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风摘要：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本文转自新三届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绝版图书，数量有限，手慢无】【《回首“文革”》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与反思，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书编者张化、郑谦，都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室原主任，参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撰写。他们二人还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专家，在著述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本书为汇编书，收录研究十年“文革”的分析及反思文章约94万字，是研究十年“文革”的重要参考文献。】采访手记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居然很自如。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而且显档次。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高跟鞋“嘣嘣”地磕，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坐下来谈话时，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上身很分寸地前倾，侧坐，双腿并拢，或者文雅地架着腿，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但她还是几度“失礼”了，泪流得太多的时候，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飞快地擦着泪，想继续谈话，但努力失败了。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啜泣。我猜，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什么时候都沉默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他就是那时候去的，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那时候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他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另外，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对父亲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马寅初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他就意外地答应了。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准备这次谈话，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列了9个大问题，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时时讲。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1964年春节茶话会，毛泽东请了16人，其他都是高层，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学制要缩短（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年），教育要革命”，教育方面左的东西，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那次清华和北大都有一个汇报。毛主席对文科、对北大更感兴趣。他对北大的教育不满意，而且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了。可父亲绝对没想到在教育文化领域会爆发那么一场他首当其冲的大革命，万没想到会来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把那么多人打倒在地。善良的人万想不到政治的残酷能到这样的程度。父亲去过延安，知道过去的一些事，但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现在大家说北大批这批那，但他没办法，他尽量做了些缓冲，但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毕竟很多人受了冲击，有的耽误了学业，他们对我父亲有意见和看法，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不管他个人认识是什么，他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要执行党的路线。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比较起来，当时北大的步幅比人大慢多了。读人大的根本没上两天学，都在搞运动。我父亲还老压着要上课，老想增加课时，老想开展科研，那些年北大发展了很多新的学科，成立新的系，中央对我父亲是不满意的，他正好夹在中间，两头很难办。他往上要牵扯多少人，往下不能推卸责任，所以什么都不能说。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但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一定要去。当时他小便不能控制，是带着尿不湿去的。他心里真的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但说不出来。他对北大很有感情。有一回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把你在北大的事写出来。当时父亲的泪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绝版图书，数量有限，手慢无】【如果是真实的材料，堆砌又何妨？离我们这么近的年代，对我们及后世影响巨大，但相关的著作却如此稀缺。所以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本必须要看下去的书。而且，这本书并不难读，它把运动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楚，包括出现的不少曲折……】什么时候都坚强父亲不说他文革中的遭遇。只是那时候我妹妹住校，另外文革结束后北大清算四人帮，有别的受迫害的人发言，专案组的罪行交待之类的，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惨。但毛泽东时代也赋予了父亲坚强性格。父亲的外号“大炮”。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晚上，收音机不停的播《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我们几个孩子当时都没判断能力了，听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那晚，一伙中学生跳墙入院，大叫“黑帮陆平出来”，父亲把他们放了进来，他们也没干什么。这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他们说父亲是假党员，他过去上下线联系的一个人，就是不肯证明，说想不起来了。父亲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多少天不准他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他，胸前挂块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江西农场劳改两年，他就跟小卡好。小卡是北大生物系的一只狼狗。父亲被下过病危通知书，但他挺过来了。全家都遭罪。