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0.852%，首次跌破1%，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也就是过去43年来最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据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共有588.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相比2020年同期的589.4万对下降0.1%。对此，有专家分析称，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人口总量增加的动力缺乏，越来越难，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是满足劳动力需求、消费需求，激发经济活力的基础。但现在出生率连年下降，中国人口增长将很快迎来负增长，恐将影响经济增长，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活力。与此同时，中国依然是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问题日渐突出。可能很快将会出现的人口增长危机，将会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该怎么应对？本号今日特意分享深度文章，希望各位读者耐心阅读，相信对你有所助益。未富先老很可怕，即将到来的一场危机文/宁向东

北京、上海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但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现，差距不止一点。当回不了北京和烟花下核酸检测的上海两个新闻同时发生，着实令人唏嘘。这既是对上海的褒奖，亦是对北京的鞭策。回不去的北京和烟花下核酸检测的上海：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防疫文/邓峰连日来，两则关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的新闻，在舆论场引发了较多关注。一则是10月31日微信公众号“天下说法”发了一篇文章《为何出京后回不了北京，陷入死循环》，引起许多人争相转发。该文描述作者一个助理，10月27日从北京出差去山西，预计次日返京，不料“就这么踏上了流浪之路”，“买了高铁票却进不了高铁站”，“市民热线12345、社区、12306以及能求助的电话，都打了无数遍，还是不行”，“最近没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打过疫苗，核酸阴性，行程码绿色，却回不了北京”，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北京突然升级了防疫政策”。据该文的说法，10月29日作者与另外两个助理又出差去了山西，与早前那个回不了北京的助理会合，结果同样买不了回程票，“有的说因为北京限制中高风险地区的人进京，而北京本身是中高风险地区，所以限制自己人回京，这是一个死循环”。作者说：“我在微博上发了这种诡异状态后，有人通过私信联系我，他们有几百人滞留外地，都是健康宝、行程码绿色，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但就是回不了北京，有的被限制购票，有的购票了也不让进站，反正被12306限制得死死的。但你打12345和12306，互相踢皮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从这篇文章的底下留言来看，最近滞留在北京之外，有着类似糟心经历的人并非个例。试想而知，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两千万的超大城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需要出京和返京，如今突然不少人竟不能回京，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会否受到影响？如果他们在北京有老人、小孩或宠物，又该怎么办？另一则新闻是10月31日晚烟花下三万多人在上海迪斯尼进行核酸检测。当日晚上6时，上海迪斯尼突发公告，接外省市协查通报，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排查，上海迪士尼从即刻起停止游客进入，所有游客在离园时需要在出口处接受核酸检测。随后，上海防疫部门和迪斯尼快速执行防控要求，核酸检测、交通、退票等安排周全，有游客留言称“真的效率很高了，还有贴心孕妇先走，渴了送水，工作人员、医生、警察、保安全部速度安排”。到了晚上8点多，迪斯尼园区内所有游客都已完成核酸检测并离开。据悉，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小镇33863名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也就是说，面对临时紧急的疫情防控事件，上海竟然能在短短两个多小时内高效完成3万多人的核酸检测，其组织动员、协调能力，着实惊人。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忙着为3万多游客进行核酸检测时，绚丽的烟花在上海迪斯尼上空绽放。这个画面令人感动，充满人性化，说明上海非但未因为突发疫情事件一刀切，反而考虑到万圣节前夜、游客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无聊烦闷，给大家燃放美丽的烟花，带来惊喜和温暖。面对此情此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更新了个人微博：“疫情常态化，疫情处理标准化。所有的游客现在可以安然入睡了，但我的无数同事会继续工作，完成防控的所有标准程序，只是为了让这个城市和经过这个城市的人们生活更美好一点，感谢今天不灭的烟火，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灾难前面的从容淡定与对未来的信心。”北京、上海，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但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现，差距不止一点。虽说北京是首都，又临近重要会议和冬奥会，不希望疫情影响到正常国家大事，防疫措施严格一些，完全可以理解，但防疫措施严格应该建立在快速精准、人性化的基础上，不能一刀切，不能不考虑人民的正常生活。上海在这一点上值得北京去学习，只有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考虑到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并据此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防疫措施，才能获得人民的更多认可，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当然，需要学习上海的地方绝不止北京。最近，不论是江西铅山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的病例后，一度发布公告称“红绿灯统一调整至红灯”，还是黑龙江黑河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统一变更为“黄码”，都是典型的一刀切。中国已经有将近两年的防疫经验，早就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应对疫情的防控水平。目前来看，疫情防控无疑是一场持久战，若想取得成功，赢得人民的认可，就必须换位思考，多去想想老百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只有在疫情防控、人民生活、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到动态的最佳平衡点，防疫措施才能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9月17日到18日，国家曾在上海举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研讨会，号召各地学习上海防疫经验，“努力最早时间、最低层级、最小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而在此之前，人民网刊发文章《软硬兼施！上海又交出了一份“模范作业”》，专门写到张文宏和上海防疫经验：“张文宏说，上海做到了‘广、快、早’，即筛查要广、反应速度要快、通过发热哨点诊室与发热门诊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决最关键问题，让老百姓多享安心、少受烦扰。”更早前的1月，上海出现本土病例，但很快被控制住，当时张文宏写道：“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早已认识到上海经验之于全国的借鉴意义。但从过去一段时间各地防疫表现来看，不论是云南瑞丽、黑龙江黑河、江西铅山，还是北京，都明显不及上海。纵使考虑到云南瑞丽、黑龙江黑河、江西铅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科学和防疫水平非常有限，难以与上海对比，但北京绝对有和上海对比的条件。当回不了北京和烟花下核酸检测的上海两个新闻同时发生，着实令人唏嘘。这既是对上海的褒奖，亦是对北京的鞭策。北京究竟差在哪里，怎样早点补齐短板，让防疫更加快速精准、温暖和人性化，是北京不能不反思之处。END推荐阅读出京后回不了北京？北京要学习上海，谨防一刀切中国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邓小平诞辰117年

