道观’，一次3600（元），不过考虑到是你，那就1800（元）。”路边小凳子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大胡子道士，60岁不到的模样，他背对大街，正跟一对年轻男女说话。我一边排队一边旁观。女孩嫌贵，问他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方案。他大手一摆，语气马上严厉起来：“我和你没有缘分，我只渡有缘人。该说的我都说了。”女孩苦笑一声回答：“好吧，扫码吧。”到我了。“出生年月日？”道士边问边熟练从包里掏出一本“战损”万年历，纸页泛黄、封面破烂。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立刻紧张起来。我的家庭深信风水，父母从来不告诉我出生的具体时间，害怕“泄密”生辰八字会被不安好心的人“改命”。我还听过“算命就是借运”的说法，怕“运”被借走。最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算命，不敢面对什么不好的结果。我上下打量道士，他看起来很“权威”，胡子弯弯曲曲、黑中透白，穿黑色长袖，外面罩着小马甲，脚踏一双木屐，走起路来“哒哒”地响。他自称“空悟道长”，72岁，很可能是这条街上年龄最大的算命先生（但他看起来真的不到60岁）。我问这里谁算得最准，他轻蔑一笑说，至少要70岁以上才算“修行到位”，“（我）吃盐比他们（其他算命先生）吃的饭还多。”我将信将疑告诉他生日，他先判断我的“命局”（通过生辰八字推演的具体的运势和发展），再看手相和面相，紧接着看“命相（整体命运）”：你有旺财的“命”，要注意贵人相助，你的贵人戴眼镜，还做过手术。我脑海里像走马灯一样把符合条件的朋友都想了一遍。这样的贵人有点多。道士还说，无论事业还是姻缘，我的“命”未来几年都比较顺，但要注意不能碰“火属性”的行业，具体指餐饮、彩票、股票、赌博。接着他告知了一个劲爆的消息：你的“命局”里未来有三个老婆。“三个？”我忍俊不禁。道士面不改色说：“前世你就有三个老婆，前世因果未了，姻缘债还没还完，今世继续还债。”我刚想吐露我的疑问。他马上补充：“娶只能娶一个，那两个就算做不成夫妻，也能行夫妻之实。”我被道士一本正经的露骨说辞再次逗笑，他又提醒我：“这是命运，你只能接受，改变不了。”“接受命运。”我忍住笑附和。谈话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我还想再问问别的，只见道士双手作揖说“不再多聊”，接着从包里掏出了付款二维码，“60元，祝你发财”。第二天下午，我在空悟道长的摊位遇到了一位刚看完相的男孩，他24岁，背着包，看起来心事重重。他在水果供应链行业工作，说自己“前路迷茫”，不知道接下来是跳槽好还是创业好，路过此处，朋友劝他为未来的“财运”寻个答案。和我一样，这也是他第一次算命。道长告诉他应该早点创业，创业过程中会遇到贵人指点。“这个贵人戴着眼镜。”男孩复述道士的原话。“是不是还做过手术？”我马上接下话茬，他吃惊地看着我，我们面面相觑。我也很吃惊，贵人明明是一样的，道长只收了他30元。亏了，我心想。还是同一个算命摊位，我又问了一名20岁男大学生的看相经过。他特地从天津坐飞机来广州再转车去珠海，求异地恋女友复合，但被拒绝见面。在回天津之前，他想算一卦姻缘，道士告诉他未来会有“三段姻缘”——又和我一样。我向前述两位与我“命局雷同”的男孩坦白了道长的套路，本以为他们会怒拍大腿，结果他们竟然觉得“没有被骗”。“水果供应链男孩”说：“我只相信好的那些信息，比如创业会遇到贵人。”“失恋男孩”则表示花小钱、图一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才意识到，年轻人们来此的目的并非真的想预知未来，而是想在算命先生给的答案里寻找安慰或者消遣。我的朋友，22岁本科应届生小梅也是如此。一个月前她刚在天河南一路算过命，那时她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不久。在BOSS直聘app里，她已经向679个岗位投递了简历。她一次次回答HR们重复的问题、反复推销自己，却始终没有结果。最打击她的一次是走到了某个大厂的第四轮面试环节，面试官夸她能力很好但“资历还不够”。小梅说自己像“被塞了一口糖，又被打了一巴掌”，“我资历不够通过简历不是就看得出来吗？