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加油站前的人群委内瑞拉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和查韦斯搞第二次石油国有化乱来有关，更与他对国有石油公司搞运动有关。奇怪的是以左派自居的查韦斯很反感国有石油公司的强势工会，因为工会频繁组织罢工、示威游行，针对他政策提出抗议。委内瑞拉石油工人在油价高点时待遇好，工会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也比较强势。在查韦斯上台以后，委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联盟（CTV）是反对派民主行动党的底盘，也是查韦斯妄图把持石油行业的天敌。CTV的logo在2002-2005年一系列大罢工中，几十万工人罢工抗议查韦斯，其中石油工人就是挑头的。查韦斯为了镇压罢工，一次性开除了2万多工人，判处工会主席卡洛斯.奥特加16年徒刑，把国家石油公司变成自己的政治工具。查韦斯还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他说“我们将结束他人利润高如云天的状况”。剔除掉石油工人后，找谁做他的“基础-支持者”呢？他就找那些在贫民窟里头我们称之为“查粉”的人，2010年他弄了十万“查粉”去取代那些石油工人。这些“查粉”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既不懂技术又惰于干活，只热衷于街头大嗡大轰情绪宣泄。查韦斯还提倡工人参加管理，把企业的管理层也给得罪得不轻，此外还提倡外行领导内行那一套，企业这样能好得了吗？查-马这些“弄潮儿”在民粹浪潮中感觉良好，自信包打天下无所不能，实则心血来潮，必然没有从企业的长久发展着眼。民粹主义的煽惑第一遍时还有点效果，重复几遍以后信者寥寥。卡洛斯.奥特加这样做首先是把石油公司的投资人给得罪了——把这些人的资产给没收了，把投资人给赶走了；又把管理层给得罪了——以“查粉”接手企业，把管理搞得一塌糊涂，用群众运动来取代科层制的企业管理；同时把工人也给得罪了。结果企业经营就陷入了困境，招致了后来灾难性状态。就像人们所说的，举枪打树上的鸟，打下来一只，还“天真”地问“树上还剩几只鸟”？现在国营石油公司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糟糕到了什么地步呢？它连工资都发不起了——也不是说工资绝对发不起，但往往是要拖欠。如前文所述，委内瑞拉现在发生了有史以来难以想象的高通胀，只要拖欠几天工资，工资的购买力几乎等于零。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的收入原来是最高的，那可是金饭碗啊。可是现今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大量的员工不辞而别，去干什么呢？去捡垃圾。因为他们拿不到工资，实际上就是无以为生。现在马杜罗政府出台很多严厉的政策，说如果工人辞职，就是“叛国”。一开始威胁说是要取消所有劳保，后来又要以“叛国”定罪，就可以把人抓起来。结果仍然还是没有用。现在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公司每周都要给下属各个部门出具一个指标，就是企业辞职的人不得超过多少多少。石油公司本来是富的流油一个企业，现在都破落到这种程度，它的经济已经糟烂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归结于是因为石油难采，因为好采的石油还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还有人说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结构过于单一过度依赖石油造成的，而且说查韦斯和马杜罗之所以要搞革命，就是想摆脱西方的控制，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这就更是说反了。因为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之前搞了几十年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目的就是为了搞经济多元化。委内瑞拉在这个方向上，大概已经走过了二三十年，并且取得了一些不菲的成就。委内瑞拉的非石油产业曾经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高负债、高通胀。为什么呢？因为结构改造非一日之功，企业的盈利能力，肯定是不如那种发挥自己优势。本来是我擅长什么，我就生产什么，那肯定是比较好赚钱的。在多元化的初期阶段，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本国所擅长的而是国家需要的那些东西，这些产品短期内就不一定能够赚钱。而且老实说，这样的产品就不能看市场，国家要干预就要投资补贴，况且国营企业本身也有很多毛病，造成效率上的损失。这种经营方式，到头来就出现了拉丁美洲198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债务危机。随后高债务危机又导致拉美在1990年代盛行的一波调整，这波调整当然是和冷战的结束是有关的。冷战的结束使得大家对社会主义不再感兴趣——不仅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对欧洲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感兴趣了，当时流行的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拉丁美洲正好面临高负债、高通胀这个档口，大家都认为那是国家控制太厉害造成的原因。于是就开始搞新自由主义，开始搞私有化。委内瑞拉一些公司的私有化，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这种做法会把债务给压下来，但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就要变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了。在此期间，委内瑞拉的非石油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汽车，在1970年代的时候委内瑞拉是2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年产汽车大概是20多万辆。20多万辆，现在我们看来不算啥，但是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国。那时中国基本上是不生产轿车的。此时委内瑞拉的汽车业的产值，大概占它整个经济的6%，也应该说是不小的份额了。上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的汽车装配车间而且委内瑞拉除了有石油以外，它的水电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它的一条河流叫做卡罗尼河，这条河流是从高原上流下来的，落差非常之大，它不但流量大，而且流量还比较均匀，也就是说洪水期和枯水期的流量相差不远，特别适合搞水电站。委内瑞拉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在查韦斯上台之前，在河流上搞了好多大型水电站，形成一个梯级，大概总装机容量达到1700万千瓦，比三峡还要高，其中最大的一个电站就是古里水电站。古里水电站是1960年代建设，1970年代发电的。我那个时候还在农村插队，就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看到过关于它的报道。我这个“水电控”很有感触，也非常羡慕，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是新安江水电站，装机容量其实只有70多万千瓦。中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的水电站是刘家峡水电站，但它尚在建设中还没有投产。可是委内瑞拉百万千瓦的水电站已经有好几个，甚至已经有千万级的水电站了。委内瑞拉在能源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虽然它是一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产量也占世界前列，但是它和其他石油国家不同，它发电主要不是靠石油，它发电71-74%是靠水电。这也是现在委内瑞拉虽然石油业非常不景气，但它的电力供应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的一个原因。水电站一般来讲是不会垮的，只要水电站建成了以后，后续投入较小。这和别的发电方式不一样，石油开采要具备种种条件，但是水电嘛，只要水在流就能发电。古里水电站但是在查韦斯执政了以后，委内瑞拉的水电开发基本上就停滞了，这20多年来大概只搞了一个水电站，而且还搞成一个烂尾工程，到现在也没完成。以至于委内瑞拉守着充沛的水利和石油电力供应紧缺，经常发生大规模停电。真可谓一手好牌打了个乱七八糟：石油在垮掉，水电在停滞，其他行业都烂尾了。委内瑞拉现在的电力供应已经比过去要糟糕得多了。当年的委内瑞拉因为建了水电站以后，它成了水电的富余国。它向巴西、哥伦比亚都是出口电力的，而且它依靠水电建设了大规模的高耗能制造业-电炉炼钢和电解铝产业。它这些产业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有名气的。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不仅石油储藏第一，又有强大的水利资源，而且它的铁矿、铝矿储藏量也是很丰富的。委内瑞拉的铁矿叫做玻利瓦尔铁矿，曾经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高品位富铁矿，当然那时已经开采了20多年，虽然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储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委国的铁矿和铝矿非常有利，矿本身就和最大的水电站挨得很近。所以它就依托水电站搞炼铝，在圭亚那城建了最高产能达到18万吨的电解铝厂。18万吨的电解铝，这种生产水平放在中国也是非常之高的了。它的钢铁厂产能是480万吨（1970年代的数字）。1970年代中国的钢铁厂，除了鞍钢以外，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那个时候武钢、包钢等等，都低于这个水平。当然现在中国超过这个水平的钢铁厂有很多了，但是当时还没有。那个时候委内瑞拉虽然是一个2000多万人的小国家，但它的水电、钢、铝都不亚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委内瑞拉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产业相当齐全的，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单一石油经济。真应了那句话，“曾经有多富有现在就有多糟糕”。这么好的经济，就是在查韦斯和马杜罗胡闹的25多年里给搞垮的。