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担心你们已经把叙利亚遗忘”
尽管在内战期间遭遇的直接破坏要小于阿勒颇、拉卡等北方城市，大马士革的居民们同样不得不忍受长达8年的物价波动、电力和供水短缺以及青壮年人口流失带来的影响。更令人揪心的是，在战后变得越发衰弱的叙利亚，这一切可能继续恶化下去，使大马士革这座曾经的伟大城市沦为中东甚至全世界的弃儿。
“外部世界的人来到大马士革，只是为了拿走我们的悲惨故事，随后却会将真实的我们遗忘。”当战争越来越接近终点之时，已经不再有多少新的国际记者试图进入叙利亚：关于这里的悲惨故事，在外部已经需求饱和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5期封面故事，原标题为《大马士革的日与夜：战时首都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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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棕色皮夹克的情报官员态度显得很客气。这个4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穿制服，肩膀上也没有佩戴军衔或者其他识别符号，乍一看倒像是哈米迪耶市集（Al-Hamidiyah Souq）附近一个最普通的出租车司机。简陋的临时办公室并没有安装取暖设备，因此多少还有些寒意。他从小火炉上提起刚刚煮过的咖啡壶，又拿来两只杯子放在我们跟前。
“土耳其咖啡？”我指了指被倾倒在粗糙浅口杯里的深褐色液体。残渣很多，微苦，是典型的本地咖啡。
“不要再说‘土耳其’了，这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中年人的脸上隐隐有愠色泛出。不过几秒钟之后他就恢复了平静，并且欢快地拍了一下手中的咖啡壶：“中国进口！我们终归是多年的老朋友，对不对？”
事件是2019年1月1日下午两点，我和摄影师李亚楠带着窘态坐在大马士革（Damascus）东郊小城杜马（Douma）的巡逻队指挥部里，等待接受面前这位名叫法耶德的中年官员的盘问。当我们从老城附近坐上出租车、刚刚靠近杜马城外侧的古塔（Ghouta）郊野时，一名挎着步枪的警戒士兵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将我们当场截住，用摩托车送进位于杜马城深处的办公室。随后赶来的法耶德悠悠地开了腔：“说说看你们为什么会来这儿吧。”
原因并没有多么不可告人：在持续8年的叙利亚内战中，对首都大马士革构成过最直接威胁的便是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特别是其核心城镇杜马控制的“飞地”。自从2011年部分首都卫戍部队宣布兵变开始，东古塔就成为反政府武装向大马士革发射大口径炮弹并截断首都东面交通的主要根据地。由于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也处在东古塔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大马士革的民航交通一度中断近5年之久。不定时地向首都中心尤其是老城附近发射冷炮，甚至成为反政府武装向国际社会宣示抵抗意志的重要渠道。而在高峰期，这片“飞地”的常住居民一度超过20万人，人们就在两军交火的间歇期穿过战线、购买食物和饮水。直到2018年4月一次疑窦重重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政府军才顺势收复东古塔，这已经是8个多月前的事了。
在倭马亚清真寺附近的一家传统红茶店，两名本地年轻人正在挑选阿拉伯水烟膏（李亚楠 摄）
2017年9月，我曾经冒险乘车接近东古塔，近距离观察过这里的交火情况。一路上那些被火药燃烧的浓烟熏黑、所有门窗处都堆满沙袋的残破建筑，正是内战进入中后期的真实写照：精疲力竭，但又无人甘心后退。这一次重返故地，则是为了观察包围圈内的实际破坏状况，以及当地重建过程的进度。不过法耶德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阻止了我：“朋友，也许你的确没有恶意。但杜马并不适合外国人观光，你必须回城。”
即使只能在进出指挥部的间隙稍微一瞥前“飞地”的内情，我也能明白法耶德的意思。和8个多月前刚刚收复时的情形相比，这里的景象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巡逻队正带着爆炸品检测装置在小路上谨慎地移动，试图找到瓦砾堆里残留的炮弹和地雷。对建筑废墟和作为路障的汽车、树木的清理尚未正式开始，此前留在“飞地”内的居民已被疏散至大马士革市区，仅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情报人员还在进进出出。对一贯重视外部形象的叙利亚政府来说，将绵延数公里之长的战争废墟暴露在两个外来者面前无疑是不妙的。