教育焦虑的本质是阶层焦虑，资本虽然贩卖并放大了这些焦虑，但驱逐资本之后也不意味着焦虑就消失了。“双减意见”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生体质、降低育儿成本，让学生之间的无效竞争减少。但教育市场的需求还是有的，因为教育仍是中国当今最主要的阶层上升通道。不有效解决需求的问题，只对供应端下刀，会逼得需求和供应都转入地下，今后会出现教育黑市的问题，或者是让教育培训从大规模连锁时代回到家教时代而已。而且古往今来从没有过使用行政命令禁止家长给子女购买教育资源的先例，且家长给子女自费购买教育资源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为国家发展提供更优秀的人才。校外教育培训退回小作坊时代之后，其提供的教育培训质量必然受到影响，如果公立教育不能填补校外学科培训班留下的空白，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教育质量的下滑。人们的焦虑也只会从培训班焦虑转为学区房、高考移民焦虑等其它教育焦虑。挑战十分严峻，仅靠“双减”鸡娃和内卷只会转入地下文/文和（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理论模型研究者，英国利兹大学环境学部交通研究所博士）就在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一刀切式的管理，严格禁止其上市融资。这是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和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第三次重大教育改革的举措。但仅凭这份“双减意见”很难解决现阶段中国巨大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未来的挑战十分严峻，而如何完成此次教育改革考验着中国的执政能力与智慧。中国教育焦虑的本质是阶层焦虑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三千余年时间内都带着浓重的阶层色彩与突破阶层固化的希望。如在东周列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之前，教育资源完全被贵族阶层垄断。垄断教育就是垄断知识，而垄断知识之后君主需要的治国人才就只能从贵族当中挑选，这也就帮助贵族完成了阶层固化，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尽管孔子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的垄断，其弟子之一的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也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普通人依靠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但从孔子漂泊一生的经历就能看出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贵族阶层欢迎。直到战国时期，激烈的灭国战争与白热化的社会制度变革对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空前的要求，贵族小圈子生态的封闭性与保守型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当时的环境。各个强国的君主为了生存与壮大的目的，先后进行了变法制度，试图打破原本固化的阶层，为国家注入新鲜、强大的发展动力。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秦孝公时期颁布的《求贤令》与商鞅变法两大事件，前者的意义在于扩大了招纳人才的范围，打破了原贵族集团的封闭生态圈；后者则是打开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为国家注入了强大的新鲜活力。从中国的历史记载与民间故事来看，也正是这一时期确立了教育与阶层上升的关系，无论是连横以强秦的张仪，还是佩戴六国相印合纵以拒秦的苏秦，都并非当时大贵族出身，甚至在民间故事中两人都是家贫如洗，但都依靠非凡的教育经历（传说两人师承鬼谷子，但此人是否真实存在于历史中，尚不得知），实现了阶层上升，并成为后世诸多读书人的榜样。自此之后，虽经历汉、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把控的察举制与魏武帝曹操等为代表提出的“唯才是举”的反复拉锯，至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后，中国社会稳固的形成了一千多年的教育与阶层跃升直接相关的关系。从此之后，中国人对于阶层的焦虑直接表现为对教育的焦虑。无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教育地位的拔高，还是“头悬梁，锥刺股”这样鼓励向教育投入时间和精力，抑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对教育收益的强调，本质上都是将教育与阶层直接对应了起来，是人们对通过教育完成阶层上升或者维持自身阶层的渴望。因此，只要教育还与阶层绑定，通过教育可以实现阶层上升，那么关于教育的焦虑就不可能消失，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欧洲在中世纪以血缘血统作为阶层的基石之时，教育并不能帮助人们实现阶层上升，因此几乎没有人会对教育问题产生焦虑。而如今多位英国首相、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等政要出身伊顿公学、伦敦政经学院、剑桥大学等，也使得英国人对教育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焦虑，英国中产及以上家庭普遍将子女送入收费昂贵但教学质量过硬的私立学校中，而很少将子女送入免费的公立教育机构；美国过去几年富裕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几乎一、两年增加一倍。中国教育发展与变迁尽管三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但从古至今教育始终是一个对资金需求不少，且回报还不确定的行业。如中国古代常说的“十年寒窗苦读”就意味着一个少壮劳动力需要数年时间投入学习之中而不事生产，需要他的家族供养。而在学堂、私塾或者书院等地方接受教育的费用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的。事实上中国在普及义务教育之前，普通人基本都是文盲，读书识字的能力以及优质的教育资源基本上一直被上层阶级垄断。