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西九江这个中部码头小城出发，法子英和劳荣枝亡命天涯的抢劫命案，是与国企变动、下海、严打这些时代词汇连在一起的。回望二人的犯案轨迹和其中体现的极端人性，实际上也是在回望那个年代里，矛盾重重的社会情绪与狂风怒涛的社会变革如何交织碰撞，如何奠定了我们今日生活的起点。根据法子英当年留下的口供，依然有一些案件隐匿在暗处，悬而未决，随着劳荣枝被捕，它们也许会重新浮出水面。
1999年那场激烈枪战中，警方劝解法子英放下武器投降，不要以生命为代价抗争，法子英接话：“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其实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一样的。”警方答：“对，都很珍贵的。“法子英却说：“珍贵什么呀，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拿那一点工资。”看起来，最后一句话如同隐喻，成为法子英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与20年后劳荣枝那句财富本位主义的微信签名息息相通。
反而是在劳荣枝的老家，包括劳荣枝的二哥在内的人，始终无法理解和诠释劳荣枝的人生选择来源。劳荣枝家住九江市石油公司家属区，父亲原本是湖北黄梅的农民，50年代过江，通过招工，进入九江市石油公司，在单位负责消防工作。
犯罪嫌疑人劳荣枝
在劳荣枝的老家，包括劳荣枝的二哥在内，没人能理解，劳荣枝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劳荣枝家住九江市石油公司家属区，父亲原本是湖北黄梅的农民，50年代过江，通过招工，进入九江市石油公司，在单位负责消防工作。作为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已对外通商的沿江内陆城市，九江市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界处，曾是江西省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很早就有工业园区。九江石油公司坐落在市区东部工业区，地处浔阳区金鸡坡村，周围还有畜产厂、炼油厂等国有企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里都是九江市的郊区地带，远离真正的城市生活。但整片厂区和生活区已经足以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互相熟识的职工和家属们，从早到晚，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生活经历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劳荣枝家的老邻居何芳告诉我，70年代早期，劳荣枝的母亲也来到厂里，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成为石油公司的家属工，做些挑油桶、拉板车的工作。劳荣枝是到九江后才出生的，厂里很多人都有印象。在邻居们的口中，劳荣枝的父亲随和老实，跟同事相处融洽，但她母亲总是为些零碎小事跟人吵架，有人形容，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妇女”，语带轻微嘲讽。劳母如今还在老厂区，捡点废品补贴生活。隔壁同样捡废品的邻居受不了她，因为她每天都会打听别人卖多少东西，赚多少钱，百折不挠，事无巨细。另一个邻居开玩笑：“如果别人家出了这样的事，你就可以去找她采访，她什么都清楚。”石油公司的很多工人都来自部队退伍，知青安置，作为农村外来者，劳荣枝母亲的性格在厂里显然不受欢迎，很多老邻居谈到她时，都会露出一种微妙的笑容，表示自己跟她家不往来。劳荣枝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石油公司子弟学校念的，她二哥劳光荣说，劳荣枝从小就比较懂事，学习不要人费心，每学期都拿奖状回家，字也写得清秀。在劳光荣看来，这属于天分，因为他的父母都没有念过书，家里其他哥哥姐姐读书也不怎么样。虽然劳荣枝是家里最小的，但并没有格外受宠，而是跟其他孩子一样散养，穿姐姐留下的旧衣服，还要帮着挣点外快。劳光荣记得，当时隔壁做衣服的畜产厂有分猪毛的散活，即把白猪毛黑猪毛分开，6毛钱一斤，臭烘烘的，大家都做。厂里所有人日子都过得紧，月初发了工资就赶紧买下米、面、油。