大马士革老城南方的一条小巷内，一位年长的穆斯林慢步走向附近的市场（李亚楠 摄）
不过，这毕竟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个长达7天的新年假期。随着大马士革周边以及代尔祖尔省的军事行动以政府军一方宣布胜利而告终，反政府武装在整个叙利亚的控制区已经缩小到伊德利卜省以及霍姆斯省南部的两小块“飞地”。胜利在望的放松气氛使得法耶德的态度变得空前和蔼，在确认我们愿意尽快回城之后，他甚至主动聊起了自己对中国商品的看法，并转述了一则在叙利亚人当中广为流传、带有典型阿拉伯式自我神化色彩的流言：“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得很好。据说在40年之前，你们聘请了一位牛津大学的阿拉伯经济学家当政府顾问，他为中国制定了第一份经济改革方案。阿拉伯世界有许多杰出人才，但缺乏用武之地……”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坐在了返回大马士革的出租车上。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在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我们还将无数次被阻挡在进入战争废墟或者某处居民社区之间。在今天的叙利亚，有太多需要隐藏的秘密无法向外来的观察者显露。但在2017年和2019年进行的三次叙利亚之行，依然使我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到战时叙利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大马士革，这座全世界人类定居历史最漫长的古城。
2018年2月4日，在希腊莱斯沃思岛上的莫里亚难民营，叙利亚人卡希姆·侯赛因·阿里（左一）与妻子和四个孩子合影。仅在莫里亚营地就收容了超过7000名境况窘迫的难民（图 | 视觉中国）
沙姆宫的日子
沙姆宫（Cham Palace）旅馆斑驳的外墙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经过维护了。30年之前，它曾是大马士革装潢最豪华的本土顶级酒店，现在依然悬挂在大门口的铜质五星标识象征着它的过往历史。然而远在内战开始之前，往一个标准间里塞进两张或更多的床铺就已经成为日常操作了。大堂里黯淡的水晶吊灯和堆砌如空中花园一般的绿色植物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中东设计师的审美品位，却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更复杂的信息——即使是茁壮的爬山虎和玻璃穹顶上方堆积的厚厚灰尘，也遮挡不住迫击炮弹爆炸震出的一条又一条裂缝。在2012年夏天首都巷战最激烈的阶段，与沙姆宫旅馆仅有一街之隔的叙利亚人民议会大厦和贸易部办公楼一度成为反政府武装重点攻击的目标，82毫米迫击炮弹、RPG火箭弹和汽车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堂穹顶上留下的裂缝便是彼时的见证：在这个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30毫米的城市，人们暂时还顾不上对它进行整修。
和2017年秋天第一次入住时的情形相比，16个月过后，大堂里来往的客人略微多了一些。前台经理阿比尔（Abir）抱歉地告知我，由于前来洽谈重建业务的阿拉伯商人为数不少，标准客房的预订价格相较2017年时上涨了1/3。这在今天的大马士革并不是新鲜事：随着中西部的军事行动接近结束，陆陆续续已有数十万难民从黎巴嫩经30M号公路返回大马士革，加上东古塔地区的幸存者也被迁入城内，供水、供电状况和物价相比两年前甚至出现了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红蓝两色的光点出现在了从高处鸟瞰全城的视野里：红色是由中国等友好国家捐赠的临时储水罐，蓝色是印有联合国难民署（UNHCR）标志的防雨布。在这个社会和经济资源因为战争濒临枯竭的国家，一切应对困难的办法都只能是临时性的：没有人顾得上去考虑遥远的将来。
《何以为家》剧照
