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应该是不经思考而自动习得的——不是机械地死记硬背，而是用心领会，并在现实中践行。这是知识中最个人化的一种，旨在赋予个体在没有老师或牧师指引的情况下，独自为自己的生活作决定的勇气。”——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格
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蒂亚说，他年轻时喜欢抽象的形而上学理论，喜欢探索心灵和世界的基本结构，以此逃离日常生活。“在大学里学习哲学就是成为论证高手，通过思考困难的问题来学习分析和推理。但慢慢我希望哲学能讨论切身问题，思考那些能帮助人们克服人生困境的哲学。这将把我们带回哲学的本来意义：爱智慧以及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塞蒂亚今年10月刚出版了《人生艰难》一书，他在该书的引言中说，他的人生挺顺利：成长于英国东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在剑桥读本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然后当上了麻省理工的哲学教授，有自己的房子，婚姻幸福，孩子比自己小时候更聪明、更勇敢。但谁都免不了会遭受疾病、孤独、失败和悲伤。他27岁开始患上了慢性疼痛，经常无法入睡。35岁时遭遇中年危机，感到生活重复、空虚。8年前，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他说，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不存在什么解药，但他研究、教授道德哲学20多年，相信道德哲学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疾病、孤独、悲伤、失败、不公正和荒谬感。
《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生病也不是绝对的烦恼，“健康是身体及其组成部分能正常运行，疾病（disease）就是身体运转失灵，而生病（illness）是疾病对生活体验的影响。疾病是生理的，生病是现象学的，是对生命的感受。生病不会必然导致生活变差，生病后的生活质量取决于运气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生病、残疾确实是一种缺憾，但缺憾总是难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生活是什么也不缺，到了已经不能再增添什么的地步。他认为只存在一条幸福的道路，就是要在智力上很优秀，思考宇宙及其法则，拥有勇气、节制、慷慨、公正等美德，且得到了命运所有的馈赠。但幸福是多样的，我们不是要享用所有的好东西，喜欢各种音乐、文学、艺术、运动、爱好。一种东西有价值，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触它。最多意味着我们要尊敬它、保护它。对自由爵士、古典钢琴或死亡金属没兴趣是可以的。但我们应该希望它们存在下去，供他人享用。我不喜欢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不会建篱笆，这并不会损害我的生活。残疾使我们无法从事某些活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但没有人能够获得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大部分残疾为生活留下了足够的价值，他们活得不比多数人差，有时还活得更好。”
有人说亲人去世后特别悲痛的人有一些自我沉溺，“悲伤也许是有些自怜，但人们也不只是为自己悲伤，也是为逝去的人、为他们失去的东西悲伤。悲伤不是脆弱，而是象征着持续的爱”。哲学能提供安慰，但不是说不再悲伤，而是知道如何以应有的方式悲伤。C.S.刘易斯在思考他妻子的去世时说：“失去亲人是爱的体验中普遍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它在婚姻之后，就像婚姻在求爱之后，或者秋天跟在春天后面。它不是一个过程被截断，而是其中一个阶段；不是舞蹈被打断，而是下一个舞步。”
约翰·卡格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哲学系的教授，他在《攀登尼采》一书中说：“我经常告诉学生说，是哲学救了我的命。”2020年，他出了本书叫《生病的灵魂、健康的头脑：威廉·詹姆士能怎样救你的命》。《攀登尼采》出版于2018年，原名《与尼采一起远足：论成为你自己》。卡格在书中记录了他在19岁和36岁时两次前往瑞士的高山追溯尼采的旅程，他在途中思考尼采的论著和生命的意义。第一次去瑞士时他在读大三，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去寻访尼采的足迹，因为“尼采的超人哲学并不只是抽象的理念，无法在舒适的家中或是扶手椅上实践。它要求我们的身体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出发。”19岁时，卡格因为实行极端的禁食，一直饿到晕倒在路边，被路过的好心人送进医院。他父亲抑郁、酗酒，在他4岁时失踪了，他也有抑郁甚至自杀的倾向，是尼采教会了他如何面对痛苦。“对尼采来说，重点不是避免苦难，甚至也不是征服苦难；和之前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受苦是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基础事实。全身心地拥抱生命，包括其中的一切苦难。我们必须去欢迎和拥抱苦难，一如欢迎和拥抱幸福。”尼采也意识到，在弘扬力量与生命时，同时要努力避免重蹈过去世界乏味压抑的覆辙。现代人感到空虚还不只是一些人天生的遗传所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虽然承诺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前景却惨淡荒凉，世界上的爱与善从未如此缺乏过。