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最后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闭幕的前一晚，贾樟柯在接受记者群访时平静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消息来得过于突然，至今无法探究背后真正的原因。但唯一确定的是，从下一届平遥影展（如果有下一届）开始，贾樟柯再也不会站在红地毯上迎接每一位宾客，也再不会为每一部入围的华语片做首映场主持。
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第一次在平遥古城举办。柴油机厂改造的电影宫，新架起的大银幕，平遥本地的老百姓站在门口，搞不懂“宫里”在搞些什么事情。在一个小县城办一个国际级影展不容易，大到政府关系，选片，电影人和嘉宾邀请，小到当地志愿者、服务人员的培训，平遥影展都是从零做起的。虽然只经营了四年，依然有诸多不足，但平遥影展的各环节设置和整体氛围是国内最接近于成熟的国际电影节、影展模式的。这与贾樟柯和团队多年来丰富的电影节经验密切相关。
很多人为平遥影展的“去贾樟柯化”担忧。毕竟，在大众眼中，已经举办四届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与“贾樟柯”三个字是划等号的。这个国内最接近国际电影节模式的民间影展参杂着太多贾樟柯的个人资源、人脉和号召力。如果失去个人化的标签，这个小县城里平地而起的电影宫还能笼络多少人心就是个未知数了。
2018年，《江湖儿女》上映前后，《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期贾樟柯封面，标题为《贾樟柯的电影江湖——个体、时代、时间》。也是在那一年，电影宫里能同时容纳300人用餐的江湖儿女餐厅开张了。两年之后，贾樟柯在离餐厅不远的媒体中心挥别他一手打造的平遥电影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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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宋诗婷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重聚，两人坐在小旅馆里，不知话从何说起。那场戏空间很小，台词很多，还是个长达8分钟的长镜头。拍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赵涛总担心演起来听不到对方说话。“但导演一喊开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赵涛和廖凡一下子掉进情绪里，一场戏下来，哭得情不自已。“后来，导演说，不行，情绪释放得太多了。”歇了一会儿，又拍了两条，最较劲的一场戏就这么顺利地拍完了。
《江湖儿女》剧照
“这场戏是他们感情的核心，放在以前，我可能用别的方法处理过去了，写作技巧上完全可以避掉。但我不想躲了，它可能不轻巧，有点笨，有点卖力，但这两部戏我都特别不想回避这个。”贾樟柯解释。
的确，《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是这些年来贾樟柯情感最丰富的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情感的离散和无处安放，《江湖儿女》却是严格意义上他的第一部爱情片。
电影《江湖儿女》拍摄过程中，贾樟柯和廖凡说戏（受访者 供图）
电影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巧巧和斌哥是贾樟柯2002年的作品《任逍遥》里的角色，在那部电影里，巧巧是矿区的模特，有个半黑道的男朋友乔三。那年，斌哥还叫斌斌，是搂着高中生女朋友，坐在录像厅里看动画片的小混混。在《江湖儿女》里，斌斌成了廖凡演的斌哥，巧巧依然穿着当年电影里那几套衣服，却成了斌哥的女人。
《任逍遥》里的巧巧，贾樟柯在《江湖儿女》里沿用了这个人物
