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艺术家永远不要成为财富的囚徒
卢西安·弗洛伊德《Reflection with Two Children》，布面油画，91.5×91.5cm，1965年
卢西安·弗洛伊德《Girl Reading》，布面油画，20×15cm，1952年
纵观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创作生涯，人体、人像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表现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灵魂被细致入微地刻画，其深入人心的真实感刺激着每一位观者的神经。
弗洛伊德在16岁时创作了这张《码头边的女孩》（Girl on a Quay）。画中的模特是年长他一岁的女同学菲丽西蒂·海拉比（Felicity Hellaby），两人在锡德里克·莫里斯艺术学校相识，并逐步发展为恋人关系。
“他非常非常风趣，风度迷人。即使那么年轻，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觉得他将来会成就非凡。”年近百岁的海拉比如此回忆道。显然，青春期的弗洛伊德已经知道如何依靠自己的魅力让女孩心甘情愿地做他的缪斯了。
不可否认，弗洛伊德对于模特的选择是极其自我甚至自私的。他永远都在寻找着，无论何时何地发现了感兴趣的人，他都会将对方安排进自己的创作日程。在艺术创作和情感关系中，弗洛伊德始终掌握着绝对主导权。
面对模特，弗洛伊德有着近乎解剖一般残忍的观察方法——“我会坐得非常近，然后凝视。”他以检视者的身份去剖析每一位描绘对象，从而放大他们隐藏的点点滴滴。这种深入灵魂的观察方式让他的模特们备受煎熬，正如《穿条纹睡衣的女孩》中的主人公西莉亚所说：“我觉得我被毫无一丝怜悯地审视着，好像躺在手术台上。”
卢西安·弗洛伊德《Ib》，布面油画，35.6×30.5cm，1984年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感到痛苦的不只有模特。疯狂和绝望时常走进弗洛伊德的画里。对于人体艺术的执拗让他成为了一个偏执的完美主义者——当他画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会上蹿下跳、叫喊、用画笔砍向画架以宣泄愤怒。他甚至会将自己觉得不够好的画从画廊买回去或是雇人偷回去，然后亲手将它们毁掉。
弗洛伊德的一生似乎都在叛逆。从年少时起，他一直极力否认其祖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学研究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而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依然不顾身体疼痛坚持画画。反叛精神塑造了弗洛伊德孤僻而强势的性格，也促成了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写实艺术成就。
在弗洛伊德幼年时，母亲对他过分溺爱，并全力支持他成为艺术家。四岁时，她曾要求儿子教自己画画，而这让弗洛伊德甚至不愿再提起画笔。好在父亲对他的画不置褒贬。“如果他们两个都赞成，我恐怕就会跑去当马术师，那是我另一个梦想职业。”弗洛伊德如是说。
在艺术创作上，弗洛伊德无疑也是叛逆的。这位让英国女王苦等六年的艺术家曾明确表达：“如果有人要我画他，我通常会无比反感，甚至想揍他们。”这样的固执在为他带来麻烦的同时也成为了他坚守写实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艺术多元迸发的时代里，弗洛伊德为写实主义留下了一隅生存之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抽象和后现代主义的主场，专注写实的弗洛伊德长期被挤压于艺术市场的角落，保持着默默无闻的状态。直到1993年，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所有展品悉数售出，弗洛伊德的艺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以自己惊人的创造力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于写实艺术和人体绘画的偏见。纵然那些当代艺术是新鲜且奇特的，但把他的画与任何一件当代作品放在一起展出，其光彩都难以被掩盖。
上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开始痴迷于描绘肥胖者。雷夫·鲍厄里（Leigh Bowery）与苏·蒂利（Sue Tilley）两位身材臃肿的模特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创作之中。2008年，作品《熟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在佳士得以3364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轰动了整个艺术圈。弗洛伊德的名声也由此走向全盛。
2015年，另一幅作品《休息的救济金管理员》以5616万美元的价格在佳士得成交，打破了弗洛伊德作品的拍卖纪录。这两张画的模特——苏·蒂利，也因此被冠以“弗洛伊德的缪斯”之称。
卢西安·弗洛伊德《Leigh on a Green Sofa》，布面油画，17.2×20.3cm，1994年
然而，此后的弗洛伊德却保持着完全的沉默。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甚至对前来拍照的摄影师拳脚相向。正如他本人所言：“绘画才是最重要的。艺术家永远不需要成为自己的囚徒、风格的囚徒、名誉的囚徒、财富的囚徒。”
弗洛伊德的一生充斥着各种欲望。他自私地索求着，无论是女人还是艺术。对他而言，一切教条都徒劳无益。在20世纪这个英雄辈出的艺术乱世，弗洛伊德以个人的执着、野心与魅力获得了一席之地，并被泰特美术馆（Tate）誉为“20世纪毕加索之外最伟大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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