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央党校副秘书长冯秋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本质上是领导思想，具有多重领导学意义。高度重视被领导者的作用,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高度重视客观环境和组织目标，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科学确定党在新时代的使命任务、战略策略等,为党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科学指引。高度重视领导者自身的提升完善以及领导力的作用，为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增强领导力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科学指引。领导学也叫领导科学、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活动及其规律特别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学问。领导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党史党建以及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是科学回答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有效破解党自身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确保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因而本质上是领导思想，具有多重领导学意义。1为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提供了科学指引对领导概念，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有不同的定义。自20世纪80年代领导科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学者们普遍从行为过程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领导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领导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指引和动员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的行动过程。这个过程由四方面要素所构成，即领导者、被领导者、客观环境和目标。由此不难看出，领导行为有效与否与被领导者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而言，领导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没有被领导者就形不成领导行为，也就无所谓领导者。正因为被领导者在领导行为过程中极为重要，领导力这一领导科学的热门概念，就特别强调被领导者的响应状况，强调没有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行为的认知和接受，就形不成领导力，领导力的大小、强弱与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行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直接相关。应该说，绝大多数领导理论都注意到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行为中的作用，但最科学最彻底地重视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非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莫属。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在这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强调由于共产党的这一特点，它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他政党，胜过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它能够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能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没有自己的私利，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其责任就是使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由分散的力量变成统一的力量，由自发的力量成为自觉的力量。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及政党领导问题，因而比任何其他领导理论更彻底更透彻地意识到工人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被领导者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行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代表人民利益、站在人民一边，指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最鲜明的品格和特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这一最鲜明的品格和特质，并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被领导者的拥护和支持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鲜明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永远守住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广大而深厚的基础”。“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他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且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警示党要永远与人民心连心，永远守住人民的心。鲜明提出坚持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担当起党该担当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他强调“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要担负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要担当起全面领导的责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鲜明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把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他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他要求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努力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他要求坚持和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倾听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使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的各项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和满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他要求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要求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和基本尺度。鲜明提出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初，就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和贪腐进行坚决斗争。他强调，“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我们就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为党在新时代条件下推进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引如前所述，领导行为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四个要素。除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两个要素外，客观环境和目标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也就是说，领导行为是有目的的活动，领导行为的目的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实现团体或组织的目标。组织的目标是组织希望努力争取达到的未来状况，主要体现为组织的使命任务，以指导组织制订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使命在组织发展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如果没有追求的使命，组织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任务与其他组织使命任务的一个极大不同，在于其具有崇高远大漫长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及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在人民至上价值宗旨的基础上，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即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无产阶级革命,

从四个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谢春涛《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理论视野之宏大、原创性成果之丰富、世界性影响之巨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以为，应该从四个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是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这主要是，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新考验，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二是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我理解，至少有18个方面。在时代特征上，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主要矛盾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党的领导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现代化道路方面，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家治理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建设上，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自信自强。在社会建设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家安全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民族问题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统一上，提出对特别行政区实行全面管治权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提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外交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建设上，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三是实践价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家安全全面加强。