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约四成国际贸易以美元结算，美元资产占世界储备货币约六成份额，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尤其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更被视为全球资产的估值基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则、交易网络和组织机构等构成了美元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这一体系的发展历程缺乏正当性，美国政府的恣意妄为更令该体系积弊重重，越发沦为霸权国内部核心利益集团收割全球财富的武器。美元体系缺乏正当性回顾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前的美元体系是一系列“违约”和政治操弄的产物。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44个国家集体商议后同意实行以“黄金-美元”双挂钩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并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尽管美元借此取代英镑获得了枢纽地位，但其基础货币的发行存在与黄金兑换比例的硬约束，“黄金-美元”体系经签约国家的同意才具有一定的国际合法性。1971年后，由于美国国内的黄金储备无力兑付在海外流通的美元，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临时”关闭美元兑付黄金的窗口，这个“临时”政策如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美国政府单方面背弃了国际条约规定的兑付承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便失去了国际法基础。美元黄金兑换机制失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避免全球金融动荡，召集各国商议采用特别提款权（SDR）替代黄金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项以多边主义为原则的改革举措，试图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储备货币规则，帮助各成员国更从容地应对金融危机。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此类重大议程需要获得至少85%投票权的支持，而美国的投票权从未低于15%，这就赋予了它“劫持”国际货币公共事务的特权。美国在其他场合总是鼓吹所谓“一人一票”的决策规则，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治理上，它却坚定捍卫“一美元一票”的游戏规则。美国利用其事实上的“独家否决权”，长期阻挠特别提款权本位制度的发展和落实，以保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在美国的干预和操弄下，时至今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组成仍不具有普遍性和公平性，特别提款权的份额增长和国际用途仍极为局限，难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由此可见，美元体系的霸权地位和美元不受硬兑付约束的发行权力，是美国政府一系列重大违约和狂妄僭越的结果，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全球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要理解美元体系给世界带来的动荡和风险，不妨想象如下场景：办公室里挤着两百多位高矮胖瘦各异的同事，却只有一台空调。其中一个大个子肌肉男把空调遥控器死死地霸在自己手里，并只根据自己的体感冷热来调整空调温度，令其他同事尤其是体质跟他差异比较大的人深受其害——当许多人已经感到过热时，他却继续调高温度，导致众人满头大汗；过了一会儿他又令空调冷风呼啸，体质偏弱的同事带汗受寒难免伤风。从黄金和特别提款权上篡夺了国际储备货币宝座的美元，如今便是这台空调，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是这被霸占的空调遥控器。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从来只考虑其本土经济调控需求，而不考虑同处美元体系之下的各国的感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爆发了近200次金融危机，大部分都发生在美元的加息周期，这些危机的系统性根源就在于美国大起大落的货币政策。在降息周期中，金融业为逐利将美元外流到全球，引发各流入国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而在加息周期中，美元资金又迅速离场，造成相关国家陷入金融或者债务危机。美元的潮汐周期产生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形成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之源。2022年春以来，为抑制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0.25%迅速飙升至5.5%，引发多国货币大幅贬值，斯里兰卡等国更是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政治动荡、民生凋敝。掠夺和欺压世界各国的利器美元体系是美国攫取全球财富和权势的工具，臭名昭著的“双赤字”政策就是例证之一。“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存且同步增长。在美元承诺以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的时代，美国的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下降，因为美国政府清楚其债务本质上是以黄金计价的，将来连本带息最终都要用黄金清偿。但是自从1971年背弃美元兑付黄金的国际法责任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就持续飙升，所谓的债务上限仅仅是一块遮羞布和政客互相攻讦的手段。52年来波浪式扩张的财政赤字，令美国国债规模由金本位结束时的400亿美元，扩张到如今超32万亿美元，共扩张了近800倍，更何况其中约四分之一是由美联储“印钞票”无中生有购买的。同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亿美元扩张到了2008年的9000亿美元；而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在多轮量化宽松之后，这个数字更是在2022年冲高至9万亿美元。美国不断地滥发钞票，导致50年来全球货币的购买力不断贬值，全球资产、服务和稀缺商品的名义价格长期上涨。人们常用“寅吃卯粮”一词描述那些借债度日、超前消费之人，但以此来描述美国的“双赤字”政策则是不准确的。“寅吃卯粮”意味着借债人还将偿还超前支出导致的债务，而美国联邦政府透支之后，根本没有偿还债务的打算，只是不断滚动债务，无穷无尽地创造新债务。美国政府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以支持财政赤字的持续，本质上是其央行代表财政部向全球美元储蓄者征收的一种铸币税，是在窃取全世界劳动者和储蓄者的财富。美元的国际铸币税计算有很多方法，一种比较简易的算法就是美国每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因为他们年复一年地用纸片和符号换取别国的血汗与资源。美国的贸易逆差仅仅占美国经济规模的5%不到，有人以此论证说美国对国际铸币税的依赖并不严重，但其实这是被GDP的统计方式给迷惑了。美国在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包含了很大比例的非贸易部门产出，因此估计美国经济对国际铸币税的依赖，更应该采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其可贸易品产出之间的比值，该值通常在15%至20%之间，或者考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该值过去40年来的均值是20%左右。换言之，一旦美国失去通过铸币税从全球“吸血”的能力，美国民众的平均福利水平将比现在下降约五分之一。美元体系不但被用来窃取财富，更被用作美国政府的外交工具，动辄对别国实施金融制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当局之间的互动与联络发展出了复杂的报文系统和结算系统。前者如人的神经，后者如人的血管，它们与世界经济活动的骨骼肌肉等实体经济活动一起构成全球经济大循环。在这些相对“虚体”的组织结构的支持、映射和引导之下，研发和制造的实体经济才得以运转和壮大。但是如今的美国，将上述全球虚体经济的网络操控在自己手中，并以此作为权柄，动辄要挟切断反对者的“经脉气血”。美国利用美元的报文和结算体系迫使世界各国的银行配合制裁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国，便是实例。这就好比一家流氓物业公司，占用了公共资源却以此窥探业主的隐私，还动辄断水断电来要挟和勒索业主。这样的恶霸经常自诩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实际上则是在公器私用，其财富和权势都依靠美元霸权而得以放大。美元体系对美国的反噬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美元霸权也存在代价。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自从染上以双赤字牟取货币特权的“毒瘾”之后，大幅高估的美元汇率严重削弱了其制造业竞争力，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40%下降至今天的17.4%，制造业就业占比由22%下降到8%。以美国“铁锈带”为典型的蓝领工人群体成为双赤字和产业资本外流的牺牲品，而美国政客们却不负责任地将这一现象归罪于别国，指责东亚国家操纵汇率从美国“抢走”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美元霸权与美国的去工业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美国政治精英却在滥用美元霸权获益的同时推脱责任、指责别国，引发其国内民众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美元体系作用于美国内部的另一大恶果是加剧了贫富分化，长期大幅印钞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使得最富裕阶层的财富量增速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1970年，美国社会最富裕的0.1%人口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约为9%，如今已达20%。即便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曾导致资产价格一度暴跌，但是通过量化宽松注入流动性，富人阶级的财富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再创新高。中下层阶级却在该过程中倾家荡产，面临广泛的失业威胁。由此可见，美元体系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少数食利阶级，其流毒不仅贻害世界，也导致民粹主义盛行，最终撕裂了美国社会。正因如此，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开始呼吁世界应该摆脱美元霸权的奴役和剥削，连美国国内也有有识之士意识到，美元霸权不仅危害世界，而且长此以往也将让美国走向衰落和动荡。要想让这个世界从日益危险的逆全球化和民粹化浪潮中稳定下来，那么全世界回归一种公平的国际货币制度势在必行。（作者翟东升、魏子龙，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8月10日第12版）

各位老师、各位同事，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与学界的新老朋友们一起交流。我今天发言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产业进步同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正在全球产业的诸多重要领域攻城略地，把原先由德、法、日等国霸占了半个多世纪的“好买卖”抢过来。按道理，我们把这些富有国家的“好买卖”抢到手，本应就此过上跟他们至少差不多的好日子。但实际情况是，国内消费、就业、经济增速、通胀率，这些情况都没有明显好转。如今中国在通缩边缘徘徊，这比通胀还要麻烦，意味着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买房子、不敢借钱，也不敢投资。具体来看，首先，借助电动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传统汽车领域一系列技术的逐步成熟），中国的汽车出口正在超过德日等的汽车强国，尤其在电动汽车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其次，在无人机领域，中美两国在技术上领先于其他国家，都属于技术第一梯队。但在无人机制造的成本方面，人民币与美元实现了购买力平价。一位国内无人机领域的权威院士曾指出，就成本而言，一万人民币在中国能购买的无人机，约等于一万美元所能购买的美国无人机。另外，中国第一架大飞机C919已经交付使用，甚至连飞机发动机都即将国产。同时，芯片领域也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惊喜。芯片的进展，比我们希望的要慢，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还有前几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出坞，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产业发展的意义来说，高端邮轮可能比航母还重要，中国正在抢占过去由他国垄断的高端邮轮市场。在中高端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年轻人失业率正在超越南欧。南欧国家的治理经常出问题，年轻人失业率是出了名的高，一直为世人所嘲笑。但是现在，我们要反躬自省，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南欧了？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水平也是相当低：1998年，我在央视打工，一个月到手3000元。整整25年过去了，现在的大学生本科毕业，能拿到的工资比我当年多不了多少，可今天咱们央行资产负债表比当年扩大了许多倍，而现在的房价和过去也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最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年轻人失业率迅速上涨，更重要的是失业结构的变化，