查韦斯、马杜罗在执政期间把这几个行业基本上都搞垮了，可以说他干什么黄什么，插手什么毁什么：石油坑掉了，水电停滞了，制造业崩溃了。委内瑞拉的汽车生产在查韦斯上台以前年产量是20多万辆，查韦斯上台以后变成十几万辆，然后越来越低，到了2008年的时候只有几万辆，到了现在，年产量只有一千多辆，几乎等于没有了。委内瑞拉60年以来的汽车产量变化委内瑞拉现在汽车产业已经变成空白了。钢产量也是一样，铝产量也是一样，基本上都崩溃了。我有时候想，这国的领导人要有个什么业余爱好，比如去做做木匠，钓钓鱼，打打牌，那怕什么都不干，也不至于把国家毁之如此。石油产量在查韦斯统治时期也在下降，但是它仍然还能保持原来水平的一半左右。可是其他产业的产能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它的石油产量如果说现在还能保持一半，它其他产业，包括炼钢、炼铝和汽车，都已经垮掉了90%。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民粹主义+随心所欲瞎指挥。委国的国营钢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亏本的，亏得很厉害。正因如此，199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就把它给私有化了，私有化是市场导向，什么不赚钱就停了什么，这让问题逐步得到解。在开始搞高炉，开始发展电炉炼钢以后，基本上做到了扭亏为盈。后来查韦斯一上台，又把它再度国有化了，而且还在那里不停地搞运动，就比原来的国有化还要糟糕。这个规律大家都看明白了，私人手里盈利企业就会被国有化，一旦成为国有企业就亏得一塌糊涂，有关方面就开始扔烫手山芋。于是又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私企起死回生，国家就继续割韭菜，如此往返，企业家们干脆移民或者躺平了。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企业在查韦斯之前就已经是亏损的，它在政府主导下不经过市场试错，而贸然采用所谓最先进的流态化直接还原法，一步到位搞到世界最大的规模。如果是市场经济，我想很少有人会这么搞的。尽管美国和加拿大此前已经有了工业应用，但仍然是小规模摸索阶段。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政绩工程，什么都想要搞大的，经济效益上缺少市场试错。后来委内瑞拉的纠错是通过私有化来解决掉的。查韦斯上台以后急于要政绩，不但把纠错都一风吹了，而且搞得比原来更过分。这个世界上有左派和右派，一讲失败，双方就会互相抱怨。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有的说，国家失败是因为太左，具体地讲，就是福利国家搞的太多，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网上的很多言论，都说查韦斯搞福利搞得太多，结果把委内瑞拉给搞垮了。而网上的左派则说，委内瑞拉的悲剧是新自由主义的罪过，因为查韦斯自我标榜为左派，他们要捧查韦斯，就说是查韦斯以前的那些统治者搞新自由主义，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拖累了查韦斯政府，而查韦斯实际上是想挽救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但是受到美国和反动派的破坏，所以他就没能挽救成功，而罪过还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就在美国。在冷战以后，欧盟前领导人普罗迪，在1990年代初就讲过，冷战以后，共产主义的问题貌似解决了，但是面临新的考验是重新聚集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下改头换面的前gcd人。他这个话题讲得还是很早的，我们大概也是在1990年代初，就写文章说民粹主义可能会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要对民粹主义的出现保持高度敏感。罗马诺·普罗迪民粹主义利用民众的不满裹挟社会、煽动仇恨、割裂共识，在强烈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强调特殊论，自我封闭，自我陶醉，把外部世界妖魔化，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整体主义的旗帜，把传统与文明对立起来。拉美的左派容易民粹，右派容易寡头。他们如果要走出怪圈，这两个方面都要做工作的，假如现在开始向右拐了，那么就应该防止它再度出现那种寡头化局面。拉美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不平等一直非常严重。左派上台喜欢搞共产，现在变成右派上台了，右派会不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变得更厉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还是会反反复复的。世界上没有万应灵药方，事实证明，右派搞市场与左派搞福利的模式仍有生命力，但如果左派为了穷人去清算富人，而右派又搞特权帮助富人去掠夺穷人，这样的话就会反反复复，就在这个怪圈中老是走不出来了。（完）*本文由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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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母亲河——第聂伯河上的卡霍夫卡水库大坝于2023年6月6日上午被炸了，滚滚洪水汹涌而出。这是一年多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最惊人的一幕。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竭尽全力的狂轰滥炸并不是新闻，除了造成严重平民伤亡和类似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那样一座座城市被几乎轰平之外，重要经济民生设施如许多主力发电厂都遭遇接二连三的导弹袭击、原安东诺夫飞机工厂和亚速钢铁厂那样的世界知名企业也毁于一旦。但这些破坏虽然足够骇人，毕竟还不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生态灾难。而炸毁大河上的流域性大型水工设施就不同了。如果大坝完全被毁，那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战争造成人为生态环境灾难的最严重案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因战争造成的水文灾难中，它的严重程度也可能仅次于中国抗战中的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事件。由于事态惊人后果严重，俄乌双方都不承认是自己所为，而谴责是对方炸坝。而目前有关信息十分缺乏，到底是谁炸的，确实不好直接判断。我虽然一直关注俄乌局势，但不像一些双方的“军迷”那样全力关注具体战况，也没有足够的根据去猜测谁是“真凶”。被炸毁的坝段不过，有一些说法其实仅从常识就可以判断真伪。此次炸坝前，关于双方都有可能要这么干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几个月了。其中一眼就可以看破的谣言，要数著名的某“战地记者”，几个月前媒体一位朋友郑重发来他的报道，说是乌克兰企图炸毁卡霍夫卡大坝，为的是淹没俄军控制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我立刻回复说这人以前报道俄罗斯还挺有趣的，怎么现在变得如此胡说八道！朋友说你没根据可别乱讲，他可是身处第一线采访，经常有视频的呀。别的我不敢说，这炸大坝为了淹核电站不是异想天开吗？卡霍夫卡水库是与核电站有点关系（详后），但你看看地图那核电站明明白白的是在大坝的上游，炸了大坝会把上游淹了？那洪水会倒着走？我没上过月亮，但如果有人说月亮是方的不是圆的，我也不能反驳？卡霍夫卡水库地理位置下面我就根据一些常识，来分析一下这次炸坝可能的背景，看看俄乌双方谁更可能是真凶？当然这只是可能。如果其中有一方真是疯子想自杀，超出我们的常识外，那就没有办法预测了。首先根据现在的照片，明明白白地可以看到卡霍夫卡大坝的缺口是在逼近南岸（当地人习称左岸，系指从上游看下游而言）处。而我们知道自去年11月俄军撤离赫尔松市以来，卡霍夫卡大坝就成为俄乌双方隔第聂伯河对峙的界限。俄据南岸而乌军据北。也就是说大坝是在俄军控制的坝段被炸的。当然乌军也可以远距离打击俄控区目标，克里米亚乃至莫斯科都有被袭可能，何况一河之隔？但要知道，像卡霍夫卡这种超大型水库的大坝，无论土石坝还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都是承压的巨型实心体，不像一座楼一栋厂房可以被一枚导弹命中就塌掉了。还要考虑卡霍夫卡是个低水头的平原水库，巨大的库容主要是因库区面积广阔而形成，那大坝虽然长达3公里却是个低坝，在河心也只有30余米高，被炸点靠近南岸，那就更低了。如果是一两百米的高坝，由于水压巨大，坝体一旦受损还有可能溃坝，这么低的坝除非一次彻底炸掉，靠水压使受损坝体垮塌，那是很难指望的。如果说卡霍夫卡某处厂房被炸，一弹所为或不无可能，但炸坝就不同了。乌军要用轰炸机或导弹来空袭毁坝，非得大规模饱和攻击不可。但有这样的新闻吗？根本连一机一弹攻击的新闻都没有！要说一机一弹对坝体造成损伤，出现裂缝什么的，拖延下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也不是绝无可能，但也绝不会瞬间垮坝嘛。但卡霍夫卡就是在6日清晨一下就垮了，同时也没有一机一弹攻击的新闻，你说乌克兰是怎么炸的？要是炸得了，乌克兰境内这么多水电站，这几个月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要能源设施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空中袭击，火电厂和变电站被毁的不少，大型水电站却没有一座被毁的，你以为是PT爷爷发善心不想干？实在是无能为力呀。那么，如果不空袭，派特工埋炸药炸坝是不是可能？当然，以特工携炸弹炸断一座桥是可能的，一处桥墩或一段钢梁被炸，桥也就塌了，但同样以如上所述的理由，连续实体的大坝如果要派特工去炸，那非得在坝基处挖个大洞埋入几吨炸药不可，地处前线俄军重兵把守的南岸坝段要是能让乌军特工在他们眼皮下搞这么大的工程，莫非那俄军都是稻草人？怕是连番讥笑怒骂俄军无能、比乌克兰人都损得狠的普利高金先生，都不敢这么说吧。所以被炸点的位置就决定了，除非守坝的俄军自己炸，乌军无论以远程攻击还是特工手段，都是不可能炸掉这座坝的。再来看看炸坝对谁有利？这就更简单了：卡霍夫卡大坝是第聂伯河最下游一级的水坝，离河口并不远，这段河道上只有北岸乌克兰控制的赫尔松一个大城市，而俄罗斯控制的南岸人口很少，垮坝造成洪水自然是乌克兰损失巨大。那赫尔松是去年2月PT发狂以来，整个战争期间俄军曾经攻下的唯一一座乌克兰省会城市，3月2日沦陷后，经过8个月的苦战又被乌克兰在11月11日收复，那可是乌克兰迄今最具标志性的胜利啊。PT恼羞成怒，毁掉这座城市的想法你说他会没有？如果在战争初期，俄军攻占赫尔松大举北进，乌军抵挡不住，壮士断腕炸坝淹城以阻俄寇，就像当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以阻日寇一样，那虽然使百姓牺牲惨重而难免挨骂，或许军事上还不得不为。