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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病就像一种极少有人遭遇的厄运。如何面对这种厄运，徐伟给出了一个极端的答案。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的故事里有一种千里独行、提灯照夜的孤勇，激励人心，但在专业人士眼里，这位父亲的冒险里有相当鲁莽的成分，可能将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带入一个新的困境。
主笔｜王珊
编辑｜陈晓很难将眼前的徐灏洋跟他两岁四个月的年纪联系起来。两岁多是一个孩子萌发自我意识和自主探索世界的开始，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去探索这个世界，身体里似乎永远有一块电量充足的电池，暴躁、倔强、好动。可徐灏洋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他的身体没有力气，四肢软弱无力，只有手和脚趾能相对灵活地活动。就连晚上睡觉，也需要母亲李萍两个多小时起来给他翻一次身。他的脖子也是软的，如果没有人给他用手托着，他的脑袋永远只能后仰着。躺在床上的他，打量到的世界只有转动眼珠所及的区域。
徐灏洋出生于2019年6月，李萍在他6个月大时意识到孩子可能出问题了。一般来讲，幼儿在3个月就会翻身，可半岁的徐灏洋迟迟没有动静。李萍当时将原因归结为孩子胖和冬天冷两个因素，徐灏洋那会儿已经有18斤重。她想着也许春天到了，一切就都好了，没想到孩子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差，9个月时被确诊为Menkes病。爷爷奶奶在照顾徐灏洋，他发烧了，很不舒服（黄宇 摄）这是一种因为铜缺乏而导致的疾病。一般来讲，人体所需的铜依赖于肠道从食物中吸收，然后经过一种被称为铜转运蛋白的物质输送到血液中在人体内分配。在Menkes病中，这个过程被打乱了。由于患者体内ATP7A基因的突变，铜转运蛋白不能很好地发挥运输功能，大脑、心脏、肝脏等器官以及其他组织就会出现铜缺乏，人体会因为缺乏能量而停止工作、退化。许多患病的孩子出生时还正常，但会在2～4个月开始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退化表现，通常在3岁之前死亡。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多因为遗传或者基因突变引起，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约为10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现有产前诊断的各种手段很难将其筛查出来。目前关于这种疾病，没有上市药物和成熟的治疗手段可以供患者使用。在加入患者群以后，李萍才真正了解“罕见病”的意思。他们所在的群，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Menkes病患者父母，共有41人。其中，徐灏洋是云南发现的首例患者。长期关注罕见病的北京大学医学遗传学系副主任黄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Menkes病患者几乎是他接触过的罕见病患者中人数最少的，他曾一度认为这种病的患者数量在全国只有个位数。黄昱上一次接触该病患者还是在七八年前，对方大概五六岁，很瘦，瘫在父亲的怀里，眼珠几乎都不会动，像一个植物人。如果没有奇迹出现——比如有效的药物或者治疗方法从天而降——和大多数Menkes患儿一样，徐灏洋的生命很有可能停留在3岁以前。但不同的是，从一年前开始，徐灏洋一直在服用父亲自制的药物组氨酸铜。从1962年Menkes病被发现以来，科学家和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铜补充剂对Menkes病治疗效果的研究，组氨酸铜是目前看起来最有潜力的一种。全美儿童协会阿比盖尔·瓦克斯纳研究所的斯蒂芬·卡勒（Stephen G. Kaler）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组氨酸铜的临床研究。他在实验中发现，虽然组氨酸铜不能治愈Menkes病，但在早期接受治疗的患儿比晚期接受的患儿有更好的存活率。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有12名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患儿在接受用药3年后，中位生存期达到了4.6年。其中，有一名叫布莱恩的患者在出生后几天开始进行铜注射实验，如今已经25岁。他能够走路、上学，智力也没有问题。