作者按：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其对华政策多延续自特朗普政府，也曾多次明示或暗示要与中国脱钩断链，以此阻遏中国的发展和挑战；而后又说要搞小院高墙，精准狙击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上的软肋；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又进一步转变了对华政策口径，开始强调自己并不真的想跟中国脱钩，只是想在对华经济关系中“控制一下风险”而已，并强调中国不能不接他们电话、不跟他们往来。美国民主党政府为何如此色厉而内荏、前倨而后恭？我认为是因为在上台两年半以来，拜登政府经过反复尝试，终于开始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他们自己的整体利益究竟有多么重要了。众所周知，过去十几年来，我本人是国内最早明确预判中美关系即将质变的人之一，也是主张中国应主动对美有序脱钩的少数人之一。拜登时代，美国对华态度表面上有所软化，但我仍然坚持如下观点：破旧方能立新，只有先将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撕裂，才能有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为此，我将2021年出版的拙著取名为《平行与竞争》，并在将近1.6万字的长序中比较系统地阐明其中的逻辑。我知道我这样的观点暂时还难以为知识界的多数人，尤其是难为那些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并受益于此的朋友们所接受，因此今天特将此文再次发布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抛砖引玉，欢迎大家通过后台留言提出各种角度的批评，我将在数月后另外撰文回应。正文：所谓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模式仍然有待建构和探索，一部分外围国家试图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往来，对此应采取排他性政策还是予以足够的宽容度？该以相对收益和零和博弈来构思竞争还是应该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最大化？双方的竞争重心会在产业和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与安全上？那些在两大体系之间骑墙套利的第三方会受到何种对待？这些塑造21世纪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一意孤行，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若干重要的第三者之间多主体博弈之后找到的均衡解。本文将系统地阐述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勇敢地拥抱平行时代？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一、重回平行时代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两者同其它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如果分解到具体的国力指标来看，中美在许多指标上各擅胜长。有很多指标，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超越美国。比如制造业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以该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的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1]，汽车年销售量，智能手机产销量，互联网用户人数，线上经济B2C的规模，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能源和资源的消费量，全球五百强企业的数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塑造新一代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高铁，5G，数字货币技术等等。也有很多指标，仍然是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紧追其后。比如，GDP规模，互联网巨头的数量和市值，线上经济B2B的规模，独角兽企业数量，人工智能的论文和技术，全球排名靠前的一万所大学中的份额，高被引学者的分布，博士生人数，高被引论文与国际专利数量，公私部门研发总支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军费支出规模，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航母和隐形战机的数量，卫星导航系统，等等。上述各个指标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而其它国家则（已经或者正在）与这两者拉开巨大差距。当然，还有一些指标，美国排在第一，而中国连第二还没有排到。在这些指标上，某些经济体排在中国之前。比如，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英国），货币国际化份额（欧元、英镑、日元），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法国），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英国、俄罗斯），核弹头数量（俄罗斯），飞机、高级机床和芯片等高科技工业制成品（欧洲、日本）的设计生产能力，等等。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国竞技场上，中国已经被世界上多数观察者视为同美国一个量级的全能选手，而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等玩家则是在个别指标上还能吃老本。中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而美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中国以规模取胜，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有优势；中国以增量追赶，而美国以存量见长；中美之间一旦脱钩，美国目前领先的那些指标也将出现坍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那些指标，未来美国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落后于美国的那些指标中，有许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陆续追赶上，比如GDP、财政开支、军费开支、高科技投入等等。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是世界的现实可能正在向双中心格局演进。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全球化，是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双中心格局的出现，使得原先的国内国际条件不复存在。2011年夏，在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我过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经终结，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我主张中国必须主动而有节奏地“去美国化”，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经历“一人辩全场”的场景。2016年之后，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与中国的“脱嵌”。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国持续衰落和贫穷化的时期。1914年至1945年，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也就是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而东方阵营体系则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通常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主要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我经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牟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2012年之前，融入美国体系仅30年，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某些人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每念及此，尽管我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但内心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二、大国竞争的新格局“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跑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广大殖民地市场。之后，西方世界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历史性增长。这是西方为世界所做的贡献，也正是靠了这个“德”，他们才拥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地位，其中前200年中心在伦敦，后100年迁于北美华盛顿特区，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西汉、东汉或者北宋、南宋的关系。但是，所有的系统都会熵增，所有的王朝都会衰老。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还有人道灾难与惨重代价：贩卖黑奴与鸦片，杀戮北美与澳洲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离岸制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轰滥炸。在上升期的帝国似乎无须为这些恶行承担代价，而一旦进入帝国尾声，则所有的负面后果和报复力量都会汇聚到一起，成为摧毁帝国基业的洪流。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颤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掀起大国竞争中的大变局。罗马式同盟的辐辏结构与格劳秀斯思想传统曾经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竞争中一度领先，却也为自己埋下了盲目自信的伏笔，以至于竟没能发觉与收益对等的风险——就像孟德斯鸠看到了罗马辐辏体系开疆拓土、同化文明的无往不利，却没能看到霸权杠杆背后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险途。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他强调美国依靠的是阵营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单打独斗，它可以调动的是全球各地盟友的总体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土3.4亿人的能力。