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美军机枪手被我们扔去深圳写了篇特稿

Esquire特稿实验室按:这是一篇神奇的特稿。本文作者Colby Buzzell曾是伊拉克战场上的一名美军机枪手，自称过度饮酒、滥用药物，因为持续写战场的博客写成了一位网红。2007年，这位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美国网红被Esquire“空投”到深圳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写特稿。

你也许猜到了，这位被Esquire强行“文盲”的美国网红眼里的深圳带有典型的西方视角：这里既有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高档夜总会，也有毒品、妓女、扒手和黑帮。一方面是财富的快速增长，另一面却是规则的缺失、精神的空虚以及惊人的贫富差距。深圳在这个完全不懂中文的美国佬眼里成了一座光怪陆离的庞然大物，显得猎奇而扭曲。然而最有趣之处或许在于，作者无知所带来的种种偏见和惶惑，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某些习焉不察的荒诞。

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我们翻译这篇特稿的时候进行了微小的删节，对全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美版Esquire网站上查看原文。

特别注意：如果你对这样的“空投写作”方式感兴趣，欢迎给我们《时尚先生Esquire》的邮箱[e-mail]写信，告诉我们你最想被空投的地方，并且用代表作或者别的什么，证明你有优秀的写作能力，也许我们会有一次不错的合作。

我坐在那儿，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等着看一个抡大锤的男人什么时候挥汗如雨。人行道上来来去去都是行人，有些人打扮的，好像他们就在我们周围的某栋大楼里工作，另一些则穿着高仿的高跟鞋，在灰色的混凝土路面上踢踏作响，仿佛他们手里拎了一大堆购物袋。

砰，砰，砰，砰。他站在那儿，一锤锤地砸在他刚刚插进坚硬地面的钢钉上，然后用一把园艺锄把所有的东西都铲到一边。路过的人们并没有留意他——他不过只是这个移民城市里数以千计的建筑工地上又一个“蚁族”工人罢了——他只有累了的时候才会把大锤交给另外一个男人。他们总共有三人，都穿着懒汉鞋。

按西方标准，中国的水是没有达到卫生合格标准的，前往深圳的旅游手册上赫然建议着不要喝水。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瓶装了H2O的塑料瓶，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完成了水合过程。太阳出来了，我浑身都是汗。我猛吸了一口水，他们瞥了我一眼。我擦擦眼睛里的汗，把水递给他们，但是他们笑笑拒绝了；好像在说，我们不需要水，这没什么。他们不会出汗。

我想起在美国我们是怎么破土动工建新楼的，用的是实打实的机器，好像已经用了上百年了。深圳是个崭新的城市，是一次社会爆发的结果，你和其他地方来的每一个人，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大楼破土而出，而他们也都是刚到此地。这些人不久之前很有可能还是农民，而且，他们肯定在破土这件事上还有些守旧的观念。他们就这么挖着。他们弓着背去挖，拿着手中小小的工具去挖，挖出一个洞来，一路通向美利坚。我在想，海滩上的中国小孩是不是就这么干的。在这片中国土地上，你常常见到这种情形，非常现代的东西同非常古老的东西混杂。离这儿不远，我刚走过一家宾利经销商店，就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条有我大腿粗的鱼，在水泥地上死命地磕，试图把它的头敲下来，这样它就不会到处乱蹦跶了。

几天之后我回到了那个建筑工地。男人已经不见了，他们一直在砸的那块地也不见了。他们曾经站过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十五英尺深、十五英尺宽的大洞。

大约一年前，我步行到洛杉矶我最爱的一家军品商店，就是麦可·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怒火风暴》中的那一家。我打算给我的M-65野战短外套贴上一块草绿纹路的美国国旗，否则它现在看起来有点太光秃秃了。在收银台付款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我把它翻了过来，背面的一个小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

我把这个拿给收银员看，我的原话是，“这是啥？”

这是他们生产美国国旗的地方。

中国不仅生产美国国旗，他们也生产其他国家的国旗，甚至还有仿真的纳粹国旗。我问一家店的店主为什么要卖这些国旗，他回答得很简单，“大家会买。”

美国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新纳粹成员坐在他的屋子里，对以下事实毫无察觉：他满怀骄傲悬挂在墙上的卐字旗，来自红色中国。

不过嘛，其实深圳也不怎么红了。

距离香港不远的海岸线上，中国深圳，一个20年前并不存在、如今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1980年，它的人口不足10万。到1990年，大约有90万人口住在那儿。到了2000年，达到了650万。

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进行第一次逐利实验，那时的深圳还只是个渔村。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实验看起来大获成功，因为这座新城里的所有东西——所有，都待价而沽。即使原来被认为不合法的东西，只要能赚钱，他们常常就另眼相看。这里的人们说深圳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他们也会说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办完酒店的退宿手续，决定坐地铁一路到头，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价格更为合理的地方。我这是典型的美国人逻辑：越偏远，越便宜。

地铁线的尽头是一个热闹的游乐园，名字叫做“世界之窗”，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想要出国旅行还是很难的，他们就建了一座仿真主题公园，把世界带给中国人民。这里有埃菲尔铁塔的仿品，还有比萨斜塔、巨石阵、自由女神像等等。就像拉斯维加斯，但是中国人似乎知道它们是仿造的。

公园的官方宣传口号是：“你给我一天，我给你整个世界。”