电影里，斌哥和兄弟们端着脸盆喝“五湖四海”，这喝法贾樟柯高中时就试过。他身上一直有股小镇青年的江湖气。上大学时，读书很认真，但老师觉得他“坐也坐不直，像个小混混”。关于《江湖儿女》的灵感，贾樟柯讲过无数次。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个女神和一个崇拜的大哥，贾樟柯那位大哥二十来岁，常在街上混。有次家门口发洪水，个头小的贾樟柯有点害怕，大哥走过来，一把把他夹在胳膊下，走几步，扔在了马路对面。那一瞬间，大哥的形象更高大了。很多年后，贾樟柯回家过暑假，看到门口蹲着个人，穿着白色跨栏背心，在吃面条——大哥老了。
导演贾樟柯（视觉中国供图）
贾樟柯似乎在这部电影里给出了很多答案。《任逍遥》里，斌斌和好朋友小季想像乔三一样有把枪，有了枪就不会被欺负。《江湖儿女》里，斌哥有枪了，那把枪不仅没能保护他，还连累了自己的女人。当年，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去等公交车。17年之后，河滩、公交车站，还有他们身后的厂房，都没有半点变化。“社会飞速发展，但有非常多类似的角落被遗忘，被抛弃了。”贾樟柯说。巧巧沿着贾樟柯另一部电影《三峡好人》的足迹去了奉节，在那部电影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沈红去奉节找丈夫，打算与他分手。如今，巧巧穿着同一件黄色衬衫，握着同样撕去标签的矿泉水瓶，在已经完全变了样的奉节新城寻找斌哥。
《三峡好人》里赵涛饰演女主角沈红。在《江湖儿女》里赵涛重复了这个造型
江湖人斌哥认了怂，不是江湖里的巧巧回到老家，经营一家麻将馆，过当年斌哥过的江湖上的生活。巧巧和斌哥在奉节的段落很出彩，女主角赵涛也觉得演得过瘾。她终于弥补了多年前的遗憾，那会儿，他们在三峡拍《三峡好人》，赵涛在废墟上走来走去，拍完也不太清楚电影是个怎样的故事。但最后，那部电影竟拿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6年是贾樟柯的一道坎儿，36岁，本命年，“一切都非常凌乱”。那年，他拍完了两部电影，艺术家刘小东的纪录片《东》和剧情片《三峡好人》。《三峡好人》后期剪辑时，贾樟柯的父亲查出患了肺癌，他开始辗转于病床和剪辑台前，在儿子和导演间来回切换。其间还夹杂着四五次补拍，剧组一次次重返三峡，和正在消失的城市、废墟抢时间。拍到后来，副导演韩杰绝望了，坐镇后方的剪辑指导林旭东接到过韩杰的电话：“林老师，你劝劝导演，别再补了。”林旭东还接到过几次贾樟柯的电话：“嘟囔了几句近况，整个人有点颓。”
《三峡好人》剧照
韩杰记得，因为素材量问题，《三峡好人》经历了漫长的剪辑期，“特别仓促，到后来大家都不太有信心了”。仓促到什么程度？林旭东皱着眉头，回忆了《三峡好人》的威尼斯之旅。也算得上是人在囧途了。后期做到最后一刻，还来不及输出，导演就得往机场赶了。“得亏那天国航晚点，贾樟柯中午赶到，才上了飞机。”林旭东记得，那天大家从北京出发，在慕尼黑转机去威尼斯，不出意外，十几个小时后，就能享受水城明媚的阳光。但那天也怪，飞机莫名要转去华沙加油，到慕尼黑后已经来不及再飞威尼斯。大家只能在当地过夜，“贾樟柯还跟空姐吵了几句，他心里急，脾气挺躁的”。另一路人马也不太顺利。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制片人周强守在电脑旁，片子一输出就赶快打包拷贝，准备往机场赶。周强是香港人，他原计划是从北京飞香港，再从香港赶去威尼斯。没想到片子做到这么晚，北京飞香港的机票早就没有了，“只好飞去深圳，再坐火车入港，好一顿折腾”。最后，周强和贾樟柯一行人到威尼斯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考验还没结束。受费用和拍摄方式限制，《三峡好人》是用索尼手持摄像机拍的，转成胶片后，谁都没在大银幕上看过。周强一到，大家就跑去电影宫测试拷贝，“画面一出来，没问题，这才踏实了”。几天后，《三峡好人》在威尼斯首映，电影放完，林旭东觉得有戏，“碰到好几个欧洲影评人，大家都特别喜欢”。如果《三峡好人》没能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韩杰不确定贾樟柯后来的事业和电影风格将转向何方。《三峡好人》之前，首部上映的大银幕电影《世界》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试图做一个华丽的包装，但外界认为，概念大于内容，批评声挺多的。”韩杰说，当时，工作室正转为公司化运营，大家都没有经验，资金一度吃紧，“所以，《东》和《三峡好人》的预算非常有限”。后来，贾樟柯不止一次说，《三峡好人》让他又找到了拍《小武》时的感觉，粗粝却真实。如今回看，《三峡好人》和《小武》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贾樟柯面对的都是“拆”这个社会现实，拍摄过程都缺钱，做《小武》时是名不见经传，作《三峡好人》时是他第一次面对质疑，这些负面因素和历史性的三峡工程相撞，碰出了火花。
