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前天，伊藤诗织第一次在日推上登上了热搜榜。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原TBS高层山口敬之赔偿伊藤330万日元，并且明确宣称：“对于当时处于‘酩酊’状态的伊藤，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第二天的早间新闻和各大报纸上，也都出现了伊藤举着“胜诉”的牌子站在法院门口的样子。
她用了四年才得到这个结果，走过了比常人想象更艰辛数倍的路途。“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她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
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诗织的故事，是在2018年夏天。一个日本的男性友人告诉我他正在看一部关于日本“准强奸事件”的纪录片，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1989年出生的漂亮女记者”和“给安倍晋三写自传的媒体大佬”。
比起强奸事件本身，这位男性友人似乎对极端不平等的权力对抗和网络暴力更感兴趣，我们没有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又过了一个月，我才迟迟地看了这部BBC拍摄的纪录片，它有一个日本人不太喜欢的名字：日本之耻。
事情发生在2015年：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在酒吧打工时，偶然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长的山口敬之，一心想要成为新闻记者的她向对方询问起工作机会。几个月后，暂时回到日本的诗织再度和山口取得了联系，对方以商谈工作签证为理由，邀她一起吃个饭。伊藤诗织赴约了。
喝了两杯清酒之后，她感到一阵眩晕，随后在洗手间里失去了记忆。再度醒来时是在酒店的床上，对方正全裸压在自己身上——在数度反抗后终于逃离房间时，她听见山口抛下了一句话：“你合格了。”那杯酒到底有什么问题？只有两个人的密室里发生了什么？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之后，伊藤诗织报了警，但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她遭遇性侵后的处理措施，彼时已经错过了血液检查和DNA采集的时机。基于在一个民主国家成长起来的基本常识，伊藤诗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她所了解的司法公义上，在这个国家的性犯罪捜査和司法制度之下，她又是怎么被对待的呢？警察从餐厅、酒店和出租车司机等各方面采集了证据，终于认定这一切构成了犯罪，2016年6月8日，就当警察在成田机场以“准强奸罪”准备逮捕山口的时候，警视厅刑事部长突然下令行动中止。7月22日，东京地检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宣布不起诉山口，持续了1年零4个月的搜查随之结束。2017年5月29日，那天很多日本人第一次看见了伊藤诗织，第一次发现日本竟然还有这样的女性。她接受了《周刊新潮》的采访，召开记者发布会讲述自己的经历。“能踏出这一步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人，几乎没有。”伊藤诗织是第一个在媒体前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长相，控诉在工作上认识的人对自己实施性侵犯的日本人。
2018年10月，伊藤诗织又出版了讲述自己的遭遇的书《Black Box》，“日本的司法和搜查系统，就是这样一个黑箱。”就在此前不久的9月22日，警方第二次宣布了不起诉山口敬之的决定。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暴露的不仅仅是日本搜查和司法制度的不透明性，还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以每100万人为单位，英国是510件，而日本仅有10件——英国是日本的50倍。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以每10万人为单位，美国是35.9件，英国是36.4件，日本是1.1件——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6件，看起来和日本一样“安全”。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的遭遇的《Black Box》| 丁小猫 摄
“这只是因为日本女性过于恐惧，不敢说出真相。”BBC纪录片中如此总结。事实上，在对女性蔑视越强，女性发表自己的主张越困难的国家，被害者就越沉默。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们，出于恐惧，出于害怕隐私被侵害，出于害怕失去工作，往往对于诉诸法律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仅有4%人的选择报警，而有75%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来源于同一个统计：日本成人女性每15人中就有1人遭遇强奸或者强制性交。伊藤诗织用她的遭遇告诉了人们：女人为什么不呼救，女人为什么要沉默？
在日本的警察体系中，女性警官只占8%。伊藤诗织在报警后，要求和女性警官进行对话，也确实如此被安排了。但当她哭了两个小时，讲述完自己的遭遇之后，对方告诉她：我只是一名交通警察，没法帮你立案。最终她不得不在三名男性警察的眼下，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全部经过。这样的程序无疑于二次强奸。“最让人震惊的是，受害者不得不证明自己被强奸了这件事。” 某次对谈中，女作家中岛京子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司法程序的惊异。
“比起是不是实施了强奸行为，是不是双方达成了共识，被害者需要证明的竟然是自己遭遇了暴行和威胁。”伊藤回答。在日本，判定强奸罪成立需要证明对方使用了暴力或者恐吓，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就很难证明是强奸了。不仅是出于恐惧和屈辱。日本是一个对性犯罪宽容的国家。根据法务省的最新统计：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1/3，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在最近的性暴力案件中，1678人施暴者仅有285人被处以3年以上的判决，大约是17%。