尼采深深鄙夷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认为，最好的生活是一种轻松、平淡、准时、循规蹈矩且不越雷池一步的生活：上学，工作，挣些钱，买些东西，去度假，结婚，生小孩，然后死掉。尼采和瓦格纳都知道，这种生活有其无意义的一面。”现代社会也不容许那些曾赋予人类以活力的基本冲动。当一个人“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是为了行使自由意志的欢乐而这样做的，而是为了在未来拿到薪水。“人们不再充满激情地生活了，他们只是将生活一再拖延下去。尼采批判现代文明对生命力量的压制和削减，他相信，人应该充分享受其生命，得到最完满极致的体验。如果痛苦和死亡不可避免，我们或许也可以转而拥抱它们，甚至于欢欣鼓舞。”尼采称，病痛可以让人最终屈服于它的淫威，但也可以成为一种供人英勇抵抗的试炼。希腊人从不否认人类的痛苦和局限性，而是力求将其通过艺术转化成更好的东西。追求审美体验是我们用以对抗存在的恐怖的唯一出路。美就是将苦痛和折磨升华成某种富有创造力的、令人心驰神往的东西。卡格年轻时坚持禁食，是为了逃离让人感到无力的境况。尼采也与进食问题搏斗了大半生。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重新掌控自己的胃：先是严格素食了一段时间，接下来实验了全肉食谱，然后又连续好几天不吃东西。“禁食的目的是将人的意志引导到更高或更深处。尼采自己就是一个颓废者，他童年时受到母亲的呵护，刚成年时被妹妹悉心照料，之后则又有众多女保护者来接手照顾他的任务。他从来没有工作过——至少没有做过任何繁重辛苦的工作，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靠学术年金和有钱的朋友的接济生活。颓废的饮食、颓废的建筑门面、颓废的家居装饰、颓废的音乐——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巨大财富的标志。但尼采相信，在这些奢华之下掩藏着疾病和衰朽。欲求一顿前前后后需要吃上几个小时的大餐是堕落的症候，这说明此人已经很难吃下正常的食物了。”卡格第二次瑞士之旅是跟妻子和女儿一起，他顺便思考了尼采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尼采认为大多数人为了缓解苦痛而做出的种种挣扎，最终只是让苦痛更加深重。常见的逃避手段——美食、金钱、权力、性，都是转瞬即逝的，脆弱得令人心碎。生命只能走下坡路，必然会越来越快地衰朽下去。婚姻有可能仅仅是“一件漫长的蠢事”，是“两个无计可施的绝望者以所有传统习俗为名挖下陷阱诱捕对方，以遮掩自己的匮乏。”爱情最后会沦为一种“邻人之爱”——两个人只在物理距离上而非心灵上靠近对方。卡格的妻子卡罗尔也是一位哲学教授，她赞同康德的理论、痛恨尼采。康德推崇秩序、和谐、理性，尼采称他为“毒蜘蛛”，认为康德编织了一个观念论之网（他构建了一个包括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体系）。在卡格36岁时，他的妻子卡罗尔提议他们一起去瑞士旅行，最后他们决定带上4岁的女儿贝卡。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攻击康德，认为康德的著作只是做了个连篇累牍的循环论证，然后康德就开始用这个循环论证来解释价值——道德和审美判断的根源。卡罗尔说，《善恶的彼岸》是最愚蠢的书，康德的论证不是循环的，而是假设的。快要结束瑞士之旅时，卡格去了一个人迹罕至之处，他天没亮就出发了，跟妻子说午饭过后回来。回到旅店已经快晚饭时间了。妻子“用那种只有康德主义者才会使用的方式，平静、不留情面、无可辩驳地训斥了我。她不接受我那些虚弱无力的自辩。她指责道，我一直执迷于那些不成熟的胡言乱语，是对我的存在主义向导本意的误解。我就是个自命不凡的混蛋。我背弃了我们之前共同做出的平分育儿职责的约定”。孩子睡前不愿意刷牙，“像一个小小的尼采主义者，拒绝做那些符合自己的明显个人利益之事”。
《秋天的故事》剧照
卡格觉得自己决定当父亲是正确的，但因为女儿的行为而感到焦虑是不正确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千方百计地避开那些会引发焦虑和恐惧的事物，例如蜘蛛、考试、枪击、小丑、湍急的河流。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哲学家认为，人类做不到，也不应该去回避恐惧。恐惧并没有具体的对象或成因，而是从人之为人的本性深处令人不适地弥散出来的。用克尔恺郭尔的话说，恐惧来自对自由的可能性的感知”。卡格说，尼采最令人难忘的一句格言是命令读者“成为你自己”，这其实有些矛盾：你本来就是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卡格对尼采这句话做了一个非常存在主义的阐释：那并不意味着去寻觅并最终找到一个“你自己”，也不意味着去成为“你在本质上一直都是的那个人”。“自我”并非一个被动地存在于某处，有待我们前去发现的事物。相反，它是在一个持续的、积极的进程中被我们塑造出来的，人之为人的恒定本质，就在于他能永远处在流变之中，总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人本质上就是这种积极、活跃的变化。与此相联系，尼采倡导的“超人”是促使我们去想象另一个可能的自己，“自由的精灵、自我的征服者、拒绝墨守成规者……这个自己超越了现代生活中两种悄然统治着我们的力量：社会成俗和自我设限。超越了稳定而不可阻挡的庸常生活，超越了与日常追求如影随形的焦虑和压抑，超越了那些使我们不得自由的恐惧和自我怀疑”。以尼采为例，他的本质不是一个教授，不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也不是一个病人，他歧视女性，也曾向莎乐美求婚，他既会不断地攀登，也会适时下山，他是一个漫游者，不断出击，不断扩充体验。
排版：田甜 / 审核：同同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大家都在看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下单本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