而我则回敬他说：“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你们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很可能会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作为大学老师，我除了给青年学生讲授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也经常思考如何为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发展打开空间：比如，如何正视和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的代际不公平问题，如何逆转所谓的“阶层固化”问题，如何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过高的问题。我此前以各种形式呼吁过的“未来起点收入”倡议，就是答案之一。但是这个五一假期中，就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有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其内容令我寝食难安。几十个中国年轻人被捆绑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据说地点是在缅北。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有人说是搞电信诈骗，完不成指标就会遭受毒打折磨，更悲惨的命运是被摘了器官出售。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者，看到视频中的中国年轻人被戕害、屠戮、贩卖，当然是痛心疾首、愤怒不已。但是作为国际问题学者，我又必须尽量控制情绪，以相对专业的态度去调研和分析。缅甸这个国家我去过，就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该国地理位置很重要，自然风光也不错，但是其国情类似于100年前的旧中国：军阀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分裂混乱的公共部门无法为国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因此经济仍然停留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阶段。缅甸东北部存在多个民族地方武装割据政权，是中央政府难以管辖的区域。新冠疫情这几年，缅甸境内的无政府状态，已经从东北部向西北部蔓延，形势越来越混乱。视频中的场景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是因为大量的黄赌毒诈绑等非法勾当聚集到这些割据政权的羽翼之下，成为其事实上的税源和核心产业。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借助摄像头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中国境内的偷盗、绑架、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打击，扫黑除恶风暴也有效抑制了地下社会的泛滥。但是技术进步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可能，他们躲在中国执法力量鞭长莫及的搞跨境电信诈骗。针对国内外华人华侨的诈骗产业，最初由台湾岛上的某些势力“发展”并蔓延到东南亚、中东等地。在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之下，某些友好国家的政府对这些非法勾当给予了实质性打击，比如柬埔寨。但是在东南亚，还存在大量地区是各国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有效施政的，比如缅北和泰缅边境，最终都成为藏污纳垢之所。聚集在缅北等地的那么多中国年轻人是怎么去的？据我对专业人士的电话调研所知，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人是非正常途径到达的缅甸。有一部分是被所谓高薪岗位或者别的什么名目给诱骗去的，甚至有海外留学生被骗到泰国然后被转至缅甸的，被骗的人一旦去了就失去人身自由。但还有一部分竟然是自己去的，他们就是想去捞偏门发横财去的，中国驻缅甸使馆对后一个群体的劝说和阻止，他们是不听的。前几年地方政府也参与到对这个群体的工作中，比如通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向他们喊话施压，要求他们回国，但也许是因为失去了人生自由，也许是因为自觉已成负罪之人，据说效果相对有限。要想根治此事，必须国内国际多方发力，外交、安保、技术多措并举。昨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志访问缅甸，向缅方指出“缅甸边境地区长期盘踞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严重侵害中国公民利益，中国民众对此深恶痛绝。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决心严厉打击。中方要求缅方采取切实措施，协调各部门继续推进中缅泰联合打击行动，并及时解救被困中方人员。”缅方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执法安全部门合作，严厉打击边境地区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维护边境秩序。”看到这条消息，我心下稍宽。值此国际风云激荡之际，中美关系，俄乌冲突，中东和平，每一件工作都会牵涉巨量的精力和注意力。外交工作头绪多、责任大，但是秦刚国务委员此时访问缅甸，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电信诈骗和绑架问题。人民的关切就是我们各项工作的重点。这趟缅甸之访，正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在外交工作上的体现。以我们今天的综合国力和行动能力，相信一定能够在国际联合执法中救人于水火，除妖于巢穴。当然，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是短期的应急举措，我们还需要从根源上理解和治理问题。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如何缓解，国际法和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如何平衡，如何在电信、银行、个人隐私保护等多个环节中切断境外犯罪分子的作业路径和利益链条，等等，这些都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们提供智力支持和解决方案。

跟几位学界朋友餐叙，探讨天下大势，其中一个主题是美方试图发动的新冷战。对此，我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朋友们批判。一、新冷战已经开始了吗？目前的态势是，一大半美国人（共和党和中间派）希望搞一场对华新冷战，另一小半美国人（偏民主党）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搞新冷战，该搞到什么程度；但是在犹豫和混乱中，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了对华新冷战。但微妙之处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不接招，更不随之起舞，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战略定力。二、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想要搞对华新冷战？内因是主要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内部分裂非常严重，需要一个强大对手带来的聚旗效应，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凝聚力。当年的苏联、后来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都是他们曾经选择的敌人，如今则看上了中国。大约二十年前，上海的倪乐雄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寻找敌人》，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美国由于先天构造的缺陷，所以需要不断寻找敌人以巩固自身内部的认同。靠什么把自己那肤色各异的3.3亿人缝合在一起？传统答案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和美利坚爱国主义，美国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右手捂着左胸对着星条旗唱歌。但是2008年之后的量化宽松、危机救助和医疗改革却明白地告诉美国人民：你爱美利坚，政客操控的美利坚爱的却是大资本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你。美国内部的价值观分裂，让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裂痕从未如此之深：大约一半人相信保守主义，另一半人相信政治正确与白左文化。他们互视对方为邪教、异类和叛徒。这个种族多元、贫富分化、民粹汹涌的帝国，一贯声称自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其实至今仍然是一个种族沙拉盘，走向独立建国的近250年来，其种族和阶级的块状构造并没有被融化掉。美国精英阶级试图搞对华新冷战的另一个动因是一种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如有神助般地赢得了冷战，对于冷战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也许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他们用新冷战来定义和描述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助于坚定国内各方信心，鼓舞盟友士气。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其实也是冷战的赢家，而且还是关键赢家；离开了中国的砝码，冷战的胜利天平根本不会倒向美国。只不过中国人在后冷战时代一贯低调谦虚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不居功不骄矜。真要搞新冷战对抗，中国的赢面应该比美国大：中国本土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主体民族占比高于美国，技术赶超的势头很猛，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实是融合了美苏两个冷战超级大国的各自优势而形成的混合型，因而比美国体制更加适合对抗和斗争。三、当今国际格局与冷战时代有何异同？未来会如何？国内外学界对冷战的特点通常有以下概括：二战胜利同盟内部的瓦解和对立；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之争，提出了争锋相对的两种现代化方案和对人类未来的两种不同想象；两大阵营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与明确的地缘政治边界，（对方阵营内部的冲突和战争，比如波匈事件等，可以叫骂嘲讽但是不能越界下场干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发达国家无论加入哪个体系，由于参与的分工规模扩大了，都会比那些游离于两者之外的国家要过得好一些）。反观当今国际格局，也有以下特点：一是冷战胜利同盟的瓦解与对立。随着国力对比、利益格局、政治路线的一系列变化，中美之间曾经的信任和善意消失了，曾经的朋友变成了对手。二是意识形态与制度裂痕在加深，但是还没有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其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有一定共通性，其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又与共和党的新意识形态有某些相容之处。三是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正在酝酿。中美之间的贸易、技术和资本的互动在减少，但是存量仍然相当可观，在美国政治的单方面打压之下也的确表现出一定韧性。中国在芯片、飞机发动机、创新资本供给等领域的本土替代正在取得明显进展。四是核恐怖平衡与地缘边界意识缺失。中美双方核武器数量差距比较大，但是经过后冷战时代这么多年的核弹小型化努力，核门槛却比冷战时期要降低了许多。更加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边界意识，美国政客并不觉得自己插手台湾、香港和新疆事务是在羞辱和伤害中国。主权与人权孰重孰轻？如此前的大国间划分势力范围是否有必要？中美双方的认知是存在重大差异的。正是由于当下与冷战时期的上述相似与重大差异，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刘易斯·加迪斯说，冷战其实是长和平，并不是太坏的事情；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能够重复当年冷战之故事，保持长和平，那就谢天谢地了。中美之间还没有经历对双方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的真正的危机，只有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重大危机，才会塑造出双方言行的边界。四、中国该如何应对？从战略博弈动态演进的角度看，我们在短期（三或五年内）、中期（五到十年左右）和长期（2035之后）的应对方式应该有一定差异。短期内，对于美国跃跃欲试的新冷战挑衅，中国不应战，或者至少暂时不应战，而是采取了缠斗和拖延的方式应对，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战略选项，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对手需要借助与我们的对抗来团结内部各派和盟友，用对华冲突来治疗自己的精神内耗，而我们就是不借给他这个力量，让他因为扑个空而失去平衡。