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内容提要：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立体呈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阐述了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国为全球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三大倡议”一脉相承且彼此呼应，并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高度契合。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共同繁荣，立足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追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立足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更为广泛的价值共识。作者简介：刘志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刊部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西方发展优先论”大行其道；世界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阴魂不散；文明冲突被人为放大，“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论调沉渣泛起。是“脱钩断链”还是“共同繁荣”，是“绝对安全”还是“普遍安全”，是“文明终结”还是“交流互鉴”，成为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发展、安全、文明三大难题。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的促进者，中国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之后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一脉相承且彼此呼应，从奠定物质基础、保障持久和平、凝聚价值共识等方面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体系，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正向指引与实践路径。一、“三大倡议”一脉相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理论化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发展鸿沟与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地缘政治风险与地区安全冲突日益加剧，“文明冲突论”与文化保守主义时兴时衰，对全球经济发展、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带来诸多挑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新秩序观，旨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依附型世界经济秩序，终结单极操控的霸权式国际治理秩序，突破西方文明执迷于“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惯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十年来，从理念形成到付诸实践，从远景目标到现实方案，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宣言等重要文件。（一）“三大倡议”紧扣“发展、安全、文明”三大主题，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有其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作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方案、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思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这一理念聚焦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等全球性议题，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安全挑战、人类文明前途命运进行深入思考的理论产物。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我国相继提出了系统解决世界发展、安全、文明难题的三大全球倡议，充实并升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三大倡议”相互协调且互为补充。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优先、共同繁荣，为世界各国普遍安全、人类文明永续传承奠定物质条件；全球安全倡议寻求可持续安全、普遍安全，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观支撑。作为回答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三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不仅彰显了发展优先的全球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观，而且完成了对传统西方“自我优先”发展观、“绝对安全”治理观、“文明优越”秩序观的重大超越。“三大倡议”聚焦人类社会物质丰富、和平稳定、精神富有三大基本追求，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思维，系统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的发展之问，“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的安全之困，“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的文明之惑，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立体、内涵更加丰富。（二）“三大倡议”一脉相承，具象化呈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自2013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习近平主席针对“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的世界性难题，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表达了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维护人类普遍安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立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呈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具化为共同繁荣的人类发展共同体、普遍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三大倡议”逻辑严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科技等诸多领域，从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三大维度，“为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破解“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空间不平衡加剧”的全球发展困境，推动全球经济秩序由“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转变。这一倡议不仅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远景目标，而且明确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六项基本原则，使“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更加具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领域的具体实践，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衔接，致力于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一系列务实举动，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逐步付诸于行动。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由霸权欺凌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转变。这一倡议提出的“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全面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促成沙特与伊朗的“世纪和解”、积极劝和促谈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具体行动，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转化为实现人类集体安全、永久和平的生动实践。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广泛价值共识，推动全球文明秩序由冲突隔阂向尊重包容、交流互鉴转变。这一倡议提出，“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观内涵。早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被国际社会称为“新文明观”和“2014文明宣言”。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使这一新文明观实现了从理念到行动的飞跃。在摒弃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同时，强化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所倡导并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对人类未来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整体性构想。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平台，使建设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探索文明对话新机制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更加具体而务实。二、全球发展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甚至面临衰退风险，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成为后疫情时代迟滞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的全球性“发展赤字”。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极分化加剧等全球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2021年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全球发展倡议。（一）坚持发展优先，为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于人类的整体现代化而非少数国家或经济体的一国一域之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共同发展观，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狭隘发展观，为世界各国携手走出发展困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范式。1.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中心位置。“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坚持发展优先，凸显了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永恒主题的核心地位。自2013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发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的协同效应。十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38.6%，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作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观的具象呈现，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世界人民共同幸福。全球发展倡议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确认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人权理念，既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更体现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的大国担当。