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掉入“自证陷阱”？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贝小戎
现实生活中也许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景：一个男的问一个女孩，“你怎么穿这么少，不冷吗？不怕冻感冒吗？”这女孩该怎么回答呢？她要努力证明她不冷吗？解释说自己忘了看天气预报或者对冷暖没有感知？买不起厚衣服？家族有不怕冷的基因？我帮她想了一句，“你天天管这么多不累吗？感冒是因为病毒，你有常识吗？我感冒了需要你给我钱买药吗？”
现在很多人指出，在生活中要避开自证陷阱，当受到无端指责时，你不要自证清白，举证的责任在对方，对方动机不纯，你怎么自证都白费力气，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田松在《科学史的起跳板》一书中写道：“自证清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有时候则是不可能的……被诬者当初应该做的，根本不是自证清白，而是反问：凭什么我要证明给你看！”
“很多人在小学时有过这样的经历。班上有位同学甲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同学乙偷的，于是要求翻同学乙的书包。如果同学乙想要自证清白，把书包给大家翻，那他就陷入了无穷的厄运。如果书包里有，当然你就证明了自己是贼；而如果书包里没有，也并不能证明你的清白。会有人说，你藏在身上，就会继续要求搜身。搜身没有，还是不能证明你的清白，因为会有人说，你一定是偷偷地转交给你的朋友同学丙了，于是下一步就是翻同学丙的书包，搜他的身……这个逻辑链条永远也不会终止。正确的应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拒绝自证清白，拒绝别人翻书包。如果有人强行翻你书包，你就报警。”
《特免权制度研究》一书中说，不自证的要求源于英国，然后在1791年，被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吸收，上升为宪法性权利。根据该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强迫自证其罪。
1964年，美国联邦法院对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理由做了如下阐释：“它反映了我们诸多的根本价值和最高贵的渴望……我们更偏爱控辩式，而不是纠问式的刑事司法制度；我们尊重每一个人都拥有可以过私人生活的私人领地的权利……我们对自我否定的不信任；以及我们认识到这一特免权虽然有时是犯罪的避难所，但更经常的却是对无辜者的保护”。
在历史上，乃至今天，女性更容易受到无端指责，社会对女性有很多刻板印象和束缚。一百多年前，英国学者玛丽·斯托普斯在《性的尊重》一书中说：“两个身体健康、相亲相爱的人似乎就是无法怀上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传统观念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女性，对不能生育的女性的责难给很多人造成了难言的苦楚。现在，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一些没有孩子的家庭，男性和女性造成这种‘过错’——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过错的话——的概率是一样的，在城市里从事脑力劳动的男性就更是如此。”
《哈佛商业评论》一篇文章说：“不管在哪种公司，要求加薪的女性都备受责难……评估者不愿意与谈判加薪的当地女性共事，因为她显得更不谦卑，物欲更强。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中，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要为人谦卑，男人则被公认为家庭经济支柱。女性的工资被认为是用于个人消费，不是为了对家庭收入有所贡献。”
美国作家科蒂·倪丽斯说，单身女性无需跟人解释的问题包括：你单身多久了？你想要孩子吗？你有几只猫？你为什么不想结婚？
对于不友好的提问，无聊的时候可以戏谑地顺着对方的话头加以讽刺，比如“一个女孩为什么要玩骑行？”“骑车危险，生孩子也很危险，女性可以不生孩子吗？女性可以打网球吗？女性可以看小说、写小说吗？”
不自证是权利，是策略，也是进步的标志。
排版：初初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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