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要吗？科学到底有无边界？艺术家们有答案！
安迪·沃霍尔《Andy 1》，数字图像，1985年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科学的讨论层出不穷。而在艺术家的眼中，科学也同样是一把“双刃剑”，许多艺术家利用技术进行着丰富的当代艺术实验，而很多人也在作品中质疑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
关于科学的大讨论
11月26日，深圳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本月诞生。这则医学界重磅新闻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热议。虽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生命进人为地干预预见了科学未来的巨大潜力，但同样将科学置于了道德伦理的两难境地。
2000年，艺术家爱德华·卡茨（Eduardo Kac）将水母的荧光基因编入兔子的基因中，创造出了“荧光兔”Alba。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作品《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如果基因编辑技术在道德层面获得了通行证，那么每个人都会变成一座书中的“黑尔舍姆”——科学的巨轮碾压过我们时，它最终将去向何处？科学的边界究竟在哪？
李山《写入》
这样的疑问，同样在艺术界中被广泛讨论。从过去一个世纪不断发展的数字艺术，到最近大热的人工智能，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未来的某一天，艺术会不会被技术所取代？
2007年，艺术家Stelarc在前臂上移植了“第三耳”。
或许，答案是否定的。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确为艺术带来了无限可能。从电视、录像机，再到现在的电脑、编程，许多世人熟知的艺术家与科学家都参与了最早期的数字艺术创作。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走进数字艺术，了解其中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韦德·玛瑞诺夫斯基《SYNTHESISER-ROBOT》
Bell Labs中诞生的“艺术家”们
位于美国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常常被称为科学界的殿堂。这座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实验室，是晶体管、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实验室至今已获得了共计25000余项发明专利，平均每个工作日都能获得三项专利，而来自这里的八位科学家都获得过诺贝尔奖。
贝尔实验室
在建立之初，贝尔实验室便致力于多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伴随着理论的进步，多项新发明被这群科学家们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中。从1950年开始，实验室的研究员——数学家本·拉波斯基（Ben Laposky）开始尝试使用示波器等电子设备来创造抽象图像，他把这些图像设计称之为“电子组成”（ElectricalComposition）。后来，他甚至还采用了电子仪器来为这些图案着色。
本·拉波斯基《Oscillon》
本·拉波斯基《Oscillon》
1952年，拉波斯基（BenLaposky）正式创作了名为《波形图设计》的作品，这组抽象图像被视为使用计算机创作的第一组图像艺术作品，这也标志着计算机艺术的诞生。随后，拉波斯基带着这些“电子绘图”作品，像一个正式的艺术家一样，在美国境内开始了巡回个展“Electronic Abstractions”。
本·拉波斯基《Oscillon》
实际在当时，由于计算机设备造价高昂，这些“高科技”艺术作品的作者都是实验室内的科学家们。思想活跃的他们在严谨的科学研发之余，开始对这些冰冷的机器产生更多的思考。
来自实验室的Leon Harmon、Ken Knowlton成为了第一组将照片扫描再重新编辑的创作者，这组名为《Bell Labs Nude》的作品在《纽约时报》上得以发表。
除了绘画，游戏、音乐都成为了他们尝试的对象。在先行者拉波斯基之后，1957年，同样来自贝尔实验室的电子工程师马克思·马修（Max Mathews）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创作音乐的电脑程序：在一台IBM704电脑上，马修完成了一次精彩的电脑音乐的表演，而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电脑音乐之父”。
工程师、艺术家马克思·马修（Max Mathews）
在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中，来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利用身边的先进设备，一次次地打破科学与艺术的边界。他们富有趣味的实验为之后数字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决定性作用。
如今，Bell Labs依旧在支持科学与艺术的实验项目，并设立了Nokia Bell Labs Prize以鼓励新媒体艺术家的发展。
九个艺术与科学的狂欢夜
渐渐地，贝尔实验室内艺术实验的成功不再是小打小闹，甚至有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开始真正地去了解艺术并试图让两者的结合能够走得更远，工程师比利·克吕弗（Billy Klüver）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在1960年，克吕弗就和尚·丁格利合作，创造了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向纽约致敬》。
