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基因理想国
Esquire特稿实验室按：基因技术一直是科幻作品的热门话题，但两年前科学家们开始掌握的一项名为CRISPR的新型基因编辑技术，让人类的基因改造，用一位科学家的话说，从“比较科幻”，到“确实有了希望。”
也许我们暂时还不必忧心于电影《千钧一发》描述的那个基因决定命运的美丽新世界，但基因测序技术超摩尔定律式发展，确实让我们在DNA结构被发现62年以来，前所未有地接近自己身体的秘密。事实上，现在一套个人全基因组检测的成本已经降到了1000美元，《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宣布，我们已经处在医学新时代的前夜。
坐落于深圳的华大基因是一家致力于破解基因密码的科技公司，也是一个有着原始共产主义风格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度里，知识的知情权看上去至高无上。他们相信，在绝对线性的科学进步下，基因将成为重新组织人类的方式，和我们永存于世的证据。至于伦理，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
哲学家桑德尔的课总是从讲故事开始：一对女同性恋者决定要一个孩子，因为她们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准确地说她们认为耳聋不是一种残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认同，所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和她们一样。她们找到了一个家族五代都有失聪者的捐精者，并且成功地生下了孩子，如她们所愿，孩子天生失聪。
“谁认为这是伦理上有问题的?”桑德尔问教室里的300多名学生。
这是2013年9月9日，哈佛大学“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Ethics， Biotechnology，and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秋季第一堂课的第一个问题，我恰好也在课上。和“公正”（Justice）课的独角戏不同，这门课由桑德尔与生物学家、哈佛干细胞研究所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梅尔顿联合教授。
梅尔顿教授戴着淡茶色的圆框眼镜，总是穿着马甲，有点酷地站在投影仪前，等桑德尔讲完故事后给出科学解释。“（除了男女结合）科技上还有一些生孩子的办法，体内人工受精、体外人工受精（试管婴儿）、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入（第二代试管婴儿）、克隆、基因工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办法让父母有机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孩子。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出生，想象你坐在1978年的课堂上，可以预见到我们现在掌握的科学吗?生物科学发展的速度和准度都远远地超出人们的预期。”
几周后，桑德尔在课上播放了一部名为“DNA之梦（DNA Dreams）”的纪录片的片段，影片导演是荷兰人，主角则是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BGI（华大基因）。片子里，一个叫杨焕明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华大基因主席、中科院院士）用热烈的口吻发表着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要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生物做基因测序。
课下桑德尔问我是否了解华大，很惭愧，当时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自然也不了解“基因测序”，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种穷尽世间奥秘的勃勃野心。
我并不喜欢那部纪录片的调调，神秘兮兮的配乐一直在用力渲染着“狼来了”的气氛。但我感到好奇，华大基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今年61岁，不喜欢被人叫“汪总”（华大基因员工都叫他“汪老师”或者“老汪”），总是一身户外装扮，自称“00后”，可能是中国的企业家里最厌恶规矩的人。
