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2019，我们的现实主义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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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琪做记者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不怕问“蠢问题”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做功课的蠢问题，而是一些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事情，会细细问一遍，我要看采访对象会怎么说。我想知晓他/她听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他/她叙述时的口吻、他/她在给予判断或是细节时的神情。
可能是因为大学里学新闻的时候，我对这句话印象太深——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它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怀揣的一个护身符，在提问的时候没有心理障碍。我记得在北京协和医院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一个年轻大夫，关于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思路有异的问题，她毫不留情地截断我：“这是个什么问题？！”这并不妨碍我，后来将同样的问题，抛给了一位资历很深的大夫，他沉默了一会，说，“这真是个好问题啊”。

其实，也不存在愚蠢的回答。每个反应都是独特的，都是传递信息的。这是采访的魅力，你与采访对象，在一个特定的场景里，互相探寻，并且不用相谈甚欢。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很兴盛的年头里，呈现过很多奇特的采访景象。一群兴奋的记者，围着一个恶性事件的现场，想象着自己是杜鲁门.卡波特或者史景迁，要写出一篇《冷血》或《王氏之死》风格的报道。那些对细节探寻的劲头，不亚于想象中的侦探波洛。

这几年我做了编辑之后，面对无法达到的现场，常如笼中困兽。在乎细节的记者，不够多，或许需要时间，使他们能够充分理解细节的价值。比如记者描述到，一个邻居说某个女人很美。我就很好奇，“有多美？哪种美？是清纯的美，还是成熟妖艳的美？是苗条的美，还是丰满的美？说这句话的人，他对美的标准是很宽松，还是很严苛？”如果没有这些基底，一个人口中的美，读者该怎样衡量这个判断的价值？如果这个女人刚好是一起情杀案的根源，她的美更让人特别感兴趣，除了描述者给予判断，记者还需要非常具体描述来支撑这个判断。

前段发生的大连未满14岁少年杀人案，除了对这个少年性格的描述，难道我们看到文章中“发育提前”的字眼时，不想知道有名有姓的他，到底有多高、有多壮、脸上有多少青春痘吗？“发育提前”是个总结性描述，我们还需要详细的事实，让读者顺利到达这种判断。一个去了现场的记者，你看到了哪些我通过电话采访不能获得的东西？你的独特的发现是什么？

所以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记者的工作适合对人有强烈好奇心的人来做，透过事件中的人，看到人性与命运，看到光辉与幽暗的混杂。在采访的时候，记者的一个自我在与采访对象对话（周旋），另一个自我高高飘于两者之上，看到你们交流之外的格局。恶性社会新闻，曾经作为“硬新闻”的一个重要品类，被大众用来衡量一个媒体是否足够硬朗勇敢，是否有良心。《三联生活周刊》经历过与都市报同台竞争的阶段，写了衡阳大火、马加爵杀人案、贪官马德、各地矿难与空难……这样的新闻在今天同样值得重视，我们在目睹了很多社会新闻之后，非常明白这些新闻的价值，它为我们记录时代特征提供了鲜活的素材。☞（目睹过各种社会事件，我为何还伤得起？）