就如曹刿论战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越是往后拖，双方的军事和科技力量对比越是有利于我，届时无论是战是和，我们可都有更大胜算。二是中国自身也需要时间来逐步动员和整合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认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毕竟存在大量的人口是依靠对美西方的进出口来谋生发财的，与之关联的是在价值观上亲西方的、认同其“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大量白领、金领、资本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在中美正式进入对抗之后，上述群体在政治上会如何站队如何发声，是需要有预判和预案的。对他们需要逐步引导，其中绝大部分人是爱国的，也是完全可以教育和引导好的，而最好的教师恰恰是美国。每一次美国在经贸和科技上加码对华打压，每一次美国在台湾和新疆等主权问题上挑战红线，都会刺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和市场派人士重走华为高管们过去十年间的心路历程。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越来越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中国本土科研企业攻下剩下的几十项核心卡脖子技术从而实现进口替代，中国东南沿海经济重心的抗压能力也将越来越强大。中期内，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对美深度脱钩的准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某些顽固反华势力在台海、南海等周边区域主动挑起对华地缘政治冲突的概率不可忽视，更加重要的是，一旦我们完成前述贸易转型和科技攻关，那么中美经贸脱钩对于美国的伤害将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正如我在过去十多年里的书籍、文章与演讲中反复提到的那样，美国的力量优势主要不在于它国内的3.3亿人口，而在于他覆盖全球的帝国体系，包括美元体系、盟友体系、传媒、高教和非政府组织等构成的全球性跨领域大网。这种网络性、系统性力量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你与之斗争的时候，你的斗争对象其实是包括你自身人口和资源在内的全球80亿人。而反过来讲，一旦我们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彻底撕裂，那么美国的力量衰减和福利受损将远大于中方。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我们将赢得对美的所谓“新冷战”，因为谁的分工规模越大，谁所主导的体系整体经济效率就越高。换言之，我们仍然要坚持和扩大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针对全球友好和中立国家的，而对美国本土则要搞明确的排他性和抑制性。在这种阵营对抗过程中，美国社会内部种族与阶级的分裂，美国本土人口规模的有限，美元体系半个世纪以来所提供的广义铸币税迅速消失，美国部分盟友和追随者的反叛，这些都将导致美国霸权和经济力量的非线性塌缩。其实，在新冷战方面，中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人口规模大，产业规模效应明显，内部相对团结，强政府具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等等。一旦这些优势得到重视和发挥，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压到美国及其核心盟友是完全有把握的。也正是因为逐渐意识到上述前景，相对理性而不那么民粹化的拜登团队，最近一年来开始表现出“亢龙有悔”的味道，先是说“我们竞争但不能开战，得有护栏”；然后明确表态说“中美不能脱钩，要搞小院高墙”；最近又说“制裁不是为了伤害中国，只是为了‘去风险化’”。这几天的新态势，是其国务卿、财长、商务部长在内部争夺谁先访华的机会，因为谁先访华谁就能将自己分管的领域作为中美关系的优先项来予以实施，谁就能扮演他们所希望的“中美缓和”détente的功臣。对于当前这种态势，其实我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如此预判，却被不少只看中文自媒体的朋友笑话说错判了。我现在担心的是，美方态度一软，国内一批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战略远见的人就又想着就坡下驴了。至于2035年之后，究竟是分是合，取决于期间的战与和、各条战线博弈的胜与负、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是否结束等等条件。总之，面对一个精神分裂的、歇斯底里的美国，我们既要有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斗争的定力和意志，又要有最终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不应幻想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也不应幻想不经过艰苦卓绝和惊涛骇浪的斗争就能把美帝国的嚣张霸权击退打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内外两个循环都需要做重大结构性调整，至于具体应如何调整，以后另外专文论述。

过去几年贸易战和疫情，供应链等不确定性上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疫情、贸易战等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幅上升。高度不确定性下，企业比较谨慎，增加了预防性的外汇留存比例。

一、争论一月底我把赵燕菁教授的一篇名为《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随笔文章贴在了我的几个号上，引发了微信公众号（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B站、头条、微博等几个平台上总计二十多万的阅读和数千评论，其中B站和微博据说被自动屏蔽掉了不少评论，否则评论数更多。围绕赵燕菁教授的观点，从事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的朋友们也吵得很热闹，有的经济学者批评赵老师，说“你是搞土地金融的，对于宏观经济学是外行，中国可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了”；而其对立面则反驳说赵老师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出发，债务怀疑派才是黑板经济学家。（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张明教授主持的两位市场派首席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徐高VS赵建）。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也收到很多网友的私信，观点两极分化严重：有的夸赵老师敢想敢说见地深刻而独到；也有的指责赵老师是房地产利益的代言人；还有不少人问我，翟老师你把赵老师的文章贴在自己的号上，是否意味着你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他这篇文章中大部分观点我都是赞同的。这两年我们俩交流得不少，每次他回京我们都会组织学界和政策界的朋友们餐叙。赵燕菁教授与我的知识结构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补，他跟我讲土地和资本多一些，我跟他讲货币体系和国际格局多一些。今年春节他回京过年，我们又畅聊了两次，所见略同，分歧较小。《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中国经济下滑不完全是因为疫情”，其实也是最近半年来我在各个场合的最主要观点之一。当然，老赵同志一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中国经济之潜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金融风险爆发而着急，担心中国跌入日本之覆辙，因此文中急切焦虑之情溢于言表。相比而言，我的态度比他淡然而超脱一些。我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是历史大周期所决定的“定数”，因为一代人必然有专属于一代人的认知，人们的认知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专家学者站出来大声疾呼，通常情况下并不能有效而及时地改变大众的集体认知，很多时候只能招致误解和谩骂。我寄希望于教育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思想的囟门还没有完全闭合，还能学习和理解超出他们既有认知的新观念和新逻辑。我相信在社会科学领域，“心能转物”，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不一样了，选择和轨迹就会不同。因此，对中国的前途无须悲观。针对朋友们的评论和疑问，我觉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罗列出来，既是对赵老师的一部分观点的补充和修正，也是梳理我自己对当下和未来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供大家批评指正。二、我对地方债和土地市场的由来与功能的认识中国经济的这三十年繁荣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发展中的各显神通。平级地方政府之间都是竞争对手，相互比招商引资，比经济增速，比产业升级。有些省里在开会的时候，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的座位次序是根据上一年度的经济业绩安排的，非常公平而残酷，不断强化大家的竞争意识。1990年代初，源自上海的两位领导人入主中央，相对于北京、广东、四川、东北等地的封疆大吏们，他们缺乏打江山那一代的天然权威，以至于新领导感慨说“手里没有把米，小鸡都呼不来”。于是就有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从此大部分税收收入归中央，地方政府则获得了改革和发展的大量“事权”，而事权对应着花钱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发现自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谁能找到常规税收之外的额外财源，谁就能获得招商引资、基建投资、以低价水、电和用地价补贴出口制造业的先发优势，从而形成制造业聚集、年轻人流入、城市化扩张、税费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1987年，曾有香港公务员来上海、深圳等地，手把手教给了大陆地方干部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是如何玩土地财政，（或者用赵燕菁教授的话讲是“土地金融”），如何把沉睡的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变成灵活可用的巨大财政现金流。随着这种土地经营术在各级各区域地方政府中的传播和升级，各地政府成为本地房产市场最大的庄家，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类似于长庄慢牛股的走势，碰上牛市就放量涨，碰上熊市就缩量横盘。操盘水平低一点的地方，会看重短期内的卖地收入，要么把价格拉得太高，要么推出的地块太大太多，以至于后继乏力，比如早年的昆明。而操盘水平高一点的地方，则提前低价屯好巨量土地，然后力保房价地价长期慢涨而又坚挺，手中的剩余土地则用作抵押物，从银行和债券市场获得巨量信贷，再用这些钱去撬动产业资本的流入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香港的地产商早就知道此中门道，所以有些人就跑到中国各大城市的核心地段贷款低价拿地，然后捂住不建不卖，以获取利息与土地长期涨速之间的差价。我在以前的文章和视频中都讲过，世界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都是政府无力向国民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医疗保障、战略产业扶持等公共产品，所以国民陷入贫穷、动荡、内耗的恶性循环，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未经社会革命的国家机器无法征收到足够规模的税。先发国家通常是靠殖民贸易和掠夺，或者对外战争胜利获得的巨额赔款，从而将外部财源转变成对内的公共产品，以此启动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其中越是能利用好债券市场的国家，比如英国，就越能用较优的债务信用和较低的债务利息赢得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包括在世界市场上和国家间战争中的竞争；而越是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债券信用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就在竞争中逐步输掉自己的先发优势，陷入违约、高息和失败的循环。他们之间的竞争其实与今天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中国式的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的路子，没有外部横财，所以各地发展的资金需要从内部想办法。上述土地市场的功能起到了一个资本市场的作用，让地方政府在不必大幅提高税率也无须搞对外殖民扩张就实现了巨额资本的筹集。