这次旅行，我带着背包里的所有个人物品（日记本、笔、相机、一套换洗衣服，就这些），从所有的中国游客当中穿过。数以千计的中国游客，搭乘着汽车一拨拨来到公园，为了看看大世界。他们所有人看起来真的在他们的公园里玩得很开心，数码相机拿出来，满脸堆笑的集体照拍一拍。要是我在脑海里抨击这座公园，我倒是感觉不太好，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是给他们带来欢笑的东西。

站在街角，我透过太阳镜打量着周围，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在一片乌黑头发的海洋中我看见一个金色头发的高大男人，穿着一身商务休闲装，在人群中穿梭。

他说英文，我长舒一口气。我问他是否知道这片儿任何便宜的旅店。他的确知道，说就是他住的汽车旅馆6号，如果我想住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因为他正要朝那边走。

去往旅店的路上，他简单跟我说了下周边的情况。欢乐谷，富得流油、包了二奶的香港商人们买下了这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子。他观察到他们仍然把衣服晾在外面风干——“他们都已经有几百万美元了，还是不买一台烘干机。”他笑得有点迷惑，指着旁边的一家宠物店，他管它叫“中国肉类市场”，还有一家麦当劳（位于深圳的中国第一家麦当劳，所以有点历史意味了），一家肯德基，一家必胜客和一家沃尔玛。

深圳总共有九家沃尔玛，鉴于不久之前这里连九个人都没有，这还是挺了不得的一件事。他还建议要是我有时间的话，去试试必胜客旁边那家中国餐馆“大灰狼”。不是因为那儿的食物，而是因为他们在外面竖了个牌子警告日本人不得入内。

我问他是打哪儿来的，还有为什么来。

“新墨西哥，”他答道。“来做生意。”

我继续追问他做什么生意，他回答得很简单，“家具。”

就像我在这里问到的所有其他生意人一样，他对这里的工厂大加赞赏，说工厂的整洁程度一定会让我大吃一惊、印象深刻。不仅如此，工厂里的每个人都很乐意在那儿工作，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勤劳、忠实的雇员。他说他们每天的收入只有1.5美元。不过工人们也可以住在厂里，所以他们从不迟到，厂里也会管他们的饭。他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假期是农历新年，那时候他们可以带着所有的积蓄返乡，庆祝节日。

我想那一定是某种派对。

“深圳的周围有个几千个工厂，”他说。“几千个。”

也不仅仅是深圳如此。特大城市是中国世纪的地标。为了让经济运转，中国政府需要劳动力集聚在一地，所以西部的农民被吸引到东部新城扩充人口，这些政府正在打造的城市以每年10座的速度出现。下至工厂工人，上至肥头大耳的商人，每个人都为了金钱兴高采烈。

如果中国人不是在建造或者制造什么东西，他们就是在买东西，买一次就是一个购物袋。他们疯狂购物，好像每天都是购物季的最后一天。

想要到达深圳的购物区，你得先逃开一连串糟糕透顶的人间惨剧，社会的边缘人伸出他们的双手，要么畸形，要么缺胳膊少腿，有些人半边脸都没了。所有的人都在重复着悲伤的哭喊声祈求施舍——祈求你随便扔点多余的零钱到他们的塑料圆碗里就行了。失去了双腿的妇人在水泥地上拖行，一条狗链子套在她小儿子的脖子上，请求帮助，然而没有人伸出援手。和我交谈的几个人告诉我这些人在工厂里致残，另一个人说有团伙会绑架小孩，砍掉他们的四肢，好让他们看起来可怜，然后强迫他们乞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然后，一瞬间的功夫，你就到了购物区，穷苦的人们消失了，好像做了场恶梦。每个人突然变得光鲜亮丽、腰包鼓鼓。这个片区是职业小偷的老巢，还是假货的世界之都。

美国人抱怨过他们的太多产品都被盗版的人给揩了油，中国人说他们正在打压，但是有人忘记深圳的这些做盗版的人了。事实上，真正好玩的游戏叫做找找什么东西不是假货。你可以在深圳一连玩上几天，而且你总是会输。件件东西都被揩油了，你想的到、想不到的各种主题颜色的乔丹牌款式和型号，你能想到的所有知名与不知名的衣服，每一个现有的器件——iPod, 游戏机，DVD，电子游戏——几百万件T恤，很多都印有班克斯的图案。那些切·格瓦拉的T恤也是在这里制造的，然后再运到美国的每一个大学城。在一个工人们每天只挣1.5美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T恤被制造出来，然后寄给一个富国里的懒鬼们，他们会从爸爸那儿拿到买衣服的钱，花20美元买下来。我打赌这就是格瓦拉想要被人记住的方式。

在深圳人人都穿着印有英文字母的T恤和衣服，因为英文在这儿还不普及，我很好奇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不是知道他们衣服上写了什么。这就好像是丝织物分选器已经用光了能印制的材料，于是所有人都说，“嘿，这有本字典，我们来做件T恤吧！好极了！”

我看见衣服上是这么写的：WHO THE WISH ARE BLACKWIRE, RED HOT LICKS OPERATION, 以及 BIZARRE MUST AWESOME WANT。

我30岁了，年纪已经够大，记忆中，帆布鞋是在美国生产的。这一事实过去是他们营销的工具。鞋盒、广告，每一只鞋的标牌都用来做广告了，“美国制造”。

但是某一天起，我注意到他们不再强调自己是美国制造了，这让我大为光火，我严肃地考虑过要不要转投其他品牌。但是他们的款式依旧，正因如此，我还保持着对他们品牌的忠诚。

穿过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时，我的脚上是一双老式的高帮鞋（中国制造几个字不显眼地印在里面）。一个男人朝我走来，停下脚步，很快的低头看了眼我的鞋，又抬头看我。对他来说我的鞋貌似有些意味，所以我和他打了招呼，告诉他我在找一个导游或者翻译，能够在深圳这边帮我的。他是个白人男子，带点北卡口音，他说他知道几个或许能帮上忙的人。