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四是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阐明了中国的安全观、发展观、义利观、全球化观、全球治理观，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美好愿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容，对其他国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带头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把《习近平著作选读》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引导学员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工作，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本文系谢春涛同志在2023年5月2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本文作者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23年5月23日第6版，原标题为《从四个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监制｜冯秋婷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形势越困难，越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被动地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当前，广大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各级政府在开展“六稳”“六保”中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中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余地、空间还非常大。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拉动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确保完成“六稳”“六保”重大任务。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经济恢复。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疫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美国频频打压中兴、华为并对我实施“科技脱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已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加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而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创新的三个阶段分类施策，分别予以财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补短板、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建议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从创新规律出发，加快培育发展一批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强“技术开发利用”这一弱项。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的推出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以新基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一是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万～600万座，每座20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180个。一般10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去年至少有1800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台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亿～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建议对新基建投资和运营企业所得税参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税率。二是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全球目前有60余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根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可节约近300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200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高价值企业主要将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三是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疏通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需求消纳产能，促进供需平衡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比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来自建筑业的需求占比超过60%，但钢铁在建筑结构上的使用量却只有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为40%左右。现在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产能。此外，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再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购、限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亿～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亿～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多措并举刺激消费、促进就业、提高保障，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个人消费。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助力保民生保就业。占企业总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这是疫情之前的政策，在当前广大小微企业因疫情冲击，生存面临空前压力的情况下，考虑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政策转变为基础性制度甚至上升为法律，以此来放水养鱼，稳定预期。其中的道理与当年对经济特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是一样的。一旦小微企业缓过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三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与城市居民可以拥有产权清晰、逐步升值的住宅等财产不同，农民却因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市场化交易困难而无法享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一直停留在3%左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到现在六七年了，农民依然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还是没有“更多财产权利”。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直接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将附着在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上的财富转化为可以交易的财产，以此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培育区域发展新增长极和动力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中东部地区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西部地区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应用高新科技寻找创新发展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中东部地区要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在西部地区，要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谋求新发展。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过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把东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逻辑带到西部就可以推动西部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部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技术和制度约束下的资源禀赋现状。仅靠改制度而不改技术，资源禀赋格局依旧，发展落差缩小不易。新形势下谋划西部地区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路。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元的产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东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余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余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激活社会投资活力，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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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如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将从人类文明转型规律的角度，重点分析怎样用市场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稀缺性要素演变：人类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已历经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向生态文明转型。也有学者说在农耕文明之前还有一个“原始文明阶段”，不过此点有争议，且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先存而不论。我们要讨论的是，人类文明为什么会转型，或者说推动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以上问题，西方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有一个研究视角可供借鉴。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哪个阶级拥有最稀缺资源，这个阶级就会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社会性质也由此决定。奴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劳动力，拥有奴隶的奴隶主阶级就成了奴隶社会的主导阶级。