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按英国君主继承顺序，现年74岁的王储查尔斯王子将继任成为英国国王，不过，已经有人开始呼吁，要将王室与女王一同埋葬了。今年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白金禧年”。如今，君主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愈发弱化，各国王室都在逐渐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而英国女王仍拥有极高的人气和肯定。6月2日起，英国连续4天举行了一系列女王登基70周年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虽因身体不适，女王多次缺席，但最后一天看见她身着绿色套装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时，民众发出了巨大的欢呼。作为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在英国，王室的合法性早已不是“君权神授”那一套，而更多的是源于女王个人的模范作用，女王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奢华的服饰，从不重样的穿搭，这正是她作为国家精神象征的高贵与典雅，裁减王室成员以减少财政支出，每年还主动详尽地公布开支账单，供纳税人监督，甚至开通社交账户，会见Lady

今日文章的头图来自于我的珍贵收藏——一张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拍摄路易·威登广告时的签名照。在戈尔巴乔夫的晚年，他以个人身份向读者与友人赠送了不少签名照与签名书籍。几年前，我正是从一位俄罗斯卖家手中购得这张照片。在我的众多收藏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柏林墙，戈尔巴乔夫，路易·威登，这支拍摄于2007年的广告中出现的三个元素戏剧性地将冷战、冷战结束者以及卖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产物毫无违和感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冷战结束，全球化到来的时代感。2022年8月30日，胶着了1小时22分又190天的俄乌战争终于有所突破，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向赫尔松市区进行攻击，反攻开始了。这对于被拖入泥潭的侵略者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在同一天，一个令俄罗斯人更加扼腕消息也随之而来——自两个月前身体状况就突然恶化的戈尔巴乔夫，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1岁。面对摇摇欲坠的苏联与俄罗斯民众购买商品越排越长的队伍，这位曾经在冷战两极体系下，掌握一极之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在其任期内为了苏联的改革，以及化解冷战困局，做出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举措。苏联在他手中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不再掌握权力，但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继续在俄罗斯与国际事务中发声。在离开权力中心后，他通过拍过广告，写书，演讲来赚钱生活。此外，2003年，他还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参与了管弦乐《彼得与狼》的独白录制，二人的版税全部捐给了慈善组织。这张专辑还在次年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儿童故事讲说专辑奖。尽管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经历着经济转型的困局与痛苦。但他对于东欧国家的解放，冷战世界紧张局势的缓解等方面都毫无疑问地有着巨大的贡献。11年前的3月2日，戈尔巴乔夫不仅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还在民间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活动中度过了自己的80岁生日。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名声似乎在国际与俄罗斯国内有着很大差别。在他获得“圣安德烈勋章”的第二年，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俄罗斯百年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只有14%，在他之上有叶利钦（17%）、斯大林（28%）、赫鲁晓夫（24%）、沙皇尼古拉二世（31%）。此外还有一位得票率高达61%的领导人在他们之上呈碾压之势。然而，这一切对于戈尔巴乔夫已经并不重要。多年以前，戈尔巴乔夫为避免更大冲突发生，无奈解体苏联。如今，却在俄乌炮火的硝烟中去世，不由得让人感到十分唏嘘。结束冷战之人已卸下一切包袱离开，活着的我们却在不断紧张的世界局势中，开始担心新的冷战。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昨日，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1970年初春的一个深夜，一支北越军隐藏在南越厚义省的深处。正当他们精神紧张地监视美军基地时，突然耳边响起了若隐若现的葬礼鼓乐声，北越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异样打乱了侦察节奏。然而，奇怪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在几分钟诡异的葬礼音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尖锐的呼号，这使得许多士兵顿时慌了阵脚，疑为鬼神现身。事后，美军对这一地带进行巡逻与搜索，在丛林深处抓到了三名瑟瑟发抖的北越军......此前，在与美军交战的过程中，北越军曾经多次上报过有诡异声音的现象。而且几乎每一次在场都有多人表示听到了各种奇怪的声音。例如有士兵声称，在丛林中听到一个说着越南语的男子不断重复着：“兄弟们，我已经死了，我在地狱里，不要像我这样，快回家吧，还来得及......”而另一些士兵则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女对话：“谁在叫我？我的女儿和妻子呢？”“和我们回家吧，回家吧！”其中，最让人背后发凉的则是一个孩子哭泣的声音，根据报告，这个孩子不仅撕心裂肺的痛哭，还一声声叫着爸爸，爸爸。这一系列的事件，将这场本就处于政治与军事交锋之下的冷战局部战争又蒙上了一层灵异的阴影。对于长期身处战场的人来说，血流成河之地与冤怨不散之魂，太容易成为压迫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然而，游击战与汽油弹反复肆虐的越南战场真的招来了鬼魂作祟吗？事实上，这些“鬼音”的背后是一支特殊的美军部队——The

44天前，一场疑似假旗行动的行为，将持续了八年的乌克兰低烈度混合战转变为一场全面战争。在俄军入侵后，乌克兰全境响起了空袭警报，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戒严令与动员令。假旗行动指通过使用其他组织的旗帜、制服等手段误导公众以为该行动由其他组织策动例如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将身穿东北军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置在现场以此为借口策划的“九一八事变”或苏联军队炮击苏芬边境的苏联村庄麦尼拉制造借口入侵芬兰尽管俄军早在去年年底就在俄乌边境以及白乌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重兵，但2月24日全面开战后，战局却并没有向许多“专业人士”设想的那样发展。目前基辅地区的俄军已经全部撤离，而东部地区仍然处于激烈交火的态势中。乌军精准炮击俄军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未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的全世界，通过互联网共同关注着战场内外的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看到了从天而降的炮火，看到了惨遭屠戮的百姓，也看到了市民、教师、运动员、艺术家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保卫家园。2月28日，俄军向一辆民用轿车开火车内的老年夫妇当场死亡可以说，互联网将这场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以最真实的面貌，近距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此以后，战争对于所有人来说，再也不是冷冰冰的数字与作战地图。当战争打响时，横尸遍野的街景；残破不堪的城市；绝望无助的人群......这些画面将重重地砸在每一个心存良知之人的脑海里，让无数个没有亲历这场战争的我们更加珍惜和平。2022年4月1日，战争打响第37天，乌克兰军队收复了布恰市。此后大量当地现状的视频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大街小巷上弃置着平民的尸体，其中有部分尸体双手被反绑，死者衣物与随身物品也存在遭到翻动的痕迹。根据视频的截图以及现场照片显示，这些平民生前大都在进行日常生活与工作，捡柴、遛狗、骑自行车......此外，在布恰地区的某地下室中也有18具尸体被发现，他们之中有男有女，也有残缺不全的儿童，据调查，其中一些人在生前还遭受了剪耳拔牙等酷刑。正如前文所说，布恰，乃至全乌克兰的惨烈景象通过互联网，在每一个拥有良知的人们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然，也照出了潜藏在正常人类身边，泯灭人性的生物。俄罗斯女网红为轮流性侵乌克兰少女的俄罗斯士兵辩解“你认为他们真的稀罕你们这些**KHOKHOL（俄语中对乌克兰人的蔑称）女人吗？这些到处被人**的母猪？”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俄乌战争中的发生的布恰惨案不仅仅是摆在那里的一串数字或几句文字，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卫星图片定位到俄军撤离时，当地路面出现的尸体，也能够亲眼看到骑着自行车的平民是如何被装甲车连续射击的动态景象。

当我死后请将我埋葬吧在辽阔的乌克兰平原中我的墓碑高高竖立于这田原、这无尽的草原这第聂伯、这峭壁如此我可目睹，感受到她气势汹汹的怒号塔拉斯·谢甫琴科乌克兰诗人、画家，现代乌克兰语奠基者2022年2月21日深夜，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克里姆林宫召开安全会议，通过“摆样子”的讨论，最终决定立即支持乌克兰共和国境内，亲俄分子所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随后，这一决定通过普京的直播讲话传向全球。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媒体帐号，如同切片西班牙火腿般将普京的演说分割发布时，生活在新世纪20年代的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普京统治下俄罗斯，在欧美绥靖之下不断践踏、蚕食别国领土的行为不仅让人们联想到多年之前，那个亢奋地高呼“下午五点钟，我们打回去”的狂人。起源于2014年2月20日的俄乌战争，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了整整八年。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普京凭借着扶持亲俄势力、承认独立、派遣“小绿人”动用军事力量的招数，将“境外势力”这一手段在乌克兰身上运用的淋漓尽致。就在战争打响的几个月前，普京还曾盛赞一位活跃在19世纪，名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乌克兰诗人，称他是一位先知者，给俄乌两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然而，这位诗人曾经是乌克兰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也是乌克兰民族反抗俄罗斯统治的象征。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俄土战争以及三国瓜分波兰事件后，接管了乌克兰大部分的领土。随后乌克兰人的命运便陷入了浩劫之中，女沙皇不仅将乌克兰境内的农奴制合法化，还强硬地推行俄罗斯化运动。连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也遭受重创，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日益衰落。自卢布林联合以来，在波兰保护下，拥有独立法律、语言文化、宗教自由的乌克兰人几乎失去了他们的一切。俄普奥瓜分波兰1796年11月17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驾崩，然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政策却并没有改变。二十年后，一个名为塔拉斯·赫里霍罗维奇·谢甫琴科（Taras

编者按：本期文章作者B站ID为邹德怀的老照片，该视频发布后，在24小时内突破20万播放量，粉丝数突破2万。看过这则讲述Nadine

自从法国人尼埃普斯使用暗箱，从白蜡版上获得了历史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便逐渐走入人类的生活。在此后的百余年里，人们不仅通过摄影，将一件件书写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化为真实的影像，也将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定格保存下来。当你翻开一本家庭相簿或个人影集时，你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照片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快门按下的时空下，沉浸在彼时彼刻画中人的感受中。当这个画中人恰好又身处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裹在潮流里的时候。一张照片、一本相册所蕴含的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冲突，便更具有戏剧色彩。这便是历史与照片的魅力，也是它们吸引我的原因。在2015年，一位日本东京的朋友便给我带来了一本这样的相册。在翻看这本没有署名的日本家庭相册时，我与往常一样用心地体会着画中人的情感。但这次我的心情却由起初的平静与淡然，到汗洽股栗，五味杂陈。观看本期视频，揭秘相册谜团关注视频号，了解更多老照片故事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体验了一个昭和时代的日本人，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一名侵华日军，再到战后生活所经历的一切。望着相册中的一张张照片，这个面部表情时而淡然懵懂，时而冷酷麻木，时而幸福微笑的日本人，让我在内心难以平静的同时，对他以及他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此之外，相册中出现的“关东军化学部”、“526部队”等字样，更让我产生了极大震撼。我意识到这本相册的主人不仅是一名普通的侵华日军，他的照片与经历，极有可能成为揭开日军秘密生化部队真面目的重要证据。在翻看完整本相册后，我顾不得身上淋漓的冷汗，马上与朋友们一起展开了对此相册背后惊天秘密的调查。观看视频，了解调查526部队过程关注同名B站UP主，了解更多老照片故事经过一系列的文献比对与研究，我们终于理清了证明“526部队”在日军侵华时期驻扎于我国东北的直接证据，但由于日本投降时，日军奉命将“526”部队的秘密全部销毁，沉于嫩江之中。因此，我们的调查便再次陷入了困境。时至今日，我仍然经常翻阅起这本充满太多谜团的相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已经与这位不知名的侵华日军非常熟悉。在无数个深夜里，我会用中文大声地质问他，你到底是谁？为何你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有隐去那支秘密生化部队的番号？你的家庭相册为何会出现在二手市场？你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画风突变，成为侵略别国的“武器”？你，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从日本到中国东北，再回到日本，你在战后以普通人的身份隐没于社会后，心中会不会萦绕着那来自远方，持续数十年的哭号声？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本文作者黄勇

