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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医院伤医事件:成为陶勇有多难?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 2020-01-22
1月20日下午,朝阳医院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暴力伤医事件。一名男子拿着菜刀,在门诊楼内砍伤了三名医护人员和一名患者家属。受伤最严重的眼科主任陶勇,是国内少数主攻葡萄膜炎的优秀眼科专家。在北医97级校友眼中,他做事效率高、医疗开创性强,性格又平和,从未放弃过一个患者,却没想到竟遭遇这样恶性的伤害。


口述 | 北医97级部分校友

记者 | 吴琪


陶勇被砍伤的消息传来时,震惊、难过、寒心……这些词语似乎都不足够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北医97级的大群里有300多位同学,事发一天多了,大家眼泪流了不少,但没有一个人会问一句:陶勇为什么会被砍伤?在我们的印象里,还有几个比他对医学更有热情、对病人更好的医生?这是所有认识陶勇的人的反应,他没有任何理由被病人这样对待!他是那种对病人不耐烦的医生吗?不是。是那种与病人沟通不顺畅的医生吗?不是。是对病人的需求视而不见的医生吗?不是。是医术不够高超的医生吗?不是。他原来在北大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护士们,听到消息也哭,不能理解这么一位投入的医生,怎么被如此对待?!
对我们学医的人来说,有句话叫“金眼科,银外科”,要当一名眼科医生,要求是相当高的。陶勇主攻的葡萄膜炎,对眼科医生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一个没多少眼科医生愿意关注的领域,精力投入多,还不容易看到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呢?葡萄膜炎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这些人在长年就医之后,家庭经济条件也往往不好,陶勇非常同情这些病人,几乎是不拒绝病人的。他做了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选择,没想到碰到这样恶性的伤害。
我们都是1997年考上北京医科大学(简称“北医”,现在全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北医那时的录取分数相当高,其中又以临床医学专业的分数最高。陶勇是97级四班,班上40多位同学,一半是北京考生,一半来自全国各地。北医的临床专业,在一些省份只招一两名学生,陶勇从江西省考来,他是1980年出生的,全班年龄最小。
他是个性格很乐观的人,一开始像个小弟弟一样跟着同学们,非常容易打交道,但是很快也显示出他是个很有天分的医学生。刚上大学,多数同学都觉得该放松放松了,第一次班会,班主任提醒大家,要为大学五年做个规划。当时陶勇就念叨,自己一定要保研。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要持续五年不断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学的五年,头两年半在学校学习,在医生实习。陶勇的学业和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实习都很优秀,本科毕业如愿保研读眼科的,临床五年制医学生里应该也就他一人。全国顶尖的眼科专家姜燕荣和黎晓新老师都很认可他,后来成为了陶勇读研和读博时候的导师。
一个优秀临床医生的成长,是一个特别缓慢的过程。教科书上讲授的是死的知识,人体是千差万别的,是动态的,是充满不确定的。一个临床医生,不可能停止学习和探索。陶勇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了很多年,北大系统的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医生的职业压力是多重的:临床上看好病人,科研上有所创新,同时要承担教学任务。我们有的医生同学,当了妈妈后,说孩子三岁之前,她忙得没跟孩子说过多少话,这一点不夸张。后来她不在临床一线了,才有多一点的时间陪孩子。我们同学里做外科医生的,值完夜班后直接上手术台,是很常见的事情。
医生是个很勤奋的群体,即使大家很努力,以我们目前40-42岁的年纪,能在SCI上发表三五篇文章,能够成为副主任或主任医生,就是不错的成绩了。陶勇的成就特别突出,他头些年就已经在SCI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和医疗的开创性非常强。同学们觉得他很不可思议,他做事情的效率非常高,寻找突破点的能力很强。
现在全国葡萄炎方面的专家很少,但大的治疗思维仍然是用激素对抗炎症。陶勇的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他通过眼内液的检测,实行更精准的诊治。目前在医学上,要查出葡萄膜炎的具体的致病原因是很困难的,需要筛查掉很多因素,一项项检测做下来,费用可能不低。陶勇怕病人负担重,他也找公司合作,希望能降低试剂盒或仪器检查的费用。他希望做出像“血常规”检查一样简单有效的测试方法,让以后的葡萄膜炎病人,快速找到致病原因。用激素缓解症状,病情很容易复发。陶勇是个能驾驭全局的人,他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水平都高,实施一个新项目的能力也很强。
陶勇的性格非常平和,我们同学里有任何眼科方面的咨询、看病,他即使非常忙,也会及时帮助大家。我们有同学去过他的诊室,病人多到涌到他办公桌前,他不得不看一会儿病,站起来维持一下秩序,一遍遍地劝说:“大家出去好好排队吧,这样轮到你们看病的时间还能早点儿”,说完了接着进行精细的眼科诊治操作。他把病人服药的方法、复诊的时间用机器打印出来,一一交代给病人。如果病人需要的药,他手边刚好有这个药的试用装,他会给病人,省得人家又楼上楼下地跑。他只和关系近的同学提过,他为病人贴钱做手术的事情,他说总不能眼看着病人瞎掉。
对于陶勇这样的医生来说,医学是生命里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别人不想做的研究他做,别人不接的病例他接。如果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多做一些“短平快”、见效好的眼科手术,不仅病人高兴,自己挣钱也多,难道不更舒服吗?需要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事情,还有多少医生愿意去做呢?现在坚守在公立医院里的优秀医生,实际上很让人佩服了,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还不多。他们如果要转去其他医疗机构,是很轻松的事情。
陶勇在一次发言中,说起他2009年作为首都眼科专家,参加中华健康快车的公益扶贫行动,回到江西老家为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和其他医生吃住在一列火车上。有一个驼背特别严重的王阿婆,白内障特别严重,身体情况也不好。本来陶勇拒绝了给她做手术,但老人希望恢复一些视力,给自己做件寿衣,安安心心面对死亡。陶勇被打动了,找来半米高的垫子给阿婆垫腿,因为严重的驼背使她无法平躺。老人第二天视力恢复到0.5,用几天时间给自己做了件寿衣,缝了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着去世丈夫和儿子的照片,一个口袋装着她出嫁时母亲给的梳子。手术完一周,老人就安详过世了。“老人之前特意让接洽员谢谢我,谢谢我帮她找到回家的路”。
陶勇就是为这样一些病人感动着,激励他去付出更多。他说过:“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身无分文、只能睡在北京西站候车室的眼部恶性肿瘤儿童,尽管双眼已经被手术摘除,他仍然感恩医生没有因为他贫穷放弃他,内心没有哀怨,健康成长着……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煤矿瓦斯爆炸、在家是顶梁柱的眼外伤工人;有艾滋病患者,也有死刑犯。这些人,有些能治好,有些效果不好,但我从未放弃,患者都心存感激……”

