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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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亦师亦友半生缘——怀念冯天瑜先生
2023年元月12日，冯先生辞世，享年八十有一。之前获悉冯先生病情转好，我与朋友们暗自庆幸他已闯过这一关，还想再聚一次。听到冯先生离去的噩耗，我很悲痛。次日到珞珈山上我校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设置的灵堂吊唁先生，我的心情难以言表……冯先生对我而言，亦师亦友。可以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好兄长。我们相知、相交、共事几十年，相互间有着深度的默契，可谓“半生人间半生缘”。我们之间的称呼，我一直称他“先生”、“老师”；他则称我“齐勇”，晚年有时称我“齐勇老师”。虽然我只小他五岁，但他出道很早，而我读大学很晚（我31岁才上大学），确实小了一辈。先略说说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与冯先生的交往：萧先生十分器重冯天瑜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据王元化、汤一介等学者们在京、沪举办的文化协调会上的协商，武汉地区学者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发挥特长，重点做“明中叶至近代的文化史研究”。萧先生联合华中师大的章开沅先生、湖北大学的冯天瑜先生等开办文化沙龙，在三校轮流举行，还曾请了吴于廑先生参加。后来，集中讨论明清文化，改称“明清文化史沙龙”。记得萧先生让我写过相关活动的综述，他推荐到《未定稿》上发表。冯先生的《明清文化史散论》成了我的案头书。冯先生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7月与李德永老师等一道，应邀到美国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会后还访问了几所大学。这些活动也是萧先生推荐，得到傅伟勋、汤一介等先生的支持，由国际中国哲学会安排而得以成行的。我还依稀记得我与冯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198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萧老师、唐明邦老师、钟兴锦老师组织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学者先在武汉开了学术讨论会，后又去衡阳出席了全国性的会议，冯先生都参加了。那时我是萧先生的研究生，得以与冯先生相识。1985年3月，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首届中国文化讲习班在北京举行，讲课者有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先生等，皆一时之选。学员多是青年教师，住在中央团校地下室。这间地下室较大，我们睡学生的双层高低床。冯天瑜先生是学员中最年长、最有学问的，汤先生请冯先生作为学员代表致辞。冯先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我们相处甚洽。如此说来，我与冯先生还有同窗之谊。冯先生的学术转向并定位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与参加这次讲习班有一定的关系。华中师大严昌洪先生当时也作为学员参加了这一讲习班。1993年，教育部委托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在齐齐哈尔等地开过编撰会议。方先生诚邀冯先生与我参加统稿，统稿工作是当年秋天在湖北大学举行的，冯先生统上编，我统中编，方先生统下编。在统稿期间，我们与冯先生的家人与弟子（周积明、何晓明、郭莹等）熟悉起来了。冯方两家本是世交，冯先生的父亲冯永轩先生与方先生的父亲方壮猷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后来方壮猷先生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冯先生的母亲曾长期在省图工作，他年少时随母亲在省图“住读”八年，曾得到方先生的鼓励。冯先生的二哥冯天玮（张式谷）与方克立先生又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1994年，冯先生调到武汉大学。他心情舒畅，因为武大毕竟“大”。1996年4月，我校中国文化研究院成立，冯老师任院长，我与陈文新教授等辅佐，任副院长。这当然是为冯先生设置的工作平台。在此研究院基础上，1999年，我们整合学校人文学科的力量，组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老师任主任，我与文新为副主任，后又增加了陈锋、杨华教授。当时我任人文学院院长，学校、学院与我个人都想争取使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中心获批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办、草创本中心及中心前三年的事务工作，是冯先生委托我主持的，那时他在日本做研究。我本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团结同仁，圆满完成了任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申报、评估等过程是相当复杂、繁琐的。记得最初申报时，需要填不少复杂的表格，还要复印不少佐证材料，我让几位博士生用拉杆箱、大旅行袋等，装满证明材料送到北京。这些佐证材料大体是证明所填报的论著、课题是真实不虚的，当时的要求有点过了，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盛行。但各校都要争，先是说全国一百家，后来变成一百几十家。这也成为评估学校的重要数据。中心成立之后，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拿出了不少成果，举办了高品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都是在冯先生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暨《冯天瑜文存》学术研讨会再说说近年的事：2020年元月底2月初，武汉的疫情已很严重，大家忧心忡忡。