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不老的狂徒
李敖去世的消息传来，许多人都感到惊讶，虽然去年6月份，李敖已经对外公布一封亲笔信，其中提到自己罹患脑瘤，身体变得像一个战场，“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甚至许多人对李敖已经83岁的事实也感到惊讶，他仿佛未曾衰老，上一秒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还是那个身着红夹克、蓝墨镜，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斗士”。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见过一个老态龙钟的李敖，他仿佛还会忽然出现在“立法会”上，出其不意拿出一瓶催泪瓦斯，他仿佛还会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让台下的校长、党委书记边听边擦汗。
2005年，李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1935年出生的李敖确实已经83岁了。他出生的前一年，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在哈尔滨出生的李敖一生下来就变成了伪满洲国的“遗民”。少年时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14岁的李敖随家人移居台湾。此后他又完整经历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的政治变迁。他不仅是一个“民主化”时期台湾政坛活跃的参与者，他自己就是见证台湾政治制度变迁的活化石。
李敖在两岸激起的波澜范围之广、牵扯之多也几乎无能出其右者。他一生所坚持的价值理想人所共知：自由民主、中国统一。有所坚持，就有所对抗，李敖和他的敌人们斗争的时候，也自然吸引来各路“敌人的敌人”企图与他为盟。早年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党外人士一度奉其为老大哥，甚至有台独分子擅自将李敖的照片印在杂志上，企望让这位扛起反对国民党大旗的斗士成为自己的图腾之一。晚年反对岛内独派势力，李敖又引起了大陆的极大兴趣。几次大陆之行引起了官方和民众足够的重视。大陆方面与李敖接触的幕后详情或许无从得知，但两个细节足以证明此种接触早已有之。李敖曾自述：“陈云林（注：曾任国台办主任）第一次来台湾，刘长乐安排我和这位祖国大员有一次秘密见面。在夜幕低垂之时、在圆山饭店密室……陈云林笑着收下了我的赠书和‘ 抗议’，对我神秘一笑，我也神秘一笑。”李敖留在大陆的亲姐姐李珣则在文章中提到，1983年她从香港带回几本李敖的书，因为大陆正在“反精神污染”而被上海海关扣留审查。统战部非常热心地协调帮助，将书全部返还，因为早在此以前统战部就有意邀请李敖访问大陆。
然而李敖最终未陷入某一派桎梏，不同的政治派别亦视其为“无法控制”，每每想利用李敖时倒反倒被其利用。这固然是因为他的“滑”和机敏戏谑的处世风格，但背后更有他对自己独立性的坚持。
除了两个例外情况外，李敖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他也引以为傲。一次例外是2000年李敖为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而与新党合作，成为新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另一次例外是2007年宣布成立“中国智慧党”。不过据该党对外称，因为智慧党“拒收笨蛋”，所以现在该党只有两名党员，即建党元老李敖和其子李戡。
李敖筹组“中国智慧党”
“外省人”李敖
李敖出生两年后，随全家移居北京。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直到14岁离开大陆前，李敖都主要生活在北京，这段少年时光成为他此后一生的基石。2005年70岁的李敖再次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动情地用一口北京话对着台下的师生说：“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对北大，李敖也颇动感情——他的父亲李鼎彝192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他的儿子李戡2011年从台湾高中毕业后入学北京大学。他自己虽未上北大，不过青年李敖在台湾的导师正是胡适、姚从吾等北大学者。
李敖与其母亲、四位姐姐及大妹在北京的合影
李敖认为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基础是在新鲜胡同小学和北京四中读书时打下的，迁居台湾入读台中一中后，李敖还颇多不满，“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到高三时，李敖因厌倦台湾的教育干脆休学在家，而他父亲此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只是对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李敖在大陆的日子不仅是他自己更看重的成长关键阶段，国家在那时也处于深重危难的历史时期，相互叠加，印象尤深。日后曾有大陆记者问李敖，为何在谈论大陆问题时用富国强兵、国家主义优先的思路，李敖回答：“我看过日本军人骑着马在我眼前经过，你们没有这种亡国的感觉。”显然，如果大陆的年轻记者都缺少共鸣，李敖在台湾能有多少知音。也更可以想象，怀抱着这种心情来到刚刚结束长达半世纪日本殖民的台湾，面对许多经历过“皇民化”而对殖民反思仍处在游移之中的台湾人，青年李敖将会产生怎样的不适感。
青年时代的李敖
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开始，以“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为主要区分的族群问题就成为了台湾政治的核心议题。国民党威权统治结束、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族群问题以新的形式和内涵愈发成为许多争论与冲突背后的内在逻辑。无论从经历、立场还是气质，李敖都是彻底的“外省人”。这一重关键的身份，成为理解岛内许多人对李敖的复杂情绪以及李敖自我认知的钥匙。李敖曾明确地说：“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在厄尔巴岛上，在圣赫勒拿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又说自己“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