一方面，这一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功规避了西方国家追求“资本至上”造成的现代化陷阱；另一方面，这一倡议所强调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突破了西方国家“本国至上”的狭隘发展观，不仅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而且始终聚焦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发展主题，使全球发展成果真正公平公正地惠及各国人民。3.坚持普惠包容，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而发展问题的根源是不平衡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当今世界经济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南北鸿沟持续扩大，不同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事关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全人类共同利益，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呼声，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它所强调的互利共赢、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共同发展等原则，不仅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各国均衡普惠共赢发展的责任担当，而且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提供了行动指南。（二）坚持行动导向，为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注入科技动能和绿色动力全球发展倡议将世界各国视为休戚与共的发展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自我优先论”的狭隘视角。一方面，坚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科技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了科技引擎和绿色动力；另一方面，坚持行动导向，为消解西方依附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经济秩序观。1.坚持创新驱动，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科技引擎。当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持其科技领先及垄断地位而拼凑所谓“科技联盟”，频频在科技领域排他性地“筑墙设垒”，导致全球科技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为此，全球发展倡议主张摒弃科技民族主义、数字保护主义思维，以加强科技合作打破技术壁垒、消弭数字鸿沟，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为世界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为进一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中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积极研发全球可持续发展大数据系统，推动共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观测网络，为全球数字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2.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原则，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将彻底扭转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长期对抗状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发起者，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治理和气候变化难题，推动构建开放性、多层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并主动设置“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3060”目标，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提供关键动力。3.坚持行动导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这一倡议由理念进一步转化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具体行动。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深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框架下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在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同时，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与平衡充分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球发展倡议是有着完整计划、理念和实施领域的全球发展路线图，并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之友倡议小组”，提出了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推动构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等一系列举措，使这一倡议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务实化、具体化。当前已有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发布了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50个务实合作项目清单正积极推进；2022年6月发布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其中32项务实举措已实施过半并取得早期成果。三、全球安全倡议：追求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新型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倡议聚焦“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等人类共同安全难题，主张以相互尊重取代霸凌霸道、以公平正义超越“丛林法则”、以互信协商消弭对抗冲突、以开放包容消解阵营对抗，在超越西方地缘安全理论、“零和博弈”逻辑的同时，为破解人类和平赤字、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一）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包容性全球治理体系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热衷于穷兵黩武、交替争霸，并试图塑造基于所谓“丛林法则”的等级性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西方基于“资本至上”逻辑、强调所谓“绝对安全”的世界安全理念，与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背道而驰的。受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无疑是揭开西方所谓“绝对安全”虚伪面纱、走出全球安全困境的新型国际安全观。1.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倡导不同发展道路“百花齐放”、不同社会制度包容共处。全球安全倡议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调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公正和包容性，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它所坚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既是对西方基于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国际安全观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引领国际社会破解人类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重要理念。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世界的共存共荣需要各国彼此尊重包容而非相互贬低排斥。导致文明冲突、破坏世界安全秩序的根源不是东西方文明差异，而是西方霸权体系的“唯我独尊”与经济体系的“排他封闭”。只有尊重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共荣，才能最终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难题。2.主张加强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日益频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动辄诉诸武力、兵戎相见，其基于自身安全的所谓“绝对安全论”催生出一系列反噬效应，在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同时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解决争端、化解分歧的根本之道不是战争和制裁，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对话和协商。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对话建立互信、以对话化解纷争、以对话促进安全，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地区危机和国际热点问题，为劝和促谈、化干戈为玉帛做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大国担当。中国、沙特、伊朗三方在北京发表恢复沙伊双方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既是以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的成功典范，也充分彰显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价值。（二）构建不可分割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维护世界秩序的可持续安全；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致力于消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致力于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1.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世界各国是荣辱与共、安全利益彼此平等的命运共同体，既不存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所谓“绝对安全”，也不存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安全与发展相互割裂的“西方式”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四个“不可分割原则”，系统揭示了国际安全的本质特征，既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国担当，也是对“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观点的扬弃与超越。主张世界各国应共同坚持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的系统安全思维，并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对话方式凝聚共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2.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整体性构想，全球安全倡议以构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目标，主张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南。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而且继首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于2023年2月后续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该概念文件针对当前最突出的国际安全关切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为解决全球安全难题设计并提供系统思路，彰显了中国守护全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四、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价值共识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有别于西方的所谓“人类价值共同体”。作为一种去殖民化的文明冲突应对方案，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对西方基于单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文明冲突论”。