能够震惊世界的骗子，大多拥有着一些相似的特质：能言善辩、狡黠、圆滑、胆识过人……然而，一个木讷、迟钝、神经兮兮的精神病人安娜·安德森却导演了一出真假公主的好戏，给世人留下惊天谜团。即便科学家最终揭开了答案，在她身后，仍有一批深信不疑的拥趸。

公元1131年，南宋与金国的冲突依然没任何停歇迹象。双方的战线从关中绵阳到长江口，并且在许多地方呈犬牙交错之势。以至于挤兑出不少三不管的中间区，为各路草莽英雄的崛起创造出绝佳机会。在此关键阶段，出生梁山的张荣迅速蹿起，成为独霸江淮流域的一方豪杰。最终因南下金兵的不断碾压而背水反杀，并为后世留下缩头湖之战的光辉记录。今日的水泊梁山风景区早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末年，张荣还活跃在自己的老家梁山一带，依靠打渔和贩运糊口度日。后世人往往因小说《水浒传》的影响，将这片区域视为盗匪横行的特殊区域。然而，依照真实的历史记载，宋江等起义豪杰悄悄来自江淮一带。虽有发兵袭扰青州、齐州等山东郡县，却从未在水泊梁山久居，最后也是在连云港遭官军伏击被捕。但仅凭上述时代插曲，也能看出鲁南与苏北两地的水运交流非常便捷。哪怕是在官府为维系大运河、拼命破坏原生环境的背景下，依旧有许多河流可供直航。到了公元1129年，女真人的兵锋已抵达长江北岸，在著名的江都扬州饮马停歇。由于当时的金国战略，就是以最快速度抓获高宗赵构，所以交通线以外的区域并不感冒。同时，原先的北宋主力军，也在青州的抵抗中被彻底打散。于是，在鲁南到苏中之间的大片区域，便迅速演变为混乱不堪的无主之地。张荣自知无法在梁山继续苟活下去，便纠集大批同乡沿淮河的支流泗水南下，直至后世草莽张士诚的家乡——高邮才停顿下来。张荣等人南下后曾在高邮湖建立过水寨巧的是，当时的高邮周遭还有更多难民群体，足以为有心者提供蹿起的必要人力。于是，张荣便和依附自己的同乡一到建立水寨，用黏土+茭草筑起临时城墙。很快就吸引来大批人流，并将队伍的规模扩张到万人级别。他也丝毫不急于为自己增添任何头衔，大体上选择继续奉宋朝为正朔，但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立即改编。对金国则采取敌视而不招惹态度，希望对方不要将自己作为首要目标。加之杭州的南宋宫廷，因黄天荡战役的结束而采取祸水西引+低调北伐策略，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水寨压力。可惜，这样安逸的日子在战争年代终不长久。公元1130年，虽然金国将主力机动部队调往关中，也不准备放松对淮南地区的持续压迫。金太宗的堂弟完颜昌，奉命南下督战上述区域，并迅速将挡在高邮身前的淮安攻占。如此一来，水寨便立刻沦为众矢之的，变成挡在金国后勤交通线上的钉子户。因而在当年冬季，女真人突然趁水面结冰之际发难。流亡者们根本无力抵挡，只得焚烧粮草物资，坐船走运河与淮南逃向泰州。原本驻守当地的岳飞，也已提前弃城撤往江阴。无可奈何的张荣只能稍作抵抗，随后为另觅去处而逃到的缩头湖水域安置下来。位于泰州北部的缩头湖/得胜湖公元1131年，金国与南宋继续在关中地区大打出手。但坐镇江淮的完颜昌，还想在弱侧方向上再赢一场。于是就准备拿张荣等流亡者祭旗，彻底稳固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后勤补给线。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感到奇怪：女真主力明明西调关中，哪来这么多部队不断发起进攻？事实上，金国军队从不完全是由女真人所组成。特别是在先后攻灭辽国和北宋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在沿途招降纳叛，并以签军制度动员新领地上的民力。因此，就有大批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幽燕汉儿、前宋官军与地方盗匪，会和女真本部士兵站在同一面旗帜下。那些最低贱的工作，同样会交给临时征发的郡县顺民承担。金国军队往往由治下的各族群拼凑而成如此一来，即便完颜昌没有西征同僚手里的精锐，也经常能凑出规模不小的次级军队。那些过去由宋人留在运河沿线的漕运船只，则成为他们走下马背后的主要交通载具。其中的一些官造大船，甚至能直接靠体量优势进行展开碾压，在长江以外的水道内横行无阻。当然，此时的张荣也是退无可退。由于此前的高邮基地遭摧毁，他的部众人数急剧萎缩，手头的武器和物资也更加贫乏。除十多艘小船上的男丁外，几乎没任何有生力量可供御敌。完颜昌则派来庞大的内河船队，并由领头的大船为全军充当开路先锋。少量女真监军基本都在这些庞然大物之上，足以在近距离接触后击破流亡者义军。但张荣通过对缩头湖区域的地形观察，再结合自己多年的行船经验，还是很快总结出破敌良策。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漕运船只不久，义军小船开始在对手的视线内调头遁逃。由于此前已2度轻松获胜，所以包括完颜昌在内的女真军事贵族，都不会对这样的现象感到奇怪。反而下令全军加速前进，誓要轻松将张荣等人彻底剿灭。只是苦于缩头湖内的航道较为狭窄，必须在对方屁股后面苦苦追赶。结果，对手居然弃船登岸，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接近水草丛生的近岸区域。以至于无论船舶大小，都逐步为底下的淤泥给困住，完全陷入进退失据状态。此时，隐忍许久的张荣终于下令进攻。随即，便有大量埋伏在缩头湖两岸的流亡者纷纷冒头，向深陷泥洼之中的金军展开绝地反杀。由于金军士兵多为签军壮丁，所以在个人能力、战斗意志方面都非常薄弱。如今又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遭遇重挫，很快便因失去秩序而阵脚大乱。少数领头的女真人虽然披挂全套重甲，也无法在寸步难行的泥潭中以一敌众。不善水战的金兵因轻敌大意而阴沟里翻船更为糟糕的是，前排船只搁浅不久，后方的友军还在不断向前挤压。于是，有人不顾自己不习水性，纷纷选择条船求生。结果自然是集体溺毙，让如鱼得水的义军斩获甚多。最后连依然据守船上的金兵也抵抗不住，大都死伤于同伴的夺命踩踏。这场本应呈一边倒态势的缩头湖之战，便以出人预料的结局落下帷幕。完颜昌等地方上的女真要员，也只能暂时选择从江淮撤出。缩头湖战役结束后，张荣借机重整旗鼓，迅速南下夺回了缺人防御的泰州。此后便以当地作为自己的基本盘，成功获得南宋方面的封赏。彻底从乱世崛起的野生豪杰，摇身一变为立下大功的抗金英雄。大希望过的南宋朝廷，也直接将战场所在的湖区更名为得胜湖。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战役居然会在后来以另一种样貌被广为流传。明朝建立后，侨居缩头湖附近的施耐庵开始撰写《水浒传》。虽然小说中的梁山好汉，依旧以宋江等人为觉得核心，却免不了将张荣的大量履历嫁接上去。其中，还有与缩头湖之战完全类同的章节。只不过在这位江南文人笔下，深陷泥潭的金兵变成了北宋官军，女真王爷也被太尉高俅所替换......排版丨姜博约编辑｜米南德视觉｜姜博约

按：2021年10月26日，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去世，终年88岁。几年前，朴槿惠被判有罪时，我写过一篇《依历史惯例，朴槿惠若被判有罪能否被特赦》，提到了全斗焕和卢泰愚。我今天摘取其中相关内容，供大家了解卢泰愚。全斗焕（1980年—1988年在任）和卢泰愚（1988年—1993年在任）都曾被送上法庭。1995年，有议员披露，卢泰愚有一笔4000亿韩元的秘密资金，被以40个假户名存在不同银行里，卢泰愚旋即因筹集和侵占秘密政治资金而被捕。仅仅一个月后，全斗焕也因策动“双十二政变”及制造“光州事件”，被当局逮捕。1997年的卢泰愚卢泰愚被收押于首尔看守所，住在约11平方米，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客厅的单人囚室中；关押在安养教导所的全斗焕待遇相对更好些，住在一个由多人囚室改造的单间里。当时的总统金泳三是韩国第一位民选文官总统，他期望通过审判全斗焕和卢泰愚，实现“匡正历史”。如金泳三所言，“从国家角度来说，拘留和审判前总统，是不幸和耻辱的。但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的历史观就得不到匡正；我们要通过这个过程，永远清除落后的不幸的军事政变遗产，以此来恢复军队的真正名誉和国民的自尊心。匡正历史就是要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地塑造未来，就是正确地建国。”在此背景下，两位前总统被推上法庭。在5个月时间里，法庭对全斗焕和卢泰愚进行了27次审讯，和他们一同接受审的还有数十名地位显赫的将军、政客、商人等。1997年8月，首尔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判定“双十二事变”是全斗焕、卢泰愚发起的“军事叛乱”；“光州事件”则是全斗焕、卢泰愚参与策划的一场“内乱”。判决书有9万多字，整整宣读了两个小时。因涉嫌叛乱、内乱及受贿罪，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卢泰愚被判处22年6个月监禁，他们还分别要缴纳2205亿韩元和2628亿韩元罚金。12月，首尔高等法院改判全斗焕无期徒刑、卢泰愚17年有期徒刑。法庭上的卢泰愚和全斗焕判决全斗焕、卢泰愚，意味着韩国对“双十二政变”“光州事件”等历史问题最终有了公正结论，两位前总统的相关罪责也得到确认。接下来，为了实现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民选政府，同全、卢为代表的军政府的和解，完成社会转型，特赦全斗焕、卢泰愚成为当时的必需选择。1997年12月，在终审判决后不久，金泳三即发布了对全斗焕、卢泰愚的特赦。但这两位获释回家的前总统，无法享受退休总统应有的待遇。全斗焕、卢泰愚两人被免于刑罚，依旧要缴纳罚金。他们长期声称“没钱”，全斗焕隐匿个人资产，甚至说“只有29万韩元存款”。直至2013年，在朴槿惠政府的全面压力下，卢泰愚和全斗焕同意结清全部所欠罚金，全斗焕长子全宰国还在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前发表了标题为《向各位国民谢罪》的致歉信。负责追讨罚金的检方人士表示，“这件事情不仅是对过去罪行的征讨，也是在纠正以往错误，扶正大韩民国的未来”“现代史上的这一页终于画上了句号”。对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的追责，至此终于有了结束的眉目。截至2021年6月，全斗焕还欠缴罚金16.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41万）2015年，金泳三去世时，全斗焕和卢泰愚之子卢载宪都曾到灵堂吊唁。当时有媒体追问全斗焕，这是否意味着和金泳三的“历史和解”，全斗焕并未给予回答。代表父亲前来吊唁的卢载宪则表示，“故人曾与我父亲一起经营国政，并成为继任的总统”“郑重来为故人吊唁致哀，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此看来，全、卢二人对金泳三的衔恨似乎已经不多。金泳三“匡正历史”及“历史和解”的目标，算是实现了。卢泰愚去世了，全斗焕则依然在世，他今年90岁。本文转自启风居，请关注支持参考资料：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的成就与问题》，《韩国研究20年（政治卷）》；金光熙：《大韩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2页；李佳颖：《全斗焕总统发布结清1672亿追罚税款的计划》，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9月11日；南宫旭