他讨厌西装，尤其讨厌领带，只要看到华大基因员工在公司里打领带，就要上去揪掉，因为领带“是工业革命兴起时的一个服饰变化”，而今天的世界需要生物经济，“要突破工业经济思考模式，就从服饰外延表现开始。”有一段时间，华大基因女员工要是剃光头汪建就给8000块现金奖励，男员工戒烟就奖5万块。
这天他穿着纪念华大基因成立15周年的红色polo衫，灰色冲锋裤，脚上一双满是透气孔的溯溪鞋，99元在淘宝买的，“它的网页总是不停地弹出来，那就买了吧，结果发现挺好，”就一年四季都穿着，到东北去时也穿，“里面穿厚袜子！”这让我想起华大基因公关说过，附近的山上曾经有一个养鸡场，并且竖着很大的牌子“卖鸡”，汪建觉得“卖鸡”很扎眼，干脆把这个养鸡场“收购”到自己的食堂。
造访背山临街的华大总部时，正是周一。华大基因位于深圳盐田，主楼由一个废弃鞋厂改造而成，我从八楼走到一楼，看到无数标语，“有数据才是硬道理，出成果才能报效祖国”，“认真检测勿侥幸，试验疏忽一条命”，又碰到了好几拨好奇的参观者—基于基因技术的医学和健康产业，被认为是可以和移动互联网、空间技术服务相提并论的新兴行业，而华大是这个领域最炙手可热的品牌。
获特许，推开一楼一扇贴有“生物危害”黄色警告的门，就是深圳国家基因库的走廊，其中一间20°C储藏间的门被打开了，几个人在翻腾的白雾中往里面装卸什么东西（后来我们披着棉大衣进去看了一眼，是各种样本：DNA、骨髓库、HpV、脐带血），再往前，左转进入另一个走廊，才到测序实验室和测序机房。隔着小小的传递窗可以看到里面穿着淡绿色外套的工作人员，传递窗用来接收样本，两层玻璃只能同时打开一扇，避免污染。
这间机房一共有11台测序仪，是美国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产品，华大基因2013年全额收购了这家公司。想象把显示器和键盘嵌入冰箱那么高大的电脑机箱内部—未加装外壳的测序仪长得差不多就是那样。一个武汉来的科学家正对着显示器听工作人员讲解软件的操作方法，头顶蓝光幽幽—为了避免对测序仪感应器的干扰，其他波段都被过滤掉了。
样本进入测序仪前需要建立“文库”，也就是标记好的DNA片段。1953年，美国人沃森和英国人克拉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4种核苷酸分子—腺膘呤（A）、胸腺嘧啶（T）、鸟膘呤（G）、胞嘧啶（C）以不同的序列构成了成千上万种基因，并编译着不同的遗传信息，生命被首次解码。“如果把DNA片段看作一本书，建文库就相当于给他们包上一个可以被辨认的书套。”华大基因的科学家告诉我。
每本书里有什么并不清楚，但有了书套就可以被送入测序仪“阅读”，也就是基因测序（或称DNA测序）—分析特定DNA片段的碱基序列，即A、T、C、G的排列方式。人类基因组包含约30亿对碱基，相当于10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现在的测序仪“读”完需要12天。
“机箱”内部，机器手来回往复，一次抓取18个装有样本的芯片进行读取，11台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三个月保养一次），从世界各地送来的样本通过快递运抵深圳，存储在冷库里，然后被送进华大基因的各大实验室和机房，基因“密码”就这样被批量生产出来。
在过去若干年里，华大基因测序的对象包括：大熊猫、水稻、桑蚕、大豆、牦牛、藏羚羊、兰花、黄瓜、家鸡、阿拉伯骆驼，人类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还有在格陵兰发现的一个4000年以前的古人。
被BBC记者问起如何选择测序的动植物物种时，华大基因总裁王俊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它们好吃，你就应该测序。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好吃的物种的基因。”接着他又说，“任何可爱的动物，比如大熊猫、北极熊、企鹅，都应该测序，这就像把那些了不起的物种给数字化了。”
华大基因医学CEO尹烨给了我一个更直接的答案，“这里面的基本逻辑，要么就是有钱，要么就有用，要么就是好玩。”
有钱是与相关机构合作，为对方提供测序服务，华大基因曾经为美国一个游说团体测序，对象是一万名来自有自闭症孩子家庭的成人；也曾接受丹麦科学家的委托，解码1000名肥胖症病人和1000名健康人的基因。有用是“科研这一块，但背后能形成巨大的产业价值”，“按老汪的说法就是衣食住行先管”，所以测棉花，测小米，测水稻—华大基因在25种栽培水稻和24种野生水稻上一共找到了162个与抗旱、抗病虫、产量提高等优良性状的基因。而“测熊猫当然就是好玩，但其实对物种保护是有重要意义”。