在2017年那次历时一周的大马士革之行中，沙姆宫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战时大马士革日常生活的最佳视野。每天早晨，当我从宾馆顶层的旋转餐厅向东古塔方向望去时，都会留意到迫击炮弹和RPG火箭弹爆炸后升起的黑烟。而大马士革人早已适应了这种战争状态下的生活节奏，甚至不再对此感到恐惧。在穿过建成于19世纪、紧邻倭马亚清真寺的哈米迪耶市集时，热心的店主会指着天棚和地面上的弹痕向我讲述：“这一处是高射机枪子弹打出的窟窿，那一处是四年前一发迫击炮弹炸开造成的……”与此同时，大炮就在不到7公里外的东古塔阵地上间歇性发出闷响，城中的居民们却只把它当作最熟悉的伴奏音。
相比之下，2019年的老城周边变得更加平静了。新年假日期间，市集周围的酒吧每每会被衣冠楚楚的青年约会男女占满，“网红”比萨店和糕点店门前也会排起一溜溜长队。但一待日落西山，真相便会从黑暗中默默涌出：把守街头岗哨和检查站的不再是制服整齐的精装军人，而是穿着格子衬衫和旧马甲、斜挎油漆斑驳的AK-47型突击步枪的四五十岁中年人。只有一两个清洁工在埋头清理欢庆过后街头残留的垃圾，而成片被背井离乡的原主抛弃的居民楼依然是一片死寂，灯光寥落。有几个晚上，以色列空军定向轰炸大马士革郊区真主党武器库的行动造成了大面积的供电中断，人们便默默地走上阳台，张望着导弹在夜空中飞行的轨迹。
2019年新年假日期间，几名大马士革妇女在哈米迪耶市集一处小商铺门前（李亚楠 摄）
从抵达沙姆宫的第一分钟起，门口靠背椅上坐着的一个中年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显然不是酒店工作人员——并未身着带有标记的制服——但又拥有某种毋庸置疑的特权，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和盘问每一个进出大堂的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那张靠背椅，发现会有三个中年人以8小时为一班进行轮换，其中两个身着深色西服，衣领别着一枚三色国徽，另一个穿着全黑的梭织夹克。我立刻回忆起了几个星期之前联合国难民署顾问、美国战地女记者珍妮·迪乔万尼（Janine di Giovanni）在邮件里对我的幽默告诫：“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穆卡巴拉’（Mukhabarat），不管是在叙利亚、伊拉克还是沙特阿拉伯，打扮都很相近：一样是劣质的黑夹克，一样是八字胡，仿佛无处不在。”
“是的，那就是‘穆卡巴拉’，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秘密警察。”我的向导兼翻译马希尔·艾尔-莫内斯（Maher Al-Mounnes）皱着眉头证实，“我们还是减少在酒店大堂见面吧，因为那些家伙会盘问和登记我的身份。”年轻的女大学教师巴斯玛说得更直白：“不会有通知，也没有审判：当‘穆卡巴拉’对你产生了怀疑，当天晚上你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也许在几个月后伤痕累累地出现在家门口，也许就此变成某个不知名监狱花名册上的一员。”另一个经常被她提到的组织是“沙比哈”（Shabiha），意思是“魔鬼”——“那是一群受政府支持的年轻帮派分子，有些成员过去就是秘密警察，在各个地下行业无孔不入。2011年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中，我亲眼看到他们殴打、侮辱我的同学，四处刺探情报。”
这样说来，某一天我在首都的四个不同地点反复“偶遇”的那个还长着青春痘的卷发小子，大概就是“沙比哈”的一员了。这反过来又证实了另一位欧洲同行的告诫：“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亮出你的采访本，也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本地人谈论政治问题。这并非因为叙利亚人不愿对外国人敞开心扉，而是经验使然：他们不确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中有没有密探，也不确定你会不会在疏忽大意之下泄露他们的姓名。”
在大马士革的一处传统市集，一名退役士兵正在推车售卖罐装饮料（图 | 视觉中国）
“叙利亚是新闻的天堂，但也是记者的地狱”，起码马希尔是这么认为的。每位获得常驻资格的外籍记者都需要经历麻烦重重的考验：第一份签证的有效期通常不会超过两周，需要经历向国家信息部的详细报备才能获得换发长期签证的资格。每次采访任务都须提前做出申请，并由信息部的官员和军警全程陪同，既是保护也是监视。政府十分乐于引荐对他们的外部形象有利的访谈对象或场景，但也会不定期地审核最终发表的文字和镜头。每年都会有不止一位外籍记者因为做出了“有损叙利亚国家形象”的报道而遭到驱逐。久而久之，欧美媒体人和旅行作家已不愿再踏足政府军控制区。他们会更多地从伊拉克、约旦和土耳其边境进入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留在那些显性风险更大但活动不受限制的地区，而把大马士革留在了信息真空当中。
