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零零后跟拍12年，性格迥异的他们会长成怎样的大人
当年霸道、哭泣、孤僻、捣蛋的各种小孩，从同一个幼儿园出发，性格迥异的他们，究竟会各自长成怎样的大人？影响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或者终究无法成为自己的因素，是早已写进DNA 的天性，还是家庭、学校或更大的外部环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7期
文 |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实习记者 聂阳欣
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约9795，细读大约需要22分钟
“巴学园”，在中国教育界，这三个字已然成为推崇建构教育的新式学校代称——1981 年，日本作家、主持人黑柳彻子出版《窗边的小豆豆》，作者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原型，记录了主人公小豆豆从一个让大人头疼、被退学的“怪孩子”，在来到一所尊重天性和自然的学校后， 逐渐被接纳和成长的故事。故事里，这所让黑柳彻子长大后还念念不忘的学校，名字就叫“巴学园”。
15 年前，画家李跃儿从银川来到北京，不听任何人劝阻，执意办了一家中国的“巴学园”——在当时，这算是相当前卫的“新教育”早期尝试样本。两年后，纪录片导演和研究者张同道，带着摄像机走进了这家幼儿园，从此开始了对十几个“零零后”长达十几年的记录拍摄——这些影像，是像生命证据一般的存在。他们慢慢离开芭学园，开始上小学，进入青春期，上中学，申请大学……裹挟着时间的维度，生命每个阶段的印记， 都被定格在镜头前，让生命的成长密码变得有迹可循。
这里藏着一个太令人好奇的命题：当年霸道、哭泣、孤僻、捣蛋的各种小孩，从同一个幼儿园出发，性格迥异的他们，究竟会各自长成怎样的大人？影响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或者终究无法成为自己的因素，是早已写进DNA 的天性，还是家庭、学校或更大的外部环境？
但愿，在这所已存在15 年、迎来送往了上千名孩子的“巴学园”里，我们能触摸到一些关于生命答案的轮廓。
张同道
“我看要把你的头放在电冰箱里好好冻一冻！”
十五年前，张同道对李跃儿这样说。李跃儿想办个幼儿园，像黑柳彻子写在《窗边的小豆豆》里那样的巴学园，就在北京。张同道觉得李跃儿疯了，要么就是膨胀了。他们早先在银川认识，张同道是个搞纪录片的，从北京跑到银川，给当时还是画家的李跃儿拍了一个纪录片。片子后来在央视播出了。2004年，李跃儿带着五万块和银川家长托付给她的六七个孩子，风尘仆仆来了北京。
“别以为你上了央视就能怎么样了，”张同道泼李跃儿凉水，“你到时候可别找我借钱。”
李跃儿来北京的由头是受了气。她本在银川群众艺术馆教大人和小孩画画，越教越看不下去。有一天她忍不住和一名父亲大吵一架——他的孩子脸上从没有笑容，那天，李跃儿上课时想尽办法让孩子笑了，没想一出门，那父亲一脚踢在孩子腿上，大声呵斥：“我看全班同学都坐得好好的，就你动来动去不认真！”
年轻的李跃儿当即火气蹿上来。“孩子都被摧残成啥样了！”她和对方大吵一架。吵完，李跃儿气得在家躺了好几天，先生问，你打算就这样躺到什么时候？她又跑去了寺庙待了三四天。
直到一天早上，寺里方丈给她端来一杯牛奶，上面放了一个油饼子，跟她说，吃完就回去吧，你是能利益众生的人，都跑到寺里来，谁去做这件事？
李跃儿与芭学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播种
李跃儿就来了北京。
走的时候方丈送了她一幅字，大意是成名后也不要膨胀，要坚定地做自己的事。李跃儿心想这个老和尚糊涂了，我现在被人骂成这个样子。那时候她热衷于教化家长——老师在上课，她搬着凳坐门口，来一个家长就给别人讲两小时；在路上看到打骂孩子的，也逮着别人讲两小时。别人要是问“你是谁”，她就说，“我妇联的。”
