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图，进入三联人文城市奖官方网
在4月8日的三联人文城市论坛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和策展人李翔宁讲述了对“网红建筑”现象背后的思考——网红建筑，快消城市的权宜之计？
⬆️ 三联人文城市论坛
【 李翔宁谈“网红建筑”视频实录】关注“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
观看更多“三联人文城市奖”的精彩视频
口述 | 李翔宁整理 | 孙小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和策展人李翔宁
“网红建筑”现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网红”这个词在中国翻译为celebrity，其实西方BBC称之为social media influencer，就是社会公共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一个中性词，不带有一定的褒贬价值倾向。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样的建筑会成网红？这可能会揭示一些网红建筑背后的道理。我让我的助手搜了一下，参评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这几个作品的百度流量。阿那亚的流量在从2020到现在的一年多里一直处于高位，但也在不断地变化中；而南头古城和徐汇滨江（上海西岸）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量。从图上可以看出，不同项目的流量，基于被关注的程度会呈现出非常剧烈的波动。例如超级文和友在被三联人文城市奖提名和入围后，在建筑圈子里一下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可能很多建筑师之前并不认为超级文和友是一个建筑，它更像是一个类似于好莱坞的布景。超级文和友的创始人说，他们有一个仓库，里面收集了几十万件从拆迁当中剩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老的收音机或门牌，它们都被分门别类地放好。如果你去好莱坞的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看，他们的道具仓库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超级文和友不被认为是建筑。但是随着建筑界很多人的关注，后来在一次全国的规划大会上，超级文和友创始人也去做了主题演讲。所以越来越多的建筑，以及大家在网络上谈论的一些空间和现象，很难再区分它们的边界。而阿那亚、超级文和友、徐汇滨江还有南头古城自觉或者不自觉，或者愿意不愿意地，都被冠上了“网红”这样的头衔。当然，其实在建筑界，网红是不陌生的。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就是建筑界最有名的例子，古根海姆博物馆在这里的建成，给了这座后工业化没落小城一个重新振兴的机会。中国也有一个网红的例子，就是CCTV大楼，它由独特的形象挑战了我们对于传统高层建筑的印象。经常有人批判CCTV花掉了太多钱，我想这不是建筑师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库哈斯的作品在全球传播的效应，给CCTV带来的收益远大于花费。西方人通过这个作品，都知道了CCTV的含义除了是“中央监控系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节目，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和网红建筑密不可分，就是某卫视的一档建筑改造类节目。以前看建筑，大家只看这个作为结果的“房子”。而当剧组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包装后，一个建筑得以和故事相结合。当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不是只看最后的建筑结果，而是会关注从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所叙述的故事。它常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展开，比如董功做的“船长之家”，以各种各样能打动人的故事角度来切入，再展开一个建筑话题，这也是过去5年内所谓网红建筑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例。当然，在阿那亚的“孤独图书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在“一条”的视频发布后，它的点击量飙升。在那一个星期，在所谓“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里，每天要接待上万的参观者，出租车都堵在了阿那亚的小路上。这些都反映出，建筑需要媒体的力量，来塑造自己的影响力。建筑师有时候自己不太愿意被称为网红建筑师，我觉得这取决于建筑师对于网红的一种态度。如果只是统计它的流量，只说它是被大家关注很多的房子，而不牵涉到是否低俗、是否高雅、是否符合建筑师的审美、是否成为和大众的桥梁，在不和这些东西挂钩之后，其实是可以被拿来讨论的。刚刚提到的超级文和友，前几天在深圳开业，排号排到了四万号，排队的人已经从河边跨过了桥，到了河对面。而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也非常喜欢来讨论建筑和流量之间的关系，曾有一位建筑师在展示自己作品的同时，会在旁边放一组数据，来表现每一个作品有多少点击量，有多少的流量。那么，建筑的成功与否，流量是不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安迪·沃霍尔曾说，20世纪后的现代艺术和以前的艺术不一样了，画的价格变成了衡量画家是否成功的指标。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力量。今天的建筑也是一样。