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博物馆可以卖藏品？
近期，伯尔尼美术馆因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爱德华·马奈的画作而引人关注。这幅1873年的风景绘画因其研究和收藏价值较小而被变卖，以弥补博物馆的财政赤字。对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而言，出售馆藏都是敏感话题。那么它们为何要触碰这根红线？出售馆藏对于博物馆的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幅画作原属于日本工业家松方幸次郎（Kojiro Matsukata），之后出现在德国收藏家康奈利乌斯·古里特（Cornelius Gurlitt）的遗产中，于2014年被捐赠给伯尔尼美术馆。美术馆无意从这笔遗产中获益，但也并不想为此而承担债务。然而为了管理古里特的遗产，应对艺术品研究与修复、法律纠纷与索赔等一系列工作，美术馆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并面临着财务危机。
对于已经拥有大量马奈画作的伯尔尼美术馆而言，为了获取更充裕的资金来保护其它藏品，变卖一幅不是那么重要的画作就显得合情合理。而且作品的买方——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一直在试图回购松方幸次郎的收藏，也表示会妥善珍藏这幅画作。因此，此次出售并未引起太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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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具争议的馆藏变卖 」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圣伊莎贝尔山谷》（Valley ofthe Santa Ysabel），布面油画，99.7×152.4cm，1875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给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
并非所有的出售都能皆大欢喜，尽管近年来博物馆出售馆藏的行为日益增多，但几乎每次出售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争议，尤其是涉及重要作品时。
亨利·摩尔（Henry Moore）《三个坐着的女人》（Three Seated Women），纸上铅笔、蜡笔、木炭、水洗笔等，44.6×55.2cm，1942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14日，苏富比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30万美元成交。
2017年7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伯克郡博物馆（Berkshire Museum）宣布拍卖40件馆藏来筹措资金，以偿还约200万美元的债务、整修博物馆并发展新的规划。
这批出售的藏品包含19世纪欧洲绘画、印象派绘画、现代艺术和中国古代器物等，其中不乏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弗朗西斯·毕卡比亚（Francis Picabia）和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诺曼·洛克威尔《舒奇顿的理发店》（Shuffleton’s Barbershop），布面油画，78.74×83.82cm，1950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给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
消息一传出就引发了全美博物馆界的争议和当地居民的极大关注，遭到了包括洛克威尔的儿子、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和州检察官的反对，他们甚至将该博物馆告上了法庭，引发了持续半年的法律争端。
亚历山大·考尔德《双弧和球面》（Double Arc And Sphere），木材、线、钓竿和油漆，81.3×30.2×29.5cm，1932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16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121.5万美元成交。
随后，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AAM）和美术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发表了制裁声明，号召协会243家会员单位断绝与该博物馆的业务往来，既不出借任何藏品，也不与其合作任何巡回展览。
弗朗西斯·毕卡比亚《滑稽的力量》（Force Comique），纸上水粉，64.7×53.7cm，1914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14日，苏富比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111.9万美元成交。
此次馆藏拍卖之所以引发各方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向现有及潜在的捐赠者传递了博物馆可以通过出售馆藏来筹集款项的信息，导致这些捐赠者担心自己珍爱的藏品会在博物馆资金困难的时候随时被送上拍卖场。对于洛克威尔的继承人而言，这一行为等同于背叛了“永久收藏”的捐助承诺，从根本上破坏了博物馆、捐助者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板面油画，91.8×74.3cm。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23日，苏富比纽约“美国艺术”专拍以22.5万美元成交。
