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quire1000期经典｜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怀念海明威

Esquire说：是的，今天仍然是一条关于海明威的推送，精彩的特写，发表于Esquire10月刊，也是这本杂志的第1000期上。

也许你讨厌海老爹，但是你永远也摆脱不了他。

所有已故的白人男性作家中，欧内斯特·海明威是故去得最彻底的、白人特征最深入骨髓的，也是最爷们儿的。作为一个被征服的偶像，他在很多历史故事中已经被降级到了失败者的阵营。他的名字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挂在嘴边还会惹尴尬，即使是在这儿，他的故居瞭望山庄，他也是个怪物般的笑话。

他的故居是一个低矮的白色平房，尽管周围有拉皮条的妓女、卸客的观光巴士和把甘蔗汁掺进高价菠萝汁的小酒吧，这个地方还是保留了它的大部分尊严。那些桌子——他从未趴在上面写过东西——今天看起来还能供他伏案写作，倘若他突然戒掉他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决定坐下来写点什么的话。克拉克·盖博睡过的沙发还在那儿，而当时他睡沙发的原因是床不够长。艾娃·加德纳裸泳过的那个池子——“池子里的水别放掉，”海明威这么告诉负责打理泳池的小男孩——现在空空如也。房间里塞满了回忆，恰恰就是20世纪最伟大文字记忆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黑色水牛头，让人想起《乞力马扎罗的雪》，斗牛的海报可以用作《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窗户洞开，海明威的房子既通风又紧凑，既静谧又充满生趣。

接着来自美国的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出现了，他忍不住要开开玩笑。他拿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麋鹿角扮鬼脸，勉强从一队助手那儿博得一阵笑声。他之后改变方式，不玩低俗闹剧，改成角色扮演了：他模仿了一个房产经纪人，假装同一个看热闹的人窃窃私语，说他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厨房得重新装修一下。在狗墓那儿——没错，海明威有一个小小的狗墓，就在泳池边上——弗兰肯注意到有一座墓刻着“琳达”。“这是他的哪个女仆么？”他问向导，向导也加入到这些美国大人物温和、礼貌的笑声中。弗兰肯感觉到自己成功逗乐了大家一次。“帮我个忙，”他强调了一句。“每十个小时，你就告诉他们一次这是他女仆的墓。”

这些参议员从狗墓离开，沿着一条树荫下的石板路回主屋，我问弗兰肯每个在这儿的人都在问他的问题：禁运取消了，古巴会发生什么？这个男人试图做回在外国的美国政客。“我认为会发生改变，”他的努力很生硬，带着职业政客的“立场不明”。然后他又忍不住了，脸上挂着“小丑”一样的微笑抬起头来，“我只是想比Chipotle（译者注：KFC旗下墨西哥玉米煎饼连锁店）先一步到这儿。”

海明威第一次给Esquire写稿，那是整整1000期以前的事儿了，瞭望山庄会客室的杂志架上仍然保留有一份1935年5月刊的复本。在古巴的海明威成就了Esquire，而在那之前的Esquire造就了古巴的海明威。

这本杂志有名字以前，它的创刊编辑阿诺德·金里奇从芝加哥去往纽约“追踪”海明威，最终在一家他常去逛的珍本书书店遇到了他。“没什么好说的，在最早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主要资产。”金里奇他的专栏里如此回忆，那是1961年，海明威在爱达荷州自杀——离他深爱的哈瓦那千里之遥。

看起来海明威想要一艘7000美元的船。他从他的第二任妻子宝琳那儿得到一艘3500美元的，宝琳当时正经历过一次极其糟糕的剖腹产，身体还在恢复，她决定不再要小孩了，但是她又是天主教徒，不相信节育手段，所以他俩只是通过体外射精来避孕。宝琳给了他买船的钱，因为她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绑住她的丈夫。金里奇想办法凑齐了大部分钱——为了把海明威和Esquire绑在一起——他们俩合伙买了比拉号，这是一艘捕马林鱼的船，按照海明威的要求特制的，现在停在他哈瓦那住所的一块干燥岩石上。