剧本是仓促写完的，贾樟柯带着两个副导演找了个咖啡馆，他站在那自言自语地表演，副导演记录脚本，四五天就弄出个剧本。《三峡好人》拍了很多广角加长镜头，韩三明和赵涛在工地里走来走去，专门等那些工人从屋顶往下扔材料的时候，贾樟柯想捕捉现场的烟尘和破坏感，相较于人的情绪，《三峡好人》里环境的情绪更动人。“那是一种在新闻敏感性下产生的创作欲望，到了现场，他很快忘记剧本本身，进入了一种几乎是应激反应的拍摄状态。”韩杰说。《三峡好人》得奖，贾樟柯事业上一下子拨云见日了，一回北京，就有公司找上门想拍广告，下一部电影的投资也有了着落。但有些事再也补不回来了。那年春天，父亲去世，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依靠。“那之前，贪玩，只想着拍电影。照顾家庭，照顾母亲，父亲走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他说。
除了拿奖，上一个本命年，贾樟柯还谈下一个大项目——跟香港导演杜琪峰合作，拍部古装片《在清朝》。电影筹备的消息传了12年，直到2018年，又一个本命年，《在清朝》依然是个传说。“没办法，产能过剩，我对历史感兴趣，但总有现实的、鲜活的想法出来，这两部分总在打架。”贾樟柯说，当年，《在清朝》的预售非常好，这会儿，老板已经把钱一家家退回去了。“历史的东西什么时候拍都行，时代的变化现在不拍，一转眼就过去了。”印象中，贾樟柯一直在拍“拆”。长片处女作《小武》的灵感来源于老家汾阳那条老街的拆迁，旧的街道没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瓦解，人际关系也变了。执着的小偷“小武”成了好兄弟中唯一活在过去的人。
电影《小武》剧照， 这大概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以小偷作为主角
《三峡好人》也在拍“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迁徙。这类社会性事件总能引起共鸣，当年，师弟程青松看完《三峡好人》心情复杂，老家云阳位于奉节和万州之间，电影里的山水草木他都熟悉。2002年，他从北京回家，老家的搬迁已经基本完成，高中班长带着他在新城里转，告诉他每条陌生街道、每个社区的名字。“在北京，我是个异乡人，回到家乡，依然是个异乡人。”这种无根的漂泊感他在《三峡好人》里又感受到了。到了《二十四城记》，“拆”不再是故事背景，而是成了故事本身。四川成都凋敝的国有大厂，被地产商买下，不久后，那里将拔地而起一片商业地产。2008年，奥运年，国内的房地产业正迅速崛起，贾樟柯又抓住了这一选题，尽管因为与地产商有合作，电影一度被诟病。“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房地产的影响，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时间点，《二十四城记》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我一部分宏观思考能力，我很高兴，10年前能触及这样的题材。”贾樟柯说。
《二十四城记》剧照