父亲被专政时，母亲在送去的香烟里夹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一定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结果被发现了。那天事情赶到一起了，妈妈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哥哥陆征的同学来斗他，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年轻力壮，喊“打倒法西斯”。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哥哥被打得脑震荡，昏死几次。他多少年从不参加十九中校庆和同学聚会，不能想起那些事。家里就剩姐姐、我和妹妹，1968年，姐姐陆微徒步去山西绛县插队。走了一个多月，极其艰难。我去云南。北京家里就剩一个10岁的妹妹。学校让一个贫下中农大妈照顾妹妹，每周炖一锅白菜给她吃七天。后来她脑血管痉挛。任何刀子剪子、血、带刺的东西都不能看，看了就痉挛。吃中药，现在好多了。我也一样，到现在也不能看知青的东西，看了就头剧痛，泪流满面，受不了。在云南，我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从来不跟黑帮说话，但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开始我坚信父亲一定会昭雪的，可七八年过去了，我有点扛不住了。文革真的值得好好思考。全民族都跟疯了似的，完全失去理性。挺可怕的。就像季羡林说的，他最初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后来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民族基因里透着些什么，个人崇拜走歪了，我们的斗争哲学，这些都要反思。什么时候都相信党父亲党纪观念特别强，他在北大工作时，毛、邓、刘、贺、彭的孩子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凭考分考上的。刘少奇的孩子从北大转学到东北，后来想再回北大，父亲愣不同意，要他们按程序走，再经过一次考试。根本没有走后门一说。邓朴方跟我说过，“那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你父亲就把我们几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召集起来，教训一番。”年年开个这样的会，要他们和工农的孩子一起。我们家孩子从小都是自己洗衣服。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让我们用，公车没坐过。建国后几十年，母亲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但从没搭过他的车，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1971年，母亲才51岁，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慢慢能动了，看病都是自己搭公交。有一次还被别人挤下车，摔裂了尾骨。去世的当天上午，她去医院看病也是乘公交车去的。父亲从来不反党，永远信任党。1958年，他去浙江考察，对大跃进有点怀疑和看法，但居委会上门让大家献铁，他还是很积极。他觉得，对党的路线有看法，可以在组织会上提，但是行动上不能和党不一致。文革后父亲带我去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萧克。文革中父亲的党籍都停了，我是走资派黑帮后代。但我憋着一口气，坚持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后代，表现很好。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对我还好。有一天听说上头来人了，就是萧克，要开会，通知我去。我没怎么在意，那时成天干活，衣服也脏脏的。坐在会场角落里，觉得这个会跟我没关系。有人同情我，就向萧克反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第一张大字报打倒的黑帮的孩子，人表现不错，申请入党，能不能让她入？他看我的目光特别凄楚，战友的孩子就在眼前，他却爱莫能助。他看着我眼睛，说，你长得真像你母亲。我也不知道在根据地的时候，他常和母亲见面。他又说，党是有政策的，无论家里成分如何，重在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文革中的患难之交，特别让人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眼光，那凄楚，刻骨铭心。我现在有时还去看萧克的爱人，她也是知识分子。父亲和萧克谈得来，其实他们级别差得挺多的，但萧克是军中的文人，书香门第，父亲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共同语言。【绝版图书，数量有限，手慢无】【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本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什么时候都敬畏知识分子父亲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我家住在燕南园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们，咱们的邻居都是泰斗级知识分子，他们要做学问，一定要安静。他在北大那种情况下，还增加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等十多个学科，建了十三陵等几个理科教学基地，办了北大附中。他一个想法就是搞科研。他总认为学校应该安静、是读书的地方，那些年北大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运动，对教学冲击太大。父亲一直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他闹革命的时候，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他去樱桃沟参加军事夏令营，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在。教育救国在当时不行。到了和平年代，就应该发展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父亲那里根深蒂固。这观点他没法说出来，但他深受这个影响。他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赶超莫斯科大学，不就是发展教育吗？当时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明确反对。他是想保知识分子的，但无能为力。1958到1959年，马寅初被批斗，家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哥哥当时读小学，好奇，也跟同学去看热闹，回家后父亲非常生气，训了一大通，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去马家捣乱，也不准写大字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不准做。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读书。读书是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没有满足父亲的期盼。我文革中参加过一次考试，就是张铁生那一年。我作文本来很好，在学校老师都当做范文的。考试时作文写到一半，突然想到，我一个黑帮崽子，怎么可能让我去读书。一下子心情全毁了，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用钢笔在考卷上戳了六个点，没再写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分数还算靠前的，被录取到重庆大学还是成都大学的桥梁隧道专业，学校招生的时候，发现我是教育界的黑帮子女，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让我上学，我不干，我坚信我是共产党的后代，军代表劝我，管它什么身份，先上学再说吧。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哥哥也是。