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
「普通人的内心同样波澜壮阔，这是我在《半边天》做人物访谈时最大的感触。这些女性的命运故事让我真正进入了生活。」
文 | 安小庆
编辑 | 金桐
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半边天》的女性节目。
对出生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电视儿童来说，《半边天》是关于千禧年代记忆的一块共同拼图。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回忆，小时候总是在等动画片前看《半边天》。
1995年1月1日，《半边天》开播。节目创始人寿沅君曾回忆，1994年，联合国决定1995年在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退休的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寿沅君坐不住了。
寿沅君发现，自1958年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近40年的时间里，央视为儿童、少年、老年、工人、农民、军人开办过专门的节目，却从未将占据一半天空和人口的女性，纳入过自己的视野，这成为电视栏目中的一块空白。
「女性长期在媒体中受到忽视，这不公平。」 寿沅君将两位能干的女编导孙素萍、王娴找到家里，打算创办一个女性节目。她们制定了计划并上交领导，意外获得批准。
《半边天》成为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也是国内最早的女性栏目。节目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逐步确定了「关注社会性别，倾听女性表达」的宗旨。2000年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在联合国大会中特别赞扬「中国中央电视台定期播出的《半边天》栏目，专门播放妇女的话题，极具影响力」。
即便站在今天回看《半边天》当年关注过的议题，仍然会被话题的先锋性和问题意识所震撼。这些议题包括：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新《婚姻法》司法解释
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妇科检查缺乏人文关怀
男性避孕药
产后忧郁症
老年妇女生存处境
城市外来妹的婚姻
妇女在家庭中不被货币化和统计的劳动
全职太太的权利
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夫
非婚生子的权利
妻子的财产权
女性与小额贷款
性工作者的生存
少女意外妊娠援助
北京首例性骚扰案
学校教育内容不应分性别
女性参政数量低
怀孕被辞退
《周渔的火车》：女人的欲望和选择
……
在「95世妇会」结束和《半边天》诞生的25年后，女性面临的问题依然高度相似，这表明，「妇女」，确实是「最漫长的革命」。
节目创始人寿沅君回忆，《半边天》节目本身的发展和成长，也经历了不小的革命。最初，节目组本身的性别意识也和整个环境一样存在浑浊的痼疾。
寿沅君记得，节目开播一年后，曾邀请两位性别研究学者来给编导们上课。那是1996年，学者们介绍了她们从性别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批判性分析。然而这次讲座却遭到节目组绝大多数制片人和编导的反抗。
他们对广告中女性形象属于刻板印象的分析概不接受。讲座时形成了两种观念的对立。直至晚上，还有人上门找两位学者辩论 。
隔年，《半边天》栏目更换了总制片人。主编也换由女性担任。栏目组再次邀请三位学者对全体编导进行了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这一次，终于有男编导在参加培训后，开始自我反思，在日常节目录制中，他们「不但能用性别平等的理念审视自己的节目，还开始能发现屏幕上其它节目中隐形的歧视观念」。
但改变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发生的事。
1998年底，一位女编导录制了一期关于女性隆胸主题的节目。她在片子里传达了这样的观点：女性天生爱美，隆胸后的曲线增强了女性的自信。
看了片子之后，制片人赵淑静很生气，主持人张越记得赵淑静当时跟那位女编导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这个片子的价值观怎么这么「反动」？
赵淑静决定，「隆胸节目如果这么做，却不介绍促使女性隆胸的社会原因，不改变女人是被男人看的传统视角，那这个节目不能播」。
出过问题的节目还有一期，叫「幼儿园新来了男阿姨」。男性进入传统中由女性大量从事的职业领域，本来是有价值的选题。但在拍完的节目里，讲的却是男性去幼儿园工作真好，因为以往幼儿园都是女阿姨女老师，「女的教女孩还没问题，但是教男孩容易把男孩给带得特别娘们儿，所以男的进入这个领域，可以发给女孩儿一些娃娃，让她们坐在旁边玩娃娃，他去带着男孩儿玩打仗，这样以后带出来的孩子男孩像男孩，女孩像女孩，所以特别好。」
赵淑静臭骂了这期编导。最后片子重新编辑，最终以「教育内容不应该以性别来划分」播出。
改变也在缓慢地发生。主持人张越在《半边天》1995年开播后不久加入。她记得每位员工都要上社会性别课程。不久后，大家能够用社会性别的意识去分析和观察社会上的许多问题。
「比如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胸罩的广告，那个宣传语叫『挺起胸才能抬起头』，意思是只有大胸才配好好做人，没胸就得自卑。我们看见了，当时就窜了，马上就做节目，这是性别歧视。」