除了“拆”这个母题，贾樟柯对当下的政策、生态也很关心，他常常用这些社会议题拍些短片，一边参与公共讨论，一边研究电影形式上的创新。雾霾最严重那几年，他拍了部《人在霾途》，随后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堪忧，开始时不时地回汾阳住一阵子。在他去年参与的金砖五国短片集《时间去哪儿了》里，“二孩”又成了他讨论的话题，在他拍的短片《立春》里，老搭档赵涛和梁景东饰演的一对中年夫妻，因想生二胎而找回了爱情的甜蜜，网友和影评人一度戏称电影为“二孩宣传片”。贾樟柯不常用社交网络，但偶尔会点开看看。有些电影灵感故事源于微博热搜。“河北的、山东的、广东的事件，一段时间内全跳到你的页面上，这种新的呈现影响了我拍电影的结构。”贾樟柯说。有一年，他的一部电影本是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的大热门，但最后都落了空，影评人木卫二正好是当年的评委，他说，几个台湾评委觉得，“贾樟柯太着急了，太想把社会和事件呈现出来，电影余味不足”。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现实”的确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贾樟柯构建电影的方法。录音师张阳是贾樟柯的大学同学，两人经常一起讨论电影。“他不是在戏剧性、电影匠人这个层面拍电影，绞尽脑汁怎么用技巧和戏剧冲突把观众骗进去，当然，那也是好电影。为什么他这些年高产呢？因为他的创作贴着社会这条线，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推动他有很多想拍的东西。老贾用生活中的素材，再融入自己的美学和电影观念，这是他的创作方法。”张阳说。
2013年5月18日，贾樟柯在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上（受访者 供图）
从《小武》开始的题材倾向也决定了贾樟柯的拍摄方法和演员的选择，他需要最灵活的拍摄和最不出挑的演员。师弟程青松还记得，《三峡好人》投资几百万元而已，但后来，贾樟柯总开玩笑说，这电影是过千万的投资。当时，他想拍一个爆破的场景，可三峡拆迁已经接近尾声，已经很少有爆破工程了。“有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个新闻，其他地方一个大楼正准备爆破，他赶紧拉着剧组去拍了那场价值八百万元的爆破。”程青松说。
“也不怪一开始电影学院没把他的电影当回事，他颠覆了学院派教的很多东西。”同学顾峥记得，这问题，贾樟柯在自己的文集《贾想1》里也提到过。《小武》做后期时，他不断和最早的录音师凌小玲强调，声音要“糙点，再糙点”。等到他要凌小玲加入大量流行音乐时，两人的分歧变成了冲突。录音师无声地离开了录音棚，贾樟柯只好找来同学张阳救场。对于《小武》的选角，当年身为副导演的顾峥也不太理解。“大家都挺纳闷，好几个人和我说过这事儿，当时我也不懂，虽说王小帅《冬春的日子》也找了刘小东和喻红做主角，但还是艺术范儿的。当时看，王宏伟太普通了。”后来，大家才明白，这种能融进人群中的普通面孔恰好就是贾樟柯选演员的偏好。在评价赵涛在《江湖儿女》里的表演时，贾樟柯用到了“现代性”三个字。“她有超强的融入环境的能力，不管演什么，她都能和人物无缝对接，她从来都不是个外来者，她就是那环境里的人。”贾樟柯说，当年他选赵涛演《站台》看中的也是这个，只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赵涛的演技更柔韧有余了。
赵涛是贾樟柯电影的御用女主角，某种程度上，赵涛的表演体系是贾樟柯塑造的。“他把要演出来的点提示一下，其他随意发挥。从《站台》起，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赵涛说。演《三峡好人》时，赵涛整个人都是懵的，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传说中的剧本，“只知道我叫沈红，来这边找斌哥”。大部分的戏都是在废墟和广场上走来走去，“不知道从哪走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后来，赵涛接拍了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的电影《我是丽》。“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完完整整的剧本，太踏实了。买了各种颜色的彩笔，标注了各种对人物的看法，情感上的处理方式，整个剧本像个画册一样。”尽管赵涛把在贾樟柯那难得一见的剧本视作珍宝，但到了拍摄现场，她还是露出了贾樟柯御用女主角的一面。