提起从上古流传至今日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通常都会想什么？在睡虎地秦简中得到印证的生肖纪年？传说为了纪念女娲补天的客家煎堆？还是起于吴越地区的端午活动？当我们沉浸在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民俗所带来的自豪感时，也不要忘记在它们之中，还有一些黑暗、恐怖的习俗存在，并且延续至今。阴婚，正是其中之一。点击下方图片，跳转收听青年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桓大司马与凤凰周刊主笔段宇宏聊《阴婚习俗的来龙去脉》阴婚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巫术传统，在《周礼·地官·司徒》中，也写有“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也就是说，关于废止阴婚习俗这件事，自从周朝就开始进行了。然而，事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2012年到2019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上共有133篇判决书与阴婚有关，其中又有78起涉及刑事的案件。其中既有虐妻至死，再配阴婚与迷晕智力缺陷少女，活人下葬这样的极端案例，也存在天价女尸，价高者得以及偷尸卖尸，等奇葩现象。根据上海大学黄景春副教授的调查，除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外，在中国大陆至少有18个省市地区存在阴婚现象。从广东开平街头营业的“冥婚介绍所”，到北方地区盗尸掘墓的阴婚产业链。“嫁殇”似乎成了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被阳光照到的黑暗角落。在荔枝播客《乌鸦奇弹》栏目中，凤凰周刊主笔段宇宏将与青年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桓大司马一起，通过巫术逻辑、阴婚故事为大家揭开这个中华文化中的黑暗角落，以及阴婚难禁的原因，点击小程序即可收听。2004年，13岁山西少女李宇婷被无业游民汤素梅拐走杀害，换上红衣。以五万元的价格卖掉配阴婚；2016年河南林州农村的一户人家的男孩早逝，一名湖南邵阳的精神障碍女子被贩尸团伙诱骗迷晕，与死者下葬，“婚礼”当天，女子苏醒过来后事情才败露；山东德州的方洋洋被婆家用13万元彩礼买下后，因生育问题被丈夫一家三人毒打虐待致死，死后其尸体又被婆家以几千元的价格许配给一名去世男子结为阴婚......迷信的人都相信鬼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对鬼有着惧怕的心理。中国丧葬文化中的“侍死如侍生”让他们惧怕未体验过人伦的亡者会侵扰亲族的生活。然而，如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观察这些保持阴婚传统的人，就不难发现与鬼相比，他们明显要更恐怖。事实上，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人鬼之恋的阴婚现象并不如今日这般被令人恐怖。中国社会流传着种种人鬼之恋的文学作品：《牡丹亭》中杜丽娘为爱而死，因爱而生，《聊斋志异》有情有义追求爱情的女鬼，体现着一种异样的凄美，这些作品的灵感来源正是阴婚习俗。文学作品中的阴婚与现实中的阴婚为何差别如此之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想当你听过荔枝播客《乌鸦奇弹》对阴婚文化的介绍后，你便会对这种习俗产生一种全新的认知。了解更多猎奇故事与其背后的精彩历史干货，请扫码下载荔枝播客APP，收听《乌鸦奇弹》第一期《阴婚习俗的来龙去脉：古今多少名人结过阴婚》。节目链接：https://www.lizhi.fm/dhp_static/static/h5_dhp_app/share.html#/voice?voiceId=2901394032186902534&podcastId=5200147124189621375&u=5172203381854211628&pid=fz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提起从上古流传至今日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通常都会想什么？在睡虎地秦简中得到印证的生肖纪年？传说为了纪念女娲补天的客家煎堆？还是起于吴越地区的端午活动？当我们沉浸在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民俗所带来的自豪感时，也不要忘记在它们之中，还有一些黑暗、恐怖的习俗存在，并且延续至今。阴婚，正是其中之一。点击下方图片，跳转收听青年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桓大司马与凤凰周刊主笔段宇宏聊《阴婚习俗的来龙去脉》阴婚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巫术传统，在《周礼·地官·司徒》中，也写有“禁迁葬者与嫁殇者。”也就是说，关于废止阴婚习俗这件事，自从周朝就开始进行了。然而，事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2012年到2019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上共有133篇判决书与阴婚有关，其中又有78起涉及刑事的案件。其中既有虐妻至死，再配阴婚与迷晕智力缺陷少女，活人下葬这样的极端案例，也存在天价女尸，价高者得以及偷尸卖尸，等奇葩现象。根据上海大学黄景春副教授的调查，除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外，在中国大陆至少有18个省市地区存在阴婚现象。从广东开平街头营业的“冥婚介绍所”，到北方地区盗尸掘墓的阴婚产业链。“嫁殇”似乎成了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被阳光照到的黑暗角落。在荔枝播客《乌鸦奇弹》栏目中，凤凰周刊主笔段宇宏将与青年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桓大司马一起，通过巫术逻辑、阴婚故事为大家揭开这个中华文化中的黑暗角落，以及阴婚难禁的原因，点击小程序即可收听。2004年，13岁山西少女李宇婷被无业游民汤素梅拐走杀害，换上红衣。以五万元的价格卖掉配阴婚；2016年河南林州农村的一户人家的男孩早逝，一名湖南邵阳的精神障碍女子被贩尸团伙诱骗迷晕，与死者下葬，“婚礼”当天，女子苏醒过来后事情才败露；山东德州的方洋洋被婆家用13万元彩礼买下后，因生育问题被丈夫一家三人毒打虐待致死，死后其尸体又被婆家以几千元的价格许配给一名去世男子结为阴婚......迷信的人都相信鬼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对鬼有着惧怕的心理。中国丧葬文化中的“侍死如侍生”让他们惧怕未体验过人伦的亡者会侵扰亲族的生活。然而，如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视角来观察这些保持阴婚传统的人，就不难发现与鬼相比，他们明显要更恐怖。事实上，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人鬼之恋的阴婚现象并不如今日这般被令人恐怖。中国社会流传着种种人鬼之恋的文学作品：《牡丹亭》中杜丽娘为爱而死，因爱而生，《聊斋志异》有情有义追求爱情的女鬼，体现着一种异样的凄美，这些作品的灵感来源正是阴婚习俗。文学作品中的阴婚与现实中的阴婚为何差别如此之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想当你听过荔枝播客《乌鸦奇弹》对阴婚文化的介绍后，你便会对这种习俗产生一种全新的认知。了解更多猎奇故事与其背后的精彩历史干货，请扫码下载荔枝播客APP，收听《乌鸦奇弹》第一期《阴婚习俗的来龙去脉：古今多少名人结过阴婚》。节目链接：https://www.lizhi.fm/dhp_static/static/h5_dhp_app/share.html#/voice?voiceId=2901394032186902534&podcastId=5200147124189621375&u=5172203381854211628&pid=fz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公元1851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突然兴起，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逐步为硝烟所笼罩。尽管满清朝廷为扑灭起义者而费尽心机，却还是让对方顺利触摸到长江流域。原为财税重镇的江南各地，也被直接拖入战争中心。此时，刚刚开关不久的商埠上海，意外成为交战各方的缓冲地带。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援助输入，皆由此地扩散到沿岸各处。通常不为后人所注意的长江口之战，便是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在五口通商城市中上海无疑是获利最大的那个早在1842年夏季，上海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获得门户地位。虽然英国早就人对这座沿海小城的经济潜力有过预见，但当时的大部分观察家却对此表示怀疑。至少在长期活跃在沿海各地的欧美商人看来，宁波才是那个最有变现价值的贸易口岸。然而，随着3年后的《租地章程》签订，上海很快就依靠空间优势与交通便利，追上了曾压制自己近千年的浙东邻居。一时间，两座毗邻的港口城市展开自然竞争，并基本在太平军兵临江南前已分出胜负。到了公元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与一班草台天王合力起兵的阶段，上海的水运贸易总量已基本对宁波达成反超。大批来自广州或厦门的欧美商船，都能依靠航海技术的进步增长航程。从而直接绕过杭州湾以南的浙东，再从北方的吴淞口驶入黄浦江锚地。然后将出售的商品交由本地代理商承接，走更为古老的苏州河航道输入内陆。长三角一带的出口货物，也大体以相似的模式被送往海外。一口通商时代活跃在珠江的各类商船受此影响，许多原本活跃在广东沿岸的本土商队、海盗和帮工，也纷纷追随外商的轨迹去北方讨生活。由于所用的中国式帆船存在性能缺陷，故而还是将宁波作为重要的泊地和市场。加之彼此间也不免有各种突发摩擦，便致力于买西洋军火武装自己，或是掏钱请水平更高一些的船只提供护航。于是，长期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便成为该领域内的佼佼者。不仅因为他们与伴行的广东同行十分熟悉，还在于自己就经常使用改良的中国式帆船，且战力终究是在普通民团之上。以至于当江浙水域的清朝官员想要雇外籍佣兵作战，还是会首先考虑这些深耕中华多年的弗朗机。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势力突然由长江中游攻入南京，并将清廷格外重视的江宁改为天京。在此过程中，水师力量的发挥功不可没，也让更下游的上海被纳入其攻击范围。从进入长江中游起

“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前往朝鲜）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不需要派遣副岛君（外务卿副岛种臣）这么杰出的使节，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征韩论”重要人物。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西乡隆盛书信真意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然而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明治维新是“崇洋媚外”。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一来二去，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启战端。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先礼后兵”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戊辰战争（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这一切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诡异的对立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背锅侠西乡隆盛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明治天皇，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明治维新虽然号称“王政复古”，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达信息。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一举一动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本文作者牧野

