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在上海大学博物馆举办，《国家宝藏》第三季中，三星堆也即将登场。随着三星堆祭坑再次启动挖掘，人们对坑内遗物和那个远古而神秘的时代再次充满好奇。“祭祀坑”之外，三星堆是一个经历了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城址区域。它承载的历史，不仅在这些神秘难解的器物上，更在于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的城市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它的形成是一个陆续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在复杂化。”在“最美三星堆”的封面中，我们曾采访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他详细讲述了三星堆城址的相关问题，以及近年来围绕三星堆考古的诸多争议。
孙华（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从1986年三星堆1、2号器物坑的发现至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除对出土器物的研究之外，现在的重心更偏向聚落考古和社会考古。请您先介绍一下三星堆古城的城址是如何发现的，现在我们对古城的认知有哪些基本共识？
孙华：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一直在地表，只是早期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是城墙而已。由于有一条马牧河从三星堆遗址中间横穿而过，所以考古学家曾经一度误认为是两个遗址。河北面的遗址区被称作月亮湾遗址，所谓月亮湾是因为该区域的那道耸立在地表的城墙拐了个弯，好似月亮，古代广汉有个景观叫“三星伴月”，“三星”就是河南面遗址区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伴月”之月也就是月亮湾。这些人们可以在遗址中观察到的耸立在地表的景观，之前没有把它们跟城墙联系到一起。上世纪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在遗址的发掘地点就在月亮湾，属于古城的北部。
河南面的遗址区过去叫横梁子遗址，横梁子是指三星堆古城南边那道外城墙。在马牧河南遗址区与河北遗址区的关联性没有被认识到，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周边耸立的宽大土埂的性质还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这里被当作了一个独立的遗址。1980年后，在三星堆地点一系列考古发掘以后，四川的考古学家开始在马牧河南北展开调查，在相继确认了东、西两道城墙后，进一步确认所谓“横梁子”也是一道城墙。曾经认为的两个遗址——月亮湾和横梁子，从此被城墙围合成为一个遗址，故后来将马牧河南北两个遗址区统称之为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地形图，红色年份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城址考古发掘时间记录。
现在我们知道，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拥有高大城墙的城市，不是一个普通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古代国家的都城。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三个时期、三个文化，从史前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到商代晚期，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史前时期宝墩文化的三星堆聚落尽管规模很大，但可能还没有城墙，城墙是在三星堆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陆续修筑的。到了三星堆文化没落之后，随着十二桥文化中心遗址金沙的兴起，三星堆城里住的人逐渐减少，这个城市就基本被放弃了。本世纪的前十年，在三星堆城西北部的青关山地点，四川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该区域的遗存现象与城西南部的“祭祀坑”区域相比，在功能和性质上有很大差异。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考古学家主要致力于三星堆城内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随着城内几道城墙的发现和确认，就提出了三星堆城除了有北城和南城的区分外，在北城和南城内是否还有东、西小城的分划等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三星堆有比较复杂的城市结构，而且它的形成是一个陆续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在复杂化。三联生活周刊：在谈到三星堆时，遗址、城址、古城、古国、文化，这些概念应该如何区分？孙华：这是不同但又有关联性的一些概念。遗址是历史上人类聚居或进行某种大规模专门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已经废弃，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已大部分毁坏，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其基址还大多掩埋在地下，需要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才能够揭示其平面布局等信息。“城址”是遗址的一个类型，它是指历史上城市毁弃后形成的遗址。城市是社会复杂化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随着区域人口的繁衍和资源的紧张，聚落间人们的矛盾冲突会增加，于是产生了聚落防御的需求。在聚落周围营建了防御的城墙城壕等设施，聚落内兴建防御组织者和精英们聚集的大型建筑，周围的人们在战争时节躲进有城防的大型聚落，这些都是城市产生的一些原因。“古城”和“古国”本来是古代城市和古代国家的泛称，被用作远古某一时期城邑和国家的专称时，“古城”往往与“古国”的概念相关联，甚至组合成史前“古城”林立的“邦国”或“古国”时期，以建构“古国”—>“王国”—> “帝国”的古代社会发展进程。至于文化，它是一个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凝固下来的在代际传承的价值观念、社会机制和行为规则，社会的人们据此思维、交流和行为，并且产生和创造具有特征的物质制品或艺术风格。