因此，2018年，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刚授予组氨酸铜治疗Menkes病的快速通道地位，这意味着在提交新药申请，组氨酸铜会获得FDA的优先审查。徐伟一家人带着儿子去儿童医院，孩子已经发烧好几天了。（黄宇 摄）但组氨酸铜并不是一种成熟的药物。从合成化学物的角度来说，做出组氨酸铜并不难，分子式和结构式都能从专业的论文中查得，依照这些不难做出相应的化学品。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药物来说，如何保证化合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尽可能减少毒副作用才是临床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组氨酸铜还没有确证达到可以安全上市的药物标准。前述服用它效果最好的布莱恩，身体一直有状况出现，先是做了双膝矫正手术，2010年夏初，又被诊断出患有直立性低血压，这导致他无法长时间站立，还有偏头痛等。这些身体症状是否与组氨酸铜有关还待研究。从2008年开始，卡勒的研究一直关注组氨酸铜的安全剂量以及可能的副作用。他和团队已经完成组氨酸铜一期和二期的临床研究，2017年进入第三期。这一次，他们的计划是通过收集未接受铜补充剂治疗的Menkes病患者数据，进行回顾性自然历史研究，将获得的数据作为历史对照，以判断组氨酸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但徐灏洋已经服用组氨酸铜一年了。药物在他身体里产生了什么影响，还很难评估。他没有死亡，但也很难说变得更好。现在李萍总是会将眼前的孩子跟没有生病时的视频作对比。视频里半岁前的徐灏洋能吃能睡，喜欢笑。可如今体重不到8公斤，身体干瘦干瘦的。身高有所增长，身体能力却在倒退。“他之前特别喜欢吃手，现在把手放在嘴里，他都不知道吃了。”徐灏洋的奶奶边说边将孩子的手拿起来放到他的嘴里，没有一点反应。以前，每当父亲徐伟对着他打个响指，或者将握着的手在他面前打开，哪怕是正在放声哭泣，他都会立刻停止，出神地看着父亲的手，像被施了魔法。可如今魔法失效了。徐伟打了一个又一个响指，将手在儿子眼前握起又展开，徐灏洋的哭声依然没停止。他已经发烧四五天了，还引发了肺炎，喘气声很急，像一个人在急促地来回拉扯一个老旧的风箱，哭声就夹杂在这种拉扯中，细弱地撞着在场人的神经。哭是他唯一能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除了时刻控制他身体的疾病，这几天家里还进进出出很多陌生人，他有些受惊扰。家里的陌生人都是来找父亲徐伟的，他们中多数是媒体记者。今年国庆节期间，徐伟自制罕见病药物救孩子的事情，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并冲上微博话题热搜榜第一位。人们惊讶于这个故事中包含的勇气、奇迹，还有矛盾。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却挑战了需要相当专业性的制药行当。他是如何在晦涩难懂的医药机理中找到制药的方法，又是如何将药物生产出来的？
穿着灰黑色运动服的徐伟侧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起来颇为老成。他出生于1991年，近视700多度，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两个镜片之间还连着一个厚重的金属架子。他的装扮让他看起来颇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研究者。尤其当他穿上做实验用的白大褂时，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电影里古怪刻板的生物实验室研究员。采访的当天，徐伟的手机响个不停，有基因公司的，有卖医疗器械的，也有媒体的访谈邀约。有时候他不得不将手机开到免提接电话，同时还要一边回复微信。见过好几批记者后，徐伟现在很少去详细阐述自己制药的细节，包括他是如何看懂英文专业论文、如何将化学品合成药物，并确保制作过程中的无菌性，即使这都是他曾经面临的最为具体的困难。如今，他更愿意用一种轻松随意的口吻来讲述这个事情，就像做了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相比于他正在着手进行的Menkes病基因治疗研究，自配药物似乎简单得不值一提。“组氨酸铜制作过程很简单，现在来个小学生，我都能教会他。”徐伟对本刊记者说。他一开始是从病友群里知道这种药物的。虽然没有正规的组氨酸铜药物上市，但在前期的研究数据背景下，台湾一家医院以医院制剂的形式推出了组氨酸铜给病人使用，也提供给外地患者，但无法邮寄，需要去医院自取。病友群的家长们结成联盟，每过一段时间派出代表去医院取药。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获取药物的渠道没有了。