可是那时乌军都没有这么做。如今赫尔松收复了，整个战争形势已经是乌克兰天天发誓要反攻，而俄罗斯天天讨论如何阻止，甚至为如何阻止这反攻，瓦格纳和国防部都吵的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反倒要炸坝淹城无端自残？哪个傻瓜会这么干？相反，俄军黔驴技穷不择手段，穷凶极恶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水淹赫尔松以阻乌军，这事情的逻辑不是明摆着的嘛。花园口决堤后的百姓们不过，尽管短期看，PT的穷凶极恶可能会给乌控区造成巨大破坏，给乌军的反攻造成一定困难（如果乌军本来想把反攻地定在第聂伯河下游的话），但是从深层、长期看，破坏卡霍夫卡水库，损失最大的还是目前的俄控区，尤其是克里米亚。尽管这种深层破坏并不影响当前战局，乌克兰也不可能以这种完全没有军事意义的长远损失为目的来炸坝，但如果PT为了短期阻挡乌军而不惜毁掉克里米亚前程的话，那倒是可能反映他已经有了这么一种心态：对守住克里米亚并不那么有信心，以至于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不到，就不惜毁了它。道理很简单：卡霍夫卡水库当年之所以会修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给克里米亚和第聂伯河以南地区供水。在前苏联时期第聂伯河上修建的六级水坝、形成的六座大型水库中，卡霍夫卡水库182亿立方米的库容是最大的，淹没区（即水库面积）也是最广的，而卡霍夫卡水电站装机容量只有32万千瓦，却是最小的一个。而且这么大库容的水库建在最下游的“龙尾”处，完全起不到“龙头水库”的调节作用。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搞这个工程？原来，修建这个水库主要不是为了发电，也不是为了给其他水库提供调节，其实就是为了给第聂伯河以南，尤其是给克里米亚供水。我们知道，前苏联黑海北岸地区降雨量由北而南明显递减，彼列科普地峡以北地区以至克里米亚半岛历来干旱缺水，严重制约当地的发展。前苏联修建卡霍夫卡大坝后，就在坝首南岸配套修建了著名的北克里米亚运河，把大坝壅高的第聂伯河水通过运河引入克里米亚，成为当地的主要水源。换言之，卡霍夫卡水库-北克里米亚运河工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引第济克”工程。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前，其用水的85%就是来自卡霍夫卡水库提供的第聂伯河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乌克兰关闭了运河，使克里米亚的耕种面积从2013

Chao）的误译。然而考诸史实，莱州与上文所列的河江其实都从未被攻下。实际上，越南自1975年统一后省级行政区变动异常频繁，但无论按任何时候的设置，中国当时攻下的地方都不会有五个省会。

民国初年两广都司令部【桂系风云】“回避制”失效了岑春煊在清末民初影响很大，但他毕竟是个“流官”，在全国都有影响，却不是地头蛇。他是旧桂系的孵化者，但真正建立桂系地盘的还是陆荣廷。无论好歹，就凭南宁成为广西省会和陆的武鸣乡音成为“壮族普通话（壮文标准音）”这两点，他就青史留名了。与官二代小岑同志不同，陆荣廷是贫下中农，造反出身，作为受招安的绿林，在两广总督岑宫保麾下崛起。辛亥那年他刚就任广西提督（省军区司令）就碰上武昌起义，受老上级岑春煊点拨，很早就响应了革命。但他年纪较大（比岑春煊还大三岁），读书也少，原来思想并不新潮。他起家的军功，很大一部分还是在镇南关等地镇压辛亥前的革命党起义所得，可以说他本是革命党的仇人。广西“独立”时，他位在同样响应了起义的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这两个“南下干部”之下——第一任军政府都督是沈秉坤，陆荣廷仅任副都督，还排在另一副都督王芝祥后边。但是，陆荣廷作为提督拥有军权，而且秦制一垮，“回避制”失效，流官不再是“强龙”，“地头蛇”崛起在辛亥后很多地方都是大概率现象。广西也不例外，外地人文官沈秉堃、王芝祥很快就被本地壮族军官陆荣廷挤走了。沈秉堃这就是辛亥之后出现“军阀”的基本原因：首先，秦制的基础之一就是“回避制”，本地人要当官得去外地，故乡政治他们得回避，让朝廷空降外地人官员来治理。为防这些外地人任久了也产生地方感情，把任地当成“第二故乡”，这些外地人还得不断地掉换，任期很短，所以叫“流官”——你看，秦始皇就懂得“反地方主义”，像广西这样的地方由“南下干部”掌权，也是千年老规矩了。中国各处的地方志都有“乡贤”与“名宦”两项条目；很多地方文庙大成殿下，也常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分列两廡。我常给朋友解释：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在文庙里？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做官”的。但区别呢？乡贤就是本地人在外地当官出名的，名宦就是外地人在本地当官出名的。当然这有点简单化：乡贤未必都当官，但名宦肯定是官员，而且是外地籍官员无疑。那时本地人要对家乡政治有影响，一是读出了功名，有了当官资格但尚未受职而在乡候任的。二是“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或“致仕”（年老退休）回籍的。这两种人就是所谓的“乡绅”，包括尚未当官的“在籍乡绅”和卸任退休的“致仕乡绅”等。这些人虽无实职，但社会地位重要，算是德高望重，可能为地方说话，给家乡办事。但他们的作用能有多大呢？有段时间国人受韦伯等的影响，特别喜欢讲什么“国权不下县，县下惟乡绅”。要真如此，就不会有什么“乡贤祠”“名宦祠”，有个“乡绅祠”就得了。我常说自秦迄清，朝廷的田租徭役皇粮国税无论按田亩还是按户口都是直接征自“编户齐民”的。如果国权不下县，百姓难道是主动捐献不成？真要权不下县，那就只能像当年英国在英属印度搞的包税制：国家只向地头蛇（所谓柴明达尔——包税人）要粮，至于他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粮就管不着了。但这会是“中国传统”吗？乡贤祠流官制-回避制有利于皇权一统，还便于朝廷“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流官没有在地情感，易为酷吏，就算自己不贪，为取宠于上、表忠于君而横征暴敛、事事争放卫星也很要命。何况任期太短又集权，还真容易贪腐一把，刮了地皮走人，这就是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常常还不如世袭土官不求升迁，在“世守”的土地上还知道兔子不食窝边草、割韭菜也要留茬传子孙呢。所以秦制下为什么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老出大规模“民变”？明成化年间黄溥提到的那首浙江民谣可谓正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有人称这民谣说的是皇帝太远皇权够不着，所以百姓受土司的欺负。其实恰恰相反。这首歌于元明时期流行于浙江，而浙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哪里来的土司？土官是封地土民之主，并不高远，虐民残民或有，但其仅有此民此土，还要传之后世，残民还有所制。而秦制下皇帝高远，集权为主却不临民，只能派出“相公”（流官）代天子“牧民”。而且相公们牧的并不是自己的民，自然很难爱惜，遂有“一日三遍打”了。康有为说秦制“平等”，这就是秦制的“平等”啊。秦制下小民为什么怕县太爷？因为他是我的主子吗？当然不是。他要是主子倒“好”了，他上任我们跟着他来，他离任我们跟着他走，自由平等虽不能奢望，但他家世世代代只面对我们这些人，整死了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而如今这个县太爷不是我们的主子，他与我们都是皇上之奴，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我们似乎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是有些人所谓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是“在皇上的意志面前人人平等”——皇上杀个县太爷乃至杀个宰相，和杀个平民乃至杀个乞丐，在彻底的秦制逻辑下没什么不同。但按这样的逻辑，我们与县太爷的处境真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没有主奴之别，却有受宠与否之别。他受宠为官，我们不受宠而为民。而人之常情是：受宠之奴治不受宠之奴，往往比主人更狠。受宠之奴为邀主宠、与人争主宠而整治并非己有之奴，更必定比主人更狠。这就是周制与秦制之别呀。有人夸奖秦制下的“布衣卿相”，我曾嘲笑过这种夸奖。有朋友说：你难道主张“世卿世禄”，反对卑贱者有从政的机会？那当然不是。不过卑贱者从政的两种相反的极端却不能混淆：陷政下平民政客与平民选民之间是代表（委托-代理）关系，前者讨好后者还来不及，哪敢摆贵族架子；而皇宠之下的“布衣卿相”与一般布衣草民之间，那就是狗腿子代主整治奴隶，比贵族更狠是大概率现象——想想暴打盲流小贩的那些（常常也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城管”吧。把“布衣卿相”说成是“代表布衣的卿相”，这样说的人非蠢即坏。实际上排除个案差异而就制度言之，布衣卿相作为皇权爪牙整治布衣更厉害。那首民谣把流官比成“相公”也很有意思。明时“相公”一词常指宦官。就是出身最卑贱者得皇宠而骤显。为邀宠固位最不择手段，而为“正途”官员不齿者。但元明两代当然没有以宦官治理浙江，那么何以有此民谣呢？其实这就是“逻辑类似，程度累进”的联想啊：以古儒“贵族伦理”或布衣草民的常识看那些“寒门”官僚是爪牙，而以“正途”官绅的视角看那些更加卑贱的阉宦，就更是如此。越卑贱者做了皇权爪牙，对其他的卑贱者越凶，这就是秦制下所谓“社会流动性”的实质。而回避制和流官制，就是这种秦制逻辑的制度安排。晚清大乱与历朝末世大乱一样，就其内因而言也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天下苦秦（制）久矣！辛亥以后，中国说是不搞秦制，而改搞“共和”了。共和又据说要讲民煮，那当然就不能搞回避制了。民煮的官要大家选举，候选人当然应该是大家知道的。朝廷空降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外地人，怎么选啊？于是辛亥以后，不管那民国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甚至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废了回避制，本地人可以当本地官了。那陆荣廷就比沈秉堃王芝祥这些“南下干部”有优势了。“民煮无量，独裁无胆”如果真是民选的本地人掌权，那还真是个办法。正如前文所说，民选政客对选民是摆不起贵族架子的。而本地人依据本地民意为本地服务，理所当然。如果搞“地方主义”有损国家怎么办？有陷法下的央地权限管着呢。群己有权界，央地也有权界；属于中央政府权限的事，地方官不能以本地“民意”为理由来干涉。而有的事属于法定地方事务，中央政府也不能以全国“民意”为由擅自处理。