青铜大立人像（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与同时期的其他城址，尤其是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相比，三星堆城址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和体量？孙华：以青关山大型建筑为行政中心的三星堆城址，面积约3.5平方公里。它的规模与同时代的城址相比，赶不上商代早中期商王朝的首都郑州商城，只比郑州商城的内城（约3.0平方公里）略大一些，却小于郑州商城的外郭城；但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周边的商文化城址相比，如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和垣曲商城遗址，规模又大一些。所以，就规模而言，三星堆是介于商代中央王朝首都和地方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址。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知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仅有青关山一处，基址边缘呈锯齿状，坐落在城西北高台上。它的建筑技术和格局有怎样的特点？是否可以代表早期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建筑的风格特征？孙华：从建筑技术来看，三星堆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本地的宝墩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土筑城墙是以斜向堆土再斜向夯打的方式建造的，故城墙夯土的层理都是倾斜的，地下的基槽挖得也不是很深，跟中原地区深挖基槽、夹板平夯的夯土城墙不大一样。三星堆城的大型建筑形态与中原地区的建筑也有所不同。中原地区采用夯土的台基，青关山大型建筑则在一个很高的台的台面上直接挖基槽，有的基槽外面有柱洞，墙体采用木骨泥墙的方式。从建筑格局来看，中原地区的建筑群呈围院式，但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很典型的院落建筑群的遗址，因此还不好判断该文化的建筑组合。不过，三星堆建筑基址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中原地区的宫殿建筑都是横向布置的，建筑门道的轴线方向与主体建筑垂直；而青关山的这个大型建筑是纵向的，也就是从建筑的两个山墙的方向进出这座建筑，而不是中间。这种纵向的长屋式建筑多见于南方，比如位于浙江绍兴越王允常墓（又称印山大墓）的人字坡顶状墓室建筑，这可能是一种南方建筑的传统。因此从同时期的城市和建筑上看，三星堆与其他地区的古代城址有同有异，某些特征与长江流域关联较大。不过，三星堆是一个复合的文化，其中一部分文化因素来自本地早先的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又是从甘青地区（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比如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三星堆文化还有不少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是多方面因素复合而成的。三联生活周刊：从现在的地貌来看，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干枯得比较严重，河道很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完全干涸。根据目前的调查和研究，三星堆当时的环境、地貌、水系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孙华：古往今来，成都平原的岷江和沱江冲积扇上的河流大多产生过不少变化，与三星堆遗址关联最紧密的河流是沱江冲积扇上的鸭子河。三星堆在鸭子河南岸，现在的广汉城也在鸭子河南岸，鸭子河的位置从古至今应该变化不大。但是，从三星堆城址中穿过的马牧河则变化比较大。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是有序地管理和控制着穿越城邑的马牧河，以保障城市用水并防止洪水破坏城市。为此，三星堆的人们可能在城西马牧河的上游设立了一个分水设施，这个设施有点像都江堰那样，通过这个设施，一部分河水流入三星堆城的城内，另一部分多余的河水可以回流到鸭子河中，这样既可以防治水患，也可能使用一些水上的交通工具，运送材料到城中。被引入三星堆城的马牧河水是从当时城西面的西城墙中间偏北一点的缺口（很可能是一个水门）而入，受到三星堆南北两个小城的城墙兼河堤的约束，然后从东城墙上的一个缺口（水门）流出城外。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还与围绕城邑的城壕和城内的一些壕沟相连接，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给排水系统。当三星堆城没落以后，不再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控这些水利设施，当这些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以后，河流的洪水就会冲毁这些设施并四处泛滥。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超过需求的大量河水流进城内，不仅把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南半段冲毁，还造成了河流改道和左右摇摆，在三星堆城址内形成了很宽的河滩地，因此我们现在看到马牧河的河床是很宽且不规则的，早先并不是这样。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在城内尚未发现属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墓葬，这意味着什么？