它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在各国共同繁荣、世界普遍安全的基础之上，既是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延伸与补充，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观的高度凝练。不仅为凝聚人类共同发展、普遍安全的价值共识提出了对话式文明思路，而且为反对西方文明霸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和行动指南。（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出了不同文明相向发展的对话式文明思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世界各大文明体在“接触—对话—融合”中形成了“平等、开放、包容”等一系列伦理准则。然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处于先发优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奉行“独尊单极”的霸权思维，对处于弱势的所谓“异质文明体”进行文化殖民，甚至文化灭绝，迫使弱势文明不得不在接受“文明普遍性”与坚守“文明个性”之间做出抉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挑战与应战”来形容这种不对等的文明互动模式。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理念、强不执弱的价值传承、天下大同的精神追求，开辟了一条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式文明新道路。1.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意蕴。基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先天差异，不同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与鲜明个性，凝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文明冲突论”等带有鲜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狭隘文明观，主观上刻意将客观存在的文明差异放大并“绝对化”，将之视为文明对立、冲突、割裂的根源，人类的未来似乎只有“文明冲突”唯一结局。事实上，文明差异决非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障碍，更不应成为人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藩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异质文明”一次次从分歧冲突走向对话和解，人类文明才得以百花齐放、精彩纷呈。而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跳出了西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狭隘语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深邃思考，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描绘出多元现代性的人类文明崭新图景。2.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解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中借鉴对方的经验成就，有利于更好地审视自身并汲取文明更新的精神动力。人类文明最具创造性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往往正是不同文明间对话最为活跃的时代。古希腊从“黑暗时代”走向文明复兴，离不开对东方文明的吸收与借鉴；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之所以成功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与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孔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推崇不无关联。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并主张从不同文明中汲取营养、取长补短，携手解决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发展与安全难题，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价值共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实现了“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创新性发展和全球性转化，体现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思想贡献。这一倡议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观高度契合，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重塑人类文明新秩序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1.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沉醉于“文明征服”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基于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模式的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并非西方视域中依据“丛林法则”的野蛮竞争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种文明形态并存共生、交流互鉴的关系。全球文明倡议主张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范畴，打造联系更为紧密的文明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不同文明间广泛联系为基础的更大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所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思想壁垒和精神隔阂，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难题、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2.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促进不同文明形态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引领不同文明从对抗冲突走向“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倡议，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同时兼顾全人类整体利益，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天下情怀与价值追求。这一倡议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一系列行为准则，既是对西方排他性文明交往范式的颠覆性重构，也为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良性竞争与互促共进打开了创新空间。在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国家、文明形态差异的同时，为正确处理东西方文明差异提供了有效方略，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重构人类文明新秩序指明了发展方向。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国际社会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逐渐成为提振全球经济动能、实现各国共同繁荣的新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世界普遍安全的新思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新范式。这一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主动精神，更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体化构想和一系列行动方案彰显了“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述而不作”的空洞说辞，也从来不是西方“抱团站队”的“画饼外交”。作为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三大维度，对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秩序、文明秩序进行了深刻重塑，丰富与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体系与科学内涵。“三大倡议”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超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行动指南，为推动构建共同繁荣、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国际秩序注入了最大确定性。编校：杨小梅审校：马耀斌审核：文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内容提要：“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相对晚近，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因应西方民族主义和现代性浪潮，20世纪初中华民族开启了民族自觉和现代化之路。几经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并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和发展蓝图，两大命题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共同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简介：马晓琴，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努力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正肩负全面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建设重任。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2022年，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从科学研究上，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赋予自身的两大历史任务，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建设，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两者具体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是否可以互相助益、并肩前进？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把握现状，展望未来，需要回首历史。（一）共同体概念史：民族、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民族”本身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国人在与西人的互动中，接受了这样的概念，萌生了相关意识。1840年以降，当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渐次过渡中，我们先是有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然后萌发了国家民族的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言：“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从概念史上讲，我国古代有“民”、“族”、“种”、“部”、“类”以及“族类”、“族部”、“民群”、“民种”等表示人群共同体的词语，并没有“民族”的概念。黄兴涛发现，汉字“民族”的出现，与来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关联。严格意义上说郭士立是普鲁士人，会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1834年他在《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一书中言：“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并另有两处使用汉语“民族”者，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他对后来国人运用此词和概念产生影响。“民族”这一近现代汉语新词，更多源于日本汉字的影响。冯天瑜指出，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将汉字“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对译英语nation。除了“民族”，nation还有“国民”、“国家”、“国族”等意。至19世纪末，伴随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的自觉，日制“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出现在维新人士编发创办的《时务报》中。1896年《时务报》刊载日本汉学家的文章，用以开启政治动员。1898年６月，康有为上奏折给光绪皇帝《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奏折中出现“民族之治”一语。