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里就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支持功不可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市场、土地金融的繁荣与制造业的繁荣之间曾经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此起彼伏、你进我退、相互排斥的关系。有的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敌视资本、债务和信用，喜欢将金融和房地产称为泡沫和虚拟经济，而将制造业和农业称为实体经济，认为虚拟经济会挤压和剥削实体经济，导致后者的衰落与空心化。这种思维只是基于局部的经验和静态的认知，但并不符合世界市场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全球的实践经验。这种思维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稀缺性思维的思想钢印，他们坚信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预算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用在了这里就无法用到那里，用在了今天就无法用到明天。这种稀缺性思维甚至被写入了教科书的基本理论假设。但是请注意，假设总是与真实世界存在一些差异和距离。就如同二维生物无法理解三维世界的逻辑一样，如果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尤其是加上了时间维度，就不难发现上述稀缺性思维是有问题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思维和假设本身就是问题的源头。当年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认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玩得好资本、债务和信用，我们中华民族也应该学会运用和管理资本、债务和信用，而且只有用得比他们更好，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两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在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究竟是服务于大资本家族的利益，还是服务于中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整体、长期利益。三、债务和现代货币理论（MMT）大家都想挣钱，但是很少人仔细想过钱从何而来。其实自1971年货币体系变革以来，货币供给与黄金挖掘的速度无关了，钱的唯一来源就是债务，你要挣到更多钱，如果不考虑各类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市值错觉的话，就必须有人欠更多债。欠债主体的不同，债所创造的钱的含金量也不同：一般来讲，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最不靠谱，大型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信用稍微好一些，最靠谱的是中央政府用它自己可以发行的本币计价的主权国债。越靠谱的债务人借债利率越低，越不靠谱的债务利率越高。最近十年来，我一直在讲，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体系，意味着本币计价的国债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向储蓄者征收的铸币税，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债。（再强调一下，关键的差别不在于内债和外债，而在于本币国债还是外币国债）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专门创造了“翟（DI）币”这个概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B站或者头条上搜索相关的讲课视频。在1870年之前，钱的源头是贵金属加部分贱金属，基础货币的供给变化取决于新增的金银铜镍矿的开采速度。187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从金银铜复本位转向金本位，全球基础货币的供给取决于黄金的开采速度，此后百年里，大家经历了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等三种不同形式的金本位，通过国家信用的引入，货币供给变得越来越有“弹性”。但是1971年全球货币都与黄金脱钩之后，钱就与金属无关了，它变成了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钱的源头也就变成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确切地讲就是央行的新增负债。如果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不变，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所谓“钱”将只能由商业金融机构来创造，但是请注意，商业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是受限于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打个比方，央行资产负债表是食用酒精，商业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货币（M2）是勾兑出来的白酒。白酒太浓了呛人，太稀了寡淡，但是归根结底，有多少酒劲取决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不是商业银行往瓶子里兑了多少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最大可以扩大到多少？答案是无穷。当一个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工业化国家大规模印钞买国债的时候，必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从而引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拿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以及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印金圆券的这些案例来套用到今天的美国、中国、欧洲、日本身上，显然是缺乏常识的。这些现代经济体面临的约束条件与上述高通胀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术进步快，产能过剩严重。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经济体中，你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手纸全部印成钱，他们的CPI都不会失控，因为没有人会傻到去囤积过剩的手机、服装、电脑、家具。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无法消化的多印出来的钱会流到哪里去？答案是资产，包括房产、股市和债市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投机品种中。许多媒体经济学家不懂这个道理，想当然地以为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必然导致通胀和汇率贬值。但我们做过实证研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制造业国家，印钞当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在人口结构老化的制造业国家，印钞无法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而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资本外流。有不少体制内的学者和领导干部（比如财政部的老领导们）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不同国家组别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笼统区分。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外交场合我们总喜欢定义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谦虚谨慎的传统也要求我们继续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不恰当的笼统区分和自我定位，就导致我们自我设限，在财政政策和货币变革上裹足不前。2023年2月初，社科院的张明兄组织了徐高与赵建的辩论；其实早在约十年前，国开行曾经搞过一个内部辩论会，邀请我和张明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是正方，他是反方。我记得那场辩论中，张明兄就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危机案例来作为例证，而我反驳他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中国与那些国家存在质的差异（包括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我们不能用小学阶段的经验教训指导大学阶段的学习。我后续的研究发现，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在于少子老龄化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用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来概括不同组别，太笼统了。央行扩张货币基础为财政买单，会导致什么结果？看看现实就明白了。美国这几年搞了MMT和全民发钱，结果如何？通胀波动与财政扩张之间存在大约18个月的滞后，目前来看，美国的通胀高峰已经安然渡过了，官方公布的通胀峰值仅在10%左右，如今已经回到了5%-6%左右，未来不排除在此水平较长时期盘整的可能；经济增长数据还行，失业率来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而美元汇率反而因为加息而不断走高，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就不断走强。2020年上半年，当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的时候，整个美国社会陷入危机和动荡状态。那为什么2020年下半年开始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稳定了？他们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但就是靠MMT和全民发钱，帮助美国社会安然渡过了新冠带来的社会危机。美国给老百姓发钱的代价谁承担了？答案是全球储蓄者。中国PPI与CPI之间的严重背离，就说明我们也在替他们承担代价。有人说，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所以不能学美国搞MMT。此言差矣！人民币不是美元欧元那样的主要国际货币，而是在英镑和日元一个档次上，这并不是因为别人不愿意接受人民币，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担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的代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和顺差国，我们如果也搞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也搞全民发钱，那么就会降低我们的储蓄率，减少我们的顺差，让美元欧元能够买到的东西减少。所以，能不能搞量化宽松，能不能搞现代货币理论，与本币是否国际货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巨型经济体，通胀的代价就是全球帮着一起承担的；只要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那么即便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别人搞量化宽松的代价。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版的量化宽松真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贬值，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汇率贬值呢？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快的全球最大制造业出口国，我们的人民币其实是世界上“浮力”最强的货币之一，因为稍微一贬值就会导致顺差扩大。一个无锚货币的开放经济体系，就如同一个连通器，大家辛苦努力创造的财富存在了各自的蜂房格子里，但是各个蜂房底部是通的，蜂蜜在不知不觉中渗漏到别人那里去了。别人印钞而你不印，别人扩债而你不扩，那么你的血汗成果，别人就拿走不谢了。中国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之一，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快要赶上南欧了，这种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组合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这说明了什么？