有一次，隔壁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公布下一期要聊「妻子的唠叨」这个话题。张越记得，「我们组的人看见了，就找他们制片人去了，说为什么把『唠叨』定位于女性？」
1999年，在《半边天》栏目的主创人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观众十分陌生的头衔——性别顾问。这不仅是中国电视界也是其它所有领域中的第一次。
同时，栏目还建立了由制片人、主编、性别顾问以及女性学者、人文学者共同组成的策划组。栏目所有的选题都由策划组讨论并提出建议，供编导参考。这时的《半边天》，女性绝对成为节目的主角，而且「这些形象已经摆脱了作为社会的配角或者男人的附庸的倾向，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有主体价值观的、呈多元化趋势的社会形象。」
《半边天》的编辑部也用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向内的对自己的性别启蒙。人的认识的变化，很快反映到屏幕上。
1999年春节期间，《半边天》播出一期名为《公厕重地 请多关照》的节目。男性编导对北京西单商业区的27个公厕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对男女厕所的面积、坑位以及男女上厕所花费的时间长短作了详细的对比。
节目采访了许多女性，她们大吐苦水：上街前不敢喝水，有的甚至造成尿失禁，月经期间经血渗漏，卫生巾无法及时更换。《半边天》有意把这个节目安排在春节假期期间播出，让最多的观众看到了它。
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在公共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的遭遇和感受会如此不同。这无疑也是对观众、对城市设施的设计者们所做的一次性别启蒙。寿沅君认为，这期节目为以后的节目树立了一个标尺，而主创者为一位男性编导，也表明男性和女性一样都可以是社会性别意识的拥有者和实践者。
在对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呈现和讨论中，《半边天》形成了自己的节目气质。2000年后，《半边天》在日常节目之外，又做了许多具有历史纵深度的专题，如《我们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中国女性史》，《繁花：中国打工女性纪实》。
《我们的一个世纪》用20集的体量，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女性从身体到精神、从非人到女人到人的经历」。《繁花》则用纪录片的视角，将打工女性群体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在自我的寻找和自我认同清晰之后，《半边天》再无游移地成为中国性别平权的探索和推动者。按照联合国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全社会普及和推广性别平权的观念，撼动「基于性别而做的区别、排斥或限制」。
除此之外，诞生于2000年底的子栏目——「张越访谈」，一开播就以独特的性别视角和人文关怀，深入探讨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受到业界、学界的好评，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人物访谈之一。
2002年3月23日， 「张越访谈」播出的《我叫刘小样》，是《半边天》开播以来反响最剧烈、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近20年后，依然有不少的观众在网络上关心这位主人公后来怎样了，关心主持人张越去哪里了。
一位观众在网络留言：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看节目，张越和其他节目里面传统意义上漂亮苗条的女主持人非常不同，胖胖的但是非常自信，我非常喜欢她，今天突然想起张越和她的节目来了，她现在还好吗？
一位观众写道：从小看张越的《半边天》，提倡女性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女性意识启蒙，很可惜，现在这样的节目没有了。也许是因为更多元了，但是也可能是再度「失语」了。
更多人提到这个节目给他们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启蒙」，「不遗余力地为两性平等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是「最早的平权教育。」许多话题放到今天，依然是热点问题。
《半边天》栏目总制片人赵淑静曾经这样说过:「在亚洲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悲剧色彩仿佛是天定的……女性问题不单是一个性别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女性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是我们的社会，从一般传媒从业者到普通公民,都缺少社会性别意识。因此，有必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启蒙。」
几年前，由于收视率过低，《半边天》和一大批央视节目被停播。节目和节目的工作人员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在《半边天》节目诞生25年之后，我们找到了主创之一、担任节目主持最长时间的张越，为我们讲述《半边天》和她的故事。