李萍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个家长给了他们20毫升药物，按照每天0.5毫升的使用剂量，只够用一个月多点。然后，孩子将面临无药可用的现实问题。徐伟最早的想法是找一家药企去做组氨酸铜。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他急切地四处询问：“用20万一个月能不能做出来？”接触的所有企业都拒绝了他。药物研发贵、时间长，所需要的成本完全超出业外人的想象。罕见病患者人群少，所构成的市场完全无法抵消制药成本，因此企业没有天然动力进入罕见病药物的研发。在美国，罕见病患者的权利由政府给予保障，药物的研究有专门的立法支持。根据美国的《孤儿药法案》，药品一旦上市，即可以获得7年市场独占权，同时会获得包括研发经费在内的政府支持，还会免除新药申请费、药物营销申请费等等。但在中国，目前尚没有针对罕见病的支持性政策出台。寻找药企制药失败后，徐伟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谁都能看出，这是一次极大的冒险，要投入的不仅是整个家庭的资金、时间，还有儿子原本就脆弱的生命——他相当于一个羸弱的实验品。谁也不知道，一个在原理上证明有效的化学物，在与人体结合时，会产生多少细微复杂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会给他弱小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但徐伟决意面对现实和伦理的双重困境。他跟妻子讲过自己初中遭遇的一场车祸。那是在2000年左右，他的父母从水电企业下岗后，在云南和广州之间跑运输，徐伟多数时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有一年假期，他跟父母一起去送货，为躲避后面一辆加速超车的车辆，母亲孙敏急打方向盘导致翻车了。父母都没事，就徐伟被压在车下，身体多处骨折，肌肉损伤很严重，卧床休息一年多才恢复。徐伟说，这一年多里，他生活在巨大的恐慌中，医生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他担心自己从此不能正常走路了。可那时父母忙于生意，并没有给他很多关注，他觉得自己被放弃了，很孤独，找不到人倾诉，也不知道如何倾诉，变得自卑而内向，很快就辍学离开了学校。“当时感觉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废人，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徐伟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感受。虽然他现在才两岁多，但“如果他有灵魂，可以感受，他至少会认为，至少会觉得，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放弃他”。在成为一个“制药者”前，徐伟是一个不算成功的生意人。高中辍学时，徐伟不到17岁。起初跟着父母一道在云南和广州之间跑车，后来父母让他负责两辆货车，但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有前景的职业，没做多久就放弃了。接着又开过米线店、早点店，因为运营不善，都几个月就倒闭了。
2014年，他在电视上了解到国外有一款产品叫轨道插座，在墙上铺设一条带电的线路，上面安插电源适配器，可以同时接入多个电器。当时，这个产品的厂家刚授权了中国的经销商，卖价很贵——一米轨道就要3000多元，一个适配器接近400元。徐伟看好这款插座，立刻联系了中国的经销商，租下门面，出售轨道插座。此时，距离他了解这个产品才过去一周时间。母亲孙敏卖掉一套房子，给了徐伟2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由于售价太贵，轨道插座的线下门店生意不好，后来转做淘宝，也没有太大起色。2019年，徐伟又提出开小龙虾店。他去跟厨师学了手艺，做了满满一桌小龙虾让家人品尝，但这个店面也没有持续多久，徐伟将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门店位置没选好”。几次创业都算不上成功，徐伟没有正式工作，收入不稳定；没有买房，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日常的生活还多少要靠父母的帮衬。但他在挫败中似乎一直保持着不甘和有些莽撞的勇气。李萍记得当孩子诊断出Menkes病，并被医生告知“没有办法”之后，回到家里徐伟一直在念叨一句话：“我就不信了，老天能把我逼上绝路。”儿子患的这种疾病没有有效的药物，徐伟选择在自己临时组建的实验室里为儿子制药（黄宇 摄）
