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孙飘扬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去了和自己家乡淮安相隔不远的连云港制药厂，准备在这里大展宏图。但低调内敛的性格加上其貌不扬，孙飘扬并没有被领导重用。
当时，连云港制药厂主要是生产红药水、紫药水，以及给大制药厂做灌装和粗加工。技术含量低不说，利润还不高，300多人的厂子勉强度日。科班出身的孙飘扬，在这里并无用武之地。
失意之下，孙飘扬被调去连云港制药厂上属的医药工业公司（后来的医药局），做科研处副科长。在医药工业公司，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突出的科研能力，还经常对下属公司提供建设性意见。孙飘扬逐渐得到了当时工业公司领导的赏识。
连云港制药厂的经营状况此后每况愈下，两任厂长都不能改善困境，在主管单位的要求下，孙飘扬便被派去任厂长一职。
这才有了孙飘扬和恒瑞医药，才有了中国一代“药神”。
1990年，连云港制药厂在激烈的竞争中，经营情况每日愈下，刚当上厂长的孙飘扬决心改变。
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孙飘扬想到生产一款门槛稍微高一点的畅销药，来改变经营状况。
他瞄准的第一个对象是癌症化疗药物“依托泊苷”，代号“VP16”，主要用于治疗小细胞肺癌、恶性淋巴瘤、恶性生殖细胞瘤、白血病等。
该药品由美国医药公司在1981年制成上市，是一款注射液，市场前景很好。但连云港制药厂的技术很差，当时没能力生产注射剂。孙飘扬就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开发成软胶囊剂型？
在那个年代，解决了技术难题还不够，还要解决“思想难题”：老员工们都不理解，认为太冒险。
孙飘扬只能挨家挨户地解释清楚，在员工动员大会上，他喊道：“你没有技术，你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
最终，孙飘扬力排众议，重金购买了“VP16抗癌药专利”，并且改成胶囊。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当年就赚到百万利润。
后来，依照着这条准则，连云港制药厂和孙飘扬的命运一步步改变。
那时候，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人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谷类消费量的降低，动物性食品尤其是脂肪摄入量增高，加上人口老龄化的迫近，孙飘扬意识到，这个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但当时国内市场并没有多少人看好肿瘤市场。大企业认为市场不大，不愿去做；此类产品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门槛，小企业又不会去做。
孙飘扬经常参加意大利专利交易会，确信这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那时候，他开着老厂长留下的一辆丰田面包车，发动机都快不行了，但他还是大把大把地将钱砸进新药研发上。
医药研发是一个极其考验眼光的行业。重金投入的新药如果方向正确，并且有成果，就一本万利。如果方向不对或者攻克不了技术难题，花下的时间和金钱亦会随风散去。
1992年，孙飘扬用一年的利润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并在连云港建起了建筑面积2900平米的研究大楼，用于研发和试验。
恒瑞医药厂车间
这其实很冒险。工厂刚刚步入正轨，兜里的钱并不富余。购买专利之后，还需要研发以及临床测试，一般来说，如果投资一款新药需要1块钱，但是临床试验的成本可能就需要8毛，这些都是不可控的风险。
幸运的是，1995年新药上市后大受欢迎，一举推动连云港制药厂成为国内研发抗癌药的龙头企业。
技术工人孙飘扬，已经成长为中国医药行业第一代专家型企业家。
这一年是国内药物研发的开局之年。前一年，国家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自1993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对化学领域发明的产品专利进行保护。
也就是说，如果药品是创新药，将有一个20年的专利保护期。在这期间，如果有其他企业进行仿冒，将付出高额代价。
当时，摆在孙飘扬面前的有三条路：要么继续购买专利，要么生产创新药，要么生产仿制药。
继续购买专利虽然方便，但成本高，没有技术含量，孙飘扬兴趣不大。
研发创新药虽然已经大势所趋，但对于恒瑞医药（1997年连云港制药厂更为此名）来说，却并不符合当时的生产情况。
创新药研发的周期很长，十年起步，而且失败概率极高，全球96%的药物研究项目都以失败告终。生产仿制药，看起来像是抄袭，但其实不然，为了降低患者购药成本，药品在专利超过20年之后是允许被仿制的。
那时候，中国的药品市场别说创新药，连仿制药都很稀少。区别于创新药，仿制药也需要一定研发能力，是以创新药为仿制对象，通过对药品结构、适应症、剂量等进行模仿而研制开发的药品，在药效上相似。但重点在于价格更加低廉，市场更大。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就是一款用于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仿制药。因为在中国的患者买不起高昂的创新药，很多患者只能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格列宁。如果没有了这种仿制药，很多患者没钱吃药也只能是等死。
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抗癌药物“格列卫”，即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
在孙飘扬看来，如果想要企业接着往前走，生产仿制药更合适，研制创新药也要同时进行。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这个缺乏研发能力的苏北小药厂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
在药品研发领域，最重要的是资金和人才。积累了几年资金，厂里却并不宽裕。连云港偏居苏北一隅，更是难以吸引来人才。
恒瑞医药先后与上海医科院、北京医工所、天津药研所等机构开启合作，从仿制药入手，成功上市了主流的治疗肿瘤的产品，奠定了资金基础。
但研究院要的是论文，企业要的是市场需要的产品，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从1997年开始，孙飘扬斥资两亿元，建立起自己的研发中心——连云港研发中心。
2000年上市后，投资近两亿元在上海建立新的研究中心。
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众多国际制药厂的总部，人才资源丰富。此后，孙飘扬在美国、成都、日本等多地都建立起了科研中心。