银川的教育现状叫她失望，但毕竟相对闭塞，她琢磨着，北京应该遍地都是巴学园那样的新教育吧？所谓的新教育，说起来也简单，无非是尊重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尊重孩子作为一个“人”的天性，爱孩子，能够在爱的基础上帮助孩子建构人格、发展自己……
她是来首都考察取经的，想找个师父。正值暑假，信任她的几位银川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她，让她带着孩子们在北京玩。计划是呆两个月就回宁夏继续画画，没长期留下的打算，更别提在人生地不熟的首都办什么幼儿园。
结果却傻了眼。2004年，就算在全国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所谓的新教育也是凤毛麟角——就李跃儿所知，根本没有找到地方可以学习。没有，那能不能自己办一个？
考虑到市场对新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北京显然是比银川更靠谱的选择。张同道是她为数不多在北京认识的人。尽管“把头放冰箱里冻一冻”的建议把李跃儿气坏了，但她犟脾气上来了。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失败了打道回府。李跃儿在天通苑租了个家属房，开始在网上发帖招生，宣导注重人格建构的教育方式。
帖子一发，李跃儿在网上被骂了一两年。有人说她太理想了，有人说她是骗子，大部分人是质疑：什么是人格？如何建构？用什么方法教孩子人格？
李跃儿告诉他们，不是教，巴学园的教室不上课，在玩的过程中人格就建立起来了。
质疑者更不信了：怎么能玩着就建构呢？天方夜谭。
那两年的李跃儿像是网络战士。她把这些关于教育的论争当成打仗，总有认同者能看到。每打赢一场仗，就有几个北京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第一届招生很快满了，她把宁夏的孩子送回去，最早的“李跃儿芭学园”就这样诞生。
那会儿张同道刚成为父亲。有一次他大发雷霆——年幼的儿子把他拍纪录片素材的光盘给咬坏了。李跃儿恰好看到，也气坏了——气的不是孩子，是张同道：“你怎么能把光盘放在这么小的孩子能接触到的地方？”
李跃儿跟张同道解释了一番儿童发展心理学里“口腔敏感期”的概念，特定发展时期的婴幼儿，正是通过口腔来探索外部世界的。为了办芭学园，画家出身的她好好琢磨了各种儿童发展心理学、教育学流派。三番五次游说下，她终于把张同道“骗”到芭学园实地看看。
李跃儿记忆里，张同道“觉得太神奇了”：那时园里有两个孩子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男孩乐乐想把自己唯一的一个丑娃娃送给女孩毛毛。李跃儿解释，男孩在追求女孩，通过这种方式试图获得女孩的关注——而女孩毛毛彼时已经有了固定的过家家玩伴，另一个叫葆葆的男孩。让张同道吃惊的是，李跃儿准确地说中了两个孩子接下来每一步的举动：男孩会如何通过爱抚这个丑娃娃让它显得珍贵，如何送给女孩示好，女孩会拒绝，男孩会如何更加用心地抚摸娃娃，“因为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自己觉得可爱，就认为对方也会觉得它可爱”……
“多好的纪录片题材，要不要考虑一下？”李跃儿和张同道开玩笑。
这时李跃儿的先生徐晓平提议，我们要不要像拍《人与自然》那样拍摄一部孩子的记录片？张同道答应下来，作为一个新手父亲，他有太多困惑，他想了解自己的儿子。
李跃儿与芭学园的孩子们在一起
故事导向标
张同道带着他的设备和摄制团队来了芭学园。
在自然资源稀缺的北京，芭学园所在的环境说不上优越，更别提山清水秀。在最普通常见的居民小区内，七弯八绕进深处，直到看见绿萝缠绕的围栏——芭学园到了。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芭学园门口外墙上，这八个大字赫然入目。
院子角落有个兔子屋，孩子们养的三只兔子在睡觉，杏树上的黄杏脸贴脸地挤在一块，柿子树上柿子把枝条拽向地面，葡萄藤的叶影投向荫道，没到季节的蔬果种植区裸着沙土，木工区整齐地挂着两排小锯子和小围裙，沙坑里、滑梯上、娃娃屋里，四处都是孩子在游戏。
