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1年11月25日，上海和浙江分别修订了两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上海的修订条例规定，女性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子女在三周岁以内，父母双方每年各享5天育儿假；浙江的修订条例则规定，女性产假由128天增加到一孩产假158天，二孩三孩188天，同时也增设了育儿假，子女三周岁以内，父母双方每年各享10天育儿假。 仅针对女性的产假、生育假和父母同享的育儿假，再次引发人们关于父亲参与育儿的讨论。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父职已被消解的今天，父母同享育儿假，或许只是养育分工重构的微小一步，父亲们真正需要探索与回答的是：何为父亲？
文 | 徐菁菁
为了理解父亲的角色，尝试理解今天的父亲们所处的位置，我找了许多父亲聊天。一位父亲的感受颇具代表性，他的工作很普通，收入不足以独自承担家庭的花销。妻子和岳母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他从小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他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某种重要角色，但具体到日常，他并不擅长与孩子相处。他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当然，在他的妻子和岳母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是他不作为的结果。
20年前，意大利心理分析师、国际心理分析学会（IAAP）前主席鲁格·肇嘉（Luigi Zoja）注意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可有可无”。他的病人里经常有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父亲。2001年，鲁格·肇嘉出版了专著《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在这本书里，他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父亲划定了一个历史坐标。
父亲这个角色是人类文明建构的产物（绘画：吴和平C）
以生物学的观点看，父亲与母子共同生活并参与养育孩子的物种，只占整个哺乳类的3%左右。在家庭中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并参与育儿，是人类文明演化出来的父性机能。它的出现是因为在农耕社会中，需要一个角色去组织社会合作和斗争，制定和维护规则：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政，他有俸禄和田产供养家庭，为孩子选择教师，并亲自把关他们的教育，为他们能够子承父业为官做宰提供经验和资源。
如果我们承认，父亲在生物学上并非必需，与母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多体现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那么，一旦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父亲的角色也容易随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技术进步日益将父亲的技能变得过时，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随着20世纪的到来，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精神核心，他沦落为一个“养家糊口者”。
家庭精神生活主角的问题被调换了过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开创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逐渐明确表明，母子依恋以父子关系无法企及的深刻程度，影响着孩子的生存及安全感的建立。很显然，传统好父亲的光荣岁月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父亲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然而，在日常养育中，仅仅是理解孩子、认识孩子个性就是无比复杂的工作。鲁格·肇嘉感叹父亲们的困境：他们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是如此之难，“使得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
以情感支持为例，心理咨询师王雪岩说，现在我们认为男性为妻子和孩子提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情感支持。可是，早两代的父亲，“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运动，当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信任都有危机的时候，情感支持就成了奢侈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评价体系里，并不是重点”。
家庭是一个系统，父亲不是孤立的一分子，他不断主动又被动地与其他家庭成员发生互动（视觉中国供图）
主持人李小萌记得特别清楚，她30岁之后有一天回家，她爸爸说：“宝贝女儿回来了！”她心里一惊：天哪，我爸爸有了这么柔软的表达！小时候，爸爸对她的评价总是充满了否定。她曾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带小毛参加活动，人家小姑娘都跟花蝴蝶似的，咱们女儿又黄又瘦缩在角落里。”“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她还记得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自己老在学校主持学校活动，就有点“飘飘然”，自我感觉特别好。“我爸迎头一盆冷水：怎么那么轻浮！”
后来做访谈节目《你好父亲》，李小萌发现，这样的创痛比比皆是。潘长江终其一生都没有享受到父亲自然流露的赞美。60岁的人，说起来，还眼泛泪光。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他爸爸一辈子没对他笑过，直到他儿子出生，才看到爸爸的笑脸。令李小萌印象最深刻的是，蔡国庆一开口就说：“当我知道我妻子怀孕的那天，我爸就在，我就指着我爸爸的鼻子说，我绝不要成为你这样的父亲。”从小，蔡国庆的爸爸以冷酷的、令他尊严扫地的方式训练蔡国庆学声乐。有时候，他在练习时发现父亲好像睡着了，停下来不唱，父亲睁眼一脚把他踹到一边。