此时的教育模式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模式，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表达方式与普通人的白话文除了都是汉语言文字外，基本就属于两套语言体系。直至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见识到西方工业时代的科技优势之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农业时代传承下来的重社会科学而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教育体系无法让中国在工业时代的国家竞争中立足。于是中国教育开始了一次系统性的改革，开始建设完善学科体系与学生培养体系，中国传统书院与西式学堂并立。由于工业时代需求的工人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于是中国开始将基础教育由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过渡，并培养出了第一批近代中国的工人群体，但高等教育仍然由上层阶级垄断。其后的中国逐渐深陷反侵略、反殖民战争的泥潭之中，国家政权几经动荡，教育改革也在各种探索和曲折中前行。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之下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并且在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并使得教育与阶层之间出现了松绑的现象。如土匪出身，曾目不识丁的张作霖可以作为军阀执掌中国的最高权力。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罕见。适逢乱世，门阀所掌握的行政体系资源自然比不过军阀掌握的军事资源话语权大。反之，当天下安定之后，军阀集团会受到当权者的猜疑，进而遭受打压，如历史上著名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门阀集团掌握知识，垄断治国人才，也必然受到掌权者的倚重。所以中国的教育也是到了1949年中共建立并稳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才再次走上正轨的。从1949年至今，现代中国的教育定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1949至1977年高考改革之后。此阶段教育的目的是给新生的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才，不再承担阶层通道的职责。中共开展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读书识字、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在中国第一次由上层阶级的特权转向了普罗大众的福利，这也为中国培养出了急需的产业工人，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保障。但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国家无法为建设者提供与之付出相等的回报，于是不得不从其它方面提供相应的补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接班”制度，即工人、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等单位的子女可以在其父母退休之后接替其父母留下的职位。这种制度等于是国家用承诺建设者子女未来前途的方式换取建设者在得不到足够回报时仍然愿意坚持建设国家。这在建国初期起到了调动建设者积极性，加快国家建设的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社会的流动性较低的问题。只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战争的威胁始终笼罩在中国上空，尤其在中苏边境因领土纠纷引发珍宝岛的局部冲突之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国北方边境，中国不得不以临战状态建设国家，以确保中国可以生存下去。所以在巨大生存压力之下，这一问题就显得不是十分紧要，甚至这种能保持社会高度稳定的制度在战云密布年代还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现在回过头去，用上帝视角用没有到来的热战去去断言、批评当时的决策就显得未必公允了。但是对于中国国内外政治形势过于悲观的预测使得中国将“反修正主义、防修正主义”作为了首要目标，流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文革爆发。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7年高考恢复之间，中国教育体系基本上趋于崩溃，大中小学校教育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那时候流行以阶级成分、出身来录取学生，而非唯才是举，当时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白卷英雄”就反映了文革期间中国教育的空前混乱。第二阶段是1977年高考改革之后到1999年大学扩招之前。在中国高考改革之前，经历了高校自主招生，国家统一高考和文革时期按出身成分推荐几个阶段，但无论哪个阶段，政治都在高考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部分。此时中国的政治氛围与现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身份政治有部分相似，都是以出身划分阵营、分配资源。1977年高考改革的意义在于“成绩而非出身成为最重要的录取标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敏锐地察觉到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降低，并且先前体制积累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弊端，这个社会的活力难以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在高考改革的次年邓小平就拉开了中国最伟大变革——“改革开放”的序幕。所以回过头来看，高考改革既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先期实验，也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发展积累人才。教育再次成为了人们改变阶层的阶梯，与之相应的人们也开始了对教育的焦虑。