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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象”一词见于日本学人萩原朔太郎《诗的原理》一书关于“描写与情象”一节中,我接触这个词的时候,便有一种感悟,一种与书法联系起来的某种体验。由此,似乎获得了对书法书写行为的内在诉说。我们首先有必要看看萩原氏是怎样解说“情象”这个概念的。萩原氏是从诗的原理来说的,诗与一切艺术一样最终必须“表现”。他写道:“一切的表现皆可分类为两个样式,‘描写’与‘情象’。一切艺术——在纯艺术的范围内——总是属于二者中之一。所有的艺术,不是‘描写’便是‘情象’,此外更无表现。”并且具体指出,音乐、诗是情象,美术、小说是描写。前者是诉说“情感意味”的表现,后者是写物之“真实之象”。根据萩原氏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诉说情感意味的便是“情象”(当然,包括书法)。所以他把诗与音乐归类于情象的艺术,也因为诗与音乐作为情感的意味而能“情象”之。我所感悟者,亦缘于书法的内在情感意味,所以书法也和诗与音乐一样而能“情象”之。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情象”与“意象”、“形象”、“形相”有很大的区别,我的理解并不只是含义之别,而是词性完全也不一样。“意象”是意味、状态(对象的流露与客观的感受)。“形象”指形体、形态(客观之物的大小、样子)。“形相”亦物之相貌、状态,都是客观的实在。它们都是名词。而“情象”多指行为,即“情”使其“象”,而非“情”之“象”之意。这便是主体行为与结果。◎古诗十九首(之一)50cm×160cm释文: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壬午冬,余以花甲客长沙,今乙酉又冬,不觉已是三寒暑矣。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锡良。这一分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情象”成为动态过程,即是一种时间性的有温度的生命,不若“意象”、“形象”、“形相”是冷的存在(只有意象尚有主观的意识,但仍然是属于“知”的而非“情”的)。故萩原氏强调:“所以给予诗以特色的决定条件,不必是形式韵律的有无,也非自由律的有无,而是关系其表现的本质,是否是属于情象的。萩原氏指出诗是一种流动的情。”“情象”提出之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徐复观先生在《关于诗的原理的翻译问题——给李辰冬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看出。徐先生在文中对李氏指责其翻译的许多所谓错误时反驳道:“更可怜的是,全书(指《诗的原理》)的画龙点睛正在‘情象’二字,足下偏偏要改成‘意象’,由此点可知足下完全是一团漆黑,也有学生问我,何谓‘情象’,我用三五句话解释,便把中国过去关于诗的许多难于捉摸的说法一下子表达清楚了,因为你固步自封,所以我在这里,便故意把情象的解释保留着。”看来,首先徐先生是十分重视并高度评价萩原氏关于“情象”的提出与阐释的,被他称为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二是他把“情象”与“意象”严格区分开来。三是“情象”的提出把中国诗的许多难于捉摸的说法一下子表达清楚了。然而,“情象”是什么,他没有直接说明,是卖了个关子,我想,我已是理解到八九不离十的了。这样一来,萩原氏的关于“情象”的理论,便十分恰当地可用来阐释书法的书写行为,书写的本质就是使情感意味而“情象”之的过程。◎临赵之谦书43cm×127cm释文:略情感意味完全是主观的“自我”,但情感不能直接表现,它在书写中迹化成情象。实际上,书写与情象是具同一义的,书写便是情象之流。书法史上这种自我的情感意味的高扬要数明末的书法家们。陆王心学到了明末,发展出狂禅的一派,文学艺术皆受其影响,主性灵、主真情,狂达自然,“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李卓吾语)卓吾“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其得意者……瘦劲险绝,铁腕万均,骨棱棱纸上。”