孙华：目前三星堆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发现墓葬，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墓地。我们知道，三星堆文化时期是三星堆城的繁盛时期，这时期的三星堆城内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这些人口生前居住在城内，他们死后去了哪儿呢？三星堆城不可能没有埋葬死者的专门场所，因为在此之前三星堆聚落就有专门的墓地——仁胜村墓地——的发现。该墓地位于古城西城墙外，属于宝墩村文化聚落的一部分，出现的时间比三星堆城要早，相当于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并且这些墓葬的规模颇为可观，当时的人们采用的是土葬，墓坑挖得规整宽大，方向与三星堆器物坑和建筑基址相同，坑内有木椁腐烂的痕迹，有的还会随葬玉器以及大型动物部分躯体，这些都跟三星堆形成了一个呼应。所以我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时期，三星堆城人们的葬俗有可能会延续宝墩文化的传统，当然这只是推测。
1986年青铜大立人出土时的场景。（敖天照 摄）
三联生活周刊：通常来看，墓葬坑的发掘，除了出土器物和进行相关器物研究，从城市考古的层面来看，它能提供哪些城市其他功能区无法提供的信息？孙华：没有发现墓地，给研究三星堆城和三星堆文化制造了一定障碍。如果有成片的墓地发现和发掘，尤其是通过全面调勘能够掌握墓地的数量、每个墓地范围大小、每个墓地内墓葬数量、墓葬的等级规模、墓葬和墓地的文化异同、墓地延续的年代等信息，就可以对三星堆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构成、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比例等有一些基本判断。但现在这些情况还都不清楚。而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墓葬就多了起来，再到后来春秋战国的巴蜀文化时期，墓葬的发现就更多了，我们对那个时期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许多信息源都来自墓地和墓葬。发现和发掘遗址的墓地和墓葬，是三星堆遗址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三联生活周刊：1986年发现1、2号器物坑时，两坑的方向一致，一度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但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资料只有这两个器物坑作为样本，资料不全面，不足以支撑材料的理解和解释。直到2019年底，在1、2号坑旁边陆续发现3至8号器物坑，这些坑的朝向也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意味着什么？与城市的整体营建有没有关联？孙华：这8个器物坑，方向都不是正常的方向，都是斜着的，是西北－东南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与城市的方向、城内大型建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包括所谓“三星堆”的那三个土堆，其方向也是西北－东南向。这些现象说明，这些器物坑不会是外来文化和外族入侵者的产物，而是本城人、本族人即本国的人们留下的。他们具有相同的方位观念，才会从排列到坑的开口都是有规则的。对于这个一致的“西北－东南”方位观念，如果判断朝向的话，更可能是朝向东南方向，也就是河流流水的方向，三星堆城大型建筑和三星堆一号坑坑口象征院落浅沟的门道方向，就是这样的。三联生活周刊：您在谈到1986年出土的两坑时，用的是“器物坑”的说法，而不是“祭祀坑”。在其他专家的学术论著中，即使说“祭祀坑”，也多会加上双引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谨慎？
三星堆博物馆内，人们根据想象复原出的祭坛场景（蔡小川 摄）孙华：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如果直接说“祭祀坑”，实际上已经把它的功能定性了，认定这些坑是基于某种宗教观念的用于祭祀目的的遗存。而在三星堆地点还没有全面揭露的时候，在还有一些器物坑没有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坑的功能本身还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个最有可能性的判断。在此之前，用“器物坑”之类相对中性的词更为妥当。1986年两个器物坑出土时，坑内掩埋的很多器物的确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这些像设和器具却不一定是为了祭祀的目的，窖藏坑、墓葬坑、掩埋坑、祭祀坑的可能性都还不能排除。三联生活周刊：您曾谈到三星堆的城市规划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所谓“法天象地”，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古代思想，放在城市规划里，应该怎么去理解？孙华：首先，在三星堆文化的早期，这种规划思想还没有形成，因为这个城市是逐渐形成、逐渐复杂化的。