“其实到现在物种才被测了不到一千种，但地球上鸟一万多种，兽大概四五千种，还有两栖、爬行……整个生物圈，没做的东西还很多。我们跟物理、化学不一样是在于他们要发现的东西很少，我们未知的东西太多，我唯恐测得慢。”35岁的尹烨自2002年毕业后就在华大基因工作，语速很快，自信满满。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大基因已经测出至少5.7万人的全基因组，“生命学第一定律，就是从组学到表型，”尹烨解释数据的意义，“组学就是指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所有的相关的，表型就是你呈现出来的东西—你的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等等。表型是受到组学控制的。”
科学家通过测序可以了解到疾病与特定基因的关系—最为公众熟知的例子是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她通过基因检测知道自己有87%的可能性患上乳腺癌，50%的可能性患卵巢癌（她的母亲，外婆和姨妈都因癌症去世），从而选择切除自己的乳腺和卵巢。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华大基因的公关又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他们刚刚推出的一个服务：299元的“酒灵灵解酒基因检测”。
1999年9月9日，四位海归科学家汪建、于军、杨焕明、刘斯奇组建华大基因（BGI），正是 为了一项庞大的测序工程。华大和中科院遗传所下的人类基因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它是民营企业，早期国外进来的合作研究经费都是通过它，在中科院研究所这一层没法操作。”于军说。
华大基因早期的经费五花八门，遗传所有一些，国外经费有一些，“那时已经接了人类基因组的任务，我们做1%要50万个反应，一个反应几十块，账上很快就没钱了。”华大早期骨干研究员胡松年告诉我。
人类基因组计划1990年在美国启动，旨在测定30亿对碱基组成的核苷酸序列，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中国和印度先后加入，这一国际合作计划被认为是继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工程。
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主流意见是做功能基因组，我们认为要从头做到尾，不能急功近利。”汪建回忆，“政府拖到最后不支持。我们就只能自己筹钱干。”他卖掉了早几年开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GBI，在银行抵押了4000万，3000万投入人类基因组计划。
胡松年记得当年内部筹钱的情景，“借款名单打了好几页A3纸，都贴在玻璃墙上。”和借款名单贴在一起的还有这样的语录：大干快上，xx天完成xx任务。“完不成已经上升到要归入民族罪人的高度了。”胡回忆。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草图完成，并感谢中国的贡献。
江泽民接见汪建等人，华大基因第一次为世人所知。在中华世纪坛，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记载了从300万年前到公元2000年，中华民族7000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条记录是“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几乎每次接受采访汪建都会提起，“那是我们干的。”
1990年代中期创办GBI时，汪建经常去珠三角、长三角跑生意，目睹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开始琢磨“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人力资源丰富，这才是中国的优势。”人类基因组1%任务的完成，让汪建确信了自己的判断。
“华大基因的思想教育总是做得特别好，老板比较注意精神层面，开很多会，高层、中层、年轻人的各种会。”胡松年回忆早年情景。他记得华大成立五周年时举办文艺晚会，都是诗朗诵、唱红歌，有医院来的人，还有军队来的人，“说我们向你们学习怎么发扬革命传统，（华大基因）比军队都做得好。”
“领导一大帮子人来做这事，肯定要有点激励性的东西，这是大家的共识。”比汪建小两岁的于军说，他现在是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中科院下行政命令把华大和基因组研究所分拆，当年考入研究所读博的任鲁风回忆，“我是9月份入学，10月份分家，研究所和企业剥离，要搞研究的到研究所，要搞产业的留在华大。”于军和胡松年都选择留在北京，汪建带着华大基因南下深圳。
华大基因总部看上去更像一个老式校园。办公楼旁边就是宿舍楼，四人间，一个床位500元/月，阳台晾满了衣服，来来往往的年轻人都是学生模样，楼下有个篮球场，中午和下班后都有人在打比赛。黄昏时分，几个男孩子从后山下来，翻栏杆回到公司，一问，也都是华大的。