中央与地方各依各的民意各得其所，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晚清的国人看了很羡慕，以为这符合“公理”，甚至还符合孔孟之道——至少比秦制更近似古圣之法。这才有了辛亥之变。但问题在于：辛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煮制又没能实行。本地人掌权却不经由民选，那就成“地头蛇”了。秦制与民煮制下都难有地头蛇，辛亥以后中国走出了帝制却没能民煮，就出现了一个盛行地头蛇的时段。“陆荣廷现象”就是这样的。这本来常识就能理解，但有时人们喜欢用某种高深理论把自己弄糊涂，比如说曾经有一种经济决定论，说是辛亥革命没有搞土改，地主横行霸道，就成为“军阀”。但至少在广西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第一，陆荣廷本人就是贫苦出身，不是什么地主。第二秦制太平时期，历朝历代地主据说不少，也没搞土改，怎么那时没有军阀？第三，民国时期旧桂系新桂系据说都是军阀，但这个时期广西的土地并不集中，至少并不比大清盛世时集中。据1950年代“民族识别”时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引“解放初期壮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材料”，地主富农对土地的占有率是：宁明县12.43%，宾阳县12%弱，大新县20%（包括土司时期的公田）……而陆荣廷家乡武鸣县双桥乡，土改前的这个比率也仅为13.28%。已有广西的学者引用这类统计指出：“壮族地区直至解放前，占绝对优势的是个体自耕农的农民经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拥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壮族地区是农民（小地产）的汪洋大海。”我过去曾经把土地分散、地主稀少、小农未经土改即拥有大部分土地的状况称为“关中模式”，其实现在看来，广西壮区也差不多。清末广西所以民初的地头蛇现象其实就是秦制瓦解、民煮未行的政治后果。牵强附会的“经济解释”是没必要的。实际上，在完全没有近代民煮因素的古代，一旦“秦失其鹿，楚汉逐之”，也都会出现这种状态。魏晋的坞壁砦堡，北朝的宗主督护，唐末的藩镇，历代的“群雄”，莫不如是。所谓“国权不下县”，所谓“乡绅治理”，在这种秦制失灵的乱世是有几分真实的，但把它当成从来如此，就大谬不然了。清末民初的情况其实就是如此。但毕竟是“近代”了，地头蛇就有了个新称呼，曰“军阀”。“军阀”与“军绅”整个民国时代，广西据说都是“军阀”统治。其中，陆荣廷等人是“旧桂系”，国共两党都认为它是军阀，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所要推翻的对象。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新桂系”却比较有趣：共产党的史观仍视其为军阀或“新军阀”自不待言。国民党的史观在他们与蒋介石对抗时也称之为军阀，但与蒋介石合作时，他们治下的广西却是中国有名的“三民煮义模范省”。显然，在以消除军阀建立“党国”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这一“主义”标准下，这时的桂系不但不是军阀，甚至可以说是军阀的反义词了。那么什么是“军阀”？应该说这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军阀”一词古汉语稀见，检索出来仅一见，意为战功。如《新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衛驍將軍。”这是说根据郭虔瓘的军功记录给他升了官，并不是说他成了军阀，这与今天的词义差太远。而今天的词义本源出明治前的日语軍閥（ぐんばつ），是西学引入warlords一词后的对译，当时在日本是贬称明治前日本的诸藩，尤其特指军力可观的萨摩、长州等强藩武人政治。萨长两强藩崛起对抗幕府，启动了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建立的却是一个中央集全体制，它反过来“废藩置县”，灭掉了强藩，“军阀”因此而有贬义。但其实，没有萨长“军阀”，就不能倒幕，而“军阀”不灭，维新也难成。所以在日本倒幕维新的进程中，“军阀”其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辛亥之后，中国秦制一时解体，出现地方势力并起之局。日本、乃至受日本影响的国人也把这些中国的乱世枭雄称为军阀，这与那个时代“干部”、“政治”、“经济”、“组织”之类近代概念大都为日词西渐（包括古汉语词被日本重新赋意后回传中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王朝崩溃后豪强并起，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个新现象，所谓诸侯林立，所谓群雄逐鹿，每逢鼎革之际无不有之。前些年一些“新权威主义”朋友痛恨“革命”，把清末民初乱局一概归咎于五四、辛亥乃至戊戌的“西化”与“激进”。其实，清末民初乱世从太平天国（连同“回、捻之乱”）内战就开始了。这场惨烈内战相当于汉末的黄巾，唐末的黄巢，朝廷虽然没有直接垮台，但也“气数将尽”了，这种末世乱局实与“西化”激进与否无关，乃秦制的结果耳。本来周秦之变后的两千年，秦制并未解决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每当鼎革时常会出现“合久必分”、诸侯争雄的局面，犹如“军阀”在日本首先所指的那些强藩，也如“周制”因素的再起。只是，两千年秦制的传统使得这些军阀大都不会安于“封建”的秩序，一定要你争我夺、逐鹿问鼎，打出一个新的秦制朝廷。崇周仇秦的古儒话语，敌不过弃周就秦的虎狼本性。而清末与汉末唐末不同之处，在于这时遇到了“三（两）千年未有之变”。除了周制秦制之外，人们又有了民煮共和的新选择，认为这是摆脱王朝循环、实现民族复兴之路。但是旧制循环的路径依赖却造就无数坎坷。明治日本在废藩置县时，不少志士也并不希望重蹈中国弃周就秦的老路。典型如西乡隆盛这个最著名的明治“军阀”，既倡导了废藩置县，却又不甘“皇军”一统，终于对抗“皇军”而战死，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而更多的先贤希望跳出这种周秦相倾的怪圈，而开宪政一统的新局。但“大正民煮”却仍然敌不过由“军阀”而“皇军”的军部砖制，终于造成军国主义灾难。直到二战大败后，在战胜国主导下才走上了新生之路。西乡隆盛日本在近代弃旧图新算是比中国顺利得多，尚且如此。中国在走向共和时，内忧外患就更为艰难。辛亥志士们也力图避免“秦失其鹿，楚汉逐之”的旧剧，但武人政治却陷入了“民煮无量，独裁无胆”的困境。广西这样的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实际上，尽管中国是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但除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外，南方的各个农耕民族地区很多动乱与其说是“文化”冲突，不如说还是周秦二制的冲突。历代“改土归流”引起的“土司造反”，很多其实就是“废封建立郡县”矛盾的延续。六朝时的南中爨氏、元明时的播州杨氏，其辖区尽管民族成分复杂，但统治者其实都是“汉族土司”。明末云南所谓的沙定洲之乱，正如我所指出，实际上是由世袭沐府这个汉族藩镇与云南流官政权的冲突，即“省藩二元政治”所引起，并不是所谓的民族矛盾。而在广西，包括西林岑氏在内的各大壮族土司，尽管从族群和“土话”看并非汉族，但那时他们都自认为祖先来自北方，是汉将岑彭和北宋狄青部将之后，他们自己则崇尚汉文，卑视土语，其文化认同与汉人几乎无异，起码，其差异并不比桂柳汉人与白话汉人之间的差异更明显。虽然旧桂系陆荣廷的乡音后来被当成“壮语标准音”，但他自己从没有表现出壮族认同。然而，他与北京、广州两个对立的“中央政府”又确实都有很大矛盾。他并无“北洋”渊源，并不是“北洋军阀”，而且他参加护国讨袁还与所谓的北洋军阀相对立。但他的旧桂系后来也反对孙中山。其原因与壮族无关，并不是因为他要当什么壮王，但“广西王”的“地方主义”色彩也是明显的。1979年英国（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提出了“军绅政权”的概念，并且把视野拉长到整个1860-1949年乱世。他把这段时间分为1860-1895年的绅-军政权和1895-1949年的军-绅政权两个时期。尽管他的史观仍然沿袭了“反军阀”的“西化-党国”传统，而且对“绅”的理解仍然是经济决定论的——绅就是“地主”。如果按这种理解，陆荣廷这个本人出身贫寒、其治下的广西也算不得土地集中的案例就难说什么“军-绅”了。但是他把“绅”和儒也作了联系，并认为军绅政权仍然讲究中体西用，反儒不够，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说法却很有意思。这些年来，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成为政治正确，儒家文化和乡绅治理都被抬得很高，但“军阀”却一直恶名不减。陈志让把军阀-乡绅-儒家拉到一起，尽管立意是否定这三者，作为事实判断却耐人寻味。儒家崇周仇秦，乡绅重视小共同体本位，“军阀”与二者有内在联系吗？而陈志让关于绅一军政权变成军一绅政权的说法，则暗示这90年间存在着绅降军升（儒降法升？）的大趋势，这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陈书强调军阀尊孔读经且维护地主，新旧桂系这两者都很难说典型。但放在清末民初中国从西儒合力推倒秦制再到西儒对立秦制复兴的大背景看，桂系由“旧”到“新”的过程倒能说明一些问题。---每更一图：金雁/插画(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新年新号，