意大利人用严谨的方式拍电影，所有表演都事先排练好，到了现场，赵涛总觉得不太对劲，“特没意思，没有新鲜感了”。她不得不和导演沟通，要求演得即兴一点。最终，赵涛凭《我是丽》拿了两个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逼得贾樟柯开始反思自己。在《小武》的扮演者王宏伟的印象里，演了那么多年贾樟柯的戏，几乎就没有排练这个动作。“只有那么一次，是一场我把姑娘按倒的戏，可能是怕不好意思，借了个办公室，试了几次。”就这唯一的一次排练，王宏伟都觉得多余，“要我说，就直接拍”。“贾樟柯的导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种小聪明和临场应变能力，是导演里少有的。”《小武》结尾那场群众围观的戏就不用提了，拍戏时，马路上过一辆送镜子的三轮车，贾樟柯看到了，觉得影像上有意思，马上把人家拦下来，拽住，重新走一遍，“这类事，在他的电影里太平常了”。王宏伟成为贾樟柯电影里的男主角是从短片《小山回家》开始的，那时，同班同学王宏伟、贾樟柯、顾峥成立了个“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对于这个小组的成立，三人说法不一。在地下电影圈和影评界的传说中，贾樟柯是小组的牵头人。王宏伟却记得，最先提起成立个电影小组的人是他，他和顾峥两个人在安阳商量了这件事，后来被小贾先提了出来。顾峥倒是记不清了，他年纪最小，当时的想法只是，跟两位大哥学点东西。
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员合影（受访者 供图）
当年，这个电影小组在学校里很活跃，文学系实操拍电影的机会少，他们就到处蹭机器搞创作。作为师弟，程青松还没入学就认识贾樟柯了。当时，他去电影学院考学，蹭住在邱永波、顾峥的寝室。贾樟柯正好要拍个学生作业，想找个考生弄个小纪录片。程青松是现成的拍摄对象，考试那几天，贾樟柯几乎与他形影不离，考场、体检室、看榜、食堂、寝室……能拍的都没落下，还见缝插针地把程青松拉到河边做采访。当时，程青松觉得挺奇怪的，“一文学系的拍什么片子啊”。因为这段前缘，一入学程青松就和贾樟柯他们混在了一起，“几乎全程见证了《小山回家》《小武》的诞生。”和前辈相比，“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审美的确更开阔了。1995年，贾樟柯大三，那年国内开始举办各种电影回顾展，英国、法国、西班牙……各个国家新的、老的电影都能看到，一年能多看几十部电影。那几年，程青松总和师兄们一起看电影，他至今都记得，“那年放一部西班牙电影，里面有女人裸体，放映员拿一片玻璃挡着，观众都喊着抗议”。后来，贾樟柯说过，看电影和了解电影史对他拍电影是至关重要的，“你就知道自己拍的东西坐标在哪儿，还有什么可以创新的地方”。但他又说，拍《小武》的时候，没考虑这些，纯粹是内心情感的驱使。当年，贾樟柯花费几十万元，回老家拍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小武》，电影里的街道是他从小混过的地方，小武和朋友们身上也有他和老家兄弟的影子。从《小武》的后期制作开始，张阳成了贾樟柯的御用录音师。在这之前和之后，他都是清醒乐队的键盘手。贾樟柯喜欢香港流行金曲，张阳热爱摇滚，但音乐喜好不同在做电影这件事上没有影响。“念书时，他也给过我歌词，想弄一首叛逆点、摇滚点的歌，后来没写成。”张阳觉得，跟贾樟柯一起做电影就跟他们搞独立音乐似的，“不用签这签那的，也没人管你，特别自由”。
张阳和所有主创一样，第一次看《小武》是在电影学院对面的洗印厂里，当时，还有几拨人在弄拷贝、看片子，“大家都会乱窜，看看旁边放什么，串了几个门发现，片子都挺烂的，大伙儿就挺高兴”。电影一出来就遭遇了和大多数第六代导演相似的命运——在国外和影迷群体中得到赞誉，却无法公映。从代际上划分，因为《小武》，贾樟柯被划入了比他早四五年完成处女作的“第六代”导演行列。但一直以来，他都不太认可自己“第六代”导演的身份。1998年，在和“上海101工作室”几位负责人的对谈上，他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从年龄上来说，可能差不多，30多岁。但从电影上来说，可能还不太一样，关注的东西，电影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在曾经的副导演韩杰看来，贾樟柯的确比其他第六代导演走得更远一些。