太平军残部威震南美，这则流言在网络上传播了十年之久，甚至还被一些正规出版物引为资料。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难成真理，细细究之，就能发现其中荒诞不经之处。笔者找到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2008年，原版故事大致是这样的：1865年太平军李世贤部在左宗棠剿杀之下走投无路，一万余部万般无奈之下卖身为契约劳工（猪仔），远渡重洋来到了秘鲁伊基克，受尽挖鸟粪硝石劳作之苦。适逢1866年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之间的硝石战争，太平军残部揭竿而起，击退前来镇压的秘鲁军队，与智利军队联手，如天降神兵一样屡建奇功，终令秘鲁与玻利维亚联军割地求和。太平军领袖接受智利国会勋章后，婉拒了继续服役的邀请，率部在伊基克过起了平凡百姓的生活。由于流传甚广，网上还衍生了其它千奇百怪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一搜便知。满纸荒唐言的传奇编造的故事看起来很美，却经不起推敲。结合秘鲁华人移民的真实历史，略提几个疑点，这段伪史就可以不攻自破。疑点一，谣言里的时间线凌乱不堪。谣言中声称，1866年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发生了硝石战争，但这场战争实则爆发于13年之后。一落笔就露出了破绽，后面的时间线自然也是漏洞百出。近几年出现的几个版本里，大多将战斗时间更正为1879年，算是某种进步了。说来也巧，1866年的秘鲁，确实卷入一场小规模战争之中，对手是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冲突的焦点是种植园里务农的巴斯克劳工。西班牙一度攻占了盛产鸟粪的钦查岛，但旋即被秘鲁海军击退。这场危机过后，秘鲁种植园主就大量招募华工，替代了性价比很低的南欧工人。而秘鲁政府也意识到钦查岛鸟粪开采的迫切性，同样招募大批华工。两者合流，造成了1870-1874年华工大量涌入秘鲁的移民高潮。而1866年的智利，刚刚就北部边界与玻利维亚达成一致，将南纬24度定位正式分界线，开启了两国短暂的蜜月期。甚至不久以后智利探矿者在边界以北发现银矿，玻利维亚都大方地给予了特许经营权。疑点二，一万太平军有可能不动声色混入秘鲁华工之中吗？谣言里的太平军余部有一万之众，大多在伊基克附近的种植园充当苦力。但根据1876年秘鲁人口调查，伊基克所属的塔拉帕卡省的华工总数不过791人，附近的塔克纳省更是只有185名华工。所谓的太平军击敌之地莫克瓜，也不过586名华工。可见，编造的数字与事实相差悬殊。那么，一万太平军余部是什么概念呢？日后清廷派往拉丁美洲各国的游历使傅云龙记载：华工之侨秘鲁，自道光十八年（应为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始，计至光绪年间，无虑十一万有奇。倘若真有一万太平军余部，秘鲁总统应当表示不寒而栗细思极恐啊。况且，整个硝石战争中，智利从海上登陆作战部队只有9500人，战争后期的援军也不过2.5万人。再附一个数据，稍早进行的巴拉圭战争中，阿根廷米特雷政府控制的正规军不过6000人。看来，倘若有一万太平军，确实足以“威震南美”了。还有一些版本里，太平军是带着家眷流落秘鲁的，且不追究家眷如何上得了苦力运输船，单就19世纪的秘鲁华工而言，女性比例长期不足1%，这些太平军想必只有男眷吧。疑点三，倘若真有一万太平军“猪仔”远渡南美，他们有可能整建制分布在邻近的种植园吗？答案是：微乎其微！编造故事的人一定不熟悉秘鲁贩卖契约华工的流程，“猪仔”到埠，会先在《商报》等报刊登出广告，例如1855年10月8日这则广告：“中国人对秘鲁种植园主和居民至关紧要。美国三桅帆船印第安人号已带来首批中国移民驶入卡亚俄港。凡愿获得契约转让权者，请速至罗梅尔公司洽谈。赫苏斯·德纳萨雷诺夫大街第134号。”消息登出，各大种植园主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就会准时到港口选购苦力，在西方人的眼里，这一过程就如同牛马市场的贸易一般：“他们的衣着，一般只穿一条赭色的肥大裤子，旅途中一直穿在身上的短上衣和常见的中国式木屐，一顶藤帽把整个脸都遮住了，为了怕风把帽子吹掉，于是他们小心翼翼把帽子系在下巴上。捏捏苦力臂上的二头肌，掐掐肋部，然后把苦力像陀螺似的转两圈，以便整个地端详他的体质，这些看来都是正当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脸上经常流露出惶惑不安的表情。”在种植园主看来，华工就好似会说话的牛马，相似的一幕在美国黑奴贸易中屡屡上演：“亲兄弟和堂兄弟们总是迫切希望能分配在一起，假如雇主不同意这样，这些中国佬常常努力争取，他们经常凭借天朝子民的口才和手势如愿以偿，而绝大多数苦力也只有听天由命。”因而，若真有一万太平军，他们也不可能被集中安置在秘鲁南部，要知道，利马以北的沿海种植园才是购买华工的大户。整船购买苦力的实例也存在，但买主却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在秘鲁修筑铁路的美国大亨梅格斯，传言与之也难以印证。疑点四，无论中西报纸，对此均无任何报道。秘鲁的《商报》，一直关切华人问题，时常指摘华人移民的种种危害，在交战的敏感时期却没有报道过这支太平军。传教士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和晚清报业先驱王韬的《循环日报》，也每隔几日就报道硝石战争的前线战事，也从未提及这一细节。若有华人破敌的消息，他们照理是不会遗漏的，也不至于让这一“壮举”在百余年后才被翻出来。捕风捉影制造谣言在层层疑点背后，这则谣言是不是无根之水呢？也不全是，但至少与太平军没什么关系。华工在秘鲁饱受压迫，许多苦力撑不满契约之期，就累死或病死异乡。在递交给清廷的呈词里，他们诉说了满腹苦水：“讵料夷人诡谲多端，在我国招工之时则曰佣工，名之曰客，到他国上岸之日则曰卖身，名之为奴，兼之打骂横加，衣食不足，刻两字于颊间，有如发配，锁双镣于脚上，奚啻虏囚，耕田鐅池，不分昼夜，梃间杖下，无数冤魂，虽然立定合同，照章程而行者有几。”除此之外，华工还要忍受黑人监工的凌辱，这些昔日奴隶一旦成了种植园主的心腹，就骑在后来者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初来乍到的华人敢怒不敢言，但反抗的情绪一直在积蓄之中。华工签下的卖身契华工的第一次暴动发生在1870年9月的巴蒂维尔卡河谷，此地在利马以北125英里的沿海地区。事件反响很大，甚至惊动了美国领事威廉森，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函里详细描述道：“当卡瓦纳尔和巴列斯特罗斯先生陪同另外两位叫做安东尼奥·达维拉和帕雷哈博士的绅士们在桌旁共同吃晚餐时，他们被拿着枪支、长矛和砍刀、从不同的房门突然闯入的一群中国人吓呆了。这些中国人对他们展开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将他们全部杀死，并用可怖的方式将他们碎尸万段。中国人掠走了这间房子里所能找到的全部财物，他们夺得50匹骏马，一些中国人骑上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他们专事打家劫舍，当时他们的力量已达600人。”暴怒的华工急于攻陷整个种植园，居民风闻中国人冲过来了，就向教堂逃去。那是镇里最坚固的一座建筑物，据威廉森描述，“一位叫做阿里亚塔的男人和其他几位人士英勇地保卫着教堂，抵抗暴乱的人群。他们杀死了大约50个中国人，并迫使其他中国人停在有效射程之外，以躲避弹无虚发的来福枪射击。”同样冷热兵器兼备，华工但却无法攻陷区区数人把守的教堂，他们不得不转而进攻另一个村镇巴朗卡，但依然无功而返，这就是秘鲁华工有史可查的真实战斗力。这场华工暴动很快被镇压，时任秘鲁总统何塞·巴尔塔闻讯后命令拉米雷斯上校组织讨伐队前往河谷平定事态。拉米雷斯率领120名警察、20名宪兵与大约一个营的士兵前来，屠杀百余人后，要求华工放下武器回到主人的种植园，许多人不肯再当牛做马，于是逃入深山，也不乏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可怜人。太平军的谣言，有这场华工暴动的许多影子，时间相似，发端亦略同，但真实历史却以悲剧收场。也是这一时期前后，一些种植园主勒令死去的华工必须施以火葬。因为多数华工相信，只有保存完整的遗骸，才有望回到故土投胎，这也是雇主对反叛者最严酷的惩罚。智利军中确有华人那么，硝石战争之中究竟有没有华人身影呢？有！但既无关太平军，也没有真正投入战斗。金廷·金塔纳1880年9月，隶属智利军队的帕特里西奥·林奇远征队进攻秘鲁沿海地区，许多种植园被攻陷，不少华工将智利人视为解放者，纷纷来投。林奇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略知一二，还会说几句汉语，华工称其为“红色王子”。从皮斯科到鲁林沿途，林奇收容了大量华人，交与他所信任的华人金廷·金塔纳（华工经常随主人姓氏，当然金塔纳投奔林奇之时已是自由身）统辖。秘鲁历史学家罗德里格斯这样描绘金塔纳：“他是东方的斯巴达克，精力充沛和无畏的鼓动家，他以热情感染了自己的同胞。”金塔纳的麾下有2000余名华人（一说1500人），这与前文的数字并不冲突，因为他们来自华工众多的沿海地区，根据1876年的人口调查，仅金塔纳居住的伊卡省就有4920名华工。硝石战争中的华人林奇远征军赶走了秘鲁种植园主，让处于煎熬之中的华工看到了自由的希望，他们加入“解放者”大多出于自愿。金塔纳代表华工起誓：“要我劳作就劳作，要我杀人就杀人，要我放火就放火，要我赴死就赴死”，决心可见一斑。也有明眼人看破了太平军的谣言，但确信华工曾经在战争上击杀秘鲁人，证据是罗德里格斯的一则记载：智利人将华工编入火神营，让他们参加了圣胡安和米拉弗洛雷斯战役。但是，这种说法语焉不详，其实真实情况有更为详细的资料来佐证。1881年在卡亚俄宣誓效忠后，智利军官记载了华人的兵力分布：选拔500名年轻勇士编入维拉罗艾尔上尉的架桥队，专司排雷拆弹毁炮台；300人组成救护队，运送战场伤员；200人派往器械库，为炮兵搬运填装弹药；100人看管辎重，分发草料，饲养牲畜；300人分入总后勤部，装卸驮骡背上的物资，送递包裹，缝制军装，内部调配酒肉食物；其余人等由金廷·金塔纳指挥，听候上级统一调遣。智利军中的华人都头戴圆顶军帽，身穿厚帆布军装，脚踏智利后勤部特制军靴，难免会令人误解，他们已是智利战斗部队的一员。而且，后世对这些华工的战地纪律性颇有非议，秘鲁历史学家巴萨德雷就曾提到，华人在硝石战争中的角色被高估了，他援引了一位智利前线军官的抱怨之辞：“我未见华人出现在战场上有何裨益，甫一交火他们就四散奔逃，直到战斗结束后才敢露面，完成掩埋尸首与运送伤员的使命。”还有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细节，足以证明这些华工与太平军残部无关。1881年智利医生昆利记载了华工的战前动员：“在关公画像前，中国人做了一番类似弥撒的仪式，然后宰杀了一只公鸡，将血沥在一只大碗里面，以血盟誓，祈祷智利军队获胜，尔后将鸡血与水混合，一饮而尽。”智利上尉阿克兰当时也在现场，他这样描述：“2000多名华人在神庙举行盛大仪式，杀鸡饮血，投掷贝壳，起誓助智利取胜。”这番在关公面前的歃血为盟，绝不是太平军的战前仪式。曾国藩在《讨粤匪檄》明确说道：“粤匪（太平军）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与信奉上帝损毁关公造像的太平军不同，在契约华工乡土广东根基很深的天地会更多采用歃血为盟的仪式，有趣的是，1862年传言中南美太平军所属的李世贤部覆灭前，还曾在浙西与天地会的谭星、陈荣部激战。秘鲁人的血腥复仇秘鲁人在战场上从未直面华工，但智利一路势如破竹直至攻入利马腹地，战败的耻辱需要发泄的时候，华人成了出气筒的不二选择。1881年1月，几乎与金塔纳麾下的华人宣誓效忠智利的同时，利马城内就爆发了无政府暴动。中国商店被劫掠无数，300名亚洲人（秘鲁的统计里，有时并不严格区分亚洲人与中国人）死于兵燹。城内华商事后追忆：（秘鲁军队）逼迫华人店铺强卖硬取以给其军需，有停市者拘捕罚银。智军总攻前秘军撤退，半夜发生兵乱，纠众抢如华人店铺肆行劫掠，倘或抗拒，辄击之以枪或纵火焚之，从三点至翌日八点，华人死数十人，伤百余人，损失百万余金。同样在1881年，沿海的种植园由于战争处于失序状态，卡涅特河谷的黑人暴动，四处残杀华人。根据历史学家阿罗纳在《秘鲁的移民》中记载，死去的华人多达1000人。