他和她的朋友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边走着他边问，“你溜冰么，还是听朋克音乐？”

我回答说两者皆有，我还问他是怎么猜到的。看来是这双老式的帆布鞋出卖了我，我的新朋友诺兰不仅在音乐上同我品味相投，他就在我附近的小镇长大，我们在同样的地方玩耍过，有很多共同认识的朋友，有他在一旁，虽然我现在在地球的另一头，感觉却像回到了家里。

诺兰和他的朋友跟我解释说，在市里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郊区就和狂野的美国西部无异。他们告诉我那些地方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好像就是从《发条橙子》里走出来的——一个男人用大砍刀砍下了一个女孩的手臂，只是为了在他飙车经过的时候抢到她的钱包，有人被枪击，黑帮会控制整辆公共汽车然后把每个人打的满地找牙，等等。

看着窗外被人群踩得震响的走道，我告诉他们我很好奇这儿的人都靠什么谋生，因为倘若你走在街上，你会觉得他们整天都在购物。他们跟我说这儿的大部分工作支撑着工厂、贸易、物流、旅游以及二奶。二奶和其他大生意一样，是深圳的现实；很多香港商人以包二奶为荣，把它看成财富的象征，同时让他们获得快感。

诺兰的妻子认识一个男人，他约会的女孩是一个全职二奶，不过她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兼职女友。

菜上来了，一盘一盘又一盘，实在太多了，我们四个人都吃不完——蒸饺，米饭，各种肉食和蔬菜，我们拿喝烈酒的小酒杯一起干掉了一瓶金威啤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点上烟，打算把另一瓶金威也喝了，诺兰的妻子开始说起诺兰最近怎么被四个深圳的恶棍给扣成人质的故事。

这件事就发生在几个月前，所以他的记忆依旧鲜活。他掺和进一个“商业”企业，合作方是一些澳大利亚人，他们觉得中国是一座金矿。

诺兰的公司欠一些讨厌的家伙32,000美元，诺兰警告他的合作伙伴，债务必须要还清，因为“这儿的人们可不会叫律师，他们用黑手党的方式解决问题。”

自然的，四个男人出现在诺兰的房子里要拿回他们的钱。诺兰说他没钱，他们就威胁要杀了他。他打电话给澳大利亚人，他们说他们也没钱，但是请他坚持一下，他们很快会想出办法。诺兰对那帮家伙大喊，是啊，坚持一下，你们在澳大利亚，说起来容易。与此同时，四个小混混告诉诺兰他们要一个星期24小时和他呆在一起，直到他们把钱拿到手。

恐慌之下，诺兰立即给澳大利亚那边发短信、发邮件，直到几天后，他们才炮制了一份粗枝大叶的计划。诺兰告诉他们，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都已经收到了消息，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这就会变成一场重大的国际纠纷，当然，他第二天会从澳大利亚人那儿拿到要给他们的钱。奇迹发生了，这些人离开了，说他们第二天会回来收钱，否则就要他的脑袋。

趁着那段时间，诺兰收好他所有的重要文件和文档，关了他们的店，在门上贴了张条子：“办公室在澳大利亚假期期间关闭。咨询请致电本公司律师。”他之后躲起来一段日子。

“这里是中国，”他笑笑说。现在最恐怖的就是“学习经验”。

四个人吃完了，还剩了许多菜和啤酒，只要80元，折合10美元。心满意足的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正当我要把零钱放进我非常老土的拉链钱包的时候，诺兰建议我把钱包塞进我前面的口袋，因为深圳的小偷小摸实在太惹人烦了，有些地方简直是泛滥成灾。我给他们看了拉链，三个人异口同声告诉我这根本没用，如果他们想要，他们就能偷到。从暴力抢劫，到用有人用十英寸的钳子从公园长椅上人们的口袋里偷钱，他们都亲眼看到过。所以我把我笨重的皮夹子放进了前面的口袋里，等到我匆忙背上背包的时候，诺兰又说我背错了，应该套在前面。因为正确的背法同时也是丢东西的好法子。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在耍我，但是我照他说的做了，随后脱口而出，“我看起来像个傻瓜。”

“不，兄弟，你看起来非常深圳范儿！”

有一半韩国血统的我身上有很多亚洲人特征，但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其他人看我，都不会觉得我像中国人。当然了，任何这儿的游客都会告诉你，人们喜欢好奇地盯着你看，不过他们这么看的时候，通常不是看脸。他们的目光会落在我两条胳膊上，上面满是纹身。

现在在美国纹个身，那点叛逆劲儿充其量也就跟买了不可回收的东西差不多，中国则不同，纹身在这儿还是某种禁忌，我被告知大多数中国人是看不起纹身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市中心一栋建筑的二层，一个光线昏暗的夜总会消磨了大概一小时。我喝着青岛啤酒，看着台上的三名艳舞女郎，打了个哈欠，然后决定去隔壁的迪斯科吧坐一坐。我走上前去，守门人盯着我的纹身，然后指着门边的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几句中文，下方有些句子是用英文写的，大概说的是着装要求。不论如何，因为我的肤色，这已经是当晚将我拒之门外的第二家夜总会了。我沿街走去另一家会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家会所的保安很生气，他就站在大门口，挡住了那个人，摇着头大喊大叫。我走上前去询问，被拒绝入内的那个人说，“朋友，操他妈的鬼地方！”然后接着说他不能入内因为他们不喜欢外国人，这完全是“扯淡！”