2017年9月2日，宰牲节清晨，一名刚刚结束集体礼拜的大马士革少女离开著名的倭马亚清真寺（李亚楠 摄）
留守者们
29岁的马希尔属于大马士革并不罕见的一类留守者：中产阶级。大马士革大学颁发的新闻学硕士学位以及精通英、法两种外语的技能使他很容易从欧洲通讯社得到短期合同，也使他相当主动地承担了为我担任向导的工作。“我的许多老同学、亲密朋友和亲属都已抵达欧洲，但我选择留下。”这个略显疲惫的年轻人有些激动，“我是新闻学硕士，不愿在德国作为卡车司机或者烤肉小贩度过余生。留在这里虽然有被紧急征召入伍的风险，但至少维持着表面上的‘体面’。我有能力赡养父母和妹妹，也会因为工作的专业性受到尊重：而难民的身份将使这种尊重荡然无存。我仍在祈祷全面和平能尽快到来，但我内心的安宁或许已经永远消失了。”
体面并不是无代价的。随着战争中后期征兵门槛的下降，一度试图逃逸于内战之外的马希尔也曾经面临被强行送上火线的风险。在2017年秋天，他留守在孤城中的决心一度有些动摇：由于没能获得2018年秋季入学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而他与几家欧洲通讯社的雇佣合同将在2018年春天到期；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他随时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书，被送去代尔祖尔或者伊德利卜的某条战线服役18个月。这使得他在和我同行的一个多星期里，时时流露出恐惧和绝望：“整个硕士班里只有我一个男生，大部分年轻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逃去了国外。我只想做个记者，不想当屠夫。”16个月之后，兵役警报暂时解除了，但这并没有彻底驱散他由衷的恐惧和困惑：“难道除了在战争中杀人和被杀，我们就不配拥有别的出路了吗？”
在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的叙利亚，既得利益集团的边缘人以及完全的赤贫者成为最主要的出逃者。叙利亚外交部前发言人杰哈德·马克迪西（Jihad Makdissi）属于前一类，他在邮件中告诉我：“在外交部任职的那些年，我就像是个被强行指定了委托对象的律师，绞尽脑汁为政府做口舌上的辩护。如今我终于可以像个真正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和行事了。”毕竟，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反对派，都会需要这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才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而对那些在威权统治的余烬下忍耐了数十年的底层民众尤其是逊尼派穆斯林来说，战争给予了他们逃离简陋的山区住宅和面容严峻的征兵官员，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机会——过去几十年里，当阿萨德政权尚有足够的资源驱策其人民时，类似的机会是不存在的。
从“伊斯兰国”战俘营死里逃生的原政府军士兵哈默迪·萨勒姆（左）和情报官员马希尔在已经被改作军营的哈菲兹·阿萨德纪念中学门口（图 | 视觉中国）
意味深长的是，体力和健康状况更佳的青壮年男子成为了第一批出逃者：他们被紧急征召入伍的概率更大，因之离开的愿望也更迫切。随后是他们的妻儿和家人，再接着是变卖了房屋和家产、将最后一个叙利亚镑也支付给“蛇头”的中年人。在校学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轻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被遗弃在了大马士革，使得当地男女比例达到了1∶7的悬殊数字。“女同性恋现象在最近几年正变得公开化。”马希尔告诉我，“即使是留在死城里的姑娘，也会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侣。人口学家曾经年复一年地渲染叙利亚的人口爆炸，他们意识不到，因为这场内战，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有新生儿。”