他也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到一个大学，也放弃了。我知道我们是被毁了的一代，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考的。后来我考到北大分校――我跟你说我父亲的心愿。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快，是家里遗传。可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应不行，人都呆呆的，木木的，成天不说话。我北大分校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木唧唧的，就说，“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连着说了三遍，就那么一句话，多一句话没有。他就希望我们读书。【绝版图书，数量有限，手慢无】【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叙述、论析的是l956年9月至1966年5月，共和国十年曲折复杂的发展史。它凝聚历史风云，对于八大路线、反右派运动的发动、两次郑州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的逆转、军队里的反彭黄反谭政斗争、三年经济困难、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的演变、党内矛盾特别是上层矛盾的发展、“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共和国60年，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

订阅“新周说”更多精彩哦！读《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稀缺图书，点击获取，手慢无为什么要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假的吗？这个话题很值得品味。其实，真实的和假的之间还有好几个档次，比如说，不那么真实的。有时候，有的历史是画过妆的，也许需要清洗，杨天石是“清洗大师”。几年前，我到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想亲眼看看《蒋介石日记》，当然，抱出来的是一堆复印件。其实，这里的复印件也不能外借，不能再复印，研究者只能是抄。图书馆的人告诉我，一个中国学者在这里几个月，每天都来抄，意志力惊人，这个人叫杨天石。我知道这段故事，也认识杨先生。杨先生的刻苦不只是在胡佛图书馆，有一次他去台湾参加活动时，在台北“国史馆”幸运地看到了摘自蒋介石日记的一批未刊著作，其中内容已经延伸至1942年。欣喜之余，他不仅自己加速抄写，还花了6万台币，邀请一批台湾学生帮助他全部抄完。因为长期的国共内战，国共双方对对方的人物都有很多抹黑，都不够真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杨天石为了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首先要解决先入为主的问题。杨天石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不喜欢蒋介石，但是，历史学家不以个人的好恶来搞研究。说实在的，以杨天石来碰蒋介石，二石相撞，真的出了火花。这本书里讲了很多以前大家听到的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提出的方针。1931年的918晚上，日军对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进攻，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顺便说一下，现在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起点就在这里。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当然口述只是一个佐证，杨天石的这本书里还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有张学良9月19号的通电，说到，日军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虽然这是转发他的两个部属电文的通电，但这是“不抵抗主义”这五个字首次见诸于文字。张学良的部属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一定遵照了9月18号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这也有他的下属的回忆为证明。杨天石还有张学良日记的佐证，1946年1月3号，张学良日记写道：九一八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14年。稀缺图书，点击获取，手慢无还有就是1945年的国共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发生过两次180度大转变。一次大转变是他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解放区拥有的人口和兵力状况，是很惊人的数字，蒋介石非常愤怒，他在日记里写了中·共·的六条·罪·恶·，下决心要扣留并且成惩办毛泽东。但是因为有美国和苏联的因素，这两个国家是承诺了毛泽东的安全的，蒋不敢贸然行事。但是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改变。就在蒋介石准备破釜沉舟，豁出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最后蒋介石还是决定放毛泽东离开重庆，毛离开前，蒋还老大不愿意地为毛颁发了“胜利勋章”。他在日记里愤愤写道：双十节授勋，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等等。这本书里还揭开了很多事件的谜团，例如淞沪和南京会战，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蒋介石与美国史迪威之间的诸多过节的形成，等等。我读这本书的体会是，要想做历史的明白人，还是要多读书，特别是读独树一帜的专家的书，否则，很可能浑浑噩噩地一直糊涂着。点击购买稀缺图书，点击获取，手慢无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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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7月20-21日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举行，由清华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主办，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承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NCSC）、美国环保协会（EDF）、Global