学油画出身的李跃儿看重自然，也看重艺术和审美。她尽可能把芭学园布置出美感，里里外外都点缀上心思：木质古旧的中式家具，竹编的灯具，教室墙壁和走廊上的干花、手工作品和画作，连会议室桌上都要用纱布、绿萝藤蔓和手工布做的小人偶营造一个微型童话世界。
不过对张同道来说，重中之重是找到能撑起主线的“主角”。在芭学园呆了两个月后，他们悟出了诀窍：有大李老师的地方就有故事。大李老师就是李跃儿。李跃儿是园长，一般不直接参与每个班的常规管理，除非遇到主班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轮到她出马。
这么一来，李跃儿成了最好的故事导向标。他们曾拍下了这样的画面：几个男孩坐在门口台阶上扯着喉咙大声乱叫，持续不断。李跃儿走过来，坐在他们身边，竟笑容满面：“你们在干嘛啊？”
叫得最大声的男孩很快说：“我是一台收音机！”
“噢，你是一台收音机啊！”李跃儿乐了。“那能告诉我，调节音量的按钮在哪里吗？”
男孩眼珠子骨碌一转，伸出右手食指：“在这里！”
李跃儿接过男孩手臂，做出顺时针调旋钮的动作：“这是调大还是调小？”
男孩随着李跃儿“调旋钮”的方向，兴奋地表演起来，声音开始忽大忽小。
“那你有开关吗？开关在哪里呢？”玩了一阵，李跃儿问。
“有开关……在这里。”男孩配合地指了指右手虎口位置。李跃儿按下“开关”，男孩立马噤声；再按，出声；再按，又噤声……屡试不爽，李跃儿和孩子们开始大笑，“收音机”关上了。
挥着棍子威胁要把所有人打成肉泥的男孩池亦洋，被集体排斥的女孩柔柔，每天在幼儿园门口等小伙伴的辰辰，总是孤僻地坐在一边、不加入任何团体游戏的两岁女孩一一，热衷于把鞋子扔进垃圾桶、以打翻手工课的碎珠为乐的锡坤……
这些在普通幼儿园恐怕要被视为“问题”的孩子，便这样进入了张同道的视线。没料到，一拍就是13年。
童年时期的池亦洋，在芭学园拿着棍子说要把所有人打成肉泥
霸道小孩规训记
五岁的池亦洋又毁了一场足球赛。大李老师坚持说池亦洋用手碰球、违反规则，要判罚点球，他拒不承认，和大李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可以用手碰球！可以！你不懂！”
规则就是规则，大李老师决意扮演一个最糟糕的老师——“到了小学，大部分老师都是这么说话”，拒不让步。球员都走了，不欢而散。池亦洋气得跺脚，把足球砸到地上，球重重反弹，冲向天空——
画面一切，落下的变成了橄榄球。大型露天体育场里，观众的呐喊排山倒海，15岁的池亦洋全副武装，在一片混乱而激烈的争抢中抢过橄榄球——用双手。
在纪录片《零零后》里，张同道用镜头的拼接完成了十年的时空转换。长大的池亦洋，眼中有了坚定和自信，明确自己想做的是将真正的橄榄球运动和文化带回中国。但池亦洋这十几年的成长经历并不顺利。在芭学园，小霸王池亦洋因为爱打人，被全体男孩家长要求开除；上公办小学后，他总是和老师顶嘴，被罚站、被批评，不爱学习，因为作业不会做在家痛哭……张同道的镜头下，童年时期的小胖墩池亦洋趴在课桌上发呆，坐在公交上发呆，表情逐渐迟钝，眼中失去了光彩，和芭学园时期虽霸道却充满生命力的他判若两人。
十几年前，在商讨如何处理池亦洋打人问题的家长会上，李跃儿和家长们认真地说：“我认为池亦洋实际上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男性力量的榜样。”她劝服家长接受池亦洋，不过也开始更严格地规训他——在池亦洋再次出现打人行为时，在弄清事情原委后，如果确实是池亦洋有错在先，李跃儿会让他一个人在反思椅上，训练他的自律能力，消除他的暴力行为，为他建立遵守原则的习惯，每次当池亦洋认识到错误之后才可以回到正常课堂活动中。
池亦洋嘴上不依不饶，哪怕不时叫嚣着“我要把你们都关进警察局”“我要把你们都打成肉泥”，但李跃儿看到的是，池亦洋哪怕拿着棍子，也只是做出打的动作，并没有真正打到任何人。李跃儿为他设立了不可以用暴力控制别人的规则，然后在向池亦洋宣告后就开始严格执行。李跃儿试图用这种机制训练池亦洋“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的人格状态。
小时候的池亦洋
规则的约束逐渐在池亦洋身上起了效果。收敛暴力之后，池亦洋的领导气质开始凸显：在其他孩子发生争执时，他竟学会了用大李老师的方式调解：“你们先别吵！你先说发生了什么——他说你扔他沙子了，是这样吗？……”
让过错方道歉，协助取得对方原谅，紧接着抛下“旧恨”，池亦洋很快提出了新的游戏点子，成功转移注意力。一次战壕的争执，在池亦洋的斡旋下，最后竟转变成三人通力合作的场景。