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进入四面？”频繁的失败让她疲惫，当她经过挤满算命先生的天河南一路时，立即被吸引，于是随意选择了一个摊位。看相的是个阿姨，她试探小梅“是不是做过好几份工作”，小梅答“毕业到现在只做过一份”，她又问小梅“是不是还出轨过”，小梅急忙否认……连续不断的乌龙让阿姨神情尴尬，也让小梅失去耐心，最终算命持续了20分钟便草草结束。可小梅也说“没有被骗的感觉”，这场算命只值20元，她权当饭后消遣。之所以想尝试线下算命，是因为毕业之际她被室友介绍的道士鼓励过。道士在电话里说：“人生是个长跑，你要慢慢经历，不要管别人做什么……你等到30岁，才会有一些富贵显露出来，这期间就是要吃苦，既然吃苦，那就不要想这么多了。”后来她能在接连承受面试打击后还坚持投六百多次简历，就是因为不断回想起这句话。而在此之前她从不相信算命，作为被唯物主义思想深刻教育的新一代，她连星座都不相信。在小梅眼里，线下算命已经有强大的线上“群众基础”。她还记得毕业之际大学室友向全宿舍推荐了一位“算命很准的道士”，道士人在东莞，在线为室友实习单位里的同事们算卦，随后他的联系方式在人际圈子里“病毒式”传播开来。后来小梅一个师妹正在为了选择考研还是申请留学而焦虑，害怕如果申请不上海外大学，又会在考研准备当中落后，于是寄希望于道士指条明路，师妹不满足于线上算命，让父母开车送她去东莞和道士见面聊。而线上算命早已在年轻人中间广泛流行。一个命运咨询平台的创始人袁钰麟在2019年时估算，算命是个“超千亿的市场”，中国14亿人口里，愿意为算命付费的约占16%，年均最低消费1000元。两年后，网易数读抽样调查显示，78.81%的30岁以下年轻人已经有过算命经历。到了2023年，疫情告一段落，媒体频繁报道，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刺激下，年轻人扎堆去线下道观、寺庙祈福、上香。携程旅行网同年数据显示，2月起寺庙相关景区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预定门票的人群里，90后和00后占比就接近50%。空悟道士可能是最早盘踞在天河南一路的算命先生之一。他说自己本来在广州越秀区的光孝寺摆摊看相，转折点发生在疫情之后，寺庙门外的算命先生越来越多，起初他们只是坐着，后来为了争取刚从寺庙里烧完香出来的年轻人们，许多人主动站起来招呼，说给多少钱都行、多给少给都行。“那些都是没有修行的人，破坏了市场规矩，我躲得远点，不想跟他们一起干。”他说，2023年春天他已经开始转移阵地，把全广州人流量最大、年轻人最多的商圈作为了首选目的地，早于其他算命摊位聚集的时间。更多广州之外的算命先生正在涌入这片区域。58岁湖南人王凤霞信奉佛教，主营业务是“看相和观音灵签”，来天河南一路之前曾在厦门的观音寺“挂单”（佛教术语，指云游僧在寺庙投宿），2024年10月她决定去大城市看看，便选择广州客流量大的商圈落脚摆摊。另一位来自东北的三玄道姑告诉我，她也是同年来的广州，原因也是这里人多。“我每天跪祖师爷跟前说祖师爷我给你打工，现在不要让我饿看着、冻着就可以了。祖师爷做到了，当我没有钱交房租、没钱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找我（看相）。”她说。这些算命先生告诉我，接触到的付费顾客也都来自全国各地。几组数据为这种感知画上了注脚：近年来广州正成为一线城市中最火的“人口迁入地”，据广州市统计局数据，2023年底，全市常住人口达1882.7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9.29万人，其中登记流动人口占比53.03%，地铁全年日均客运量达857.2万人次，较2022年提升了33%；百度实时迁徙地图大数据则显示，2024年初，广州连续多月蝉联“全国热门迁入地”榜首，在四个一线城市里，人才净流入比例最高；智联招聘《2024春招市场行业周报》显示，2024年初，广州求职者简历投递量稳居全国38个重点城市前四。与此同时，天河路商圈客流也在与日俱增，据广州日报报道，2024年国庆黄金周头四天每天客流量都超过了2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庞大的人流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算命先生，天河南一路的算命摊位还在继续增加。