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甲午年间，广州的那场鼠疫

作者：卢洁峰（广州，学者）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序属甲午，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鼠疫，二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因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以及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被中国人刻骨铭记。而甲午鼠疫，因人类至今无法消灭疫症，也不应该被淡忘。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Plague），是由巴斯德氏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经由鼠蚤的叮咬而传染给人类。

感染鼠疫后最明显的特征是鼠蹊部（人体腹部连接腿部交界处的凹沟）淋巴腺会有肿大疼痛现象，淋巴结大小不等，自豌豆至鹅卵甚至苹果大，因此有淋巴腺鼠疫之称，初为散发，条件适当即可造成流行。鼠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法定甲类传染病之首。

在人类历史上，共有三次鼠疫大流行：

• 第一次：源自中东的“查士丁尼鼠疫”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恰逢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故史称查士丁尼鼠疫。此疫源自中东，流行中心在地中海巴尔干一带，肆虐近两个世纪，高峰期每天死亡万人，疫情最终导致上亿人死亡。

• 第二次：源自西亚细亚的欧洲“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14世纪的欧洲，疫源地在西亚细亚，因发病者舌头发白而皮肤发黑而被称作“黑死病”。当鼠疫越过意大利后，便以每天2英里的速度，沿地中海进入西班牙，然后翻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和德国，接着向北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跨过北海抵达英国、爱尔兰，最后一直蔓延到冰岛和格陵兰岛。时人背井离乡，举家出逃，医生束手无策，凡得病者，只能坐以待毙。仅1348-1352年的4年间，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 第三次：源自云南的甲午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发端于19世纪末，疫源地为中国云南。鼠疫传到广州后，借助蒸汽轮船（海船），向香港、厦门、上海、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非各大洲传播，持续流行，1930年代达至大流行的高峰。之后，持续多地散点爆发，余烬至今未熄。

1894年，因广州是鼠疫第一流行中心，且死亡10万人而使当年成为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有鉴于此，本人权称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为“甲午鼠疫”。前人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尤其是对1894年广州鼠疫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我只是把1894年的广州鼠疫，名之为“甲午广州鼠疫”而已。

晚清广州景象与1894年岭南鼠疫流行后应运而生的中医应对鼠疫著作《鼠疫汇编》，广东廉江县罗汝兰增修撰写。

鼠疫是怎样传入广州的？

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疫源地为云南（宿主是家、野两类老鼠，传播媒介是鼠蚤），广州则是第一流行中心、重灾区之一。广州与云南相距1340多千米，山长水远，且二者之间还隔着一个广西省，云南的鼠疫是如何传入广州的？

从6世纪与14世纪的两次鼠疫大流行的记载可见，鼠疫喜欢袭击港口和乡村。因为那里有老鼠、有跳蚤、有货物，且温度适中。老鼠和鼠蚤随水上航行的船只和人员移动而把鼠疫传播到四面八方。

合浦（今广西北海）自汉代开始就是一个沟通中原及西南，面向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重要港口，是有史书记载、有考古实物证明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明清两朝，合浦还在广东省界内，是广东与云南客货运输的水路集散地。鼠疫正是通过水运船只、人员和货物，从疫源地云南，传到合浦的。赖文、李永宸的研究揭示，早在1867年，合浦就发生了鼠疫。合浦因此而成为岭南鼠疫最早的传入地。

合浦与广州之间辟有航线，鼠疫因此而通过水运，从合浦疫区经西江流域直接传入广州。根据1956年广州市防疫站的调查，早在1890年2月，广州就开始发生鼠疫了，以后的1891、1892、1893连续3年，每年的2-5月，广州都会发生局部的小规模鼠疫流行。

1894年1月16日，博济医院女医生奈尔斯（Mary West Niles）被邀请去诊治王将军的儿媳妇。她说，这个女患者在腹股沟部有一个肿块，体温华氏104.8度，脉膊160次，并有淤斑疹。奈尔斯在事后撰写的一篇报道中特别提道：“这是广州第一个可靠诊断的鼠疫病例。” [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转引自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尽管1890年-1893年连续三年的2-5月广州都有小规模的鼠疫流行，但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官府也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就这样，鼠疫在广州蔓延开来了，并于“王将军的儿媳妇”确诊一个月后的2月下旬，大规模暴发、流行。

据威尔士（J.F.Wales）称，鼠疫流行的消息，最早见于3月1日省城的报纸，当时这个病已经广泛流行了。[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转引自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我们无法找到这张报纸，幸而《申报》在1894年的4月-7月间，比较集中地报道了甲午广州鼠疫。

据研究者称，伍连德以及粤海关税务司摩根(F. A.Morgan)均认为：1894年是近代广州鼠疫的始发年份。[摩根(F.A. Morgan)《粤海关十年报告(二)》。]

甲午鼠疫的广州具象

1894年4月15日的《申报》，开始出现关于广州鼠疫的第一条报道。在4月29日的报道中，《申报》记者称，广州鼠疫最早暴发于2月下旬，地点在南胜里（位于今大南路南侧）。

南胜里位于省城的护城河“玉带河”北侧，这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区。赖文、李永宸的研究揭示，“旧城区的病例主要沿环城的玉带河分布，而以城南南胜里邻近地区为多，如八旗驻防地、运署（盐运司）、南海县衙、南海学宫、归德门等地，其中前三处尤为严重。其他病例的地点多位于玉带河边的城门出入口，如正东门的北横街、小北门、西北的出口“西关第一津”、正西门。当时广州的玉带河是与珠江相通、可行船运的运输通道，这种地区分布提示：疫情很可能是沿水路从南胜里扩散的。”

