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文艺的事儿英雄的事儿都欣赏完了
“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接近人性本来的样子。无非是从一个英雄的我变成了一个不英雄的我。”他说。
文 / 徐雯 编辑 /卜昌炯
北京东六环外，傍晚的空气中弥漫着秸秆焚烧的气息，张楚从3米高的大铁门内探出了一颗孤零零的脑袋。5月11日这天，他没有进城，在家做歌词翻译，并且洗了床单和被套。
这是一个荒僻的村庄，最近的一家超市约30分钟车程，门口有一家“基本没见过开门”的便利店，再往里走，有一家消费低廉的小饭馆。站在村口的柏油马路上，能看见宽阔的田野和远处隐隐约约的高楼。安静的时候，能听见飞机起降的声音。
2015年11月，张楚觉得“文艺的事儿都欣赏完了”，从工人体育馆对面的小公寓搬到了这里。房东夫妇都是艺术家，租给张楚一幢2层小楼和一个共用的小院子。正值充满生机的时节，张楚的屋子前开着新鲜的小花，还有一棵青涩的梅子树。冬天时，张楚需要自己往锅炉里添煤取暖，他会像获得了新鲜技能一样告诉房东：“我会烧锅炉了！”
搬到农村以后，张楚经常9点睡，7点起，早上一般都是被鸟叫声“生动地吵醒”。他不爱出门，厌倦重复性的社交，经常开车去外面买熟食然后回家熬粥，喜欢甜食，戏称“是A型血的原因”。
“很日常很具体的东西，张楚是没有防备的。但真的走进他世界的人很少，他有一个很强的自我保护的屏。”赵畅说。
1989年出生的赵畅在半年前成为张楚的助理。和其他音乐人的助理相比，她的日常工作显得异常琐碎：要随身带张楚的备用钥匙，要从市区给他带东西，需要再三和张楚确认排练和演出时间以防他忘记……她承担幼儿园阿姨的责任，承担张楚的社会化功能，而让那个生活笨拙的张楚继续在艰深的领地里探索。
“上帝在每个人脑袋里设了一个钟，所以正常人是有边界的，分得清轻重缓急。该在哪个点起床，哪个点下班，这套系统内置到手机里就是iOS或者安卓。但是张楚是一个没有操作系统、又有无数软件的人。如果他是个机器，那本身就是个大bug。”郭小寒说。
郭所在的乐童音乐目前负责张楚新专辑以及巡演的推广工作。开会时，她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现场20个人，张楚只和她说话，因为在那一个场域，只有她能听懂张楚在说什么。
“我需要把张楚的语言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再把人类的语言翻译成策划案。他不是产业链下面的标准化的产品，没有套路。这既可贵又可恨。”郭小寒说和张楚一起工作有点像对密码，需要很大的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
在她认识张楚的13年里，张楚都是一副“前言不搭后语”的飘忽模样，他在人间的姿态也始终磕磕绊绊。
有一年圣诞节，音乐圈的朋友们吃完饭去喝酒、跳舞。看到张楚的舞步时，郭小寒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他非常不协调。没有人会在电子音乐下做一种类似于广播体操的动作。我都不好意思看到跳舞有点残疾的他”。
当时的郭小寒觉得，这样的场景像极了张楚在人间的状态：对律动有诉求，对人间的派对有热爱，但他肢体不协调。
“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在很多人眼中，这些年张楚过得含混不清。
他48岁了，变成了一个娃娃脸的“小老头”，黑，瘦，说话时瞪着圆圆的眼睛，笑起来满脸褶皱，缩在沙发里，像一只穿着盔甲的鸟。他经常穿着皱皱巴巴的灰色衬衫，好几天也不知道换。
搬到郊区独自生活后，张楚养了一只怕生的长毛波斯猫。
“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接近人性本来的样子。无非是从一个英雄的我变成了一个不英雄的我。”他说。
姜昕是张楚在摇滚圈内为数不多超越性别又彼此理解的朋友。这些年，她见证了太多张楚在世俗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疏离和不合拍。
6年前，姜昕曾接过张楚的电话，电话里张楚问她借500块钱，因为“没钱吃饭了”。姜昕觉得奇怪。张楚坦白：“我刚刚租了一个房子，月租8000元。我最近挺烦的，想有一个大的空间。”姜昕不理解：“外面天大地大的，你心情烦街上溜达呗，干吗非得租那么大一个房子？”
张楚不富有，但是性情中人。他会花两三万买一个只能当摆设不能拍照的古董相机，或者买一个不会弹的贝斯，有朋友来家里玩，说一句喜欢，就送给对方，回头才发现自己又没生活费了。