(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我未见卓吾墨迹,视其嵇氏描述,则似跃然于眼前。◎黄宾虹论画语数则20cm×29cm×3释文:略而另一位情感高扬的真正艺术家徐渭,其文其书都在袁宏道《徐文长传》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我们观其作品点画、结构往往去规矩,章法狼藉一遍,至今人们少有能以其为范本临之者。袁中郎在灯下读其诗文,“读未数首,不觉惊跃,……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袁宏道《徐文长传》)情感意味越深越能给情线以振动的能量,情象越激越,如傅山、王铎的草书亦是这样的书写。这种“情象”的书写才能正体现了“传统书法追求的是人的精彩,以及人与书写的深刻交融。”(邱振中《书写与观照·人与书写的交融》)◎临赵之谦书王中瞿诗48cm×193cm释文:略当然,这不仅是“传统书法”的目标,这种“对人性的深度,对作品精微变化的要求”(邱振中语)应是对一切优秀的书法创作的追求目标。若以此角度来看晚清碑学,我们虽不能再以康南海说“帖学大坏”的话来反说碑学大坏,但碑学实显露着它自身的缺陷。这集中表现在其主观情感意味的弱化,同时即是情感也是来自外在因素的激发。骨力、雄强、古典成为一种离开书家个体之普遍性价值。碑学与晚清的诗一样,都是倾向知性意味的,与考据的“实在”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到了康南海的集碑学大成的书论《广艺舟双楫》,情感意味明显淡出。正如詹姆士曾说过的那种“温热之感”,那种诉之于缥缈情象的浪漫时间之流已经消退,而代之以缺乏人情味的北碑石刻的冷感,弥漫了晚清书坛。这种“冷感”,正是如萩原氏指出的那种“意志情感”或“权力情感”。清代无真正行书(只有作为学术、思想交流的信札),而草书绝灭,这是自魏晋书法艺术意识自觉以来的书史上所仅见的。◎黄宾虹论画46cm×70cm释文:上古三代魏晋六朝画尚内美,有法而不言法在,观者可以自悟。作画在不似之似,物象者,古人画诀有:“实处易,虚处难。”六字秘传。老子曰:知白守黑。虚处非先从实处极力用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无由入门。画之写意,意在理法之中,学者得之于古理法之外。正谓画法已法(失),当于书法、诗文悟出其法。宾虹论画,锡良。情象的书写具有两层涵义:即时间结构与观照的智慧。我们先说时间结构。“时间”与“结构”虽可分说,但在书写的情象过程中是合二而一的。就一点一线的书写阶段而言,这一线性时间是有始有终的,就有始有终而言,它具有钟表上可以度量的客观时间的性质,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时间。我们讨论的是一点一画之内延绵时间的性质,这时间是属主观的、情感意味的,并同时具有温热感的,所谓“内时间”,这种书写便具有了生命意义。当我们进入这一时间的体验时,情感消逝了时间的客观性,因此时间不仅仅是当下,它还带着过去的记忆及对未来的期待,融成了混沌的一片。在临写或创作某一件作品时,过去的相关记忆随情感隐隐袭来,并同时萌生在某种模糊(朦胧)的期企之中。但无论是当下、过去或是未来,此种时间都是一种情感意向的内在体验,它不可作阶段的分析,而成为一种主观的组织与建构。◎黄宾虹与朱砚英书46cm×70cm释文:庸史之画有二种,一江湖,一市井,此等恶陋笔墨不可合其入眼。因江湖画尽欺人,作赫之技而已,市井之画媚人,涂泽之工而已。始欲求画学之实,是必自练习腕力,终身不可有一日之间断,无力就是犹是涂是抹,用力无法便是江湖,不明用力之法便是市井。黄宾虹与朱砚英画(书)。锡良。正如柏格森在研究人的意识延续过程时提出的“延绵”概念:“延绵”是指时刻与时刻之间没有丝毫间隔和分离,即此一时刻与彼一时刻不是彼此并立的、互相外在的,而是互相渗透,无一刻停止,生生不息。因此“延绵”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与前后的时间有质的不同,它是推陈出新,具有创造性的。在延绵中,当前时刻包括着对过去时刻的记忆,过去时刻融化在现在的时刻之中,现在的时刻又融化在将来的时刻之中。(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只是伯格森指的是意识的延续过程,即“知的”延续,而情象则是一种情感意味的延续。这种“延绵”用什么来组织构建呢?技法。技法成为主观情感意味构建的内容或材料。