年轻医生眼中的陶勇教授
一个四十岁的医生,正是职业生涯进入黄金期的时候。砍伤医生的人会受到法律惩罚,但这也弥补不了我们的损失。如果陶勇不能继续做手术了,一些疑难病症的患者,可以说就得不到合适的治疗了。有些领域的眼病,如果陶勇说病人治不了,病人就没有其他医生可以去找了。这也是为什么陶勇基本不拒绝病人的原因。他在带领同事们做的公众号“Uveitis葡萄膜炎”上还写着,“欢迎大家1月22日来听我讲课”,他为了工作是一刻不得闲。
我们顶级医疗系统培养出来的优秀医生,在全国也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就这样被丧心病狂的人严重伤害了!这一刀刀不只是砍在陶勇身上,也是一下一下,砍在我们身上,砍在我们心上。也是砍在所有人身上,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医生在工作的时候,本来就是在战场上,但我们的战斗对象是疾病,不是患者或家属。如果一个好医生,被这样残忍地对待,我们以后还有优秀人才学医吗,还能有更多好医生吗?
作为同学,我们希望陶勇过得好就行,接下来不一定非得当医生了。可是北京同仁医院被病人伤害过的徐文主任,如今还在临床看病人。陶勇他愿意改行吗,我们该劝他改行吗?

作者档案

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发稿者之一,自从做了编辑,恐慌被剥夺了姓名。珍惜署名权,好好写字!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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