他在网上搜索了大量有关组氨酸铜的论文，靠着翻译软件把这些内容看了一遍，但并不能看懂，只能用关键词搜更多资料，在网上交叉验证。然后找到了一家共享实验室，把“验证”过的论文资料交给对方。只用了两天，组氨酸铜溶液就配制出来了。晶莹透亮的溶液摆在徐伟面前时，他有点难以置信，更大的兴奋感在于制剂的可操作性——在共享实验室里，他跟踪了整个实验过程，录下了每一个步骤。他觉得如果拥有设备，自己也能做得出来。徐伟是个热衷于接触新技术的人。几年前，当人脸识别刚刚兴起时，他将家里的大门换成了配制人脸识别系统的，就连家里的垃圾桶也是感应开合的。做药的想法萦绕在他的心里，经过一番成本计算后，很快变得顺理成章：如果继续用共享实验室的方式制药，租用共享实验室的场地和人工费用一天需要1.4万元，加上来回路费和其他的费用，每次费用差不多要2万元。组氨酸铜溶液只有56天的保质期，这意味着两个月就要生产一次，即使孩子用药到3岁就停止，这笔开支也是他和整个家庭承担不起的。但如果自建实验室，自己制作，整个成本会大大降低。自制药的想法很快就进入实施。他在网上搜寻共享实验室里的制药仪器，包括超净工作台、分析天平、磁力搅拌仪，还有各种实验所用的瓶瓶罐罐、储存药物的低温运输箱。他买的都是国产仪器，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元，为了省钱，在跟厂家交流时，他提出可以不要相应的医疗器械证书。他的母亲孙敏记得，从2020年8月份开始制药以来，徐伟的作息都变了，几乎整晚待在实验室里，白天多在睡觉或是待在书房里。他的电脑里专门建立了一个以儿子名字命名的文件夹，收集了各种关于Menkes病的资料，平时不允许别人乱动。他也从不讲制药的进展，父母只能从他的状态揣测进度，“如果不顺利，他会一个人坐在餐桌前黑着脸喝酒”。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徐伟就做出了组氨酸铜的化合物。徐伟在提炼化学试剂（黄宇摄）
“为孩子自制药”这个故事中的勇气和付出值得赞赏，但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磊告诉本刊记者，药品的生产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设备的选择、生产环境、生产人员的使用，从操作的温度、湿度、压力到后期的储存运输，所有的过程都要详细记录，就是为了出现问题时能够追溯到源头。张磊说，任一环节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药品的安全风险。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徐伟使用了超净工作台，但他在家中是没有办法做到环境的真正无菌的，空气中的毛点等物质很有可能进入到组氨酸铜的配制中去”。而这些看起来微小的杂质，当进入孩子身体时，却可能造成危险，甚至“最终会堵塞孩子的血管”。如果说自制药是一场冒险，当组氨酸铜被制作出来时，并不是冒险胜利结束，而是真正开始。2021年10月，距离徐伟给孩子第一次用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00多天。
在给孩子注射之前，徐伟和李萍已经在兔子身上做过两次尝试。第一次是打在刚出生的小兔子身上。小兔子有巴掌大，他们将它类比成人类的婴儿。第二天，试药的兔子就死了。两人又买了三只大兔子，每只都有十多斤重，徐伟将其中两只兔子刷成蓝色和红色，并分剂量注射组氨酸铜，到第七天时，兔子死了两只。李萍觉得可怕，但徐伟认为，兔子是吃了母亲放在露台的老鼠药才死的，跟组氨酸铜没有关系。对于丈夫制药和给儿子试药这两件事，李萍一直是被动的。“如果是一个专业医生，拿出这样一个东西给孩子用，我是放心的，可一个不专业的门外汉做的东西，我肯定要担心的。我觉得他会不会太冲动或者太自信了。”李萍对本刊记者说。她讲了两个事例：有一次，徐伟在网上查到麝香对大脑有帮助，就去淘宝上搜一个卖麝香的店，在跟店主聊天的过程中，对方告诉他包头有一个人跟他买过大量的药材，对治疗脑瘫有很好的作用。徐伟买了最早的机票，告诉李萍一早就要出发，让她赶紧请假。结果两人到了地方，却发现被忽悠了，只好带着孩子折返回来。还有一次，徐伟在书上看到鼻黏膜直通大脑嗅觉神经，就在儿子的鼻孔中抹上组氨酸铜，点上电子烟去熏，儿子被熏得直咳嗽。“他是那种认定了一定要去做的人，所谓的商量也只是告知一下。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病，他就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我就请好假跟着他就行了。反正提意见无效，所以我就干脆也不给他去增加这些心理压力。”徐伟自制药给孩子用让她不安，但比起现实里完全无药可用的绝望，这起码还是一条路。她所在的群里，有的孩子因为用不上药，身体状况不断恶化，进了几次ICU。很多时候她看着身边的孩子，都会生出一些绝望，总是会想到带着孩子在北京治疗的日子。那是2020年五六月份，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因为疫情不能出医院。