2月7日上午，为表达对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敬意与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赵林兄提议，我们一定要发声。我说，赵兄先起草，殊不知冯先生说，他正在就此写一文，拟发布。冯先生是有名的快手，他上午写好后，唐翼明先生立即修改、润色。他们俩中午修改，下午由冯先生转辛亥革命网首发，首发时间为15：40。这就是那篇《李文亮大夫不朽——武汉十教授呼吁》，影响很大。此文先引宪法数条，接着说了三点：一是维护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二是撤销对八位揭示疫情的医生的处罚，三是应追认李医生为烈士。一下子，网上反应热烈，各方面的评论都有，很快，我们签署者都接到所在单位领导打的“招呼”，我是下午五点多接到电话的。不久，有人别有用心，将此引向所谓海外“敌对势力”云云。此呼吁书的副标题及署名排序是我定的，因冯先生是起草人，排第一，唐先生是修改润色者，排第二，其他人则序齿。其实本来有十一人联署，考虑到诸种情况，我建议一位友人不参加。而且“武汉十教授”叫起来顺口，便于传播。此事卾省有人很不高兴，在某次会议上批评了，还点了冯先生的名。冯先生很坦然。他继承传统士人德高于位、道尊于势的传统，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抗争精神。冯先生有风骨，他一贯待人谦和、低调，但偶尔也曾拍过桌子，金刚怒目。他无愧于且增色于“远权贵，拒妄财”的家风家教。冯先生手札冯先生的思想究竟如何定位？这恐怕也是套话中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从其言其行中，愚以为还是应定位于理性主义与启蒙精神。冯先生重在弘大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等普世价值，并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当然，他对启蒙主义也有反思与批评。从他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可知他内在的思想张力很大。冯先生有一种一往无前，毕力钻研的精神与毅力。他太勤奋了，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很多著作是在病房里完成的。他真是学术界的“拚命三郎”！他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只要是他确定要写一本书，他就心无旁鹜，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克服重重困难，终尔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正如他的夫人刘老师所说，“天瑜一辈子做了别人两辈子做的事”（大意如此）。其实还不只！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提出的文化生态论、中华元典精神及其近代转型、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原创性思想，以及对明清、近代文化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冯先生视学术为生命，他“未尝一目废学停思”（熊十力语），卓然成家！每人都有受挫与消沉的时候，冯先生也有。一次，一家大报刊载了一位学者的文章，批评冯先生当时做语义研究是“抢滩”。这原因其实是学者之间沟通不夠，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当时冯先生在日本，我们之间通了好几次电话。一度他心灰意冷，甚至私下跟我说“不想再做学问了”。这当然只是一时的情绪。我安慰冯先生，又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据写文为冯先生辩护，那家报纸也发表了拙文。后来证明，还是冯先生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做出成果来了。冯先生与我的生活习惯相似，起床较早，一度彼此间一大早通电话。他跟我通话时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较早。我老伴都知道我们的习惯，她起床后说：“是冯先生的电话吧。”以后，我与冯先生用微信就更方便了。我与冯先生有一些貌似的相同处：我们都有五兄弟，且都排行老幺。过去传统家庭，五男儿（五兄弟）很常见。古代有五子登科的故事。《三字经》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当然，冯家五兄弟，我们不敢望其项背。做老幺的很幸运，除父母关爱外，还有兄长们的扶持。“五男（兄弟）现象”真值得研究，多一点兄弟姐妹总是好事，有助于人的成长。电脑文字输入法，我与冯先生都不会用拼音或五笔码，都是用的汉王笔。冯先生的写字版里有大乾坤，他的晚年著作都是在小小写字板上写出来的。我们俩还有一相同处，都喜欢看足球赛。冯先生是真球迷，我是假球迷。去年12月卡塔尔世界杯，冯先生看了若干场，鉴于时差，半夜三更的场次只有次日再补看了。有趣的是，他的预测很准，无一不中！冯先生精通世界地理，你只要报一地名，他马上就可准确告诉你此地的位置及风土人情。这一点我是自愧弗如。近些年湖北省的经心书院得以复建，主事者是湖北省政协委员熊华敏女士。承蒙不弃，我忝为山长。经心书院请了一些名家来演讲，如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等。2019年6月29日，为纪念经心书院成立150周年，特举办中外文化比较征文活动，在启动仪式上，郑重邀请本地的冯天瑜先生和唐翼明先生，与来自北京的安乐哲和万俊人先生演讲。冯先生开讲，脱口而出：“经心书院，此地有茂林修竹，高朋胜友。”他又说：“书院一定要有一个传统要继承，那就是认真地读几本经典。”他倡议老中青学者共研共学，发扬书院的真精神。经心书院陈雨倩秘书长把冯先生即兴说的话记录了下来。2020年初疫情暴发，冯先生写了《“封城”之际议“生态”》一文，十天后又写了《大疫读书记》，发给经心书院分享。2020年3月18日，冯先生通过网络给经心书院授课《商贾救亡、上医医国——“采风”与“诗谏”》，系第53场经心读书会。当时我在外地，通过视频收看并在冯先生讲完后作了点评。冯先生讲得很精彩很深刻，有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对社会与国家治理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开“诽谤”之路，在保持纠错机制与文化生态方面有现实意义。经心书院开讲
202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