更多时候，姜昕感受到的是张楚的不合常规。一次，姜昕和张楚在三里屯散步，一个酒吧里有女孩在跳新疆舞，两人就进去欣赏。第二天早上姜昕给张楚打电话，张楚说：“我在乌鲁木齐呢，新疆姑娘跳舞太美了，所以我一起床就飞到乌鲁木齐了！”
有时候和朋友们出去玩，开车到了休息站，张楚经常不带手机就溜了出去，半天也不回来，让朋友们急得团团转。
“没有变化就是张楚最大的变化。”不管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还是认识几年的新朋友，都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张楚的外形越来越干瘪，但精神越来越轻盈，他无法专注于眼前具体而微的生活，从来都属于诗与远方。
“从社会化的标准来看，张楚是不靠谱的、会出很多的纰漏的人，但刨除这些，他是个有童心的人。”乐评人、演出策划人张晓舟说。
姜昕还记得1995年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去世后的一次聚会。那天晚上，尚未完全走出悲伤情绪的一众摇滚圈朋友聚在海淀的黄亭子酒吧喝酒，之后又跑到街心公园的草地上聊天。早上醒来，他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草坪上，有人发现自己在秋千上靠了一宿。
天刚蒙蒙亮，公园的保安就冲进来轰他们走，厉声说：“这是儿童乐园！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怎么坐在儿童秋千上？”
众人哈哈大笑。留着锅盖头的张楚反驳道：“你就把我们当孩子呗，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孩子，你别轰我们。”
保安很生气：“什么你们是孩子，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赶紧走！”
时隔多年，姜昕仍能还原当时的诸多细节。某种程度上，张楚仍生活在那个让他写出了《姐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等作品的1990年代，那是他的盛世，那里一直留存着他的童心和初心。
这样的张楚，张晓舟也曾见过。2004年年底，张晓舟邀请张楚参加广州音乐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张楚双手插在口袋里，哆哆嗦嗦地、安静地唱着他20岁时录制的《西出阳关》：“我走在古道上/古道很凄凉/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往/我不能回头望/城市的灯光/一个人走虽然太慌张……”
从张楚身上，张晓舟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青春的荒芜感，“与周遭嘉年华的气氛格格不入，与时代格格不入”。时代滚滚向前，而他仍是停留在上个世纪、一直未曾长大的“孩子”。
“他在讲什么？”
5月4日下午，张楚“微小相见”新歌弹唱沙龙暨2016全国巡演发布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出道20多年，张楚将发行第四张专辑，并第一次在剧场开唱。
在台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一旁，安静地听嘉宾们侃侃而谈。少数的几次发言，张楚都是语气平稳、内容飘忽，以至于有歌迷有些惶恐地问：“他在讲什么？”
“我在媒体这个部分是很被动的。媒体的逻辑是分析一个事物，但很难感受一个事物。”采访刚开始，张楚就半抵抗半妥协地宣布：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不会被任何一种逻辑规劝，也不希望被任何一种总结限定。他更倾向于去谈文化、思维甚至是量子物理，而对谈论生活或记忆的细节兴趣寥寥。
“我们那时候不喜欢按一个固定的逻辑去盖一个房子，而是喜欢为了想象力、为了张力，把一个东西翻来覆去地拆。”谈起1990年代做摇滚乐时那种“不破不立”的气概时，张楚说。
1988年，张楚写出早期作品《西出阳关》，1989年写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代表作《姐姐》，后者被收录在“魔岩文化”打造的中国第一张摇滚乐合辑《中国火1》中。1993年，张楚推出首张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