这意味着将会发生什么？希望大家深思。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美式经济学教条中走出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较低信用的主体以较高的利率借了太多债，而信用最好的主体中央政府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借债。中央财政不愿意扩大债务规模，又对各地的经济增速有要求，就逼得地方财政借高息债，更逼得许多大中型企业在美元市场上借入高息的美元债。这跟我们理应构建的国家债务结构恰恰相反：风险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贵，麻烦越来越多。中央号召经济战线要控风险，结果风险越控越大，根源就在于中国政策界的主流认知把债务的风险弄颠倒了。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是全球最低的，仅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目前比美国的还低。其实，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中央政府主动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规模，帮助地方政府和各级国有企业从高息债务中解套出来；严格控制和限制中国公私各部门举借非人民币债务；想方设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中央财政的这种收缩思维的源头，既有金银本位时代形成的“节俭持家”的过时财政观念的影响（也就是把家庭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张冠李戴地直接套用到国家财政的逻辑上去了），又有美国华尔街所资助和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加持。华尔街金融机构一方面把杠杆用到极致，另一方面又告诉全世界说债务是一种罪，主张大家要控制杠杆率，甚至鼓吹要去杠杆。只有当别人不敢用杠杆，而他们自己能用足杠杆的时候，他们手中的资金和金融牌照才能变得值钱。近年来在中国传播这种思想最得力的是瑞·达里欧，我从2011年前后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也是最早开始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少数人之一。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曾经邀请我帮他的书的中文版做序，我回复说如果让我写，那就变成对他的拆台和批判了。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有两大问题：一是对货币体系变革的历史了解不够深入准确，无视1971年货币体系脱离硬锚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革命”，也混淆了本币国债和外币国债的不同债务约束力，更混淆了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债务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早期思想中，经过别人的批判和提醒，他在大约2015年之后的著述中已经提到了本币债与外币债差异，但是仍然无法彻底修正其逻辑体系。）二是单因素论，就是试图用杠杆率这个指标去解释金融市场、解释宏观经济，乃至解释国家兴衰。在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中，这种单因素论是最常见的方法论错误之一。想要发表学术论文的博士生，建议把《瑞·达里欧去杠杆思想批判》作为选题，看看他的错误思想有何危害，如何形成的，如何传播的，如何修正的，这样的论文非常符合时代的需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受到美国教条经济思维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对MMT嗤之以鼻，一张嘴就贴标签说它是一种异端邪说。其实现代货币理论算不上啥理论，而仅仅是对货币体系变革及其现状的一个描述，只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要被各类经济学教科书催眠，睁开眼睛看看美欧日在干啥，有啥效果，谁得到好处谁承担代价，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许多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和命题都是在1971年货币体系与黄金脱钩之前形成的，这50年来各国大学经济系里的教书先生们没有及时地更新他们的知识和命题。而且受到美国学界的数学化风气影响，全世界很多专业学者根本不学习经济史、货币史和政策史，其中多数还是从数学和理工科转行进来的，做个QUAN就能拿个经济学或者金融学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有多少深刻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理解。2008年之后，之所以现代货币理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日本的政策实践走在了理论和学术的前边，而且1971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靠数学模型吃饭的经济学家们终于有足够的数据样本来重新构建认知了。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暂时抛开所谓的权威理论和教科书观点，要实事求是地看事实和数据，然后再对MMT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做出判断。而且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从政治和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与全民基本收入的组合，在政治光谱上就是左翼学者为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解药之一，是替穷人和普通大众向资本和精英争夺利益的。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左翼政治家桑德斯才会聘MMT旗手斯蒂芬妮·凯尔顿教授做政策顾问。对于今天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年轻人，尤其是中下层年轻人而言，这个方向的思路才能提供出路，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进版方案。而反方向的那些主张，比如限制杠杆率、限制债务规模、限制央行资产负债表、着力防范通胀等等，那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主张。对于年轻人而言，你房子也没有，存款也没有，甚至连体面点的工作都没有，你替富人担心通胀、担心福利体系养懒人、担心工厂招不到人，是没有道理的。五、对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期待由于新生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年轻人为了追逐教育和就业机会而向大中型城市聚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泡沫，而且泡沫主要存在于常住人口萎缩的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对于资产泡沫，我的态度是，最初就不应该制造中小城镇的地产泡沫，但是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就不能直接戳破它，而是要想办法吸收它、消化它，用时间换空间。欧美所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给生病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议，通常都是对肿瘤无麻醉切割，搞紧缩与休克疗法，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也生了同样疾病的时候（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2年的欧债危机），他们给自己开的方子则是保守疗法，加大营养，温补调理，也就是说，要政府拯救，扩大中央政府债务，避免破产的连锁效应。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要看西方人怎么做，而不是听他们怎么说。在住房改革问题上，赵燕菁教授主张学习新加坡：政府给八成以上的居民提供“组屋”，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几的那批有钱人和上中产在房地产市场上追逐高档豪华的住宅，从而支撑起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估值，为经济循环提供抵押物支撑。这个思路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作为居民基本福利的中国版“组屋”建设显然远远滞后于中国产业与技术升级的步伐，更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这是我们的政府功能缺位了。同样滞后和缺位的是中国更广泛的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设。过去四十年，福利主义在中国被严重污名化，似乎搞福利的国家都缺乏竞争力，但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中国的产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了欧洲与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电动汽车、无人机、互联网、航天、船舶、高铁、清洁能源等等领域已经能够跟世界一流水平一较高下，但是与OECD国家相比，我们的居民福利水平远远落后其平均水平。一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比如医疗、住房、养老、托幼、失业、伤残等领域的补贴和帮扶支出，在30多个OECD国家这个指标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国目前是在6.5%。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新生儿数量的下跌，中国本土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比如中国的一部分人才出国留学之后不太愿意回国等等。以前是美欧日的福利体系创造了占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产阶级，而美欧日广大中产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费，拉动了中国的制造业腾飞；但是如今他们的消费增长变缓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消费市场和核心技术支持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的产业要想继续升级，就必须依靠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了。在此背景下，本国福利支出占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中美长期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壮大和升级本土消费市场的必由之路。具体的方案，就是我所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中央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再分配，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这十年来也进行了若干探索，但是下边需要加速落地。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应该与技术进步充分结合，尤其是借助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辅助，推进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数字化智能化，通过公共部门的数字革命实现全政府的提质降本增效，这是中国之治超越美欧日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让财政更加可持续的必由之路。

翟东升按：感谢赵燕菁教授的授权，本号率先发布他的最新学术观点。春节期间与赵教授两次深谈，主要探讨了当下国人对于债务问题的普遍的错误认知及其危害。我是从货币史的角度看问题，而他是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问题，但殊途同归，所见略同。正如我一直在呼吁的，在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体系中，本币计价的国债扩张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善而不是恶。我和赵燕菁教授都认为，应大幅扩大中央政府债务，用低息而高信用的中央政府债务，去置换高息而低信用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债务。以下为正文：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赵燕菁01.