以下是张越的自述。
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活
1988年，我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去了银行系统的一所中专当老师。中专没有高考压力，一周四节课，工作非常轻松。同事们老在一起打牌，我觉得不能这么过，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他们当中好多人在当时的北广、现在的中传上学，其中一个同学当时在特别火的《艺苑风景线》实习，她说节目组每周都需要演小品，一个长的，一个短的。
那时候，写戏剧小品剧本的人特少，同学说，你以前是咱班作文写得最好的，要不你给我们写剧本吧。第一个写完，他们说不错，能用。后来节目组就经常跟我约本子。那时候是90年代初，我一个月工资才100多。短剧本一个50块，长剧本200块。慢慢的我写剧本赚的比工资还高。后来他们又把我介绍给《综艺大观》和春节晚会撰稿。
90年代初，英达从美国回来了，带来了美国的情景喜剧。他做的就是今天大家都还很喜欢的《我爱我家》。我是后80集的时候参与进去的，那时候梁左一个人写不动了。后来我又开始帮电视台做节目策划。
1995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组的编导找我聊天。那时候，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刚在北京举行。编导说，节目组想做个新栏目，叫「好梦成真」。就是一个类似职业体验类的节目。拍过的女孩，大部分想做歌星、模特、演员，我当时就说，嗨，真是，这有什么意思，要我，我特想当厨子。
过了几天，编导给我电话说成了，我们打算把你送到苏州松鹤楼去学做松鼠鳜鱼。我觉得特好玩，跟学校腾出几天时间去江南拍了片子。拍完就忘了，当时并不会知道这或许会和人生的转折有关系。
过了一阵子，她们又给我电话，说《我爱我家》正热播呢，你来当一期嘉宾吧。到下一周，她们又电话我，说能不能来帮忙救个场。一连三个星期，我说你们这组什么毛病啊，怎么回回嘉宾主持都是我，不是每次都换吗？
第四个星期，我又去了。这次录完，制片人出来了，他说不好意思，其实我们是想让你来《半边天》做主持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就想先试试观众能不能接受你，审片的领导能不能接受你。后来领导在看当厨子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这厨子好，不怯场，说话挺好玩的，就让她来试试吧。
说实话他们挺大胆的，央视以前就没有我这样风格的主持人。我在《半边天》最早主持的是周末版，一档类似脱口秀和辩论的栏目。每周邀请一位男嘉宾来和我一起聊跟女性有关的话题。我被鼓励以更鲜明的、更个性化的，甚至是更有攻击性的方式表达观点。
我和嘉宾进行争论式讨论，当时组里要求我不能输给对方，每次上场之前，编导会对我说，去，把他「干掉」。我当时被设定成这样的人。基本上每次我就是奔着找茬和抬杠去的。非常艰难，因为对手都不弱。
开播一个多月后，纸媒开始报道。主要说的是我的形象和语言风格。还有观众给台长写信，说，那个叫张越的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全中国的女人都死光了吗，你让她做主持人。
我就这样开始了主持人的生涯。今天在演播室谈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明天去采访一个电影明星，后天教大家怎么选卫生纸和卫生巾。内容越来越凌乱。从一开始做节目的兴奋，到慢慢做了两年后，我开始觉得这些东西都对我没营养，谈完了以后觉得特别无聊。更重要的是，我扯的那些话题，观众真的听进去了吗？对人内心有触动吗？
我可能还是一个老派人，特别讲究公共价值这件事。就是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这个媒体平台是一个公共资源，我不能占用一个公共资源，却不提供公共价值。
在《半边天》的最初两年，我是没有成就感的。到1997年以后，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不满意已经无法忍受了。
《半边天》的每个工作人员一进组，就要上性别培训课，从理念上说，它已经被解决了。但实际上，我自己大学一毕业就做了老师，然后当策划和主持人，其实我没见识过真正的生活，我对生活中千姿百态的人不了解，在谈论很多话题的时候，我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耍一些语言花腔，让自己显得比别人聪明，但它跟真实生活没一点关系。
我越来越心烦，越来越心烦，烦到完全不想去录节目，只要一到上班的点，我就迈不开腿的烦躁。1997年春节前，我去报销结账。拿了挺多钱应该是一个很高兴的事。但我领完钱就哭了。
春节假期过后，我去找赵淑静辞职。我说，我不干了。为什么？我觉得特没劲。那你想做什么节目？不知道。那什么有劲啊？不知道。
赵淑静真好，有一个爱才的领导是特好的。她说，「我特想让你在这儿干，但如果你自己这么难受，不干就不干吧，你回家待着，好好想想你到底想做什么节目，想好了，要建组，要人手，要设备，需要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帮你做新节目。在你想出来之前，在我权限范围之内，我每个月给你发一点生活费。」
2003年《半边天》节目片头
深圳火车站女厕所门后
我就这样回家了。什么都没做，就这样在家待了两年。每个月组里给我一千多块的生活费。