我同意。这一点也不公正。我提到我刚刚在附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还因为看门人而激动的他看着我，我告诉他有几家夜总会是可以进的，但是也有几家把我挡在门口了。

他打量了我一下，我们握了手。他告诉我他叫拉里，并且他知道另外一家我们可以去的会所，那里对外国人很友好。

拉里说话有口音。一上出租车，我们都摇下窗子，把烟点上了。“你是哪里人？”我问他。

“老家在南非，”他说，“然后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又在北京呆了两年，四个月以前来了深圳。”

我问他为什么会搬到这儿来，他和其他所有人的回答一样，“做生意。”他把手伸进口袋，递给我一个鼓鼓的袋子，里面装了大麻，他让我抽一口——我照做了——他告诉我这是上等货，问我有没有兴趣来一点儿。

我过去抽大麻，但我现在身处异国，认识这个家伙才几分钟，所以我对毒品说了“不”，想看看他怎么反应。他尊重我的决定，一边把大麻放回口袋，一边说没问题，如果我需要的话就告诉他。

“想要来点白面么？”拉里又热心地补了一句。“我也能搞到那玩意儿，没问题的。”

“怎么卖？”

“三百块。”

恩，出租车司机对于后座发生的一切浑不知情，我告诉拉里我会考虑，然后问他是哪儿搞到这些东西的。他抬起头，一只眼睛滴溜滴溜转，问我，“你不是间谍吧？”我告诉他，“我？怎么可能，间谍？哈哈！”我告诉他我只是好奇。“我好像在哪儿读到过，有很多走私犯从香港来深圳，这里是毒品走私的主要边界，我只是在想是不是真的。”

他告诉我没错，打哪儿来的都有，很多是通过香港渗透进深圳，然后到中国内地。这是他搬到这儿来的原因。他给几个中国人供货，不过大部分客户是外国人。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司机把我们放下来，然后开走了。我的新朋友指着街对面的夜总会，不过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们先去的不是那儿，而是先去一家7-Eleven喝了一轮，这里每个街区都少不了7-Eleven。

进去前我先把烟给熄了，不过我注意到拉里抽着烟就进去了，怎么高兴怎么来。他点点头，意思是你可以在这儿抽烟，他们不会介意的。

所以，点着烟，店内各种储藏柜也大开着，我们就这么在7-Eleven聊了起来。拉里毫不避讳地谈起他的职业，手伸出窗外指着外面的台阶说道，你要想的话可以在那儿抽大麻，大家去街对面的会所之前都会在那儿抽一会儿。

“不怕有条子么？”我问道。

“很多条子根本不知道大麻闻起来是什么味儿，”他说。“他们会从你身边走过很多次。除非你搞出动静了，比如说在会所里打起来了，他们一般不会管你，私藏大麻也罚不了多少钱。”

“但你是个毒品贩子啊。他们会怎么处理贩毒呢？”我问。

他瞥了我一眼。“要是你贩毒被抓，他们会杀了你。”

我们喝完以后，我和我的新朋友——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毒品——穿过街走到对面的夜总会，度过了一个疯狂的晚上。

去沃尔玛的路上我迷路了，我向街上的一对情侣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怎么走，两人都看着我，那表情仿佛在说，你在说什么？所以我拿出笔和纸，用大写字母写下沃尔玛三个字，拿给他们看。他们很快就给我指明了方向。

几天后，我又走在同一块地方，街上一个年轻女人向我走过来，我跟她说，“对不起，我听不懂也讲不来中文，”她说，“Wal-Mart？”

我开心地给她指了路。

第一次去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我正站在内衣货架旁边，比较袜子的价格和质量，一个满嘴牙齿都烂光了的人走近我，手上拿着个三星手机。他结结实实地拍了一下我的胳膊来引起我的注意，打开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张全身素白、笑颜盈盈的亚洲女孩的可爱照片。

“你喜欢么？”他说。沃尔玛的购物者在我们身边拥搡着。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假装不知道他想干嘛。他随后在他的手机里打了一些字，再次拿给我看。

上面写着：“1200。”

我摇头拒绝，让他离我远点，他的确这么做了。我回过头去继续购物，拿了五双白袜子（中国制造），我觉得这种最划算了，然后打算找点一次性的刮胡刀，因为我也得刮一刮胡子了。

他再次走近我，不过这次手机上的数字变成了“800”。我四处张望想找保安，或者其他什么人也行，只要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就成：某个陌生皮条客在一家沃尔玛里接近我，给我介绍这个中国女孩，这种情况一般的结尾就是真人和照片一点儿也不像。深圳这片土地上有一百多万按摩女，这点广为人知，因为我向上帝发誓，你走到哪儿都很难不被“按摩”骚扰。

我不喜欢强买强卖，所以很坚决地回绝了，“不！我没兴趣！”我摆摆手，意思是说“嘘！快走！”然后转身走向卖自行车的地方。

我来超市是为了买辆自行车，因为我很多路都是走下来的，我想要是我有辆车，应该能看多得多的地方。我没看见什么美国牌子，甚至连在中国设厂的美国品牌都没有。我能在他们的存货里找到的就是实打实的批量中国制造自行车，看起来只是几块踏板拼接，随时会散架。