最近的两个代表案例是：2017年9月，日本名校庆应义塾6名男大学生灌醉一名18岁女大学生并施行轮奸，11月，横滨检查厅在没有解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不起诉。2018年6月，日本富山县8名男子在路上搭讪一名20岁女子并施行轮奸，刚刚宣布了不起诉的结果，原因是“基于证据的判断。”在宣布了不起诉的决定之后，山口敬之很快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一群男人齐齐举起香槟干杯：“让我们恭喜山口先生获得重生。”如今，伊藤诗织成了一名反性侵犯行为的社会活动家，在这样一个社会，她选择独自战斗，她接受媒体采访，去学校做演讲，开始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给诗织写信，坦言自己不愿提及的经历。看上去政府也开始认真对待性侵事件：例如成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尽管经费远远不足），例如在全国范围建立了41家强奸危机处理中心（尽管数量远远没有达标）。人们津津乐道的最大改变是：时隔110年，这个国家终于首次对百年未变的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将“强奸罪”更名为“强制性交等罪”，法定最低刑法已从三年增至五年（在伊藤的事件之前，日本强奸罪的法定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第一次认定了男性也可以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一部分人把伊藤诗织视作日本MeToo运动的先驱者。然而，生活在日本这个国家，高声发言并不是一件会受到称赞的事。面对诗织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比起同情人们给予的是更多的批判，诽谤和恶言不绝于耳。“日本人不会这样暴露自己的隐私”，当伊藤诗织曝光了自己的名字和长相之后，立刻被贴上了“北朝鲜间谍”、“SM娘”、“卖春妇”、“政治阴谋的棋子”等各种标签，家族全员的照片也传播四散。在网络上，有人大骂她“用鼓动性的言语断送了大有前途的著名记者职业生涯”。日本媒体集体失语，当BBC的纪录片播出后，不少人称“这是BBC对日本的恶意报道”、“伊藤诗织才是真正的日本之耻。”
自民党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对着BBC的摄影机说：“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纪录片播出后，她又在推特上补了一刀：“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一定会骂她。”
和杉田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的漫画家Toshiko Hasumi则拿出一张讽刺漫画：“要小心那些‘枕营业’的女人，不要落入她们的圈套。”
2017年，当哈维•韦恩斯坦被爆出性侵丑闻时，日本某男主持人也曾在节目中口气轻松地调侃：不是也有女演员的一方向实力者一方进行“枕营业”的情况吗？无视不对等权力下性暴力的本质，面对性侵的话题轻松地以“营业方法论”和“女性武器论”进行讨论，再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一句“想要红就要付出这个程度的辛苦啊”，这也是日本的文化。
这张是伊藤事件后，有人在网上中伤她的讽刺漫画，说她“枕营业大失败”。
对于这些来自同性的非议，我读到过一段评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难得拿出勇气说出自己的遭遇的女性，不少批判来自同性。日本的女性会认为：我们都是这样忍耐过来的，为什么只有你不能忍耐？”
稍微有些海外经验的女性才会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有多扭曲，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女媒体人说：“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认为抵抗和大胆发声很酷这样的价值观几乎没有。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时常会有男性发出‘你并没有拥有被男性骚扰的美貌’‘女性自我意识过剩’的指责。我回到日本之后，才知道最好不要跟男性提及自己被性骚扰的话题，还是沉默比较好。”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三浦まり的说法则是：在这个女性需要承担和接受一切非议和指责的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中，大多数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会寻求支援或者追求惩罚，人们会要求她们忘记暴行和凌辱。
在推崇忍耐的文化传统中，在被教育不表达“NO”的文化传统中，更多人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上选择了沉默，毕竟这是无关与己的他人事。个案当然是有的，例如2017年12月，人气博客作家Hachu告发上司性骚扰，“政治偶像”町田彩夏和“高中生社长”椎木里佳也在推上发声，讲述自己的被害经验——但声音越来越小，再无后续。MeToo运动在日本响应者寥寥，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也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她一直记得妹妹说：“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呢？”出现在媒体面前时，伊藤诗织总是笑着，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来非议：作为一个受害人，你怎么笑得出来？伊藤诗织就是不喜欢扮演公众所要求的那种苦情形象，但这不代表她内心没有恐惧，事实上，自从事件发生后，恐惧感一分一秒都未消散过。她甚至写过遗书，足足有三次。第一次是报案之后，她感受到了潜伏在身边的危险，例如总是停在自家楼下的黑色车辆。第二次是召开记者见面会后，网络上各种蜂拥而至的诽谤和中伤。第三次是在出版自传之前，一直躲在朋友家过着低调隐居生活的她，无论如何都想出门去看看海，距离东京最近的是镰仓的由比滨海岸，她在出门前写下了“我绝对不会自杀，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请好好调查”的话放在了书里。
