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割肾之后
最近的一部电影，让梁启超的肾又上了热搜。片子里给协和加戏，搞出个中西结合的拜肾仪式，结果就“梁启超是不是被协和割错肾死的”这一老问题开启了新一轮甩锅背锅局。但作为一枚有考据癖的学院派吃瓜群众，围观一干人等拿着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争来吵去，真是暗暗捉急。
首先，梁启超的肾到底有没有被割错，几年前，身为主刀医生刘瑞恒后辈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写过一篇长文《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考据细致，旁征博引，虽然本身亦为一家之言，可翻出来看看，详以人情事理，足以推知此事的前因后果。
但最关键的一点还是，人有俩肾，就算被割掉一个健康的肾，另一个也能发挥功能，不然你以为苹果手机为啥会叫肾7肾8？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是在1926年3月16日，而他病逝于协和医院，却是在近三年后的1929年1月19日。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于精力充沛如梁启超者，足以发生许多事了。
比如记录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便包括1926年9月26日第15个孩子梁思同的出生，1926年10月3日替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在清华大学每周授课，在国内四处巡回讲演，作为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在北海公园设立的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北洋政府时期的专门司法人才培训机构）的馆长经手各项烦杂事务，筹备去美国接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替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操办回国后的工作和婚事，以及在干这些事的闲余写成的数十万字的专著、论文、应酬文章与演讲稿……
虽然疾病主题在梁启超这三年的文字中屡次浮现——尿血、着凉、发烧、右膀发痛、心脏不适、以及对协和手术到底该不该做的反复思量——可如果据此就将这个一个世纪前的勤勉学者塑造成因一次大手术而就此绵缠病榻的孱弱受害者形象，固然能够迎合当下的医患焦虑，但恐怕梁任公泉下有知，亦难免长叹一声：“而家唔好俾人屈食死猫……”
梁启超（图：视觉中国）
那么，梁启超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看看亲历其事的几个当事人的说法吧。
从1912年起就一直替梁启超打点家务的二弟梁启勋（梁仲策），在他完成于1928年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中是这么写的：
“戊辰（1928年）阳历三月十四日，丛帖之属脱稿。……《辛稼轩年谱》，九月十日始属稿，二十四日编至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大发，竟夕不能睡，二十五日过午始起，侧身坐属稿。二十六日，痔疮痛剧，不能复坐，二十七日，始入京就医，十月五日，始返，仍未能执笔。十月五日，从北京就医归，归途感冒发烧，不自觉，六七两日执笔校改前稿甚多。七日下午，始知有病，遂卧床两日。九日下午，势全退，乃赓续作此。十月十日，昨日午势已全退，今晨复升至三十七二，可厌之至。无聊故，仍执笔，十二日，为最后绝笔。”
而在1929年1月21日梁启超去世两天后发表于《大公报》上的《病床日记》中，梁启勋又补充写道：
“去年九月中因痔疾复发，未能脱稿，即来平，入协和割治，服泻药二星期之久，稍见轻……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乃弟仲策启勋到津视疾，遂携至平入协和医院诊治。经该校教授柏格兰发见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一月十五日病势垂危，至临终时，无一语遗嘱云云。”
至少从这位梁启超病重临终前的梁家实际主事人眼中看去，事实很清楚，问题很简单——有志不在年高，年高就怕有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菊花虽小，不可小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梁任公吾道不孤。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An Underground Education）一书中，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Zacks）就考证过，拿破仑之所以兵败滑铁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他的痔疮严重发作，无法骑马出去侦查战场巡视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10月12日——平生笔耕不辍的梁启超终于因病重不得不放弃著书立说的这一天，身在北平的梁启勋给在天津休养的梁启超、梁启超给即将从加拿大归国的大女儿梁思顺各自写过一封信。
在梁启勋的信中，交代完自己经办的家庭财务事宜后，先是问候“感冒已愈否？”，随即推荐了一个治痔疮的小偏方——压根没提肾的事。