据恒瑞医药财报显示，到现在为止，恒瑞医药的研发团队已经壮大到3400人。公司本科及以上的人员占到58%以上，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12.3%。
孙飘扬还从国外挖回很多技术人才，比如2009年美国礼来制药首席科学家郑玉群加盟；2010年礼来首席科学家张连山加盟；2012年礼来研究员曹国庆加盟......都推动了恒瑞医药的发展。
20多年来，孙飘扬一直坚持用公司销售额的10%用于产品研发，累计研发投入38.96亿元。2019年，恒瑞医药将营收的16.73%都拿来投入研发，远高于国内的其他制药同行，和国际上的医药大公司强生、拜耳等相差无几。
这世上没有什么捷径，长时间的钻研和投入是通往成功的最好办法。
厚积薄发是医药行业最典型的特性。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恒瑞医药成功推出多款仿制药，以及5款创新药，分别是艾瑞昔布、阿帕替尼、硫培非格司亭、吡咯替尼、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其中，艾瑞昔布是恒瑞最早研发的药品，研发项目立项于1997年，研发时间长达14年，最终于2011年获批上市，并在2013年完成上市后临床研究，2017年被纳入全国医保目录。
另一个被纳入2017全国医保目录的品种——艾坦（阿帕替尼），是全球首个晚期胃癌的抗血管生成药物，是晚期胃癌三线唯一标准用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的国际空白，无数胃癌患者因此获益。
恒瑞医药公司的艾坦（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研发成果也给予孙飘扬以及恒瑞医药丰厚的回报。2019年，恒瑞医药营收232.89亿元，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达到49.79亿元。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26.09%。
恒瑞医药也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2000年，恒瑞医药A股上市。截至2020年9月30日收盘，恒瑞医药市值高达4766.52亿元。如果从上市开始算起的话，复权后恒瑞医药20年来股价涨幅百倍。
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孙飘扬家族目前以36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58亿元）财富排第四位，仅次于马化腾、钟睒睒和马云。在苏北默默耕耘了20多年，孙飘扬家族一举惊艳世人。
一心一意潜心研究，孙飘扬让当初的连云港制药厂，变成了市值超过4000亿的恒瑞医药。不过对于孙飘扬来说，其财富之路，离不开一个人——岑均达。
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岑均达和孙飘扬的最早交集来自一篇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镇咳药的合成。岑均达为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孙飘扬为第二作者。
资料显示，岑均达于1987年进入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成为制药部的一名研究员。他主要从事抗癌药、抗糖尿病药及神经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他的研究方向与当时连云港制药厂的业务方向有所重合。
日后，岑均达多次出现在孙飘扬的故事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上世纪90年代起，“国企改革”之风盛行，摆在孙飘扬面前的也有两条路：一是将恒瑞医药以国企的身份推上市，二是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将其私有化。孙飘扬选择了第二条路。
但私有化方式带来的风险也比较高，成则扬名立万，败则一无所有，甚至还可能会背负“骂名”，因为有人将其等同于“贱卖国有资产”。
最终的过程是，1997年连云港制药厂先改制成国有股份公司，管理层收购则在2003年启动。
岑均达先后通过连云港达远和西藏达远倒手，为孙飘扬的恒瑞医药注资，成为恒瑞的第二大股东。此后，岑均达慢慢退出，孙飘扬的持股比例不断增加，至2006年6月，孙飘扬持有恒瑞医药21.95%的股份，最终成为恒瑞医药的实控人。
孙飘扬家族能在财富排行榜排到第四位，离不开妻子的贡献，亦离不开岑均达的帮助。
钟慧娟
孙飘扬的妻子钟慧娟是港股上市公司翰森制药的实际控制人，截止10月5日港股收盘，翰森制药总市值2231亿港元。翰森制药的业务范围和恒瑞医药相似，主要从事抗生素、抗肿瘤、消化道、内分泌及精神类等五大类药品的研发生产，是中国最大的抗肿瘤和精神类药品研发生产基地之一。
在外界看来，这家公司本来是孙飘扬用来应对国企改革失败，为自己准备的退路。
钟慧娟原本是连云港的一名化学老师，1996年，钟慧娟参与创办了一家名叫“豪森药业”的企业，也就是后来的港股上市公司翰森制药，一路从执行副总经理、总经理，做到了总裁的位置。
但其实早在钟慧娟进入之前，豪森药业就已经成立，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即是岑均达。
根据恒瑞医药上市时的招股书，连云港豪森制药成立于1995年7月，注册资本为70万美元，由连云港制药厂和香港曼斯韦克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连云港制药厂持有40%的股权，港方持有60%的股权。
这家香港曼斯韦克公司正是岑均达手里的投资公司。在过往的投资经历中，曼斯韦克有且只投资过一家企业，就是豪森药业。
之后，曼斯韦克又化身为East Pearl，继续为钟慧娟的翰森制药输血。
在帮助孙飘扬实现对恒瑞医药的控制后，岑均达又成功将翰森制药的控制权交到了钟慧娟手中。
2019年，来自恒瑞医药和翰森制药的孙飘扬、钟慧娟夫妇凭借1750亿身家，成为江苏省新晋首富。岑均达也以452.5亿元财富值排名第42位。
去年10月份，在第十一届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孙飘扬宣布砍掉70%仿制药。
他认为，专利到期的原研药该仿制的已经仿制完了，即使是距离专利到期还有较长时间的药物，公司经评估后认为其市场上的价值不高。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小药企扎堆进入仿制药研发，仿制药利润越来越薄。
非专利药竞争降价已成为全球趋势，生物制药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外资大厂也早将研发的目标对准生物制药，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生物药2010年前后开始在国内大量上市，目前已经是市场宠儿。
2015年，恒瑞专门从事生物制药的子公司苏州盛迪亚成立，开始与大量有外企背景的海归创业者同台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