池亦洋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带着一帮男孩在树下列队、敬礼、唱国歌。李跃儿观察到，池亦洋其实是个特别好的领导者，为了赢得跟随者的信任，他会主动付出，比如帮对方系鞋带，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对方，努力照顾到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成为群体氛围的缔造者。“因为如果他队伍散了就没人可以领导了嘛。”李跃儿大笑。
再然后，池亦洋上了小学。芭学园的自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整齐的课桌椅、课程表、作业和考试。刚上一年级时，池亦洋和另一个孩子上课迟到，老师把他们拎出教室罚站批评，另一个孩子眼神闪避、低头不语，池亦洋却昂着脑袋据理力争，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
但终究抵不过整齐划一的秩序规训。池亦洋眼里的神采日渐钝了，课业压力也让他越来越没了自信。“本来五分钟的事情我十分钟还没做好，”面对数学作业，池亦洋拽着练习本痛苦地几乎哭出来。
在芭学园受到的教育和帮助并没有在池亦洋的小学阶段得到承继。前功尽弃了吗？
李跃儿斩钉截铁地说不会。“一遇到机会他又重新生长起来，他人格已经是这样了。”尽管在小学备受折磨，但池亦洋至少还会哭，这让她感到欣慰——很多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像犯罪了一般，会隐藏、不让成人知道，但芭学园的孩子“正常”——不是不会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困难会去表达、求助、发泄，用各种肢体行为寻求缓解。“你要知道哪个状态是健康的状态。”她甚至有点自豪。
事实的确证明了李跃儿的判断。四年级后，父母终于把池亦洋转到了一所更宽松的国际小学。池亦洋的天赋不在考试上，父母接受这点后讨论，不然就让儿子多接触各种项目，最好能找到喜欢的再专门发展。机缘巧合，池亦洋爱上了橄榄球——如今，他视之为一生的事业。
长大后的池亦洋
抠牙齿的背后
张同道感慨，像池亦洋这样的孩子，能够按照生命的内在要求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明父母的保护。但被家庭养坏的孩子，在教育一线的李跃儿见得更多。
李跃儿至今记得前些年，有孩子被送来芭学园时，整个人是发呆的状态。“看上去是身体生病了，其实是精神麻木了。”对这种孩子，芭学园的老师们每天要花费巨大的资源，把孩子被养坏的部分拿掉。
李跃儿心痛。有孩子不停地摸自己的嘴唇，足足能摸四个小时；还有一个孩子只要无事可做便会不停地抠牙。这些行为习惯看似微不足道，但若处理不当，便可能是造成焦虑特质的源头——比如，面对孩子的抠牙习惯，家长最常见的反应是劝阻和恐吓：“不能抠啊，手很脏的，会有细菌、有虫子咬……”
“孩子一方面忍不住，抠牙时又担心被虫子咬，他是怎样的感觉啊？每天是不是在积累恐惧和焦虑？这个孩子长大后可能就因为抠牙的问题成为一个有焦虑特质的人，比如大家一起旅游，别人还在起床、他却在门口急得不得了，搞得所有人都痛苦，但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
对抠牙的孩子，他们一度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注意到孩子想抠牙时，老师会对孩子说：“现在是抠牙的时间，请你坐在墙边认真地抠四分钟。”
“少一分钟也不行。”李跃儿回想起来笑了。才一分钟不到，孩子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但老师会告诉他，四分钟还没到，请你继续。再过一会儿，孩子便会哀叫：“什么时候才到四分钟啊？”
在李跃儿和园里老师的训练下，没几天，孩子就摒弃了这个习惯。但叫李跃儿哭笑不得的是，孩子姥姥旅游归来接孩子，一见孩子就问：“宝宝，今天抠牙了吗？”
孩子一听，立马条件反射式地开始了抠的动作。