当时每一个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有着挑灯夜战的经历，而1977年的高考，五百余万考生中仅有二十七万余人被录取，被形容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只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剧烈变革的阶段，阶层之间的壁垒被打破，阶层上升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教育这样单一的手段，所以整体焦虑水平并不高。第三阶段为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最初美国西部拓荒式的野蛮发展模式逐渐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初期到处是处女地，白手起家就能在蓝海市场里创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因此在阶层上升的通道开始收窄的情况下，教育作为较为稳定的阶层上升通道的作用就被突显了出来，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寄希望于高考改变命运。此外大学扩招之后，中国原本的公立教育资源很难在短时间内就扩大供给，因此民间资本也开始介入到教育领域。这个过程是逐步加深的，如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甚至连私立中小学都极为罕见，直到1992年中国大陆地区才出现了第一所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学校都江堰光亚学校。但到了90年代，课外辅导班在城市中已经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这一时期校外培训的主要定位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针对学生特点针对性的进行教学。如当时一个普通公立学校一个班的学生在六十人左右，一些县城甚至会出现百人以上的班级。面对这样的大班教学，老师很难均衡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接受程度，因此培训班更加灵活的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受到了相当多学生家长的欢迎。其后校外培训机构迅速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家教、小规模培训班的小作坊时代，发展到了连锁品牌时代，并在近几年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开拓了线上教学的市场。同时为了应对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公立学校也以品牌输出的方式参与到民办学校的建设中，为中国快速提供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根据相关统计报告，2020年中国各类民办学校共有18.67万所，占到了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1/3以上，在校学生达到了5564.45万人。教育领域的持续投入使得中国积累了大量理工科人才，为中国在新千年之后在各个领域井喷式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民营资本对公立教育的补充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资本的介入对于教育行业来说带来的并非都是益处，因为基础教育阶段更多的是扮演向国民提供教育福利的公益角色，而资本天生就是逐利的，资本过度渗透教育行业会带来负面效应。首先，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它们始终在追求投资回报率，并且回报来的越快就越好。这表现为资本往往会以高薪挖走公立学校的优秀教师，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之后再高价卖给民众。这使得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益性被大大削弱，会在相当程度上造成1949年之前优质教育资源被富裕阶层垄断的局面重现。资本控制下的教育不但无法弥补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反而会加重这个问题。其次，资本贩卖焦虑的举动使得教育陷入了“谁不补课谁吃亏，大家都补课了等于都没补课”的零和博弈式的“教育军备竞赛”，并且会制造严重的教育不公平。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新世纪初时绝大多数的重点小学、中学老师仍然不鼓励自己的学生普遍补课，他们当时的普遍态度是只要学生在学校里将课堂上的知识掌握之后就足以应对中考、高考这样的选拔型考试。而如今很多老师默认所有学生都已经参加了校外培训班，如一年级的很多老师不再教授学生拼音，他们认为新入学的孩子已经在“幼小衔接”的培训班中掌握了这些知识，然后老师会在学校直接加快教学进度，超前学习，从而使得自己学生的考试成绩超过其它学生。这种风气下所有人都被裹挟着不得不参与这一场教育军备竞赛。更加严重的是校外培训班的收费越来越高，教学质量也与价格出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也使得富裕家庭的子女与普通家庭的子女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而对于资本来说，这种学生之间差距越大，越是说明它们教育培训成功，越是能让它们获得更多的回报，然后集中更多的资源再次扩大这种差距。从近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顶级名校中入学新生来自农村地区的比例在持续下降，到2011年能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比例甚至下降到了仅一成左右，而同时期中国城乡人口比例约为1：1。最后资本贩卖焦虑的行为给未来中国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资本最大的谎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借此鼓励父母“鸡娃”，投入更多资金在子女教育上。事实上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父母的地位、眼界、见识与言传身教形成了孩子的世界观与性格，这才是决定孩子未来发展的起跑线。就像一个深圳的小学生的理想是能当上驾驶大型客机的飞行员，而同一时间另一个中西部乡镇小学生的理想是能当上顿顿吃鱼吃肉的网红主播。