初中毕业时，15岁的劳荣枝想考高中，上大学，因为班上同样成绩的都去上高中了。但二哥劳光荣建议她去师范学校，早点出来工作。当时劳光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家里很有话语权，他的建议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记得劳荣枝考取了九江师范学院幼师专业后，自己还送她去了学校，他不记得劳荣枝当时是否有什么反应了，在他看来，“15岁的女孩子……”意思是，什么不懂。不过，在当时，考取九江师范学院也很不错，是周围人交口称赞的对象。毕业后，劳荣枝被分回石油公司子弟小学教语文，和父母及尚未成家的二哥住在一起。劳光荣记得，发了第一个月工资后，劳荣枝就给家里买了一台茶几，没过多久，又给父母买了一台取暖器。劳荣枝是外向还是内向，跟家里谁的感情好，劳光荣说不上来，只知道她人缘不错，时常有同学、朋友叫她出去玩。劳荣枝有什么爱好，劳光荣也说不上来，只知道后来分回石油公司子弟小学后，原来的中专老师还建议她，暑假继续去学舞蹈，但她没有去。
“劳荣枝毕业时，劳家几兄妹都已找到工作，大哥进了一家大集体单位（七八十年代国有企业下属的厂办企业），二哥留在了九江石油公司，两个姐姐则分别进了石油公司和炼油厂，都是普通工人。相比之下，成为教师的劳荣枝的待遇，在几兄妹中算好的，但和她自己的师范学校同学比起来，并不突出。如今，劳荣枝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留在体制内单位，另外一个哥哥和姐姐则在后来的企业改制浪潮中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根据媒体报道，1993年，法子英和劳荣枝相识于朋友婚宴，但法子英的辩护律师俞晞模糊记得是朋友宴会，记得也不太真切，只能确定，宴会结束，法子英骑摩托车送劳荣枝回家。根据法子英对俞晞的说法，两人在路上聊到过法子英的牢狱经历，劳荣枝表露出崇拜情绪，随后，他开始追劳荣枝，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此前，1981年，17岁的法子英曾因抢劫罪被判10年，劳教8年后出狱。判刑前，法子英是九江市发电厂的职工，待遇在当时的九江市国营单位里，排在第一梯队。按照推算，法子英是在1989年出狱后成家的，1990年有了女儿。法子英还有6个哥哥姐姐，都是九江市的政府部门或国企、事业单位员工。
法子英还告诉俞晞，和劳荣枝在一起后，因为妻子不同意，他只是和妻子协议离婚了，但没有领离婚证。在合肥被抓获后，也有媒体问过法子英，为什么能够追到劳荣枝，他的说法是：“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不光是打打杀杀，那是个武夫。”意思是自己也有文气的一面。同样的问题，俞晞也问过法子英，两个人的外表差距那么大，劳荣枝为什么还愿意跟着他亡命天涯？法子英听了比较得意，说刚认识的时候，劳荣枝才19岁，可能有英雄情结，佩服他敢打敢杀。
法子英的辩护律师俞晞（刘锋 摄）
劳荣枝跟法子英在一起的事，劳光荣其实不大清楚，他隐约记得，妹妹曾跟父亲说起过这件事，父亲让他去打听打听法子英这个人。劳光荣当时倒是听人说起，男方是老电厂的，但想着，“打听个人多难啊，是吧？”所以也没去，但实际上法子英大哥工作的单位，离石油公司不过几百米距离。我问劳光荣，家里人是否干涉过劳荣枝的恋情，他说：“也不好管这个事儿，那时家里也装了个电话，有事来电话，她就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去哪了。”他说，他自己当时也挺贪玩，常常在外面打麻将，加上妹妹大了，更觉得不好干涉。但另一件事，劳光荣倒是有印象。在90年代的经济浪潮里，周围几个单位里，炼油厂和电厂待遇渐好，传统的纺织行业则日渐弱势，周围时不时传来倒闭、下岗的风声。石油公司体量小，员工不多，渐渐也传出风声，说子弟小学要撤销了（实际上也很快就撤销了），劳荣枝开始想走关系，进入九江市石油公司的上级单位，即江西省石油公司的业务科。此前，这个部门也经常打电话到子弟小学，让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去跳舞。劳光荣记得，劳荣枝就出去过很多次，出去后没在外过夜，但有时也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家。