“第五代还是权利感和文化负担太重，到了娄烨、王小帅他们，开始关注个体，但感觉上他们还在那个体系里，张扬是电影世家，王小帅美院附中的，关注的个体也相对边缘和精英，总觉得他们还在对抗什么。到了贾樟柯，无论从出身还是拍摄题材上，都回归到普通孩子身上，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了，这让太多人看到了希望。”程青松也是像贾樟柯一样的小镇青年，他看王小帅、娄烨的电影也觉得好，但拍的都是艺术家、文艺青年，精神上有共鸣，生活质感上还是隔着。《小山回家》和《小武》不太一样，那些破败的县城、无所事事的小青年他太熟悉了，那就是曾经的他，和他的生活。
在《小武》和第二部《站台》不能公映的那几年，贾樟柯拿着拷贝，到处给人放电影。“有阵子他还挺兴奋，觉得这个电影啊，本来是工业化的东西，怎么有点像摇滚乐队演出了？挺逗的。”张阳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做独立电影放映的组织并不多，无非是上海的“101工作室”、广州的缘影会、北京的实践社几个有点名气的，贾樟柯很早就和他们建立了联系。1998年8月，当时“101工作室”的负责人徐鸢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贾樟柯。见面在朋友家里，三四个人，聊了一整晚。“那时还没看《小武》，大多时候都是听他在讲。”后来，徐鸢把那场谈话整理成文字，几年后再看依然觉得意识超前。见面的第二天，“101工作室”在另一个朋友安排的会议室里做了场《小武》的放映，当天去了四五十人，不大的会议室里挤得满满的。“讨论从没那么热烈过。”按徐鸢以往的放映经验，映后交流环节最多十几个人发言，但《小武》放映那天，几乎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大家情绪都很激动。“那会儿来看放映的大多是贾樟柯的同龄人，就跟你们今天看到毕赣一样，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很多人都跃跃欲试，几个月后，徐鸢到北京出差，又见了贾樟柯。那次，他带去了3部社员拍的短片，3个故事都以小偷为主角。同样受到贾樟柯鼓舞的还有韩杰。他算是贾樟柯的老乡，生在孝义，距汾阳不到五十公里。贾樟柯凭《小武》走红地下电影圈那几年，他在太原开了个录像带、VCD租赁店。店里的东西十分之一是正版，剩下的都是盗版。韩杰是典型的受益于盗版的一代人，那几年，他拉着奥斯卡片单看了不少电影，第六代导演的片子也偶尔能遇到，“但那会儿三线城市还没传来贾樟柯的《小武》”。韩杰第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在一次《站台》的放映活动上，“三里屯那边一家咖啡馆。”当天的放映环境糟糕极了，咖啡馆很洋气，都是透明的玻璃，放映前贾樟柯组织工作人员，用各种能用的东西盖住屋顶和四面墙，但怎么盖都还是漏光。七八十人聚在一起看了场画面灰蒙蒙的电影。韩杰觉得无所谓，“还是好看，大家都挺高兴”。放映结束后，韩杰毛遂自荐，给贾樟柯邮寄了自己拍的一个短片，就此进了贾樟柯的工作室。一边给贾樟柯做副导演，韩杰一边筹拍自己的电影。“《赖小子》肯定是受贾樟柯影响。”那是一部残酷的青春片，孕育故事的土壤是韩杰的老家孝义，“故乡的个体，再关联到一些社会现象，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上世纪90年代末，林旭东还不是贾樟柯的剪辑指导，当时，他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经常去法国文化处看电影，时间久了，就和那边的人混得很熟。有次文化处一位负责人向他推荐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导演，还借给他一盘录像带，那盘带子是法国版的《小武》。林旭东看了很喜欢，法国人就又组局，介绍他和贾樟柯认识。“在文化处对面的一家饭馆里。”出现在林旭东面前的是个圆圆胖胖的小个子，二十七八岁，“怎么看都不像是电影学院出来的”。“说来奇怪，最早关注贾樟柯的不是电影学院的师生，反倒是那些知识分子、搞文学、搞当代艺术的。”