二十大之后，中国改革将开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八大特征之一。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政策必然导致共同贫穷。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共同富裕政策，即便不走计划经济全面公有制的回头路，那也必然会导致大幅加税，而高税率则会打击企业家精神，会赶跑富人，最终导致共同贫穷。这种说法其实是原教旨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而已，并不符合世界市场体系运行的历史与事实。今天这篇1.3万字的文章，我会讨论如下问题：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高税率是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点现在有两个国度可供选择：一个是低税率而政府清静无为的国度，另一个则是高税率而政府管得特别宽的国度，你希望自己下辈子出生在哪个国家？如果没有下辈子的话，你希望未来的中国变成哪个国家，或者你的孩子该移民到哪个国家？今天世界上80亿人口，绝大部分人在生活在轻徭薄赋的国度，而只有十亿人生活在重税的国度。与大多数人先入为主的想象相反，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是，富裕文明的国度基本上都是高税率的，穷国弱国则都是低税率的；从相关性来看，越穷的国家税赋占比越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在市场上买东西，如果有商家不提产品的功能和质量，只谈价格便宜，那就不要期望买到高质量的产品；挑楼盘买房子，相邻的地段，一家的物业费很贵另一家则很便宜，如果你挑物业费便宜的买，那么将来房产升值的差价大概率会让你后悔。同样的道理，税收就是政府给你提供公共产品所索取的对价，政府的公共服务也是便宜没好货。许多人不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从自己的局部经验和短期利益出发，只看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扰乱，只关注官家对私人财富的所谓掠夺，却因自私和狭隘而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没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社会必然陷入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混乱无序的丛林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无法维系，结果就是贫穷和野蛮。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府收的税和雇的人都很多，政府管得特别宽，连市场上黄瓜的形状都要管。穷国之所以贫穷，关键在于缺少社会革命，从而无法大规模收税，无法建立强政府，无法为国民参与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对于企业和家庭部门而言，钱是怎么来的？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挣出来的。即便你缴的税率再低，省了再多的税钱，如果没法好好做生意、没法正经做事情，那就必然还是陷于贫穷。你缴的税率再高，如果生意特别好，你能参与高质量的经济活动，那么你挣到的钱还是不少。从宏观来看，大家缴税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意好不好做。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一个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映射图来表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图一：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映射关系如图一所示，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规模（上边倒三角形的面积）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底边的长度，也就是政府所提供的有效公共产品；第二是中间这个交叉点的位置，也就是整个国民财富中公私两部门的分配比例。第一个因素表达的是，公私两部门之间其实是映射关系，政府越是有为善为，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就越繁荣。越是高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是需要政府提供的高层次的公共产品，以市场建设和维护为例，一个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的监管和秩序维护，政府只需要设立一个市场办和派出所，安排一些转业干部和退伍军人来打击欺行霸市、以次充好的行为即可。但如果是金融市场，那么监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就不仅要有金融学或者经济法的专业学位，还需要对市场运行拥有不断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光靠一些坐办公室出身的常规机关干部的水平，是斗不过金融市场上层出不穷的高智商犯罪，也管不好一个不断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而再升级到知识产权交易或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和监管，那就更涉及到环保、金融、法律、冶炼、化工、农业、卫星监测等大量专业的专家级人才，政府为这些专业人士所支付的薪酬待遇，理应远远高于监管蔬菜批发市场的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人才的培养成本和劳动力价格远高于后者。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收不上税，雇不起大量高层次的专业人士，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就只能停留在蔬菜、五金和服装批发市场的水平，而搞不好金融和期货市场，至于知识产权市场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则更是水中花镜中月了。除市场建设和监管之外，其它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国家安全和国际权益的维护，这些事情都是很花钱的。花得起也愿意花这些钱的国家，其国民就越富裕越安全越体面。花不起或者舍不得花这些钱的国家，其国民就停留在贫穷、混乱和困窘之中。到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多看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没有条件去周游世界，那就转转所在城市的各个商业性小区，看看相同地段的不同物业水平、物业费差异和楼盘价格，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从历时性上看，过去五百年的趋势就是政府占有和分配越来越大比例的社会财富；从共时性角度分析，越是现代化的国家，综合税赋占比越高，原理便在于此。搞经济史的朋友不妨做一个全球性的面板数据分析以证实或者证伪我的上述观点，完全可以发一篇核心期刊论文。那么，过高的税率会不会打击企业家精神呢？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毕竟人性是自私的，企业家在经济活动起到凝结剂和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他们站出来承担风险和压力，不是为了学雷锋而是要获得超额利润。如果税收太高，是不是会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而纷纷躺平了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能想当然，让我们看看真实世界的数据。图二富翁密度与综合税率之间的相关性图二讲的是世界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的综合税率与富人（百万美元）密度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明显的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说明高税负不但没有吓跑企业家和富人，反而让他们更加容易发财。这个世界上税赋比例最高的地方是欧洲北部，但是那个地方不仅人均GDP比美国还高，而且十亿美元以上身价的大富翁的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许多人以为北欧富裕是因为人口少而自然资源丰富，这种认知显然是犯了“重物而轻人”的归因错误，俄罗斯、蒙古、哈沙克斯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玻利维亚等国的人口密度都很低，其中也不乏资源能源很丰富的国家，但他们发展得参差不齐，也没有一个富国。即便是能源成本极低而储量极大的沙特阿拉伯，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但是2021年人均GDP也仅仅2.36万美元，如果算入巨量外籍劳工的人口基数，则人均更低。到2035年，只要认认真真地按照市场规律搞共同富裕，中国人均GDP超过沙特是大概率事件。我在之前的视频节目中谈到过这个重税高福利与富人密集度之间的正相关现象，有位在瑞典留学的网友评论说，“很多人觉得瑞典是资源型发达国家，其实不然。老师讲了亿万富翁密度，与之对应是瑞典是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我所在的城市十万人不到，但是有很多家科技型企业，比如利乐包装。和很多本地同学聊天过，他们的社会福利可以躺着一辈子，但结果是他们创造了最多的强竞争力企业。个人愚见，高福利不如说成是高保障，也就是说不论你多么不堪，你的医疗，食物，住所都不用发愁，佐以高教育水平，使得人民毫无顾忌地去创新，去施展才华。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好好学习一下的地方。”图二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形，那就是如果把位于图上部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移民国家刨除掉，那么富人密集度和综合税率之间的相关性就更加明显。这三个国家综合税率不够高，但是富人密集度如此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系统性地“窃取了”全球许多国家的富人和专业人士。许多穷国的富人们一旦想躺平了就移民去这几个国家当个寓公，大量专业人才流失到这三个移民国家，很少数人能够在那边变成富翁，但多数人却在那里沦为出租车司机、超市收银员和水管工，稳稳地实现了“阶层降级”，把自己的天赋和本应有的人生价值都浪费了。我听过不少老移民（不仅是华人）感叹自己其实上当了却因蹉跎岁月而无法回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二、轻徭薄赋是一个听起来美好但容易翻车的神话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规模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图一里中间交叉点的高度，这个点就是综合税率。在给定底边长度也就是政府公共产品的前提下，这个交叉点稍微低一点，就可以撬动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成倍扩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今中外有很多思想家和政客都想在减税问题上创造奇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盐铁论》和《资治通鉴》等著作里呼吁轻徭薄赋，多位开国皇帝都给子孙后代定下规矩要“永不加赋”，结果如何呢？该改朝换代还是改朝换代。美国的共和党经济学者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在某些时候大力减税可以激活经济活动，而税基的扩大足以对冲税率下降的幅度，从而形成税率越低税收越多的奇妙效果。特朗普忽悠选民的重要一招就是鼓吹大幅减税，他为了帮自己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寻找理论依据，还专门把这位拉弗教授请到白宫予以表彰。2017年特朗普搞了每年2500亿美元力度的减税，短期内消费的确略有提振，但是经济远没有繁荣到税基迅速扩大以弥补税率下降的窟窿的水平，结果是美国联邦政府不久就因为无钱支付雇员工资而长时间关门，特朗普心心念念想要建设的那条“漂亮、漂亮的边境墙”也最终没钱建完。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不得不以解决贸易逆差为名，发动针对中国和加、欧、日等国的关税战，许多学经济学的人以为他不明白高关税无法减少贸易赤字的道理，但其实他只是装糊涂而已，实质上他发动贸易战就是为了要多收几百亿美元一年的关税来充饥。关于其关税战的真实动机，我在2019年写过中英文论文以及在观视频的采访中仔细地阐释过，遗憾的是，能领悟此中门道的人实在寥寥。（参见拙文“以贸易赤字之名解财政赤字之困”，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五期）从国际比较来看，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税收会不断增加。