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14年，二本高校教师黄灯的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多个学生的姓名。她审视自己的教学，也观察记录学生的命运。她说，当教育不能承诺一个确定的工作岗位时，我们可以做到培养一个确定的、有力量的人。
口述｜黄灯（学者，高校教师）
主笔｜徐菁菁
教师黄灯
“标准件”
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年前后，当“二本”遭遇“二本”，感受到的差异是巨大的。
从教14年，我的花名册上记录下4500多个学生的姓名，他们有“80后”，也有“90后”。这个群体因为极为庞大，留给我的印象相对模糊。在我眼中，一个真实的孩子应该特点鲜明，他可能贪吃、调皮、贪玩，但同时应该热情，有好奇心。但从整体而言，我接触到的学生群体，缺点不明显，优点也不明显，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孩子们大多情绪节制，安静持重。教书十几年，课堂上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极少有学生愿意和我谈论音乐、文学、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话题，也没有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晕，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看得见底的虎牌清凉油给我。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一个男生解释道：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它走过来的。《二十不惑》剧照
虽然广东F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但考进来的孩子们不管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城里出生的孩子在写给我的作文里说：“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地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痛。”农村来的孩子对于高考赋予的机遇心怀感激，但他们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也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5 月6 日，武汉一所高中在疫情后重新开课， 学业压力无疑是高中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
我以为，进入大学之后，孩子们至少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放松，但事实上，他们一进校门，另外一层枷锁就押上来了。他们马上会被辅导员、师兄师姐们告知未来的就业压力。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增设了很多工具性的课程。尽管我们学院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但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学生的知识面尽管会由此拓展，但学业压力确实增大很多，在我眼中，学生们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还有干不完的兼职，他们真的很忙。我经常和孩子们说，上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可是这个模糊的目标看不见，四年后能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却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就业”两个字直接左右着学生们的精神状态。很早学校就设有职业规划课，这门课因为“有用”而广受欢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开设公共课“大学语文”，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尴尬，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学的专业都是讲怎么赚钱的，而人除了金钱、欲望，还有一种真实的精神诉求，“大学语文”会让我们更直接感受到人的心灵需求。”现在回忆起来，我大学时代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是因为当年的我足够闲散和放松。同样是“二本”学生，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当然，我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
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2005年，我的大学班级举办毕业十周年聚会。36个人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80%的同学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我的同学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干部身份后，在单位早已成为骨干，甚至主要领导。班上70%的同学来自农村，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还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在房价低廉时期购买了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而对坐在我台下的学生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以及高校并轨的落地，他们面临的真实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学生”这个称号，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精神荣耀，他们的前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获得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但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高三》剧照
2006年，我当上了062111班的班主任。迎接新生时，我对四个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初步的印象。后来我惊讶地发现，我当时的感觉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一个惠州男孩，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一个沉默的女孩，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当过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还有一个孩子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完全凭个人之力找到了立足之地。幸运的是，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获得了好的安顿，在经济的上升期，凭借良好的就业机会，顺利地安居乐业，从整体上兑现了大学文凭的价值，读书改变命运，在他们身上，依旧得以实现。9年后，我接手1516045班，再一次当上班主任。相比062111班，我能感觉到这一批孩子多了一些不确定的困顿。062111班因为当时良好的就业形势，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读研，他们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如愿留在了广州、深圳。到1516045班，考研的学生明显增多，不少学生从大二就开始谋划，没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底气十足地觉得自己能留在广州。毕业季来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我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1516045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上，大家都在讲自己的情况。有一个女孩应聘广州市第二汽车公司成功了，特别兴奋。她出身湛江市顺溪县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一家人都为她能够通过读书在广州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女孩扬眉吐气的样子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有想到，汽车公司的小职员职位在他们心目中是这样重要。个别能考上公务员的孩子是最被人羡慕的。在孩子们考量一份工作合适与否的清单里，“稳定”是第一选项，“个人喜好和志趣”并不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新刊出炉！点击上图下单