当年，林旭东帮忙做过几场《小武》的放映，陈嘉映、李陀、西川、欧阳江河等一群知识分子、作家都去看了，看完都很兴奋。当时，陈丹青还在纽约，林旭东给他寄了盘带子，他跑去刘索拉家一起看，看完也觉得了不起。也有人把片子给北岛看了，北岛看完也说好。“就是这样，《小武》在知识分子圈里成了热门话题。”林旭东说。学院派对贾樟柯的态度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的？1998年年底，《小武》登上了法国《电影手册》的封面，当时的主编夏尔·戴松还写了一篇评论。“这下算是给《小武》盖了章了。”林旭东说。《小武》和贾樟柯的确经历了一个慢慢发酵的过程才逐渐被行业内外认可。贾樟柯是导演里和影评人、媒体走得最近的，在这一点上，他更像欧洲知识分子型导演。“三十出头，和大家没有距离。他是电影理论出身，很重视自己的电影评论这一块，法国、德国、意大利甚至巴西对他电影的评论一出来，他都很快会阅读、整理。”木卫二说，“对待电影评论，贾樟柯的态度也很宽容。像陈凯歌就不能容忍网友对《无极》的调侃，冯小刚总和评论界对着干，张艺谋、娄烨都不太理这些。相比之下，贾樟柯就温和多了。”“贾樟柯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要让自己的电影以各种形式传播。当年，他找张献民帮忙翻译了很多法国关于他电影的新闻、评论，大多发布在比较权威的媒体或学术杂志上了。他也是很早开始出版电影剧本的导演，每部都出，已经是个品牌了，这也给他的电影增加了一个传播维度。”程青松说。2004年，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第一次登上大银幕。“他挺有头脑，那时候电影宣传，跑路演的不多，贾导带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王宏伟说，尽管电影票房差强人意，但那是市场和题材的原因，在宣传上，贾樟柯很在行。
《世界》剧照
为了宣传《江湖儿女》，贾樟柯第一次上了电视真人秀。在《我就是演员》的录制现场，飞行嘉宾贾樟柯远不如台下那样自如，他不太懂电视节目的录制节奏，主持人提醒他，要在几位选手之间来回多走几次再做出选择，以制造悬念。他尝试一下，走了两圈就放弃了。主持人又让他临时出个小品题目，让演员再比上一轮。他出了题目就坐在座位上边看边笑，完全忘了喊停，导师章子怡提醒，他才知道还有这个操作。
“如今，为了一部电影要消耗的无谓事情太多，协调、沟通、解释，甚至发行，导演都要冲在前面。”贾樟柯对当下电影的宣发体系不满，但还是积极配合。“成本他早就有途径回收，还是想更多人看到电影吧。”郝蕾给程青松讲过她觉得贾樟柯是真爱电影的一个瞬间。2008年，她参演了贾樟柯的一部短片《河上爱情》，她在机场遇到了导演。当时，导演蹲在机场的角落里，抱着笔记本发资料。“干吗呢？”郝蕾问贾樟柯。“在发稿子，我想让大家知道我这个电影啊。”郝蕾一下就感动了，贾樟柯回答得特别坦然，没半点掖着藏着的意思。很长一段时间里，贾樟柯都以“独立电影导演”的身份出现。这个标签意味着很多事，其中有一条最为醒目：没钱。他在很多场合都解释过，自己没那么苦，靠电影能养活自己，还能赚点钱。《三峡好人》之后，他的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接拍商业广告。“大学时就开始，那时，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来源。《小武》之后就不拍了。”贾樟柯说，2006年之后，《三峡好人》得了奖，国内经济也好起来了，品牌需求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客户都开始找他拍广告。“找得多了，我得有自己的规矩，不拍功能性广告，只拍品牌广告。”那几年，他给化妆品拍广告，讲的是美丽与女性的关系。给银行拍广告，聚焦的是品牌的百年历史。有时候拍得好，广告也成了自己的作品。《二十四城记》一度被视作贾樟柯拍的最出名的广告，他至今觉得，那是对他最大的误解。张阳也总听朋友争议这事。他只记得，《二十四城记》是在老北影厂混音的。北影厂要集团化，得重新规划，大家一边在里面干活，一边听到窗外搬家、拆房子的声音。那阵子，现实和手头电影里的故事高度重合，混音的老师都快看哭了。“所以，你能说它是个单纯的大广告吗？”当然，连张阳都不否认，贾樟柯也会摸索一些所谓的商业性和观众喜好，“但不是创作层面的，更多是技术性、制作上的。”比如，《山河故人》开始，他的电影在制作上更接近一个商业片，宣发方式上也更像大多数院线电影。《小武》时，贾樟柯和张阳由着自己的喜好，在声音上加了很多粗糙的东西，那种美学倾向是他们，现在电影要面对更广泛的受众，得有个制作精良的外壳，“在制作上就收敛很多了”。
