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西塞罗：《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王焕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拉丁文版本Cicero,

西方话语和汉学中的“empire”传播到了中国学者笔下，变成了“帝国”和“帝制”，发生了语义转换，两者在语义上产生极大差异。汉学中的“empire”，主要是指宗主国与其殖民地构成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共同体，并依赖意识形态进行统治。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是指基于皇帝制度的国家。而且，在西方语境中，“empire”与皇帝和专制政体之间不一定发生关联，雅典帝国、共和时期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帝国、近现代的荷兰帝国、英帝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帝国以及美利坚帝国，既不存在皇帝，也不是专制政体。在中文语境当中，“帝国”与专制有着密切的语义关联，往往是“帝国”规定性的根本来源。然而，尽管“帝国”概念进入中文语境以后产生语义转变，但是中国学者使用“帝国”概念书写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汉学的专制主义叙事。魏孝稷：《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181页。

四九：工农相配合的经济政策，将以“安足”为目标，不以富强为目标。安足乃“内感自觉”的，富强乃对比竟成的。期求安足，其极可以富强；期求富强，其极将不安足。尚安足则主“和平”，尚富强则必主斗争。

85-86)我认为，这里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特别是由于对伯林来说，价值是客观的而不是唯名论的。但德沃金在这里提出了某种接近于建构主义的理念，开放出价值和解的可能性。本文将在下一节继续对此做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