镇宁炮台【边走边说】“镇宁炮台”震南宁？在旧时南宁古城北门外的制高点望仙坡（今天的人民公园）上，有座雄伟的“镇宁炮台”。那是“旧桂系”代表人物陆荣廷于1917年建的。上面有一门德国军火王牌克虏伯造的122毫米口径要塞炮（固定式陆防加农炮），据说射程达12公里——相当于我们现在还在用的苏式同口径60型加农炮最大射程的一半。考虑到那可是1890年造的“古炮”，在当时可算是大杀器了。我小时候南宁风景地不多，这炮台是出游时常去的。当时就听父母说：这炮台是南宁最大的城防设施，但可笑的是炮口却常年向南对着南宁市区，而不是向北对着城外。因为那门大炮的环形导轨只能在东南西270度内转向，唯独北边有90度缺口不设导轨，使大炮不能朝向北方。据说，那是因为陆大人家乡武缘县（今南宁市武鸣区）就在南宁北方，他不能容许炮口指向家乡方向！当时我就纳闷：就算陆大人护乡心切，这炮的射程也打不到武鸣呀！设在城北的炮台不能防备北方，那还算城防炮吗？倒像是为攻城者取之以轰城内而设的吧，果然是“镇宁炮台”，只是用来镇慑南宁人的呀？这旧桂系头号人物的水平就这样？不过他对广西的影响可不小，南宁作为广西的省会就是从他开始的。1950年代我国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壮文拼音方案，就以陆荣廷家乡武鸣的乡音作为壮语的标准音，广西壮文学校也因此设在了武鸣。中国最大少数民族的这个壮语文“最高学府”当年作为筹建自治区的基础工程隆重设立，后来60多年却长期风雨飘摇极不景气，以致今日仅以“广西民族高中-广西民族中专-广西壮文学校”这一校三牌的形式勉强维持，其原因除了我以前说过的壮语、壮文本身处境尴尬以外，与这个学校僻处武鸣也有关系。我很奇怪这个校名连用三个“广西”却无武鸣之名的学校为什么一直坚持设在这里，难道就因为这里是“广西王”陆荣廷的家乡？对了，武鸣这个县名也是这位“耀武上将军”改的。该县原来叫武缘，已设置一千多年，陆荣廷号称“以武功鸣于天下”，于是改为武鸣。民国时期地名变动不少，尤其是把以前各省大量重复的“吉语”地名（如广西的“宣化”、“永宁”等）汰重取新，以及设置变动导致名称变易都是必要的。但一个县原设置不变而仅以得势乡人一己之意更名，武鸣应是唯一的。至于县名以下，桂系人物给家乡更名之例就很多了：岑春煊给故乡西林县城者确改名“定安”，新桂系给南宁的主街改名“德邻路”。其实“政治正确”的地名，如南宁的中山路、共和路、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等等，那时全国都有，新桂系治理“三民主义模范省”，尤其热衷此道，至今还留下大量遗产。“一门三总督”的宫保府岑氏老宅陆荣廷一般认为是桂系的创立者，但实际上，桂系的历史应该以清末西林岑氏的崛起为滥觞。咸丰、同治年间天下大乱，岑毓英在平定云南“回变”和其后的中法战争中发迹，当了云贵总督，有了太子太保（所谓“宫保”）头衔。他的儿子岑春煊以“官二代”少年得志，又恰逢庚子国变，老佛爷带傀儡皇上西逃路上遇到岑少爷率先勤王救驾，岑春煊于是立下大功。这样我们就在西林那劳乡岑氏“宫保府”看到了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父子兄弟“一门三总督”的气派。其实，地方上、族姓中的宣传往往难免人为渲染，如说岑毓宝在岑毓英死后“代理云贵总督”，但“受到北洋军阀排挤”83天后去职，后来在云南支持维新，“处决慈禧党羽”受到追究迫害，遂愤而自杀云云。这都哪跟哪呀！岑毓宝清代总督虽久已常设，名义上始终是京官钦差，专防地头蛇的，亲族回避最严。清末乱世，湘、淮系起，以乡族师友同赴国难而同事，亦便宜有之。岑氏兄弟因戎马亲随，均在云南任职（兄为云贵总督，弟为云南按察使），即属此非常之事。但非常也须有度。总督重寄，迄清亡从无兄终弟及之例。清代称代理而非实授之职，皆曰“署理”或“署”，岑毓英猝死总督任上，其弟毓宝只是“护云南总督（印）”，而非“署理云贵总督”、“署云贵总督”，可知并无代理职权，仅护印待继而已。说是“一门三总督”，夸张了。岑毓宝不仅从未实任总督，“代理总督”其实也没有当过。而且，1889年时距戊戌变法还有八年，更谈不上什么“北洋军阀”，岑毓宝的势败怎可能与他们相关？岑毓英实际上，岑毓宝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被御史溥松指控“任用私人——具体指让妻弟王德宝入署干政等事——政刑失当”，而在贵州布政使任上被革职回乡的。那一年也还没发生戊戌维新，而且他也已经奉调他省，怎么可能在云南推动维新、甚至“处决慈禧党羽”？到戊戌那一年，他已是僻乡布衣，无论思想如何，也无力“支持维新”了。岑毓宝之死我没细考，查工具书说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卒于乡，而地方上的宣传说是1901年。依前者则仍在戊戌之前，依后者则已在庚子国难之后，彼时康、梁虽因慈禧的旧恨未得平反，整个潮流却已倒转，比戊戌更甚的“新政”已在启动，朝廷又何能追究戊戌余党，还追到穷乡僻壤革职闲居在家的岑毓宝这个与戊戌无关的人头上？其实清朝对他也就是革职而已。《清史稿》的评论是“毓宝勇於战阵，不谙文法”所以犯了错误，死后“云贵总督崧蕃疏陈毓宝战功，诏复原官，”对他其实还是不错的。“一门三总督”虽然夸张，但岑氏确实在清末创出了奇迹。从那么个蛮荒之地起家，居然乘时运势，云蒸霞蔚。岑毓宝虽与总督无缘，却当过布政使，名义上也是省长了；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之弟岑春蓂则不知何以被忽视，宫保府居然未见提及，他曾官至湖南巡抚，其实比岑毓宝的官更大，是有实权而非名义上的省长。所以岑氏一门虽然没有出三总督，却实实在在地出了四个省长乃至“超省长（总督）”，不算次要宦途，他们作为布政使、巡抚和总督治理过的省份就包括云贵川陕甘晋粤桂湘九省，已是半个中国了。当然岑毓宝、岑春蓂后来都栽了，但岑毓英岑春煊父子都为清季干城，在地方上的影响不下于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的“革命”生涯而岑春煊当辛亥鼎革之际，授意部属陆荣廷、龙济光等响应武昌首义，在广西宣布独立，直接促成了“旧桂系”的形成。作为晚清重臣，在清亡之际跳上共和之船，从而把晚清形成的势力延续到民国初年这一点上，岑春煊可以说是在地位上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人物，而在思想上，岑对时代潮流的认识更深于袁世凯。岑春煊他不仅与袁一样参与过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而且在辛亥前的立宪大潮中，岑春煊的主张几同于在野的激进立宪派，比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朝中“改革派”都激进得多。如四川保路风潮已发展成造反时，清廷起用他入川会同赵尔丰进行镇压，他却要求朝廷下“罪己诏”，答应保路者的要求，“给还全股”赔款认错，息兵谋和：“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结果惹得满朝震怒，连新派也不能容忍他如此“附逆”，但对于羽翼已成的岑宫保，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朝廷也无力惩罚，只好让岑辞职了事。有如此先例，后来岑春煊鼓动部属革命，就不能仅视为“咸与维新”的投机了。岑春煊也镇压过辛亥前地方上的革命党起义，但他从未像袁世凯那样戊戌时倒戈投旧，民国时又复辟帝制。他不仅辛亥时授意陆荣廷响应革命，几年后又授意陆“独立”反袁，正是这两次“独立”使桂系终成气候。1913年“二次革命”，1916年护国战争，1917年参与发动护法运动，岑春煊都是站在政治正确一方。作为来自前清的旧官僚，就算只是押宝，能够押成这样，也是很难得了。至于1918年后他在护法阵营中与孙中山冲突，并出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主席“架空孙中山”，以及赞成南北议和与联省自治，反对孙的一些政策，现在看来也不能说就是错的。何况1920年军政府解散后他便通电辞职，隐居上海。以后与孙中山的对抗就与他无关了。组成所谓旧桂系的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陈炳焜、沈鸿英等，人事上原来多是岑春煊的部属，或部属的部属，出身多是晚清乱世以团练起家或绿林招安的军人，而且大多与西林岑氏一样，是来自桂西南地区今天所说的壮族人，而不是出自历来广西的政治中枢桂北汉区。也因此在旧桂系时代，广西省会都从元明清三代的桂林，首次迁到了桂西南的南宁。这几点都与后来的新桂系形成了对比：后者如李、白、二黄，都是民国初年的新式军校生，没有前清的宦历，也都是桂北和桂东南讲汉语地区的人，而桂林仍是他们的政治中心。旧桂系的认同问题而“岑宫保”与他那些旧桂系部属相比，家乡更加荒僻。即便在南疆壮山的广西，滇桂边区的西林也比南宁附近的武鸣要偏僻得多。清代的西林与现在的西林县版图相差甚远，那时的西林县城现在位于我年轻时曾经上山下乡九年的田林县境内，离今天的县城远达两百里，直到1970年代那里才修通了简易公路——我曾作为修路民工为此付出过汗水。而宫保府所在的那劳村，也离现今的西林县城120里之遥，距云南界却只有一山之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文化”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原生态”。前面说过陆荣廷的家乡武鸣是今天壮文标准音所在，但毕竟靠近南宁府城，潜移默化，今天该县村镇（如双桥、宁武。锣圩等）已经多是汉语地名，而西林的村镇至今仍几乎是纯壮语的“齐头式”地名：渭密、那门、那地、那佐以及宫保府所在的那劳（“那”是壮语水田之意）等。与普通壮民武缘陆氏相比，西林岑氏更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司大姓。今广西百色地区乃至邻近的云南、贵州壮族-布依族地区，宋元以来就是岑氏土司统治，有泗城岑氏、田州岑氏、安隆岑氏等分支。宫保府这一支系出泗城岑氏下的上林长官司。明中叶土官绝嗣，“以流官吏目掌司事”，万历二十年长官司撤销，算是正式改土归流。明末崇祯年间其地曾一度拨归云南广南府（所以有时岑家会自称“广南府西林人”），入清后又回归广西，设西林县，并移治砦角（即者确）村，而以故司为上林塘，成为清军把总驻防的塘汛之地。西林岑氏至此完全成了秦制下的“编户齐民”。但是，旧桂系这些人有没有所谓的壮族认同呢？应该说完全看不出来。这还不仅仅是“民族识别”前并没有壮族这一概念的问题。正如白崇禧自认为是信回教的汉人一样，“岑西林”也自认为是讲“土话”的汉人。与广西很多的壮族土司家谱一样，上林司宗谱也记着他们的远祖是东汉功臣岑彭、北宋时岑氏祖先为“狄武襄公”（狄青）南征侬智高时的汉人部将，来自北方而在当地生根的说法。宗谱中的“攀祖”不必当真，但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表示。正如陆荣廷给家乡更名汉词武鸣一样，当时的西林县治原来叫者确寨，也是典型的壮语齐头式地名（“者”为北壮或布依语，指山上的平地或缓坡），但岑春煊认为“土话”不雅，改成了汉语“定安”（今天的田林县定安镇）。显然，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汉人没什么不同。尤其是岑春煊家乡虽然极为边荒，但他本人作为“官二代”在京城长大，少年发迹，有举人功名。其文化水平不仅比那些壮族部属高许多，甚至年纪也更轻：岑春煊比陆荣廷还小三岁，而且晚死五年。他比部属更“新潮”是不足怪的。西林虽然偏僻，晚清时也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早在岑毓英成名前，这里在1850年代就发生了著名的西林教案，那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早期教案之一。它的遗址我们前天也看过。关于这一教案，值得专写一篇文章。而这里要说的是：西林教案引发英法联军之役以后，法国人在这里逐渐取得了传教权，不仅重建了马神父在者确的教堂，而且在常井村、刘家坨等地又建了几座教堂。西林教案发生地遗址但一个世纪下来，人们发现这里的不同族群在接受基督教方面有明显差异：当地教民以瑶族和“高山汉”（近代从川黔迁入的穷苦汉人，因低山平坝之地已被土著耕住，只能生存于高寒苦旱大山区，是比当地壮人更苦的族群）为主，壮族教徒很少。显然，在固守“传统文化”，拒绝外来影响方面，当地壮族比汉、瑶更加典型。但如上所述，他们固守的却很难说是壮文化。这使人联想到当代W国清告诫《刘三姐》不要突出“壮族特点”的事。至少像岑、韦那样的大人物，都显得比汉人更“汉化”，无论是西化还是“壮族特点”他们都是要回避的。然而岑春煊、陆荣廷们能形成“旧桂系”，说明还是存在着某种认同的。而且这种认同具有多层次，或者用费孝通先生的术语，叫“差序格局”——在法国人面前，他们表现出中国认同；在外省人面前，他们表现出广西认同；而在广西内部，“镇宁炮台”炮口不能向北所显示的：对南宁人而言陆荣廷还显示出“武鸣认同”。“岑西林”的西林情结也是明显的，尽管岑春煊作为官二代生于官邸，长于北京，死于上海，一生难得回那劳几次，但正如我们这次所见，他照样花了不少钱和心思在家乡的“宫保府”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认同呢？陆荣廷我们知道后来新桂系取代旧桂系，是通过战争把后者打败的。显然，新旧桂系矛盾很大。但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按现在我们的分类，旧桂系骨干多为壮族，新桂系骨干则多为汉族。但他们的对立却几乎看不出“民族矛盾”的影子。旧桂系从来没有自认为“壮族”，而新桂系则以意识形态解释这种矛盾，认为他们推翻旧桂系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是以“三民主义”击败了亲北洋的“军阀”。旧桂系从岑春煊到陆荣廷曾经推动了辛亥革命，但后来却以“联省自治”来与孙中山对抗。这与汉人陈炯明赵恒惕的主张类似，当然没有什么壮族“民族主义”色彩，用新桂系的说法，那不过是“军阀割据”。但新桂系在孙中山的旗号下推翻“军阀”后，自己作为旧桂系的后继者，与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之间却再版了这种矛盾，即新桂系也向蒋介石“闹独立”（M语），以至于共产党革命时，又把新桂系叫做“军阀”。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后来对抗孙中山成了军阀，国民革命的参与者后来对抗蒋介石又成了军阀，壮族人的旧桂系和汉族人的新桂系似乎都差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每更一图：金雁/插画(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新年新号，

