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医院的第二年，我在国企搞防疫

本文作者：江川

这是我逃离医院的第二年。

我现在所在的单位，是某五百强国企下属的一个汽车研发机构，一般被称作「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有些历史，前身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是首批中外合资的企业；但它也很年轻，虽然有五千多号人，但全院员工平均年龄也不过三十出头。

面试时领导告诉我，我这个岗位的主要工作是员工健康管理，主导诸如体检之类的工作，另外再定期组织一些健康讲座就行了。职能里和医学关系最大的，就是管理一个院内的医务室，但也只是停留在日常管理层面，医务室本身已经有个外聘的医生坐诊，不需要我自己介入任何医患关系。

说实话，我当时的神志并不是很清楚，前一晚急诊抢救的残影还没褪去，又被眼前极具科技感的大楼震撼的心智迷乱，看着这里来来往往衣着体面妆容整洁的员工，一瞬间竟有种不知今夕何年的感觉。

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在踏入 29 岁的第二个星期，我从一个急诊医生，变成了一个国企职员。

入职研究院后第一次出差，摄于 109 国道青海格尔木段（作者供图）

从急诊医生，到国企职员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这里的神奇之处。

这所研究院的核心功能是研发乘用车，然后把整车方案交给主机厂去量产和销售。所以，它虽然是车企的一部分，但本身并不承担销售职能，这里的员工自然也没有什么销售任务；院里的工程师们超过七成是工科和设计相关专业的硕博士，海外留学经历几乎是标配，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加入研究院时还不到三十岁。

与其说这是一家公司，它更像是一所高校。

数以千计的年轻工程师，每天在写字楼和试验场之间行色匆匆，饭点时去中餐区吃饭，工间休息时去西餐区喝咖啡，随处可见的讨论不是技术课题就是研发项目，空气中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仿佛但凡有人身上带了一点点丧气，就会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

可惜的是，在大部分场景里，我就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人。

作为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临床专业的员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任何融入的角度，只能尽量变得透明。

避免尴尬的最好方式就是降低存在感，我把在医院养成的习惯发挥到了极致，独来独往，小心谨慎，除了吃饭之外，能接触陌生人最多的地方只剩下电梯了。

好在正常人大多都不会选择在电梯里社交，就算有人说话，也都是在扯一些米勒循环阿特金森循环之类我听不懂的话题。

发起这种话题的多半是技术部门的工科男，偶尔也会有设计部门的小哥插两句嘴；试制任务多的时节，电梯里还会挤进来一两位女工程师，除了笔记本，她们可能还会双持着 24 寸扳手，巾帼不让须眉，霸气一时无两，于是空气又重新归于平静。

不用值夜班，也没有抢救，我开始渐渐适应工程师的思维，习惯被人叫作「江工」。和这座城市里其他所有的写字楼职员一样，随着电梯门一开一关，江工的一天就过去了。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还可以过很久，直到新冠疫情的到来。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表示新冠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那时我刚参加完丁香园的线下活动从北京回来，正逢杨文医生遇袭，信息流里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伤医的讨论，整个医疗圈就像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

而后来真正点炸这个火药桶的，却是另外一位医生的遭遇，吹哨人的故事此处我就不再复述了。

华南海鲜市场的消息传出不久，公司就开始有湖北的同事征求我的意见，到底还能不能回去。

对于整个中国汽车产业来讲，湖北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亚洲最大的汽车试验场、体量巨大的东风公司都在湖北；国产车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除了极端试验场，湖北算是我司员工出差的第二大目的地了。

更重要的是，研究院有着大量湖北籍的员工，包括我自己。

我先是给在老家的父母打了电话，然后又微信问了武汉襄阳宜昌等地医疗圈的朋友，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病例肯定有，但具体情况不明朗，大家掌握的消息都不超出官方通报的范围。另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这次都很紧张。