当时，劳光荣并未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毕竟是省级公司打电话，通过学校叫出去的，但如今回想，他总觉得，那段时间里，妹妹的心思已经“活”了。但子弟小学的校长已经去世，本刊记者也未采访到其他学校老师，无法对此旁证。根据法子英的说法，1995年，他邀请劳荣枝跟他一起去深圳。劳荣枝立即办了停薪留职，随他而去。一开始家里人不知道，还是子弟学校的校长让家人劝劝，但等家人想劝的时候，劳荣枝的手续和边境证都办好了。她对家人声称，将和一个朋友去深圳做生意，没有提到法子英，也没有提到自己到底去做什么生意。按照时间推算，此时劳荣枝跟法子英认识已经超过2年了。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法子英下达的判决书中，法子英和劳荣枝是在南昌犯下第一起命案的。根据《南昌晚报》，1996年7月29日，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刑侦大队接到报警，随后，在东湖区巴茅一巷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警方看到血腥的一幕：一大一小两具女尸泡在卫生间浴缸，上覆棉被，浴缸旁一个旅行袋，装着部分肢体。根据报案人，残肢来自房主熊启义，一家空调销售公司的总经理。浴缸中的两具尸体，分别是熊启义的第三任妻子和3岁的女儿。在随后的侦破工作中，熊启义的朋友提供消息称，案发前，熊启义与一位名叫陈佳的夜总会“小姐”来往密切。熊启义的司机则告诉警方，1996年7月28日中午，他最后见到熊启义时，熊启义正跟陈佳约在一家购物中心门口见面。根据熊启义朋友的信息，警方在南昌市西上渝亭附近找到了陈佳的住房，屋内的蛇皮袋和大提包内，残留着熊启义的头颅、躯干和左臂。房子是陈佳租的，房东告诉警方，陈佳当年6月1日搬入，有同居男子，两人自称夫妻。根据房东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南昌刑警到身份证户籍地四川查找“陈佳”，人最后是在深圳找到的，但两人虽长相相似，案件发生时，真正的陈佳并没有离开过深圳。几个月前，她的身份证就在歌舞厅被盗了。回到南昌，警方查出假“陈佳”与同行男子的另一住处，周围有群众反映，假“陈佳”说普通话，但夹九江口音，且喜欢吃酒糟鱼（一种九江特产）。正是根据这一信息，南昌警方前往九江市公安局边境科，发现了一张前往深圳的边境证审办表，照片长相与案犯模拟相一致，申办人为劳荣枝，办于1995年12月4日。在劳荣枝办证的次日，法子英也申办了边境证，长相与假“陈佳”同居的“老公”相似。还有更多的证据指向二人，比如技侦人员比照指纹后，认定法子英为凶手之一。比如技侦人员在凶案现场发现了法子英的指纹，又在他的二姐家找到一个密码箱，里面装着熊启义的劳力士金表、金项链及熊启义妻子的金银首饰等。这意味着，在南昌作案后，两人还回到过九江。劳光荣也记得，在那之后，1996年劳荣枝还回家过一次，没住多久就走了，也没有给家里买东西。但他记不得劳荣枝回家的确切时间了，所以无法确定，她回家是在犯案前还是犯案后。等劳光荣再次听到妹妹的消息时，南昌警方已经确定了法劳二人的做案事实，并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通缉二人的通缉令。但也是从那时起，两人消失于茫茫人海。法子英再次露面是三年后。案卷显示，1999年7月23日，合肥人刘静报警称，头晚9点，她的丈夫殷建华打电话说自己被绑架，让刘静20分钟内到长江饭店门前面见绑匪。当晚，刘静并未见到绑匪，而是再次接到丈夫电话，让刘静等绑匪通知。第二天，刘静与绑匪见面后，借口外出筹钱，将绑匪留在约定地点并报警。刘静提醒警方，绑匪有枪，这正是文章开头的围捕来源。被逮捕后，法子英一直宣称，自己是专业杀手，替人卖命，还欺骗警方，人质已被押解到河南省固始县。直到7天后的7月29日，合肥市虹桥小学恢复楼附近的居民报警，称209室散发出浓烈臭味，整条巷子都能闻到，且有污水和蛆从门缝流出。警方才在房内发现两具尸体，其中一具被锁在长宽1米、高70厘米的铁笼子里，是被老虎钳子拧着铁丝勒死的，红柄老虎钳还留在死者颈部。经辨认，死者正是殷建华。屋内还有一具无名男性尸体，已被肢解，藏在冷柜。直到如今，当地居民还能想起，当时209室散发的臭味是臭鸡蛋味。几年之后，附近一租户家出现同样的味道，居民立马报警，结果只是租户家一篮鸡蛋臭了。邻居事后倒是想起，法子英被抓获的前两天，曾听到过隔壁房间发出“咣”的一声，像重物撞墙，这位邻居还拍了拍墙，提醒对方小点声。人质被发现后，法子英才承认，自己就是三年前就被南昌警方通缉的法子英。此前，经过摸排，警方已认定，法子英有一个女性同伙。这个女性同伙后来被锁定为安徽三九天都夜总会的小姐沈凌秋，根据夜总会服务员的口供，沈凌秋7月15日开始在夜总会里工作，7月21日消失，正是殷建华被绑架前一天。夜总会领班记得，殷建华之前多次去夜总会，自从认识“沈凌秋”以后，每次都点她。7月20日晚，殷建华还想把沈凌秋带出去开房，但沈凌秋不愿意，殷建华还跟“沈凌秋”和夜总会领班吵了一架。警方最后认定，在三九天都上班的“沈凌秋”，正是和法子英一起在南昌作案的劳荣枝。