这段明星杂志作家的历史，就从这桩买卖开始了。

船交给你了，去书写大海吧。

海明威究竟是个混蛋还是垃圾？这其中是有区别的。谁都能时不时地当一下混蛋，但是你要是个垃圾，那就一辈子都是垃圾了。类似于表象和本质的区别？

即使只是草草扫一眼海明威的私人生活——他把这部分生活同他的写作分得很开，就能看出他要么是混蛋要么是垃圾，而且很有可能是后者。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极有可能会背叛你。如果你是他的小孩，他会无视你的存在。如果你是他的妻子，他会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他的残暴至少代表了一半的他。一个钓鱼竿和一只笔，对他来说是和他的阴茎一样的存在：刺破黑暗的棍状物体，用来面对和打败世界的武器。海明威对自然的爱就在于摧毁自然。《麦康博短促的幸福生活》中被捕猎的犀牛，如今已濒临灭绝，他们现在用武力保护这些犀牛免受海明威这类人的伤害。海明威从墨西哥湾流补上来的1000磅重的马林鱼，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了；古巴水域再难见他当年所捕杀野兽的踪影。

他的男子气概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被消磨。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如今看来显而易见是个先锋。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巴黎和他相遇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了。“我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他身上有一种真正敏感地感知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她写道，“这是他一开始故事的材料；不过他对羞于表达自己，因此开始构建一个堪萨斯市大男孩的残暴来保护自己，他是“冷酷”，但那是因为他对曾经的自己敏感而羞愧。”那是另一代人的做法：从二战战场回来的祖父从不提起战争，叔伯们每天喝的酩酊大醉，连同他们的秘密一起被遗忘在酒精里。海明威将一个硬汉形象置于人前，而把令人苦恼的脆弱一面深藏在心。

现在人们已经找出另一套把戏：我们表现得很软弱，来掩藏内心的刚强。我们表现出自己是如何脆弱，来绑架别人的判断。我们周围充斥着道貌岸然；互联网方式的公开凌辱，意味着凌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媒介上最主要的声音。不知为何，我们所有人都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一般假设，对所有事情的回应——即使是喜剧演员和摇滚歌曲，更不用说小说了——是为了同这个时代已有的虔诚相抗衡。在各种假装的美德的乌烟瘴气中，循规蹈矩也成了我们私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你认识多少循规蹈矩活着的人啊？不要狼狈，不要说错话，不要乱说话；是挺有操守的，但也挺没用的。新时期左派和右派的道貌岸然没什么区别；反正结果都差不多。拿到资格证书的作家，不留下一丝痕迹，获得社会认可的男男女女，加在一起也无足轻重。他们将会成为无功无过的一批人。

道貌岸然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是它不承认人的本性和这生活，本质上是一团糟的。海明威就好像是哈瓦那污秽的空气，一半是香水味，一半是柴油味。他浑然天成、自吹自擂、嗜血成性，他曾经在试图射杀一只鲨鱼时打中了自己，他对那些帮他打开了写作之路的人们没说过一句好话，他和略带红色的金色头发的女孩子睡觉；他乘着渔船巡航哈瓦那的水面找德国潜艇，好像小男孩自娱自乐的冒险；他带着那些出现在他门口的年轻陌生男人出海捕鱼，一走就是几个月；他用他妻子的钱大方给小费；他瞧不起古巴独裁者巴提斯塔；他狩猎狮子；他还写书。这些东西都写在《太阳照常升起》里了：去看一个男人怎么杀了一头公牛，再看这个杀了公牛的男人操一个女人。管这玩意儿叫生活吧。

海明威给Esquire写的第一篇叫做《小丘上的马林鱼：古巴来信》，一篇充斥着古怪海明威风格的优秀散文。它刊登在1933年秋Esquire第一期上。“468磅重的这个大家伙被钩住了上颚，一点也没和接钩绳缠在一起，清清楚楚地跳了八次，被捆紧的时候一开始在船尾拖行，发出四次声音，但之后就被鱼叉叉着没入水里六十五分钟，只有鱼鳍和尾巴露在外面。”读者大快朵颐。Esquire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以50美分一本的价格一个月卖了50万本，主要是靠海明威的力量。