另有近千名华工坚守在种植园的深宅大院里，在被包围四个月后才等来了智利军队的救援。秘鲁人血腥报复的理由很简单：华人有帮助智利军队之嫌。但华人通过报纸对此发声：“智军屯哩麻（利马），庇护周到，真不愧仁义之师。然虽暂获宁居，终难免饥寒之苦。究其构衅原由，大抵因智军内有华人数百搬运辎重所致，据伊等相从，实系在外埠田寮被获，为势所迫，不得不从。若专为此愤激，何以本土建炮台、阵上作坑堑亦用华人？”这种说法虽然回避了华工主动投奔的史实，但也点出了另一问题：秘鲁军队也雇佣华工搬运辎重修筑工事，卷入战事果然就是原罪吗？在秘鲁人的步步紧逼之下，华人甚至向清廷发出了这样天真的请求：“布告各国，分其曲直，收回和约，禁绝往来，所有华民悉载之回，使另谋生计”，当然也没有回响。由于当时清廷使节还未入驻秘鲁，无路可退的华人只能求助于英美等大国。好在英国公使挺身而出，救华人于水火之中，一边“教习兵法，巡查街道，以资保护”，一边“给英国旗式门牌悬诸门首，俾两国军兵见之而不敢肆虐”，这才避免了秘鲁人进一步施暴。华人虽然逃过一劫，但硝石战争后秘鲁旋即掀起了第一波排华浪潮。华人曾经是模范劳工的代表，但此时他们却被视为秘鲁社会的祸患，一位作家如此贬低华人聚居之地：“进入华人街区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远远就能看到猪圈与茅厕横七竖八，真如一座迷宫。此处气氛压抑，破裂的管道和脱落的墙皮随处可见。满目污秽，却远不止如此，更糟糕的是鸦片，每家每户各行各业都躲在屏风后面吸食，同时还聚在赌桌前一掷千金。这种仇视心理伴随着黄祸论愈演愈烈，此后的半个世纪，秘鲁上演了一幕幕排华血案，清廷与北洋政府几度严正交涉也几乎无功而返。如今回顾这段历史，飘零海外同胞经历的苦难，被演绎成一场自说自话的狂欢，不知究竟激励了谁又慰藉了谁？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昨晚9点多，驻奉天的我军遭到中国军队攻击，为应战，我军袭击敌军兵舍，中国军队逃跑到奉天东北，我军目前正在长春与敌军炮兵旅交战。”1931年9月19日上午，陆军大臣南次郎给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打来电话，随后外务省方面也送来详细汇报，这位首相这才了解到“满洲”前线正在发生事变。面对事变如何决断，若槻礼次郎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整个日本政坛的目光。针对“九一八事变”，通行叙述侧重于关东军与东北军两方面，集中阐述日本军部对华侵略野心与东北军从抵抗到不抵抗的全过程。不过需要注意，“满洲事变”不仅对于中国是重大事件，也在日本政坛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成为“军国昭和”的开山之作。日本军部为何能够逐步架空政府，为何日本经营多年的政党政治无法限制军部，其原因都能从事变发生第二天的“九一九事件”里找到踪迹。所谓“九一九”9月19日上午10点，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质疑“中国军队主动开枪一说”，并通过外务省系统文件质疑关东军才是真凶；随后若槻礼次郎诘问斥南次郎，并要求事件“要朝着不扩大方向而努力”。下午1点半，若槻礼次郎晋见天皇，提出在没有内阁决议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军队不得擅自出动；下午2点，南次郎（陆军大臣）、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陆军教育总监）三位代表着陆军主要官僚系统的“陆军三长官”召开会议，同意政府基本策略：“事变不扩大”，也就是尽可能将影响局限于奉天一带。但需要注意，“事变不扩大”只是一种宏观态度，并没有具体指示关东军应该在哪里停止进军，也没有规定打哪些城市、哪些军事据点就算是“扩大”。更麻烦的是，日本内阁与陆军高层仅仅注意到关东军，却忽视附近的另一家日本军事部门——朝鲜军。9月19日上午8点半，就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下令派遣两个飞行中队越境侵入中国；10点，陆军前锋部队坐上火车开赴鸭绿江中朝边境，抵达新义州以后派遣一个大队（营）兵力的日军越境侦查。按照1908年《陆军刑法》第二章“擅权罪”第37条规定，“对于权外之事，司令官无不得已理由而擅自调动军队，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监禁。”目前东北军无意进攻朝鲜，朝鲜日军却进入非管辖地，若追究起来，林铣十郎必然会被判刑。如果越境者只是中低级军官，陆军尚可弃车保帅，但林铣十郎已经官至陆军中将，一旦除掉他，那么挑起柳条湖事件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更会面临进一步处罚，关东军系统整体就会面临崩溃。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借助“帷幄上奏权”，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直接向昭和天皇请令，追认行动合法。所谓“帷幄上奏权”，是1909年9月12日《军令相关事项》所定权力，其中借助明治宪法第11条所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一语而确定“统帅权”（即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独立，进而允许高级军官针对军令事务可以直接向天皇汇报。按照明治日本法律机制，军队事务分为“军政”（后勤、训练、研发等）、“军令”（指挥、作战、情报等）两部分，前者归属内阁管辖，但后者归属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分别管辖，长官（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并不在内阁成员之列。换言之，内阁在法理上无法节制陆海两军，一旦军部要求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便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制度缺陷也成为军部暴走的滥觞。但在实际运作上，由于政党政治受到国民拥戴，军部舆论地位低下，在1912年-1940年之间，帷幄上奏权并未被军部用于摧毁内阁。比如1930年围绕是否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海军与内阁存在巨大争执，军令部长加藤宽治要求“帷幄上奏”、以天皇名义禁止内阁代表日本签署条约，却遭到前军令部长铃木贯太郎反对，只得作罢。事实上“满洲事变”过程中，陆军少壮派军人虽然反对“事变不扩大”，但对于参谋总长直接“帷幄上奏”也持反对情绪。正如少壮派核心人物、陆军省军务课长永田铁山所言：“增兵便要有经费支出，未经内阁承认而以统帅系统单独帷幄上奏，极为不当”。“帷幄上奏”固然好用，但除非内部意见完全统一，否则无法使用；内阁虽然在法理上不能限制军部，却可以掐断钱粮。那为什么若槻礼次郎会打破“事变不扩大”原则呢？置身事外的“宫中重臣”9月19日傍晚，若槻礼次郎找到贵族院议员原田熊雄男爵。原田熊雄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议员，却是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私人秘书。由于西园寺正在京都无法迅速联系，原田熊雄便另外找到三位“宫中重臣”：一木喜德郎（宫内大臣）、铃木贯太郎（侍从长）、木户幸一（内大臣秘书官长）。战前，宫内省是拥有25个分支机构、总人数超过6000人的庞大官僚机构。由于距离天皇最近，宫内省高官也以明治元勋后人及天皇亲信为主，如木户幸一是木户孝允的长孙，牧野伸显（内大臣）是大久保利通的次子，铃木贯太郎则是深受天皇信赖的海军大将、日后作为战争最后一任首相负责战败投降事宜，至于旧公卿家族出身、曾两度出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更是当时在世的唯一敕命元老。以天皇权威为轴心，加上各“宫中重臣”本来拥有的权力及背景，宫内省在战前形成了丝毫不亚于内阁、军部的另一个政治集团。到1934年，“宫中重臣”进一步制度化，“重臣会议”成为决定首相人选的必要程序。若槻礼次郎在这个节骨眼找到宫内省集团，目的便是以内阁联合重臣，共同压制陆军暴走。这场小型会议上，原田熊雄向三位“宫中重臣”解释了内阁面临的“九一九”问题，并希望能得到“统制军部的良策”。按照原田的想法，可以邀请陆军大将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事参议官）出面，以皇族身份稳住陆军，再进而从京都邀请西园寺公望稳住大局，事情就解决了。然而木户幸一却并未同意：“值此难局，首相若总想着求助于他山之石，甚是无趣”。作为明治元勋后人，木户幸一发言非常婉转，“无趣”一言已经是最强否定式了。没办法，9月20日一大早，原田熊雄便把“宫中重臣”的态度汇报给若槻礼次郎：“如今除去动用内阁会议压住陆军之外别无他路”。“宫中重臣”不愿意积极承揽责任，要求内阁以自身能力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即便若槻礼次郎可以在会议上压制陆军，陆军中层官僚仍然可以暗中推进计划。早在9月19日陆军三长官传令“事变不扩大”以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立刻提出《满洲时局善后策》，明文要求军部不管内阁决议，一定要增兵；9月20日上午10点，三个陆军二把手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开会，决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哪怕政府崩溃也在所不惜”。9月20日下午，永田铁山根据参谋本部作战课的《满洲时局善后策》，制作陆军省的《时局对策》：如果政府一定要求事变“不扩大”，陆军也没必要反对，只不过如果“满洲”出事，陆军可以发动“帝国自卫权”，“临机处置”。需要注意，虽然永田铁山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这个时间节点的选取有些不满，但早在1931年4月，他便带领4名陆军课长级官僚商议决定《满洲问题解决方针大纲》，决定采取武力行动“解决满蒙问题”，时间定为“约一年后、即来年(1932年)春天”。大纲迅速传给关东军，成为“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性文件。换言之，若槻礼次郎即便连续召开内阁会议，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9月21日上午内阁会议开始，南次郎一反过去态度，力陈增兵必要性，并提出如今已经不可能“回归旧态”，最多只能“维持现状”；到了下午，内阁会议还没有结束，朝鲜军的混成第39旅团就正式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对于“独断越境”一事，9月21日当晚，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天皇报告，内大臣牧野伸显则私下给若槻礼次郎传话，提到“内阁决定满洲事变不扩大一事”极为“适当”，天皇希望内阁“进一步努力”；9月22日上午9点半，若槻礼次郎觐见天皇，更获得天皇直接肯定：“事态不扩大这一政府所定方针，我也认为极为妥当，应努力贯彻这一精神”。虽然有天皇言辞肯定，但“宫中重臣”的所有帮助也仅停留在言辞层面。针对天皇发言，木户幸一甚为不满，抱怨到“（天皇发言）会被认为有周围人在出主意，军部据说极为愤慨”，“元老（西园寺公望）上京会让军部反感，反而有可能让军部态度更加强硬”。或许是受到木户幸一影响，身处京都的西园寺公望虽然提到“没有天皇同意而动兵，陛下绝不会允许这等事发生”，却始终隐居不出，直到事变已经基本解决后的11月1日才来到东京。前有陆军中层将校暴走，后无“宫中重臣”支援，若槻礼次郎受到三角形的两角挤压，只得承认“既然已经出兵，那也没办法了”，最终同意提供军费。随后若槻礼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先后觐见天皇，朝鲜军“独断越境”合法化。