“测序技术还会更快、更便宜、更自动化，但目前仍需要大量手动处理。”熟悉基因测序的一位研究员告诉我，“测序出来的原始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还需要做很多生物信息学上的比对、分析。就好比30亿个字母的两本书，你得找出其中很小的差别。因为这些年的研究进展，很多这样的处理过程本科生做一定的训练就可以做。”
“我们管培训的地方叫黄金铜人阵。”华大基因的一位中层说，“每个做实验的人，要进生产线，都必须过这个阵。读研时资源紧张，要和同学争抢实验室和仪器，华大的‘铜人阵’地方很大，许多仪器平时就是给培训用，我从来没享受过这么好的资源……”
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基因研究投入减少，汪建逆市操作，借到国开行100亿元的无息、低息贷款，一次性购入128台世界上最先进的测序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及动植物DNA测序中心，输出的数据量占全球DNA数据总量的四分之一，一度被称作“基因工厂”和“生物界的富士康”。
在另一次采访里，汪建说，华大基因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遵义会议时师团长的平均年龄是27岁。
“朱德为什么上井冈山?他打了土豪分田地，就把顺的银子跟师长、团长、连长按等级给人家工资，这是职业军人。老毛那是什么?红米饭、南瓜汤、草鞋绑腿，大家都一样，老毛打土豪银子一弄来，大家有饭一起吃，没饭大家饿。最后朱德去投奔老毛。（华大）要是靠职业军人的激励就完了。”汪建是湖南人，《毛选》读过三遍。
“但（毛的方式）是不是只适合初创阶段?”我问。“这个原始共产主义其实拉得越长好。”
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采访，汪建是希望打造“中国健康老人”的形象，把基因也变成一种“时尚”。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和价格的下降，个人全基因组测序正从茱莉这样的富豪明星进入大众的视野。而华大基因的口号正是“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健康我做主”。在北京金融客咖啡馆的一次讲座里，汪建把古代的医药叫作1.0，现代医学疫苗、抗生素、X光是2.0，而基于基因测序的精准医疗是3.0，相对应的是人类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及信息时代，再进入生物时代，“先把住生育关（预防遗传病和遗传缺陷），再把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看住，这三关过了，活到90岁、100岁没问题……以人为本，生老病死在我手中，这是人类最高境界。”
他骑山地车上下班，单程半小时，一路要经过盐田区漂亮但坡陡弯急的海滨栈道。2007年，华大基因在深圳一穷二白重新起步，汪建先“忽悠”华大人，不谈商业产业，先做三年基础科研立足，又“忽悠”地方政府，不谈GDP和税收，先打造深圳的科技名片。他四处找人，一度自称深圳第一忽悠客。什么是“忽悠”?“出于良好愿望，以深度的语言，丰富的肢体表述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良好主张的过程。”他一口气不停地说出这个自定义。
在大梅沙海滨浴场旁，摄影师请他扛着车到沙滩上摆拍几张，往海边走时被保安拦住了，自行车不让进。我们解释，不骑车，拍完照就走。两个保安看起来二十出头，脸上有不容置疑的表情：不行。
汪建走过来，对保安说：“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小事，你不要把它搞大了。”保安不让步，挡着摄影师不让拍。汪建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华大基因公关也同时联络着备案，五六分钟后，保安的对讲机里传来响动，两人应了两声，转而满脸堆笑，走开了。
拍照时我问：“汪老师，您是什么星座的?”“我们搞基因的，哪相信什么星座?！” 骑到公司楼下，汪建又秀了一把体力：从一楼一路小跑到了八楼，“平时就是55秒。”
华大基因的电梯旁有个体重自测点，员工刷工资卡后可以测体重和体脂率，并查看体重趋势图。从去年开始华大基因开始强制施行身高与体重比值不达标不得晋升和加薪的政策，“胖子员工很害怕，胖子几乎都快没有了。”汪建说。客梯只在1、7、8层停，“汪老师想让大家多运动。”华大基因的员工告诉我。