不过主要的卖点是他们很便宜，大部分都低于200元——25美元——所以我决定买一辆磨砂黑的山地车，上面印着白色的“Superior”字样，你要是问我这是不是有点虚假广告，我就会发现它完全是我在美国那辆磨砂黑坎农牌的反义词。

我骑着新车离开沃尔玛，要不是因为我来到了一片热闹的区域，几百个小贩沿街叫卖，我才把车停在了自行车道上，锁好，步行出发探索一番，很难说哪个先要了我的命，是我骑在路上的颠簸，还是我座下的车散架以后我跌个嘴啃泥。一小时后归来，倒是挺给我省心的，因为我看见我的车已经不在了，有人帮了我个忙，把它偷走了。

我总算遇到了我的向导，杰西，她在学校里是学生杂志的编辑。她告诉我要是她被布置写深圳的故事，一定要写三样东西，依次是夜总会、购物和吃。我告诉她三样东西里我感兴趣的是夜总会，所以她建议我们去深圳海洋世界附近的区域，位于深圳的侨民社区内。你可以想想圣塔莫尼卡的第三步行街。

“杰西”的英语十分地道，她穿着一身波西米亚的流行时装，一双棕色皮靴，一件新款V领T恤，一条及膝的短裙。她还有一对大耳环。

我们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她带我去了一个小渔村，那是曾经的深圳的全部遗迹了。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伸手乞讨的乞丐，我问她为什么人会受穷。“因为他们好吃懒做，”她说。

我凝视着渔村，还是很难想象，这是深圳1979年的模样，后来邓小平就在此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首度开放了中国的自由贸易。岸边有不少木质棚屋，水上还停着几艘渔船。

这附近所有的东西都有英文拼写，整个夜晚，不管我们去哪儿，杰西谁都认识，看门人、男主人女主人、服务生、DJ、店主等等。整个晚上她带我到处逛，和她所有的熟人打招呼，给我指出各种各样的会所、酒吧和高档饭店，什么都卖，就是不卖中国食物。从头到尾她都拿着她的手机，要么在打电话给某人，要么在发短信。

室外露台的一张餐桌上，她把我介绍给正在享用当地中国啤酒的三位侨民，告诉他们我是名记者，正在做一篇关于深圳的报道。他们显然是婴儿潮一代，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在这张木质桌子边找了个位子，向穿着一件性感迷你短裙的女服务生要了一瓶进口啤酒，然后问他们在这儿做什么。其中之一，一个穿着绿黑条纹的橄榄球服的美国人，衣服上还印着一个香港的爱尔兰酒吧，他先回答了。“基本上就是……”他想了几秒钟然后说，“工作，追女人，喝酒。恩，差不多就这些。”

另一个穿着商务休闲装的英国人说，“不，在这儿是女人追你。”

“啊对，”橄榄球服的美国人说。“中国女人很有意思。在国内，你要是摸哪个女孩的屁股，你就得吃官司。在这儿，你不仅能爽一次，还能拿到号码。”

“现在你就别回国了，把这些都写进你的稿子里，然后好好在这儿爽一把，”他说。“我们在这儿过得可好了，也想一直这么舒服下去。”我问他们有没有一点儿想家，问出口我就觉得自己犯蠢了。“不！”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现在要是回国，马上就想走，”穿商务休闲装的人说。“比起中国，英国倒像第三世界。”

到这时这张桌子来来去去了很多侨民了，总共差不多有一打。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婚史，他们的前妻都没能从中国市场里抢回丈夫。

另一个英国人就经济学和中国简单上了一课，他告诉我，国内过去也有做这些砖瓦的地方；问题是，他们做的砖瓦能用十八年。中国人做砖瓦很便宜，不过他们的只能用十八个月，这意味着十八个月内你必须买更多的砖，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做砖的人，卖砖的人，买砖的人，砌砖的人，人人都有活儿干了。

就像我丢的自行车一样，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中国买的所有东西散架都散的特别快？”

“没错！这样人人就都有工作了！”

我为那个造出十八年试用期砖瓦的人感到遗憾，便问这是不是坏事，因为这个人现在失业了，原因是他竞争不过廉价劳动力（或者你想想吧，每天1.5美元，简直就是奴隶劳动力）。

“不，”商务休闲装的英国人喝了一大口啤酒，“这是良性竞争。”

我身后就是一艘巨大的白色船只，因为它陷在地里被改成了宾馆，现在是动不了了。他指着那艘船，告诉我邓小平就是在那儿讲的话，说财富根本不是坏东西。

“不是么？那，共产主义怎么办？”

“中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橄榄球服说道。“他们也许没什么权利可言，但是这儿一定更自由。”

我们为此干了一杯。敬没有权利！敬更多自由！我喝下一大口啤酒，陷入长久的深思。没错，这里确实比美国要多一点自由，比如只要你愿意，你开车可以开错道。你有没有权利开错道是另外一个哲学问题，但是中国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这么做。这些侨民来这儿是有理由的。这个地方的法律很宽松，不过你要是到了法内之地，还是得小心。

“这个世纪是不是属于中国的？”我问这桌人。

他们毫不犹豫地全都回答了是。“现在也没看到什么其他希望，”一个穿着T恤短裤的胖胖的美国人说道。

女服务生此时在同桌上的一位客人眉来眼去，这位仁兄正对着一块牛肋骨狼吞虎咽，他说话了，“一个历史周期结束了，另一个周期开始了。”