那两年，我就买菜做饭过日子。有一次和圈里人聚会，一个演员一见我就说，你太可惜了，我们还觉得你起的势头挺好的，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折了。还有人跟我说，你胆儿也太大了，中央电视台的位置不是随便你让出去的，你知道多少人连休一个假都不敢休，怕那个位置被别人占了，你怎么敢随便辞职跑两年。
这些我都没想过。全是本能驱使。偶尔我也去给组里或者其他节目做做策划。有一次，一个策划开会迟到了，说路过一菜市场，一女的跟人打起来了，据说跟老公离婚，自己带着孩子跑到北京卖菜来了。每次别人聊这些开会正题之外的扯淡，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都觉得这部分要直接播出去就是好节目。
但那时候我也没说我要去关注普通人。到了2000年，赵淑静去别的节目，《半边天》换了新制片人。我只能回去上班。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隐约还是对普通人感兴趣，但我依然不知道怎么把它呈现为一个节目。在不知道怎么做又非得去做的情况下，最容易的就是「杀熟」。
我就想，我身边谁的经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接近我志趣的，我想起我的一个同行——深圳广播电台主持人胡晓梅。
胡晓梅是江西矿区一个女孩，改革开放后跑到深圳打工。熬了几年，准备回老家。回去之前，坐环城巴士告别深圳的时候，听见巴士司机在听深圳广播电台的广播。
当晚她给电台的《夜空不寂寞》打了电话，诉说自己在深圳的经历，这期收听率爆棚，引发许多打工者的共鸣。电台觉得她表达能力很强，邀请她去做主持。这奇迹般地改变了胡晓梅的命运。
我觉得这个故事既有个人的戏剧性，又有时代的共振感，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样的命运起伏。当时我就跟领导说，我要做一个我个人的访谈节目，我不想再坐在演播室里了，我要去找我感兴趣的人。领导答应了。
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胡晓梅。谈话过程并不兴奋，因为都聊过。但是，胡晓梅讲了她当年如何背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跟着人潮挤进特区。我跟编导就特想在外拍小片里呈现这个场景。
那天，我和一位编导、两位摄像去了罗湖火车站。主持人其实没啥事，我就在车站瞎晃，晃着晃着就想上厕所。
当时深圳火车站的女厕所把我给惊呆了。那时候那个女厕所蹲坑还是装的木门。门背后全写满了字。我震惊是因为，以往女厕所是没人写字的，一般是男的爱在火车上男女混用的厕所写字，基本上都是跟色情有关的东西。
但深圳的女厕所里全是字，写的全是「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还有人写，「今天晚上我没地儿可去，妈妈我该怎么办？」
全是这样的，全是追梦人或者是困顿的旅人在诉说自己的心情。从遥远的异乡冲到一个梦想之地，历经百般滋味后的人写的，我当时就特别受震动。
我因此对这期节目抱了巨大希望。回到北京，编导在我要求下先后剪了三版片子，我都不满意。最后，编导火了，她把场记本扔我面前，说，你自己看看我把什么有价值的漏掉了？
什么都没漏。是我自己弄错了一件事，我的激动发生在深圳火车站女厕所里，但编导没有经历那个场景。我向她道歉。我说，我感觉自己隐隐约约抓住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以后节目的生命核心，我要是这次抓到了，我以后就知道要做什么了。
我又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罗大佑。多年之后，我终于见到罗大佑，我问他，你始终在创作，你创作的生命力到底来自何处？
罗大佑说，「西门町汹涌的人潮，每张脸背后的故事。」我当时听完内心汹涌澎湃。从深圳采访胡晓梅回北京后，我又想起他这句话。我总算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因为西门町汹涌的人潮对我来说，就是深圳火车站厕所墙上的那些写字的人。
我认为我真正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此，开始于这之后在《半边天》做的周末版栏目——「张越访谈」。我终于开始告别那种溜光水滑的电视形态和主持人不过脑子的套话。
做了几期之后，编导们问我，满大街都是普通人，我们找选题的标准是什么？我说，第一，有独特的个人命运，并且有能力进行个人化的表达，就是我不要听套话。第二，通过ta的个人经历，能看到群体和阶层的经历和处境。第三，通过对群体的关照，能够看见时代和历史。
波澜壮阔的女性内心
在《半边天》做「张越访谈」的那几年，我们访谈的每个人物都是这样，就是在具体而普通的生活中，过着自己内心波澜壮阔的日子，而她们内心的这份波澜壮阔，又跟历史进程，跟环境密切相关。好多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期节目是一位天津的中年女性。她爱思考，爱写作，但有一只眼睛是斜视。从小特别自卑，不敢惹一切人，不敢爱人。在生活里她习惯性地讨好所有人，谁谁谁喜欢毛衣，谁谁谁喜欢包，她就给人织或者花钱去买，转头送给那个人。到后来，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招编辑，她考试过了，面试之前她跑了。她本来应该有不一样的人生，但她彻底被一个生理缺陷击垮了，一辈子都想逃跑。
和这期形成对照的是一位老年女性的故事。她就是有一天，突然跑去学现代舞，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己舒展了，表达了。事实上她岁数挺大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散文家，在自己的领域不缺表达的机会。但她就是想去跳现代舞，在自编的动作里表达自己。所以那一期我们取的标题是《跳舞就只是需要跳舞》。