军部就此开创一个重要先例：先斩后奏，只要成功了就会得到支持。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党内阁，开始面临消亡。若槻礼次郎的心境针对“满洲事变”处理一事，若槻礼次郎曾在战后自传《古风庵回顾录》里提到：“不出兵也就无所谓，一旦出兵又不给军费，那士兵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如果就这样撤兵，那么(关东军)一个师团兵力恐怕会遇到毁灭之灾……日本(在满洲)民众一定会遇到麻烦。”整部回忆录中，若槻礼次郎动用大量篇幅提到青年时代的求学与官场经历，却对这起震惊世界的“满洲事变”只用“不听话的军队”这一小节匆匆带过，甚至对于原因的解释也显得似是而非。或许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想对这次政治失败提及过多，也并不想在一本注定出版的书上指责尚在人世的当事人。直至如今，日本舆论界仍有不少人指责若槻礼次郎性格软弱，没有在一开始就掐住军部，这才有了后面的军国主义暴走。但如果梳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很多事情会更加明朗。虽然若槻礼次郎并不打算扩大，然而很快日本就被绑架上了军国主义的战车，并宣布国联的决议“非法且无效”，“堂堂”退出国联，走上了发动战争的不归路。若槻礼次郎第一次组阁是在1926年1月-1927年4月。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援助频临破产的台湾银行而在国会休会期间发布紧急敕令，结果审核部门枢密院却以手续违规为由将其否决。若槻礼次郎无法平复这起风波造成的政治震动，只得辞职下台，首相职位也让给了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而且到了田中义一刚刚上台，便发布了与若槻内阁几乎一样的紧急敕令，却迅速获得枢密院通过。田中义一之前急于获得首相职位，而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又对政党政治持怀疑态度，双方便合谋倒阁。第1次若槻内阁也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枢密院颠覆的内阁。需要明白，枢密院与宫内省、贵族院相似，均以贵族或重臣出任高官，比如仓富勇三郎本人也曾在宫内省任职，也长期担任贵族院议员。在这起事件以后，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若槻礼次郎便对政治失去兴趣，甚至于将后辈滨口雄幸提拔为党派首脑，并在1929年底开始就任日本首相。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加之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激起矛盾，滨口雄幸在1930年11月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刺杀，重伤入院，最终在1931年8月去世。需要明白，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日本代表正是若槻礼次郎，而在滨口雄幸遇难后，他也被迫第二次接过首相职位。从第一次组阁辞职与滨口雄幸遇刺事件里，若槻礼次郎便感受到“敌人强大，身后无援”的惨况；而在“满洲事变”里，“敌人”陆军依旧强大，“身后”依旧看不到任何贵族支援，甚至还有人在拆台。在这种状况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若槻礼次郎会这么快放弃抵抗，“全面同意陆军意向”。10月8日，日本空袭张学良躲避的锦州，招致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各国政府也发现日本政府无法节制军队，内阁地位又一次下降。最终12月13日，第2次若槻内阁宣布总辞职。排版丨斯努匹乌斯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饺子是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食物。在每年的大年夜，年夜饭总是要一家人围在桌边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然而近些年很多南方省份的国民纷纷发声，表示从来没有过年吃饺子的习俗，也不爱吃饺子。但随着日本料理店在各大城市生根发芽，国人惊讶的发现，饺子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居然也有饺子，甚至日本人比中国人还爱吃饺子。不过很显然，日本的饺子和中国的饺子并不完全一样。日本人认为煎饺就是饺子，中国的一些地方煎饺也叫“锅贴”。两种料理虽然都是面皮裹着肉馅，但是一个水煮一个油煎，并不完全算同一种料理。那么日本的“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关东军”与“满洲国”的遗产说到日本的饺子，就不能不提日本的“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日本的饺子正是由当年返回国内的“关东军”老兵和“满洲开拓团”的团员从中国东北带来的。二战结束后，日本百废待兴。粮食供给不足，再加上几百万从外地复员回国的日本军人。这些青年很多人的家都在之前的轰炸中被炸毁，整个日本都需要制作简单，快速填饱肚子的食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都是不吃猪肉的，多亏明治天皇大力推广，才让猪肉逐渐流行。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对绞碎的肉拒之门外。可是到了1945年，600万日本男丁返回国内，此时又赶上稻米歉收，本来不吃猪绞肉的日本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把许多猪肉的下脚料统统搅碎当做肉馅以补充蛋白质。就在这个时候，大量从“关东军”复员的士兵带回来了一种新料理——饺子。1945年，东京还没有饺子店。到了1954年，东京有了40家饺子店，此后以每个月新增20家的速度激增。这些饺子店无一例外都是退役的关东军老兵开的。饺子是他们在中国的接触到的食物，而这些人战后生活无以为继，为了生活下去只能做些生意。开饺子店几乎不需要设备，猪绞肉的价格也很便宜，一个低成本的饺子店可以很快的开起来。在日本，许多店家都悠久的历史和传承为荣，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创业百年的老店。但是你走遍日本，所有的饺子店都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营业的，最老字号的饺子店也是1946年开业。而且越是老字号的饺子店，就越和伪“满洲国”有联系。如东京的老字号饺子店“满洲里”就是一名关东军老兵创立的，开业之初还打出了“追寻满洲的味道”的宣传语，饺子在日语中的读音（gyouza）也更接近东北方言的饺子读音，想必同为关东军老兵的食客品尝一顿饺子也会勾起在东北的回忆。同样的饺子店在日本还有不少，如九州的“满洲屋”等等。不过以上这些饺子店在日本栃木县的宇都宫市面前都显得小巫见大巫。日军第14师团在1932年至1934年；1939年至1944年两度编入关东军驻“满洲国”。是日军驻扎在伪满时间最久的师团之一。第14师团的兵员大多数来自日本栃木、群马、长野等县。战后的宇都宫市云集了大量关东军的老兵，于是宇都宫市的饺子店一瞬成为了全日本最多的。现在整个宇都宫市就有200多家饺子专卖店，贩卖饺子的餐馆更是多达上千家。考虑到宇都宫市不过只有50万人口，这个饺子店的人均店铺密度已经远超最爱吃饺子的中国北方各城市了。宇都宫火车站前造型诡异的饺子像宇都宫市政府也有意把饺子作为城市形象，1991年成立的宇都宫饺子协会，注册了商标“宇都宫饺子”并在宇都宫火车站前树立了一尊“饺子像”。雕像主体是饺子皮裹的一个美女，俨然是把饺子作为宇都宫的城市名片。宇都宫市政府甚至把每年11月第一个星期六设立为“宇都宫饺子祭”，当天会在市中心广场上大量制作饺子，以一盘100日元（折人民币6元）的极低价格出售给市民。政府也希望以此吸引游客，打造“饺子之乡”以振兴宇都宫的旅游经济。宇都宫市在大搞饺子营销的时候，让静冈县的浜松市坐不住了，浜松市的关东军老兵也很多，浜松市的饺子店也不比宇都宫市少，眼看宇都宫市都抢注了饺子的商标。2006年浜松市发起反击，首先提出该市一年平均每家要在饺子上花一万九千日元，是宇都宫市的四倍。（浜松市也没说这种奇怪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所以饺子之乡的名号非浜松市莫属。日本经常举行万人吃饺子的盛大祭典不过2009年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报告打了浜松市的脸，该报告指出，宇都宫市的人均饺子消费量为人均一年4187日元，比浜松市的4137日元高。但是浜松市并不服气，还要和宇都宫市一争高下。两个日本城市围绕着从中国东北传入日本只有几十年的饺子大打出手，那么中国人又是怎么看待日本的饺子呢？“重口味”的配菜与主食去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如果在一家日本的饭馆里点一份饺子套餐，十有八九上来是一小碟饺子（约6-8个煎饺），一碟小菜，一碗米饭。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如果上班带上一饭盒水饺作为午饭。每每看到此景的日本人都会发问：“怎么只有饺子？”听到如此奇怪问题的中国人又会反问“难道除了饺子还应该有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饺子是一种主食，一顿饭只吃饺子当然没问题。然而，日本的煎饺则无一例外都是下饭菜，所以在一顿饭只吃饺子，是日本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日本传统当中，只有米饭和饭团才算是主食。甚至拉面也不是主食，去日本点一份拉面饺子套餐，得到的肯定是一碗拉面、一碟饺子和一碗米饭。一份标准的拉面饺子套餐饺子对于日本人来说不仅不是主食，甚至只是一个小菜。在战后刚刚开始卖饺子的店铺中，当时是水饺和煎饺都有出售的，但是日本战后物资匮乏，一顿饭吃掉几十个水饺过于奢侈。同时日本人发现饺子用油煎过后，香气四溢，正好搭配蔬菜适合下饭，搭配拉面也很好吃。于是水饺渐渐被日本所抛弃，煎饺配米饭开始在日本大行其道，甚至日本饺子蘸的辣油（日本的辣油只是叫辣油而已，其实完全不辣）也是为了下饭增加食欲下饭而设置。更令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下饭的小菜的口味还很重。本世纪初，日本知名饺子店“饺子王将”准备打入中国，2005年8月，“饺子王将”第一家海外分店在大连开张。开店之初还打出来了“饺子王将重新凯旋到饺子的发祥地”的旗号，在日本日本一度引起热议。不幸的是，东北人对这个日本逆输出的饺子并不感兴趣。到2014年，业绩惨淡的“饺子王将”宣布彻底退出中国市场。日式煎饺里往往会放入大蒜作为馅料正宗日式饺子在中国遭到惨败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日式饺子的饺子馅。在饺子从东北流入日本的时候，诡异的日本人在饺子馅中加入大量蒜蓉。甚至有的饺子店还会在每个饺子里加入一整颗蒜。如此的重口味在讲究饮食清淡的日本料理极为罕见。不过大多日本人对此均欣然接受。甚至还有一句形容恋人间关系亲密的俗语叫“可以一起去吃饺子的关系”。意为双方关系已经亲密到不会在意对方由于吃饺子导致的浓重口气。法国巴黎的饺子酒吧虽然日式饺子在进军中国市场遭到了惨败，但却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日本人在法国巴黎开设饺子酒吧人气火爆。法国人反而能接受一碟饺子配啤酒和米饭的搭配。饺子酒吧的生根开花，也把日式饺子文化渗透到了欧洲各大城市。而正宗的中国饺子，在国外只有唐人街内才能看到，与当地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排版丨姜博约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本文作者鲁平