随后的1994年成了中国摇滚乐里程碑式的年份。那年春天，张楚发行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与窦唯、何勇一起并称为“魔岩三杰”。而后来发生的故事，每一位对中国摇滚乐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如数家珍：“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贡献出了一场史诗级的演出，全场沸腾，一夜之间，内地摇滚音乐人狂风骤雨般地席卷了彼时的亚洲文化重镇——这种激情在此后22年里都难得一见，以至于当人们回味摇滚30年的往事时，都对那个夜晚念念不忘。
张楚已经厌倦了再去回忆当年的那个夜晚，对于最近官方组织的摇滚30周年演出，他也意兴阑珊，至于90年代初的个人经历，他更加斩钉截铁：“所有采访到我这儿都懒得回答。”
“我不是一个想要再去上升的明星。如果我想穿上这件衣服、给自己披上光环，我会标榜‘英雄又回来了’，对吗？这是最简单的宣传策略，但这实际和我有关系吗？我过我现在的日子，对吧？”张楚解释，“我不担心被消费，无非就是有点讨厌而已。”
在公众心中，张楚已经缺席了接近20年。
他的上一张专辑要追溯到1997年的《造飞机的工厂》。在这张唱片中，张楚的孤独、敏感、抽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之后，姜昕发现张楚唱歌时的自信、敞亮消失了。
为了新专辑，姜昕曾向张楚约过一首歌，到了张楚家，却看见他抱着琴发呆。张楚说：“我现在好像不能对着人唱歌了，你不介意我转过头对着墙唱吧？”
张楚对着墙，又憋了几分钟，无奈道：“我现在状态不好，要不这张专辑就不帮你了。”后来有一次姜昕在家里请朋友们吃饭，张楚对着一桌子的菜却只顾低头扒碗里的米饭。姜昕问：“你怎么不吃菜啊？”张楚连声应道：“哦，哦。”
此后3年，姜昕没有再见到张楚，而张楚本人也对这段过往讳莫如深。
“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和社会的走向不一致了。”这是他全部的解释。
“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何勇接受采访时说。
这几乎成了公众对魔岩三杰的判词：何勇从一个穿着海魂衫的清俊少年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大叔，饱受精神疾病困扰，最近的一条新闻是“捅人被抓”；窦唯和天后结婚又离婚，与媒体产生纠纷后火烧报社车辆，如今头发稀疏，不修边幅，被人解读为“境遇落魄”。
所以当1980年出生的键盘手王天恩2015年开始和张楚合作之后，他的很多朋友都惊愕地问：“原来张楚还在唱歌！”
初中时，王天恩是魔岩三杰的歌迷。红磡演出刻成VCD之后，他反反复复地看；买不到他们的正版磁带，就问同学借了翻录；听说电视台要放他们的MV，就郑重其事地等，看完首播又看重播。
“很多人都问我张楚在什么地方演，因为好多年没关注了，觉得他特有时代感。”王天恩说。
“你来了，请坐”
事实上，这些年的张楚虽然从来没有博得眼球，但也一直没有闲着。他参加音乐节，四处旅行，曾跟何勇一起录制过综艺节目《天天向上》，还和鼓王赵牧阳在央视《中国好歌曲》节目里合作过一首大气磅礴的《侠客行》。
看到老朋友秋野和杨乐参加东方卫视的《中国之星》后，他觉得上电视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
“你做唱片不也是为了传播吗？否则你直接在酒吧唱、不录专辑好了。”张楚说。
这次巡演项目启动之后，助理赵畅为他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张楚”，将自动回复设置为“你来了，请坐”。
“礼貌、客气、疏离。”赵畅解释这5个字，“恰到好处，就像这些年张楚的位置”。
在相识25年的鼓手张军眼里，张楚是“一个住在音乐里的人”。
1990年代初，张军在中央歌舞团的地下室第一次见到了张楚。当时张楚的房间里阴暗潮湿，就一张床和一把三根弦的吉他。他在北京的几所大学轮流唱歌，然后学生们请他吃饭。及至走红，张楚的生活才得到以改善。
此后十几年，张军辗转于不同的乐队，一边做摇滚一边开始接触流行音乐，张楚这个人在他的世界中完全销声匿迹，除了留在手机里的那首《姐姐》——它和崔健的《一块红布》都是张军心目中最为经典的摇滚乐。
2008年张楚找到张军，两人开始合作。张军感到很奇妙：“你和一个人认识很久，但是中间空了十几年没有交往，但当你们重新开始接触，你发现他对音乐的态度、他对生活的心境一直没有改变，这特别了不起。”
张楚说他经历过历史的混乱、政治的反复，以及文化的边缘和主流。而眼下，他正逐渐从“主义”走向生活。
5月11日在张楚家，看到桌子上放着美籍日裔物理学家加来道雄的《2050科幻大成真》。这本书探讨的是未来机器人是否能拥有意识的问题。这符合张楚的阅读兴趣。
