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很多文人被贬的时候，或者说在政治上失败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将陶渊明或者苏轼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柱，在他们那里获得了一种共鸣。”周裕锴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中说道。
周裕锴为《苏轼全集校注》主编之一，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禅宗语言》《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等作品。周裕锴（缓山 摄）
三联生活周刊：有观点认为，苏轼在当代视野中不仅是一个文学大家，也是一个文化偶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文人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您是否赞同用“文化偶像”来描述苏轼？周裕锴：如果从当代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偶像”现象确实存在，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描述。偶像这个词是与粉丝相对的一个概念，谈到偶像，往往是无限崇拜的，这样就很难推动思考。我觉得苏轼本人并不会喜欢这个词。历史上，从苏轼去世，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以前，苏轼往往被视为文化典范，我更加赞同这种定位。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您认为还有哪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典范？苏轼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周裕锴：如果是文学家的话，杜甫、李白、陶渊明，这些都可以算文化典范。但是如果从整个文化史来看，苏轼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只有孔子在文化上的影响超过了苏轼。和李白、杜甫相比，苏轼兼有多种身份，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他留下的话题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多的。举个例子，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近年来我被不少人邀请去参加各种会议，讨论苏轼的法学思想、苏轼的税收思想、苏轼的廉政思想、苏轼的教育思想，等等。这其实从侧面印证了苏轼的思想的丰富性。比如说法学思想，苏轼考中进士的那一篇文章叫《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就谈到了疑罪从轻，这个思想是很先进的。
苏轼 (1036-1101) 清 叶衍兰 绘（图｜视觉中国）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苏轼在诗、词、文、书、画这五个方面都是宋代顶尖的人物。他也有丰富的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的思想。甚至他在中药方面都颇有研究，他的药方和《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记载的药方被后人收集在一起，合编为《苏沈良方》。并且，苏轼不仅关注儒家的经典，他对道教的炼丹术、佛教的理论、禅宗的思想，也有很多的了解和实践。所以儒释道这三者在苏轼身上都有体现，而且结合得比较好。他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用道教、佛教的思想来修养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博学多才的人。三联生活周刊：苏轼屡次被贬的经历对他的这种文坛地位有怎样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增加了他的传奇性？周裕锴：苏轼被贬的经历，其实对他的文坛地位没有太大的影响，反倒是对苏轼自己的影响比较大。苏轼曾经总结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就是说他每被贬一次，他对人生的理解就更深入了一层。比如在黄州的时候，他开始大量阅读佛教和老庄的书。可以说当时他的文风就开始有所转变，变得更加汪洋恣肆、纵横驰骋。在他的《赤壁赋》和《念奴娇》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佛教的影响，比如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灰飞烟灭”这四个字就出自《圆觉经》，“人生如梦”也是来自《金刚经》。他的《赤壁赋》里，“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段的议论是受到佛教文献《物不迁论》的影响。后来很多《赤壁赋》评点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苏轼在黄州的时候，他其实对朝廷还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被重新召回去，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正值壮年，所以还会有“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这样的感慨。他在黄州的时候，还曾经评价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对杜甫的评价，其实也说明那时苏轼是非常提倡“忠”的，忠于朝廷，忠于皇帝，苏轼性格的这一面可能多多少少被当代人忽视了。到了惠州和儋州以后，苏轼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用复旦大学王水照老师和朱刚老师在《苏轼评传》里面的话来说，苏轼到了惠州和儋州以后完成了“由臣向人”的转变。