单就急性传染病的处置而言，我算是略懂的。

急诊医生遇到传染病的可能性本来就比较大，受气候影响，南方地区冬春流感、夏秋登革热已经是固定套餐，每年夏天城中村里都能接回几个出血热，机场医院时不时还会助攻一两个疟疾过来。艾滋梅毒更不用多说，只要出诊时间够长，基本都能见个遍。

我本以为全国的急诊科情况都差不多，直到有一年冬天去长春参加教学比赛，夜宿吉大三院，有幸观摩了一下北方寒夜里的卒中急诊，我才体会到南北方疾病谱的巨大差异。

也是在那次比赛中，我选择了登革热的讲题，侥幸跟来自协和的同行打了个平手，捧回了我离开医院前最后一个全国奖，算是占了这种南北差异的便宜。

当然后来的新冠疫情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如此明显的地域差异。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木子理问我。

木子理并非医疗圈人，他是当年招聘我的另外一个HR。木工为人仗义，对贫苦的基层医务人员（我）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常请我吃火锅，一来二去就成了好友。木的见解通常比较高，所以我也喜欢征求他的意见。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我问他，「在全院发个武汉方向的出行预警？」

他似乎是在纠结什么，沉默了一会才抬起头来。

「你也想被谈话吗？」

此时，距离武汉封城还有二十天。

武汉封城前的街道（图虫创意）

预警到底还是没发出去。

倒也不是因为怕什么诫勉谈话。我的执业证就挂在我自己管的医务室里，就算把我的执业资格暂停了，也不会影响医务室运行。

但企业自有它运行的规律，上级单位都还没有指示，仅凭一个网传的文件截图就要求上千人改变行程，确实缺乏说服力。

时间进入一月中下旬，全国的病例报道陆续增多，但在数量上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一方面是连日攀升的确诊人数，另一方面是「万家宴」这类的新闻，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各种迷惑，最后只能接受一个信号：先安心过年吧。

反正哪也去不了了，我就把在书柜里躺了两年没拼完的乐高千年隼给收拾了出来，还给魔兽世界账号充了一张月卡，准备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假期。

就在临放假的倒数第三天，微信很罕见的在凌晨推送了一条公告，这条公告只有短短几行字，却看的我一身冷汗。其中一行字是：「经国务院批准，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普通人可能对这样的表述没有什么概念，但医务人员一定不会陌生。上一个「获此殊荣」的传染病还是七年前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再上一个，则是 2002 年肆虐全球的非典型性肺炎。

这座城市不可能忘记非典，叶欣护士长的塑像，已经静静地矗立了十七年。

一位戴口罩的市民走过抗击非典医务人员雕塑（图虫创意）

警报拉响

在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我收到了区卫计局的通知，要求区里所有民营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迅速集中开会。

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运营医务室这两年，我和各级卫生部门也打了不少交道。区里近年精简会议，一般有什么指示学习，大多都是通过发文件的形式执行，很少这么兴师动众。

而实际情况显然比我想象的更麻烦。

等我赶到会议现场时，卫计和疾控的负责人都已经到了，坐在第一排的是区突发公卫应急办公室主任和其他两个办公室的人，一眼望去都是熟面孔。去年我在研究院刚办了一个呼吸病宣教活动，请到钟南山院士来宣讲，这些领导也都去了。

这让我感觉不安，这次会场里显然没有什么院士大咖，能让这些大佬一起出动的，多半不是什么好事。

没有领导演讲，也没有什么客套话，主持人直接引出了 CDC 和应急办的负责人，前者讲了当时最新版的新冠病毒防控信息，用的还是北京的 PPT；而后者干脆连 PPT 都没有，直接挑明了区里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全市最大的高铁站，和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学生聚集区。

我心里一沉，打开了手机地图，研究院正好处在这两个点中间。

车站里戴着口罩的人群（图虫创意）

会议后来还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领导最后连说了好几个「拜托」，态度诚恳而郑重。

在开回公司的路上，部长问我能不能启动一个讲座，我想都没想就接下了，这次危机显然不是只靠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必须让每一个员工都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庞大的春运大大提高了人类迁徙的复杂程度，只要有一个员工麻痹大意，放假归来就是五千人的噩梦。