接下来看另一个建筑——阿那亚的小教堂，因为符合对当代文化图景的消费和浪漫想象，在网上有非常多的打卡照片。在这里，我们总结了“网红建筑”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有适合拍照的大墙面；第二个需要有一些洞，可以提供框景视点或是特别的光线角度；第三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通过一种奇观式的体验，使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如今，打卡和拍照成为了使用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建筑在当代的生命，不仅由真正去看过建筑的人定义，如今也由网络的力量左右。如果将建筑理解为一个实体的存在，那么它同时在网络上又有一个再生体，或者说是替代物。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建筑的再生体，在网络上的符号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建筑的实际使用的价值，这也是值得建筑师思考的一种现象。现在，浏览图像也成为了空间体验的一种方式。很多人没去过伦敦和巴黎，但也能通过浏览图片知道这些城市大致的样子，图像是进入城市和体验城市的另一种方式。罗恩·穆尔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为何建造》，里面提到在迪拜有一个公式是“（沙+海水）×施工× 营销=价值”。今天除了建筑师之外，很多艺术家也参与了网红建筑和空间的创造，参与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艺术家埃利亚松是一个非常愿意和空间发生关系的艺术家，他在奥胡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顶上，做了一个彩虹桥的空间，国内有好多人想模仿。所以除了建筑师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也能够在城市空间当中创造新的故事。以前我们通常将建筑作为使用工具，它作为“居住的机器”，其工具价值远大于符号价值。以前我们也常说形式追随功能，而现在形式要追随各种各样的说法，追随社交媒体。纽约Vessel造好了以后，在网上形成了很热烈的讨论。纽约有一个建筑评论家，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评论，说这个建筑当然很红，但是他觉得一个建筑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在可以被拍照之外，应该有更多的能让人们来体验的空间。但是也有更年轻的艺术家，写了一篇评论，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今天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参与样式已经从进入这个空间，变成了在网络上打卡。我看到过一个网络调查，说在美国以前14岁就可以拿驾照了，但最近十年，到了14岁年龄就去申请驾照的人好像少了8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分析家说，他们了解到，现在的孩子们更愿意让爸爸妈妈开车，自己坐在后面用手机打游戏、刷图片。网络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连美国那样根深蒂固的汽车文化也被网络所侵蚀了。那公共空间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另外的评判标准？前两天4月1号，有一个新闻说因为纽约Vessel上总有人跳楼，要被拆了。我还没办法验证这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的假新闻，但是我想，这至少说明它又在另一个角度成为了制造话题的主角。在18世纪的时候，人们要去古罗马古希腊“壮游”，去遗迹中考察，体验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化和历史。而在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对着建筑拍照之外，还上手去摸索的，那一定是建筑师，因为他需要摸一摸对于材料的感受。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个是什么材料，是粗糙还是平滑，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在这个照片上，自己和照片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个人化对空间的解读，并不再是由建筑师告诉人们这个空间该怎么用。建筑通过图像和照片被解构了。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现代主义大师的杰作，在媒体的传播中都形成了一种提升。其实很多建筑师朋友们去现场实地以后发现，这些作品和在照片上看到的印象完全不同。刚刚提到，建筑似乎有两个真身，一个是它的真实存在，是你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在你去体验它的真实真身之外，你其实已经被另一个虚拟真身给塑造了，通过图像的建构，你已经知道这个房子“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甚至要创作一个并不存在的“替身”，创作一个看似相像，但其实并不存在的建筑。杭州有一个摄影基地，里面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似乎都在建筑史中出现过，但其实它们只是摄影基地的虚构物。以前我们去世界之窗拍照，那里面的模拟场景是有原型的，比如罗马的斗兽场、比萨斜塔等。但现在造景已经不需要真实的参考了，他们可以从所有的基因当中抽出很多东西，随意地混合，来创造各种场景，以供拍照使用。让·鲍德里亚是法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的研究者，他在书里面曾提到三个序列：仿真、生产、仿造，甚至是一种伪造——不需要真正的真实存在，图像本身已经可以替代真实。