“中国人实际上是有长远计划的，”胖胖美国人的一个也穿了T恤短裤的朋友说道。“他们说自己有8%的增长速度，其实某些地方接近28%，而且他们一点儿也不想慢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太多太快的增长了，结果造成很多污染。你知道的，他们打算在奥运会之前让工厂停工三天，清洁一下空气。”

几杯酒过后，杰西建议我慢慢来，别急。这是个好建议，所以我向这些人愿意花时间陪我聊天表示感谢。我自己那桌收了以后，差不多该走了。我感觉不错，所以我问我的向导，刚刚那些侨民跟我说了某条街，妓女都在那儿，能不能带我去。

“你想去妓女街？”

“对的。”

去那儿的路上我们经过几家相当不错的露天西式餐厅、露台和雕塑公园，这之后不久，几个街区之外，我们拐入一个黑魆魆的小巷，来到一条昏暗的街上，数千盏圣诞灯悬挂在窗户边和妓院前。

这儿有很多妓女，每家妓院门外和室内都有差不多一打，有些独自站着，有些成群结队，有些坐在白色塑料椅上。所有人都静静地、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表情空洞，你要是午夜过后走进旧金山的红灯区，那儿的妓女也是这副表情看着你。

我的向导看见我对此情此景的反应是惊讶地盯着她们并且“哇”了一声，忍不住笑了。

她告诉我因为我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她们不会靠近我。但是如果我有胆子一个人过来，我就会被她们成群围住，要约会，也要钱。我留意到有几个姿色非常不错。我的向导很礼貌地问我要不要和她们中的一个进去坐坐，她还告诉我她会在外面等我，我进去的时候她会看好我的背包。

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我在军队听说的一句话，“战场上的事情就要在战场上解决。”想到这里，那几秒钟好像有几分钟那么长。

暖风吹着那些圣诞灯饰，我对她说，“不了，我们走吧。”

“确定？”

“嗯。”

这么做不值得。我要坐13个小时的飞机从香港飞回洛杉矶，我不希望一路上都在想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是什么，十五分钟就进出一次洗手间检查我疼得要死的命根子。

走在路上，我注意到进出这些昏暗的小窝点的都是西方面孔。中国人进不去，杰西说。“他们会被挡下来，因为他们不够有钱。”

卖淫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是再一次我有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允许卖淫存在，因为它可以为经济、为那些女人带来收益。我听说，很多妓女会以此补贴家用。

在那之后我们都饿了，所以我们走到一家法式餐馆，杰西有一张这家的礼券。去那儿的路上我们经过另一个白人男子身边，他牵着一个中国女孩的手，那女孩看起来还不到十六岁。餐厅靠后门的一张桌子上，隔着烛光，我们俩闲聊起来，她告诉我她现在在健身，还给我看了她的健身会员卡，卡上照片的那副神情还让她很不好意思。我拿出我在军队的证件，我也是一样的——茫然呆滞的眼神。她看着那张证件，跟我说了一句中国俗语，“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我跟她说，这话听起来挺对的。

我走进星巴克，晨间惯例，一杯咖啡。我真的不想这么做，但是作为一个死性不改的人，除了支持全球化以外我别无选择。咖啡热目前还没有席卷深圳，因为早上八点这里空无一人。“你们开门了么？”我问柜台后的人。

他叫托尼，说英文，或者至少能说工作相关的英文。他说他们开门了，所以我问他为什么早上8:00这里还一个人都没有，他说通常要再晚一点才会有人。

等到客人们要么去上班了，要么去购物了，托尼拿着条抹布从柜台走出来，将桌子一一擦净。他走到我桌边的时候，询问我从哪儿来，愿不愿意下班后和他一起逛逛，这样他可以练习英语。我告诉他好极了，于是晚上7:00，我回去找他。他建议我们去他那儿看部电影，或者干点别的。

去他家的路上，他指给我看所有他送过咖啡的高层办公楼，点咖啡的永远是外国人。我问他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说还行，但是他真的很想有一天能“坐办公室”。

他的公寓在33层。他一开门放我进去，我就完全忘记自己是在一个亚洲人家里了。我径直走进去，四处张望，“哟，这地方不错嘛！”他急的直喘气，简直要晕过去了，“停下！别！求你了！”一边指着我的帆布鞋。

我赶紧道歉，麻利儿地脱了鞋，继续观察四周。他住的地方很小，但是视野非常棒，而且这地方绝对是一尘不染——就好像酒店的女服务员刚刚来打扫过一样，现在它简直可以通过最严格的军队内务检查。即使是他床上的枕头摆的角度也堪称完美。我问他房间是不是一直如此，他的表情就像在说，当然了，为什么会不是呢？他说他不知道房租多少钱，因为这是他姐姐的房子，他只是暂住。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在上海和北京的照片，还有他老家的旧砖房，他就在那儿长大。他告诉我这房子有超过两百年历史了。还有几张他姐姐婚礼的照片，她和新郎在神圣的婚姻殿堂里笑的很开心，背景里一群看起来确实很穷的人簇拥着他们。我指出这一点，他告诉我他的家乡“真的很穷”。

他打开DVD放了一部喜剧，很有点《美国甜心》的感觉。他一定意识到我没觉得有趣了，因为我没笑。除了现代设计，能让我感到心烦的就是烂电影了，所以他取出光碟，又换了另一张DVD，然后问我，“你喜欢卡拉OK么？”

我说谎的时候能感觉到心跳都加快了，“可以的。”