所谓“法天象地”的城市营建，也是在三星堆文化最晚阶段才形成的，以后的十二桥文化的中心金沙遗址和古蜀国最后的都城成都城也有所继承和发扬。我推测，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可能发生了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就是把祭祀区单划出来，规划到贯穿都城的马牧河的南边，以彰显其地位。实际上彰显祭祀场所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彰显神权贵族的地位，把这个专门的场所固定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城市的规划模式。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这种规划思想才开始萌生和尝试使用，有可能还只是一种探索，以后就成为一种都城规划传统。这种规划思想的核心就是：都城的南部城区是神的空间，北部城区是人的空间，中间的河流成为分割和连接的要素。这种城市空间规划可以有多种解释。如果从城市平面的功能格局看，是北部是世俗空间而南部是神圣空间，中间的河流是连接的纽带；如果把城市上南下北竖立起来看，世俗空间即人的世界就是最下面的地面空间，神圣空间即神的世界就是天上空间，两者之间的河流象征水和云气，是天上空间和地面空间的连接地带。所谓天、地、水，是古人最看重的三种元素。在平面的城市规划里，同时有天、地、水的象征，显然是一种“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在古蜀国一直延续，例如金沙遗址的北面是世俗区域，南面则是一个祭祀场所，以后又延续到成都城，从成都城延续到统一后的大咸阳城。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说延续到了咸阳？成都与咸阳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孙华：关于成都和咸阳的关系，过去的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东晋《华阳国志》里说成都像咸阳，或是成都、咸阳同制。由于咸阳被魏破坏得很厉害，魏之前的布局已经不那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就曾经试图用成都来反证咸阳的城市规划。汉代的成都是并列双城，因此有专家指出咸阳也是并列双城，但这种推测或有不妥。首先，从秦灭巴蜀后，蜀对秦的作用以及以上谈到不同于中原的规划思想来看，不是成都学咸阳，而是咸阳学了成都。第二，成都并非并列双城，而是呈“田”字格，河将城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北城中间又有一道南北向的内阁墙，再分为东西两部分，只是汉代的成都没有保留南半部分——因为它不是都城——只保留了北面的两个城，因而造成一种假象，说秦咸阳和成都都是并列双城，其实更早期应该是并列四城。但是秦灭巴蜀后，秦始皇并不满足于继承，还想有新的发展，因此他把所谓“法天象地”的城市规划进行了一些改革，更强调天，而弱化了地。他把当时横贯咸阳城的内河想象成天上的银河，所以才有汉代《三辅黄图》里“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这样的说法。另外秦在渭北建造宫殿，也象征着天上的紫微星，就是天地所居；又在渭南建极庙，以象天极。所有这些都和天联系在一起，把都城想象成人们能看见的星空世界，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大胆规划，甚至超越了后来《考工记》里“法地”的规划思想。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看到的三星堆城市格局最终形成于三星堆文化晚期，但不久这个城市就被废弃。有关三星堆消亡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推测，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孙华：在2001年金沙发现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三星堆是突然消亡的，可能是外敌入侵导致这个古国发展的中断。但现在看来，古蜀文化的传统并未中断。有很多迹象表明，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故，比如两个器物坑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砸过或烧过的残损痕迹，因此产生了几种三星堆王国消亡原因的假说。第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当敌对国家或族群攻破三星堆王国的城池后，烧毁了宫殿神庙，掠夺了城内的人口和财富，导致城市衰退和王国灭亡；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洪水等灾变迫使三星堆人放弃三星堆城，迁居外地；第三种观点，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三星堆王国的衰亡是内部冲突所致。由于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是由辫发和笄发（根据出土青铜人像发饰判断，分别代表神权贵族和世俗贵族）两个族群联合执政，在这样一个古代国家里，联合执政意味着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出现问题。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蔡小川 摄）