此后，梁启超、章太炎、吴汝纶、孙中山等频繁使用此词，“民族”落地生根并传播开来。“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之后，在多篇文章中都有使用，尤其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伴随着梁的文章和影响力而被国人认可。1906年，杨度这个中华民族之“五族大同”的首倡者，在《金铁主义说》一文称：“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之二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在其中，杨度还对“中华”、“中华民族”作了文化进路的阐释。在概念上，由“族”到“国”的时间非常短，甚至可以说是“族”、“国”同构的。1903年，革命派知识分子邹容出版《革命军》，提出了建立新国家——“中华共和国”的设想。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中华民国”的概念。1906年，孙中山的演讲词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发，“中华民国”正式见于中文。1907年，章太炎发表了《中华民国解》，一方面对孙中山的演讲做呼应，另一方面与杨度就相关概念阐释和进路做争论和辩驳。如此，在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学者不断论述下，“中华民族”一词溢漫到社会层面，成为革命和政治话语。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这表征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国家民族概念和话语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环环相扣、步步促进的过程。（二）再造中华：近代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相对“民族”、“中华民族”等晚近出现的概念而言，“中华”一词历史悠久。冯天瑜回顾说，“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此时正是华夷混同融合的时期，《魏书》《晋书》中多有用例。之后，“中华”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积极致力于“民族复活”的鼓与呼。1916年8月，他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言：“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同年9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在具体的社会层面，近代国人展开了一系列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推进活动。黄兴涛、郑大华等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关于“中华民族”新造活动和书写多有提及。本文主要归纳论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歌运动。《五旗共和歌》《卿云歌》等曾是“中华民国”建立初期拟定和短暂使用过的国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和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向全社会征集国歌。2月25日，首次公布了沈恩平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旗共和歌》，这首歌最终虽未被正式定为国歌，但在海外华侨中流传甚广。从象征意义上来讲，《五旗共和歌》“体现了革命者们对中华民族整合的期待”。之后，还有沈庆鸿作词、邹华民作曲的《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荫昌作词、王心奎作曲的《中华雄踞天地间》被相继公布，最终被北洋政府确立为国歌的是汪荣保所拟、肖友梅作曲的《卿云歌》。加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涌现的众多抗日爱国歌曲，如《中华民族不能亡》《中华民族万万岁》等，数量蔚为壮观，据王续添统计，内容中有“民族”、“中华”、“中华民族”者，超过1000首之多，都有力型塑了中华民族的一体观念和认同。二是“中华民族史”的书写。1926年，常乃惪撰写并印行了《中国史鸟瞰：中华民族之构成及发展》第一册，在此基础上1928年修改并正式出版了《中华民族小史》，是最早基于中华民族观念撰写并出版的民族史专著，此书共有14章，第一章便命名为“何谓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小史》中，常乃惪开门见山地交代了主旨：“本书专述中华民族构成及其发展之情形，关于制度文物之叙述则让之他书”。黄兴涛认为，是书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化历史知识。另有，张其昀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在1928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缪凤林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林惠祥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吕振宇在1948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简史》等著述对“中华民族”之渊源、分布、融合之进程等进行系统阐发，为“中华民族”观念的社会化生产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对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发挥了推动作用。三是“中华民族”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四是确立民族祖先，追溯黄帝为先祖，炎黄子孙之说的广布。五是“民族英雄”的历史书写与应时塑造。六是“国族”的讨论及“中华国族”入宪的努力，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和举措，具体内容文中不再详述，都使得“中华民族”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悍然侵华战争，使得中华各民族同仇敌忾、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更是让这一共同体得以洗礼和淬炼，在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中增强了向心力、凝聚力。二、现代、现代化及中国式现代化（一）现代化概念及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大约在元朝的大德年间，也即14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社会活动，经过近200年的蔓延扩散，在这场志在宣扬人文主义精神活动进入尾声时，西欧人感觉到他们进入了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世界，“现代”（Modern）一词于1585年在文艺复兴者的述著中“出现”。基于此，罗荣渠认为，“modern”一词表示一个新的观念体系，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把文艺复兴看成是一个与中世纪对应的新时代。在“现代”基础之上出现的“现代化”一词的动词modernize和名词modernization，则又经过了200多年，在科学革命、思想启蒙之后，它则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诞生而出生。现代化(modernize)的本意是“成为现代”、“使之适合现代的”（to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在粮食生产、供需、贸易等层面仍存在较大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其主要表现为：中国粮食生产遭遇增产瓶颈、种植成本持续上涨、水土资源约束及生态承载压力加剧等困境；粮食供需面临品种结构偏离、产销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粮食对外贸易中出现外粮依存度上升而国粮自给率下降、国际粮食贸易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过于集中、国际粮食贸易摩擦加剧、融入国际粮食治理体系受阻等难题。中国亟需从生产、供需和贸易三个维度构建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守住耕地数量及质量红线、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水平、加快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提升粮食可持续供给能力；优化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破解粮食产销区域失衡难题；提升外粮资源自主管控能力、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降低国际粮食供给输入性风险，全方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作者简介：罗海平，经济学博士，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彦平，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张显未，经济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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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新论断新理念。这些新论断新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促进共同富裕要有阶段性目标和举措；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四个原则；实现共同富裕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使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越来越广泛，防止阶层固化和流动渠道堰塞，畅通向上发展向上流动的各种通道等。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科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人民幸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全体人民要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十分鲜明的一点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关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新论断新理念。这些论断不仅阐发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与主要原则，而且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与实践路径。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来看待，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多目标，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2021年2月，习近平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更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而共同富裕就是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因此，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都要锚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有任何的偏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所谓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战略意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同样有着战略意义。为此，要有战略定力，要有制度安排，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由于不注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动荡，现代化往往会半途而废。在二战结束后，一批新兴国家踏上了追赶现代化的征程，70多年过去了，没有几个国家迈过了现代化的门槛，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不平等引发社会动荡。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发展成果不能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层塌陷，贫困人口暴涨，导致社会撕裂、政治立场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的航船或者被风浪吹偏航向或者遭遇暗礁裂碎而沉。这就启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不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而且能为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社会动力。习近平指出：“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可以说，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领域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正能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