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劳动力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地主阶级便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变得稀缺，于是资本家阶级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阶级。用“要素稀缺性”解释社会转型只是一个视角，事实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解释社会转型会更科学。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用“要素稀缺性”解释文明转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就是因为粮食供给短缺。当年马尔萨斯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比人口增长慢。由于粮食供给短缺，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就产生了农耕文明。现在回头看，马尔萨斯只说对了一半。封建社会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确实比粮食增长快；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龙、涤纶；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头、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电梯、钢筋混凝土建筑和摩天大楼；行的方面有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工业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相对物质供应来说，好的环境反而变得稀缺了。今天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于是工业文明又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事实的确如此。几十年前，人们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然而今非昔比，国内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项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说明生态环境已成为稀缺品。是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损害环境的代价已越来越高。不是说企业的污染程度比过去更严重，而是从机会成本角度看，由于人们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已变得日益重要。正是基于此，所以中央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成本内化：控制污染的两种方案前面分析过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原因，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应该怎样推动工业文明转型？为此必须先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为何会损害生态环境？二是用什么办法控制企业损害生态环境？为便于分析，下面让我用企业碳排放的例子来讨论。众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环境事关公共利益，企业为何不主动限排呢？对此经济学的解释是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导致的结果。换言之，企业只支付原材料、工资、管理费等内部生产成本，而将碳排放损害环境所发生的成本（治理环境的费用与居民受到的损害）转嫁给了社会（政府或居民）承担。正因如此，企业对碳排放漠不关心甚至肆无忌惮。据此分析，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问题是怎样将社会成本予以内化呢？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两种方案：上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征税补偿的办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业征税，然后再补偿给受损居民。可是经济学家科斯1960年发表《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认为政府征税虽能将社会成本内化，但并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优方案。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来分摊社会成本。在科斯看来，碳排放权的分配其实就是社会成本的分摊，或者说是界定产权。若将碳排放权（产权）界定给企业，则企业无需承担社会成本；若将碳排放权界定给居民，企业就得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至于碳排放权在企业与居民间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给谁的交易成本更低。所谓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谈判沟通、组织协调等制度成本。在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并不严重，公众环保意识也不强，将碳排放权界定给企业一般不会有人反对，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若仍将碳排放权界定给企业则反对者增多，交易成本会升高。由此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权分配给企业的比例应逐步降低，分配给居民的比例应逐步提高。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权只是内化社会成本的第一步，同时还得开放碳排放权市场，让碳排放权可以进行交易。可是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开放碳排放权交易后，有的企业买不起排放指标怎么办？我的答案很简单，买不起排放指标的企业当然只能限排，因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本来就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是的，保护环境必须限制碳排放。由于以前未开放碳排放权市场，企业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业排放；而现在开放了碳排放权市场，便可通过市场机制限排。实践证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现今经济学家大多赞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归根到底，因为庇古方案是一种政府限排方案。社会收益内化：绿水青山的盈利模式如果说将社会成本内化目的是控制企业碳排放，减少负外部性。那么与碳排放不同，企业投资改善环境则具有正外部性，其社会收益往往要大于私人收益。这是说，要鼓励投资者改善环境，就得将社会收益内化，建立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否则投资者缺乏利益驱动，就很难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一些人对这一论述有误解，以为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好了经济也就自然发达了，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时也会存在冲突，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就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在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绿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银山”。一个基本事实是，农耕时代生态环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时候经济却远不如今天发达。近些年我做乡村调研，看到有些地方“绿水青山”确实已变成“金山银山”，但有的地方虽然也山青水绿，却至今尚未脱贫。由此看来，要把“绿水青山”变成收入，还得为“绿水青山”设计出盈利模式。将“绿水青山”变成收入，关键是要将生态环境的社会收益内化。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需要注意的是，将美丽山水和乡愁变成农民收入，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生态环境属公共品，由于生态环境消费不排他，无法向游客收费；二是生态环境消费即便能够收费，也往往难以计价。比如，乡愁是游客的一种主观感受，游客享受了多少乡愁说不清，乡愁值多少钱也说不清。为“绿水青山”设计赢利模式，经济学提出的办法是寻找委托品，将那些不能计量或计价的商品(服务)借助某种委托品进行交易。想问读者：商家卖矿泉水是卖什么？若你认为只是卖水就错了。事实上，商家卖矿泉水不单是卖水，同时也是卖“方便”。由于“方便”不好计量，于是商家将“方便”委托到了矿泉水上。一瓶矿泉水300毫升卖2元，600毫升卖3元，水多一倍而价格未高一倍，是因为水增加了而“方便”没增加。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环境好，当地农民就把无污染的土壤环境委托到蔬菜上，将蔬菜和“环境”一起卖到了粤港澳；吉首隘口村将当地特殊的气候、土质委托到茶叶上，将茶叶和“气候”销到了全国；湘西马王溪村发展观光农业，将田园风光委托到了生态产业上，也赚得钵满盆满。往深处想，生态环境的不同要素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应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农民将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农产品上；同理，乡愁虽不好计量或计价，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树、古井、古建筑的门票上。可以推断，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会收益便可内化，“绿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态环境一旦能带来收入，人们就会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要特别指出的是，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寻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作为。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是路桥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绿，游客进不去，“绿水青山”也不可能变成“金山银山”；再有，政府应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三点重要结论分析至此，我们可得出三点重要结论：第一，不同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是由不同时期稀缺性要素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追求环保和生态。由于生态环境已变得越来越稀缺，物以稀为贵，于是使损害生态环境的代价越来越高，这样就决定了工业文明必须向生态文明转型。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关键在内化社会成本，使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大体保持一致。对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对污染排放企业征税；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权，并通过市场进行排放权交易。很明显，庇古方案强调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限排。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表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重点在内化社会收益，建立起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而将社会收益内化，办法是为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设计出相应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作者：王东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2019年8月22日第15版，原标题为《用市场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