“每个人的孩子都是苍天派来的老师，凡是你自己没解决的问题，都会成为你孩子的问题。如果不把家长的教育跟上去，我们在砌墙，家长在拆，一天就砸倒了。”
李跃儿很清楚，芭学园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培养出完美的孩子，他们能做的只是想尽办法拿掉坏的部分，但并非总能成功。李跃儿去年和澳大利亚心理治疗师Kara老师交流，对方分享说，自己走遍全世界做心理咨询，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是最多也是最普遍的，却自知甚少，“到大街上看，每一个人都像人的样子。”
更皮实、更善良、更真实
池亦洋成了今年院线上映的纪录片《零零后》的主角之一。“遇到各种困难、障碍都还保持着自己光芒的孩子，”张同道这样形容选择池亦洋和柔柔作为主角的原因。
童年时期的柔柔
实际上，张同道拍的远不止这两个孩子。12个，这是直到如今还在拍摄的孩子的数量——其他孩子的故事，张同道早把它们放进了纪录片《小人国》、央视五集系列纪录片《零零后》、《成长的秘密》里。张同道藏了心眼，过去，他把这十几年来故事最完整的两个孩子的素材尽可能藏了起来。如果说十年前的《小人国》呈现的是每个孩子截然不同的天性，是孩子们的小社会，那么今年院线上映的《零零后》，则是时间成就了张同道镜头的野心。
但李跃儿说，更多令她骄傲和欣慰的孩子在镜头之外——那些“不需要帮助”的孩子或许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和故事，但她确乎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生命底色的温暖。从芭学园毕业的一名叫雨涵的孩子，三四年级时去美国读书，刚进班时，她在一个孩子旁边坐下，那是当时班上唯一的空位。雨涵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人缘也好，班上同学开始告诉她，你的同桌很坏、不要和他坐一起。但老师发现，尽管好多次有换座位的机会，雨涵还是一直和这个被排挤的同学坐在一起。妈妈问雨涵为什么，雨涵说，我第一天就已经坐在他身边了，如果离开，他会非常难过的——而且他也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坏。
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池亦洋身上。四年级时，池亦洋被老师体罚、打巴掌。被打的不仅是他，还有班上的不少孩子。家长们向校长告状，但池亦洋不让妈妈同去。被问起原因时，池亦洋说，我被打一巴掌很快就不疼了，但那么多人去告校长，这个老师可能会被开除，没有工资养活他的家人了怎么办？
池亦洋长大后爱上了橄榄球运动
“有时候家长说，不敢管自己的孩子，因为发现孩子的生命状态比他们高。”李跃儿感叹生命与生俱来的包容，“人心和人性本来就具有人类所有的美好，当我们有了分别，有了好坏喜恶，我们的心胸才变得狭小了。要保护的是孩子本来就具有的美好。”
当然也有人质疑。真实的社会里，人不可避免要遭遇负面情境和灰色地带，包括且不限于暴力、强权、潜规则等等，芭学园和类似的新教育实践，会不会从小给孩子营造了一个过分理想和安全的环境？
“恰恰相反。”李跃儿觉得这是外界对芭学园的误解和想象，在《小人国》里，张同道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孩子世界的复杂和残酷。幼儿园已然是成人社会的缩影，绝对说不上单纯、没有风暴。
“芭学园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人群中。孩子们是混龄班，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一起，包括老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群体。芭学园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安全的环境，但同时也是自然的、复杂的群体环境。孩子们很皮实，怎么摔打都没事，甚至都很容易把群体里威胁到他们的人以非常智慧的方式搞定。”