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工程师比利·克吕弗与其他艺术家、科学家在一起调试设备。
“九个夜晚：戏剧与工程学”开幕现场
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克吕弗意识到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潜力。与单方面的实验不同，他希望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与科学家、工程师有同等的地位。技术是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艺术家的创造性能在其中为艺术表达找到一种新方法，“这样的行为能让我们了解，在一个可以将人送上月球的社会中，艺术家究竟处在什么地位。”
约翰·凯奇在作品《第七变奏曲》中，利用通讯设备放大了现场的声音，同时调节着舞台上合作者的脑电波幅度。
幸运的是，很多前卫的艺术家也正有此意。1966年10月，在克吕弗与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的组织下，来自贝尔实验室的40位工程师与10位当代艺术大师进行了配对合作，在纽约第69届军械库展览上举办了“九个夜晚：戏剧与工程学”（“9Evenings：Theatre and Engineering”）。
“九个夜晚：戏剧与工程学”海报
这次活动持续了整整九个晚上，涵盖了十场由工程师与艺术家共同呈现的精彩演出。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对此非常期待，他们在协助艺术家的过程中看到了科技未来的另一种可能；而包括劳申伯格、约翰·凯奇、罗伯特·惠特曼在内的艺术家也同样感到无比兴奋：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艺术幻想，终于要在科学的帮助下成真了。
“九个夜晚：戏剧与工程学”活动现场
最终，这场连夜的狂欢吸引了超过一万名观众，很多作品中使用的技术都在贝尔实验室之后的研发中成为了如今最常见的产品：例如无线麦克风。而艺术家们，也在前所未有的“放飞自我”中尝到了艺术与科学合作的甜头。
罗伯特·劳申伯格《公开得分》，艺术家在球拍中植入了晶体控制调频传感器，这项技术后来演变成了无线麦克风。
科学与艺术真正地走向彼此
在“九夜”的大获成功后，艺术界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群可爱的“技术宅男们”。在同时期的艺术界，激浪派、新达达主义、观念艺术盛行，前卫的艺术家们急需更多的媒介与方式来拓宽当代艺术的语境。而“九夜”的组织者劳申伯格，开始朝科学迈向更大的一步。
克吕弗与劳申伯格
就在“九夜”结束后不久，劳申伯格与克吕弗再次邀请了超过300位的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会议。在会议中，“艺术与科学实验室”（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简称E.A.T）正式成立。
E.A.T《艺术之外的计划》（Projects Outside Art）
劳申伯格担任董事长、克吕弗为总裁、惠特曼为财务主管，而弗雷德·沃尔德豪为秘书长，会员的申请面向所有艺术家和工程师。他们还在纽约的一间阁楼中开设了一间办公室。E.A.T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找到一条恰当的合作道路，通过艺术激励工业与科技相互参与。
1968年，展览“Some More Beginings: 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在布鲁克林美术馆举办。
在发表了宣言《艺术之外的计划》（Projects Outside Art）后，超过2000位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加入了组织，开始了彼此之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劳申伯格还鼓励在世界各地建立当地的E.A.T组织，从欧洲、日本到南美洲，艺术与科学之间的隔阂被打破。
Peter Poole《Buffle》，1969年。E.A.T与印度机构合作，共同组织了一支来自两国的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队伍，展开了阿纳恩德计划（The Anand Project）。
E.A.T不仅带领艺术家前往贝尔实验室等地参观，招募优秀的工程师与艺术家一起工作，还举办了比赛征集作品、在世界各地开展项目。更重要的是，自成立之初，E.A.T就启动了技术服务项目。在庞大的数据库中，有技术需求的艺术家能够从在库的科学家、工程师那里获得信息、协助，由此展开长期合作。
1968年，E.A.T受百事公司邀请设计了大阪万博会百事宫，建筑穹顶上的烟雾由日本艺术家Fujiko Nakaya完成。
从科学家们自己的小实验，到国际性的合作组织，科学与艺术的缘分让世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科学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但我们不能妄自尊大，只有在人性的包裹下，科学才是温暖的。不如向过去可爱的艺术家们学习，让科学为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
精彩回顾：
[编辑、文/景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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