除了那些衣着古朴的“大师”之外，一些年轻人也加入了算命的行列。找空悟道长算命的一周后，我发现两名广东工业大学的大三学生在这条路上铺了塔罗布（一种专用于占卜塔罗的垫布），上面摆着塔罗牌。他们说要合伙在这里“创业”，因为人多的地方最适合摆摊。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一个问题15元”，算命同时还卖“KPOP小卡”（印着韩流明星照片的小卡片）。我又在这条街的奶茶店旁遇见了刚来广州3个月的阿俊，他24岁，来自海南，留着一头长发。他独自坐在花坛上，面前躺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学生创业，算命/占卜/看相，30元一次”。这是他出摊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10点多，他和朋友逛街路过此地，看到密密麻麻的算命摊位，“兴致突然来了”。他心想“反正也没工作”，就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一支黑色马克笔，捡了房产中介公司丢弃的房屋租金信息牌，开始摆摊看相。第一天，他从晚上10点坐到凌晨12点，帮4个年轻人看了相，每人收30元，一晚上赚了120元。“其实我不为赚钱，我就是来锻炼的。”阿俊说，大学毕业他在老家创业做民宿，疫情以后生意冷淡下来。“国门放开，大家可以出国，完全不来（海南）了。”他回忆除了春节之外的所有日子都是淡季，民宿最终以亏本收场，他背了几十万的债务。后来他入职一家外贸电商公司，但没过多久公司不挣钱了，老板开始“变相裁员”——放假15天，不给工资。“我怎么活？”阿俊解释，自己只会想方设法挣钱，却从来不存钱。来广州以后他在天河路商圈内找到一家酒吧应聘了月薪4500元的调酒师，可没干多久，又因为和老板发生冲突而离职。但还好，他学过看相——他说，半年前在海南陵水一个道观里上过“培训班”，学费8000元，包含看相和心理学课程。对于他的说法我将信将疑。他和空悟道长一样问了我出生年月日，不过他用手机小程序代替了老旧万年历，在里面输入出生日期，让我等待结果。发现我的表情越来越疑惑，他解释说，“我可以走那种形式，收你68（元），然后打开一本老书，假装道行很深。但我觉得没必要。有科技化的工具为什么不用呢？”他仔细端详了我的手和脸，甚至掀开刘海看了看我的眉毛，他夸赞我“长得很有福”，耳垂是他见过最大的，他还说我很聪明，但“有点让人疏离的感觉”。他给我的生活建议也是时兴的活动——“多去爬山静心，接触大自然”；以及向上社交——“和有智慧的人多接触”。紧接着他问我“是MBTI里的哪一种”，得知是“INFP”（首字母I为内向人格）后顺着我的话讲我很敏感、不太会和人打交道、容易内耗，然后建议我去看两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和《我爱问连岳》。看相一小时他只收了我35元，还想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用他形容我的话来拒绝他：“我害怕内耗，加了你以后我不会和你聊天。”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拍着我的肩膀，真诚地看着我说：“送你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此时此刻，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些来算命的年轻人会感觉到“没有被骗”，因为这个同样面对前途感到困惑的新世代，的确站在了我的角度真心希望我过得更好。而我心怀愧疚，为了证明他不会算命，隐瞒了自己是ENFP（首字母E为外向人格）的事实。第二晚，我又看见了王凤霞。她正在和一位低着头、忧心忡忡的男孩聊天。男孩离开后，王凤霞告诉我那个男孩只有16岁，是广州本地高中生，看相时说自己很烦恼，但问具体为什么时却闭口不谈。她说自己看出男孩心理状态不对，就苦口婆心开导，“我一定要把他的心结解开”。“（虽然）你现在只是小男孩，但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听懂没得？这样以后才能干大事。每个人在妈妈肚子里就有烦恼，如果你一直想这个烦恼的事情，那么就会更烦恼。”