阿尔伯特·比尔施塔特（Albert Bierstadt）《加利福尼亚的巨型红木树》（Giant Redwood Trees of California），布面油画，133.35×109.22cm，1874年。由伯克郡博物馆出售
无独有偶，在2014年的英国，市议会为了扩建北安普顿艺术博物馆和扩充馆藏，出售了拥有4500年历史的古埃及塞科姆卡雕像，获得了近1600万英镑的资金。但反对的浪潮也空前广泛，埃及驻英国大使馆和英国艺术理事会均反对这一“变卖家当”的行为，民间甚至还成立了保护塞科姆卡雕像团体，他们表示这种“捞钱”的行为显然严重损害了博物馆的公众形象，而且珍贵的艺术品一旦流失，其损失是难以想象的。
塞科姆卡雕像（Statue of Sekhemka），石灰岩，埃及古王国时期
尽管面临了重重争议，但上述两起藏品拍卖还是进行下去了。因为对于存在资金困难的博物馆而言，出售藏品获取资金支持的行为显然更有效率。为何博物馆会到了变卖馆藏来获取资金的地步？它们为了继续生存而进行的出售行为真的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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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不足为哪般？ 」
白玉雕云龙追月纹摆件，清。苏富比纽约“云逸雅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佛罗伦斯及赫伯特·欧云伉俪惠赠”专场拍卖会，2019年9月10日
粉彩花卉纹小盘一对，清雍正。苏富比纽约“云逸雅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佛罗伦斯及赫伯特·欧云伉俪惠赠”专场拍卖会，2019年9月10日
与中国国有博物馆主要依赖财政支持不同，欧美国家的公私博物馆或美术馆基本凭借自身去寻找资金来源，用以维系正常运营。资金收入主要包括三方面：基金赞助、私人捐赠和博物馆自身的创收。对于欧美各大博物馆来说，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私人赞助或寻找基金申请专向资助。但是来自外部的资助始终是有限的，尤其是近年来还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铜鎏银瑞兽纹镜，东汉。苏富比纽约“云逸雅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佛罗伦斯及赫伯特·欧云伉俪惠赠”专场拍卖会，2019年9月10日
从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尼古拉斯·康纳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关于博物馆收藏状况的报告来看，在过去十年中，公共机构对英国博物馆的资金支持减少了13％，国际市场上不断上涨的艺术品价格与英国博物馆和画廊有限的购置资金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
玉雕骆驼把件。苏富比纽约“云逸雅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国艺术——佛罗伦斯及赫伯特·欧云伉俪惠赠”专场拍卖会，2019年9月10日
不仅是英国，美国等诸多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也受到公共投入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截至目前为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依然在努力消除已持续了十余年的财政赤字。根据年度报告，博物馆于2017年损失了1010万美元，高于2016年的830万美元，财务困境导致博物馆多次裁员，前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Campbell）也因无力解决财务危机而辞职。
五彩鱼藻纹大蒜头瓶（单行六字楷书横款），明万历。佳士得纽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珍藏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2019年9月12日
黄地青花缠枝花卉纹高足碗（单行六字篆书款），清乾隆。佳士得纽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珍藏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2019年9月12日
此外，尽管博物馆可以获得一部分销售收入，但运营压力仍然很大。较大的博物馆一般都会去策划特展，特展往往是有门票收入的。但这样的项目并不能保证都有赢利，在一些质量不高的展览项目中，门票及其它收入远远抵消不了成本，这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天蓝釉小梅瓶，清。佳士得纽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珍藏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2019年9月12日
绿地五彩团荷纹碗（双圈六字楷书款），清康熙。佳士得纽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珍藏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拍卖，2019年9月12日
其实，经营一家博物馆是非常烧钱的，大部分博物馆都处于勉强开门运转的状态。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实施积极主动的收藏策略往往并不现实，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捐赠，而不是主动扩张。但是一家博物馆若想有长远发展，必然要不断地充实馆藏，这便对资金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博物馆资金普遍短缺的背景下，出售馆藏便成为了快速创收的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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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合理吗？ 」