经常，芭学园里发生冲突时，老师们不会马上过去阻止，而是先蹲在一边观察，给孩子自己解决矛盾的空间。相较之下，“传统园老师每天组织他们排队滑滑梯、不让孩子们起冲突，他们怎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跃儿不让芭学园老师用一种幼稚、扭捏作态的奶声奶语和孩子说话。“这样孩子就不知道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了。孩子是最真实、也最能接受真实的人。”
生而不同
无论是李跃儿还是张同道，接触了越多孩子和家庭，他们就越发对生命的复杂和神奇感到敬畏。
在长年跟拍观察了数十个家庭和孩子后，张同道自认学到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因材施教”。女孩一一两岁时便一脸认真地说：“我喜欢一个人玩，我有选择的权利。”诸如“选择”“权利”这样的词，是芭学园的老师们常会说的。一一活学活用，拒绝大李老师让她交朋友、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建议。
两岁半在芭学园的一一
一一也是张同道直到今天还在拍摄的孩子之一。在央视五集纪录片《零零后》里，有一集专门以一一为主角。十年后，一一上了初中，回头看幼儿园时期大李老师和自己之间的互动，再面对镜头的访谈时，特别理性地分析说，有一点她至今觉得大李老师可能做错了——一味鼓励外向，其实是否定了内向的价值。
“我甚至有点佩服两岁的自己。现在的我可能做不到了。”她对着镜头说。
李跃儿好几年前收到过一一的微信，大意也是表达这个观点。李跃儿不太放心上，但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我不是想让她外向，是想让她能通过练习发展起正常的交往能力。但一一不认为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是童年时我们帮助她的。”她“不敢等”，因为在她所认知的儿童发展理论里，六岁之前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心理模式对她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
但一一至今是让李跃儿、张同道提起来会喜形于色的孩子。张同道掏出手机展示一一的近照，不久前他们刚见过面，一一去美国参加夏令营之类的活动，他们飞去拍摄：“你看，多有气质。”张同道语气里掩饰不住的骄傲，仿若夸自家孩子。李跃儿的先生抢在李跃儿前头夸：“这孩子可厉害了，成绩也可好，当年中考，她是北京西城区第67名呢。”
相较池亦洋，一一是在体制内学校一路升学顺利的孩子，用张同道的话说，属于“内驱力很强”的类型。“一一父母从来不问，也不知道她成绩怎么样，结果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发现她是个学霸。”张同道说，“所以没有哪种方法适合所有的孩子。你需要根据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教育方法，而恰恰这个是眼下的中国教育非常缺乏的。”
长大后的一一
李跃儿曾跟北师大某课题组一起做了一项调查，最后得到的调研结果是，适合应试教育的孩子不到13%，大多数孩子在应试教育系统中会感到痛苦和压力。
张同道和李跃儿都肯定“天性”的存在。办幼儿园也好，跟拍纪录片也好，孩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不得不正视基因的力量。可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先天因素会起到多大的影响？
先天大概占七成、后天占三成，这是张同道的感受。李跃儿的答案也相似，甚至倾向性更明显，给出的数字是75比25。“但这不意味着先天决定，有一些先天特质，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也会变化。教育的意义是，顺应孩子先天的特质，帮助孩子发展自己，同时也要适应于生存，有利于社会。”李跃儿说。