在三星堆文化晚期，恰好出现了宗教被过分强调、财富被集中到神权贵族这一方的现象，打破了早先的权力制衡，最终导致内部冲突。在这个内部冲突中，城市破坏严重，神庙被烧毁，神庙中的大量器物被毁坏。新政权稳定之后，鉴于三星堆城以及城内建筑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便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也就是岷江冲积扇下的成都平原中心，也就是金沙遗址的位置，建立了一个新都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的位置在成都平原相对偏北，金沙的位置才是成都平原的中心。这个“内部冲突说”也只是一个推论，金沙延续了三星堆王国主要人群和传统，但在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已经看到辫发的世俗贵族掌握祭祀权力的迹象。金沙王国很可能出现了辫发贵族阶级单独执政，一统天下的局面。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围绕三星堆会出现这么多猜测与假说？即使在学界，有关三星堆的争议也很大，比如基础的分期与命名，至今仍无法达成相对的一致，其原因何在？孙华：围绕着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出现一系列猜测和假说，这与三星堆两个掩埋了大量珍奇文物的器物坑的发现是分不开的。这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铜神像、铜人像（其中不少是铜、木复合的神像和人像，木质的身躯已经不存）、铜神兽、铜神树、铜祭器、铜礼仪用具，以及黄金、玉石、象牙等质料的器物，有许多在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无论是学术界的学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对三星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由于是连续性的，工作不断开展，资料不断积累，人力资源不足，整理工作滞后，现在的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考古资料，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外，就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三次考古发掘的简报和报告，以后的资料一直未能整理发表。考古学者都很谨慎，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妄作引申和演绎，一些涉及三星堆人和文化的来源和去向、与古代蜀国的关系、三星堆人的族属、三星堆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等问题，考古学家多持小心假设和小心论证的态度。这种状况可能引起了一些急切想知道结论的公众的不满，他们也根据他们所知的有限的信息，对三星堆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多种猜测。围绕着三星堆出现那么多假说和猜测，其原因正在于此。关于三星堆认识的歧异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器物十分残破，其原先的组合关系、种类数量、完整形态等都不是特别清晰，需要进行细致漫长的拼合复原和修复研究，才能提供相对完整的信息。由于我们研究者和公众关于三星堆的信息主要都来自这两个器物坑的文物，文物的不完整性导致提供的信息也是破碎的，在连缀这些破碎信息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种种的连缀方式，这也是三星堆认识还存在一些分歧的原因。
青铜人面具 （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2003年主编了一套5册“三星堆文明丛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当时学界对三星堆的研究，其中有两册是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三星堆的研究和解读。与国内一线考古工作者和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对三星堆的研究持怎样的态度？他们关注的重点与国内有哪些区别？近年来又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孙华：由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资料公布较少，目前关于三星堆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两个器物坑中已经修复的文物，国外学者比中国学者（尤其是参加过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学者）更难以把握第一手资料，他们中间有些学者主要是通过自己观摩出国展览的三星堆文物，从中发现和提取相关信息。出国展出的往往是艺术精品，因而国外关注三星堆和研究三星堆的主要是东亚艺术史家，其次才是考古学家。由于日本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具有与中国相似的史学传统，因而也有日本史学家结合蜀国古史传说对三星堆文物进行研究的例子。西方学者比具有“史学取向”的中国学者更加小心审慎，他们主要关注遗迹现象和文物本身的分析，基本不做推测和假说，以至于有中国学者还认为，看了外国学者研究三星堆的论文，总觉得有点隔靴挠痒之感。由于新世纪以来有关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材料公布很少，国外关于三星堆研究的热情也有所下降，相关研究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少了。不过，我相信，随着三星堆遗址新考古报告的即将出版，随着三星堆几个新器物坑的发掘和新信息的发布，三星堆研究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热潮。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9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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