但因为法子英拒绝配合侦查，劳荣枝再次逃脱，消失在人海里。
令警方惊讶的是，在随后的审讯中，法子英主动交代过一起1997年10月的案件，发生在温州，死者为两名在夜总会工作的女性。与熊启义和殷建华不同，她们在当地的社会关系更破碎，案发后温州警方已经侦查两年了，一直没破案，直到得到合肥警方的通知。而那具无名男尸，则是法子英在合肥市六安路路边市场骗来的木匠。根据判决书，殷建华被绑架后，一开始并不相信法子英敢杀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残酷，法子英以装修名义，将木匠骗至家中，当场捅死并肢解。在法子英被认定的所有案件中，木匠是唯一跟抢劫本身毫无关系的人。案发后，合肥的警察拿着照片，到合肥六安路打听尸源，过了很久才确定，死者是来自安徽长丰县的陆中明。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告诉本刊，她和丈夫是长丰乡下的农民。陆中明有木匠手艺，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多的时候一天就能挣100多元，一家人衣食无忧。1999年那次，陆中明几个月没回家，朱大红听说六安路路边市场有警察在寻找尸源，经过照片辨别后，又到合肥市里多家派出所和殡仪馆询问、辨别，才最终确定。陆中明死后，留下三个分别3岁、5岁、7岁的孩子和1个老母亲。朱大红缓了一年才到合肥打工，在一家酒店做保洁，从每月700元缓慢涨到如今的每月2500元。三个孩子则留在老家，分别跟着外婆和奶奶，成为留守儿童。做法子英的辩护人时，俞晞刚拿到执业证不久。当时合肥中院指定了俞晞的一名同事做援助律师，俞晞也有兴趣，就和同事一起援助代理了法子英的案件。俞晞记得，第一次去见法子英的时候，法子英就对他说：“谢谢，你跟我聊聊就可以了！这个案件也不用费太多精力。”他的意思是，检察机关指控他杀了7人，俞晞即使辩护成杀害6人也没用。他嘱咐俞晞，有空去看看他就行了。俞晞当时的感觉是，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挺漠视。而被逮捕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法子英也提到，自己“不是为了杀人达到目的，是为了搞钱达到目的”。在俞晞的印象里，法子英挺讲礼貌，每次他过去，法子英都会客气地道谢。论长相，俞晞并不觉得法子英凶残，甚至因为老相瘦弱，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但只要法子英开口说话，俞晞又觉得浑身冒冷气，原因是“他讲到杀人，就跟我们讲杀个小鸡一样的”。俞晞记得，根据法子英的供述，1996年第一次在南昌作案时，一个小的动机是，让劳荣枝将熊启义约出来后，他嘱咐熊启义给家里打电话拿钱，熊启义拿起电话却试图报警，惹怒了法子英，随后法子英逼迫熊启义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后，用铁丝和绳子勒死了熊启义。而当时的背景是，1996年4月开始，全国性的第二次“严打”正在轰轰烈烈展开，各地正此起彼伏举行各类公判公审大会，法子英和劳荣枝算得上顶风作案。杀害熊启义后，法子英、劳荣枝将熊启义肢解，装入四个袋子，随后带着部分尸块，来到熊启义家，用抢来的钥匙开门进屋，杀害了熊启义的妻子和女儿，并抢走全部财物。熊启义家的邻居看到，事发当天，劳荣枝也进过熊启义的家。因此，这起案件在后来的审判中被认定，是法子英、劳荣枝共犯。俞晞还记得一个细节，法子英说过，他和劳荣枝最开始计划引诱另一个人，是熊启义的朋友，但手机打过去，对方立刻就挂了。后来公安调查，原来劳荣枝打传呼的时候，那人正与老婆吃饭，不敢接，结果逃过一难。根据法子英的说法，那是两人的抢劫生涯中，劳荣枝唯一一次引诱失败，言下之意是，劳荣枝在夜总会很受欢迎。而根据两人在合肥出租房附近的邻居回忆，两人中“男的很凶，女的很漂亮，但穿得普普通通”，夜总会工作人员则对警方说，劳荣枝“看起来很文静”，总之，呈现的都不是典型的夜总会工作形象。两人在合肥的做案与在南昌相似。