整个三十年代，他为Esquire写了26篇文章，还有一些经典的短篇故事比如《乞力马扎罗的雪》。他1937年离开Esquire，去为一本只存活了很短的左翼杂志《肯》写稿，编辑也是金里奇，他主要写西班牙内战，不过即使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Esquire也持续刊登他的稿子。到了四十年代，Esquire重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全文，加在一起将近一万字，但是一不小心又再次在文章里叫了菲茨杰拉德的真名。海明威怒了。

你现在想到一个小说家，第一个跳进脑海的词应该是谦恭的，第二个是受伤的——肯定不会是愤怒的。如今的作家都是布鲁克林式的，但海明威是哈瓦那式的。

从品牌角度看，乔纳森·弗兰岑是在世作家中最接近海明威的。当我写邮件问他对海明威的看法是，他很礼貌，但是回复说不想谈他；他并不怎么关心。我假设谢丽尔·斯特雷德，一个像海明威一样要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寻找野性自己的人，，会厌恶他。毕竟他是一个猎手，是一根刺，正是她在《走出荒野》一书的旅途中要避开的那一类危险的人，但是她对他只有高中英语课上的模糊印象。她深情地回忆起记忆长河中的《印第安人营地》令人心伤的美丽——就好像是一个辞世很久的曾曾伯父，他的善行与恶习带来了充满感情却又颇为疏远的一种依恋罢了。他还没重要到让她厌恨的地步。

所有的现代作家中，海明威是最少受到景仰的，但又是被模仿得最多的。严肃的读者崇拜詹姆斯·乔伊斯。他们崇拜卡夫卡。他们崇拜博尔赫斯。但是没人会想去模仿他们，至少美国人不会。但是书店的每个区域都体现着海明威的影响力。“当你想到一个好句子的时候，删掉它”这是海明威给未来作家的建议。他的文章极少比喻，专注简单粗暴的描写、主动动词和大量对话，对埃尔莫尔·伦纳德的影响比对雷蒙德·钱德勒和吉姆·汤普森的还要大。最伟大的两部黑色电影——《杀人者》和《逃亡》——都是海明威的故事。

他对名人们也有同等的影响力。是他创造了那些沉沦的美国年轻人，没有缘由地在有趣的城市间游荡，这一模式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承袭，最近的例子就是林韬的《台北》和泰居·科尔的《不设防的城市》。卡尔·奥维·克瑙斯加德、本·勒那的自我书写，以及其他——我们目前的文学潮流——是从颠倒海明威的大计划里汲取到的奇异力量。他们的把戏是告诉你他们生活里乏味的一切，因为实在太无聊了，所以肯定是真的。

列举那些受了海明威影响的人——雷蒙德·卡佛或者詹姆斯·索特，又或者是戈马克·麦卡锡——有点跑题了。并不是说这些作家读了他的书，崇拜他的写法，所以就模仿他，或者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这么做了。这个男人已经死了——一个暴力的、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白人男子，最好还是被留在历史的后视镜里。但是他的写作风格依然活着。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高中，简明的写作方式被视为优秀的写作。成为守则的不是海明威这个名字，而是他的文字。

海明威留下了一个命题，当世的作家仍然在试图解决它——一个作家应当度过值得被书写的一生吗？他就站在我们所谓真实性危机的源头：活的最真实的男人，但很快又成了最虚伪的，他写了他的生活，但只写了一小部分，他想要世界看见的一小部分。

保罗·亨德里克森的作品《海明威的船》，其中包括一封格里高利·海明威写给他父亲的信：“老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写了一些好故事，以一种新鲜新奇的方式接触现实，毁掉了五个人——哈德利、宝琳、马蒂、帕特里克，也许还有我自己。你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垃圾自我，是那些故事，还是这些人？”六十五年后，格里高利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故事比人重要的多。除了帕特里克，其他四个人都过世了，但故事永生。

同他干净、简明的风格一样，他的故事仍然活着。它们在这世上飘荡。去年夏天，我看见我的儿子坐在码头，双脚没在水里，一副懒懒的沉思状。我想到了《印第安人营地》里的句子：“晨曦的湖上，父亲撑桨，他坐在船尾，确信自己会永生。”我听说我的祖父总算搬进了老兵疗养院，想到《杀人者》里一个拳击手谈到自己将要被杀的句子：“这样奔来赶去，我已经跑够了。”一个朋友的孩子死于SIDS（译者注：婴儿猝死综合征），我想到了《老人与海》里的句子：“你尽可以毁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我会去想这句话究竟是不是真的。文学之所以存活，原因很简单粗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时，它是有用的。海明威一直这么有用。