我们也采访过很多特殊职业的女性。我印象很深是一位女性法警。她是给死刑犯执行注射的警察。在她日常遇到的犯人里，很多是女性重刑犯。这几年，很多人都了解了女性重刑犯中很多人是因为情感或者遭遇家暴而实行的犯罪。所以这位女法警在面对这些女犯的时候，常常会替她们感到难过。
她曾经有过调走的机会，但还是留下来了。每次要去执行死刑之前，她会和女犯人聊天，甚至问她们，你还有什么心愿，我尽力帮你完成，她就是总想还能为这个工作做点什么。
女性和婚姻这个话题，到现在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那时候我们做过很多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节目。有一期就叫《谁敢不结婚》。主人公是县城的一位年轻女性。她跟我们写信说，「我必须恋爱才能结婚，但我的环境里，一相亲就是摆双方家庭条件，我跟谁都没有共同语言，马上30了，我该怎么办？」
在那个环境里，她说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怪物。她一直在悄悄地买彩票，想着等哪天中了大奖，她就去北京去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想去看看那个环境究竟对人的压迫感有多强。去了之后，我让男编导和她一起从小区楼底下走过去。所有人家的窗户啪啪啪都打开了。她和其他人打扮也不一样，那儿的女性基本都穿一脚蹬的紧身裤，她只穿白衬衫牛仔裤，她用文艺青年的外形在表达自己强大的坚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城女青年有多苦闷。
还有一个类似的女孩，她是在县城粮食局看守仓库的。20多岁，一个人守着一座黑不溜秋的大仓库。在当地这是个铁饭碗。但她觉得自己太压抑了，没有同事，没有社交。我记得我和她站在那座没有窗户的大仓库里，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特别清晰。人的一辈子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半边天》的观众很喜欢给我们写信和打电话，其中很多是在外地打工的年轻女孩。她们的生活看上去已经和上一辈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在面对婚姻、家庭时，她们的苦恼和挣扎并没有变得更少更轻。
有一期节目叫《韩春霞的嫁妆》。我们去河北采访即将结婚的女孩韩春霞。她在外地打工了好多年，给家里挣了不少钱。她想留在城里，可是城里找不着对象。家里三催四逼，给她找了一个对象。结婚前几天，我们到了她家，她拿出一件红黑两色的毛衣，打算结婚那天穿。我问她，怎么不选一件传统的红缎子，她说因为「红与黑」。我说什么叫因为「红与黑」？
她说，在城市打工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外国小说叫《红与黑》。看见这件毛衣，她就决定结婚穿这件。这代表着她向往的一个外面的世界。
她也很骄傲地给我介绍她家给她准备的嫁妆，电器，家具，农用机械，特别丰厚，在农村很拿得出手。父母准备的嫁妆里，只有一盏粉红色的台灯是她特别要求买的。她说夜里，开着台灯，心里好像有了一点寄托。
第二天她带我们参观新房。从卧室大衣柜里，她拿出一个鞋盒，说是给自己的嫁妆。从没有给人看过。里面是一大摞旧的笔记本，是她在城市打工时的日记。她说，这是她最宝贵的东西，是她给自己的嫁妆。
我们拍完节目走的那天，送给她10本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名著和小说。那个即将出嫁的姑娘紧紧把那摞书抱怀里。我们的面包车开出去一百多米了，她还站在门口。不知道怎样的生活在等待着她。
除了打工的姐妹，小地方苦闷的年轻女性，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年长的女性故事。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是一个跟知青那段历史有关的采访对象，那期节目叫《小芳的故事》。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上海知青去北大荒插队，一个叫刘行军的男知青和当地村里一个叫王雅文的姑娘好了。
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文革」结束了，刘行军说我先回上海安顿一下，你等我回来接你。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刘行军和父亲老战友的女儿一块上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只有王雅文那傻姑娘在村里干等。又过了很多年，刘行军离婚了，从海外回国。有一天在上海街上遇到高中同学，同学说你知道吗，咱班有人回过知青点，那个叫王雅文的，不结婚一直在等你，病得都快站不起来了。
刘行军从屯子里接回了王雅文，两人终于结婚了。过了几年，换刘行军得了重病，王雅文用她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给丈夫借钱，看病，最后康复。
这样传奇的普通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记忆很深的是一个被拐卖的女性的故事。她最早是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其实就是无处诉说。后来答应接受采访，我们去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四川女孩，17岁的时候被亲戚骗去外地打工，卖给一个岁数很大的男的。
