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傅高义：有的书一两年人们就会忘记，我估计这本书会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夸，但是我觉得，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人们都会看这本书，为了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事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一位编辑朋友早在2013年该书中文版首发时，就通过预订买了一本，还记得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9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可以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立即拥有：点击“阅读原文”，马上购买！出版社直接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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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个优质哲学号给大家！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者已然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大陆和台湾同时成了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推荐一个优质史学号给大家！“最是仓皇辞庙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蒋介石后来曾回忆说：“（内战时期）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然而这只能说是国民党崩溃时的表象。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毁于其自身的专制、腐败，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得道多助”？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的解读，让我们能很好地跳出“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然后是国民党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最后是中共取代国民党成就了一个新中国。请问您怎么看在这一百年历史巨变中国民党的过渡地位和作用？杨奎松：孙中山革命许多年，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24年以前，将近三十年屡起屡仆，几乎总是失败。1924年以后，全面推行联苏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变得声势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孙中山1925年去世，中国国民党依旧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当年中国之大，列强势力范围之多，军阀割据之普遍，没有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上和观念上比较容易凝聚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起作用，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纵使在内部出现分裂，以及与主张阶级斗争的苏联及中共分道扬镳的情况下，国民党也还是能够成功地集聚起相当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政权，创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唯一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认的中央政府。同样，无论那些名义上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军阀怎样反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统一军政财权的努力，他们的反抗也都难以赢得国人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此种较量虽持续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还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严重挑战，残余的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现象终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抑制。正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才能有抗日战争的发动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实际上都与中共后来的革命胜利有关系。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认识历史。满清王朝倒台以后，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与蚕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再多几个“二十一条”，再多几个“满洲国”也都产生出来了。那时，纵使中共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它要面对的问题就远不是像推翻一个国民党政权并取而代之那么简单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创立政权，仅二十二年时间就在中国大陆全面败给了共产党。您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原因是什么，能否认为其治国政策方略或政治体制上有致命的弱点，比如独裁统治、腐败、未进行土改等等？杨奎松：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是综合的，其实非常复杂。比如，这里有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的作用的影响。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总结过中共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换言之，中国之所以先有国民党，后有共产党，是有特定的国际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起作用的。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没有俄国人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做指导，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有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再比如，这里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作用的影响。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也曾多次谈到过日本的入侵。日本的入侵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它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初成统一局面、正在逐渐巩固和发展中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而八年的艰苦抗战，更极大地暴露出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和弊病，使之日渐走向反面。试想，如果没有日本入侵和八年艰苦抗战所造成的全面破坏，以南京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前日渐巩固和强大，以中共当时之力，不要说无法在几年时间里创造出大量的根据地和军队，就是想要维持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也是极其困难的。当然，国民党的失败，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这里面的原因同样也非常复杂。至少，许多所谓的失败原因，如果孤立起来看未必能产生多大作用，有的甚至可能并不构成原因。您能否举例说明？杨奎松：比如你提到的独裁专制的问题，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国民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很独裁、很专制，它也一直想要建立领袖独裁和一党专制体制，但实际上国民党却始终派系林立，内争不已。国民党最终大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蒋完全不能有效整合国民党自身和克服派系分歧的情况密切相关。与此相反，蒋介石到台湾后清除了派系，也没有了共产党，真的实现了独裁专制时，其统治反倒强固了。同样，所谓国民党腐败的问题，对其失败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官员腐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存在这种情况未必会导致政府迅速倒台。国民党到台湾后也一直存在腐败现象，甚至发展到“黑金”的程度，国民党还是照样统治了四十多年。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代表新兴力量的对手，其他方面不出严重问题，即使存在着严重腐败的情况，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政权迅速失败。土地政策的失误是不是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呢？恐怕也不是。国民党在大陆不搞土改固然是失策，但它搞了土改就不会失败吗？未必。说国民党因为没有搞土改而失败，是比照中共搞了土改而成功所言的。可是实际上，中共打败国民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搞了土改。试想，在抗战期间，中共在敌后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通常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它当时并没有搞过土改。抗战胜利后中共搞了土改，但也只是在其北方一些根据地里搞过一段时间，1948年就停了下来。在新解放区并明确规定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换言之，中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战胜国民党，靠的是军事胜利，与它在那里搞没搞土改并无直接关系。那么，依您看，就国民党自身而言，它败给共产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杨奎松：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但我在这里特别想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两个党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实在太相似了，很有点儿“既生瑜，何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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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个优质哲学号给大家！作家周国平说：“如果你希望自己或者孩子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人，那么，哲学恰恰是最有用的。”因为哲学是因好奇而发，以思考为工具去追求真知的。它能给人开阔的眼光、聪明的头脑和智慧的生活态度。研究显示，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平均智商始终位居前列。乔布斯、比尔盖茨等都是哲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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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个优质哲学号给大家！据有关资料记载，开国领袖毛主席一生曾经读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他本人回忆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读《资治通鉴》了。可以说，这部书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尤其深远的。从中也说明读史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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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在他被大学解聘后的第二年，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本风格独特的书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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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书君，要推荐一部任何人只要读一遍，便可终身收益无穷的神作。它自诞生，便让后世无数英雄顶礼膜拜。作家冯唐直到49岁，依旧每天读两章，以静心养性。重庆谈判时，毛主席和蒋介石公园偶遇，两人手里共同读的正是此书。△截图出自电影《重庆谈判》推荐一个优质哲学号给大家！金庸先生早年精准预测政治局势，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它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是的，这本奇书就是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壁”的《资治通鉴》。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而是专为宋朝皇帝打造的“治国教科书”。记录了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计16个王朝的兴衰交替。一本为皇帝写的书，普通人有什么阅读价值呢？作家张佳玮在知乎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读《史记》多了，人会热血沸腾；读《通鉴》多了，会考虑做大事前......先学一点逻辑思辨。读书君太认同了。如果说《史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人物的风云事迹，那么《资治通鉴》就是帮助我们洞悉人性，看透人心的“处世宝典”。给大家举个小例子。《田忌赛马》，大家中学都学过，田忌采纳孙膑的妙计，三局两胜，赢了齐王。这段历史，在《史记》中，和书上记载的差不多。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却告诉你：田忌赢了赛马，出了风头，却遭到“小人记恨”。贵为齐国相国的邹忌，却因为嫉妒田忌之才，派人假冒田忌占卜测大业。在古代，朝廷重臣，私自占卜是大忌讳，于是，田忌被诬陷起了谋反之心。齐威王便质问田忌是何居心去占卜，田忌难以自证清白，一气之下，竟举兵攻入都城要捉邹忌复仇，结果战败而逃......这个英雄失意的结局，忽然让这个故事，有了不一样的教育意义。而这正是《资治通鉴》被历代帝王将相视为枕边之书的原因——比起个人的奋斗和传奇，它更尊重史实，更希望我们看到历史进程中，不变的人性和成败定律。我想，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可能内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理想，就是这一生要通读一遍《资治通鉴》从处世的性情上来说，当千万人的生死，被你一页页翻过，你会变得更豁达。从做事的决策力来说，当你看到绵延千年的兴衰成败、新旧交替，再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你会更有远见和魄力。从做人的格局来说，当你冷观1362年的历史棋局，翻阅16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你会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功、名、利、禄。只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资治通鉴》原著的文言文实在太晦涩难懂，让大家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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