海明威确实是个有用的向导，如果你在哈瓦那泡吧、住店和钓鱼的话。海明威式的体验可不是什么日期年年都变的节日，就像乱七八糟的游乐园一样。在两世界旅馆，你花两美元就可以参观他的房间。自从他离开后那儿就没动过，海明威在房间里的站立式办公桌上写下了《永别了，武器》和《非洲的青山》，桌子是一块结实方木的废物利用产物，下面还有一对螺杆升降高度。在《古巴来信》的开头，海明威描绘了这副景象：“从哈瓦那两世界旅馆东北边的房间向外看去，北边，老教堂过去，是港口的入口，和大海，东边是卡萨布兰卡半岛，中间是所有房子的屋顶和港口。”今天仍是这幅景象。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的一张合影挂在床上。

五分钱酒馆调莫吉托鸡尾酒的方法，就和他们在教堂野餐上做汉堡是一样的——不慌不忙，随意搭配。第一波美国游客已经着陆了。不只是那些冒险的人，他们一路穿过加拿大或巴拿马，以确保他们的护照不会被敲上章。我在说一个从加州来的金发小女孩，看着街上一个手工制作的珠串钱包，讨论在中国大规模生产仿品的计划——不是为了省成本而是为了“商品的持续性”。一个从密尔沃基来的灯光设计师醉醺醺的话含混飘进我的耳朵：“你知道这些人要学的是饮料上的再快些。”“那儿才是来钱的地方。”另一个加州北边来的人，正在夸耀自己的游击队帽子，上面有一颗红星，还穿了一件衬衫，上面印有奥巴马的头像，但已经被画成了格瓦拉的样子。他是这么解释男性的穿着的：“你得给房子留下个能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他刚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周末”。他们呼吸急促地说，你花一万块就可以在哈瓦那买一所公寓。15年以后又会值多少钱呢？

自称“代基里酒摇篮”的小佛罗里达酒吧，一个真人大小的男人铜像看着一个接一个俗气又杰出的乐队，演奏也许会被旅游团当作古巴音乐的音乐，饮料要贵到六美元一瓶那么吓人。换句话说，两杯饮料加小费就是一个古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小佛罗里达酒吧可能既俗气又有很多游客，但是这个酒吧是真有意思。午后坐在阴凉的角落，一边吸根雪茄，一边用粉色小吸管啜饮一杯甜甜的鸡尾酒，这是属于它的天堂倒影。在小佛罗里达酒吧的情况是，你给一群陌生人买酒，然后他们再给你买酒，最后你和一群打鱼人一起拍了照，他们冲到小舞台上，同一群瘦臀的、穿着紫红色裙子满脸堆笑的女人一起跳舞。然后你意识到现在才下午三点而已。海明威总是在那儿，坐在角落里，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每个人都想和他合张照。每个人都想和他拥抱。他让这个过程变得高贵：有原罪的、酒精和捕鱼故事的守护神。

事情是这样的：在哈瓦那，你看见的汽车和海明威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的总是完全相同的汽车，字面意义上的完全相同。海明威很适合这样的“不合时宜”——他的纪念物在很多直接层面上都是神圣的。海明威把诺贝尔奖的奖牌放在埃尔科夫雷的避难所，那里就像是古巴的卢尔德，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外面的东南海岸上。它也是一个破碎的城市，有阴暗的角落，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过往。围绕着海明威的各项产业出卖了他生活的本质，但是他的本质和古巴本身也没什么不同——真实袒露、精神错乱、陷在好几段历史中，手工的、华丽的、肉欲的，有时又很残忍。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接受古巴电视台访问，管自己叫“古巴萨托”——一种古巴产的杂种狗，并且告诉他们《老人与海》是“以科希玛渔村为原型的，差不多就是我住的小镇。”