他开始更多地跟当地的平民百姓交往，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普通人。在后世的苏轼画像《东坡笠屐图》中，他往往拄着一根拐杖，戴着一顶斗笠，穿着一双木屐，这正是苏轼晚年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现在流传下来的东坡画像，很少有他戴着官帽的，这一点他的画像比杜甫还像平民，杜甫的画像里面还有戴着官帽的，但是苏轼往往戴着民间的斗笠。东坡戴斗笠的画像，不光是在中国宋元明清时期有流传，而且远播日本、韩国。有意思的是，苏轼不断被贬的经历，其实使他对文人和普通人的影响力、吸引力更大了。苏轼的这种遭遇——直道而行，却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中国历朝历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后世很多文人被贬的时候，或者说在政治上失败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将陶渊明或者苏轼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柱，在他们那里获得了一种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谈到贬谪黄州后，苏轼在诗词中有很多的被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从经历看，他在为官杭州期间，就和辩才等高僧常有谈话和诗文唱和，您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苏轼在天台宗和禅宗之间的徘徊。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苏轼在遭贬谪前后，对于佛教的理解有什么差异？他对佛教的理解对同时代文人有什么影响？周裕锴：苏轼在遭贬之前，已具备相当多的佛教知识，也喜欢和僧人交往，但在贬黄州之前，佛教和禅宗更像是供文学创作的一般思想和语言材料，他也曾经写过《中和胜相院记》这样的文章批评佛教徒。换句话说，在遭贬之前，佛禅对于苏轼来说，相对更像是一种供谈资的“口头禅”。贬官黄州之后，佛教更多地成为一种排解苦闷的精神良药。第二次到杭州做官，已经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所以他和辩才的交往就有了更多的共鸣。而后来贬官惠州、儋州之后，佛禅的精神已渗入他的骨髓，成为他安顿生命的精神支柱。当然，说到底，佛禅对于苏轼来说还是一种解脱痛苦的需要，他的底色还是儒者，不是佛教徒。
《苏东坡》剧照
在宋代僧人的眼中，苏轼的佛禅并不纯粹，虽然有不少禅宗典籍会借助苏轼的言行来扩大影响，但是在严肃的禅师眼中，苏轼多少有点门外说禅的味道。同时代的人里面，黄庭坚更像真正的佛教徒，有佛教信仰，中年曾写过《发愿文》，皈依佛教。
苏轼对佛理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对佛禅的兴趣影响到同时代和后世的文人，有不少文人学佛可能是受到苏轼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因为佛禅在宋代基本上属于一般知识信仰，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圈子里几乎出现“不学禅，无以言”的现象，苏轼、黄庭坚对此风气有推动作用，但更多的是社会风尚，因为王安石晚年也好谈禅。三联生活周刊：就您个人的观点，苏轼的诗或词里面，有没有一两首非常能够体现苏轼人格的特殊性，而后人可能谈论不多的？周裕锴：我们讨论非常多的诗词，应该是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类的，它们通常体现了苏轼潇洒的人生态度。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苏轼只看成一个潇洒旷达的快乐天才，苏轼心直口快、正直敢言的这一面好像人们谈得就比较少。苏轼有一段话我其实非常喜欢：“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我的语言从我的心里面发出来，从口里面冲出来，我吐出来就得罪人，我吞进去就得罪自己，但他说我宁愿得罪人，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吐出来。这段话后面还有一个解释：“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意思是说一个君子他对于善的东西，就像看到美女一样喜欢，看到不善的东西，就像闻到很臭的东西一样讨厌，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思考，所以他说话就不怎么计较后果。苏轼的这种思想，其实也体现在他不太有名的两句诗中：“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好诗从我口里面冲出来的时候，谁能够进行选择呢？庸俗的人要怎么评价质疑我，我根本不屑于听到他们的声音。正因为苏轼是一个心直口快、没有城府的人，他才会不断被贬。没有城府，就是对善和恶抱有本能的爱和恨，见到善的东西就勇于为之，见到不善的东西就勇于恨之，根本不去计较后果利害。苏轼心直口快、正直敢言的特点，在我们的苏轼偶像热中，我觉得其实是被遮蔽的一面，但他这种正义的精神，是非常具有文化内涵、非常值得提倡的。