月，阿特马尔和萨利赫也离开了。他们都受到阿富汗人和国际伙伴的高度尊重。自

本文作者叶竹

著名历史画家扬·马泰伊科于1864年绘制了一幅名为《波妮亚，1863》的作品。在这幅画作中，画家通过备受凌辱的女子隐喻了1863年“一月起义”后，波兰所遭遇的悲惨下场。《波妮亚，1863》藏于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画面中央双手被铐，微微仰起头颅的黑衣女子象征着波兰，其身后被男人拉扯虐待的女子象征着立陶宛。而画面左侧赤裸上身，躺倒在地的女子则代表鲁塞尼亚地区。这场仅仅用了一个月，便迅速由波兰蔓延至立陶宛与鲁塞尼亚的起义，在一年后被沙俄军队镇压，约有1-2万人死于俄军枪口之下。1861年戒严期间驻扎在华沙的俄军尽管在起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削弱起义的中坚力量，及时在波兰执行了《1861农奴废除法令》，表面上终止了什拉赫塔贵族对农奴的剥削，但事实上，所有的农奴还要付出一大笔买断费用，如果凑不齐钱，自己所耕种的土地只不过是换了个老爷罢了。在起义被镇压之后，针对波兰、立陶宛、鲁塞尼亚三地的起义者进行的报复与制裁，如铁拳般蹂躏着起义地区各族人民。在这次起义中，约有7万余人被处以监禁或流放的惩罚，3000多处产业被沙俄政府没收。除此之外，起义地区的税率也被调高，直至1869年才恢复。一月起义中的波兰起义者在众多制裁手段中，最为险恶的一项则是针对立陶宛地区的俄罗斯化改造。一月起义过后，沙俄政府十分关注波兰“反动势力”对立陶宛的巨大影响。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毫不犹豫便响应波兰加入叛乱的立陶宛人，必须立即加强思想教育。于是，沙俄在立陶宛施行了禁止出版立陶宛语出版物的命令，并要求立陶宛全国改用俄语以及西里尔字母。油画《Hyökkäys》以手捧芬兰法律的少女被双头鹰袭扰展示俄罗斯化的险恶这一系列的法令在1864年推广至立陶宛全国，且持续了40年之久。俄国人在立陶宛大力赞助西里尔字母撰写的立陶宛语读物。在这40年中，共有55种立陶宛-西里尔文书籍面世。但立陶宛人完全不愿接受这些作品，甚至连免费发放的都表示不屑一顾。因此，俄国人将注意力从出版西里尔字母读物，放到了打压现存的非法立陶宛语书籍上。沙俄本想通过这种灭绝文化的手段消除立陶宛所有的民族特征，以达到维持统治的作用。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俄罗斯化不仅没有清除立陶宛人的文化认同，还引发了日后在立陶宛国家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运动——图书大走私（Knygnesiai）。当立陶宛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阅读立陶宛语出版物时，他们首先开始在东普鲁士的小立陶宛地区印刷盗版立陶宛语书籍，随后再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违反沙俄法令的出版物从边境偷运回国内。立陶宛人将这些图书藏在木材、干草、食品，以及“死人”的棺材（通常由同伴伪装成死人）中，在极端天气下专挑地势险恶的国境线进行这种“盗版走私”活动。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因此被捕，或直接在边境被巡防军射杀。在禁令期间，共有3047人因此被捕或流放西伯利亚，其中盗版走私者829人，售卖者859名，持有盗版书籍者1359人。起初，这些盗版图书的种类只局限于一些天主教祈祷书。立陶宛人认为，如果必须改用西里尔字母印刷的祈祷书，则意味着他们抛弃了天主教信仰。不过随着走私盗版运动的兴盛，其他门类，甚至涉及政治与爱国主义书籍也逐渐出现在图书走私者的行囊中。尽管走私者通过盗版图书与走私获得了高额的利润，但在当时轻则流放监禁，重则当场击毙的高压管控下，这群盗火者冒着极大的危险，将立陶宛的民族文化与反抗精神传递回国内，也足以让他们成为国家的骄傲。莫蒂埃尤斯·瓦兰丘斯Motiejus

的确，90岁的人什么都可以放开。就在2年前，1989年1月7日，裕仁因十二指肠癌而去世，享年87年。次日，太子明仁在悲伤中即位。一页篇章翻过去，始于1925年的昭和时代结束了，平成年代开始了。

当年飞行员出任务前要填制式遗嘱，作战殉国后愿葬于A.某处,B.某处,C.某处…时时准备殉国，战绩勋章如蓝天浮云。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然而，徐葆畇不报功，最终还是得到最高荣誉：陆海空军武功状。

但这显然是基于偏见的记载，粟特人已经在4-5世纪征服了粟特诸城邦，而且不少出土文物显示，白匈奴人采用巴克特里亚希腊裔留下的巴克特里亚希腊文，并将它们刻在钱币，印章上，或者用于复杂的行政管理。

Wade接到线人的报告后盯上了这个来历不明的中年人。据描述，马森有着“灰色的眼睛、红色的胡子、短发，头戴绿色帽子，肩扛水袋“。由于并没有照片或肖像存世，这也是我们所知为数不多对于马森本人外貌的描述。

本文作者石智文，中国航空史和二战空军历史研究者。编者按：2021的七月初七“情人节”恰逢8.14中国抗战“空军节”。今天便与大家分享一段抗战时期中国空军里的爱情故事。阵阵雷雨过后，愿享受惬意夜晚的我们不要忘记缅怀带给我们平和生活的英雄儿女。自古以来，英雄和美人简直就是默认的最佳搭配，在20世纪的中国，最时髦的英雄恐怕莫过于驾驶战鹰翱翔的“飞将军”们了。民国飞将军们把妹向来有一套，各类奇闻怪事真是数不胜数：有人开着飞机尾行，对着心上人的列车不断俯冲下去“问好”最终抱得美人归；风流倜傥如郑少愚烈士，去印度接收新机都不忘把给未婚妻买的婚纱塞进狭小的座舱，最终却血洒长空。

每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马萨诸塞州人民都会度过一个特殊的节日，“爱国者日”。这是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是役北美殖民地人民积极反抗英国殖民军队，可以说，这是美利坚爱国精神最初之酝酿。而在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人们会在“爱国者日”举办盛大的马拉松比赛以示庆祝，此举始于1897年，亦受到第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启发。波士顿马拉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拉松比赛之一，每年都有约两万人参赛，大概五十万人会在赛道旁围观。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国情绪和体育精神的时间节点，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会有危险。2013年4月15日下午2点50分左右，波士顿科普里广场，两枚IED土制炸弹在马拉松终点观众区和一家体育用品店相继被引爆。人群一片混乱，现场血肉横飞。爆炸造成3人死亡，183人受伤，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吕令子，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德餐厅的经理Krystle

1906年3月6日，在白宫，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迎来了一位自中国归来的拜访者：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当时，对欧美人而言，明恩溥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向罗斯福报告了当时的中国形势后，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美国应退还部分庚款，将之用做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经费，以及为中国学生提供留美津贴。明恩溥与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毫无疑问，这个建议让罗斯福甚为赞同。当天，罗斯福不仅将明恩溥及他的同行者留下用餐，之后，又就如何制定退还庚款的方案，和明恩溥一直探讨到深夜。庚款，即《辛丑条约》所定的赔款。其中，美国所获为2400多万美元。在明恩溥这次拜访过去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关于退还庚款的咨文。随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发表声明，将把美国所获庚款的约半数，即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开办游美学务处（相当于清华的前身），作为庚款留美事务的专设机构。一个“中国通”在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中，还有数位参与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以及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等。与他们相比，明恩溥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以社会力量代表的身份，而成为了推动美国退还庚款的关键人物之一。1845年，明恩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维郎城。1870年，他从安多弗协和神学院毕业。1872年，他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成为一名来华传教士。按照公理会的安排，明恩溥来华初期的任务为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天津做一名实习传教士。不过，他显然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来到天津的，因为当时天津教案的风波尚未平息。之前，因“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等谣言的风传，天津发生民变，众多天津市民打死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神父，修女，洋商及其眷属等20人。事件发生后，曾国藩抵津办案，在清廷顽固派和法国的夹击中，曾国藩动辄得咎。最终，天津教案以流放失职官员、处死人犯和赔款结案，曾国藩的一世清誉也因此毁于一旦。教案之前，他是中兴名臣，而在教案之后，他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且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就在明恩溥抵津的那一年，曾国藩于郁郁寡欢中去世，而在曾国藩的身后，朝野上下对传教士的仇恨继续暗涌、升级。在天津，明恩溥根本无法打开局面，他转而认为，应该离开天津，前往中国的内地乡村开辟新的传教区，而且，他还认为，比起留在天津这样的口岸城市，前往内地乡村他才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那里，他可以住在乡民中间，说他们的方言，并和地方官员、平民以及流浪者等各阶层广泛接触。这是后来他成为一名“中国通”的起点，但在一开始，他的数次乡村之行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1877年春，一场罕见的旱灾袭击了华北，到了秋季，黄河改道又带来洪水泛滥。水旱夹击之下，山东等省遍地饥民。在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里，他记录了这一场“丁戊奇荒”：“地面上一片荒芜，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在水灾中幸免于难的人们在大地上四处流浪、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希望。”当时，明恩溥作为一名赈灾者来到山东。在重灾区恩县（今分属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一带，他向分散在115个村庄中的四千多户灾民发放了约12000元（银元）赈灾款。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灾民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忍耐力让他很迷惑。他问一些灾民，整个华北都已陷入灾荒，四处流浪也很难获得食物，为什么不肯团结起来向地方政府要求援助呢？他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样两个字：“不敢。”有时是四个字：“不敢。不敢。”对此，明恩溥只能感叹：“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原因可能有两个。他们是一个最讲求实际的民族，依靠某种本能，他们意识到这类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去实施那种必不可少的联合。”灾荒过后，明恩溥也在恩县庞庄建立了传教点。在一年的时间里，有一百五十多人入教。明恩溥欣喜地在总结报告中写道：“灾荒结束之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传教的崭新时代，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明恩溥成为了上海《字林西报》驻山东通讯员。并发表了大量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文章。1890年，这些文章汇编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上海出版。两年后，又在英国出版，此后还陆续在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出版了十几个版本。这本书让明恩溥声名鹊起，成为一名极受欧美政界、报界关注的“中国通”。当他以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回到美国，他的建议自然也极受白宫的重视。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画像”通过《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明恩溥为当时的中国人“画像”。在这本书里，当时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具有如下特点：好面子、生活节俭、勤劳、讲究礼节、不守时、不讲求精确、说话拐弯抹角、头脑混沌、神经麻木、排外、缺乏公共精神、保守、忍耐力极强、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喜欢猜疑以及缺乏诚信等。应当说，明恩溥所描绘的这副当时中国人的典型“画像”，既细致、形象，又充满了复杂性。有些甚至显得自相矛盾，比如，一个人可以既仁慈又缺乏同情心。对此，明恩溥的做法是，他在阐述每个特点的时候，都结合了相应的例子。比如，富人、穷人都认为行善可积德。为此，有些富人会在灾荒发生时设立粥棚，而那些财力一般甚至匮乏之人，也会在腊八那一天，“最为慷慨地向每一个来者施舍那种最廉价、最低质的稀粥，从日出到日落，连续坚持十二个小时。”又比如，同样还是这些曾经行善之人，在他们面对耳聋或目盲之人时，却常常加以嘲笑。或者，如果一个人不幸脱发，那么他就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十秃九诈，剩下一个不是哑巴就也是诈。”又或者，人们往往会当着一个有着智力缺陷的孩子，“说他缺心眼儿。”明恩溥尤其不能理解闹婚习俗，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新娘一般都非常年轻，她们总是非常胆怯，突然被一大群陌生人包围。各地风俗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没人在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可怜孩子的感受……当新娘下轿走进婆家时，她就像一匹刚买回来的马一样，成了众人品头论足的对象。她此时内心的感受是不难想象的。”换言之，在明恩溥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平时得不到尊重，既缺乏自尊，也不懂得尊重他人。随着《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欧美各国的风行，明恩溥为当时中国人作做的“画像”，也就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标准像”。此前，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一直在两极之间摇摆。比如，伏尔泰曾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国、中国人：“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又如，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丧、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实践和目的。”比如，孟德斯鸠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又如，黑格尔认为，在专制帝制下的中国，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那就是皇帝。他高高在上，其他人只能选择暴政面前的人人平等。绝对的奴役带来了普遍的奴性，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尊严，只有自卑自贱；没有进取抗争精神，只有软弱服从；没有诚信,

在旭川的暗夜里，这个“咔咔”的声音越来越响，营门口的卫兵仔细听了听，发现这并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一支千人以上的大部队。但是此时一片黑暗，他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只听这个声音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

1943年1月18日，在日本东京的民众突然发现，电影院门口出现了一张很奇怪的电影海报。海报中的人物留着辫子，居然是一部反映清朝历史的电影，海报中央四个硕大的“阿片战争”的汉字更是亮瞎了日本人的眼。

101页）还有不少人较为幸运的人则靠用自家小花园改的菜园或来自美国慈善机构援助的食品包裹勉强度日。1948年12月，占领军方面才正式宣布“德国人民够吃了”，但普通人仍然感觉生活并不像官方说的那么好。