美国人海明威被打败了。美国人海明威在爱达荷自杀。他缠绕在自我神话的线里，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世界太美好了，值得为之战斗，我真的不愿离开它。”古巴人海明威从未失败。他不需要守卫这世界。不知怎么的，由于他死了，古巴的海明威反而活了。他只是离开了哈瓦那，任何时候都可能回来。你仍然可以想象到他带一些刚刚认识的老朋友和舞者去酒吧，在这个漫长的下午狂饮作乐一番。你的脑海中可以浮现他早起写作，然后闲逛到附近树林打一会儿猎的图景。你可以想象到他出海一天和海浪搏斗。哈瓦那的海明威幽灵是一个慷慨的灵魂。他照看着渔民。他领着游客进入酒吧，为昂贵的饮料付账。

阿诺德·金里奇是一个善良的老人，一个快乐的、热爱生命的灵魂，自己也是一个关于写捕鱼的优秀作家，他一手打造了海明威产业，也成了它的受害者。在一个编辑手记中他表示了后悔，他把他的金牌作家比作塞尚，改变了美国文学“看世界的方式”。之后，他娶了海明威的一个女仆，一个多才多艺、有着略带金黄的红色头发的女郎，又可爱又迷人，名字叫做简·梅森，海明威把她写成了《麦康博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多金泼妇妻子（原本要在Esquire上发表的，但是1936年发在了《世界》杂志上）。《逃亡》中也有关于梅森的不雅描写。海明威和金里奇出海捕鱼时，这位编辑先生提到了对他未来妻子的中伤。海明威认为，好歹她被提到了，应该觉得荣幸才是。金里奇在Esquire上回忆了此事，之后又在回忆录里写道：

“这有点像是塞尚把你的一些特征画进了乡村场景，”（海明威）谦虚地指出。

我认为他在开玩笑。所以我问，“你没搞错你的职业吧？”

“没有，”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毕竟，我没办法让你这个宾州德国佬的脑瓜子明白，你不是在和什么芝加哥每日新闻体育部的廉价写手打交道，你是想让一个已经被比作塞尚的人修改他的作品，他可是给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啊。

我差点从船上摔下去。这个特大号的过火表演可是当着我的面在引用我的话，还完全没有提我的名字。

1963年，盖伊·特立斯在《寻找海明威》中写了他的第一批学徒。对于被宠坏的常春藤业余爱好者那一群人来说，海明威是他们逃脱东海岸的这些大楼，寻找罗马时期文化的避难之所。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的关系网建立者，乔治·普林顿，是这批学徒的领头人。“一个孤独的夜晚，回家之前，乔治走过蒙帕纳斯，经过《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离开勃莱特夫人时走过的街道、路过的咖啡馆。”特立斯写道，“乔治想看看海明威看到了什么，感觉海明威感觉过的东西。接着，散步结束，乔治走进最近的一家酒吧，点了一杯喝的。”

詹姆斯·鲍德温知道所有想要成为海明威的人，并且已经看穿了他们。“他们过去也常常去蒙帕纳斯，所有的画家和作家都会去那儿，我是几乎不去的。他们以前去那儿，会在咖啡厅呆上好几个小时，寻找海明威，”他告诉特立斯，“看起来他们没意识到海明威已经离开很久了。”

到1967年，Esquire已经在报道海老爹的杀亲之罪了——批评家和学者以及其他小说家开始否认他的作品的重要性了，因为他们显然需要抹杀这个男人。随着他的光环退去，Esquire也加入其中。1981年，詹姆斯·沃尔科特宣布发表《海明威信件选集》，整整948页，“海明威产业的最后一次大爆炸，是向他致敬所点燃的最后一根木头。”马尔科姆·考利为他辩护。詹姆斯·索特也是如此。但所有都只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悲伤中一个碎片罢了。什么东西做的太大，就必须要打成碎片出售了。今天，你可以购买海明威的眼镜和手表。你可以购买海明威的家具。海明威只不过是另一种该死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配套的产业可以从中获利。和任何品牌一样，它是有保质期的。不管你买了什么，你最后总是要丢掉的。

在抵抗美国封锁的这五十三年里，古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会被收买。不管是好事儿，还是更多是坏事儿，他们没能被收买。海明威也没有。古巴的开放并不是它自己的开放，而是美国的开放。古巴没有推倒任何墙。推墙的是美国。在古巴最新的开放中，美国会在哈瓦那发现一群酒后迷乱、浑身恶臭的人，它也会发现既乱糟糟又充满魅力的海明威幽灵。