而对马希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留守意味着亲眼目睹他们熟悉的那个国家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从逊尼派名城霍姆斯逃出的年轻音乐家萨利赫告诉我：“内战爆发以前，我们还能用沉默回避表态；但在战争开始后，AK-47和火箭弹强迫我们公开站队。”在威权统治之下，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过是权利被剥夺的受压迫者；但在内战全面化之后，来自国外的“圣战者”却要求他们按照教派差异区分敌我，相互展开厮杀。“在霍姆斯被围的那些日子里，城外的政府军在向市区开炮，而控制内城的各派反政府武装和民兵也没有一天停止过自相残杀。”萨利赫回忆道，“我看到了范德卢特神父的尸体。他是一位在霍姆斯居住了30多年的荷兰老人，耶稣会士，自愿留在危城中帮助受困的平民，却被自诩为‘解放者’的‘努斯拉阵线’武装人员杀害。而在包围霍姆斯的政府军士兵中，有许多本身就是逊尼派穆斯林。我不知道该把这一切归咎于哪个派别、哪个人，因为在那座城市，几乎所有人的手上都沾过血。”
“不要忘记我们”
“试试本地产的拉克酒（Raki）吧！”马希尔把一杯散发着茴香味的乳白色液体推到我跟前，“用葡萄酿造，算是传统饮料。”当死亡的威胁和日常生活时时相伴之后，即使是严肃的教士们也不再批评年轻人的“亵渎”之举了。穿过老城清真寺宣礼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灯光，我这位来自东方的无神论者和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一位德鲁兹派穆斯林以及一位基督徒女士挤到了“氧气”酒吧的一张小桌上，分享烈酒和水烟。
一杯拉克酒。又一杯拉克酒。一杯伏特加。随着酒精造成的麻痹感渐渐升上头脑，我突然理解了和我一起扎堆在这家小小夜店里的年轻人们的心情。和每月仅相当于100～200美元的微薄收入相比，限量供应、标价3～5美元一小杯的烈酒无疑属于奢侈品。但和随时可能直面死神的明天相比，酒精至少能带来一个晚上的松弛与遗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涌入，四周的灯光渐渐暗下来，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球形激光灯开始转动，年轻男女们不分穆斯林、基督徒抑或无神论者，开始跟随音乐热烈地舞蹈、拥抱。这是我在整个中东见到的最自由、最放纵也是最令人心酸的场景。但愿长夜永远不会过去，但愿太阳从此不再升起。
“刘，我们时常担心你们已经把叙利亚遗忘。”在离开“氧气”酒吧的路上，马希尔轻声告诉我，“外部世界的人来到大马士革，只是为了拿走我们的悲惨故事，随后却会将真实的我们遗忘。”当战争越来越接近终点之时，已经不再有多少新的国际记者试图进入叙利亚：关于这里的悲惨故事，在外部已经需求饱和了。
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一处叙利亚难民营，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站在全家人寄居的帐篷前（李亚楠 摄）
一个晚上，出租车把我带到了卡松山西北山腰上新建的“上城”游乐中心。随着东郊的居民区、学校和娱乐设施陆续被东古塔的战火摧毁，政府在大马士革西郊新建了一系列临时校舍和商业区，供迁移至此的家庭使用。工程人员甚至在“上城”内树立起了一架小小的摩天轮，从顶端可以远眺大马士革中心区的一角。有那么多六七岁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在摩天轮下，只为在这和平的一角升上半空停留一两分钟。一队小学女生正在人工草皮上举行足球训练赛，一个半大的姐姐正领着四个弟弟妹妹尝试驾驶碰碰车——即使是在中国已经被淘汰十几年的娱乐设施，依旧能让这一刻的他们快乐到无以复加。一瞬间，我试着忍住不去想他们的未来：但愿这些孩子永远不必成为屠夫，更愿他们不会在某一天成为屠夫枪口下的牺牲品。
第二次离开大马士革的那个早上，天气晴好，前一晚下过的一场春雪覆盖了整个叙利亚西部。当我再度经过迈斯纳的出入境大厅时，发现两年前尚未安装好的彩色“SYRIA”石膏字母模型已经被竖立起来。战争仍在进行，和平仍未到来，但我曾来到这里、与沙姆之地的居民共度十几个夜晚，并且是在不朽的、格外富有忍受力的大马士革。汽车越过国界时，马克·吐温1869年写下的一组句子猛然在我脑海中响了起来：“无论你回溯到多么遥远模糊的过去，总能在那里看见大马士革……它曾亲眼目睹过无数帝国的累累白骨，还将继续旁观数不清的坟茔，直至最终毁灭。对大马士革来说，年岁不过是一瞬，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它的时间并不以年月日来计算，而是以它所见识到的帝国的崛起、繁荣和覆灭来衡量。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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