“过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了，”张同道有时有这种感觉。在普遍的教育焦虑下，很多家长恰恰是做得太多了。但他也不同意先天决定论——评价人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特质一旦被放对位置，便会闪光，好比当年每天在芭学园门口等小伙伴、哪怕下雪也不肯进教室的辰辰。这个不爱说话、有点执拗、内心却异常坚定的女孩，如今爱上了野生动物摄影。所有人都有点惊喜，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她一定耐得住等待。
在张同道看来，那正是每个生命独特而本质的光芒。
栽树人
今年9月初，张同道的纪录片《零零后》上映院线。但这些年里，对张同道来说，或许所有的作品、成果都比不上一件事——他确实成为了儿子心中的好爸爸。
张同道和儿子的关系是哥们。小学时，他给儿子做了一个量表，让他每天给自己打分。量表上的项目有点特别：“主动性”“发现别人的优点”“帮助他人”……这些是张同道心目中重要的人格品质。
一般家长最头疼的叛逆期，张同道和儿子也稳稳当当过去了。“当你尊重孩子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对立。很多家长说孩子叛逆，叛逆是跳墙，是因为你给他设置了墙。你根本就没给他设墙他往哪儿跳？我儿子就不叛逆。所有的事情最后他做决定，我只帮他分析一个事情的两个、三个可能性，我不替他选。做错了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在跟拍了十几年的十几名“零零后”里，他隐藏得最深的一个拍摄对象，就是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以及可想见的未来，他都会一直拍下去。他想好了，等儿子结婚时，要把这些素材剪成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或许，儿子又会开始拍自己的孩子，代代相传，成为传家之宝……
“如果我的亲家，碰巧也有这么一部记录自己孩子成长的纪录片，那才是我眼里的‘门当户对’。”他笑。
李跃儿则成了观众投票中“最喜欢的人物”，甚至高出主角池亦洋和柔柔。尽管几经搬迁，李跃儿芭学园还在，一度有六家分园——但由于去年北京市严查各类土地房产用途和办学资质等政策性原因，和许多民间办学机构一样，她的六间芭学园一下被关了四家，物质损失惨重。但李跃儿没灰心，只当买教训，她庆幸，至少还留下两个资质合格、也得到当地教委支持的园区。
长大后的柔柔
针对家长的培训，她也早在芭学园开设了。以前是每年四次线下培训，如今转战线上，每周都要给家长开课，从儿童发展规律到艺术文学欣赏，到透过电影看教育，到芭学园的美术课、生活课家长应怎么配合，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帮助孩子等，为父母系统补课。
六年前，芭学园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学分部——尽管并没有独立的学校名号，而是依托于一所公立小学之下，每个年级增设两个班作为芭学园实验班，每班一二十人。如今，小学部已有了六个年级。六年下来，校长和其他老师家长的担心变成了惊讶：其他班的孩子从早学到晚，可芭学园实验班的孩子每天活跃得不行，晚上没多少作业，老师和孩子关系也亲近，不训孩子、不生气，但孩子一样遵守纪律、学习认真，考试成绩也差不多。
李跃儿一年四季都在芭学园，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把脑中的经验都写下来，幼儿园对老师的行为、要求、教案全部文本化，光手册就写了六本。“必须得写下来，也害怕有一天我老了死了，那些东西没有人知道，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年李跃儿已经61岁了。最近，她突然又想起十几年前方丈送她的那幅字。始终要记得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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