任何一个夜晚，马雷贡，这条沿着哈瓦那防波堤的五英里海滨大道，都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街道。哈瓦那的住房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些家庭需要轮流睡觉。所以到了晚上，为了抵御凉意，这个城市从拥挤的邻里中解脱出来，涌入大街。这当真是神圣之爱的奇观。有年轻的躯体抱在一起，中年人一个藏在另一个怀里，好像叠在一起放的椅子。老年人缩拢在一起，仿佛磨损的砖块。父亲和儿子安静地共饮朗姆酒，妈妈和中年女儿为了宽松上衣的下摆而争论，兄弟们为了棒球比赛的细枝末节朝着对方大叫。政治批评以玩笑的形式来表现。“古巴有1100万人口，但是有600万警察。”“我们有三个消息源：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其他城市很隐秘的东西到了这儿全都被迫公开了:一个白人男子同一个年轻黑人女子哭哭啼啼地亲热；一个女孩从过于热切的嚼舌根中脱身；一家人突然就停了下来，一起凝固在一段共有的、不可言说的回忆中，那时也是一段漫不经心的吉他旋律从耳边经过。人群中有一些面朝大海，而大约九十英里外，美国正潜藏在黑暗中。

在古巴，回忆海明威是回忆美国的替代品。让人又爱又鄙夷的“那个国家”，可爱的敌人，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却又难以置信的遥远。他所居住的瞭望山庄，是一个具备真正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文化制品，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站在古巴这边，数代传统保护者一直在同禁运斗争。保护传统之所以如此艰难，并不只是缺少资金而已；也是因为所有必须的设备都是在美国生产的——比如，向古巴出口簿记员品牌的防腐纸张是违法的。之后，2011年，珍妮·菲利普斯来到古巴，她的祖父是曾担任海明威编辑的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她争取到了马萨诸塞州一位名叫吉姆·麦克格文的国会议员的帮助，来保护这片遗产。他们开始同古巴当局以及美国国务院合作，寻找让美国设备和专业技术进入古巴的方法。2002年，瞭望山庄协议签署。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卡斯特罗本人出现在了签字仪式上（为防刺杀事件，卡斯特罗的到来一直隐瞒到最后一刻，树林里则隐藏了突击队员。）

“实话实说，”麦克格文如今这么说道，“真有点儿梦幻。我就坐在那儿，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了一份文件。然后我就在想，我希望自己没有违法《罗根法》或者其他什么的。”海明威就是古美和解希望的同义词。“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样东西。我们永远在为其他的事情争斗。但是关于海明威，人们没有异议。”

禁运仍然在影响着这座房子的修缮。海明威那辆老克莱斯勒需要一些零件，但是不能合法进口。厨房里有块空出来的地方，本来是放他的肯莫尔（译者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炉子的。我设想在克莱斯勒以及肯莫尔工作的旅客不久一定会出现，给故居送来这些零件。但他们眼下还不行。博物馆的负责人艾达·罗丝·阿方索对这里怀有一种个人的骄傲之情，就好像姨妈对侄儿的那种感情。我问她禁运取消的时候，她当时预计有多少游客会过来。她心满意足地点了一根烟解释道，他们现在已经有八万名参观者了，希望能再来两万人。她真的不是想说再来二十万人么？不，她真的是说两万人。我充满怀疑地笑了。她没有笑，而是耸了耸肩。

“你没法把美国塞进古巴，”她说。我们等着看吧。

没有人的身后好过海明威了。没有人能比他享受更多的永生。入夜后，小佛罗里达酒吧，喝醉了的魁北克人在他古铜色的脸颊上收获了不少吻痕。过了一会儿更加安静了，一个中年男人睁着一双醉眼滑向那座塑像。我敢说这个男人是个美国人，因为他把海明威看得和他平起平坐。他仿佛是在和这位逝者进行某种对话，告诉海明威他的秘密，讲述他已经结束的婚姻。

“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海明威有一次说过。“我从仔细倾听中学到了很多。大多数人从来不去倾听。”

他同以前一样无所不在——我们所憎恶的海老爹，但最后总会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昏暗的观光客酒吧，在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城市之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角落，一切都将改变，一切又都不会改变，海老爹就这么听着，等着他的其他同胞。

作者／Stephen Marche 翻译／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