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她就跑了。在另一个城市打工，学习，上补习班。有人给她介绍了酒吧陪聊的工作，她去了。中间经历几次没有结果的恋爱。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在一家企业做职员。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往。我们问她，那你何必现在接受采访。她说，之前每次恋爱，都因为自己过去的经历而中断，这次她想一次性告诉所有人，让大家知道她是谁。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想有一天去找回自己的女儿。「我得拿这个节目作为证据，给她看，我要让她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了她，她可能不理解，不原谅，没关系，我得让她了解她妈妈这一代的女人经历过什么。」
我被她的勇气和深刻打动了。我意识到，在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乡村女性的城市化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像「韩春霞的嫁妆」那样的，也有被拐卖进入城市的。
当时我们建议她给脸打上马赛克，她说不用。后来真的出事了，江南一家小报以「一个三陪女的自白」复述了我们那期节目。我看了真是如雷轰顶，打电话过去，已经找不到她了。过了一些天，她说被单位开除了，房东也退租了。那是2002年，之后她彻底消失了。这人也成了之后我的一个心病。
又过了几年，我在网上做一个直播访谈。突然在互动网友的留言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我认出了，那就是她的网名。我跟工作人员说别管直播了，我要跟这个人互动。我们又联系上了，她去了一个新的城市，隐姓埋名。之后若干年，曾经发生过的又发生了一遍，但这次她新公司的领导保护了她。过了几年，她30多岁了，在一次活动上被一位军官认出来，后来两人结婚生子。她最终要回了女儿，第一次开始过上平静的生活。
最后一次通话，她说一切都特别好，只有身体一般。她说，这次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张越，到我临死的时候，我的眼前会浮现一些人的脸，其中有你。
我想保卫她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我去台里打了一个加密报告，申请将她那期节目永久封存，就是我自己去借也看不到了。以后都不会有人再看到了。
「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普通人的内心同样波澜壮阔，这是我在《半边天》做人物访谈时最大的感触。这些女性的命运故事让我真正进入了生活。我喜欢那段日子，带着一箱子录影带，跋山涉水，上高原，下矿井。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一辈子也不会去那些地儿。
所有这些采访对象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位。
一个是东北的女孩。多年前，她的姐姐姐夫闹离婚，在一次纠纷中，姐夫怒气之下打死了岳母。姐姐当场精神分裂，姐夫逃跑，多年消失不见。这个女孩当时就不干了，抛下工作、家庭，千里追凶，跑遍全国。每次打听到一点线索，她就去当地打零工，走街串巷地找人，7年后，她在长白山里找到了线索。
她带着警察抓住了姐夫。那7年，对她来说是地狱般的7年，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当面问姐夫，我妈死了，我姐疯了，凭什么？只有将姐夫绳之以法，这件事才能了结，她才能开始新生活。
最初是一个别的电视栏目找她讲千里追凶的故事，做完了，她跟人说，你们去帮我把张越找来，有些话，我只想跟她说。
我去了，她说，本以为把凶手抓住了，这个事就完了，经过了才知道完不了。她说，判了死刑之后她去见姐夫，姐夫说，「杀人应该被枪毙，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我真不是诚心杀咱妈的，是那个时候情急之下动作粗暴……」
他说，你姐姐疯了，我死了，以后你能帮我照顾孩子吗？那个女孩说，那你到了那边，能帮我照顾我妈妈吗？姐夫说好。两个人在7年后，死刑之前，互相原谅，达成了和解。
这么多年，这个东北姑娘和我一直有联系。除了她，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同时也是《半边天》创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期节目的主人公，刘小样。
刘小样最初也是给我们节目组写信。有天，一位编导说，有封观众来信挺有意思，一个北方农村的女性，说她特别喜欢读书，但是她的环境里面没什么书，她觉得自己活得挺不满足的。
我最初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有精神需求的农村妇女，觉得不错，新一代的农村妇女嘛。后来同事跟她通了电话，聊完之后，说她内心很丰富，思想有别于我们通常看到的农村妇女。我说行，能不能去采访她。后来同事说不行，人家不接受采访，因为环境太封闭了，一个乡下媳妇，不好好做人，跟外面的不认识的人瞎勾搭，会让村里人说闲话。我说那就算了，这事就放下了。
又过了几个月，同事说，上次那个农村女性又写信来了，还是在说内心的苦闷。我们跟他丈夫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对方在外地城市打过工，比她开明，说欢迎到家里来。我们就去了。