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遗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战斗意志，那么第二次的遗书则稍稍有些不同，那是伊藤诗织第一次意识到：“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可以生存下去的社会，虽然一直躲藏和寄居在朋友家，但是属于我的场所已经永远地没有了。”那段日子里，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自杀防治中心，连续3天里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英语专用热线也在通话中。“和我拥有同样心情的人在日本有很多啊”，她这样想。
一直以来令人们信任着“只有水和安全是免费的日本”，即便是工作到深夜也不用太担心回家，即便是小孩独自上学放学也是正常事的日本，真的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吗？
看过BBC的纪录片之后，一位日本女性友人忧心忡忡地对我坦言：“幸亏伊藤诗织英语好，否则在日本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你不觉得说日语的伊藤诗织和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完全是两个人吗？日本社会不欢迎雄辩的人，女性用语里没有那样愤怒的表达语气。”与此同时，“女性活跃”正是安倍主打政治策略之一：2014年日本政府开始主办“国际女性会议WAW！”，2015年推出“女性活跃推进法”， 2017年伊万卡•特朗普访日时的一句“性骚扰不可原谅”被反复强调。伊藤诗织的遭遇让不少人认清了现实：“女性活跃是日本最重视的向海外传达的重大议题之一，即便是保守政权，也想赶着时代的潮流彰显自己的男女平等政策，在世界上获得存在感，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然而安倍所谓‘女性闪耀的社会’，对男女的社会差异完全无视，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改变男女地位的意识，仅仅是希望女性作为劳动力回归社会，只要能这样，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关系。伊藤诗织的事件后，泛滥在SNS上对女性攻击的言论，正意味着对抗差别主义的女性迎来了最坏的结果。”
“セクハラ”（性骚扰）这个词在日本获得流行语大赏是在1989年，距今差不多是30年前。不仅在日本社会中担任管理层的女性极少，美国国务省去年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也指出：日本的职场性骚扰广泛存在。有些现象在日本职场中是默许的规则，例如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女记者安藤优子曾说：“我进入这个职场时只有21岁，还是个大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采访政治家是因为‘政治家喜欢年轻女孩’。虽然不喜欢这样，但在这过程中，说些随随便便的话，触碰身体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女性政治家野田圣子也曾说过：“在选举落选后的酒席中，听到‘如果想要一票的话就让我摸摸胸’这样的话也是日常事。”记者见面会后的三个月里，伊藤诗织一直闭门不出，后来她在一个采访中回忆起这段时光：“对于我来说，（比起性侵事件本身），后续的展开更令我受到打击。真的变得绝望了。自己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啊，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过。”在伊藤诗织最绝望的时候，英国一家女权团体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到英国做演讲。这是伊藤诗织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去了伦敦，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生活着，BBC的纪录片播出后，她收到了几百封鼓励的讯息，在这些基本发自英国的讯息中，诽谤中伤的连一封也没有。
比起第一次召开记者见面会，日本媒体在冷眼中将她默杀，今天得到“胜诉”的伊藤诗织，生存境遇更好一些了吗？像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女性所说：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
就在伊藤得到判决的前一天，一份《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发布了，日本在153个国家排在第121位，网友又争吵了一番，有人认为日本不至于排在印度之后，有人说“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巧妙地利用这种差距的女性也有问题。”一个多年前终于移居到芬兰的日本女性回答：“这不是什么男性的问题或者女性的问题，根本是压倒性的无知和差别主义使然。”
事件发生后，伊藤诗织常被恶意揣测说：“你肯定是穿了暴露的衣服吧”。今年9月，她穿着遭遇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东京的一个性暴力抗议活动上，这是她时隔四年第一次穿这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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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丁小猫
旅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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