1961年，26岁的李敖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参军归来，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文星》杂志上发表的《老年人和棒子》让人们认识到了他非凡的才气，这其中既有思想上的敏锐亦有语言上的天分。随后是有接续新文化运动时期论争意味的“中西文化论战”的开展，李敖站在“全盘西化”一派，对许多鼓吹传统中国文化的学人和其背后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攻势，反对威权统治，要求言论自由，倡导自由主义。他以文为生和“骂人”的生涯即是从此时开始的。许多学者直到今日都把李敖在六十年代文坛的活动视作他一生最主要的成绩，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众多杂文为他奠定了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得以进入胡适、殷海光这一脉落下的“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列。
1964年05月24日，李敖送友人居浩然出国
很快，论战的另一重“成果”到来了。四年后，《文星》被查封。李敖也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盯防对象。因为批评政府的尺度越来越大，加之与彭明敏等人的交往，李敖终于在1971年被捕入狱，判刑十年，实际服刑5年零8个月。这段“国民党黑牢”生涯被李敖日后不断提起，成为他“斗士”形象的一个主要支持依据。
不老的斗士，亦或堂吉诃德？
“我发现，李敖写剧本的能力，远远超过他写小说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进入表演状态，他往往能够出人意料”，这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对李敖作品的“点评”。“表演”是很多人对李敖的认识，甚至有人不客气地将他称为“表演艺术家”。
喜欢李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有。夸张、自负、刻薄的风格以及有时并不高雅的语言是引起反感的一种原因。在这些李敖的批评者看来，他就像一个演员，红夹克、墨镜都是他的“戏服”，随身还携带着面具、催泪瓦斯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道具。李敖仿佛具备一种能力，把所到之处都变成他的舞台。
2007年，李敖反讽民进党扔鞋瘫痪议事
风格学上的争论只是表面的，为李敖做出的辩护也早为人所知：李敖在台湾是孤独的，他的声音既然势单力薄，不得不以“出格”方式引人注意。李敖自己的表述是：“我吹牛，因为你沉默”。另一重解释是，这是李敖幽默感的体现，而幽默感恰恰是中国人所稀缺的一种品质。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带着三联书店两位年轻同事去台北拜访李敖，李敖问他们是否已经去过了台北故宫。两人说昨天去过了，李敖便说，那你们明天可以打道回府了，因为台湾一共两件国宝，一件是故宫，另一件就是我。“根据这样的话，能说李敖狂妄吗？这就是一个玩笑，表露他的顽童性格”，李昕说。
对李敖态度分野的更深层疑惑是，李敖晚年的斗争是否还有意义？李敖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言论自由作为诉求，那么在1987年台湾解严，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所谓“民主政治”，台湾社会享有充分言论自由并实现不同政党轮替之后，李敖还在抗争什么？
2000年，李敖出人意料地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连战、陈水扁、宋楚瑜、许信良共同成为五位候选人之一。他明确表示，主要的政见就是反“台独”、与中共进行“一国两制”谈判。作为“搅局者”，李敖自知没有机会胜选，意在宣传他观点而已。“我参选的功劳就是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台湾二千一百叁十万人，可能只有我李敖敢公开赞成‘ 一国两制’，其他人可能心里赞成，但是也不敢讲。”参选时李敖也没有忘记他的幽默感，被记者问到“副总统”候选人找谁，李敖表示歌星张惠妹很合适，“万一我被干掉，台湾就整天唱歌就好了。欢乐满宝岛，让台湾恢复到四百年前最原始的模样。张惠妹的歌声可以直指人心，又是真正能够征服大陆的人。”
2004年，李敖再度亲身参与政治，宣布参选台湾“立法委员”。他自有一套抓住媒体的方式，媒体也乐得他再来搅局。李敖先是宣布做“立法委员”陈文茜的助理，就军购问题发表声明，题目为《二千三百万，别再做笨蛋》。自此，“立法院”选举便因李敖的加入而好戏连台。当年12月，李敖正式登出竞选广告，开篇写道：
活在过去，心里发毛。活到现在，鬼哭狼嚎。
活在明天，风雨飘摇。活在台湾，无处可逃。
我很气闷，我很低潮。我很想骂，我睡不着。
连台歹戏，我不想瞧。我找杀手，我选李敖。
多少有点意外地，李敖竟成功当选为225名“立法委员”之一，尽管是他所在选区票数最后一名。李敖兴奋异常，“参加这种议会就是要搞垮它！”
李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起诉除他之外所有其他224名“立法委员”。原因是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文抗议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吁北京三思”。李敖起诉的理由也很简单，他并不反对这一法案，“立法院”无权代表他，他要求224名被告每人赔他一块钱。此后李敖几次“大闹立法院”，无论手段怎样惹人注意，其主旨都是宣传他反“台独”、反军购、支持“一国两制”谈判的立场。
日本著名台湾政治史学者若林正丈曾概括性地描述战后台湾政治的变迁，“一言以蔽之即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化’”。换言之，所谓“民主化”进程与“台湾化”进程相伴相生，一体两面。当台湾终于“民主”后，它也“去中国化”了，这是抛弃国民党旧有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双重作用。可李敖追求的不仅是自由与民主，他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前半生不得“自由”，后半生不得“中国”，这是李敖毕生不懈战斗的动因。无论他的“表演”引起多少注意，在今日台湾政坛的情形下，李敖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自由中国”，这是李敖的导师胡适等人创办的杂志的名字，也是他未竟的理想。
吴敦义与王金平到李敖家中探访
若林正丈还把近代以来台湾的历史做了概括，即分别作为三个不同帝国的边陲的存在，这三个帝国是：满清、日本、美国。满怀家国情怀的李敖对这三个帝国全无好感。所以当许信良问李敖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时，他回答：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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