南盘江【边走边说】文化认同还是地域认同 不少朋友知道我是广西人，常常问我说话的口音是不是与“广西话”有关，要我介绍喜欢的“广西菜”。我告诉他们并没有什么广西话、广西菜。广西自宋代“广南西路”、明代广西布政司以来逐渐成为一个行政区域，而且在近代发展出强烈的、政治性的省籍认同。但同时，广西却一直不是个对外有特性、对内有同质性的文化单元。“广西人”认同也很难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这是近代广西的一个有趣现象。明代广西承宣布政使司地图众所周知，广西如今是中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壮族也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但正如我上次在贵州讲过的，其实“壮族”这个概念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后才有的。以桂西为中心包括滇黔粤和境外越老泰等地自古生活着很多壮泰语土著——我国称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国际上多称为仡傣（Kra-Dai,港台海外多译为“侗台”）语系壮傣语支。他们传统上分别自称“布依”、“布农”、“布岱”、“布壮”、“布佬”等等。1950年代，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各自根据苏联的民族理论进行民族识别，结果我们在广西识别出一个壮族，在贵州识别出布依族，越南却把我们所说的壮族识别成五个民族：侬族、岱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有时统称越北“侬岱族群”。但是我国的民族工作者也知道“壮族”内部差异较大，其中“北壮方言”与“南壮方言”为两大基本语群。北壮与南壮方言难以互通，这是我国的壮文虽经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定案，但作为拼音文字始终无法兼顾南北方言、而几乎成为死文字的重要原因。然而实际上，北壮方言与贵州的布依语、南壮方言与侬岱语却非常近似。我当年在南盘江两岸都走过，就亲身体会到南岸壮族（自称其实也是“布依”）与北岸布依族其实就是一回事，不过以省界相分割而已。南岸的北路壮剧我当年在县文化局曾经学过，它与北岸的布依戏过去都叫“土戏”，其实也差不多。但北路壮剧在南壮地区并不流行。后来我又看到了1953年10月10日国家民委（53）字第77号文件，里面清楚地规定居住贵州省的夷族为“布依族”，居住云南省的夷族，部分县市为布依族，部分县市为壮族，而居住在广西全境的夷族为“壮族”。这就明确了：当年的“民族识别”强调的其实是政治（行政边界）认同，而不是文化认同。北路壮剧换句话说，广西壮族内部的文化差异，其实远大于北壮与布依、南壮与侬岱的区别。汉族也类似。实际上除了各少数民族以及讲平话、客家话的若干汉族小方言群之外，广西主流汉族群体的文化差异也很大。南部的南宁、梧州、北海都讲粤语（白话），文化类同广东而大异于桂林。不仅邕剧、南音都用白话演唱，主流饮食如“切粉”也类似广东河粉。而中北部的柳州、桂林、河池等地则讲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桂柳话），文化类同滇黔汉区，而大异于南宁。桂剧、彩调都用西南官话，主流饮食如“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也更近似于西南的“米线”。这就是人们很难说什么是广西话、广西菜的原因。通常人们只能说什么是南宁话南宁菜，什么是桂林话桂林菜等等。桂柳、白话这两大“文化”不仅差异大，而且两者的影响力几乎不分伯仲。在我国，同一省内汉族居民内部差异较大的还有安徽（徽州与淮北）、陕西（陕南与关中）等省，但省内总有一种“文化”是主流。两种方言文化几乎平分秋色的，应该就只有广西了。如果说秦腔与黄梅戏基本可以代表陕西和安徽的“戏曲文化”，那么广西的桂剧和邕剧恐怕都难有这样的地位。柳州螺蛳粉“壮山雄鹰”封杀“壮族歌仙”今天最热门的广西“文化名片”应该是“壮族歌仙刘三姐”了。但是我有所了解的壮剧、师公戏、壮欢等壮语传统文艺形式中，都并无这“壮族歌仙”的影踪。刘三姐传说在历史上其实是从广东传入、一直在汉族桂柳话地区流传的。今天举世闻名的《刘三姐》也是以桂柳话的彩调来表现，而彩调则是湖南花鼓、江西采茶戏南传桂北汉区后演变而成，与壮语传统文艺几乎没有关系。实际上即便是彩调，其传统曲目剧目中也没有刘三姐题材。《刘三姐》其实是现代现象，就是广西当时为建国10周年而着手打造的文化名片。“刘三姐”传说因为可以加工成“反封建”、“阶级斗争”题材而被选中，并决定用彩调来表现。又由于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刘三姐就被定为壮族歌仙。主持这一“文化工程”的是当时自治区党委分管文化的书记、广东汉族老革命家伍晋南。《刘三姐》而当时自治区主要领导、曾被人褒称为“壮山雄鹰”或贬称为“壮王”的W国清，对此却非常冷淡。他最著名的两条相关指示就是：“壮族这个少数民族主要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刘三姐的着装不要突出壮族特点，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点。”这位所谓的“壮王”曾在那个风云变色的年代大权在握，其后也长期执政，这在建国后可谓绝无仅有。《刘三姐》却正因此被他封杀得最久，作为“大毒草”被批判的火力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超过《阿诗玛》等类似作品。主演黄婉秋被“劳动改造”长达15年，而“《刘三姐》之父”伍晋南一度成为W国清的政敌，其冤案更是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值得一提的是，伍、黄二人都是广东梅州籍客家人，他们没有别的交集，但在“壮王”治下吃了那么多苦头却都与打造“壮族歌仙”有关。可见尽管《刘三姐》今天看来确实是打造得非常成功的一张文化名片，或许也是创造“广西文化认同”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一创造确实是“正在进行时”，而非“过去完成时”。从《刘三姐》的坎坷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治斗争，而不是什么“文化认同”。而《刘三姐》的成功则是一种各民族共同参与的跨文化审美，体现的是正在形成中的地域特色文化，而非某一民族的文化。的确，过去内部文化认同一直非常稀薄的广西，在近代的省籍意识和相关的政治认同却非常突出。近代中国最残酷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起源于广西。尽管太平军很早就打出了广西，内战的主要战场一直在长江流域乃至北方，但直到17年后太平天国残余势力彻底消灭，其核心力量始终是广西人。尽管他们民族有汉（如洪秀全）有壮（如韦昌辉），出身有穷（如杨秀清）有富（如石达开），但从早期打到天津附近的北伐军，中期远征四川的翼王部，直到末路流窜陕西山东的赖文光孤军，更不用说兴盛时威震长江上下的主力，用其敌手清方的话说，其核心都是所谓“粤（西）匪”、“广西带发老贼”。“桂系”现象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桂系”历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据史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M曾会见桂系特使刘仲容,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宗仁）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

黄巾起义中国历朝历代王朝崩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前朝直接在一场大乱中崩溃了，发起大乱的人，或经历一段时间的群雄并立后，其中某一支夺了权，明末、元末、秦末、西汉末，基本都属于这种状况。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走到王朝末世导致大乱局面，调动一切力量，把乱子给平了，表面上看好像是度过了大乱，但五腹内脏遭到了“内伤”，经过一段时间的苟延残喘，又会沉疴再发，而往往下次再发作的恰恰是在上次平乱的过程中自持有功的那些人。像东汉末的黄巾，在汉桓帝时代就平定了，撑了两代，到了汉献帝时代，汉朝终于又倒台了。不管是魏蜀吴，还是之前的袁绍、曹操这些人，都是在平定黄巾中立了大功的人。唐末的黄巢起义，最终也是被平定了的，只不过又过了30多年，唐朝也就灭亡了，灭亡唐朝的人也是在平定黄巢的过程中崛起的那些人。晚清民国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套路。萧功秦先生有一个说法，说晚清的大乱都是革命者搞的，如果不是革命者那么乱来，好像晚清就如何了得，似乎还能挺下来。我觉得晚清从太平天国开始就已经走向衰亡。太平天国就相当于黄巾、黄巢。虽然清政府用尽蛮荒之力把太平天国给压下去了，但是实际上已经内力耗尽遍体内伤，根本缓不过来了其实元末也是一样，红巾其实是被压下去了，只不过和黄巢、黄巾、太平天国完全不同的是，元末没有完全平定造反的那些人，只是把刘福通他们那些人给干掉了，但是像朱元璋这些人还一直闹腾，闹腾到直接就把元给灭掉了。而太平天国折腾了14-15年，最终清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自身元气大伤搞定此事，但太平天国造成的冲击已经使国家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了。而且在太平天国闹事的那十几年中，作乱的远远不止这一处，当时有回乱，有捻军，还有云南杜文秀，整个是天下大乱的趋势，完全是按了葫芦瓢起来。如果不是湘军、淮军这些势力的崛起，清朝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像没有东汉末年的军阀的兴起，朝廷也是没有办法应付一样。