那个偏方，说起来也颇有趣。梁启勋建议，“如觉（痔疮）渐有发动之意时，可用Lysol以药棉花洗之，每次约用两茶杯温热水倾药水四滴至六滴，此圣药也，可保至九十九岁时，不再发。”Lysol，也即来苏尔消毒液，1889年由德国药剂师古斯塔夫·劳彭施特劳赫（Gustav Raupenstrauch）发明。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全球大恐慌中，来苏尔的美国分销商Lehn&Fink趁机大做广告，宣传以其稀释液清洗地面、物品和衣物，可以预防流感病毒的传播，从中大赚一笔。
而在1920年代之后，为了保持销量和开辟新的市场，Lehn&Fink又借助广告和医生为来苏尔赋予了许多新的卖点，比如女性私处护理，避孕，产后清洁消毒，以及被梁启勋转手贩卖给梁启超的痔疮治疗。然而，正如美国科学记者罗斯·埃弗莱斯（Rose Eveleth）在2013年为《史密森尼学会杂志》撰写的考据文章中所指出的，这些当时被大加炒作的用法不但实际上没用，还会因为烧灼皮肤和黏膜而给使用者带来痛苦。更可怕的是，在澳大利亚等地，因为触手可及而又有强烈腐蚀性，喝来苏尔成为当时家庭妇女自杀的最常用手段。
梁启超到底试没试过这个现在看来实在有点儿馊的建议，我们无从得知。但显然，在这一天给大女儿的信中，他还在筹划着“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常常跟我玩”、把原本放租的新房子“留着给你们姊妹弟兄……轮流着住”的美好前景。而在10月17日写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中，虽然略诉苦衷——“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热度稍降，旋即止息，像是勉强抵抗相持的样子”——但也依然在盘算着第二年7月一大家人到北戴河度假时的热闹场面。
敲黑板，划重点：在梁启超临终前写给至亲之人的这两封信中，他依然没提肾的事。
图：摄图网
事实上，从梁启勋和梁启超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可以看出，至少梁启超本人，要为他的病情恶化背上好几口锅：
早在1923年11月，梁启超就曾“痔疮复发”，开始时没在意，耽搁了好几天，后来疼得厉害了，才叫身边人进京服侍，又不得不到汤山疗养许久。随后的几年里，很显然，他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疼，依然以俯首甘为公号狗的精神，每日三千言，挥毫不辍，完全不把不宜久站久坐的医嘱当回事；
去协和治痔疮，因为身体虚弱而无法手术，吃了两周的泻药维持状况，但在还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便因为得到新的资料急于写作，提前出院，很可能便在回天津的车上感染了最终直接导致其死亡的“末乃厉菌”（monelli）；
在天津家中休养期间，梁启超显然开始时并没把自己当病人，“痔疮未收，乃执笔侧身而坐，如是者三日，至十月十二日不能支，乃卧床，从此遂不起矣”（梁思成《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而他也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及听从日本医生田邨的建议，“不乱下药，只是叫睡着”，一直在家中耽误了一个多月，才于11月27日重回协和医院治疗肺炎。
当然，从梁思成的追思文章来看，协和恐怕也有自己的锅要背：11月28日住院后，“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先是误诊为肺结核，后来取痰化验，才发现为细菌感染。“然协和医院诸医师未有曾诊此病之经验者，遍考医书，”才在一本美国医学杂志上找到相关论文，但又“惟医者深以先君子体过弱，不便用药为忧，勉试而已”。期间梁启超的病情几次反复，可在12月24日输血疗法后病情略有缓和时，协和医院的医生们却做出了一个至少在梁思成看起来十分诡异难以理解的决定——“而医以药菌剧斗，太伤元气，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结果，便是“延至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十五分，遂弃不孝等而长逝，呜呼痛哉！酷哉！”（梁思成《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由此其实还有必要荡出去提一句，虽然梁启超在1926年6月2日于《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表示割肾之事“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但在3个月后给子女的长信中，他却写道：“他（指伍连德，中国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治事业的先驱，梁启超大女婿周希哲的好友）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书》）而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中，梁思成亦提及，梁启超去世前一年中，曾三次出现“小便堵塞”这一肾衰竭的典型症状。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并不难查找到的材料，却不见于众多替协和喊冤的考据文章中。综之平心而论，虽然1929年57岁的梁启超并非直接死于1926年的那场肾脏手术，但说一句“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应该也并不过分。
当然，此事不容忽略的另一个背景是，根据金陵大学在1929年到1931年间调查100多个县38256户农家后得出的结论，当时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4.85岁，女性为34.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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