我们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包括社会保险缴费，不算土地财政，占GDP的比重目前大约是21%。同等口径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基本都在40%上下。但现在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税收的知识，从小农经济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错误观念就是税收越低越好。大家把税视为坏事，视为统治者的贪婪和暴虐的象征，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总是呼吁轻徭薄赋，希望税率越低越好，但是公共服务，包括养老，医疗，国家安全，则是越高越好。一说税，就动辄比照印度和孟加拉国之流，孟加拉国上述口径的数值才9%，印度才10%；而一说福利，就比照着德国瑞典丹麦，但是人家的综合税负在40%-50%，去年丹麦是46%，法国也在45%左右。咱们目前才21%，悲观地说是离开了土地财政这种非正常且社会长期后果严重的财源，地方政府必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乐观地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咱们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调整以及财税体系改革，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为什么轻徭薄赋理论上如此美妙，但是在实践中却鲜有玩得好的统治者呢？明朝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机理。明王朝的主要税源是农业，大约百分之75%的税收来自于农业。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后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和武将开始圈占土地，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饷，军力严重下降而无法抵御蒙古军队。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两，王朝实现中兴。张居正去世之后，新政被废。至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税收在800～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加派的三饷最终主要着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节省财政经费，明王朝裁撤了不少部门，将公共部门中的一些准精英人员扔向了社会，其中一位失业的驿站员工就是李自成。加上小冰期的天灾，民不聊生，农民反复作乱，终至天下倾覆。显然，明帝国就是在财政上活活穷死的，但凡能从农业之外找到新的税源，明王朝本不应该如此终结。那么问题来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在全球商品贸易的外循环中获得的白银越来越多，占据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明王朝为什么不向手工业和商业大力加税呢？朱元璋从开国时就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他这一慷慨，就为后世的麻烦埋下了伏笔。“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而税率在朱元璋时期就给限制死了，为了赈灾和扩充军备，捐纳制度又重新开启。1453年为了赈济灾荒，朝廷下令，凡向灾区捐献800石粮食的，可以成为贡生，有资格到国子监就学，称为纳贡生。由于明朝的财政税收一直比较低，因此捐纳便成为后期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到了正德年间，即使不是儒生身份的人，也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儒生的身份，这一类被称为例监生。而且纳贡生和例监生都是有做官资质的，相当于官员预备队，和前朝的捐纳制度有本质区别。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富户子弟，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然后通过科举和捐纳而入士，通过结党结社塑造公共舆论与社会思潮而获得话语权，最终很大一批人入朝做了官。有历史学者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以及从中产生的官员群体的行为非常恶劣且嚣张，“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大量江南富户的子弟靠着科举和捐纳涌入官场，拉帮结派搞权斗，借助朱元璋的祖训成功地给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不断洗脑，让老朱家轻徭薄赋而不能与工商之民争利，从而让江南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税率长期维持低水平，而将辽饷等公共产品的财政成本摊派到边缘地区缺少话语权的农民身上，最终形成了明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明代后期各地都有农民造反，但唯独没有听说过江南人造反的。在一定程度上，日益繁荣的江南工商业其实才是明代后期真正的王朝主人，这同美国的华尔街从1970年代开始窃取了美利坚的江山，绑架了其内政外交，最终逼得美国中部的铁锈地带白人跳出来造新自由主义的反，其实是一个道理。后边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明亡的时候，老朱家的子孙后代们被农民起义军屠戮殆尽，而东林党在京为官的这些文化人，绝大部分都跪在了城门口投降。他们的家乡被清军惨烈屠戮，三百年积累的巨量金银被劫掠一空。每思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从小生长于吴语区的汉人，我深为家乡的前辈们感到汗颜和痛苦。明末之鉴才四百年不到，江南士大夫和工商业者的一些后代们似乎又故态复萌了，忘了祖先的覆辙。历史学的博士生们发论文尤其不容易，在此为既有学术基础又有研究兴趣的同学们提供一个研究选题。不妨研究一下有明一代国民经济中几大板块之间的产值比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矿业、对内对外贸易，估算一下他们在明朝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国民经济中占比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考察一下粮食同丝绸布匹食盐瓷器铁器等一篮子手工业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然后看看它们各自给明王朝各级政府贡献的税收有多少。我相信，只有这个角度的研究才能揭示明王朝中后期民乱不止的真正机理，而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又能为我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提供历史注脚和实证案例，实属双赢。即便是证伪了我的观点，也是很有帮助的。有趣的是，明末农民起义大顺政权的功败垂成，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个“轻徭薄赋”的有关。闯王李自成打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的口号，显示出北方农民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对工商业盘剥的政治理念与诉求。他们散播“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然而，不纳粮就没有常规性的财政和军费收入，那么起义军政权就只能以追缴明王朝贵族、官僚和富人的财产来补充军费。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北方的劲敌只余驻防山海关外的明总兵吴三桂。李自成虽然认识到吴三桂拥有重兵且事关边防，但失于轻敌，仅派降将唐通和降官侍郎左懋第携金银锦缎前往招抚。吴三桂本已接受招抚，后闻李自成在北京向明官追饷，并听闻自己家属被拘，遂归山海关起兵反叛，并投降清军引狼入室。理想主义的免赋，在现实中必然导致非常态的“追饷”，从而导致大顺政权难以稳定，战事难息，眼看抢到手的大好江山又丢掉了。三百年前的教训，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只有让各级地方政府有钱雇人做核酸，动态清零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才是可持续的。只有让地方政府免于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的压力，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中高速增长才有可能。基于这个逻辑，我同意厦大赵燕菁教授所呼吁的政策主张：应大幅扩大人民币计价的低息国债规模，置换各地地方政府的高息地方债和平台贷款，从而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释放出活力与空间。也正因如此，考虑到目前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我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持相对乐观态度。三、如何才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如何才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如图三所示，如果能在维持底边公共产品不变的前提下，将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那么上边的倒三角，也就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将呈倍扩张。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图三中那个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图三：综合税点的下降有助于扩大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我认为，在降税之前，一定要先确保那条底边的稳定，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确保公共服务的质与量不出现垮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贪心而缺乏常识的表现。美国现在玩的手段，既要其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运转正常以支撑其全球霸权，又不想在国内富人身上刮钱，因此就滥用其货币的全球储备地位，使劲地扩大联邦政府债务，并由美联储大幅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以压低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近些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平均大概在3.5万亿美元一年，但是新冠这三年美国的国债扩大了十万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四万多亿美元左右。美元的铸币税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保守估算，如果美国没有美元霸权，那么美国的综合税率应该比现在高出至少30%左右。美国这种玩法，中国暂时还学不了。要想把综合税率降下来且不影响公共服务的质与量，中国能下的功夫是刀刃向内的深化改革，包括公共部门的反腐斗争，以及推动全面数字政府的建设。八项规定大大简化了公务中的迎来送往和推杯换盏，节省了很多财政经费和人员精力。但是光搞反腐恐怕还不够，因为自古以来庸官比贪官更可怕，治贪不易而治庸更难。贪腐之官虽然可恶，但是为了获利且不被揭发，他们多数拿了钱还是会干点事，而贪腐之钱通常不敢乱花，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床底下的贪腐之财又归了国库。庸官则难以抓住其把柄，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干事也不犯错，但是他们的存在比吃空饷还耽误事。历代王朝，承平日久之后，就难免会有一批大小官僚躲在庞大的行政体系中，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以机密、惯例或国家安全为名保护着手中的数据、流程和特权。他们绝不愿意公开其工作内容和流程，因为一旦公开透明就会削弱其权力，甚至抹除掉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生存的必要性。如果说资本家是食利者，那么这批人则是食权者，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做事情，而是做人和做流程，靠着手中的权力和信息混饭吃。英国的著名喜剧片“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