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大米坐飞机去韩国卖，他们靠代购粮食月入3万？
一名背米客大闹青岛机场，让人们把视线转向了韩国贵上天际的大米。所谓背米客，传闻是说，青岛胶东机场如今有一群乘客，每天往返在青岛飞首尔的航线上，肉身背米去韩国，赚取差价，月入几万。但坐飞机背大米，这事儿怎么都感觉不靠谱，我就去查韩国的米价，韩国人普遍使用的电商叫Coupang，上面的生鲜都算是比较平价的，比大超市里要便宜20%左右，一袋普通的两公斤装的大米，合人民币47元。
一斤大米12元，而我们这里，很少有如此小包装的，一般是五公斤装，折合每斤价格是3到4元。
韩国米贵，比咱们这里贵上三倍，但靠飞机搬运是否可行呢？有人替背大米的人算账，一次携带100公斤，就能赚上上千块。如果单纯地算大米差价和廉价航空机票价格，似乎如此。可哪有廉价航空允许带100公斤的行李？有一种想象是大米体积小，份量重，乘客可以随身携带放在行李架里。但100公斤是什么概念，想想大家常常提到的办公室桶装水，18.9L，才37.8斤，大家为了换水已经闹出了无数段子，能轻易携带200斤大米，来去自如，恐怕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这方面的报道，我只见于中文网站和巴基斯坦的一家军事网站，主流新闻报道上，好像非常少见。但这个传闻能流传开来，确实是有中韩米价的差异在起作用。而韩国的米价和中国形成巨大的价差，其实是两国的农业政策导致的。
韩国位于半岛上，山地丘陵占据国土绝大部分，耕地稀少。工业化后，韩国选择了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进口配额以内，大米的关税是5%，配额之外，则飙升到513%，比中韩之间大米零售价格的差价还高得多。但韩国是加入了WTO的，进口配额不低，其中中国分到的配额最大，每年是16万吨，这样一来，还是起到了压制韩国大米价格的作用。
所以直到2017年，韩国网上20kg大米的价格，还是折合168人民币，每斤大米4.2元。如果是小包装，也普遍在6元/斤左右，和我们还没有特别大的价差。但到了这几年，韩国的米价，就突然飙涨起来。比如我看到2021年一份报道，20公斤一袋的大米零售价约合人民币330元，相当于每斤8.3元，同比上涨近两成。当然，因为2021年的价格大涨，供需逆转，去年又是大米大跌的一年，结果到了今年，价格又报复性上涨了，跟过山车一样。
世界范围内，粮食价格也有大小年，但韩国的食品价格又相对特殊，一直就是困扰居民的大问题。在Coupang上看食品价格，除了大米贵，其他东西也不便宜，三根黄瓜18元人民币、已经剥好的蒜一斤35元，三根胡萝卜45元，还是打了五折的，一斤大葱25元、两斤西红柿36元、300克的韩国牛肉98元、两斤猪五花肉84元、两斤苹果46元……看到这些价格，你甚至怀疑那些背米客背错了东西，毕竟其他任何食品的价差都比大米高。当然了，这些都是鲜食，过不了海关的，选来选去，可能还只能背大米。
其实以个人的猜测，所谓背米客，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携带韩国化妆品，附加值更高，回去的时候，顺便带些大米，赚点零花钱。但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专门的背米客群体。
韩国这一轮食品价格上涨，表面上，俄乌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疫情使粮食贸易不畅，韩国农产品又高度依赖进口，印度关闭了大米出口通道，亚洲粮食价格处于高位，但实质仍是农产品保护与当地农业生产的不对称，就会经常出现偏差，比如“泡菜危机”就是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大白菜减产，政府却不能轻易调整白菜进口配额，最后泡菜的价格就出现了飙升。
这次的大米涨价也是如此，但具体分析起来，形势还是有所不同。韩国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独居者增加，家庭规模也更小，居民收入的增长又刺激了大家的外食、外卖，一家人围坐的米饭场景一直在减少。
传统上稻米是韩国人的主食，且是唯一不二的食品来源。上世纪80年代，韩国人人均消费大米130公斤，可如今连那时的一半都不到，还不到60公斤，大米的主导地位日益被小麦、大麦制品，豆类或玉米替代。这种情况下，大米的种植面积也就在减少，一旦减少的速度超过了需求缩量的速度，米价就涨起来。
实际上，随着农村老龄化以及工业化对土地的利用，不只是稻田，韩国的整体农业状况不容乐观，耕地面积正在以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消失，2000年韩国粮食自给率尚为30.9%，但2020年已降至19.3%。在《经济学家》每年公布的世界粮食安全指数中，韩国2017年还处在经合组织的第24位，2022年就掉到了倒数第一位，第32位。
韩国没有储备适当粮食的战略，甚至连负责粮食安全的主管部门都没有。一旦供需失衡，便会出现剧烈的价格波动。韩国有5000余万人口，把粮食安全全部交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同时又要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超过五倍的大米关税就使得它的粮价可能真的比国外贵上五倍，这是作为一个工业国家，同时又是资源稀缺型的工业国所要付出的代价。
问题是，这个代价可以不支付吗？韩国和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完全是保护的结果。日本对海外进口的稻米征收490%的关税，日本财政支农资金甚至超过农业GDP总额。日本农户靠出卖农产品获得的收入甚至不如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每一件韩国食品中，也有一半的政府补贴，政府先对城市消费者收税，再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收入因此被城里人“慷慨地”放大了一倍。
在中国，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粮食储备战略，每年政府都制定保底收购价格，主粮的供给一直在增加，这就与隔岸相望的韩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古代东亚农耕发达，精耕细作、人口密集，虽然迅速完成工业化，但内卷似乎就是资源束缚下的宿命，好在人们摆脱了农耕时代的马尔萨斯陷，实现了工业化的富裕。但和土地广袤，资源丰富的地区相比，要实现食品自由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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