安迪·沃霍尔《氧化绘画》（Oxidation Painting），画布上的尿液和丙烯酸金属颜料，193×132.1cm，1978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16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337.5万美元成交。
为了获取大量资金而不惜“铤而走险”的行为往往是许多博物馆实行重大计划的先声。2018年4月中旬，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宣布出售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弗朗兹·克莱恩（Franz Kline）等20世纪大师的七幅艺术品，以收购女性和有色人种艺术家的作品，使馆藏能呈现更加完整的战后艺术史。
弗朗兹·克莱恩《绿色十字架》（Green Cross），布面油画，177.2×269.2cm，1956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出售，2018年5月16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519.6万美元成交。
除了丰富馆藏外，这一激烈的举措还另有深意。博物馆希望他们的举动将激发其他组织采取同等激进的策略来解决收藏中的性别和种族偏见问题，引发艺术市场对这些艺术家的关注，逐步扭转女性和黑人艺术家的边缘化地位。
嘉莉·梅·威姆斯（Carrie Mae Weems）《五月花》（May Flowers），彩色印刷，78.74×78.74cm，2002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收购。
艾米·谢拉德（Amy Sherald）《戴帽子的兔子》（The Rabbit in the Hat），布面油画，137.16×109.22cm，2009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收购。
仅一年后，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的这项举措就引起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安大略省美术馆的效仿。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出售了馆藏中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稍逊一筹的一幅画作，将为随后的收购提供资金，以扩充当代艺术品的库存量；安大略省美术馆拍卖了加拿大现代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扬·杰克逊（Alexander Young Jackson）的作品，以收藏更多本土艺术家的重要作品。
丽内特·亚多姆-博阿基耶（Lynette Yiadom-Boakye）《早上八点的加的斯市》（8am Cadiz），亚麻布油画，200×250cm，2017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收购。
曼努埃尔·奥拉齐（Manuel Orazi）《魔术日历》（Magic Calendar），1895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收购。
由此，出售馆藏确实给予了博物馆更多的生机，也帮助它们更好地讲述艺术史。但为了收藏艺术品建立储备基金而进行的拍卖合理吗？
其实这一行为是有章可循的。英美国家的很多博物馆在一定时间内都要对馆藏作品进行系统梳理，将不符合博物馆收藏目标、质量低劣和现有条件下无法妥善保存的作品注销（Deaccessioning），随后博物馆可以将这些馆藏捐赠给其它博物馆或拍卖出售。但对于拍卖出售所得资金，各国博物馆协会往往规定只能用于收藏其它艺术品，而不是偿还债务。
马克·罗斯科《无题》，布面油画，175.3×127.3cm，1960年。由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出售，2019年5月16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5009.5万美元出售。
此外，就出售馆藏会破坏公众的信任而言，这一点对博物馆来说其实不足为虑。并非所有的捐赠都出于对博物馆的单纯热爱，有一些藏家将作品捐给博物馆主要是为了将它们变成可支配的金融资产。在美国，藏家将艺术品捐给机构可以抵扣与作品估价等值的税款。遗赠也都完全免收遗产税，以鼓励收藏家去世时将他们的藏品捐出。在减税的文化政策激励下，出售藏品并不会减少捐赠者的热情。
恩吉德卡·阿库尼利·克罗斯比（Njideka Akunyili Crosby）《Dwell: Aso Ebi》，纸上亚克力、彩色铅笔、拼贴和纪念织物，243.84×314.96cm，2017年。由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收购。
因此，面对公共资助不足、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和馆藏陈旧的困局，博物馆很灵活地寻找到了这一条并不违法的捷径——将艺术品变现用于其它项目建设，更长久地为社会服务。目前，很多专家都在呼吁与其让馆藏暗无天日地被封存在库房中，不如用来变卖以缓解博物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严格的变卖禁令似乎应该放宽。
但在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背后还有很多负面因素值得重视：馆藏变卖后如果落入私人藏家手中、消失在公众眼前，其原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应如何保障？这些作品如果并未进入博物馆，那么谁能保证它们的保管状况？一些相对珍贵的作品一旦流失，谁来承担文物保护的责任？这些都是伴随馆藏变卖而来的新问题，也是使这一方式能更好地服务于博物馆建设的关键。
[编辑、文/马钰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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