同病房的另一个小孩患有癫痫，只比徐灏洋大两个月。“当时那个孩子在学走路，脚还踩不稳，他的家长得在后面提着他的胳膊慢慢走。”李萍说，她总是会将自己的孩子跟对方比较。虽然对方是癫痫，但这总体来说是一种可控的疾病，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以后会跑会跳，会有正常的生活，可自己的孩子连尿尿都不能自主，三天两头就要插尿管，尿道总是感染，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走路。在自制药这件事上，李萍唯一一次真正抗拒，是在大兔子死后，徐伟提出在她身上试药，理由是“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救儿子了”。她与丈夫大吵了一架，觉得对方变得让她不认识了，自私、自负。争吵的最后结果是徐伟提出自己先来试药。用药后他没觉得哪里不舒服。第二天，李萍就答应了。她觉得这是自己能做的，也是自己该做的——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减少风险和痛苦。就这样，在给儿子使用组氨酸铜前，李萍先试了几天药。她和徐伟变换每次扎针和推针的速度，看哪种方式能减少疼痛。平日里，李萍带着两个孩子，和父母在老家建水生活。给孩子试药的那天，他们特意将地点选在了昆明，徐伟的实验室在那里。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立刻送到医院。“昆明的医疗条件起码比建水要好。”——这是她和丈夫徐伟能为孩子提供的最大保障。当组氨酸铜溶液进入孩子体内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守着孩子，看用药之后儿子是否哼唧——这是他不舒服时的表现。“你怎么考虑药物的安全性呢？”当本刊记者问徐伟这个问题时，他用了一个生活中的智慧来打比方。“做组氨酸铜就像煮面条，煮100碗面不好控制质量和味道，但如果只煮一碗总能做好。我只做给我儿子用，我自己承担风险。”看起来，徐伟的冒险成功了。孩子用自制药已经有一年时间，虽然没有详细的指标数据，但徐伟说孩子的铜蓝蛋白水平恢复了正常。疾病没有夺走他的生命，自制的组氨酸铜液也没有，这对患Menkes病的儿童来说，已经算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2021年9月，蔻德罕见病中心（CORD）的创始人黄如方将徐伟制药的故事推给了媒体，将这个案例公布于众。他的初衷是希望借这个极端案例，让公众看到罕见病家庭的绝望和无奈——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全球约7000多种罕见病，约3亿人口受到罕见病的影响，50%为儿童。目前已获批正式上市的600多种罕见病药物，只覆盖了不到10%的疾病。黄如方对本刊记者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徐伟算是幸运的，组氨酸铜这个药物的合成比较简单，有操作的可能性。”
CORD是全国最大的专注于整个罕见病领域的患者组织。创始人黄如方本身也是一名罕见病患者，患有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这严重影响了他的身高。黄如方告诉本刊记者，罕见病患者用药困难是多年以来的问题，很多药物资源都在其他一些罕见病立法相对完善的国家。就在去年，机构还联合医院、基金会推动美国的早衰症药物引入国内，让中国患者早点获得治疗。当Menkes病患儿家长找到黄如方时，他曾想过联系几家国内医院做关于组氨酸铜的院内制剂。但跟几家医院沟通后，发现从2018年开始，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政府加强了对院内制剂的管理，在医院做一种新制剂的可能性非常小。
2018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种罕见疾病，其中“境内有药”的约94种，“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的约13种，“全球无药”的涉及35种疾病。黄如方告诉本刊，相比于2013年他刚成立中心时，国内罕见病方面的政策推进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主要围绕已有药物治疗的罕见病药品的引进和降低价格，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鼓励药企在罕见病领域的研发。