但这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不懂。他们大多都被资本制造的焦虑裹挟，让孩子被迫加入一场远超他们负荷的竞赛。家长们投入的越多，资本收割的就越多。家长焦虑之下盲目投入很多时候方向都是在做无用功，就像很多培训机构接待员最经常对家长说的话是“学习了我们的编程（或是美术、音乐等）特长课程，以后能给孩子升学加分”。但以后的政策哪家培训机构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呢？二十几年后，当他们发现自己倾尽无数，结果孩子的回报与付出完全不成正比的时候，他们积攒的怨气会发给谁？是当初骗了他们的资本？还是他们当下生活的社会？“双减意见”的意义与未来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中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双减意见”，但仅凭这份“双减意见”很难解决现阶段中国巨大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资本虽然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但公立教育原本也存在巨大的不公平。中国的公立教育以县、区为单位结算，因此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与中西部发展中区域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也造成了教育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城市与乡村经济上的差距使得同一行政市区域内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即便在城市内部，学区房制度也使得教育资源划分严重不均衡。同样，资本可以高薪从公立学校挖走优秀老师，但这些老师宁可放弃象征着“旱涝保收”的事业编制向私立学校跳槽，是不是也说明了他们在公立学校没有得到与他们付出与能力相匹配的回报？最后就像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教育焦虑的本质是阶层焦虑，资本虽然贩卖并放大了这些焦虑，但驱逐资本之后也不意味着焦虑就消失了。“双减意见”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生体质、降低育儿成本，让学生之间的无效竞争减少。但教育市场的需求还是有的，因为教育仍是中国当今最主要的阶层上升通道。不有效解决需求的问题，只对供应端下刀，会逼得需求和供应都转入地下，今后的问题会出现教育黑市的问题，或者是让教育培训从大规模连锁时代回到家教时代而已。而且古往今来从没有过使用行政命令禁止家长给子女购买教育资源的先例，且家长给子女自费购买教育资源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为国家发展提供更优秀的人才。校外教育培训退回小作坊时代之后，其提供的教育培训质量必然受到影响，如果公立教育不能填补校外学科培训班留下的空白，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教育质量的下滑。人们的焦虑也只会从培训班焦虑转为学区房、高考移民焦虑等其它教育焦虑。中国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该尽快重新分配全国教育资源，做到尽可能的公平，让甘肃县城里的小学也能提供与北京海淀区的小学同一档次的教育资源，让所有孩子真正能在义务教育阶段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另一方面也应取消现行的不公平的高考录取机制，现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区高考录取率要远高于山东、河南等地，未来应按照考生数量比例分配高考录取比例，杜绝高考移民的可能。但即便如此，只要不改变唯录取率的学校评价体系，今后各个学校仍然会想尽各种办法制造与其它学校的差异，提高自己学生的成绩排名。而家长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孩子购买更多的教育资源，让自己的孩子成绩比别人靠前一点。这种对教育军备竞赛的遏制有可能沦为扬汤止沸的努力。为此，一方面中国应改变现行的学校评价体系，采用更多元的评价体系，通过合理设置考试大纲与难度、鼓励青少年走出课堂等方式，打破“谁不补课谁吃亏”的囚徒困境，同时应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减少学生课后去补课的可能，以压缩教育黑市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要提供公立教育的水平，吸收培训班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灵活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按照学生的学历能力提供差异化的教学，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可以提前学习更深层次的课程，研究复杂问题；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可以针对基础进行加强训练。这虽然会制造一部分人对弱学习能力层次的焦虑，但这恰恰可以避免他们在大锅饭式教学中按照班级平均水平制定教学计划的模式抛下。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拓宽阶层上升的通道。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和一个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应该享有基本相同的通过自身劳动技能获得晋升的机会。现在中国的高考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分水岭，而社会对于体力劳动者的偏见以及他们遭遇到的逼仄的上升空间，都使得人们普遍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成为体力劳动者。但如果体力劳动者的处境能得到有效改善，也有畅通的上升空间，通过娴熟的体力劳动技巧也能实现阶层上升，那么将极大的缓解教育与阶层上升绑定的焦虑。总之，仅仅依靠“双减意见”不仅不能消除当前中国教育焦虑，而且还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问题。未来必须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END推荐阅读中国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外部压力巨大内部褒贬两极分化