汪建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华大基因所有高层都只在八楼有一个自己的卡位，不过你能在好几个立柱上看到汪建登顶世界主要高峰的大幅照片。汪建的卡位旁有对吊环，还有个仰卧起坐器，办公桌上堆放着书、名片、文件，我看到一本《疗愈者：Prathap C. Reddy医生与印度的转型》（Reddy是印度企业家，也是一名心脏病专家），一本《养好血管人不老》，一本《中国人如何吃马铃薯》，一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还有一瓶太妃糖。不过最多的还是各种小药瓶，其中一瓶是根据汪建的基因特点专门为他制造的肠道菌群调节剂。
他声称自己是华大基因“最大的大白鼠”，率先尝试华大基因的许多测试，并在内部推而广之，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双重改造华大。
华大基因公关告诉我，华大员工进行基因检测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汪建说，我们不让职工生有遗传出生缺陷的孩子，所有员工都给做筛查，费用很低，做一个出生缺陷收一二百钱。
华大基因员工还可以储存各种细胞，比如免疫细胞和皮肤细胞，用于未来可能需要的免疫调节和创伤修复，以及抗衰老。同时华大基因还在内部控制员工的地中海贫血、唐氏儿等四个遗传病，“每年体检都会有一些基因检测项目，有时科研组会在内部征集样本，”一位华大基因员工告诉我，“华大孕妇是绝对的‘试验品’，孕妇的外周血里有胎儿游离的DNA段，所以可以用孕妇血进行产前检测、研究……华大员工怎么能生出唐娃娃呢?”她笑着说。
华大健康的负责人高醇新对我说，在汪老师的精神指导下，要用华大基因的技术对华大员工做检测，先防出生缺陷，在去医院之前发现肿瘤，同时检测相关基因，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希望华大员工不要发生猝死这样的现象——是为“三大纪律”。在和我的一次交流中，华大基因公关说起汪建，用一种仰慕的语气转述，“我先把自己做好，先把华大基因员工做好，信不信由你。别人烧香来找我叫名牌，不烧香我根本不理你。”汪建自己见诸媒体的原话是，“从科技上活到100岁是可以的，信我的人跟我来。”
中午，华大基因公关请我们在食堂吃饭，窗口菜品颇丰，价格不高—据汪建说也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体现，每份菜后面都标注了热量，菜单上方六个大字“管住嘴，迈开腿”。
我们所在的T包间，根据DNA组成成分之一胸腺嘧啶（T）命名，墙壁上画着胸腺嘧啶的分子式，在这样的房间里吃着鲈鱼是古怪而有趣的体验，同桌的华大基因首席科学家、华大基因科技CEO李英睿像孩子一样抱怨平时在大食堂去晚了就吃不到鱼，1986年出生的李英睿热爱跑步，是马拉松高手，说笑间“警告”我，“老汪有几个问题不能问他，第一个就是不能问星座。”
好像已经晚了。
我和汪建讨论了工业革命、大饥荒、现代文明病（汪建叫“现代野蛮病”）、人的安全感的来源（汪建说他的安全感来自身体好，能劳动，“再不行种块地，或者在实验室种点吃的”），79岁走T台的王德顺老人，以及，再一次的，为什么人不应该打领带—“那是最恶心的带子，你说你要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呢?”汪建不屑地说，然后他开始声讨消费工业对人的欲望的刺激，“所以我说我要制造生命的欲望，我要制造新的消费，要彻底干掉时尚和工业革命的东西。”
2014年2月，卫计委、药监局一同发文叫停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基因检测服务，这等于断了华大基因在医学和健康方面的商业化前程。
汪建开始不停奔走和游说。他通过新华社的朋友找到《财经国家周刊》写了一整本的华大基因报道，诉说基因战略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他找了广东省、北京市很多人帮着说话。他甚至找到了竞争对手程京，谈一项合作绕过政策限制。
程京是中国工程院院院士，生物芯片行业领军人物，其下的博奥生物在2013年9月拿到卫生部全国唯一的个性化医学检测特许，还可以继续提供基于基因的医学和健康服务。
在汪建后来的叙述里，被叫停的华大基因属于“犯了王法，但顺了天理”，“什么是天理?科学的真理性，百姓的民心和需求，我们在经济利益面前的良心。”汪建对我说，成败不是性格，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有性格上的障碍，当你的宏大目标是第一位的时候，“你会脱钙，你会软骨头的。我没有原则，华大基因的最大利益就是我的原则，这个时候你让我软，我就软，你让我嬉皮笑脸，你让我下跪求人，我可以的。但那个目标是不能变的。”
程京拒绝了合作，不过2014年6月份，卫计委等部门批准了华大基因两款无创产前检测设备和配套试剂，这意味着束缚在华大头上的政策紧箍松开。活络过来的华大扮演起价格屠夫角色，在基因检测应用最为成熟的产前无创检查，华大基因一下子把一次检测服务价格定到880元，而行业平均价格之前还在3000多元。程京的博奥生物同样有此项服务，颇为头疼。“商业上能够成立吗?还是在慷他人之慨?”