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生物医学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崔亚洲的团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们抽取了山东、浙江等7个省份100家三甲医院，以10年里收治的1004种、约42万例罕见病病例为样本，结合国外新药研发成本模型得出结论：在国内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某类孤儿药需30万～50万的患者，企业研发创新药才能获得合理利润。这是徐伟为孩子自制药的社会背景。罕见病就像一种极少有人遭遇的厄运，如何面对这种厄运，徐伟给出了一个极端的答案。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的故事里有一种千里独行、提灯照夜的孤勇，激励人心，但在专业人士眼里，这位父亲的冒险里有相当鲁莽的成分，可能将自己乃至整个家庭带入一个新的困境。徐伟的实验室位于家里二楼的露台上，原本是一个阳光房，用于堆放杂物用的，大小有10平方米左右。从玻璃门往里面看，只见房间里摆满了实验器材，显微镜、超净工作台、冻干旋转仪、零下70摄氏度的冰箱等等。整个房间堆得满满的，只留下中间一块空地，放着一张椅子。给孩子用的组氨酸铜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来访人数众多，考虑到实验环境的清洁性，实验室已经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了，拍照也只能隔着玻璃窗拍。
徐伟在实验室的研究活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一直在关注Menkes病最新的研究进展。2020年5月，《科学》杂志报道了抗癌药伊利司莫治疗Menkes病的小鼠试验方面的进展。科学家们将伊利司莫与铜混合在一种特殊的配方中，给小鼠使用。他们发现，伊利司莫铜的使用，有效阻止了小鼠有害的神经退行性变化，将小鼠的存活时间从14天提高到200多天。徐伟决定继续配药，“攻克”Menkes病。他在一个医生的帮助下从国外购买了伊利司莫铜化合物和助溶剂，配制成溶液。对方有一对双胞胎孩子，也是Menkes病患者。李萍告诉本刊记者，最初他们给孩子皮下注射，结果注射的位置总是肿成大包，不吸收，好几天都消不下去，徐伟后来才知道需要静脉注射，可是孩子的血管条件并不支持，没用多久就停掉了。与徐伟一起合作的医生后来选择了放弃，不再给孩子注射组氨酸铜和伊利司莫铜溶液。“了解越多越能清楚认识到，大脑的损伤是不可修复的。”他告诉徐伟，“顺其自然吧。”徐伟不愿意放弃。他从资料中知道儿子患病的根源在于基因突变，他希望开发出基因药物，治愈小灏洋。基因疗法的科学机理并不难理解：如果突变的基因导致必需的蛋白质有缺陷或缺失，基因治疗可能能够引入基因的正常拷贝以恢复蛋白质的功能。主流的基因疗法主要是通过AAV（腺相关病毒）作为载体。这是一种不会产生毒性的病毒，2012年，首个获欧盟批准的基因治疗药物Glybera，用于家族性脂蛋白脂酶缺乏（LPLD）成人患者的治疗，就是基于AAV载体的。质粒、AAV、ATP7A基因、干细胞……采访中，徐伟娴熟而热烈地阐述着这些词。他说自己已经在着手相应的研究工作，并希望能够赶紧进行动物实验。他联系了一个提供小鼠模型的公司，对方告诉他要培养Menkes病小鼠，必须先敲掉老鼠的ATP7A基因，然后观察去除基因的小鼠是否与人一样出现同样的症状表型，整个过程需要半年的时间。徐伟说自己等不了，他在电话中反问对方：“能不能先在猴子身上做，然后等小鼠模型有了，再补上小鼠试验？”
张磊告诉本刊记者，即使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来讲，基因治疗具体到实践中都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领域。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基因进到生物体内表达蛋白，不断地复制，如果不及时踩刹车，有可能引发更多遗传类的疾病。换句话来讲，药物研发并不是一个能够讨价还价的事情。但徐伟似乎已经沉醉于这场和Menkes病的战斗。过去的一年，妻子生病了他不知道，甚至自己生病了也不记得，有时候看着论文就睡着了。他还给自己报了成人自考，希望日后有能力读研究生，进入真正的实验室。原本10月17日要考近代史，他翻书复习到凌晨4点，因为睡过去错过了考试，他仍然没有稳定的收入。李萍在事业单位工作，一个月的工资就3000多元。她告诉本刊记者，家里的生活基本靠信用卡和网贷撑着，“我还用工资贷款了20万，都给孩子治病用了。日子就这么混着”。在媒体报道了徐伟为孩子自制药的事情后，10月1日，徐伟在网上发起筹款，希望能够筹集到50万元，继续他的实验研究，但捐款到现在也不到10万元。舒建是另一位罕见病孩子的父亲。他的儿子出生于2006年，2017年被诊断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组由基因缺陷引发的骨骼肌变性疾病，患者在成长中会慢慢出现肌肉萎缩、肌无力，有的还会累及心脏、骨骼系统。舒建儿子的疾病是由一种叫FHL-1的基因突变导致的。舒建告诉本刊记者，在医生的帮助下，他在国内只找到了5个这样的患者，“我当时带儿子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就诊，医生告诉我全美国这样的患者大概有20例，没有相关的药物研发”。