但是讲什么，怎么讲，我却还没想好。

研究院的特点是人员普遍高学历。工科生又特别喜欢钻研，平时就已经有不少员工会拿着文献来跟我讨论病情，而在疫情发生的这段时间，我在公司微信群看到的新冠肺炎资料，甚至比在医疗群里看到的资料质量还要高。拿这种 PPT 照本宣科，忽悠不了这帮人精。

于是我想到了小谢。

小谢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考在了不同的院校，虽然同为医学专业，但是我学临床，她学预防，现在已是病毒学博士。

单就对冠状病毒的了解而言，我认识的人里面确实没有人可以胜过她。五年前中国大陆输入的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就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了测序。MERS 病毒也是冠状病毒的一种，被视为 SARS 病毒和新冠病毒的表亲。

毕竟是多年好友，（在听说我司有很多单身小哥哥以后）小谢便爽快的答应了我，从她宝贵的相亲日历里给我的联合讲座排了个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讲座的效果非常之好，普及了疫情知识之余，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超过四百名员工，让他们取消或改变了行程。按照原本的计划，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三天后会经停武汉。

而此时距离武汉封城，还有三天。

像所有其他的国企一样，公司也迅速成立了防疫工作组，跟随国家政策发布了各种提醒和禁令。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防疫小组只能做一些转发和提醒工作，很难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措施，这让我感到很焦虑，却分不清焦虑的来源。

这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在除夕之夜到达了顶峰。

江苏医疗队，广东医疗队，解放军部队，各个省市和单位都在连夜整队出发驰援武汉，而电视里依旧歌舞升平烟花璀璨，让我有一种分裂感，不知道哪一边才是属于我的现实世界。

我只能不停的刷着手机，看着来自各个渠道真真假假的疫情消息，然后果不其然的，刷到了我原来医院医疗队出征的消息。

根本不用点开大图，我凭装束就能辨别出医疗队的每一位成员，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师兄和同事，光急诊和 ICU 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二，专业方向年龄层级和我高度重叠。

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从医院离职，这支医疗队里很可能有我。

我也终于找到了那种巨大焦虑感的来源。曾经和我一起日以继夜并肩抢救的兄弟，和我一起乘救护车在城市边缘飞驰的姐妹，和我一起许下大医精诚誓言守护人民健康的同袍，现在去战疫前线践行他们的誓言了。

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人生第三十一个除夕夜，我感受到了如儿时一般的无助。

离开医院前进行临床操作的照片（作者供图）

保护好一万人

各地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目的很明确，武汉当地的医疗资源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挤兑危机，大量真假难辨的病例占用了超量的医疗资源。省会如此，湖北其他地市更不用多说。

另一方面，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说我原来的医院，已经另调了 8 个医生组成 24 小时发热门诊，新冠和季节性流感叠加在一起，各大医院急诊都濒临崩溃。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我问自己。

首先，不能再给医疗系统添不必要的麻烦。

研究院有五千员工，五千个家庭就是超过一万人口，保护好这一万人，就能给各地医院减少一万人次急诊量。此前我已经面向全院员工开放了 24 小时在线医疗咨询，这还不够，我还要把他们的家属也纳入进来。但是要怎样才能知道员工家属的健康状况呢？

然后，要达到公司的防疫和复工目标。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照现在这样的疫情趋势，十有八九要打持久战，如果为了防疫目标长期不开工，一年半载出不了粮，想必员工自己都不答应。但是一人感染五千人隔离，这责任谁又担得起呢？

此时无症状感染者、多次核酸阴性确诊病例和超长潜伏期患者的情况都开始出现，核酸试剂又一度紧缺，不可能让复工员工都做。那要怎样才能精确识别，让安全的员工先复工呢？

我试图在教科书中寻找答案，但无论是传染病学还是病原微生物学，都只是教人如何具体识别和防治；我转而寻求文献，但彼时连新冠病毒病原体的研究论文都很少，更何况这种社科方向的课题。而非典时期的经验此时已很难奏效；

