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所学校，没有“科目”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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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一所学校，没有“科目”、没有“考试”、没有“纪律”，而学生们仍然在真实地学习，甚至学得更好，并且大多数人顺利升入理想的大学吗？
相当程度上，位于加州圣地亚哥市的High Tech High正是这样的。这是一所已经创立十多年的1至12年级的特许学校，受州政府资助但独立运营，目前已设有多处校区。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都被视作创新教育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学校”的一种可能形态。
High Tech High校区，作为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的学校，学校犹如一座博物馆。（于楚众 摄）
站在High Tech High的主校区中央，任何人都能迅速察觉它的不同之处。犹如置身博物馆的当代艺术展厅，教室是半开放空间，所见之处是各种各样的“展品”——机器人、海报、横亘在走廊中的木桥、墙面上的巨大机械装置……甚至卫生间也被学生作品装饰。这是一所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的学校，每一门课都以一个“项目”而非一次考试作为终点，对知识的学习，自我的创造和同学间的合作都围绕它们展开。
High Tech High主校区，有大量开放空间而不是封闭规整的走廊/教室结构（于楚众 摄）
但并不仅仅是教学法的变化，项目制教学也远非今天才出现。真正不同的是“秩序”被重塑了，身处其中的时空感受完全不同。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旁听课程需要层层审批，上课铃响之前进入，由老师向大家介绍你，然后被允许坐在教室最后，一动不动四十五分钟直到结束。而在High Tech High，你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和老师同学们即兴展开交谈，他们也许会邀请你加入对手头工作的讨论，也许根本没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个人，因为本来就是“乱”的。
到达High Tech High的访客很难判断某个时刻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已不存在“45分钟诡异的静谧，10分钟的疯狂与喧嚣”的时间结构。也很难一下看出谁是老师，没有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混杂在学生之间指导，有时教室里有两位或更多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有时教室里没有老师。亦无法得知是什么“科目”，因为项目制使得传统的学科概念不再生效，一个大型的项目必定涉及多种学科。
相比于被比作工厂或是监狱的传统学校，在High Tech High，时间、空间、知识、人际关系，这些原本被“固定”住的结构，都“流动”了起来。“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秩序在变化，所以学校最好不再用工业时代的秩序来规范学生”，High Tech High的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说。
High Tech High校园一角，校园里的氛围十分自由。（于楚众 摄）
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ed）讲述了这所学校的故事，一度风靡世界。制片人泰德·丁特史密斯（Ted Dintersmith）说，他花一年的时间走遍美国50个州，去了200多所学校参观，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教育变革的潮流，High Tech High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已经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学校进行彻底变革，如今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大批量地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逼迫到人生边缘”。
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新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教学法上强调项目制学习、个性化教学，主张要调动起学生内在的创造力和学习欲望，而不是直接给他们知识。在线学习平台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 Khan）总结了指导原则：“孩子们能做到的，远比成年人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可汗实验学校开放日，在校学生为有意向入学的家庭讲解。在硅谷，新教育学校正受到家长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于楚众 摄）
不过这些理念本身并不新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介绍，教育理论的历史上素来存在着“教育内发说”与“教育外烁说”两种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教育以自然禀赋为基础，后者则认为教育是克服自然的倾向、通过外力强制而获得习惯的过程。这两种教育理论可以用成对的相反概念概括，例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等。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他是进步教育阵营的重要思想源泉。杜威曾在中国停留过两年（1919-1921），对中国教育家如陶行知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图 | wikicommons）
照此归类，所有的新教育家们无论在具体问题上有多少分歧，根本观念都是内发说一派，无一例外。然而在百年前，内发说的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阵营就曾和被称作“普鲁士模式”的外烁说学校教育制度进行过一场“搏斗”，以后者的全面获胜告终，这也是今天中外主流教育体系的思想基础。百年后，新教育家们带着内发说“卷土重来”时，有什么自信可以不重蹈覆辙？
因为时代的条件变化了。
这一轮教育改革的背景是科技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替代人工这一可能性作出的回应。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生产力就与就业率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口，因为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体力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甚至如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部分职位，都不再需要大量人工。华伦·贝尼斯（WarrenBennis）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他说，未来的工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在那儿是要看住人，不要让他碰机器。