任鲁风告诉我，在HPV检测市场（宫颈癌由HPV病毒感染引起），也是华大基因流血式价格战扰乱了行业的良性竞争。
年前的一次采访，我把这个问题转述给汪建，汪建愤然回击，“你一问问题就是工业时代想法。要消灭一切害人虫，毛主席教我们。”转而顿了顿，“HPV过年就消灭了，你问女同胞好不好，你不要问市场，不要问那群商人，不要问那群为了赚钱到这个领域来的人。”
精准医疗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按照汪建自己的说法，“在三五年之内应该可以做出一个万亿的市值，甚至万亿的产值。”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华大基因先后为华大科技和华大医学融资14亿元和20亿元，并计划于2016年合并上市。
“我不是不喜欢他们给我钱，我只是不喜欢他们拿钱过来就是要管我，但现在不同了，我现在是大股东，他们也被我彻底洗了脑。”汪建对媒体说。

华大基因对海量数据的渴求从未停止，2015年1月15日，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王俊在出席JP摩根医疗大会时宣布，华大将于今年推出两款基于Complete Genomics技术的下一代测序系统，其中一个将是大规模的高通量测序系统，准确率之高“让人不敢相信”，该系统每年可完成一百万个基因组的测序。而华大基因的百万基因组项目—该项目旨在对百万人群、百万种动植物和百万微生物进行基因组测序，也将进一步扩大范围。
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正在累积，据报道，2014年，华大基因的基因组平台已经处理了几十万人超过20PB的大数据，相当于超过300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总量—作为参照，2013年年底，拥有8亿用户的腾讯QQ总存储数据量经压缩处理以后约为100PB。
在华大基因的自我描述里，经常出现的两个词是“超摩尔定律”和“生物版谷歌”。摩尔定律最通常的定义是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的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翻一倍，用以描述技术的进步，而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据称比摩尔定律还要更快。
“数据产出，数据分析，数据应用，这是一个大生物产业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会产生大科学和大产业。”尹烨说。
谷歌发明了一种把人类信息组织起来的方式，华大未来的数据库，按照尹烨的说法，“基因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连接工具……我们人和人之间再大的差别就千分之五，当你没有病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当你得了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问谁跟我是一样的。大夫说我看过这个病例，这个人就踏实了。这是人性。”
在人类花费近30亿美元对基因组测序15年以后，个人全基因组的测序成本已经降到1000美元，“我们已经处在医学新时代的前夜。”《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说。
迄今为止华大基因最富争议的一项研究来自一项合作课题：立项于2011年，旨在找出影响人类个体智商差异的基因或变异的“认知能力研究项目”。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网上仍能看到对这项研究的介绍：项目组采集到的样本包括“国内56名具有超常智力的儿童”和“从项目组的英文网站上招募到约300名智商在140左右的志愿者”，研究者认为这“是人类对高等思维能力的探索”，而这项研究也被桑德尔带进了“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的课堂。在介绍完研究的概括后，桑德尔问学生，“谁认为这是伦理上有问题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00多名学生里举手的不到四分之一，桑德尔露出微微吃惊的表情，旁边的梅尔顿问他，“你不喜欢这个项目吗?我喜欢，这是个好项目（great project）。”