贾樟柯选择更平衡地往前走，他不是那种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最好的对比就是姜文，他徘徊在极端的自我表达和极端的商业化之间。”张阳觉得，贾樟柯正好相反，他的电影和他做的事都相对温和，有权衡的部分，“但内在的核是很硬的”。2013年，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来中国拍《汾阳小子贾樟柯》。“11月正是电影原定上映的日子，有阵子，我和余力为都在北京，塞勒斯就想让我、贾樟柯和余力为聚在一起，拍些三个人瞎聊天的画面。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约在北太平庄一家书店咖啡馆，刚坐下没多久，贾樟柯接了个电话，再回来就一脸沉重。”原本轻松的氛围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贾樟柯当时非常疲惫，甚至说，未来4年都不再拍电影了。这段沉默被塞勒斯剪辑在《汾阳小子贾樟柯》里，没什么对话，只留下了当时的情绪。
“但他很皮实。”张阳说，“那段时间，他回看之前的一些影像，打算剪一个纪录片，慢慢有了《山河故人》的灵感，没过多久，就又兴奋地和我讨论新电影了。”“他也是个职业化的管理者，知道如何运作一个公司，尊重这个游戏规则。”平遥国际电影展首席执行官梁嘉艳说。在被贾樟柯拉来做影展之前，梁嘉艳为服装品牌“例外”工作，贾樟柯电影《无用》中的女主角马可就是“例外”的创始人之一。“所以，在电影节之前，我们就有过几段紧密合作的时期。”梁嘉艳说，当年她从上份工作中离职，贾樟柯是第一个打电话问候她的人。梁嘉艳还在“例外”时，品牌曾和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有一次合作，“研发一些衍生品。”有一次在广州总部开会，梁嘉艳去机场接贾樟柯，等了一会儿，就看见导演一个人背着个小书包出来了。“他从香港来，一脸疲惫。”两人回到公司，会议室里坐着会员、品牌、市场、销售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多是第一次见贾樟柯。原本以为这会是个冗长的会议，谁知道，贾樟柯一落座就自己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文字辅助，逻辑清晰，考虑全面，甚至在执行上都帮大家分好了步骤。“所有人都震惊了。”梁嘉艳回忆。她与贾樟柯的工作交集大多是事务性或商业性的，刚接触时，她就觉得，贾樟柯是个艺术家，但又不像个艺术家。“他身上有很多企业家的特质。”贾樟柯的决断力让梁嘉艳意外，艺术家总要把事情做到极致，很多时候不惜代价，但贾樟柯不是，“有些事负担太大，他反而会劝我们放弃，一点都不纠结”。在《江湖儿女》里，梁嘉艳献上了自己的大银幕首秀，演“大学生”刁亦男的妹妹林家燕。“导演说，这个角色是照我写的，背景、性格都类似，就开玩笑说，要么你演算了。”当时只是句玩笑话，后来见了很多演员，都没找到太合适的，导演就又回头和梁嘉艳说，“来吧，就你演了”。
梁嘉艳觉得，这太儿戏了，“这些年导演的演员都是这么选的？”进了剧组，她看到了贾樟柯的另一面，和办公室、电影节上见到的那一面有点不一样，“会坐在角落里沉思，谁都不太敢打扰。”她不是演员，但有场戏挺需要些演技。她和赵涛，爱着同一个男人，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她打算向赵涛摊牌。那场戏台词不少，情绪复杂，还是大特写，梁嘉艳怎么都演不好，“拍的还是菲林，压力更大了”。大多数时候，两人相对无言，贾樟柯偶尔提点她几句。“那是个特别感性的状态，那会儿你才觉得，他真是个导演。”
宋诗婷
一个“战时”很没用的文化记者
26分钟前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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