我的内心已经在祈求天人感应了，“仁慈的耶稣啊，求你了别让这件事发生——别让我唱歌！虽然我在中国，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想唱啊！别啊，上帝！千万别啊！”随着音乐光碟开始播放，开头是一段有关美国的蒙太奇视频，然后就出现了自由女神像，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出汗了，因为他告诉我他一直希望可以去那儿，并且问我有没有去过。我告诉他我去过。等席琳·迪翁那首歌出来以后，他们放了一张纽约拥挤的街道做背景，我看着像华尔街那一块儿，他一边问我，揣摩我的心思，“在美国是不是每个人都——你懂的……”一边用手比划着一个胖子的样子。

“你是说胖么？”

回答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小巧的电视屏幕确认，然后点头回应，“对的，完全正确。比起这里的人，美国人人都是胖子。”

这是事实，我也怀疑这是现代时尚在中国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NAAFA的人（全国促进肥胖接受协会，你要是不信我的话，谷歌搜一下好了）大概会被我的油腔滑调冒犯。

他之后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喜不喜欢唱卡拉OK，我告诉他我不喜欢，但是出于礼貌，我告诉他如果他想唱的话，唱就是了，没人会拦着他的。但是那也不行，我在沙发上坐立不安，就好像第一次约会旁边坐着女孩，不知道是等她先吻你还是你先吻她，我的内心在大叫，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喝一杯，而是大醉一场。我看得出他真的很想唱歌，但是他不想一个人。我们得一起唱。

我陷入两难，脑子必须转的飞快。所以我很快想出个折中方案，他想唱歌，那就唱，我呢撒了个小谎，说我待会儿会跟进的，当然我知道我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所以他就开唱了，“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还一直回头看我，兄弟，你啥时候一起唱啊？他的嗓子和我的一样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好，我盘算了一下，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在中国深圳的某栋楼的三十三层，我和一个早些时候在星巴克遇见的人一起开始唱泰坦尼克的主题曲。

唱完之后，穿上鞋子之前，我们沿着紧急逃生通道爬上屋顶，鸟瞰深圳。你可以看见远方的香港，探出头来窥视着中国。就在我们脚下，整个城市的数百座起重机在地面上如同史前恐龙，高视阔步。

你要是走在街上，建筑工地的重金属音乐会把你团团围住，你别无他法，每走一步，你都能感受到、看到、听到这个城市的扩张。

中国大学生的数量自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达到230万——这个招生规模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这种夸张的增长，加上这个国家经济的急速发展，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教育的前线阵地。有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把中国叫做“高等教育的淘金谷，”全世界的大学都抢着要和他们的中国同行结成友好关系。”——《威尔森季刊》

法律专业的学生英语还过得去。有几次我在一张纸上写下问题，然后她在下面写上回答。

我们一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她告诉我她来自北京，现在在深圳大学读法律。她在深圳只呆了几年，她说她对深圳所知甚少，以及深圳是一个“匆匆而过的城市”，只为经济发展和工业而存在——对中国很好，但是她说，“深圳没有自己的文化。”

我多谢她能陪我聊天，走到学生商店旁的一张桌子边，开始抽烟，一遍研究那些揣着安迪·沃霍尔系列钱包、分发传单的校园激进分子。

一些法国学生告诉我，我得和英语社团的一个负责人女生谈谈，那个社团是一个让大家一起练习英语的校园组织。

她正要去上课，不过还是同意和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会面。第二天她带我去了附近的村子。

第二天，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我指着挂在墙上的蓝色金属牌，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看见，问她上面说了什么。她说上面写的是你处于监控之下。

“真的么？哇，你们也有这些东西？”

她问我我们在美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标志，我告诉他没有，在美国他们只是监视你、窃听你的电话，但是不会这么好心告诉你。

找到些共同点让我们彼此感觉不错，我们一路开心地走着，经过一个老式工厂贴出的招工告示。上面没说这份工作的工资是多少，但是说了只招女性——年轻更好，每周工作六天，五天标准工资，第六天额外付钱。

“为什么只要女的？”我问。

“我猜是因为女的更细心，手工更好，所以是更优秀的工人。”她说。

也许吧。

我在流水线上工作过，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要做的就是将电脑零件安装在零件主板上。我第一次没做长久，因为我总是幻想着一个更好的明天，搞砸了很多次，最后被炒了。（炒掉我的人是我老爹。）

我第二次上生产线的时候，在午饭休息期间辞职了。我顿悟如果你训练一只猴子做我的工作，整天喂它香蕉，它也能做，甚至比我做的更好。所以我辞职了。

我告诉他只招女性是“性别歧视”，（除非是脱衣舞俱乐部）在美国你必须同时雇佣男性和女性。这让她很困惑。

“真的么？”

“是的。”

如果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发动机，从很多方面来说它确实是的，那么深圳就是中国经济的名片，不受艺术或文化的打扰，不受良心的约束。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食肉动物来说，中国人对陌生人非常友好，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要好。常有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帮助你。

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抬头望着四周的摩天大楼，脑子里想的和我在美国任何城镇看现代建筑时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天哪，这玩意儿真丑，我听见身后有人问我是否迷路了，需不需要帮助。我转过身想看看是谁——20出头，白衬衫，黑领带和松垮的裤子，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我说没有，刚要继续开始看大楼，他自我介绍他叫加尔文，指着那栋绿色高楼，说他在那儿工作，职位是保险公司的办事员。