甲午广州鼠疫除沿环城的玉带河流行以外，还在城外西关肆虐。当时的西关，既是港口贸易重地，也是广州织造业的中心。据《中国历史纲要》记载，明末清初，广州附近已有2500多家纺织工场，每个工场雇工约20人，这些纺织工场大多集中在西关。1891年以后，西关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据粤海关统计，1892-1894年仅从印度进口的棉纱就分别为157142、120658、161051担。[摩根(F.A.Morgan)《粤海关十年报告(二)》。] 伴随织造业迅速发展而来的是人口的剧增、房舍的增密，以及纺织原料的囤积……这一切都为老鼠、跳蚤的栖生、繁殖和人间鼠疫的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鼠疫几乎传遍了整个西关；西关亦因此而成为甲午广州鼠疫的重灾区。

《申报》的报道详细描述了染疫者的症状：“当疫症初起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昏迷，不省人事”。“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交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害处，随即夭亡”。曾于当年创办太平局十全堂救治患者的老中医黎庇留亦称：“核症患者，其病结核如瘰，传染广，伤人速，故以疫名”。[洗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

1894年2月下旬，鼠疫在广州大暴发，据《申报》报道：“城厢地方瘟疫大作，两月之久仍未止息，且传染之速，尤觉日甚一日。”有出门拜客，染疫而亡者；有为人诊病，染疫并祸及家人者；有染疫回家，妻及子女亦相继而亡者；有为亲人料理丧事，染疫而亡者；有出外购物染疫者；有赴局办公染疫者；有贼入疫家染疫而亡者；有在城内八旗驻地、省中文武大小衙门传染者；有在面馆、妓院传染者；有参加庙会染疫暴亡者。“常有宴饮之际，席未终而身已亡，谈笑之余，音尚存而魂已散。疫症出于俄顷，药石无所用之”；“近日染病之家纷纷迁徙以避，故省中屋宇多半旷闲，无人居住，而市面生意因之冷淡异常，凡酒店茶楼尤形寂寞，无敢过屠门而大嚼者，贸易中人无不仰屋兴磋也”。

疫情流行的峰值则在5月，6月中旬开始向四乡扩散，7月中旬以后渐以四乡的疫情为主。广州老中医易巨荪称：“甲午……疫疾初来，先死鼠后及人，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死绝者，死人十万有奇”。另据《申报》报道：“六月朔日，疫势渐轻，死亡日少。仵作一流人始略得间暇，初六日，会饮于某酒楼以志获利之盛，互相会计，自春徂夏，省中死者共11万余人，而4、5两月为多，此两月中，竟居其半”。

官员作为与民间善举

由于对鼠疫缺乏认识，清政府并无专司防疫的部门。然而，大难当前，还是不得不有所作为。比如，按察使“制有治疫单药，分给士民……近日到署领取者应接不暇……臬宪（对按察使的尊称）以制备无多，恐难遍给，遂将药方抄出，发交爱育善堂，嘱其如法炮制，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

又比如，南番两邑宰仅凭直觉，严饬差役勤加洒扫，并发出香术等物，命在狱内燃烧，以辟疫气；暂停操演，疏散军队；逃离疫区；禁止来自疫区的人入村。

另有官员，或在城隍庙设坛祈禳，为民请命；或释放罪犯“以弭怨气而迓天和”；或“另易岁首”以“祓除不祥”；又或“禁屠以全物命……禁止捕鱼……舁界神像出游，焚檀香放爆竹以辟疫气”……

广济医院与爱育善堂聘得两位名医，一在南关天字码头，一在西关湄州庙设厂施医。刘学询则在西关黄沙地方设立养病施医所，俾染疫无归者得所栖止，以资调养。“自开厂迄今将届两月，计留厂医治者不下数千人”。

港英当局的公共防疫措施

甲午广州鼠疫暴发后，一些有能力避难的人，纷纷乘船逃往香港。据《香港政府宪报》记载，1894年4月份，平均每周有1.1万难民为躲避鼠疫而从广州进入香港，直接把鼠疫传入香港。[《香港政府宪报，1895年》，香港政府1895年版，第369-370页。] 1894年4至5月间，继广州之后，鼠疫开始在香港流行。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鼠疫疫区。

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近代公共防疫措施，派出军队到太平山和中环一带的华人居住区逐户搜查、隔离病患、“洗屋”消毒，并强制把鼠疫患者送到“健康女神”号（Hygeia）医疗船上隔离并接受西医治疗，以遏制疫情。但这些西式防疫措施，屡遭华人抵制，甚至招致华人的暴力反抗。最终，港英当局只能顺应华人“回广州接受中医治疗”的要求，同意东华医院组织船只，以每日一千人的规模，把香港的鼠疫患者运送到广州方便医院等慈善机构接受中医治疗。

如此一来，广州的鼠疫病患以及鼠疫死亡人数就更加多了。据有关学者研究，1894年3-7月间，广州死于鼠疫者有10万之众，而据《九龙海关志》记录，从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鼠疫疫区，至8月份疫情逐渐消失，香港因鼠疫病殁者，为2552人。

甲午岭南鼠疫虽发生在126年前，但鼠疫至今未被消灭。至2020年3月，国内仍有旱獭病例（鼠疫）的出现。是故，不妨警钟长鸣。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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