使用了真实的符号成为了真实自己的替代；真实的副本令真实不再运转，一个超稳定的程式化的完备描述的机器不仅仅提供了真实的符号，而且短路了真实的运作。于是再也没有真实的产生。——让·鲍德里亚，《拟象与仿真》也就是说，首先图像是对一个深刻现实的反应；接下来它掩盖了一种深刻的现实，即图像使得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下来它掩盖了没有真实的现实；最后它和现实不需要有任何的关系，它变成了自己的拟像。图像由此本身就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生成和演进的一个逻辑。这就像计算机，以前是执行人的指令，未来可能会有自己的意志。图像已经很快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意志，它可以创造一个神话，不需要人存在，而自己存在。我们以前要设计一个建筑，经常被要求保持100年不落后。但是今天的房子可能只需要存在两三年，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布景存在，像超级文和友里面的空间，在使用两三年后可能就会被重新塑造。任何的产品都不再是永久拥有，产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东西都可以被租用或共享。人们可以租房子、使用共享单车，甚至还有所谓的“拼单名媛”，这种价值观不一定人人都能够认同，但它反映了一种现象——原有的阶层关系和占有划分，这些固定的模式已经被彻底地打败了。现在你买不起豪车，你可以去租一个小时，然后跟它拍一张照片。分享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一种新方式，让物质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产生了碎片化，形成了新的理解。经常有人说，严肃的建筑师不喜欢媒体，这其实并不准确，安藤忠雄本人就从来没有放弃和媒体的关系。我在杂志上看到有一位日本评论家写过，安藤是大阪人，和东京建筑圈有很大隔阂。在出名前，他就在每天晚上九、十点钟轮流给主要的建筑杂志主编打电话，希望发表自己的作品。一篇纪实文学还提到了赖特，他也曾使出很多手段，让自己的作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他们都有很强的意识，知道媒体的价值，希望让自己的建筑成为“网红建筑”，只不过时代不同，媒体不同。所以，网红建筑并不代表质量低劣。最后就引出了三个思考:大众和建筑师的之间的关系、即时和持久的关系、虚拟和真实的关系。说到这里，我要举一个著名建筑师为例，他应该是在20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师，彻底地影响了人类20世纪的建筑进程——柯布西耶。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网红意识的建筑师，他不仅自己创办杂志，还提出各种宣言式的口号。现在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不能只看柯布写自己作品的文章，这是不可靠的。他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的理论，怎么样让自己的理论成为全球流行的建筑风格。今天我们知道的所谓“新建筑五点”，都来源于他自己写的书。到了后来他建造朗香教堂的时候，他的信徒们就非常崩溃——柯布西耶告诉大家要造现代建筑，要造白房子，要有现代建筑的那些语言，结果导师自己背叛了，造了一个有着后现代隐喻的作品。其实是柯布西耶知道如何操控媒体，如何把握自己的作品在全球的影响度。柯布西耶主编了杂志《新精神》，他是一个建筑师，但同时也是一个媒体话语和理论的制造者。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自己的作品不仅处于实践的前沿，也处于理论甚至媒体的前沿。今天经常会有人说，网红建筑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也不算真正的建筑。但我们把指针拨回到20世纪初，在柯布的年代，只有有柱式的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建筑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建筑。柯布西耶他们刚开始做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时，只被认为是一种新的一种潮流和时尚，但并不被当作是真正的建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的中国建筑师们学习柯布西耶时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柯布西耶如何在生涯中应对新事物，并发展出一种新的建筑语言的能力，而不是只热衷研究他的作品，还执着于一百年以前那些具体的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今天去模仿柯布西耶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更应该模仿的是，他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建筑师，如何从时尚、流行、媒体当中看到未来建筑走向的一种力量。对于中国的严肃建筑师来说，不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网红建筑质量低劣，为了取悦网络有各种操作，就拒绝媒体和网络。建筑师们应该从“网红现象”当中，拨开迷雾，看到未来建筑的一种走向。今天我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简短的演讲里面给出答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样的网红建筑才是好的，但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媒体、大众以及各位建筑师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