现在人们开始批判父亲缺失的危害，但这种缺失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被过去的社会文化默许着。王雪岩记得，她的父亲在谈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曾说：“如果哪家生了孩子，当爹的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抱自己的孩子的，那会被人笑话，实在想抱了，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抱。”
很显然，很多新一代父亲很难从父辈那里学到符合当今时代期许的为父经验。一个“70后”父亲来参加李小萌的活动，讲了他的痛苦：对待孩子并不是不爱，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对待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们不习惯跟自己的父亲亲密。”有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在晚饭后带女儿散步。女儿很喜欢牵他的手或是拉他的袖子，可他会条件反射地甩开。
女儿说：“我就是想拉你一下，抱你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这位父亲说，他意识到了问题：养育孩子，光有人生观、价值观远远不够，他需要学会爱的表达。他去学习，去改变。“我现在改得差不多了，但这个改变的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从历史的进程回到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深入到家庭的日常，我们对父亲的角色又会有什么认识？
出现在李松蔚咨询室里的家庭，一般都是因为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来的。可是在他看来，很多问题并不真的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之间没有办法沟通，不能正确处理一些情绪，借助孩子表达了出来。做家庭治疗，李松蔚一般都要求全家人一起参加，缺一不可。他观察到，在咨询室里，“父母双方的表现往往就像网上的吐槽和段子一样：妈妈是热情的，投入的，坐在孩子身边，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她是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不时地给爸爸一个白眼”。“爸爸也配得上这个白眼。他总是坐得很远。除非问到，否则从不主动开口。”这些表现似乎称得上“丧偶式育儿”的比喻，但是，“丧偶”传达的信息是：“父亲是不存在的。”但爸爸的沉默并非代表他不存在，他始终存在，而且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态——“事情哪有那么严重，不值得每个人都扑上去”；“我的意见根本得不到你们的认可，我不如躲远一点”；“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不赞成”；“养孩子的事我不懂，我只管好好工作，给你们多挣钱就好”。 李松蔚遇到过很多困惑的父亲，他们开车回家，会在车里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抽一会儿烟。或者原本可以下了班就回家，但他们会约个人喝点，找几个人打牌。因为他回去之后，没有办法承担来自家庭的很多情绪和情感。“他在家中无话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想要做点事情，妻子会挑剔；想跟孩子玩一下，会发现孩子跟他也不亲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只需要负责赚钱。”李松蔚发现，许多妈妈看不到这些父亲的无声表态。她们总是说：“他随便⋯⋯”“他在不在，反正都一个样。”“男人有什么用？”这些抱怨存在的悖论是：妈妈们“一方面抱怨对方没有存在感，一方面又拒绝看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不愿意坚持让对方留下来，反倒挥挥手送他离开。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的远离导致她们的抱怨呢，还是她们的抱怨导致了他们无法回归？”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出来（视觉中国供图）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就发现，父亲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投入到孩子教养活动中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实际投入水平依然有限。此后的许多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父母关系的互动上，被提出的新理论之一是“母亲守门员效应”（the Effect of Maternal Gatekeeping）。
母亲守门员效应认为，在父、母、子三方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在家庭中居于中心地位，母亲们把家庭当作自己的私家花园，建起高墙，在唯一的入口处检查“园艺工”父亲的入园资格，并负责组织、监督、规划、委派父亲教养孩子的活动等日常工作。该理论认为，当女性在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时，会形成两个身份认同标准，一个描述其对自身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描述对孩子父亲的期望和要求。这两种身份认同标准，同时对自己和配偶产生影响，可能会阻碍父亲参与教养，也可能促进父亲的投入。