三联生活周刊：苏轼以外，对其他宋代文人，您在研究中格外钟情黄庭坚，听说您的黄庭坚读书会已经持续了10年。您为何对黄庭坚有这么深的兴趣呢？他在苏轼的“朋友圈”里有何特殊地位？周裕锴：我对黄庭坚的兴趣主要在于他的诗歌艺术特点非常鲜明。苏轼曾经有一首写给朋友的诗，下面标明是效仿“庭坚体”的。在与他同时代的人里面，苏轼只把黄庭坚的诗称为一种“体”。其他苏门四学士的诗，苏轼都没有仿效过，唯独仿效过“庭坚体”。在苏轼的“朋友圈”里，黄庭坚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黄庭坚把苏轼当作老师，但是苏轼往往把黄庭坚看成朋友。苏门四学士的其他三人，秦观、晁补之、张耒，他们跟苏轼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苏轼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学生。但苏轼对黄庭坚是很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说，苏轼当翰林学士的时候，曾经推荐过黄庭坚来取代自己，他向朝廷写的一篇推荐信《举黄庭坚自代状》，其中有两句，“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对黄庭坚的品德和文章都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这是苏轼其他的朋友都没有享受过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此外，我们知道苏轼和黄庭坚的书法并称“苏黄”，苏门其他文人都没办法跟苏轼的书法相提并论，唯独黄庭坚和苏轼相比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宋代有一个笔记叫《独醒杂志》，里面记载了苏轼跟黄庭坚一起讨论书法的故事，是这么写的：“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苏轼说你黄鲁直近来的字，虽然写得很清劲，但是你的笔势有时候太瘦，几乎就像在树梢上挂蛇一样。黄庭坚就回答说，苏轼你的字，我固然不敢轻易议论，然而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字形扁且浅，非常像石头压了蛤蟆。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都觉得指出了对方的毛病。但他们两个就是开玩笑，双方都不会生气，都觉得对方真的是指出了毛病。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苏黄二人的书法成就，在当时受到的主流评价是怎样的？周裕锴：整体来看，时人认为他们的书法都具有自己的创新性，学古人而又有超越，这是他们两个的共性，就是说不同于古人，但是又有一点古人的韵味，就是写出了自己的特点。有意思的是，苏黄还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书法作品只要一写出来，马上就会被人抢走，拿去收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苏轼和黄庭坚流传下来的诗文，往往有一些不同的版本，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把诗词抄给别人的时候，有时可能要改一两个字，或者记不得原来第一次写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另外写了两个字去取代。这跟他们的书法在当时受到重视有很大关系。三联生活周刊：“苏黄”并称，在书法以外，还指他们的诗，那么在宋诗的领域，他们各自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周裕锴：1983年的时候，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苏轼黄庭坚诗歌理论之比较》，里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苏轼的诗相对而言是天才类的，是不好学的，学不像的。黄庭坚的诗，相对而言人工的技巧比较多。可以说，苏轼的诗在宋代相当于唐代的李白，黄庭坚的诗在宋代相当于唐代的杜甫。所以学黄庭坚的人在宋代远远比学苏轼的多。我们前面也谈到所谓的“庭坚体”，这个“庭坚体”后来又变成了“江西体”，就是所谓的“江西诗派”。江西诗派在南宋前期和中期影响都非常大。但是苏轼就没有一个专门的“东坡体”，也没有“东坡诗派”。因为苏轼提倡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天才，风格多样、不拘一格，所以苏门四学士每个人的风格都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在诗歌的领域，两个人都是领袖级的人物。苏轼如长江大河，波澜壮阔；黄庭坚如悬崖峭壁，断岸千尺。苏轼的诗像水，奔腾起来波浪自涌，比较流畅；黄庭坚的诗像山，读起来相对难以攀登。黄庭坚这种诗歌风格，用文学理论来说，即文学创作的一种陌生化。在宋代这样一个社会氛围内，这些文人学者读书读得多，一般的诗歌写作，他们已经不能感到满足了，所以他们就喜欢去挑战具有陌生化色彩的诗歌风格。这样的情况下，黄庭坚就受到了宋代很多二三流诗人的追捧，因为它是有法可循的，而苏轼是一个行云流水的风格。三联生活周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现当代，人们对于苏轼的关注远高于黄庭坚，黄庭坚在影响力上为何和苏轼的距离越来越远？周裕锴：在宋代，黄庭坚的影响力本来就比不上苏轼。黄庭坚只有在书法和诗歌上能够和苏轼相提并论，而其他很多领域，黄庭坚是没办法比的。苏轼是一个海洋，这个海洋你捞不到底，而黄庭坚就相对狭窄一些。不过黄庭坚在宋代的影响力还是很高的，到了元代、明代，地位就非常低了。到晚清的时候，黄庭坚又扳回了一点。清末的“同光体”诗派，就非常提倡宋诗。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他就是学黄庭坚的，他们这帮人就认为黄庭坚的诗写得更好。但“五四”以后，黄庭坚的地位又显著降低了。同光体、宋诗派的很多人物，其实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些遗老遗少的创作，正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反对的旧文学的代表之一。而黄庭坚作为宋诗派心目中的经典，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冲击。黄庭坚的那种诗歌风格，就更加不符合“五四”以来的审美趣味。需要补充的是，苏黄两人的影响力固然和他们本人的实际成就有关，但同时也和我们现在的文化接受能力有关。黄庭坚的诗和苏轼的诗相比，更加阳春白雪一点，这样它的受众范围就比较狭窄。有的士大夫文人可能很喜欢黄庭坚的诗，喜欢去探寻它内在的一种韵味和那种形式感上的陌生化。但是一般的受众，还是更喜欢脍炙人口的东西。这是我对苏轼、黄庭坚的一些个人看法，比较粗浅。（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4期封面故事，实习记者李笑楠、北京大学中文系魏珞宁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