“我喜欢看很多天真的东西。”张楚说，“成年人的故事无非是从现实的伤害中去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你看儿童的东西，为什么会鼓吹那么善又那么有趣的东西？为什么科技会鼓吹那么客观的东西？就是去探索人未来生存方式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生活有更大的空间。”
张楚乐于思索未来的可能性，多于思索当下的处境。他觉得，这种天真能帮助他做一些自我防御。
“一是现实对我的束缚，二是大众对我的束缚。”90年代中期，魔岩三杰最鼎盛时，张楚感觉自己“被压迫成了摇滚英雄”。他认为，当今中国摇滚乐坛的语境过于单一，摇滚并非只是反抗、愤怒甚至暴力。
很多音乐节上，张楚都能看到人们在底下举着旗帜摇旗呐喊。他在心里想：未来有没有可能举的不是旗帜，而是钓鱼竿？
“钓鱼竿多自由自在啊，它是一种生活的兴趣，而不仅仅具有一种集体行为的统一性。”张楚抗拒“活在摇滚不死的状态中”，同时认为自己越来越倾向于摇滚中的右派，“摇滚精神和摇滚责任，你很容易就并线了” 。
“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谁”
在张晓舟眼中，张楚是个“缓慢的天才”，他不太与时俱进，善于把“这种自我与时代、与社会的落差，转化为作品”。
针对张楚谈论摇滚时的一些观点，张晓舟并不认同。
“张楚谈论摇滚的方式仍然是狭隘的、二元的。谁跟你说现在只有左派、右派啊？现在还有苹果派，香蕉派。”张晓舟说，“摇滚乐的反抗属性能做到极致，张楚的那一套也能做到极致，问题是除了反抗的那一套，以及张楚的那一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套，我们没必要钻进某些套里。所以张楚不要抽象地去谈论这个问题，谈论观念非常无聊。”
微博上，张楚和香港作家、乐评人廖伟棠也有过“摇滚是什么”的讨论。廖伟棠认为如果没有愤怒，摇滚将变成音乐节圈养的宠物。张楚反驳：“你自己做音乐，却没有享受到最高级的音乐，不是埋葬了自己吗？”
虽有意见有分歧，但不影响廖伟棠对张楚的尊重和肯定。在一篇名为《老炮儿哑火，还叫摇滚吗？》的文章中，廖伟棠说在北京音乐家协会的摇滚音乐分会上，唯一有点摇滚色彩的，是打瞌睡的张楚。
对于张楚而言，摇滚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方式，不应该背负太多的价值观。他想做一些自由自在的音乐，丢到工业化的市场中，看有没有人喜欢。对于那些还在“正义”、“奋斗”的立场上摇旗呐喊的朋友，他坦言并不知道他们的心态，“如果他们能够在愤怒和正义的立场上做建设的话，也挺幸福的，但如果是困在里面，又不能做什么，把自己搞得很颓废，就挺不幸的”。
今年春节，张楚又去了泰国旅行。其间，他在电脑上看了电影《老炮儿》。这部电影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古典的摇滚精神：有骨气，不被驯化。张楚这么理解时代的更迭：“英雄主义的时代有它过去的使命，但现在已经无法为这个世界组合出新的东西来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拯救的方式越来越平等。”
在泰国，张楚遇到了一群在那里养老的欧洲老头，这些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现在就坐在那里喝啤酒。“我们年轻时候所认为的英雄，认为的世界的伟大或者痛苦，到今天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一老头儿坐在这儿，寻求简单和快乐。”
年近半百，张楚已经不会再像27岁时那样，对驱逐他的保安说“你就把我们当孩子”，也不会做很多徒劳无功的努力，在“沙子里找金子那样去找自己”。
他更注重生活本来的趣味，反对附着其上的一切价值判断。“名利本来也可以是一种乐趣，但是当它被现代的知识系统包裹为某一种价值的时候，乐趣就没了。”张楚说，“我就本分地做好我的工作，追求快乐的那一面。至于社会怎么看我，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谁。英雄的那部分我完成不了，也不觉得丢人。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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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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