上海女作家毛利在公众号上写家庭情感类的文章，总是会遇到抱怨“丧偶式育儿”的读者。“她们提起来会很愤慨，有时候我就建议说，你要给爸爸一点机会。可是她们并不肯，抱怨说丈夫就是没用，男人天生不会带小孩。”毛利说，“好像女性会很渴望那种万能的，不需要教，也不需要沟通的丈夫。但其实，我们会看很多育儿书，男性也是在摸索着当父亲。现在大家经常说，女性正在找到各种方式，打破职业上的偏见。我觉得女人是不是也要给男人一个机会，让他打破家庭里面对男性的性别偏见？”毛利的丈夫陈华椋过去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儿子矮文出生的头三年，他都属于候鸟式的父亲，平均一个半月来上海一次，2016年，他接受了一份在杭州的新工作，实现了每个周末回家陪孩子。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在家庭面前：矮文需要开始准备幼升小的择校，而且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老人们已经“压不住他”，谁来主持孩子的教养大业？2018年3月，毛利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宣布，她“雇佣”了陈华椋在家里做全职父亲，每个月支付工资2万元。 做这个决定，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养家的经济实力，也需要勇气和魄力。亲戚的问询像刀子一样：“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干吗？小孩上幼儿园了还需要陪吗？前两年他没辞职，小孩不是也养得蛮好啊？”连读者都给她发长篇大论，“告诉我这么做绝对不行。”
母亲的态度对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有很大的影响（视觉中国供图）作为一个“守门员”，毛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接受丈夫主导自己的花园的。“原来我也觉得，他照顾小孩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不靠谱。”矮文还不满一岁的时候，陈华椋把他直接扔进浴缸里游泳。孩子哭得厉害，他不准毛利把他捞起来，说这是一个锻炼，习惯就好。教矮文骑自行车，陈华椋说放手就放手。孩子一路摸爬滚打。小区的大妈都看不下去了：“爸爸心硬呀，小孩一头栽到绿化带里去了，我看他就站在外面，一动不动。”但也就是这样的爸爸，会带着矮文粘知了、抓蜗牛，在网上买蟑螂喂壁虎。陈华椋说，自己之所以能安于这个角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全权负责孩子的养育，妻子对他的决定给予了足够的尊重。毛利告诉我，其实直到如今，她依然不能理解丈夫的很多育儿方式。她时常觉得陈华椋对孩子有时候太严厉，但她不会用抱怨挑剔的态度去看待这种严厉。如果只讨论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强调母亲的主动性，显然存在许多不公。在李松蔚看来，那些充满抱怨的母亲，她们背后的焦虑也同样未被父亲们看到。“中国的女性在性别角色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压力。很多丈夫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孩子的出现带给他们巨大的身份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也同样在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个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正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人生追求上、审美追求上有很多想法。她突然变成了一个母亲，需要以妈妈的身份来考核自己。可能连奶水够不够这样一个问题，都会关联到她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是不是犯了错。”“女性在成为母亲的阶段里面，支付了大量的成本。她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焦虑：关于自我的发展，关于年龄，关于有没有跟社会脱节，有没有被主流抛下，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财务，以及这段婚姻失败的风险。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作为一个男性，李松蔚坦言，男性不可能对女性的困境真正地感同身受，但妈妈们的这些不容易，爸爸们好像参与不进来，也不习惯于去谈论和理解。“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我都告诉你，我不会抛弃你，还有什么好担心？”“我们近来说男人不会做父亲，其实很多人对父亲这个角色多少还有一些认识，但是丈夫到底是什么？对中国男性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更困惑的角色。”李松蔚说，“很多人不知道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与妻子保持浪漫的亲密关系，需要承担什么，享受什么。也不知道当孩子降生之后，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妻子，而不是仅仅是孩子的妈妈。文化传统让男性疏于情感表达，他们既不会表达自己，也不懂如果让伴侣感受到爱。当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丈夫的时候，无法为妻子提供支持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无法做一个好父亲。”在父亲角色重构的时代，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父亲都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回答这个时代的命题。在这个时代，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父亲？2006年，美国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父亲在儿童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它提出，“父亲功能”包括七个方面：1.和孩子的母亲培养积极的关系；2.花时间陪孩子；3.养育孩子；4.恰当地规训孩子；5.引导孩子走向家庭以外的世界；6.保护和供养；7.成为孩子的模范。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父亲，我们并不苛求父亲们面面俱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父亲都有不同的个人追求，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父亲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担当父职的方式。但我想，无论父亲们承担哪些职责，他们都应当能够看到和回应妻子的需要、孩子的期待和自己的内心。