材料当然是一种客观的东西,比如方笔、圆笔、转折、提按、中锋、侧锋等,这都是可分析言说的客观实在。我们常见书店的楷书临习范本,双勾的笔画中划出笔锋行走的路线及状态,说明客观的东西是可以言说的。若我们真按此运笔,没有情感意味参与,则几乎不能成其谓书写。所以老师教学生靠这个是要误事的,必得亲见老师的运笔过程的轻重缓急、提按转折的当下状态才能有所收益,但这主要靠感受却不可分析言说。◎西汉南城联32cm×175cm×2释文:西汉文章北朝书法,南城仙吏东浙通人。壬辰七月五日余应江西画院之邀赴广西观荷,途径南城时距赵撝叔殁世此已过百二十八年矣。忆当年景象,赈灾济民、除暴安良、修城援越,积劳成疾,南城为他生命的终点,清官无清福,好人命多难,此撝叔之谓也,殁后好友张公束撰此联记撝叔功业学问艺事,伟哉,二百年一人耳,情动如此,因每每书之。锡良。又比如我们写柳体范本,几乎所有短横方起方收,长横方起圆收,方用折,圆用转,这已是很程式的笔法,但在各人的理解与操作也不尽一致,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书写也一定会在普遍性中显其个别性。可言说的具客观性的技法,在情感的时间流中便染上了强烈的“自我”色彩。又比如怀素与王铎的大草,前者技法的隐含而后者技法的张扬。八大山人的线条类似前者而黄山谷的类似后者,即使类似的技法所构建的时间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因为这种建构完全融合在自我的情感意味流中,它永远都只有“这一个”,即是个体自身也不可重复,所以技法虽具有客观性,但它因书写而被“情象”之,则有了生命的意义,不被“情象”之的书写是不具有书法意义的。时间结构的另一要素即节奏韵律,这个要素与音乐有密切的关联。书法是无声的音乐,好比诗是文字的音乐,这些都在说明,诗、书法、音乐、舞蹈这几类艺术的密切相关性,它们都是情感的时间艺术。节奏韵律构成它们的同一性。萩原氏指出:“音乐是属于时间的”,他又说:“主观的一切艺术是属于音乐的特色……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萩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宗白华论书法总是与音乐相联系,而林语堂也曾赞美书法的节奏韵律培养了中华民族的韵律感受能力。书法创作也与舞蹈关系密切。张旭治草书,观公孙大娘舞剑而草书大进的故事人人皆知,舞蹈重势(方向、力度)、旋律、节奏,而且舞者本身形体就是一组极优雅精致的韵律的线组合。在书写中,技法是靠节奏韵律融入时间结构的,“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不听见的远远的声音。”(王独清《再潭诗》)这是诗的真正境界,也是书写情象的境界。好比语言的言说,不同的谈话,所表现的抑扬顿挫的情调,即是同一句话都会给听者不同的情感意味。◎石涛诗72cm×220cm释文:武陵溪上灿如霞,一棹寻之兴更佳。归向吾庐情未已,笔含春雨写桃花。石涛诗一首,锡良。“书法是情感的表达,线条是情感的示波图”这种看来几乎是共识的表述,它容易进入另一种误区:当情感极度高扬成为激烈而奔狂的情绪宣泄、不可遏制地狂号乱叫、几近癫狂状态下的所谓书写行为是应该不考虑在情象之书写的范围之内的。像王小波讥讽的那种“极端体验”者李赤先生一样:自己一头倒栽进粪桶里,行为艺术的巅峰状态,把他拉出来,人没气了,体验也宣告结束。这虽是言说一个“极端体验”的例子,但我们也常感觉到现代艺术界的这种倾向。有人或可举出张旭、怀素的例子,“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怀素酒后“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这都是一种诗的夸张的描写,如李白“白发三千丈”之类的描写。而且这种行为必至与酒有关,实际上酒使人情感亢奋,常能忘却生活中的杂乱的东西,而使情感深处的东西无牵挂的表露,但不能作真正艺术的表达。因为,在酒精的麻醉下,遮蔽了观照的智慧。因此,书写的情象行为不独是情感,而这情感还必得观照的智慧。这里所指“观照的智慧”之“观照”是一种主体的自我观照:即对书写主体“情象”之的“观照”。观照即认识,这是一种个体“知”与“意”融合于“情”中的感性认识。人性的深度决定观照的深度。“传统书法以日常书写为基础,以整个人向书写中的渗透为核心,在长期磨合中造就一种基调、一种风格,也有技法上的磨炼、匠心独运,但人与字的融合是作品通向最高境界的前提。”