「小镇做题家：如何自立」
作为老师，我明显地察觉到一些孩子的不自信、相对自闭和逃避心态。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一下课，会有一些孩子很快到我跟前来和我交流，这时候，我就会看到另一些孩子始终站在一边。我知道他们很想讲话，但眼神里充满挣扎。很快，课间时间过去了，交流的机会在犹豫中溜走，他们心里是很不甘的。这种被动的状态会延展到他们生活、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孩子，我会主动问他们一些事情。
以前，我总认为广东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应该普遍高过内地，但和学生接触多了，发现并不完全如此。事实上，广东F学院有近一半的学生来自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高考》剧照
有学生在作文里写：“‘我要上大学’的呼喊在我耳旁回响，承受着村里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的，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也许，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我本不该来上大学。”除了贫困，缺爱也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常见现象。这种情况，主要来自留守儿童。我的一个学生，因为家里兄妹多，父母一直在外面打工，直到小学六年级，妈妈才决定接她到湛江读书，但她知道这样会让父母的经济负担加重，她很懂事地要求回家，心甘情愿地坚持留守生活，一直到初三，在老家和奶奶共同承担了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对多子女家庭而言，这种经历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比之贫穷，爱的匮乏，更让他们难以接受，这些隐匿的经验，是他们和我聊天、写作文常常涉及的话题。这些缺爱的孩子内心无所依傍，仿佛始终有一个无法填充的黑洞。有个女孩在作文里写：“我都是自己长大的。”还有的学生哪怕到了大学，依旧会想起自己留守时，只要收到父母的来信、电话，就会因思念号啕大哭的场景。还有的学生坦承，自己“做事永远小心谨慎，除了自己，谁都不敢依靠和信赖”。在整个教学中，我因为各种机缘得以知道他们更多的成长经历，往往在专业教学之余，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面对他们的倾诉和求助。我一直渴望能通过师生的有效交流，通过课堂、阅读及各类集体活动，在获得知识和接纳自我的同时，让学生内心变得更为坚强。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广东，他们有非常脚踏实地的一面。在到广东F学院任教之前，我主要在内地生活、学习和工作。广东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氛围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冲击，这种氛围，对于自主择业的学生而言，往往意味着他们比之内地的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竞争和商业氛围。他们不爱慕虚荣，不讲究名牌，不愿意依赖家庭提供的资源，更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早日实现自力更生。
我的学生，大多特别重视社会实践，他们不少人还没有走出校园，就尝试着做生意。我办公室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我理解学生的努力，也鼓励他们去尝试，非常乐意成为他们的客户。“95 后”小伙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退学回国创业， 把汉服做成了时装， 还让汉服火到了海外（视觉中国供图）
有的孩子头脑非常活络。一个法律专业的孩子，还没毕业就在校门口办起了法律咨询公司。他帮一些商铺打官司，告快递公司侵占他们的地盘，拿到了一两千块钱的回报。这些孩子普遍不会眼高手低。一份工作，哪怕工资再低，能挣一分是一分，端盘子、发小广告，都不丢人。有一个女孩毕业后做珠宝生意，收入很高，但她还会去倒卖螃蟹赚个几十块钱。她和我说：有生意就做，不在乎多少。他们热切而踏实的行动力，让我欣喜，也让我深受教育。但与这种直接介入社会、创造财富的强烈愿望相比，他们的另一种意愿相对较弱。“70后”这一批大学生，可能因为受的集体主义教育很多，同时也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低成本的荫蔽，家国情怀会表现得“赤裸裸”。很多时候，我想问题，会本能地从集体的角度出发，会思考自己做的事情，对他者有没有用，甚至骨子里总是潜藏了一种改变社会的愿望，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意识到个体力量的渺小。而我的学生，他们和我是在不同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会有这种困惑，他们从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经济的语境，从小就习惯了竞争，也更坚信个人奋斗。《小欢喜》剧照
有很多事情，对我的触动特别大，而他们会和我有不同的反应。我记得有一年山西发生了一场大矿难，在上课时，我忍不住和学生讲到了这件事，并在课堂上带着几十个学生给遇难者默哀。尽管我的情绪非常悲痛，但我意识到，也许我不该过于感性，我明显感到学生的情绪和我不在一个点上，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大事故，但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面对灾难，他们也无计可施，他们的神情，缄默而理性。我的很多学生讲到过去的时光，除了考试和竞争，会天然地忽视掉其他日常生活，即使农村来的孩子，他们也很可能被困于应试之中，对乡村的生活产生隔膜。事实上，比之我的童年时代，现在的村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丰富的乡村公共生活已经被各类电子产品充斥的生活方式取代，小时候成群结队的童年玩伴消失不见了，现在，更多的孩子宅在家中，不是上网就是看电视，或者玩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就算生在乡村，也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会对乡村生活有更深的了解，他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对消费主义的拥抱，和一个城里孩子没有太多差异。他们懵懂地置身于时代洪流之中，更容易被裹挟，也更容易陷入迷茫。
当这样一群孩子，通过残酷的考试来到我的身边，目睹他们被就业的目标被动地牵引，我时时意识到，当教育不能承诺一个确定的工作岗位时，我们可以做到培养一个确定的人，他专业素养突出、有创意、有力量。人是创造工作的主体，而不是被动适应工作的工具。如何才能让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我始终认为，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我是在一个传统的村庄长大的，村庄的民俗、文化、礼仪、人际交往会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到孩子身上；乡村生活的丰富、真实会让他们对生活有更多的理解，也会滋生更多天然的生命力量。我大学毕业后并不顺遂。1995年，我被分配至湖南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先后从事过厂办秘书、会计、团委干事等工作，1997年，国家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政策，我从机关下到车间，成为了一名拥有干部身份的挡车女工，多年的教育仿佛在23岁那年直接归零，事实上，这段生活给我后来的求学，积蓄了更多的力量。199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后到中山大学读博士。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发现，求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非常贫乏，所能想起的也无非是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反而是工厂的岁月对我产生了真正的锤炼，不但让我见识了更多的人情冷暖，也认识到了生活更为本质的一面，并由此奠定了我在创作中的底层关注。也正是因为个人对自身经验的接纳和清理，课堂上，我也尽可能创造机会唤醒学生对生活的感知。我曾经开设过一门选修课“乡村文化研究”，我鼓励学生去了解自己的村庄，主动了解父母和祖辈的生活，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的来路，看到自己背后的支撑力量，理解时代的转型在自己身上打下的烙印。（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7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