“我觉得怪怪的（spooky）。”
那是我在桑德尔的课堂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听到他明确表态。不过这门课的魅力正在于“争吵”。学生纷纷举手，各自发表看法。支持者说研究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增进对世界的认识，反对者说我们应该接受并珍惜自然（如果不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的礼物—这一点很快遭到反驳：遗传病也应该接受吗?但反对者很快提出新的论点：这会不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基因歧视?梅尔顿也在讨论中给出了他的看法，“新的知识有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但这不代表我不想知道这些知识。”
尹烨告诉我，可能有一天“我的基因我知道会成为一种时尚，那时可能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行为模式，从择偶到择业”，“但那个时候再看”。现在他想说的是，知情权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
前述华大基因中层告诉我，“其实，现在我们就能从基因里看出很多秘密，只是我们不会说。未来，个人基因组会和每个人有关，也会成为你的隐私。比如，会不会在求职的时候，你因为缺乏某些基因，而被雇主拒绝?”不过作为一个“崇尚科学规律的人”，她认为知道比无知要好，假如有“基因歧视”，那也是政策层面的事情，而不应由科学家为此负责。
华大伦理委员会主席郭肇铮今年68岁，年龄在华大5000多名员工排第三，自称是华大幸福指数最高的人。伦理委员会今年1月刚刚完成三年一次的换届，人数增加到了20人，专业领域覆盖了生物、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还有一个社区代表，40%的代表来自华大以外。华大每一个和生物有关的项目都必须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郭肇铮告诉我，伦理应该为科研“鸣锣开道，保驾护航”。
我问起“认知能力项目”引发的争议，他说，当时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人本身，为什么某一项知识都变成禁忌，变成不伦理、不道德的?当然这个知识咱们未来怎么运用，适不适合推广，那是另外一回事，咱们将来再去讨论，再去限制。”至于风险，“根本没有无风险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在收益和风险中取得一种平衡，把风险降到最低，或者是我们可控的范围。”
国开行的一位领导曾经到访华大基因，说起基因领域的研究，按汪建的转述，“这是一个双刃剑，我们不做别人也得做。如果我们坐等洋人把我们搞死，我们还不如自己试一试。”
这让我想起汪建对《纽约客》记者说的，“在美国和西方，你们有自己的一套。你们认为自己最先进，什么都好巴拉巴拉巴拉。你们遵循那些规矩仪式法律法规。你们需要有人去改变。去打破。过去五百年你们都在创新上领先，我们不想再亦步亦趋了。”
3月19日，就在我前往深圳之前10天，一批世界顶尖的生物学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时禁止对可遗传的人类DNA使用一种新型基因编辑技术。
这项技术名为CRISPR-Cas9（以下简称CRISPR），虽然早在1980年代就被发现，但是直到2013年才第一次被证实可以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细胞里进行基因编辑。CRISPR非常有效且容易使用，麻省理工—哈佛博德研究所所长Eric Lander说，“它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不太确定有用的idea，到目前所有毕业生都把它当作一个常识。”
“估计国内几乎大大小小的地方都在做，”在博德研究所从事CRISPR研究的丛乐告诉我，“因为容易上手，在研究圈子里太火了。”2013年他参与制作的一个CRISPR试剂，不完全统计，全球有近两万的实验室在使用，“估计中国几千没悬念，这还是一家的统计。”