黄巢之乱也是靠朱温这些人平定的，在平定的过程中就势产生了一大堆的新的势力。晚清基本上也是这样。不管有没有革命党，这时也已经五劳七伤，耗尽了内力维持不了多久了。有了革命党，当然后面故事就有了一些变数，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改朝换代也是肯定的。指望清朝经过这场大乱以后，还能延续很长的时间，大概率是不可能的。把太平天国压下去了以后，在太平天国之前没有机会的势力崛起——湘军、淮军，包括后来的北洋，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势力。这种势力的特点——如果以湘军为例——就是和农民起义也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穷人占主体，曾国藩和李鸿章治军、培养军队的公式，就是由“乡绅”、由所谓的儒家士大夫，统帅一帮所谓的苦寒山农才是正理。湘军招募湘军的标准就是要招“苦寒之辈”，这是曾国藩自己的话，不能招生活过得好的纨绔子弟，而且最好是山里头的，曾文正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打仗不怕死。但是如果光是这样一些人，可能就跟土匪差不多，就只会乱来，胆越大越没谱，所以他说一定要由乡绅、有文化的人来带领他们。后来的那些造反家，只要是能成事的，大抵都是类似模式。太平天国起事以后，清朝的大一统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后来包括厘金制度，当时地方上都是在各搞一套的。所以后来庚子年间，会出现所谓“东南互保”也就不奇怪了，像“东南互保”那样的事情各地都可以搞，所谓的那个大一统离解体就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如果没有西方的干预，传统王朝也会解体的，无非就是和历代的改朝换代一样，但有西方干预就加进了一个新的因素。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试走一条新路。不过很多当时的中国人也不认为是什么新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郭松涛、徐继畲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的路是我们以前曾经走过的，就是三代的那一套，只不过后来到了秦以后就搞坏了。其实在他们以前，也不断的有人地讲，包括黄宗羲等人。黄宗羲讲的那一套，大家都觉得在操作上不太可行，周制在道德上再有美感，想象上如何温文尔雅，温情脉脉，但它肯定不如秦制实用，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不如秦制强悍，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搞周制的肯定斗不过搞秦制的。但引进一个新的因素以后，参照系就比较多了，在现实中版本多样化些。是否有一种选择，可以既具有周制的道德美感，又可以把秦制战胜呢？太平天国以后的，老法子走不下去了，危机感加深，不同的人想的都是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走一条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一样的路。这个路可以使得我们既不是搞掉了一个王朝以后又建立一个秦制，周而复始原地打转。有人调侃说，二十四史不就是二十四次掉到同一个坑里的事吗？人们希望不但摆脱一个王朝，还可以摆脱秦制又能立于不败之地。摆脱秦制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恢复周制，另一种就是学习西方，搞一种新的体制，在当时第一代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看来，其实也不怎么新，因为他们认为这和恢复周制差不多是一回事。学习西方和恢复儒家的那一套，至少在郭嵩焘、徐继畲这一代的人看来，甚至包括马建忠、王韬等等整个那一批人看来，当时接受这个东西并没有难度反而出奇的顺利，根本就没有感到不适应，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觉得这套外来东西和儒家的学说是可以结合起来为我所用的。实际上西方那一套，郭嵩焘自己也讲，“（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实际上对中国影响最大而且是很早的，也是所谓的朝廷政教，太平天国的思想和这个也是有关的，太平天国也是在潮流中的最早的一支。但是太平天国这一支，同时又反儒倾法，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也是可怕之极。可怕的原因不在于它是不是比清朝更腐败，而在于太平天国的那种价值观和文化视野比清朝更狭隘，它的文化砖制，要比清朝更单一、更极端。因此就产生了后来的洋务改革。洋务运动主要的功劳其实不是说他们办了多少工厂，洋务派办工厂基本上都不太成功，因为大多是官办企业，像左宗棠在兰州搞的那些企业就垮掉了，有的是勉强撑下来了，但是一直都不是中国后来工业化的正宗。但是由此催生出一种想法：用周制克服秦制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在学习外来的基础上来实现呢？这就造成同治年间的清朝，好像是有一度有个喘息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也是来之不易的。平定太平天国耗尽了内力，而且太平天国1864年被平定以后，其实真正天下恢复太平还是要到了1870年代了。通常讲“同治中兴”应该是到了1870年代，包括捻回之乱，包括对付外患的英法联军之役、平定新疆和中法战争等等。尹隆河战役实际上这几场事件的起因，也是和历代王朝碰到的内忧外患都差不多，与土地兼并没有什么正相关，但是和大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关系。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说太平天国和土地有直接关联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与土客矛盾则是显性的。“捻军”就更不用说了，“捻军”本身就是淮北的豪强搞起来的，淮北的那些土围子，捻军十八股聚义盟主张乐行这些人都是原来地方上豪绅的土围子。所谓的“捻”，其实指的就是指地方势力，淮北方言，“捻”就是“一股”、“一伙”的意思，“一伙人”的认同都是以家族为纽带的。“回乱”其实也是这样，如果要从宗教原因来说，毫无疑问，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穆斯林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好像类似，但是当时“回乱”的具体形式，也是乡亲族人一股一股的小集团，有明显的排外倾向。后来左宗棠能够比较成功平息“回乱”，是与回族人本身的内部矛盾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回族当时面临所谓的新教、旧教的矛盾（我这里指的是讲汉语的回教）至于新疆，则有黑山派、白山派的冲突。如果回教方面像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一样，是一个中央集全的形式，对于左宗棠来说则要棘手的多，不可能轻易制服。回族本身当时也是处在有很多小集团多股势力的状况下，左宗棠能够平定回乱，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搞分化。的确，是回族中有些人不仅帮他平定了回乱，而且后来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维护清朝的很重要的力量。董福祥本人就是起义领袖，他麾下的所谓“甘军”，就是一帮回民军改编的，也是在回乱中兴起来的。一直到后来的西北三马，都是这种力量。董福祥但是平定这些叛乱的同时，汉族士大夫中的各个山头也乘机冒头，并且造成我们称之为传统鼎盛的那些东西。例如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描写的那种东西，我们以为这才是中国传统，实际上那是只有在中国中央集权崩溃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复兴力量，导致小共同体林立，大家族的兴起等等。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七宗五姓”的地方豪强、门阀士族兴起的过程就会明白了。这种状况其实和晚清新的一些因素的兴起有关系，造成了中国后来的前途的多样性、比如共和等等都成了一种选择。但是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后来中国主要的外患变成是日本了。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包括维新时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量的人去学习日本了，原先的恢复周制的趋势就发生了转向。后来很多人觉得学习日本富强起来，就要克服周制，要走废封建、立郡县的道路，结果一直到五四时期，一方面是西化更加声势浩大，更加深刻，但是另外一方面，“西学东渐”跟本土资源的结合方式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翻转——不再是西化和恢复周制的那些力量结合起来推翻秦制，反而是西化的力量和搞秦制的那些力量结合起来，把所谓的周制或者儒家传统给进一步的压下去。这出现的局面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当历史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曾经的道路，能否为人们提供一些借鉴。毕竟关键时刻的选择对未来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的走向是很重要的。---每更一图：金雁/插画(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新年新号，

