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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韩国有今天,源于那一代勇敢年青人!
△刘瑜(图/网络)编者按:本文选自刘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转自凹凸铿锵微信公众号。刘瑜,女,学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著有《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等。文/刘瑜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电影《华丽的假期》剧照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电影《1987》剧照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电影《华丽的假期》剧照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电影《华丽的假期》中的主角女护士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电影《辩护人》剧照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百万市民为青年学生李韩烈举行国葬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1987年光州事件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观念从何而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