订阅“新周说”更多精彩哦！从百岁老翁基辛格访华看后继有人最近在华盛顿小住。常常想，我第一次到美国东部是2013年，五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演讲。今年整整十年。而我上一次到美国，正好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日活动，2019年的7月4号，我顶着烈日看美国人民在华盛顿DC的松散游行，晚上在房顶上看华盛顿四处升腾的烟花。今年我是7月5号到的华盛顿，正好是四年。十年减去四年，我近距离看美国的时间，就是六年。时间不长，而且我有一个短板，就是不会英语，所以，很难说对美国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六年时间也不短，总可以支离破碎地谈些感想了。最近，百岁老翁基辛格造访中国，也许算是创了纪录，也许很难再有百岁翁衔重任出访万里之外了，尽管我记得他已经说过几次这是最后一次了。一个在外交领域特别是中美关系领域功勋卓著的长者，还这样奔波，精神确实可嘉。赞叹之余，还是想发些感想。早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亲历的中美关系变化》（点击”阅读原文“），其中说到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问题之一是没有下功夫关注美国的年轻一代。美国的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和资深汉学家大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基辛格可以作为代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和学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中国方面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看中国美好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中国做起了生意，而且赚了钱，所以，他们喜欢中国，也会赞美中国。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或来上学，或来作媒体的驻华记者，或来出差，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老一代的待遇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阴暗面，有的人还受到了不让他们接受的待遇。例如曾任美国副国家安全助理和美国亚洲事务主任的波廷杰，在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而且使他印象深刻。他出任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主要官员，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现在，随着共和党丢掉了白宫，波廷杰也黯然离去，但是，美国政治就是这样，他的卷土重来是大概率事件。我来往美国多年，认识很多美国的中美关系学者，他们都是中国通，对中国也大都很友好，但是，他们确实岁数大了，很多人退休了，例如杰夫贝德、李侃如、兰普顿、傅立民等，还有一些中生代，在中美关系领域里耕耘多年，成绩斐然，但是也需要后继有人了，像沈大伟、傅士卓、陆伯彬、江忆恩、戴博、葛莱仪、甘思德等人。年轻一代在哪里呢？我们会重视他们吗？或者说一句功利的话，有人愿意烧冷灶吗？记得八年前，2013年6月16日，11位来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在著名学者蓝普顿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白莉娟带领下，到杉园作客，这是一次民间外交，但我还是请了中国的一些著名教授作陪。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美国人都是研究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的，而且说流利汉语，汉语水平超过他们的前辈。这是中美之间的桥梁，是可以延续很多年的桥梁。他们的到访，和我在美国对他们提的意见有关。那次，我对美国学者提了两个意见，一是学者的岁数偏大，客观上压制了青年学者。二是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只重视和官方的交流，忽视了民间交流。我说，中美两国情况不同，美国有“旋转门”，官方和民间区别不大，中国则不同。美国人听进去了，带着年轻学者来，到了我家座谈，年轻和民间都有了。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年轻学者还都在老一代学者的阴影之下，没有挑大梁的。我倒是认识一个在美国有点影响力的学者，应该也是八零后，是个美女，她的中文名字叫梅慧琳。三年前，我们正好在华盛顿，恰好她刚刚获得一个研究大奖，以表彰她在军事研究上的出色。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已在五角大楼做分析研究五年，作过乔治城大学的教职助理教授，也作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据我了解，她是研究中国军队的领军人物之一。她邀我们在陆军海军军官俱乐部共进晚餐，席间总有帅哥过来与她拥抱亲吻，原来都是她五角大楼的战友。她对我这样感叹，由于是女性且是年轻女性，每每参加会议时，她总是少的不能再少的少数，中国的大学也很少请她去，但华盛顿的朋友们告诉我们，梅姑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大建树的，因为她的睿智，和她的坚定。这一点，从她报考大学只报斯坦福一个大学、一个专业就可以看出来。几年以前见她，她刚刚生了宝宝三个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她不能呆太长时间，因为孩子还小，要靠自己和丈夫带孩子。饭后我送她到她工作的企业研究所楼前，我提议合影，因为每次见面这是规定动作，虽然她产后身体有点发胖，但仍然毫不扭捏的同意。更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她准备第二年夏天到北京做研究工作一个月。我问，孩子怎么办？她说，带着去。带一个周岁的孩子远赴中国去工作，这对很多人来说，敢想吗！顿时我对她刮目相看！还有一次见她，感觉她状态很好，我调侃说，是不是因为上个月在中国呆了十天。她说，她喜欢中国，希望每年能在中国呆一个月。可惜她年轻，没有多少中国机构请她，他们愿意请年纪大的。这句话，也说明了中国的一些机构的误区。美国的年轻学者现在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最近，有朋友提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合传媒摘要：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本文转自《北京晨报》有幸找到一手史料李海文老师在家为读者签名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10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7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1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5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点击获取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政策执行的教科书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5000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造反派”的惊人腐败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点击获取得民心者得天下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7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2次，以上海为例，许多30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35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文革”本身就是闹剧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8亿人中文盲占2亿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当然，历史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这本书至少做到了内容扎实，所有材料均有出处。点击获取

会有人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少奇最先提出的。且不论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因为也有说法是王稼祥最先提出的。其实，即便是他先提出的，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也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