在中国境内起义或者造反不成逃到越南，这类事情屡见不鲜。明清之际就有过一场类似的件事。清军入关后跟南明小朝廷作战的时候，粤西四府“高、雷、琼、廉”就是高州、雷州、琼州、廉州这四个府，是抗清的老基地。当年李定国在广东战败以后，退到云南，他的一些残部和当地民众在粤西四府也抵抗过一段时间。后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们化整为零解甲归田沉寂了一段。到了三藩之乱，他们又跑出来和吴三桂、台湾的郑经（郑成功的长子）联合起来反清复明，后来再次败溃。这支力量中最有名的两个战将：陈上川是高州人，杨彦迪原来是郑成功的部将，在防城、钦州一带活动。他们当时都是总兵，战败以后就带领了大约上万的军队——这些人都是一起参加抗清战斗的，老百姓和军队都混在一起，大概有万把人去投奔越南。其实在中国失势、投奔越南的人有很多，包括南宋最后的崖山之战，一支部队也跑到越南去了，只不过后来他们就不知所终了，有人说他们是在海上遇到了台风翻船遇难了……崖山战败以后，陆秀夫背着少帝跳海了，右丞相陈宜中先逃到占城，后逃到暹罗。陈上川坐像陆秀夫是个文臣，当时宋军的主将是张世杰，张世杰准备带领他的余部逃到安南去，但是后来不知下落了。有人说他到了安南就不知所终，也有人说在海上遇到飓风遇难。在1949年底，国民党的第22兵团，也有几万人逃到越南。这类事情历代不绝，好像没有更好的退路。杨彦迪、陈上川到越南的时间，正好是越南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一般的人讲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或者说越人和中国的关系，指的都是骆越的后裔中接受汉文化的这一支，也就是中国人讲的京族、或越南人所讲的越族。杨彦迪这一支主要是在越南北方活动，一直到很晚的时代也是如此。而越南的南方，在文化渊源上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越南南方一直接受的是印度文化，他们不是越族，是南岛语系的民族。我昨天曾经讲过，北越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以前称之为汉藏语系壮傣语支，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侗台语系”；还有一支就是南岛语系，也就是马来人那一支。马来人那一支当时是在中南半岛，在整个印度支那很有势力，最有名的就是占城。中国现在种的水稻，尤其是南方种的水稻，有很大的一部分基因来自占城，就是南宋引进的“占城稻”。占城是越南南方的一个古国，它不是由越南人建立，而是占婆人建立的。占婆这个民族，结束原始时代以后，一直接受的是印度文明，信印度教。所以越南南方和高棉一样。占城古国遗址大家去过吴哥窟就会知道，就是那种类型。后来佛教在他们那里传播，这个佛教是南传佛教，不是汉传佛教，所以越南南方的佛教和北方越人的佛教不太一样。占城是一个千年古国，一直到15世纪才被北方的越人给打败。占城战败以后，越人就开始向南方扩张。占城原来信仰被淹没，到了亡国后整个东南亚出现了穆斯林化趋势，包括印尼，甚至菲律宾的南部，包括马来半岛，都是在那个时代被伊斯兰化了。大家知道印尼原来佛教很兴盛，婆罗浮屠、满者伯夷都是佛教和印度教的王国，后来就被穆斯林化了。但是印尼还有一个没有被穆斯林化的残余地区，现在还信印度教，就是大家都喜欢去的巴厘岛，那是印尼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个印度教的岛屿。满者伯夷遗址当时的占城也是一样，占城在亡国前一百年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就成了个伊斯兰国家。占城被打败以后，占城的王族带领一帮人逃到了中国的海南岛，被中国的明朝收留，于是发展成为今天海南三亚地区的回族，至少我们把他们称为回族。大家知道中国的回族是讲汉语的，而且在1950年代民族识别的时候，专门有一个定义，所谓的回族就是讲汉语的穆斯林。可是中国的回民中，唯一一个特例就是海南岛的这一部分回民。因为信伊斯兰教，在中国民族识别的时候也把他们定义为回民，但是这些回民有土著语言，就是占语。现在三亚回民的老人，还有少数一些懂占语的，但是年轻人已经不懂了。这一部分人就是占城的移民。占城亡国以后，越南人就开始进入越南南方，就是后来讲的南圻。他们在进入南圻的时候，越人还是很少的，尤其是南圻的最南部，就是现在的西贡所在的湄公河三角洲的那些地方，当时连占城都没有能够稳定地控制。湄公河三角洲那一带当时叫做“下高棉”，主要是高棉人在那里控制。或者说更多的是高棉人和占城人在争夺地盘，有一部分地方是高棉人，有一部分地方是占城人。占城亡国以后，就变成越南和高棉人在那里争夺。当时越南的王朝对中国的杨彦迪、陈上川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你来投奔，我可以收留，但是要把你派到南方去，为我们阮朝开疆拓土，让你们去跟高棉人、占城人作战。杨彦迪、陈上川当然也没有选择，因为不愿做清朝的臣民，就只能去跟高棉人打仗了。现在越南南方有他们的庙，庙里的一个对联很有意思，叫做“宁为南国客，耻作北朝臣”。言下之意，宁客死他乡也坚决不做清朝的臣民。实际上李定国后来也是一样，他要求他的部将“宁死荒郊，勿降也”，告诫部下，你们宁可在缅甸做移民，你也不要回到云南去——他当时也已经失去了反攻大陆反清复明的信心了。杨彦迪和陈上川这些人带领了上万中国移民到了那里，他们的确也很有拼搏精神，中国人的创业扎根精神还是值得称道，不管是打仗还是做生意。他们就把下高棉-即现在的越南南方给拿下来了，为越南阮氏王朝开疆拓土，同时自己也在那里落脚生根。越南人封陈上川为胜才侯，所以现在越南南方有很多地方，还有胜才侯庙。所有的胜才侯庙都有这对楹联“宁为南国客，耻作北朝臣”。我不知道这叫爱国还是叛国。如果站在明朝的立场上，就会认为他是爱国者，如果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会认为他们是叛国的。可以说越南南方的很多城市是他们开拓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越南被称为“小广州”的河仙，那是一个完全由华人开拓的城市。而且今天西贡主要商业区“堤岸”，也是他们这帮汉人建立的。17-19世纪初的河仙我们今天讲的胡志明市，原来是三个城市，一个叫西贡，是在西贡河北岸；一个叫堤岸，是商业繁华地区，在西贡河的南岸；还有一个叫新安。实际上现在的胡志明市是西贡、堤岸、新安这三个地方合在一起成立的一个直辖市。其中新安和堤岸都是华人区，尤其堤岸是现在胡志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也由华人创建的。陈上川、杨彦迪带领的那批华人，到越南去的比较早。后来越南实行民族政策，对华人，包括对我们称之为壮族的那些人，都是采取分而治之。他们把我们认为是一个民族的人群，要划成几个民族。越南和中国一样是实行官定民族制，中国官方说自己有56个少数民族，多一个都不承认。所以中国现在还有一些人群不被称为“族”。比如云南苦聪人，没有被称为苦聪族，是因为不在56个民族之内。泸沽湖的摩梭人也是一样，摩梭人我们官方把它划为纳西族，但是只要去过泸沽湖的人就会知道，摩梭人跟丽江那些纳西族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纳西族人。怎么办呢？中国的民族政策也没有允许他们成为一个民族，所以只好说他们是“摩梭人”了。我昨天已经讲了，越南把我们认为的壮傣语的那些人分成了5个民族。而华人则被分成了3个民族，一个就是越南北方讲粤语的主要是清代、民国到越南去的那些华人，这些华人在越南被称为华族。另一个就是陈上川、杨彦迪带到越南南方去的人群，他们去的比较早，而且应该说这一部分人在越南南方是仅次于高棉人和占城人的第二土著，因为他们到越南南方往往比越族还要早，因为当时越族还没有向那边大量移民。他们一直号称是明朝移民，所以越南人把他们定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叫明乡族，即“以明朝为家乡”的意思。越南南方很多地方都有“明乡”会馆，有胜才侯庙，都是祭奠我讲的这几个人。这是越南的第二个华人民族。明乡会馆第三个华人民族就是我们大陆讲的客家人，大家如果懂客家话就会知道，客家人的自称“我”叫做“艾”，所以越南把他们叫做“艾族”。这是越南的三个华人民族。“明乡人”在现在的越南南方还很有影响。因此后来造成一个后果，在中越关系很好的时候，陈上川、杨彦迪的故事会被传诵为佳话，可是当两国关系恶化了，就会产生问题了。在2002年前后，广西出现过一场很大的争论，防城港的作家，叫龙鸣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西海斜阳》，“斜阳”就是斜阳岛。杨彦迪在海上反抗的时候，曾经在涠洲、斜阳一带活动过。《西海斜阳》是歌颂杨彦迪（杨二）和陈上川，把他们描绘成为文天祥一样的爱国志士，为了挽救明朝，坚持到最后，是一部描写北部湾的作品，对“明乡人”的生存状态也有心理刻画。结果这部小说在广西引起轩然大波，有一批人跳出来骂，说杨彦迪是叛国投敌的汉奸，竟敢分裂祖国，率领大批中国人投奔敌国。那个时候因为中越关系紧张，越南被认为是敌人，杨彦迪就成了汉奸。这事在网上就吵得一塌糊涂。《西海斜阳》当时有些人是力挺《西海斜阳》而防城本地的人也撕裂的很厉害，有人说杨彦迪是防城的汪*卫，是防城人的耻辱。当时防城为了开发旅游，把杨彦迪的故乡好像也搞了一些开发，结果在网上被骂成一片。这个事情后来吵得不亦乐乎，最后是广西文联、国家民委好像都出了文件，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讨论了。总而言之，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好像不行，说成是卖国贼好像也不行，最终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历史一旦扯上了政治就不能正常讨论了。但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和刘永福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在中国造反失败就跑到越南，跑到越南就为越南人办事，越南人对他们也是持利用的态度。所以往往他们内部也不统一，比如杨彦迪到了越南以后不久，他的部将黄进不愿意为越南人打江山，要求回去，结果就被杀掉了。明乡人老照片那么黄进到底是叛徒还是真正的爱国者？又成了一个问题。在《西海斜阳》的争论中，有人就说，如果要说爱国主义，黄进才是爱国主义，他要带领人们回到大清。后来有人就反驳说，如果说黄进要投靠满清是爱国主义，那吴三桂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者了，而且还是爱国主义的先驱，因为首先投奔大清的就是吴三桂啊。我觉得这纯粹就是瞎扯。“爱国”到底是爱这片土地，还是爱朝廷？因为国家变来变去，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不关心对老百姓的死活，而只在乎效忠某一个皇帝，以他的是非为是非，这种“爱国”是值得宣扬的吗？这就是华人在越南的尴尬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仅在越南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在缅甸也存在这种情况，当然没有那么严重或者典型。包括前几年知名度很高的果敢汉人，也是在满清时代跟陈上川这些人一样“宁为南国客，耻作北朝臣”，跑到了那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也是分裂的，一部分人还是留在缅甸，一部分人回归中国了，因为留在缅甸的一部分人跟日本人合作——当时缅族是跟日本人合作的。在抗战期间，缅甸的各民族的态度其实很对立，缅族一直到临战败的时候都跟日本人合作，但是缅北少数民族的态度却不同，尤其克钦人完全站在英美一边。克钦人是受英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民族，全民信基督教，英语也很普及，所以克钦人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当时缅北的汉人也是这样。至于中越关系，包括越南史，我们另找一个时间再讲。----每更一图：金雁/插画(打赏请长按识并别二维码，谢谢支持）（新年新号，

黄宗羲不仅是抨击的辗转思想家，而且实际上也是论证每个公民个人权利的思想先驱。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整部《明夷待访录》把秦制的方方面面，从科举制度、赋税制度、官吏制度到郡县制度都骂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