在昆明，一对经过CRISPR基因编辑的双胞胎恒河猴已经出生，科学家在它们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三个基因。《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说，CRISPR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到确实能致病的突变。科学家可以系统地把可疑的遗传变异转入猴子体内，并观察结果。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试着培育患有自闭症和帕金森症等脑部疾病的猕猴，寻找这些疾病的早期征兆，研究疾病恶化的机理。当然，灵长动物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体外受精的时候改变人类胚胎的遗传组成，这也是顶尖科学家们呼吁暂时禁止的领域。
“如果不考虑伦理，CRISPR在技术上应该可以实现一些最简单的受精卵/胚胎基因改造，但效率如何还需要大量研究和实验，而且可能会有基因修改中最危险的‘脱靶’效应，这些效应轻则导致不可预测的病变，重可直接致死。所以目前技术上不能够安全地实现人的基因改造。”丛乐对我说，“但以前的效率真的太低了，而且成本和操作难度都很大，所以以前比较科幻，现在确实有了希望。”
从检测到分析再到改变，自DNA结构被发现62年以来，人类在探索基因的路上越走越远。哲学家赵汀阳曾为桑德尔《反对完美》一书中文版（这本书讨论基因技术对人自身的改造）作序，他说，这本书处理的正是关于“未来”的理解。
“人因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一个可以质疑人的神性事实：人身就是一个未经选择 的被给予的自然事实。这一点一直是主体神性的一个绝对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股把人身也变成创作的材料和对象，因为，基因工程（也许还要加上电脑技术）就成为证明人的神性的决定性最后一役，但这将是最后审判还是最后解放，还有待未来去证实。所以说，有些事情只能等待，等待临界点。”
看完电影《超体》，尹烨最深的印象是，宇宙间所有生命都在为自己争取时间，要么自己永生，要么通过繁殖获得物种的永生，我们的细胞只有两种状态，如果条件好成受精卵开始分化，条件不好就变肿瘤野蛮增生。“所以基因本身是自私的，我们也是基因的一个载体而已。”
他说他个人不接受人类的海洋起源说，“太精巧”，而更情愿相信我们是被移植进来的。“不管是神创，还是人创，它只是不同位阶生物之间互相看对方的一个理解。为什么不会有四维的世界来调解三维的世界?”
我问他：“当你在生物领域做了很久的时候，你会觉得人是更高贵了，还是更渺小了?”
“它既不高贵，也不渺小，在一个巨大的生物系统当中，它要起一个保持本态的作用。总之人本主义是错的。”
这之前半个月，在北京，李英睿对我讲述了他的变化。作为北大生科院“神童”级的学生，他一直相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每次他越过一个“限界”，不知道的东西却更多了，“生物的问题可能比三体问题还要复杂。你一直做，终于知道这个肿瘤的这几种情况，然后你发现，永远都不能百分之百搞好，怎么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他说，前两年担任华大科技CEO，琢磨组织效率之重要，但说到底，也只是让窥豹的那根管子变粗一些，却不可能认清世界的真相，“因为你永远只是它的一个子集啊。”他形容自己看到了那个“悬崖”，但并不觉得徒劳，并保持乐观，“不管我们最后弄成什么样子，我们也只是整个规律演进的一个结果。但是文明还是可以有梦想的，在经典的基督教里，它会认为人的存在是为彰显神的荣光，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汪建最近乐于向来访者展示的是一个玻璃工艺品，花60元从淘宝上定制，摆在办公桌上。工艺品用激光雕刻有他的头像，上书“1954-2074，汪建，精彩人生”—他说，60岁人生才刚过半呢。工艺品里面有一些孔眼，暂时还是空的，他计划保存一根头发，也就是基因，再存放一个硬盘，里面载有个人生平、事迹。这样，一个人就算“永存于世”了。
“有了它就不需要骨灰盒，我第一个要干掉骨灰盒。”
｜本文首发于2015年5月刊｜
采访/卜祥、杨潇 撰文/杨潇 编辑/杨潇
视觉编辑/王牧
摄影/Sim Chi Yin/VII for Esquire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