(邱振中《书写与观照》)可以说人性的深度、人的精彩以及个体所思所感的整体,就成为“观照的智慧”的根本。智慧是“知”性的,在这里,它再不能以理性的知的概念显现,而是被情所融而变得混沌朦胧了。◎杜甫诗二首释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无(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右录杜诗二首,张锡良。另一种观照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对对象的观照,即审美观照。这是辞书上对“观照”的释义:一称“静观”,人类审美活动的特点是在无为而为中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在观照中,对象孤立绝缘,与其它事物不发生关系,只观形象立体则以淡然淡漠的态度,不去关心事物的利害,不去关心道德,也无任何概念的活动,因此,客观中消除了现实的各种束缚和界限,达到一种怡然自得的境界。审美观照一是静观,处冷然、淡漠之态度,二是审美对象必孤立绝缘,三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活动。这种观照正是徐复观先生指出的庄子精神的审美观照。被知觉对象的孤立化、集中化,于是使观照的知觉孤立,对象成为观照者的一切。他并例举了庄周梦蝶及濠上观鱼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种审美观照。但濠上观鱼,鱼乐是与人乐相融的,而且鱼乐是因人乐而引发的。梦蝴蝶而非梦青蛙,何故?古人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庄周对蝴蝶不能说没有所爱所思。这就不是一种“冷然淡漠”的态度了。因此,这一类的审美观照也是有主观情感渗入的。在这里,书写与审美都是自我内在的情感意味。这种内在的情感意味是自我的生命过程,它是各种复杂要素的统一,即实系“多”融合于“一”,是部分有机的渗透混合于全体之中。然而理智的反省是把具象的东西由概念加以分析,真正有生命感的“事实的东西”拆为无机的各个部分,而“事实的东西”已并非这些部分之和了。好比我们在言说一对象时尽管怎么力求准确,都只能表述其一部分含意。因此,在这类观照中也“安放不下理智思辨的活动,所以也不能作因果性的追问。”(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有人企图去追求“情象”之的书写陈述的精确性并证明之,这永远是一个标新的梦。我们不要忘记哲人巴斯葛曾说过的一句话:“情感知道理性所不知道的真理。”◎黄宾虹论画46cm×70cm释文:略与情感意味的主观艺术不同的是一种知性意味的客观艺术,它们具有一种明晰理性概念的观照,使对象能够确实,因此,他们不把对象放到自我这一边,因为只有旁观者清。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逻辑的、数学的,方法是分析的、确述的。这种艺术的表现不能说完全没有情的参与,但决不可构建情象,甚至也不能构成书写,因为其主要是“知”的。详细地论述这类“知”性意味的艺术非本文题旨,但我们大体可把他们视为“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分别的。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书法是属于前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深度,人自身的精彩,同时也必定渗透着时代精神的精华。书法走向音乐与诗,“书如其人”、“为人生而书法”仍然是不变的主题。而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的书法则属于后者,书法走向科学,形式是核心,“为书法而书法”是终极目标。艺术史的进程是否也和思想史的发展一样?比如,程朱理学的僵化就有陆王的心学起而反动,陆王发展的空疏就有清代考据实证的起而反动,唐法的严谨就有宋尚意趣的反动,明末浪漫狂草就有了清代板滞的篆隶、北碑的反动。那么当代对“为人生而书法”的反动是否也必然出现“为书法而书法”的纯粹性艺术?责编:苏杭初审:汤沙复审:刘敏终审:吉华注:长沙美术馆已开放团队参观及讲解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