在我的采访中，最令我动容的故事来自一个普通上海家庭。两岁半的小女孩一一很依恋爸爸，还吃着早饭呢，她就会问：“爸爸，你今天上班吗？”如果是肯定回复，她就会“有点舍不得”。临出门了，更是软磨硬泡要爸爸“再玩一个游戏”。周五到周日这三天，一一总是特别高兴：笑得多，跑得多，调皮多。只因为：爸爸在家。 女儿的依恋背后，是父亲李文贤努力建立的充满爱和理解的家庭。在一一出生前两年，李文贤和妻子胡苏敏都对独立抚养小孩，不依赖老人、保姆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那时候，妻子第一次提出了成为全职妈妈的模糊想法。李文贤赞同这个主意。这一方面是出于李文贤的个人经历。由于父母经营生意失败，忙于偿还债务，童年时期，李文贤和姐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寄住在不同亲戚家，甚至在上小学时，和大三岁的姐姐曾经独立在家生活过一年。那是一个农村的大房子，从大门口到房间需要跨越三道门。晚上起夜风，“什么声音都有”。姐弟俩每天自己洗衣、做饭。入夜，他们就锁上所有的门，害怕地躲进房间。李文贤记得有一回，外婆来家里看姐弟俩，住了一两天。那天放学回来，他发现外婆走了，难过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姐姐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长大以后，李文贤回到父母身边，他观察到，这段经历对父母来说也是无尽的遗憾。偶尔谈及，总是充满了愧疚。这一切让李文贤有个执念，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更多的陪伴，让她感受到爱，也不让自己留有遗憾。李文贤（中）、胡苏敏（右）和他们的女儿（贾睿 摄）另一方面，同意妻子回家，也是出于李文贤对妻子的观察。他告诉我，结婚第一年的时候，每天早上夫妻俩一起出门上班，分开之前，他常常需要帮妻子把工作中令她焦虑的事情一条条拎出来分析，想方设法安慰她。“她后脑勺有一小撮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在那以后，李文贤悄悄做了一件事，他认真翻阅了家里的账本，调研了市场上最主流的育儿成本，得出了一个家庭最低支出的数字。当时，他的收入大概是这个数字的60%。那是他第一次感到家庭财政收入的具体压力。他付诸行动，开始做出新的职业尝试，“我不觉得太太日后一定得做全职妈妈，但是我努力让她在日后有做这个选择的保障。”2016年，女儿一一出生。妈妈胡苏敏猛然发现，她下不了做全职妈妈的决心，初生婴儿的养育难度大大超过了她的想象，于是，婆婆一直留在上海帮忙。同时，她对未来感到害怕。“我一路走来都是特别主流的一个人，接受教育，考一个好大学，读了个研究生，出来中规中矩地做一份工，现在说要去做全职妈妈了，感觉非常不主流。”等到女儿快一岁了，与老人之间的教育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胡苏敏才再次考虑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这一次，李文贤却做了“拖后腿”的人。他和妻子约法三章：1.不凭一时的冲动做决定；2.不带着自我牺牲感进入全职妈妈职分；3.不完全与外界脱轨；4.一起做未来5到10年的家庭财务规划，确信两个人都不会过多担忧。胡苏敏记得，那时候先生总说一句话：“这个决定主要影响的是你，对我来说影响不大。”那段时间，他们开始了密集的讨论。很多次，全职母亲成为他们卧谈的话题。在被窝里，他们拉着手，分享着彼此的思虑、担忧、憧憬、期待，还有对另一半的期望和需要。2017年9月，胡苏敏离开职场，回家陪伴女儿，那时候，她已经很明确，自己并不享受当时日复一日的工作，渴望亲自陪伴女儿度过人生中最初的几年。 妻子离职后，母亲回了福建老家，李文贤比从前更忙了。一一喜欢和父亲玩，每天早上上班前，李文贤会花两个小时陪女儿。胡苏敏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把一日三餐配好。孩子玩痛快了，她上午的时间也能够轻松一些。妻子辞职的时候，李文贤去找自己的老板谈，提出每周五在家办公，承诺绝不影响工作。于是每周五早上从起床到10点钟，胡苏敏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每天晚上，洗碗筷的任务是爸爸的。每个周五晚上，夫妻两人会讨论周末的大致安排，让彼此都有机会喘息。李文贤有一句话：在刚结婚没有孩子的阶段里，我们更像是两个合法同居的单身人士，并没有太多合作和彼此分担。在独立带娃的路上，每天太多的细节需要合作，讨论，彼此帮助。我们完全离不开彼此。胡苏敏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曾经觉得自己真厉害，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全职妈妈的生活，一直积极、努力、开心。“快到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不是我先生实实在在地把早上、周五、周末的时间安排出来，承担包括晚上洗碗在内的很小的事情，如果他不坚持哪怕其中一件，我可能就顶不住了。”“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把对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你必须睁开眼去看一看。”胡苏敏总在发现这种付出。“从前让他做一个家务，他可能会拖上几天，现在几乎立刻就会执行。”有时候她晚上想去健身，只要提出来，李文贤都会努力早点回家。“这件事好像简单，仔细想想其实不简单。”李文贤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妻子发“工资”。胡苏敏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有一次，“工资”暂未到账，银行卡绑定的基金定投扣款失败显示余额不足。“很奇怪，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没有收入，似乎被社会抛弃啦？好在老公帮我想在前面，不然多受几次这样的刺激，我会不会崩溃？”李文贤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的人生中也能有一个阶段做一个全职爸爸。“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间隔年，我能够重新理清我的生活，也可以看着自己的孩子每天的生活，然后观察她，留下一段很亲密的回忆。”我问他，希望在女儿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爸爸？“我希望她能从我身上看到，生活是有意思的，可以去享受的。她能充满安全感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有一天她需要，她也永远可以回到我身边来。”（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2期）
排版：然宁/审核：王海燕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