万万没想到，我这种学渣，有朝一日竟要去研究这种百度不知道知乎也不知道的课题。虽然隔着电脑和手机屏幕，但我也能感受到防疫小组其他同事盯着我的热切目光：这事是绝无可能指望他人了。

此时我想起了伍连德先生，不知道在一百年多前的那个除夕雪夜里，面对那场近乎要灭了晚清的东北鼠疫，伍先生到底想到了些什么。

办公桌面，我又戴上了以前在医院的听诊器（作者供图）

大年初一我起的很早，在电脑前面敲下了第一份面向全院的防疫调查问卷。

在第一版里我围绕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方面设计了 32 个问题，包括员工所处地理位置、使用过的交通方式、本人和家属健康情况、接触史等信息，然后对每个选项进行赋值，使每个填表的员工都能得出一个感染风险评分。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能得出个什么结果，但经验告诉我，把流调先做起来，总是有好处的。

第一次调查完，我发现数据量太过庞大，选项排他性也做的不够好，就组建了一个问卷处理小组，拉了几个和安全相关的年轻同事进来一起处理数据，同时根据部门反馈和试算结果对问卷做迭代更新。后来小组日益庞大，IT 和人力等部门的同事也都加入了进来。

IT 的同事优化了风险值的权重配置，给员工匹配了公安部门每日发布的确诊病例车次/航班信息，优化了传播途径的算法；人力的同事解除了打卡电子围栏，完善了员工实时位置数据，和 IT 同事一起将地理位置拟合到地图上，匹配各地区发布的高风险小区/街道位置，优化了潜在传染源的算法；我自己则拉取了计生和体检系统的数据，和人事考勤系统交叉匹配，优化了一些易感人群的算法。

也多亏了五千多位同事愿意当小白鼠，在此后的一个月内，陪我们将问卷迭代更新了二十多次，到了省市宣布全面复工的前一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对每个员工前一天的行为进行综合风险评分，以确定他第二天到底是正常上班，还是要居家办公。

虽然整个假期都忙的日夜颠倒，但总算是有了成果。利用这一套工具方法，我们掌握了所有员工和家属的实时健康情况和防疫信息，必要时提供一对一咨询，降低了他们在不必要情况下就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为员工复工提供了决策依据，在防疫允许的范围内，公司提前达成了全面复工的计划，并且将「0 感染」保持到了今天。

根据员工实时位置数据完成的拟合图

（作者供图）

我又变回了「江医生」

其实，后面还出了很多意料之内或者意料之外的幺蛾子，比如复工期间发热，员工小区被集体隔离，海外实验室防疫物资断供之类的突发事件，但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工作，倒也不算是很棘手。

但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场景似乎开始变得熟悉起来。

我的手机又变回了「消防热线」，每当陌生电话响起，未知的任务都会让我紧张，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出救护车的日子。

国内的疫情慢慢平稳，医疗队安全撤回，现存病例一天天减少，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回归正常，但是我的乐高终究是没有拼完，游戏月卡也早已过期。

当我终于有空写下这篇文章时，公司也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我经常因为限流而买不到咖啡，上下楼时，也只能站在电梯九宫格的最里面。

电梯里依旧很少有人说话，工科男们不再讨论发动机，而是扯一些刘雨昕虞书欣之类我听不懂的话题；设计师小哥的头发已经长到可以扎起来了，明显对这些宅男的讨论不感兴趣；女工程师们的工裤纷纷换成了长裙，手里的工具也随之温柔了许多。

不用值夜班，但时不时要帮业务部门救个火，我开始适应自己的双重身份，习惯被人叫作「江医生」。

和这座大楼里的所有员工一样，随着电梯门一关一开，江医生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责任编辑：gyouza）

点击图片链接可回顾作者往期文章

欢迎向丁香园投稿！

好文不怕贵，舍得给稿费

投稿邮箱：[e-mail]

后台回复「投稿」即可查看投稿规则

或点击菜单栏「投稿」查看投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