但是在2005年-2015年这城市化迅速发生的十年后，大众对社会新闻的兴趣，实际上发生变化了。

我作为记者的感知是，农村新闻的比例在减少，恶性案件引发人一时兴趣，但人们的关注力会迅速转移。所谓硬新闻的发生地，更多变为人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对于《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我们做社会新闻从不犹豫，关键是我们眼里有没有看到社会现实的变化，我们操作新闻的手艺有没有提高？作为一本新闻刊物，我们是否有能力，敏锐地感受到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怎么引领城市中的社会话题，一度也让人困惑。它不似恶性案件那样有事说事，它高于具体事件，更倾向于在展现问题的时候，让人看到价值。我记得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人车关系是个争议热点，我们做了一期关于路权的封面。老主编朱伟让我参与操作，当时我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对选题缺乏感受力。我当时根本不会开车，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道路分配中的权利问题。这些恶性事件之外的选题，我花了一些年头，才慢慢意识到它们的价值。随着我们这批记者结婚生子，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经历的问题，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话题。比如亲密关系、生育、养育、医疗、养老、心理健康。这些话题，是过去单纯案件性新闻的升级，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好在做过记者的人，有一个心理优势，就是不怕自己不会，开始做起来就好。更何况这里的绝大多数记者，都是被骂着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我们很像武侠小说里练功的人，那些敢于在功夫练到五六成，又一次次自毁功夫从头来过的人，最终或许能拿到传说中的武林秘籍。说起来我们每一次的封面讨论会，也是极为直接的“刀光剑影”。做得越熟练，我们对自己和同事就越挑剔，如果一期新的封面、一个新的选题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新的知识和见解，我们怎么打动读者？那怎样算是有新的知识或见解呢？比如卡车司机这个封面选题，最初是驳静提出来，她看到研究者对中国“卡嫂”群体的关注，觉得有意思。主编李鸿谷马上感受到，不如写卡车司机，我们要“跟着卡车认知中国”。具体该如何操作？如果派出5个记者跑5条线，肯定这5条线要有明显的区别，既有传统货运线，也有新型物流，地域上也要尽可能覆盖中国的大部分区域。这个封面能够立体起来，除了卡车司机个人和群体的故事，他们所走的路线背后正是记录了中国产业的变迁，所以我跟记者们说，文章里要看到司机有血有肉的故事，要看到他们的情感、对生活的期盼、对家庭和“在路上”的理解、他们激动和难过的时刻，也要看到他们所见证的产业变化。“在路上”是一个经典的文学命题，而我们的记者在写一部多么生动的中国版“在路上”啊。主笔刘怡、记者王海燕、王珊、黄子懿、驳静都写了相当不错的报道。另一位发稿主编曾焱，将卡车封面称为“我们的现实主义”。回头说到为什么细节重要，为什么对人的感知力重要。大家如果看看驳静写的一位女卡车司机，她在这个男性为主的职业群体里，怎么生存，怎么独自照顾女儿，怎么看待男人，就能明白文章中那些跳脱出来的文字，具有怎样的力量。☞（男人女人的活我都干了：女卡车司机的前半生）
我觉得在好记者的眼里，采访对象没有Nobody和Somebody的区别，能不能看到每个人的意义，是对记者最大的挑战。记者的文字风格，与每个人的个性相连，我们写别人的故事，实际上带着自己不可抹杀的印记，去别人的故事里坐了坐。除了卡车封面，我们也做了全球产业链的微观调查、中国人非洲创业考察、少年与伤害的封面，它们是我们硬新闻的一种延伸。记者刘畅、张从志、王梓辉，也在这些考验里一次次成长。这种没有绝对核心现场的考察，对记者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要求，先了解一个地区产业的大概状况，然后选择企业、不同群体、群体里的个人，来讲好这个故事。记者就像一个导演，从有构想，到一条条线铺出去采访，再到最后精心结构自己手里的文章。在记者向我交流讲述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像当年的李大人一样，会问到：“这件事情你最想向人倾诉的点是什么？”“只用两三句话来概括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描述？”我们鼓励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找朋友、同事、家人讲述自己正在做的稿子，在这个过程中，记者会想明白，让自己急于倾诉的是什么？你被打动了吗，如果有，是为什么？如果没有，是因为你之前的预设太高，还是我们认为的常识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是不是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你的情感没有感染听你讲故事的人，是哪里出问题了，说故事的方式要不要推倒重来？

到非洲去：中国创业者的“西游记”

少年的“恶”，究竟从何而来？

所以不管做什么类型的稿子，这些训练记者基本功的方法，其实没有多少变化。有时候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解释学，但记者的“解释学”要言必有据，依靠扎实的采访，赋予材料适度的意义。经过这样训练的记者，宛如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不熟悉的话题，也自有一套解剖的方法。主笔杨璐做了一期出色的咖啡封面，并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咖啡，而是她多么舍得在短时期内做大量采访，以及看到每个采访对象对于文章局部的价值。我们看到咖啡行业内专业人士的价值，但是不能完全被对方观念所引导。这本面对大众的读物，问题由我们来提出，透过三联的视角，来讲述咖啡对于当下中国人的意味。

喝懂一杯好咖啡

这几年大家都在说纸媒的寒冬，但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在稳步地逆势上升。虽然各地报刊亭萎缩，给我们终端发行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电商的突出增长做了弥补，并且我们在网上每销售一本新刊，会带动旧刊2-3本的销售。根据我们发行部的统计，2019年上半年，我们发行的税后收入同比增长了5.2%，利润也有较大增长。

直到今天，我们卖杂志所挣的钱，仍是我们整个公司最重要的利润来源。正是因为读者您的一次次购买，我们才能够安心地关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一次次出发，带领大家看到远方。写作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即使是作为记者的写作，我也觉得是每一个记者，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精心编码在了文章里。等待着阅读文字的人，独自打开这个密码本，感受那些记者在采访和写作时感受到的震颤。阅读是写作者与阅读者的私密交流。做了编辑之后，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剥夺了姓名的人，但是自己做出的一份份刊物到达读者手里时，我又感觉到了“编码”的快乐。希望拿到杂志的你，能感受到我们温暖的、沉甸甸的心。

作者档案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发稿者之一，自从做了编辑，恐慌被剥夺了姓名。珍惜署名权，好好写字！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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