但和徐伟一样，舒建希望帮助儿子获得活下去的希望。他对儿子有自己的愧疚，“我现在回头去看，会发现儿子很早就对身体的症状有过表达。他特别害怕上体育课，上课之前都会哭，他说老师会训他，同学会嘲笑他。有时候因为下雨体育课上不了了，他会特别高兴。这些我们都没有在意”。舒建说，如今孩子刚读完初中，已经不能走路了，出行需要轮椅。他希望能为儿子这样的患者做一些事情。“他特别想去上学，可因为身体原因他没有考上高中，我们想帮他争取一个旁听的资格，现在还没有进展。”他听说，对于FHL-1基因缺陷引发的这类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在采取清除细胞里有害蛋白的思路做探索，目前也只是在尝试阶段，舒建希望除了这条路外，还能有一种针对疾病的药物出现。他找到国内大学的一名教授，对方刚从美国回国工作，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方面的研究专家，曾参与第一个将腺相关病毒AAV作为基因载体的研究，先后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十余种AAV基因治疗药物。舒建恳求对方帮他进行针对儿子疾病的基因药物的研发，承诺自己负担研发费用。一对被确诊为Joubert综合征的孩子。Joubert是一种罕见病，发病率仅十万分之一（视觉中国供图）新药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研发项目从立项到药物上市一般经过10～12年，这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动物和临床试验，这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和人体的代谢分布，药物的毒理试验和剂量的探索。舒建做零售业务，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但这些年给孩子看病，生活压力也很大，做新药研发更是花费巨大，仅小鼠模型试验这一块，舒建就支付了120万元。但试验在动物模型验证时还是遇到了问题，“小鼠敲掉FHL-1基因后，并没有显示出运动能力上明显的丧失，这意味着如果后期采用基因治疗，不会有好的效果。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二代三代小鼠的繁殖，以观察它们的反应”。描述这一切时，舒建的言语平静而理性。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并没有想过一定要将药物做出来，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漫长和困难的过程。他只是希望能在这条对抗厄运的道路上多走一步——如果有一天某家药企愿意去做儿子疾病相关的药物时，自己现在发起的研究能提供出一个基本模型，“起码有一些研究的积累”。这是另一位父亲和厄运相处的方式：既接受厄运，又怀抱希望。他告诉本刊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看到，罕见病患者的救治和新药的研发是一个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才能够应对的问题。这包括研发企业、政府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有力的力量介入到他们的故事中来。这样的局面也曾出现在1983年以前的美国。在《孤儿药法案》颁布以前，美国上市的孤儿药品种只有38种，但在法案颁布的35年间，美国FDA共颁发了5219个孤儿药资格，最终获批的药物数量为843个。《孤儿药法案》不仅对药企有经济上的激励政策，还降低了孤儿药临床试验样本量要求，允许药物在Ⅱ期临床试验后上市，这使得孤儿药从开始临床研究到上市通常只要3年多的时间，而一般药物需要6年左右。这一过程，也大大缩减了药物研发费用。2002年美国又通过《罕见病法案》，99%的罕见病患者通过接受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方式获得治疗。风险的承担者不再是个人以及单个的家庭。（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4期 李萍、孙敏为化名，刘田对本文有贡献）数字刊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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