有意思。我过去也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档案管理员。加尔文四年前决定搬到深圳来的时候才十九岁，他从北京东边的一个小镇来，那里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他告诉我，一年年过去，他越来越想父母，但是他不能回去，因为回去就只能洗盘子。家里只有这种工作，回去要是幸运的话他一个月能挣800到1000块，但是在这儿他每个月挣1800块，相当于235美元。他回过家，家里从来没变过，深圳则日新月异，人人都是蜗居。“如果没钱我们会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这就是现实。”

他的英语相当不错，对话几乎没问题，他看起来也很聪明。不上班的时候他就上补习班，想修英语专业，所以听说他没上过大学，我是很震惊的，同样他还说了，“大学里的小孩不懂什么是现实，也不知道工作以后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只是从父母那里要钱。”

我喜欢他的态度。所以我问他他的理想是什么，因为显然他不是想做一名办事员。他告诉我在深圳，人们只知道赚钱，他觉得这不是好事儿，他的理想是也许有一天可以去澳大利亚或者美国，成为一名导游。真的么？当他告诉我这一点后，我决定给他第一份工作，询问如果我请他吃晚饭，作为交换他能不能下班以后带我四处逛逛。他同意了，晚上7:00整我们在一家附近的餐厅碰头，餐厅里人满为患，我们在一张中型的桌边坐下了，旁边所有的椅子都只有幼儿园座椅的大小，我们点了一份西兰花炒牛肉。

他告诉我，因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走得太快，中国人的灵魂已经迷失了，而且迷失的速度也太快了。不仅如此，因为深圳四季如春，所以季节更替时，连“感觉上的差异”都没有，这让我想到洛杉矶。

我们点的东西上来以后，他告诉我他觉得筷子不环保，非常浪费，因为人们致用一次，然后就永远丢掉了。我从没想过这个，点头称是，被他的环境意识所打动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进一步问他为什么美国快餐在中国很流行，他告诉我因为这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他们觉得真很“酷”，“很多年轻人都在那儿约会。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吃美国快餐，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是垃圾食物，不会经常吃了。”

我说也许他们吃快餐是因为他们可以偶尔不吃中餐，就像如果我天天吃墨西哥菜……等等，不对——那个我可以接受，不过如果说，如果我天天吃韩国菜，我可能就要恶心了，有时候也想吃个汉堡什么的。

他告诉我这边不是这样的，他举了他住的那条街上一家印度餐馆为例，“不是很火，勉强维持。不想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那么火爆，他们象征着美国文化，所以他们才受欢迎。”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停下来吃了一小会儿，然后我问他平常喜欢做什么。他告诉主要是看碟、跑步和上网。他最喜欢的两个网站是cnn.com 和 163.com， 后者是中国一个非常流行的新闻网站。

我是这地方唯一的老外，所以不少目光都集中在我们的桌子上。出于职业敏感，我问了他一些中国新闻业的情况。他告诉我中国新闻从来报喜不报忧，而且总是报道其他国家的负面新闻。这也是他想去美国的原因之一，因为那里的新闻“不会说谎”。

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差点没被我的西兰花炒牛肉呛住。道了歉之后，我告诉他那不全是真的，我们也一直说谎，只是我们发现方法不止一种。他有点困惑，想确保我是不是明白他想说什么。他坐回位子，看着我，好像在问，在美国也会这样么？

这顿饭过后，我们去了罗湖购物区。我们从很多店旁边走过，橱窗后面，按摩女郎假装她们自己是美容师。穿过狭窄的街道，每栋公寓的每个窗子都晾着衣服。和纽约一样，深圳的人们也是住在楼房里。我问我的朋友他住的地方有多大，他用脚步跟我比划了一下，大概11步长11步宽。我告诉他这还不坏，我住过更小的地方，他同意这不算太糟糕，而且他和他的室友合租这一间。

我们继续走着，在一个运动场前的台阶上坐下来，那边有十几个小孩在玩耍。

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同事，儿子在上幼儿园，他们班上有55个学生，只有5个是女孩。他指着我们面前的操场说，“看！”

有12个男孩，只有1个女孩。

我很震惊，问他为什么。他表示不清楚，但是政府说是因为压力过大以及食物中残留农药。

“你不会相信这些鬼话的对吧？”我问。

他耸耸肩。“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咯。”

我告诉他在美国我们是怎么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加进食品里的，每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也一直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的班级还是阴阳调和的——五五开。所以肯定有别的原因。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听说过美国家庭很久以来都在收养被遗弃的中国女孩？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堕胎造成的性别选择？

我拿起笔记本，写下“堕胎”这个单词，拿给加尔文看。

“没错！你是对的，”他说。“特别在中国农村，家里的女人怀上孩子了，就会有一些不合法的医生替他们检查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孩——在大城市这是不合法的，但是在村子里很多医生会偷偷地打胎，为了钱。”

我很抱歉我们以这么不好的事情收尾。在地铁站，和加尔文道别时很伤感。我们相互答应，如果他来美国了我们再聚，如果我再来中国，我告诉他我很想再回来，我们也要碰头。

相互做下我们双方都知道不会实现的承诺以后，我们说了再见，互祝好运。他站在那儿，一直等着，向我招手，目送着我穿过地铁站的旋转栅门，沿着扶梯一路向下，那儿的车会把我带到这条地铁线的终点。

回国以后，我觉得洛杉矶简直是一座空城。我到处逛了四天，奇怪大家都去哪儿了，是不是度假去了，或者去做别的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撰文/Colby Buzzel 翻译/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