谁知道，机器支起来，什么都谈不出来。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啥也表达不出来。我想，这嘉宾得陪伴，先不走了，陪她待几天吧。
以前录节目，顶多熟悉半天就够了。那一次，我们在刘小样家待了三天，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出去赶集。三天，我们已经特别熟了，她跟我一点不害羞了，我说行了，录吧，就又摆开了架式。
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田边。又谈不出来，跟三天前一样。日常的话题可以说，但是真正有内心感受的表达，一句没有。那天下着雪，我们在田边坐了几个小时，快冻死了。
实在是「挖」不出来，没办法，只能放弃了。我就跟摄像说，您去周围多拍点空镜备用吧，拍了我们就走。他去拍空镜的时候，我和刘小样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按照一般的工作流程，他可以关掉设备，也不听耳麦了。
我已经完全死心，不知道还能聊什么。我随口问她，你老说你不开心，那么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呀？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
她毫不犹豫地说，「你」。我说，啊，为什么是我。
她说，「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我们这些农村女人呀，哪儿都没去过，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坐汽车去省会，只要5块钱，我们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就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是结婚之后我老公带我去的。去了西安，站在鼓楼，我身边人来人往，全是人，我站在那儿就觉得特别孤独，我就哭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真正的谈话开始了。她继续说：
「在我们农村的生活里，有了钱，买衣服是正常的，买书是不正常的，买房子置地是正常的，出去旅游是不正常的，如果你要想看书，你要想旅游，你想跟外面的人说话，交朋友，你想出门，别人就说你这个媳妇不安分，可是我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我去不了。我就读书，书也没有。我读电视，我看电视跟你们看电视可不一样，你们就是看，我是把电视当书读的，我通过电视看到了别的地方，看到了别的人的生活……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
她的话把我说得五雷轰顶。我一方面兴奋，觉得这就是等了几天我想要的。一方面是极度的绝望，因为设备已经关了，摄像都走了。以她的性格，如果我当时说「停」，把摄像叫回来，她也重复不出来了，你也不能让人家给你演，她又不是演员。
她的表达让我特别感慨。我说，我知道你特别难过，但是你想过吗，你的姥姥，你的妈妈，可能都没有你这份苦闷，饭还没得吃呢，房子还盖不起来呢，所以在你的痛苦里其实也有咱们女性在时代里前进的脚步，你能听得见这个脚步声吗？
她说，我能够听得见。雪花落在我和她身上。这样的谈话充满了时代感、历史感、个人命运感，可是却什么都没拍下来。我紧张到浑身冒汗，外套里面的毛衣全湿透了。手指甲抠着我的手心，一直往里抠。但是我不能跟她说，你停下来。那半个小时，我绝望极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等到她都说完了，我特别沮丧。回头想找我同事都去哪儿的时候，我才发现摄像躲在我侧后方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冲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原来他一直开着话筒，一直在偷听，听到这个谈话有意思的时候，跑回来，躲在一个刘小样看不到的地方，一直端着摄像机朝我们这边拍。所以刘小样这期节目是一位摄像救下来的。
后来我老说什么叫好的团队，就是我们要真心尊重合作者和同事。比如我这个摄像，出门出差永远爱喝酒，喝完酒就出问题，要不起不来床，要不赶不上火车，要不手机丢了，要不发火跟人吵架——属于那种很多人会不愿意跟他合作的麻烦制造者。但同时我知道他的敏感，使得他不会成为一个呆板的匠人。他对节目内容永远保持着新鲜感，这就特别好。
最动人的部分全是他偷拍到的。后来节目播出之后，反响特别大。好多媒体找我要刘小样的联系方式。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她。她说别给了，任何人都别给，因为我的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她说如果我还年轻，你知道我一定待不住的，我一定要走出去的，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上有老，下有小，文化水平不高，我已经没能力出去了。你别再让人来招我了，我现在就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那天做完谈话后，我们和刘小样夫妇告别了，收拾好设备回到县城宾馆。当天我收拾好箱子准备回北京的时候，她突然冲进我宾馆的房间，进门就抱着我嚎啕大哭，她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