王凤霞向我复述自己说过的话，说看相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她问男孩好点了没有，男孩点点头说好多了。他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王凤霞拒绝了，她不想收学生的钱，担心他没钱吃饭，帮他看相是想确认他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再放他走。“听说很多学生都出事……（这种情况）钱不是事。”她说。我对“算命一条街”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的怀疑和戏谑，到后来的理解，再到竟然有些感动：王凤霞总是笑眯眯的，讲到严肃的事情会压着声音说话，“听懂了么？小妹/小弟”，她说自己白天不看相时就在家念经，偶尔会带带孙子，分明和我生活中经常见到的长辈差不多。她向我提起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看相顾客。其中一个是“海归”博士，来到摊位上说自己运气不好，刚回国很迷茫。王凤霞算了算，说他“命里有运气在东方”，博士高兴地回答“正想去上海发展”，接着坚持给她转了188元，虽然她只收费30元。她笑着掏出手机把转账记录给我看，“不管信不信，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要一个心安”。当晚，三玄道姑的摊位也很热闹。她正捧着一位想看事业运的25岁女孩的手大声说：“宝贝，你还差点机遇，但等到35岁以后，你的好运就会来的。”她眼神看起来坚定，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在街头演讲：“你永远记住，谁强都不如自己强！你要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你明白吗？女人内心必须强大，不要依赖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背叛你，离开你，只有你自己不会背叛自己！”结束后女孩告诉我，自己在一家知识付费公司做视频剪辑工作，听了道姑这番话特别感动，即便它很像工作中经常剪辑的那种“营销号鸡汤视频”。算命的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道姑和女孩在逐渐降温的广州深夜捂紧了外套。谈话结束，女孩转账50元，我看到三玄道姑的微信名是“xx·心理咨询”。我想起看到的心理咨询师收费标准是每小时200-1000元，算命和它相比似乎已经“物超所值”。或许是骗局还是命局真的不太重要，对年轻人来说更要紧的是“算”，是被人真心关照的过程。或许也是这种内涵，让“算命一条街“拥有存在的理由。三玄道姑决定在广州暂时停留，她认为只要能生存下去，就说明“祖师爷在支持她继续普度众生”。阿俊认为算命是他的新事业，“这是一个大趋势”，“精神玄学、传统文化、精神疗愈”，他一连蹦出三个词，开始憧憬未来开一家算命实体店。时针走过0点，直到城管来巡街，塔罗师才恋恋不舍地把摊位收到角落。天河南路旁的居民楼灯光多数已经熄灭，除了酒吧和24小时便利店，楼下的店铺已经打烊。塔罗师和顾客们意犹未尽，还在用手机灯光照着纸牌继续算命。离开天河南一路，我在附近的街道闲逛。彩票站和算命摊位一样受欢迎，200米左右长的街道已经开了三家福利彩票站。网红店面每个月都在洗牌，随处可见“招租”的广告。这让我想起千禧年的商业步行街。不同的是，这片区域多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比如穿着外卖骑手服在路边弹吉他卖唱的人；拿篮球砸红牛罐子的游戏摊位，把街区夜空砸出了“砰砰”的响声；在20秒挑战吃完面包的游戏摊位上赢300元后发出“哇哇”的欢呼声；街头相亲角里，密密麻麻的相亲信息纸挂在铁架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喧闹依旧，那些没有被遗忘的心事在城市上空徘徊。文中空悟道长、三玄道姑、王凤霞、小梅、阿俊为化名作者

这个暑假旺季，杨龙把日语导游的工资从1200元一天涨到1500元一天，但即便如此，仍然找不到合适的日语导游。当时伊藤洋华堂日本总部的客人到九寨沟游览，嫌派来的日语导游日语不好，杨龙公司只能紧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