一度被称为“硅谷神奇学校”的AltSchool的课堂。科技的应用和“个性化”是这里强调的教育理念，同一门课上的学生们也有着自己的进度和学习内容（于楚众 摄）
人类的价值受到挑战，外部化的东西再无法依赖了——因为机器一样可以提供，无论是体力还是知识，而只有人之为人的根本天性才有最大价值，这正与内发说理论匹配。一个“未来之人”的典型代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正是相信自己远胜过一切成规。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也给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斯坦福在线高中创始人雷蒙德（Raymond Ravaglia）认为，之所以近十年会成为教育科技变革的节点，是因为是一系列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至少在美国，对绝大多数学校而言，为学生配备电脑并接入互联网已不是难事，这是新的基础设施”。
图 | 视觉中国
活跃在硅谷的科技创业者马克（Mark Pavlyukovskyy）提供了关于儿童使用科技的一个立场鲜明的观点，“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充斥着科技的，如果小孩不从小就学着去驾驭科技，那他们一下暴露在科技环境当中时——这一天是早晚的，很可能会被科技奴役”。马克开发了一套游戏化儿童计算机学习设备，埃隆·马斯克给他的几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套。
正是因为“科技”在这一轮教育变革中的突出作用，新教育学校也首先出现并发展于科技精英聚集的区域，比如硅谷。受到众多投资人关注的AltSchool，依托于可汗学院建立的可汗实验学校（Khan Lab School），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相应的，办学者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科技、商业界的人士直接介入学校运营，他们把全新的思维带入到传统的教育界，产生激烈的碰撞。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施瓦茨。斯坦福被称作“硅谷的心脏”，基础教育创新之所以能够在加州发生和高等教育界、科技商业公司等的参与都密不可分。（于楚众 摄）
在这些“局外人”自己看来，他们在为僵死的传统教育进行“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而对其他一些持保留意见的人而言，这无非是某种“硅谷锤子主义”的再现——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这把“锤子”，可能是大数据科技，也可能是商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
这些“体制”之外的教育创新如何作用于整体性的教育变革？新教育家们都声称，教育公平问题是他们的首要关切，他们的学校将从两个方面推进教育公平，一方面是示范性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科技的规模效应，技术精英们相信，科技一旦诞生，最终将普惠所有人。但是否能做到，或者仅仅是一种声称，此刻无法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这一波改革逐渐扩散，成为世界性的浪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5年启动了“教育2030：未来的教育与技能”项目。在国内，教育部也于2017年末启动了首批未来学校实验研究课题。
硅谷创新学校Synapse School。这些新教育学校看重的价值观是“创新”而非“拔尖”，也就更鼓励学生间合作而非竞争，让学生勇敢面对失败并从中学习，而不是竭力避免失败（于楚众 摄）
教育中的“他山之石”是《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持续关注的领域，我们每年都以一期封面故事的形式呈现。从2015年的《去英国读中学：600年的绅士养成体系》，2016年的《去美国读中学：博雅教育与新精英》，到2017年的《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们能从芬兰学到什么》。今年，我们以“未来学校”为话题，关注这些宣称为颠覆传统教育制度而生的创新学校。
本期封面选取的主要案例是加州的一批新教育学校，例如High Tech High，AltSchool，可汗实验学校，纽埃华学校（The Nueva School）等。我们从“科技”“创造”“不确定性”三个角度入手，探讨新教育家们如何理解“未来之人”的必备素养，又如何以此出发变革学校教育。
位于加州的创新学校Quest Forward Academy。校狗Chuy每周来“上课”两三天，它的出现对孩子们的学习表现和心理都很有帮助。未来教育中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关系构建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机器无法完成的事。（于楚众 摄）
这些学校并非自我边缘化的“乌托邦”，它们不但受到主流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努力影响整个教育生态，例如High Tech High建立了全美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二之一的附属于中小学（而非大学）的教育研究生院，对外输出人才和研究成果。其他地区的案例包括了国内有代表性的创新学校探月学院和一土学校，以及新西兰的教育实践。除办学者的故事外，还有一位硅谷家长讲述的他培养孩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施瓦茨（Dan Schwartz）教授提供的科学学习建议。
这些“未来学校”的未来如何，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它们并非和所谓“传统学校”隔绝，而是从中生长而来、彼此影响塑造，甚至界限也时而模糊。这些新学校之间在许多具体实践上也存在差异和分歧。教育又并非抽象之物，形成并最终要反哺于所在地区的社会和文化，是否可能出现“彼之蜜糖，吾之毒药”的情况，亦值得思量。但这些前沿教育改革做出的探索，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杜威的名言在今天或许显得更加紧迫：“以昨日之法教我们今天的孩子，将使他们失去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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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未来？“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眼前的孩子就是未来。”《三联生活周刊》本期#封面大使#、一土教育联合创始人李一诺说。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促进人成为人？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不被现实所奴役？什么样的教育可以激励人们去创造他们希望的未来？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思考未来教育的时候需要思考的终极问题，也是李一诺试图回答的问题。
▲点击上图，听#封面大使#李一诺讲：善待儿童就是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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