在当时，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纳多特伯爵推荐瓦伦贝格去执行这个任务。瓦伦贝格完全有条件这么做，他对布达佩斯非常熟悉，而且，他同劳尔的家人接触久了，对犹太人非常同情，说什么也得帮一帮陷入绝境的他们。

(1992-1998年在任）原文章载自网易历史频道排版丨姜博约编辑｜斯努匹乌斯视觉｜姜博约

“那次行动的目标很明确：打入敌人心脏”。接受BBC采访的朴采书如是说。这位代号“黑金星”的前韩国特工，最近几年正因为一部名叫《工作》的间谍电影，被广大观众熟知。1990年，“黑金星”行动开始前，陆军少校朴采书开始参加韩国军方对朝鲜核武器的侦察行动。在军方工作时期的朴采书当时的韩国，面对的情势非常紧急：卫星照片首次曝光了朝鲜宁边的核设施，可韩国对于朝鲜的核武进度知之甚少。朝鲜半岛的战略平衡随时可能被朝鲜成功研制核武器而打破。朴采书和其他军方情报人员通过一名曾参与朝鲜核工程的“内线”得知，朝鲜当时已有两枚核弹头。实际上，为了能达到这样的核武进展，朝鲜已经经营多年。1961年，朝鲜与“老大哥”苏联就核研究达成协议，建立了“宁边核科学研究中心”，随后不断向拥核国家迈进。宁边核科学研究中心加入军方侦察行动五年后，朴采书被当时的韩国“国家安全企划部”（韩国情报部门，以下均简称“安企部”）相中，转而为国家情报机关执行渗透朝鲜的任务，代号“黑金星”。朴采书以韩国身份，想要直接进入朝鲜难上加难，于是他首先前往中国，化身为一个在北京做生意的韩国商人。《工作》中以朴采书为原型的主角朴晳映在中国，朴采书凭借着广告合作项目和朝鲜官方搭上了线。与朝方接触过程中，朴采书还见到了朝鲜大员张成泽（据说2013年被处决）。朝鲜官员对于双方合作有自己的规则，他们会要求朴采书宣誓忠诚，签署保证，但朴采书也很强硬。“不行”“不要强迫我说金正日万岁”“现在是来这里经商，只做生意”。朴采书甚至因此被朝方用枪威胁，但他顽强的保持镇定。1997年6月，在朝鲜方面百般试探之后，朴采书被带到朝鲜，最终见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朝方人员需要朴采书亲自向“最高司令官”介绍广告合作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此获得领袖的首肯。朴采书乘飞机前往平壤对这位朝鲜第一号人物，朴采书的印象深刻。“判断力很好，也很坚定”“说话直截了当，毫不迟疑”。他热爱养狗，每年为此投入巨额外汇；又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哪怕国内正在饥荒。可是，在这次会面中，朴采书也意外得知，金正日不喜欢当时的韩国总统候选人金大中（1997年胜选，促成2000年韩朝峰会），朝方似乎担心这位潜在领导人的政治操作能力太强。朴采书在平壤的KTV而韩国的“安企部”对此态度暧昧。早在1992年，金大中参选前一届韩国总统期间，“安企部”就爆出“朝鲜人员渗透到韩国帮助金大中选举”，直接导致金大中败选并隐退。“安企部”1992年的所作所为实为陷害，其原因是害怕主张韩朝对话的金大中胜选，导致“安企部”利益受损。到了1997年，“安企部”又指示朴采书联系朝鲜，共谋阻止金大中当选。可是朴采书深明大义，他并未参与新一轮陷害。73岁的金大中终于以40.4%的得票率当选总统。韩国第十五次总统选举候选人

引子：《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注定载入史册的电影。这部电影用尽各种艺术手法，描绘了纳粹大屠杀的时候一个良知未泯的商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商人辛德勒成了一个不朽的银幕形象。自从它上映之后，二战中但凡从纳粹魔爪下拯救犹太人的英雄，都被冠以“某某地辛德勒”的名号。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海报在纳粹德国治下，拯救犹太人非常危险。而辛德勒在真实的历史上救了几千人，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过，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辛德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44年饿布达佩斯，有一名瑞典人在更艰苦的条件下，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壮举。然而，这名瑞典人的下场却十分凄惨，让人不胜唏嘘。这位瑞典人的名字叫拉乌尔.

明清之际，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近代科学第一次传入中国。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日本科技史家薮内清也曾写道:

1866年，一本题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书在伦敦出版了。这时，最后一支坚持作战的太平军在广东溃败，天国的大幕已彻底落下，但该书作者呤唎（F·A·Lindley）却仍然相信：“太平军将会像‘不死之鸟’一样从他们以前光荣的灰烬中复活。”就像李鸿章曾“借师助剿”———与洋枪队合作镇压太平军一样，太平军也曾招徕了诸多“洋兄弟”，他们既是太平军的军事顾问，也为太平军冲锋陷阵。呤唎，即是其中之一。在加入太平军的同时，他也进入了一个“太平天国梦”。直到去世，他都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太平天国之路1859年，呤唎乘坐英军的“埃繆号”来到香港。这一年，呤唎19岁，是一名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他出生在伦敦，父亲也曾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初到香港，呤唎写道：“我跟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对那些薙发、蓄猴尾的奇形怪状的男人颇觉讨厌。这种可怕的蓄发习惯不能弥补他们的微斜眼睛和怪异容貌上的残酷表情。”他有这种感受，并不奇怪。自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来，西方人已经普遍接受了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国人所做的画像：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没有什么区别，一律穿着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统治、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但就呤唎而言，与其说他在厌恶当时的中国人，不如说他在厌恶当时统治中国的那个满洲朝廷。他写道，到香港的第一天，他就花了三个小时，雇了一顶轿子四处闲逛，去接触中国人，去发现他们“有趣的特性”。之后，他也常常到餐馆里，和中国人聊天。他告诉中国人“关于铁路、气球、海底电缆等情况，他们也告诉我许多香港的生意经和中国政治的消息”。当他和一些中国人成为朋友后，他们也很乐意向他畅所欲言。他写道：“我的朋友们一致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呱呱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他们为了逃脱满洲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带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奇心，呤唎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香港出发，沿海岸向北航行，游历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在汕头，他看到了一场反清运动，“离城二十英里的一个地方，人民的公然反叛已经有许多年了。省里的制台几次派兵镇压，都遭失败，只得任其自治。”在福州，他记录了一场当地官员对商船的镇压，“福建制台出了告示，因广东人有违法行为，不准入内河贸易，但这告示尚未传遍，就有三艘满载货物的广州大船驶入了内河……触犯禁令，全遭屠杀，船只和货物也均被籍没。”过程堪称野蛮，官军先是炮击，然后登上商船，把水手“剁成几块”。呤唎写道，他像在香港时一样，“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从这些观察出发，他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辩护者，为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进行辩护：“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为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邪恶的满清政府造成的……横恣暴虐的专制摧毁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在这一路上，他也不断听到关于太平军的消息，到上海时，他已经产生了接触他们的想法。他写道：“我对清军的印象不好，因此渴望对他们的敌手有所了解。太平军不仅宣布要推翻暴虐的异族统治，并且宣布要在国内扫除偶像崇拜建立基督教。我决心放弃原来的职务，以便可以比较自由地行动。”他辞去了军官职务，到一艘悬挂英国旗的中国商船上入职大副，从上海到苏州去采购生丝，借以获得观察太平军的机会。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做起了他的“天国梦”，而且他知道，太平天国也开始于洪秀全的一个异梦。1837年，洪秀全在第三次应试落榜后，大病一场，昏死在床。人们以为他死了，结果他醒来，讲了一个梦：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一群人。这些人一路奏乐，抬他到一处光明之地。一位金须黑袍的老者接待了他，交给他一把剑，让他回人间斩妖除魔。在当时，即有许多观察者认为，这是洪秀全在巨大压力之下，所出现的精神失常，但呤唎却认为：“洪秀全的异象，虽然如此奇异，并在许多要点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只有以某种凡世的工具作为媒介，才可以收到凡世的效果。这一点后来毕竟在洪秀全的身上实现了。”天京的美丽新世界这个“实现”，在呤唎的眼中，即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出现。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这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味。对洪秀全来说，意味着新秩序的产生；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暴乱和死亡。当呤唎踏上天国之路的时候，一个名叫艾约瑟（Joseph·Rdkins）伦敦会传教士也在观察并试图进入天国。这个传教士认为，天平天国的出现，是先知预言“我必震动万国”的应验。为此，他带人乘船从上海前往苏州，在第四天晚上，黑暗中他们的船桨频频撞到一些东西，伴随着难以名状的腐臭味。他们点亮灯笼，所见几乎让他们瞬间昏厥——前方无数原木般的尸体塞满了河道，并向他们漂来。他们奋力划桨，漆黑中船桨嘭嘭直响。最后他们耗尽了力气，在浮尸群里沉沉睡去。另一个传教士，美国人罗孝全（Lssachar

编者按：7月25日，正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福建泉州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为中国的第56个世界遗产。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等98个国家与地区的商人、旅行家，均在泉州悠久的历史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在今天的推送中，让我们通过元朝末年的亦思巴奚之乱，了解泉州兴衰的历史。早在南宋后期，泉州已经“号为天下之最”，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海港。蒙元时期，泉州港更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性港口。《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发生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计98个，比宋代《诸番志》记载的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欧洲的、商人和旅行家自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登舟，直至中国的门户泉州。而发自泉州的东方货物，则经中东川流不息地运往欧洲。泉州这座

“伊奘诺”是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神祇，日本诸岛、诸神的创造者。用其来命名这一次长达五年的景气自然意义非凡。“伊奘诺景气”的五年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出现了“超高速增长”的说法。

直到晚清著名的张汶祥刺马案（改编成电影《刺马》和《投名状》）都仍能依稀看到这一叙事的影子，着重的是女人对男性情义的破坏性存在，即便她本人没有主动勾引，由她所引发的欲望本身就可能会毁灭人。

在贝赫迈，年仅17岁的普兰被匪徒们反复轮奸、羞辱、虐待了三个星期，在匪徒的强迫下，她还被迫整日全身裸体在村子中活动。坚韧的普兰在一天晚上设法逃离了这里，不过，长期受辱的经历并没有击垮这位印度女子。

淅川的陈舜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家中长辈在清末甚有功名，从小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求学于豫南师范学校，在省城开封结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世界潮流和国内政治形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米兰荒漠发现了佛教遗迹，其中出现了绘制于公元2-4世纪的带翼天使的形象。这种形象来源于中亚的健陀罗艺术，而健陀罗艺术中的天使形象，则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厄洛斯。

谢灵运是当时最优秀的诗人，此情此景，他禁不住吟诗一首：“我是谢康乐，一箭射双鹤。试问浣纱娘，箭从何处落？”两个女子听了，不予理睬。谢灵运又做一首：“浣纱谁氏女？香汗湿新雨。对人默无言，何自甘良苦？”

她如实说出后，黑田给了她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还邀请她参加第二天德国大使馆举行的为希特勒祝寿的宴会。虽然心有戚戚，但是当回到家中看见孩子，她安慰自己，她必须谋生，这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为了孩子。

明治年间的1000万日元大抵等于现在的2000亿日元，是很大一笔款项了。对此，当时的中央政府实际掌控者，同为萨摩出身的维新三杰另一位大久保利通表示，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此次大规模攻势日方称之为宜昌作战，中方称之为枣宜会战，于1940年5月初发动，参加作战的日军兵力为第3、13、39师团主力，第6、15、34、40师团各一部组成。总兵力约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