最后她说，「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又走了，就像一场梦，你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些像诗一样的句子，是她在她的环境里不敢跟任何人说的话，也没处诉说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于她的价值。我内心觉得特别的酸楚和百感交集。我觉得她思想的那种勤奋程度超过我见过的绝大多数人。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跟我讲，刘小样的身上有ta的影子。特别有趣的是，有同感的人不只是农村妇女，很多是男的，有搞艺术的，有做文化的，总之各行各业都有人跟我说特别有同感。
我发现这期节目，其实跟我一开始设定的「农村妇女学文化」这个主题是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它表达的是一个人类的母题：生与死，爱与恨，去与留，满足与匮乏，它说的是人性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男女老少每个阶层的人都对她的孤独感——对她既渴望又不敢去尝试、不尝试又不甘心——对她的所有的这些，有那么强烈的共鸣，乃至想起她说的话就想哭，那是因为跨越所有阶层、地域、文化、性别的分类，我们都是「人」。
这也是我懵懵懂懂开始做《半边天》人物访谈后，一直想找和想回答的问题——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教养的、不同的贫富经济条件下的人，在一切都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心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共通的东西。
我觉得在刘小样身上找到了。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什么都跟我们都完全不一样，但她那种焦虑、喜悦、痛苦，全部都有人本性中最共通的那个东西。这一切让我在那几年快速地成长。那是我最快乐的几年。
只要有一个女人
《半边天》最初是应1995年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而诞生的。1995年后，几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开办了女性节目。「世妇会」结束后，这些节目大部分消失不见了。《半边天》是其中开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女性节目。
为什么就它活下来了？如果它只报道大会，它早完蛋了。它存在了15年时间，因为它顺应时代的风潮，将性别平权的价值观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进行了推广和启蒙。
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推荐，中国有一个叫《半边天》的节目在一直宣传性别平等。我觉得我们不是做了一个花里胡哨的节目，而是传递过一种价值观，而且确实对很多女性产生了影响。
但如果要检视1995年「世妇会」时设立的那些行动纲领和目标，进步是有的，比如性别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动，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
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风险，即和城市化伴随的消费主义潮流使女性又进一步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所以机遇和风险同时都存在。
几年前，《半边天》因为收视率的问题被停播了，但网站还在。网站上面有一首诗，是美国诗人南希•史密斯的《只要有一个女人》。
1995年，我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半边天》。领导请性别研究的学者来给我们上课，老师们就给大家念了这首诗。所以我们特别喜欢那首诗，后来我也经常出去做性别话题的讲座，我也会给观众读这首诗。
我觉得这首诗说的其实是性别平等的真谛。性别平权不是女人非要跳出来向男人夺权，而是女性从「人」的要求出发，要求以一个同样平等的主体地位被对待。它是对性别刻板印象导致的生存方式、生存选择的一次解脱，它要解放的是所有性别的人类。
《只要有一个女人》
作者：南希•史密斯 译者：黄长琦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
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
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
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再扮演
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个男人想摆脱
「无所不晓」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情绪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现柔情。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只要有一个女人想弄懂汽车的构造而得不到帮助，
定有一个男人想享受烹饪的乐趣却得不到满足。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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