在如今中国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既要维持内部稳定，还要保持社会内部活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就不能回到“政府——单位”时期的强约束、低流动性时代，也不能放松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

从尽快形成全民免疫的角度看，基层地方政府确实应该想办法提高乡镇民众接种疫苗的积极性。疫苗要接种，不过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国家卫健委曾多次表示，在接种疫苗过程中，禁止地方上施行“一刀切”、强制接种。

朱镕基退休后留给人们的是，不悲观、涉险滩、敢担当的精气神。这是改革最需要的。是的，越是在艰难彷徨之际，回顾一下当年中国走过来的路，才发现这样的激流险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早已面对过、搏击过、征服过。

总的来说，今次中国领导人七一讲话至少向外界表达出不要试图分化中国人民与中共，中国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希望互利共赢、不搞对抗、不搞零和博弈但也不容它国侵犯的态度。

事实上，中印边界长期存在争议，领土争端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因素，印方多次试图推进实际控制线北上，中印双方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事部署使中印边界成为有可能爆发冲突的重点区域。

当下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师不读书，最应该读书的教师群体却成了远离阅读的一个群体，而其中最该读书的年轻教师，更成了一个疏于读书、荒于读书或者根本不读书的群体。

其他人反复提到一个事实，就是北京高考题难度比较小。但是北京的尖子生日常训练的题目，难度绝对是不小的。而且水平较高的老师往往把难的东西讲解的很简易，所以北京的尖子生也往往自以为自己学的东西很简单。

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

究竟我们在这种核心的技术领域，有可能被美国及其盟国卡脖子的到底有多少？比如高端医疗设备，前不久也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会联合他的盟国，包括日本、欧盟，要全面限制对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出口。

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普通现象是什么？有几位学生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如果说，高考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张文宏、王行环（武汉中南医院院长）这些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跃迁为国家的铮铮栋梁，那么，相对刚性的户籍制、档案制、属地管理的改革则更是把几亿农民从阡陌地埂极大地释放出来。

退一步而言，即便运用人脸识别真地能够提升通行效率，单是效率本身也不足以成为推行的充分依据。不要以效率为名糊弄公众，好不好？要说效率的话，不对地铁进行所谓的安检，最能提升大客流时段的通行效率。

7、在同一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挖掘研究是内卷。中国人对很多历史名著的研究让人咋舌，就这么几本书，一两百年来无数学者没完没了地去挖掘，你还能整出什么新东西来呢？但是研究仍在深入，精细还能再精细，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