法子英告诉俞晞，殷建华和劳荣枝吵架后，7月22日下午本来计划去医院看望一位朋友，但那位朋友说，马上出院了，不用看望。殷建华无事可做，又主动给劳荣枝打电话。当时法劳二人正在分析夜总会的客人，商量找谁，殷建华的电话过来，目标就定了。在两人印象里，殷建华挺有钱，喜欢一包一包往外甩软中华，还放话“自己钱不知道怎么花了”。但实际上，警方刚刚接到报警时，曾问过殷建华的家人和朋友，如果凑钱给法子英，诱他出洞，能马上拿出多少钱，得到的答案是“连借带凑能找出二三十万”。根据媒体报道，殷建华曾经也是从国企下海，南下深圳创业，后来虽然回到合肥开了一家小公司，但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般阔气。劳荣枝将殷建华引至房中后，立即就被法子英拿刀逼着，绑住手脚，关进了铁笼子。随后，在目睹陆中明被杀害的过程后，殷建华开始按照法子英的指示，给妻子打电话，写下家里的住址。俞晞猜测，如果殷建华的妻子没有报警，也会被法子英杀害，因为法子英说过，“我作案从来不留活口”。法子英还主动谈起过劳荣枝跟殷建华吵架，他说他跟劳荣枝约定过，只陪唱歌、跳舞、喝酒，所谓三陪，但不陪睡觉，因为“不想让劳荣枝挣卖淫的钱”。他还说：“我从来不盗窃、不吸毒、不强奸，我瞧不起这些人，都是社会渣滓。”殷建华一案也留下一些疑点，根据当年的判决是，殷建华是法子英动手杀害的，依据是法子英的口供，他称自己在出发往殷家之前，就杀害了殷建华。但法子英也跟俞晞谈起过，出门前曾跟劳荣枝约定，如果中午12点还未回家，就赶紧逃走，并未谈及是否杀死殷建华。网络上有人分析，当时殷建华困于笼中，被缚手脚，没有反抗能力，但勒死他依然用到了老虎钳子，那么凶手到底是谁，有待存疑。实际上，这种存疑也是当年俞晞辩护的理由之一。比殷建华一案更扑朔迷离的是发生在温州的案子。按照当年的判决书，当时法子英和劳荣枝刚到温州，准备租房，结果发现女房主看起来很有钱，两人决定抢劫。随后，1997年10月10日，两人来到被害人房中，逼迫其打电话，叫来另一位女士，并在房中勒死二人。两人共抢得2.5万元存折一张，手表两块，手机、传呼机各一部。存折上的钱，是劳荣枝取回的。但在审讯和庭审中，法子英不断变更说辞，时而称自己和劳荣枝一同前去，但劳荣枝没有上楼；时而称，当时并不是为了抢劫杀人，而是受一个台湾老板托付，杀掉情人；时而称劳荣枝曾劝过他，抢劫就行了，不要杀人。此前有媒体报道，法子英曾在庭审中，7次为劳荣枝辩护，俞晞说，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在他看来，实际情况是，当时法子英竭力避免提到劳荣枝，每次都是大包大揽，把罪行揽在自己身上。这种大包大揽的动机成分复杂，因为法子英是个表现欲强烈的人。俞晞记得，开庭前，他去见过一次法子英，问他有什么要求，法子英提出，想要一条宽松的裤子，因为被捕时，他的腿受了枪伤，骨折了，右大腿外面挂了一根不锈钢支架，穿裤子不便，警方就将他的长裤从裤脚处剪开，直到大腿髋骨。他对俞晞说，平时在看守所这样穿无所谓，但开庭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面对观众，总不能光着大腿见人。在俞晞看来，他把法庭当成自己的舞台了。在法庭上，他也的确是这样表现的。俞晞跟很多媒体讲过这个细节，当时法警让他验看一把20厘米的刀子，法子英立刻说：“我哪会用这样退班（九江话：差劲）的东西，我用刀最起码都这么长。”他比画出大约30厘米的长度。俞晞最后一次见到法子英，是他被执行死刑之前，是法子英主动要求见的。俞晞以为他想上诉，但法子英说不是，只是快死了，心里还憋着很多话，想找个人聊聊。俞晞记得，两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狱警换班才结束会见。法子英问俞晞，劳荣枝归案没有，此前他也问过多次，俞晞始终没有告诉他，这一次，权衡之下，俞晞告诉了他，“还没有”。俞晞记得，法子英听完就笑了，那也是俞晞唯一一次看到法子英表露情绪。除此之外，法子英还跟俞晞讲了一些过往案件，经过他同意，俞晞后来都提交给了司法机关，当时司法机关的反馈是，法子英在审讯中也提供过这些情况，但信息模糊，警方无法查找人证物证，也无法旁证，都未定案。谁也不知道，在那些年里，是否还有因法劳二人而无辜消失，家人永远不知行踪的远行人。随着劳荣枝归案，这些案件，也许会重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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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